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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NGO斷奶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3-16/100369124_all.html

經過一個多月奔波,四川省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下稱發展協會)的40多名工作人員與志願者,於2012年春節後完成了對當地「准孤兒」的普查,以便為他們爭取補貼,提供救助。

  儀隴縣是四川盆地東北部秦巴山區老牌貧困縣。所謂「准孤兒」都是農民工的非婚生子女,出生後即被父母遺棄在農村老家。祖輩無力照顧,一些孩子失學在家,甚至溫飽難解。

  但就在此時,發展協會自身的生存也難以維持。這家成立於1995年的鄉村扶貧民間組織,目前資金即將斷流。

  最主要的資助來自國際機構,但去年來已逐步撤出。加之前一年小額信貸項目大幅虧損,發展協會的「准孤兒」項目已無力繼續。發展協會會長高向軍曾向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下稱兒慈會)申請項目經費,卻未成功。

  「我也不知道該向哪兒去爭取經費了。」高向軍告訴財新記者。

  和發展協會面臨同樣危機的公益組織,在秦巴地區並非一家。2012年春節前夕,高向軍組織秦巴山區七家面臨國際機構撤資的公益組織齊商對策,其 至今情況並未好轉。其中,南部縣鄉村發展協會已在2011年初將專職員工全部辭退;宣漢海福奶牛協會的兩名專職工作人員已兩年未領工資,依靠家庭收入支 撐;大巴山生態與貧困問題研究會秘書長張浩良則靠退休工資和動員家人參與的方式,維繫機構生存。

  不僅四川秦巴山區有此困境。貴州社區建設與鄉村治理促進會也面對職工離職壓力,負責人毛剛強介紹,西南地區草根組織也面臨資金問題,「去年開始變得尤其嚴重」。

  在中國西北,從2011年年中開始,一些已有十多年歷史的農村服務組織和環保組織陸續關門、裁員。境外資金撤離,本土資源難以對接,讓一大批中國本土NGO面對生存危機。

「洋奶」助長

  中國的社會組織,被分為基金會、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三類。由於多年來的雙重管理體制,能夠在體制內找到業務主管單位,進而獲得民政部門正式登記的機構,大多都有官方背景,也因其民間性的缺乏而飽受詬病。

  過去20多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及國際組織向中國提供了總計116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這些投向教育、環境、衛生、農村發展、扶貧等領域的項目,除與地方政府合作,其中 很多旨在促進本土公民意識覺醒、提供公共參與空間、孵化公民自組織的項目,便會資助成立相應的本土民間組織。

  如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即是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援助的中國西部扶貧與可持續發展項目下成立。彼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為探索在中國西部貧困地區建立民間自治組織,及採取小額信貸方式扶貧,推動建立鄉村發展協會,通過「發展互助資金」開展金融扶貧工作。

  南部縣鄉村發展協會,則得益於國際組織「國際小母牛」的支持。其前身是政府發文成立的「南部縣小母牛項目辦公室」,後在2005年重新獨立註冊。

  在國際機構支持下,這些本土草根組織更易在民政部門獲得正式身份。由是,中國最為邊遠的貧困山區,反而有一大批小型民間組織率先成長起來。

  中國本土自生的機構近幾年也在逐步成長。尤其2008年汶川地震後,大量志願者團體逐漸建立起服務基層的專業化組織。其中相當數量的機構,致力 於基層社區建設、公民能力建設等較為前沿的公益項目,但大多難以找到體制內掛靠單位,多以工商註冊,甚至沒有實體身份,在國內往往找不到捐贈者,也主要依 靠海外基金會扶持。

資金斷流

  草根組織數量增加,對資源的競爭趨於激烈。由於人民幣升值,一些長期項目的資助資金相對縮水,同時國內物價上漲,執行成本升高。此外,中國政府大幅收緊外匯捐贈結匯手續,也讓不少草根組織不得不放棄海外捐贈。

