“中國經濟現在確實處在一個比較複雜的局面。”原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國務院參事姚景源日前在 “廣濟民生財富同行：十三五規劃後經濟趨勢與財富管理高峰論壇”上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集中表現在“四降一升”。
所謂“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企業利潤下降、工業生產品出廠價格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以及潛在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逐步上升。
2015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經指出，目前中國經濟遇到的困難並非是周期性原因而是結構性問題。“需要通過結構改革應對挑戰，中國經濟不會出現‘V型’或‘U型’翻轉，而是一個‘L型’的新常態。”姚景源說。
中國經濟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至今已經走過38個年頭，前35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為9.8%位列世界第一。“我不贊成否認、批判過去增長速度的說法，在當時的經濟矛盾下，只有保持較快增長才能解決溫飽問題，實現脫貧致富。”姚景源表示，隨著30多年經濟變遷，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發生了變化，如果從“吃”的角度來類比的話即從吃飽、吃好正在走向要吃的健康階段。
中國經濟從規模、速度、擴張的粗放式增長轉向質量、效益提高的集約式增長，而發展規律則表現在這種轉變必然發生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中國經濟目前處於換擋階段。”姚景源表示，經濟增長回落與我國面臨的諸多深層次矛盾問題相關，例如中國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
目前，我國80後人口總數為兩億兩千八百萬，90後人口共有一億七千四百萬，00後人口則進一步下降至一億兩千六百萬。數據可以發現00後人口比80後人口整整少了1億人。
從勞動力人口角度出發，中國16歲到59歲屬於勞動力人口，目前也正在急劇下降，2013年勞動力人口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11萬，2015年減少487萬。“從2013年-2015年，過去三年中國減少了1000萬勞動力。”姚景源表示，勞動力人口的急劇下降反應到經濟上，則導致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6年前全國農民工平均工資是1690元，到2015年農民工資則增長至3027元。“姚景源表示，如果勞動力報酬上漲是因為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上升而帶來財富增長這是良性循環，但是如果因為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數量減少而造成人力成本上升將直接形成企業成本壓力。另外，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還表現在進出口貿易以及人口老齡化層面。
但在諸多下行壓力的中國經濟其增長速度並非沒有底線，如果采取倒退思路，針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十八大報告中曾提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指標，今年已經是2016年，距離還2020年還有5年，按照這一目標，近5年中國的經濟速度則不能低於6.5%。
未來，中國經濟轉變應該把著力點放在供給側。“2015年我國6次降準、5次降息，證明我國在需求方面政策逐步遞減。”姚景源表示，中國經濟深層次問題表現在供給側。
一方面供給過剩，2015年我國生產8億噸鋼鐵，但是接近4億噸處於閑置狀態；另一方面則供給短缺，國目前有3000家筆廠，年生產400億支圓珠筆，但是圓珠筆頂端的鋼珠全部是進口的。
“供給不僅僅是技術供給，還要創新供給和勞動供給。”姚景源表示，未來要由人口數量紅利轉到人口質量至上。
“大家都不敢投資”，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作出如此表述。8月10日，由中信信托舉辦的“財富管理新趨勢論壇”在廣州舉行，論壇上，姚景源主要從“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三方面分析中國宏觀經濟，他也同時表示中國經濟增速回落是正常的，和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和人口老齡化有關。
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僅僅為2.8%，2015年則為10.1%。對於今年民間投資大幅回落的情況，姚景源表示，“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預期較低，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連續為負數，大家都不敢投資”。姚景源呼籲在投資方面要避開傳統農業、中低端工業、低附加值的服務業，瞄準現代農業、中高端工業和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
同時，姚景源認為經濟增速回落是正常的，“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不是數量問題、速度問題，是健康問題。中國經濟要走到一個新階段，由過去規模速度擴張的粗放增長，轉到質量效益提高的集約增長，就是由粗放到集約。”
