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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2017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日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推動五大任務有實質性進展。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已經結束了。剩下的改革都涉及利益的調整，必然會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損，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過去一年在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等任務中存在的難題和困境，依然會成為2017年供給側改革的挑戰。多位專家表示，去產能應適度優化、更具彈性，並與技術升級和產業調整結合起來；去杠桿的關鍵是增強非金融企業的自生能力，抑制金融市場中炒作力量所帶來的金融杠桿；降成本除了減稅、降費，還應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艱巨的任務。

去產能之難

2016年全年鋼鐵4500萬噸、煤炭2.5億噸的去產能目標任務都已經提前完成。大部分省份都宣布超額完成全年目標，江西、陜西等去產能任務較少的省份甚至在一年之內完成了整個“十三五”鋼鐵去產能的目標任務。

行政手段去產能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目標完成的背後，鋼企煤企的債務問題仍在；規模較小、設備相對落後的民企鋼廠承擔了2016年去產能的大部分任務；防止去產能過程中的逆向淘汰值得關註；價格好轉、行業效益提升的背景之下，過剩產能是否存在著死灰複燃的可能性；大批人員如何安置，這些都是新的一年去產能工作需要考慮的問題。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去產能過程中面臨三大難題：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債到哪里銷。目前來看，去產能資金相對容易解決，去產能既有國家基金保障，也有央企自己的資金撬動。但是人員安置和債務問題依然面臨著很大的壓力。2016年去產能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接下來進入攻堅期和收尾期會更加困難。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專家李全功表示，盡管2016年鋼鐵已提前完成4500萬噸去產能的任務，但只是從量上來說的，還有許多債務、冗員等問題並沒解決。其中鋼鐵國企的冗員大部分是以轉崗方式內部消化的，冗員的包袱還是在國企身上背著。大量去產能鋼企的債務還擱置著，而國企的債務規模過於龐大，頻頻出現的債務違約警示風險猶在。

據中國聯合鋼鐵網首席分析師胡艷平統計，2016年去掉的鋼鐵產能中，民企占據了73%的比重。胡艷平表示，目前噸材虧損超過50元的鋼廠清一色的是國企，相較之下，民營鋼廠盈利要好很多，前9月盈利超過4億元的民營鋼廠已達到32家。全聯中小冶金企業商會原名譽會長趙喜子也指出，在2016年河北去除的1600萬噸產能中，約97%的去產能任務是由民企完成，3%~5%由國企完成。

當民企的過剩產能已經去除殆盡，接下來國企去產能的硬骨頭將更加難啃。李錦表示，這一輪去產能，年初擔心的下崗潮並沒有出現，大部分去產能企業采用了轉崗、提前退休等多種方式來安置員工，這保障了去產能的平穩推進，但是卻給企業帶來更大的負擔。

浙江杭州鋼鐵集團公司(下稱“杭鋼”))半山鋼鐵基地只用了四個多月的時間成功解決了1.2萬人員的分流安置問題，被業內人士稱為“杭鋼奇跡”。杭鋼董事長陳月亮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杭鋼在關停半山鋼鐵基地之後，社會及企業內部謠言四起，職工心里的痛苦、焦慮、恐慌他感同身受，各個群體訴求多樣，微信群、QQ群異常活躍，群眾意見挑頭人物形成。

“關於分流安置職工的方案，杭鋼先後召開57次會議反複專題研究，聽取員工意見2000多人次，政策得到了大多數員工的認可。設定了自主創業、服務輸出等通道，打出了政策保證、領導示範、專業隊伍支撐、政警企聯動、問題化解、執紀問責、聯掛考核等組合拳。”陳月亮說。

去產能過程中，剛性的去產能政策與靈活的需求波動之間存在矛盾，部分行業的供給無法對需求變化做出及時反應，導致了階段性、局域性的供給不足，進而導致價格和企業利潤大漲，從而降低了去產能的意願。

面對這種局面，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認為，2017年的去產能政策可以在保持現有基調不變的基礎上適當優化。供給側的去產能和需求側的穩增長需要有機結合，去產能要更具彈性，更多發揮行業自律的作用。

此外，去產能政策可以更有機地和技術升級與產業布局調整結合起來。“2017年去產能政策可以有更大空間來關註相關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相應地，可以通過引導技術進步、提升環保要求等方式推進行業的新陳代謝，在抑制產能過剩的同時實現行業的優化升級。”徐高表示。

去杠桿之憂

大約17年前的那場債轉股，是當時應對危機的權宜之計，對國企的轉變機制、治理結構和經營管理，沒有實質性的促進，反而掩蓋了企業的部分內在問題。一些本應破產退出市場的企業，得以茍延殘喘，這些企業今天不少淪為僵屍企業。