  最重要的變化,則是整個國際社會對華援助態度的轉變。面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西方國家的援助策略隨之調整,資金逐漸撤出。而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各發達國家紛紛縮減對外援助預算。

  如英國國際發展部已在2011年停止對華經濟援助。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會(下稱全球基金)因對中國的資金管理及公民社會參與不足有意見,在2011年凍結了在中國的所有支出。儘管在多方努力下,全球基金解凍了援華資金,但預算規模也有所減少。

  對草根組織而言,最直觀的感受便是項目少了、單個項目資金少了,申請越來越難。西部陽光基金會秘書長梁曉燕介紹,參加2011年教育公益組織年會的150家教育機構,曾經有63家接受國際資金資助,但去年已結束或今年將結束資助的就有30家。

  不過,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國際資金的撤出,並非草根組織資源之困的全部原因。

  作為向社會提供服務的執行機構,絕大多數草根組織維持自身機構運營的資金,有兩大來源。其一是向服務對象收費而獲得一定的收益。如發展協會的小額信貸項目,在正常的情況下,其盈收能分擔機構70%的行政支出。

  但由於公益組織的服務人群多為社會弱勢群體,僅憑該群體的支付能力,並不足以支持機構的長期運營。因而這些組織還需要來自政府或社會的轉移支付。具體而言,包括個人和企業的捐贈,通過執行基金會或政府的項目而獲得的項目行政經費。

  「大多數草根NGO的資金渠道太單一,過分依賴項目本身。」美國福特基金會首席代表助理牛彩霞介紹,一旦項目結束,或者單一的資助方出了狀況,「立馬資源就斷了。」

本土資金觸手難及

  在毛剛強看來,草根組織資金渠道單一,很大程度上與現有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有關。雙重管理的大框架下,很多草根組織沒有合法身份,更沒有免稅資質,得不到國家支持,無法向社會募集資源,也很難得到大額的捐贈。

  一般而言,小規模的草根組織,難以達到獲得正式身份的門檻要求。北京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項目總監王維娜就舉例,目前北京市級民辦非企業機構申辦起點就是50萬元註冊資金,一般的草根組織都不具備此種實力。

  不少捐贈人也並不認同公益機構的費用支出。「捐贈人都想自己捐的錢百分之百給到受助人。」高向軍舉例,人們願意給「准孤兒」捐錢,卻不可能支付發展協會為了蒐集、發佈這些孩子需求信息而付出的成本,「很多人依然很驚訝,你們做公益的還需要工資?」

  而在中國,政府購買服務的實踐剛剛起步,「洋奶」斷流後,更多公益組織都將希望寄託於國內的基金會上。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在多個場合竭力普及公益產業鏈的「常識」:擁有募款資質與能力的基金會應是一個公益平台,由其提供資金,讓基層專業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去執行具體的公益項目。

  然而,儘管在中國境內已有2510家基金會,但僅有以個位數計的基金會向草根組織提供資助。高向軍介紹,集中了大量公益資源的國內大型的公募基金會,資源基本上只在「體制內」運行,「與我們民間公益組織無緣」。

  中國絕大多數的基金會都定位於運作型機構,即募集資金自己運作。這與國際上大多數基金會資助型的定位大相逕庭。一方面是源於捐贈者的定向捐贈要 求,另一方面則是「有錢自己花」的固化思維。但基金會自身人力有限,僅憑一己之力很難大規模開展項目。大多有政府背景的官辦基金會,多通過行政渠道來最終 落實項目,即「基金會購買政府服務」。最典型的案例,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玉樹地震中,賑災資金向體制內流動。

  而僅有的幾家基金會所能下放的資源,相較基金會的總數和資金總量十分有限。基金會與草根組織合作,也多通過招投標方式實現。馬太效應很快顯現, 一些初創期、甚至還未有合法身份的小型組織始終得不到發展的機會;一些明星機構,則在不同基金會間重複獲得資金和嘉獎。「我們現在做資助,找來找去全是熟 面孔。」徐永光感嘆。