此外，中國經濟速度的放緩也和長期累積的矛盾有關。一方面是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過去的高速發展主要依靠大量的低價勞動力，生產低成本出口產品“打天下”，但如今中國的勞動力人口下降，勞動力成本上漲，過去的模式不可持續。過去高能耗的粗放型增長帶來嚴重的環境汙染，自然和環境不堪重負。另一方面，姚景源也強調中國步入老齡化，但是中國老齡市場的開發不夠，應學習日本的“銀發經濟”，盯住老齡市場。
在經濟結構方面，姚景源表示仍需要繼續優化，即農業應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工業應由中低端產業走向中高端，而服務業則著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特別是，部分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面臨體制上的問題，如金融業方面的中小企業融資問題，要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最根本還是在於打破壟斷局面。
動力轉化方面，必須讓創新和技術進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過去依靠資本、資源及勞動力大量投入，使經濟高速發展的模式已經不可持續。
中國80後人口為2.28億，但是00後人口就降到了1.2億。00後比80後少了一個億。
8月20日，在尋找內生動力、振興東北經濟暨新經濟發展系列論壇上，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給出這一數據。
他說，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三個“大量投入”：一是大量的資本投入、二是大量的資源投入、三是大量的勞動力投入。客觀來講，幾十年來也確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現在，這三個“大量投入”都到了一個不可持續的狀態。
勞動力成本急劇上漲
以勞動力為例，中國目前遭遇人口紅利消失。除了以上提到的少生一個億，姚景源還表示，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16—59歲年齡段)，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就這三年來看，我國已經沒有了一千萬勞動力。這直接反映到經濟上就是導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急劇上漲。
一個可資對比的數據是，越南人跑到廣西去砍甘蔗。姚景源舉例說，在中國的甘蔗主產區廣西，由於砍甘蔗的活又苦又累，要是在廣西當地請人砍一天甘蔗的話需要200元，但是一噸甘蔗才賣440元。於是，越南人就到國內來做這些工作，砍一天只需要70元。柬埔寨的勞動力更便宜，工人們平均一個月才100美元，也就是600多人民幣。
還有，中國的企業也紛紛將工廠搬到勞動的成本更低的非洲。他提到，今年春節後到江西贛州調研，那里有一家很大的制鞋廠，但是現在這家工廠已經搬到了埃塞俄比亞去了，他們那邊的工人一個月才300元人民幣，但是在江西當地3000元都還招不到工人。再將視野投向東南亞國家，比如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等國，現在都開始效仿中國過去發展經濟的做法，用廉價勞動力吸引投資，然後進行加工貿易。目前，很多領域的產品越來越多的都是越南制造、柬埔寨制造。姚景源說，他們的優勢就在於勞動力便宜，越南一個工人每個月的工資比中國工人工資的1/2略高一點。
這反映到國際貿易上也尤為明顯。姚景源說，出口大幅下滑是經濟下行背景下最嚴峻的表現情況。2015年，中國進出口設定的目標是增長6%，當時還認為6%定得比較低，因為過去中國的進出口，特別是出口都是30%左右的增長，即使現在困難再多，6%應當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到今年再核算，實際是負增長。“這是誰都沒有預料到的。”
進一步分析會發現，並不是所有的出口都往下掉，高新技術的出口還是不錯的，掉得最厲害的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比如紡織、箱包、家居、玩具、鞋、塑料制品等，過去世界上這些領域的產品基本上都是中國制造的。但是2013年還是增長22%，2014年就只增長0.2%，2015年全線變成負增長，原因就是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廉價的優勢沒有了。
另外，中國還出現迅速推進的老齡化。以老齡化的國際標準來看，在中國，60歲以上人口為2.2億，超過10%，65歲以上人口也越過了7%，老齡化會對整個社會帶來的是全方位的沖擊。姚景源舉例說，曾經經濟輝煌的日本現在經濟持續不景氣，老齡化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對中國來說，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使得我們必須得轉變發展方式，進而轉變發展理念，再也不能只靠人口紅利了。
大而不強
在論壇上，姚景源提到，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更多的是依靠粗放的規模擴張方式，整個經濟的水平大而不強，基本上停留在中低端。比如工業，中國工業的成就確實是很輝煌，但主要是數量，聯合國統計440種重要工業產品，中國在其中一多半的工業生產已經是世界第一，現在每生產4臺汽車有1臺是在中國。但問題是缺少核心技術。
以汽車制造為例，盡管生產的量大，但主體是合資品牌。他說，在合資品牌汽車生產的利潤分配上，外方拿走80%，我們只有20%。二三十年前沒有技術，中國可以用市場換技術進行合資，可以二八分成。但這麽多年過去了，本來應該不斷前進和發展的，還是這樣的比例，這難道不是問題嗎?
還有，盡管中國的鋼產量是世界第一，但是港口碼頭上高噸位起重機的鋼絲繩得進口，圓珠筆的鋼珠筆頭都得進口。姚景源認為，這種狀態是不可持續的。目前，東北出現諸多的困難，說到根本還是跟國內處於中低端層次有關。
回過頭來看，既然過去依賴大量的勞動力投入不可持續，那該怎麽轉型呢?
