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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學生頻繁遭遇性騷擾高校里的“狼”早來了

大學校園里的女生正在遭遇種種安全威脅。全國婦聯曾經做過一項針對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性比例高達67%。（魏泊靜/圖）

在李瑩律師看來，解決高校性騷擾問題，應建立性騷擾防範機制，包括調查、處理等環節和保密、防報複等原則。同時也要加強立法，明確性騷擾的定義和界限。

2016年4月5日，南京大學大二女生趙夢在校園里遭遇驚魂一刻。

下午3點左右，她正走在去往仙二教學樓的路上。突然，一個騎車男子攔住她，說自己的腳扭了，問她能不能幫他扭回來。趙夢起先很警惕，但當對方說起熟悉的學校地名，加上周圍人來人往，防備的心松弛下來。

趙夢隨他走到四食堂旁邊，對方脫下鞋子。男子說，“不介意的話，用腳踩也可以。”趙夢彎起腰正考慮如何操作時，對方突然抓住她的小腿。趙夢驚得後退，男子解釋自己是“足控”，還提出要求，“能不能找個襪子給我綁一下。”趙夢沒有理睬，轉身時踩了男子一腳，趕緊跑到教學樓里。後來她在微信里跟小夥伴說，“還好是白天，心有余悸。”

隨後兩天，陸續有南大女生遭遇同樣的事情。南大女生的遭遇，恰好跟突然爆發的“和頤酒店女子遇襲事件”處於同一時間段。當女性安全再次成為一個社會熱點議題時，不為人知的是，大學校園里的女生也在遭遇種種安全威脅。《中國婦女報》曾報道，全國婦聯一項針對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性比例達到57%。

“輕的有露陰癖，重的有性侵，甚至奸殺。學校的處理一般都是維穩，不讓受害者聲張，於是每個學校都有保研路（一般指高校偏僻幽靜的道路，女學生走在那條路上容易被騷擾。一旦發生惡性事件時，學校為了名聲都會答應給那些女孩子很大的好處比如保研，因此有人戲稱那條路是‘保研路’）的各類傳說。”女權主義者肖美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開放的大學空間中，女大學生就像沒有圍欄的牧場里的羊，那些意圖實施性騷擾的人無疑便是“狼”。讓人吃驚的，高校里的“狼”早就來了。

“美女要不要一起走”

接到幾起案例報告後，4月8日，南京大學保衛處公眾號發文提醒——“校園驚現揉腳變態！廣大同學註意！”南京大學保衛處說，“這件事不是個案，去年幾乎同時期就有發生過，極有可能是仙林地區流竄作案。”

事實上，女大學生遭遇的性騷擾不只發生在南京大學：“我在北京林業大學良鄉校區。前幾天，在博雅前的小路上，一個陌生男子差點把我拉進小樹林里。我大聲喊救命，嚇得大哭”；“我在中國礦業大學，我和一群女生吃完飯回校，有個大叔在校門口把我們叫住，還以為是問路的，結果露出下體。女生們嚇得跑掉了，那人騎著摩托車滿意地離去”；“我在暨南大學，看到有男生鬼鬼祟祟，反複進出某間女生宿舍的鐵門。我走過去，他立即逃走，他是要偷看女生洗澡”；“我在武漢大學，有一次走在‘保研路’上，看見暴露狂，太惡心了。我此生都不會再走保研路了。”

這些聲音來自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到的全國各大高校的女學生，她們共同的特點是都曾遭遇性騷擾，且有些人不止遭遇過一次。

南京大學大三學生李安然便三番五次遭受到騷擾。有一次，她走在校園，突然一陌生男子用手勾住她的肩問，“美女要不要一起走？”李安然立刻大喊，正好迎面有人來，那男子也跑開了。

究竟有多少女大學生遭遇過性騷擾？華南一所大學新聞系學生朱麗娜利用朋友圈，做了個小範圍調查。她收回有效問卷73份，在整理時她哭了。她沒想到，身邊有那麽多熟悉的人有過被騷擾的遭遇。其中，有一人用同一個IP地址，填了三次問卷，依次留下了三句不同的話——“救我”、“男老師真惡心”“生無可戀”。

2013年，女權主義者肖美麗從北京徒步到廣州，呼籲建立校園性侵害防範機制。在她看來，“高校的性騷擾很嚴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這種事很常見啊”

華南師範大學的師生曾為改進校園空間安全而努力過。

2013年，華南師範大學新聞系有位女生在第一課室樓（簡稱“一課”）遭遇偷窺後，找學校各部門反映無果，於是她自己開始調查一課的設備問題。

近萬字的報告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一課的廁所燈近一半是壞的，走廊是完全黑暗的，廁所的門各種損壞，錄像監視系統形同虛設，保安人數太少。報告還顯示，自2011年1月至2013年10月，在第一課室大樓至少發生28起變態狂事件。

另一個涉及300個華師女生的調研結果顯示，10%的女生在一課遇到過性騷擾。令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韓益民意外的是，當被問及是否願意為了改變現狀公開說明自己遇到的性騷擾時，那30個女生竟然全都拒絕了。“在傳統文化里，她們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 韓益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讓他吃驚的是10%的比例，這意味著石牌校區一萬名女生里，有千人，即使再減半，也有五百多人受到過性騷擾。