  二者生存空間與服務定位的差異,則令雙方更難對接。毛剛強認為,當下很多捐贈者和一些基金會,自己也有生存壓力。一些企業家身份的資助人,對公 益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捐錢捐物層面。而很多植根基層的專業化組織,往往會發現更深層次的社會需求,以更前沿的方式去探索解決問題。如鄉村發展問題,絕大多數 捐贈者、基金會的關注點都在反貧困上,而一些專業性NGO則更多關注村莊治理、村莊合作能力與村莊事務的公共參與。「什麼是公共參與?這和慈善有什麼關 係?一些國內基金會不瞭解,公眾則更加陌生。」

  「現在基金會都是在大城市,在發達地區;NGO在基層,在農村。」基金會中心網總裁程剛認為,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需求、供應也有可能不對接。

如何搭建募用橋樑

  「我們一直以來的觀點,就是支持中國本土的基金會與中國自己的NGO對接。」牛彩霞介紹,儘管福特基金會並沒有削減在華公益投入,但卻調整了投 入方向——不再直接支持草根組織,而轉向資助一些草根組織的支持機構,如旨在為初創和中小型民間公益組織提供關鍵性支持的上海浦東公益組織發展中心 (NPI)、作為基金會信息披露平台的基金會中心網等。

  給基金會與草根組織更多交流機會和平台,也成為政府部門推動社會組織發展的思路之一。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副司長徐建中介紹,今年7月,民政部將推動召開民間公益項目展示會,實現公益需求與捐助願望的對接,讓更多慈善資源流向草根組織。

  徐建中表示,「募用分離」乃是中國公益行業的發展方向。「基金會募集資金,草根組織專心執行項目、提供社會服務,不再為資金問題發愁。」徐建中透露,在「豐富實踐」的基礎上,不排除主管部門將出台指導性的文件,鼓勵基金會向草根組織投放資源。

  另一方面,在民政部門「培育發展社會組織」的基調下,來自政府方面的扶持也在增加。民政部部長李立國2012年3月13日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介 紹,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改革方向已定,統一登記、放寬准入門檻乃是必然。解決了草根組織的身份問題,為民間組織的發展創造環境「也是政府責任」。李立國 透露,中央財政將拿出兩億元來支持社會組織開展社會服務。

  「這將大大緩解民間組織的資金難題。」徐建中介紹,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早已在政府購買服務方面有所探索。但由於各地發展程度、認識程度不一,很多地區的資源還很難給到基層。但此次中央財政購買民間組織服務的舉措,也將是一大積極信號。

  2010年1月成立的兒慈會,直接定位於「民間性、資助型」。致力於兒童救助的兒慈會,在2011年10月啟動「童緣」項目,斥資1000萬元資助了68個與兒童權益相關的公益項目;第二期資助金額同樣為1000萬元,72個公益項目入選最終資助名單。

  2012年「兩會」前夕,兒慈會啟動了第三批資助行動,拿出3000萬元善款,分三期資助180個左右的公益組織。其資助對象,不僅包括民政和工商形式註冊的NGO,未經註冊的草根組織,只要能找到第三方擔保人,也被納入資助範圍。

  在學界看來,兒慈會的資助方式,顯然降低了門檻,為草根NGO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高向軍也開始就准孤兒的救助,提出新一輪申請。

  不過,也有專家表示,草根組織自身素質也亟待提高。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楊團表示,中國的未來是走向公民社會,草根組織要大發展,不過「草根組織 目前的發展是有意願,有潛力,但能力不足,很多都是破土沒出」。梁曉燕則認為,草根組織有著複雜的生態,並不是只要有意願就可以獲得支持。

  程剛進一步指出,應該培育一個良好機制,讓優秀的,有意願也有能力發展的草根組織能夠自由成長,並不一定是簡單扶持,這樣反而有可能製造出不必 要的公益泡沫,應該鼓勵優勝劣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者鄧國勝也表示,草根組織本身也得升級,要學會動用本土資源的造血能力。而多數業內專家都同意, 應該建立有效的第三方評估機制,便於募捐方進行有效選擇。