他說，就是要提升人口質量紅利。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會產生新經濟，比如勞動力價格急劇上漲，就會產生機器換人，於是，智能制造、機器人就開始有了很大的發展。當然，現在中國在人工智能、機器人制造的領域中還是缺少核心技術，中國切不可在這些新經濟領域中的發展最終還是處在中低端，還是使用日本、德國、美國這些發達國家的核心部件。這就需要把創新作為經濟轉型的核心。
“目前中國經濟面對的困難為‘四降一升’，即增速下降、企業利潤下降、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下降、財政收入下降，潛在的經濟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上升。”12月22日，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在上海舉行的“改革與開放論壇”第三期上如是說。
他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困難有周期性總量的原因，但主要是經濟結構性問題，因此，必須著眼於中國經濟新常態，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去解決。
在“四降一升”中，“增速下降”表現為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很快，2011年中國GDP增速為9.3%，2012年直接降到7.7%，此後一路下滑，2016年基本在6.7%左右;
“企業利潤下降”表現為去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出現-2.3%的增長;
“PPI下降”表現為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連續54個月同比負增長，2016年1-8月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而前些年民間投資基本上都有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民間投資斷崖式下跌是PPI下降的主要原因;
“財政收入下降”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形勢最好的中央財政去年才增長5.8%，而基層財政收入很多地方慘不忍睹，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呈剛性增長，造成財政收支缺口不斷加大，今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將達到3%，為多年所不見，財政缺口達5600億，未來隨著養老支出的增加，財政支出壓力會更加巨大。
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常態”做了高度概括，即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
新常態是當下乃至今後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大邏輯。姚景源認為，把握了這三個“化”，就是把握了當下乃至今後中國的經濟規律。
改革開放38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整個世界經濟中都名列前茅。盡管近3年遭遇了增速回落，但平均來看，前35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速高達9.8%。姚景源談到，發展階段不一樣，發展速度就會不一樣，在這個階段增長速度有所回落是正常的。目前，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新階段，就是由過去靠規模和速度擴張的粗放型增長轉變到以質量和效益為主的集約型增長。
為何在現在出現增長速度換擋期?姚景源認為，除了經濟增長規律的因素外，這還和過去長時間累積的矛盾和問題有關，也就是結構性問題。
姚景源表示，以人口結構為例，人口紅利消失是一個大問題。1980~1989年我國出生人口達到2.28億，1990~1999年這一數字下降到1.74億，2000~2009年降至1.26億，這意味著00後人口數量比80後少了整整1個億。
近三年，我國16~59歲的勞動力人口減少了1千萬，其中，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這反映到經濟上就是勞動力成本的急劇上漲。
此外，老齡化也在迅速推進。目前中國60歲以上人口是2.2億，65歲以上人口是1.3億，都超過了老齡化的標準線，老齡化會對整個社會經濟帶來全方位的影響和沖擊。
姚景源提到，目前中國經濟遭遇下行壓力，而整個經濟中下行幅度最大的是進出口貿易。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增長目標定為6%，但是2015年進出口實際的增長率為-7%，問題出在了曾經給中國的出口立下了汗馬功勞的七大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即紡織、服裝、箱包、玩具、家具、鞋、塑料制品。
過去這七大行業使得中國制造占領了全球很多市場，但是隨著勞動力人口優勢的消失，廉價勞動力沒有了。而越南、柬埔寨和菲律賓這些國家的優勢就是勞動力便宜，他們正在走中國過去走過的路。所以這次的經濟下行折射出過去依靠廉價勞動力生產低成本商品，再以出口打天下的道路已經行不通了。
在結構優化方面，姚景源認為，農業要從傳統走到現代，工業要從中低端走到中高端，然後全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
姚景源表示，當前，我國農業依舊十分薄弱，工業大而不強，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低，現代服務業的成分少。
具體來說，中國農業有兩個“低”，一個是組織化、規模化程度低，二是機械化和科技化水平低，這導致勞動生產率很低。中國現在有2.2億農民，去年農產品出口額是700億美元，荷蘭有22萬農民，但去年農產品出口額是820億美元。
工業方面，中國在眾多行業都是世界第一，比如汽車行業，全世界每4輛汽車就有1輛是中國制造，機床產量占全球總量的38%，造船業產量占全球40%，發電設備產量占全球60%，但存在缺少核心技術的問題。另外，我國是世界第一鋼鐵大國，我國的鋼鐵產量占世界鋼鐵總量的52%，但高負荷噸位起重機的鋼絲都要依賴進口，高檔數控機床95%要靠進口。
我國第三產業占整個經濟的比重，去年是50.2%，今年9月底增至52.8%。但是這個比重依舊不夠高，美國這一數據是80%，全球平均水平是60%。在目前的服務業排名中，足療業、餐飲業等排名靠前，金融、文化產業等還比較缺乏。
在動力轉化方面，姚景源談到，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三個大量投入，一是資本投入，二是資源投入，三是勞動力投入。但是現在這三個大量投入都遇到坎、不可持續了。大量的資本投入帶來了產能過剩，資源投入帶來了高能耗、高汙染，勞動力投入上又遇到了老齡化。因而，現在只有讓創新去替代這三個投入，讓創新成為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