韓益民後來在微博上發起了匿名調查，請那些遇到過性騷擾的華師女生給他發郵件，他一共收到了近30封反饋。

有了這些材料，韓益民給校長辦公室打電話，沒想到工作人員在聽完情況介紹後說，“這種事很常見啊。”韓益民說，“在這位老師看來，這種事對人身沒有實質性傷害，不必小題大做。”

想來想去，韓益民決定以行動促改變。他和幾位同學做了一些警示的標語——“裝燈防狼”“我可以長得很安全，但是我也需要安全”等，貼在一課廁所、電梯口等顯著位置。他們還在網上註冊了“@校長狼來了”（現已更名為“華師關註女性權益小組”）的微博，呼籲以實際行動來對抗已存在多年的性騷擾。

2014年寒假情況得到了改觀。校方開展一連串動作：走廊燈都亮了，廁所設備也修好了，一課樓下還設了一個保安亭。“學校相當積極，很不容易”。韓益民本以為事情就這樣解決了，直到一年後，有同學告訴他，一課的性騷擾問題並沒有得以減輕，他才意識到問題沒那麽簡單。

相比於依靠官方，韓益民更喜歡自主靈活的民間行動。下一步，他準備建立一個校園反性騷擾的微信公眾號，傳播信息，連接有心人。同時，試驗各種類型的警報器，舉辦線下活動，來幫助處於弱勢地位的學生。

“這一套解決方案，目的是要先增強大家對性騷擾的防範意識。”韓益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了充足的意識，各方行動才能到位，包括學生、家長和學校等。”

權力關系下的性騷擾更加隱蔽

“發生在公共空間的性騷擾是明顯的和容易識別的。”女權主義者肖美麗認為，“另有一種性騷擾發生在權力關系下，更加隱蔽，危害也更嚴重。”

最為人熟知的案例是，2014年原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春明誘奸女學生事件。不過，該案受害人代理律師李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被揭開的僅是冰山一角。”

廣州某高校中文系教師劉良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一位女學生被導師騷擾的故事。這位女學生曾經對劉良傾訴：她的導師借口改論文，把這位女學生單獨叫到辦公室。在辦公室里，導師提出親昵的要求，女生不從，逃了出來。事後，導師嘲笑女生“小題大做”“沒見過世面”。女生後來將此事告訴了家長，家長找到了校領導，得到的答複是“別鬧大，對誰都不好”。女生也缺少證據，後來就不了了之。

在另一起劉良接觸到的案例中，一位普通的高校語文老師，沒有任何職務，僅僅利用課堂和學業評價的權力，強行約會多名女學生。在約會女學生時，會不斷表白或暗示，給學生一種“你是獨一無二”“我只欣賞你”的錯覺，故意混淆“控制”與“浪漫”的區別，趁機達到自己的目的。後來，這位語文老師因個人生活中的其他作風問題，而被學校解聘。

“這跟吳春明的手法有相似之處。”中山大學性別教育論壇負責人柯倩婷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這是一種隱性的控制。高校應對老師手中的權力有所監督和制衡。”

然而，目前對於高校里發生的性騷擾案例，尚無明確的定義和範圍界定。“性騷擾”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直到2001年，中國才出現首例性騷擾案件，但最終因證據不足而被駁回。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時，“性騷擾”一詞才首次出現在中國的法律條文中。

雖然在2014年9月，教育部出臺規定，高校教師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但在教育部原發言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看來，這個規定的最大問題是太籠統了，具體操作性差，“比如美國就明確提出，師生間不允許發生戀愛關系，這就很具體。我們提出來是師生間不允許發生不正當關系。什麽是‘不正當關系’？戀愛是正當還是不正當？”

“知道什麽可以做，什麽不能做，不僅對學生，同時對老師也是一種保護。”在柯倩婷看來，明確性騷擾的界限非常重要。同時她也覺得，在吳春明事件中，受害者敢於站出來，得益於社會各方的支持，“支持來自媒體、律師與輿論等，這會給受害者以勇氣。”

在李瑩律師看來，解決高校性騷擾問題，應建立性騷擾防範機制，包括調查、處理等環節和保密、防報複等原則。同時也要加強立法，明確性騷擾的定義和界限。“現在施害者的違法成本很低，賠償高的也就數萬元。因為性騷擾獲刑的屈指可數。”

社會上對性騷擾的受害者存在著一種偏見，認為“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你被侵犯，你肯定有問題”。李瑩覺得公眾對性騷擾的認知也急需培養，在她接手的一起案件中，受害人證據充分，但因擔心開庭之後案件有可能被公開，而最終選擇了庭外調解。受害人認為，“要是公婆、同事知道了，給自己帶來的傷害將比被騷擾本身要痛苦1000倍。”

對於受到性騷擾影響的學生，柯倩婷認為，負面影響將是一生的。“可能會導致她放棄學業、丟掉感情，以及對公共事務的熱心和關註。”

然而，發生在高校里的性騷擾事件，仍未停止。南方周末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浙江某高校一名大一女學生接到過該校歷史系主任一封郵件。該學生與這位老師僅一課之緣，但從郵件的內容看，老師的意圖已十分露骨：

“可愛的伊人：從第一次見到你，你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說，很喜歡你。找個時間到我辦公室來見我。正好我也挺想念你的。”

（應受訪者要求，趙夢、李安然、目分、劉良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