  目前,基金會中心網也已經行動起來,準備組織幾家基金會和媒體,前往秦巴山區進行調研,以期進一步解決草根組織的實際困難。「我們應該要搭建起這樣的溝通橋樑。」程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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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媽」斷奶:金融機構奔走相問還有錢嗎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3137.html

「一晚上失眠,焦慮今天怎麼還昨天的隔夜拆借。」一家中小銀行總行的一位交易員6月21日凌晨發微信說。「平倉」是他早上上班後的第一也是唯一的任務,然後就是開會、開會、再開會。

6月20日,上海銀行間隔夜拆放利率(Shibor)大幅飆升至13.44%,隔夜拆借利率最高達到30%,7天質押式回購利率最高成交於28%!整個金融市場出現短暫的資金斷流現象,眾多金融機構都在市場上瘋狂找錢,無論是投資經理,還是研究員,甚至金融機構後台支持人員、行政人員都成為了資金掮客,都在奔走相問「還有錢嗎」。

經濟觀察報從一家大型國有銀行的人士那裡瞭解到,中國央行事實上已經約談了工行、農行、中行、建行和郵儲銀行,建議他們出借資金、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另一位銀行的知情人士向經濟觀察報透露,資金最為充裕的郵儲銀行被央行約談了三次、被銀監會約談一次,要求其向市場釋放流動性。

當然,對大行出借資金進行窗口指導並不妨礙央行堅持不寬鬆、不放水的立場,經濟觀察報在採訪過程中,銀行業多位權威人士亦向記者表示這一立場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事實上,自5月下旬起,銀行間市場資金即開始出現緊張跡象,此後事態不斷升級,流動性困境遲遲不見改善,6月20日達到了空前惡化,這一天被交易員稱為資金市場的「六廿慘案」。隔夜和七天期質押式回購盤中均創下至少逾十年來新高,甚至超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銀行間市場頓時成為了高利貸市場。

6月19日,在央行召開的貨幣信貸分析會議上,央行貨幣政策一司司長張曉慧解釋了近期出現的貨幣市場波動問題:「前一階段,部分銀行對寬鬆的流動性盲目樂觀,對6月將出現的一系列影響流動性的因素估計不足,措施不到位,一些大行未發揮市場一級交易商應有的作用,導致貨幣市場價格大幅波動。」

張曉慧所說的影響流動性的因素包括準備金補繳、稅款清繳、假日現金投放、補充外匯頭寸及外企分紅派息、貸款多增等。這些幾乎概括了資金市場近期出現緊張的全部原因。

張曉慧特別指出,「一些銀行長期從事大規模的同業批發業務,期限錯配相當高,給流動性管理帶來較大壓力。

中國銀行(2.62,-0.02,-0.76%)間市場一夜之間長大,所有參與市場的人都開始意識到「央行也會斷奶,流動性不會永遠寬鬆」。一直被市場人士戲稱為「央媽」的央行這次變臉成了「後媽」。

貨幣市場高利貸

6月20日,早盤一開,各銀行就不惜代價以10%以上利率吸收存款,進場搶錢。託管行因為回購利率離譜不敢做清算,導致午盤後交易單據大量堆積。有的債券品種一天就跌去一塊錢。一位交易員說:「資金沒這麼貴過、債沒這麼跌過。」

進入6月,銀行間市場資金開始異常緊張,shibor利率(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一再飆升;加上6月末的年中存貸比考核,近期短期銀行理財產品預期收益率突然上升,意味著銀行對短期資金的飢渴。

建行一款期限33天的銀行理財產品,預期年化收益率竟已飆至7.39%。招行6月21日推薦的一款理財產品為上週發行的短期高利率固定收益產品,掛鉤Shibor同業存款利率,成立30天期限,產品高達12%的年化收益!