如今，債轉股卷土重來。2016年10月，隨著國務院《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下稱《意見》)的發布，中國新一輪債轉股大幕正式拉開，明確政府不兜底、不搞“拉郎配”，“僵屍企業”也不會有免費午餐。業內人士分析，如果沒有對上一輪債轉股的反思和總結，加上缺乏監督，那麽走彎路的概率就會提升。

攀鋼集團原副總經理周家琮認為，實行債轉股表面上看企業資產負債表好看了，銀行不良資產降低了，但其實只是不良資產的轉移和包裝，並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反而可能掩蓋企業債務和銀行不良資產危機，貽誤結構調整、企業轉型和去杠桿的時機，繼續扭曲金融資產配置，誤導決策和改革。

他建議，下一步，解決這些企業的問題，應該把著眼點放在企業內部的改革和管理上。不應該企業造成巨額虧損無人負責、不了了之，通過債轉股讓國有銀行其實是全民買單。

李錦也認為，與上一輪債轉股政策性一刀切不同，這一次債轉股思路是市場化、一企一策、政府不兜底。債轉股畢竟是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治標之舉，只對於部分有發展前景、易於盤活的企業適用，不能全都采用債轉股的方式降杠桿為企業脫困，把風險和包袱轉移到銀行機構身上，債轉股不應該大範圍推廣。

新一輪債轉股並非降低企業杠桿率的唯一舉措。《意見》明確，通過推進企業兼並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企業存量資產、優化企業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積極發展股權融資等七個途徑，平穩有序地降低企業杠桿率。

望正資本全球宏觀對沖基金董事長劉陳傑撰文表示，“去杠桿”任務進展緩慢，2016年中國經濟整體還在加杠桿。我國的“去杠桿”問題具有結構性特征，整體的杠桿率水平高其實並不意味著風險就會爆發。目前高杠桿的壓力主要來自於非金融企業部門，特別是產能過剩行業的國有企業部門。這部分杠桿率未來可能向政府部門或居民部門騰挪，但問題的關鍵是增強非金融企業的自生能力，而不是簡單搬移杠桿。

劉陳傑認為，目前金融周期處於高漲階段，這一時期“去杠桿”，更加應該註意到信用風險對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沖擊。從一些治標的政策措施看，比如“債轉股”、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等可能緩解暫時的債務壓力，但根本還在於提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並進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安信證券羅雲峰團隊的一份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仍處於去杠桿之年，在此期間政策的目標就是要“一手抑泡沫，一手防風險”，資金脈沖式緊張或成常態，期限利差可能會一直保持平坦。信用風險方面，打破剛兌實現市場化重估的時點進一步臨近，明確提示信用風險暴露，信用利差走擴的概率大於縮窄。

2017年，央行貨幣政策基調提法雖然仍是“穩健”，但其內涵已經發生明顯變化，去杠桿、擠泡沫、防風險將成為政策考量的重要甚至是首要因素。徐高表示，2017年，去杠桿仍將是宏觀政策的核心任務之一。中國去杠桿的重點應該放在抑制金融市場中炒作力量所帶來的金融杠桿。而對中國全社會總債務規模所對應的這一杠桿，需給其健康有序增長留出空間。

降成本之艱

近日第一財經CEO周健工訪問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的視頻走紅，並持續刷屏。曹德旺在采訪中細數了中美制造業的成本差異，“在美國，能源、電價是中國的一半，天然氣只有中國的1/5，藍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8倍，白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2倍多。美國沒有增值稅，你賺到錢，繳納所得稅35%，再加地方稅、保險費其他的這些5個百分點就是40%，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

曹德旺一席話，引發了社會公眾對稅負問題的再次激辯。現在經濟形勢嚴峻，企業對於稅負的感覺尤其強烈。勞工成本升高，稅收負擔過重，落後產能過剩，金融和房地產擠壓實體經濟……這些問題，都是制約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瓶頸，也是改革的刀刃所向。為什麽國家一直在減稅，企業卻覺得稅負升高了？

今年上半年，天津財經大學李煒光教授率領課題組對民營企業家稅費負擔進行了調研。調查發現，87%的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分析，單就制造業稅負來說，中國跟美國相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稅負的確要高。主要是因為中美稅制不同，美國針對企業的稅收較少，主要以家庭、個人繳稅為主；而我國增值稅是第一大稅種，主要對企業征收。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專門提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把振興實體經濟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並且就降成本、補短板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改革方案，明確要求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等。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近日撰文稱，國家應加快清費立稅進程，切實將適合稅收形式征繳的收費項目、基金項目改為稅收。在明晰政府事權和規範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規模膨脹，減少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強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額。

劉尚希則對媒體表示，從長遠來看，減稅仍有必要。但減稅相對容易，更難的是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艱巨的任務。

投資是難有安寧的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