「作為投資標的拆借利率上漲,直接導致理財產品收益率上升;另一方面,在資金普遍緊張的情況下,銀行也想通過提高理財產品預期收益率獲取更多資金,以提高自身流動性。」一家股份制銀行金融市場部人士表示。

債券型基金經理面對「錢荒」也叫苦連天。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的債基經理表示,最近受資金面緊張的影響,債基面臨贖回,只能低價賣債券,債市上的債券基本沒人要。「這種情況下,一般只能是『出血』賣債。」該基金經理說。

現券和人民幣利率互換市場亦受此拖累,近期收益率連續走高。一銀行交易員對於20日早盤感慨道,「早晨現券太可怕了,只要有買盤出來馬上成交,我進銀行間這麼多年,還沒見過這樣的情況呢!」

銀行紛紛取消企業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發行,改為貸款。

而在固定收益的金融產品端,市場傳言已經有大型基金公司的貨幣基金爆倉,雖然並未證實目前有貨幣基金爆倉的現象發生,但6月20日當天,南方、嘉實、博時等多家大型基金公司都出現了流動性管理困難。2011年貨幣基金亦出現過因收益率曲線大幅上揚,收益率重估帶來負收益,目前的情況與彼時更有過之。一位基金行業的資深固定收益投資人士測算,在貨幣基金7000億的規模內,目前大約有一兩千億存款被提前支取,雖然規模不大,但邊際效應也對銀行體系資金面構成衝擊。

「如果資金面持續緊張,貨幣基金負偏離、違約交易的範圍將擴大,千億級貨幣基金存款向銀行申請提前支取,也銀行體系流動性形成重壓。最多再堅持半個月,否則貨幣基金整體將出現崩盤。」一家大型基金公司貨幣基金經理稱。

財政部6個月期國庫現金定期存款招標,中標利率跳升至6.50%,不僅創下15個月來同期限品種利率高點,且與同業存款的利率水平相當,顯示銀行求錢若渴不計成本。

山東一家農信社相關業務人員四處求助,要轉出1億票,否則自己和主任都要下崗。

市場普遍認為資金較為充裕的郵儲銀行也在6月中旬禁止分行接票了。

6月的前十天,全國銀行新增貸款中70%以上是票據,部分銀行票據佔比很高,如恆豐銀行98%、浦發銀行(8.28,-0.14,-1.66%)94%、光大79%。

「一般性貸款增加不多,這被各方認為是信貸空轉,銀行支持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估計的政策沒有落到實處。」張曉慧在央行貨幣信貸會議上表示。

惠譽數據顯示,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內地理財產品的規模已高達13萬億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將在6月到期。」惠譽中國金融機構評級主管朱夏蓮指出,短期內,償還這些即將到期的理財產品將是內地銀行需要面臨的最大問題。

央行「斷奶」

回顧2009年以來的銀行間短期資金市場,在2010至2012年間出現過三四次資金緊張情況,但多為年末季末春節等錢荒時期,且七天回購定盤價突破8%幾乎很少見,而歷次出現此類情況時央行或多或少都會平抑市場。

中國銀行的一位交易員在微博表示:這次為何央行遲遲未見行動呢?這是比錢緊更值得推敲的問題,會不會從此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20日午間,建設銀行(4.08,-0.16,-3.77%)隔夜拆借利率18%特別搶眼。當日,Shibor拆借利率工行最低,但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卻是興業和招行。

中行這位交易員還認為,央行的「斷奶」來得突然,讓很多機構猝不及防。這也是張曉慧批評的,很多銀行對6月份的流動性預計不足。

過去幾年,商業銀行已經習慣於將央行作為資金責無旁貸的最後來源。但問題是,時至今日央行無法找出一個有效目標利率;也難找出一個有效的數量範圍,於是最後變成一種商業銀行和央行模糊的心理博弈,這本身就是危險的。「現在看來,央行並不願意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惠譽中國金融機構評級主管朱夏蓮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如果政策方向未變,隨著理財產品到期,7月前銀行間同業拆息利率還會繼續上升。

惠譽的研究指出,與國有大行相比,中型銀行的流動資產更薄弱。假設85%的銀行間資產能夠立刻變現,且銀行無需支付任何到期理財產品的情況下,以去年上半年數據而計,流動性情況最差的光大銀行[微博](2.91,0.02,0.69%),收回近90%的貸款才能滿足其短期現金流出需求。平安銀行(11.28,0.10,0.89%)和華夏銀行(9.48,-0.04,-0.42%)次之,需要收回近75%貸款以滿足需求,而國有大行中,工行、建行和農行該比例為零,最高的交通銀行(4.24,-0.05,-1.17%)也不足30%。「中型銀行理財產品還本付息的壓力相對更大。」朱夏蓮指出,而過去3年,這些銀行在發行理財產品上也更激進。

央行主管的《金融時報》6月17日發表一篇評論文章認為,中國貨幣市場不太可能出現流動性危機,個別銀行之所以出現融資問題,主要是因為這些銀行過度依賴在銀行間市場拆解短期資金,而且放貸規模超出了監管機構的限制。銀行業應該靠自己的力量解決融資問題,而不是指望央行來提供流動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市場裡很多人開始做更悲觀可能的警示。「隨著銀行間市場資金面的越發緊張,機構相互間的違約風險仍有可能暴露。」華東一家券商的分析師表示,「雖然目前這一風險主要還體現在個別機構的時點兌付上,但要警惕的是多家銀行連環違約所可能造成的系統性風險。」

20日,當銀行間市場資金非常緊張的時候,市場上認為央行干預的猜測漫天瘋傳。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動性極度緊張狀態保持大半個交易日後,下午陸續有一定量的資金供給出現,尾盤則湧現出大筆短期資金,緩解了機構的燃眉之急。市場猜測是某些大行獲得央行資金補充,或是央行授意大行低息出錢,平抑市場利率極端走勢。下午隔夜與7天回購出現多筆異常成交,似乎印證了市場的這一猜測。

從20日下午兩點半開始,隔夜回購陸續出現多筆在8%-8.10%的成交,遠低於當時14%左右的加權利率水平,而三點半至收市,更有數筆隔夜回購成交在4.30%左右;7天回購在臨近閉市前有數筆4.7%左右的成交,遠低於11%以上的加權利率。

銀行錯判?

張曉慧在19日的貨幣信貸分析會上說:「一些銀行認為政府會在經濟下行過程中出台擴張性政策,提前佈局佔位。」銀行的這種判斷也體現在了行為上。

6月的前十天,全國銀行信貸增加近1萬億,24家主要銀行中有一半的銀行這10天增加的貸款比其6月份的限額還多,其中郵儲銀行多出1000億,中信銀行(3.77,0.01,0.27%)多出了500多億,民生銀行(9.45,0.16,1.72%)和平安銀行多出了300多億。

這次,商業銀行判斷錯了。事實上,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的失常緣於其對央行的錯誤估計,對寬鬆本身抱有的僥倖心理。

但是市場還存在著對央行的期待。一位銀行間交易員說:「溺愛孩子,讓孩子總生活在蜜罐裡,時間長了,會產生道德風險,甚至埋下系統性風險的種子。但Shibor作為中國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出現如此不正常的波動,且參與市場的所有機構都在面對,央行是否不應該坐視不管?」

但央行營業管理部在其6月21日的金融信息上表示,6月20日貨幣市場利率暴漲主要源於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失當。很多資金被央行認為陷入了無效,站在央行立場上的一位人士說,「憑什麼讓我放水,你們拿著錢又不干正事」。

銀行間利率高到令人震驚的程度,這不是央行的意圖。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陳玉宇甚至認為近日央行在銀行間市場的作為引發了一場支付危機,是在玩火。金融市場變得複雜,金融機構也早不是幾家國有銀行在玩過家家。而央行在維持銀行間市場穩定和保證支付結算方面,從未遇到過挑戰,也無經驗。多數人把這種支付結算功能的維持與央行旨在管理總需求的貨幣政策混為一談。

但也有商業銀行人士認同央行的行為。浙商銀行相關業務部門負責人對經濟觀察報表示:「新增貸款確實大部分在空轉。增量增加在銀行間,銀行在自己玩錢。這次資金緊張的狀況和央行沒有釋放流動性確實給予銀行一定的警示作用,讓銀行將資金用到實體經濟的信貸中去。」「銀行間流動性問題可能是央行面臨的多個問題之一,其他一些積累下來的問題,如資金空轉、M2高企等,是央行急需解決的。考慮到未來的通脹上升風險和高層對經濟下滑容忍度的提高,央行很難主動放鬆。」廣發銀行高級交易員顏岩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國務院上週三召開常務會議稱,要把穩健的貨幣政策堅持住、發揮好;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經濟轉型升級。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日前也表示,要注意防範不符合實體經濟真實需求的「金融創新」,防止資金自我循環以及監管套利行為,確保信貸資金流入實體經濟。「今天的狀態持續兩個月,走在邊緣的企業將會倒下一排,維持半年,資產泡沫的雪崩將夾雜著各種壞賬衝向硬著陸,那將是難以挽回的局面,今天,是真姿態,還是準備假摔?」平安證券固定收益部副總經理石磊表示。

張曉慧要求各大銀行加強流動性管理。她表示:「銀行要改變流動性永遠寬鬆的預期,加強對各類影響因素的研判,改進自身流動性管理,大行還要發揮好市場穩定器作用。一些重大突發性問題及時向央行匯報,如果因資金調度帶來的清算問題,可以提請央行貨幣信貸部門協調解決。總之,只要是系統性風險,只要銀行各方面工作到位,央行是會給予支持的。」

她建議銀行做好6月餘下時間的工作,一方面控制總量、把握好投放節奏,銀行二季度投放少限額有結餘,可以留到下半年使用。

7月,資金面將面臨月初銀行機構補繳存款準備金、月中上繳企業所得稅等巨大壓力,且從到期資金來看,7月份公開市場到期量僅有千億左右水平,資金面狀況仍不樂觀。至於未來的貨幣政策,張曉慧建議銀行正確把握好未來宏觀政策:「未來經濟中的問題,已不能寄希望於擴張政策解決,下一步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會變,既不會寬鬆,也不會收緊,並著重圍繞『穩定政策、優化結構、提升服務、防範風險、深化改革』五個方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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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斷奶難:急需找到新的“利潤奶牛”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910/145573.html

i黑馬:“乳業第一品牌”特侖蘇的魅力正在下滑,長年身患“單品依賴癥”的蒙牛急需尋找到新的“利潤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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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制乳事件”發生後,蒙牛的迅速反應讓熟悉這家企業的人都略微有點意外。8月13日,職業打假人葉光指責添加了其他營養成分的調制乳與純牛奶不是一個概念,將包括蒙牛在內的多家乳企告上法庭。訴訟理由是,蒙牛旗下“新養道珍養牛奶”等三款產品因與包裝標簽標示的名稱不相符,涉嫌欺騙消費者。蒙牛內部立刻啟動了應急預案,開始找權威專家解釋“調制乳”這個專業概念,並在官方微信上解釋。
   
實際上,蒙牛如此重視“調制乳”事件,除了乳品安全不能再有閃失以外,更重要的是,以“新養道”為主的調制乳寄托著蒙牛贏利的新希望。這個事件的背後,凸顯了蒙牛對單一明星產品“特侖蘇”的過度依賴癥。
   
從2005年上市至今,歷經10年,特侖蘇長期保持乳業第一品牌的地位,在同類液態奶中市場份額第一。它是牛奶行業的超級單品,2013年銷售額達到74.2億,今年蒙牛的目標則是達到86.1億。在中國飲品市場,單品銷售額超過它的產品屈指可數,僅有可口可樂、加多寶涼茶、營養快線。
   
最重要的是,特侖蘇是蒙牛的現金奶牛。去年,如果以保守的20%的利潤率來計算(2014年特侖蘇的利潤率預計是26.34%),特侖蘇的利潤是14.8億左右,而去年整個蒙牛集團的利潤是16.3億,總銷售額是418億。看似龐大的蒙牛,其實幾乎是依賴特侖蘇這一單品在養活。
   
過度依賴任何一支單品都是不健康的。況且,特侖蘇的吸引力還在持續下降。以2013年12月為例,在這個乳業銷售旺季,特侖蘇的市場份額下降了1.8個百分點,而伊利的金典卻上升了1.2個百分點。2013年全年,特侖蘇銷售額比上年同比增長31%,但在2014年,蒙牛給出的增長目標僅有16%。昔日王牌正老去,而新的拳頭產品又還沒培養起來,蒙牛處在青黃不接的尷尬階段。最大競爭對手伊利對準這一軟肋沖殺上來。伊利在內部動員,要讓金典在2015年年底全面超越特侖蘇。目前,前者的銷售額為後者的80%。
   
伊利在2009年重新坐上乳業老大寶座後,就對乳業第一品牌仍然花落蒙牛不爽。僅2013年上半年,伊利就砸下25.9億的廣告宣傳費用(蒙牛同期13.5億,光明3.6億),培植特侖蘇的直接競品金典。在有機奶的帶動下,金典純牛奶銷售額也呈現攀升態勢。實際上,有機奶相對於純牛奶,畢竟產量有限,掙錢的還是後者,但前者的品牌拉動效應明顯。
   
蒙牛要面對的不只外患,還有內憂。蒙牛之前有一支能征善戰、勇於開拓的民營團隊。但是,隨著今年特侖蘇品牌團隊一些重要成員的離去,特侖蘇很多核心崗位都被可口可樂等其他大公司的人占據。敢拼、接地氣的氛圍讓位於講數據、重理性的可樂派系。一位蒙牛老員工表示:“那些人都重數據,有幾個會像我們去賣場看堆頭?”而新總裁孫伊萍上任兩年來,蒙牛會說英語的人確實得到更多重用。
   
蒙牛處在了民企、國企和外企三股文化交雜之中,頻繁的人事變動影響到了業務的穩定和發展。8月15日,老蒙牛市場部舉行了一次十年聚會,這里面的人大多數已經離開蒙牛。一位參會員工感嘆,從2004年開始,蒙牛進入高速發展階段,誕生了蒙牛未來星、酸酸乳、特侖蘇和早餐奶這些明星產品。這些品牌都是“老蒙牛”的作品。在新的階段如何煥發新力量?這是“新蒙牛”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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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車5年“斷奶” 企業能否自立?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3/4587153.html

新能源汽車5年“斷奶” 企業能否自立?

第一財經日報 楊海艷 2015-03-18 06:00:00

2014年,新能源汽車迎來爆發式增長,同比增速超過300%。然而,2015年前兩月,國內新能源汽車市場雖然同比依然保持較快增長,但相比去年的盛況,卻顯得後繼乏力。

2014年,新能源汽車迎來爆發式增長,同比增速超過300%。然而,2015年前兩月,國內新能源汽車市場雖然同比依然保持較快增長,但相比去年的盛況,卻顯得後繼乏力。數據顯示,2月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到6190和6045輛,但2014年11月和12月,新能源汽車銷量已經達到6677輛和1.4萬輛。

對此,有觀點認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緣於2月春節因素影響,而另一方面則緣於年後新能源汽車的補貼退坡(較2013年降低10%)造成的“寅吃卯糧”、對市場的透支所致。

“沒有任何一個產業能夠靠補貼長期維持,如果經過這麽長時間的補貼之後,還沒有湧現出幾個拔尖的企業,那說明這條路就是行不通的。”國家863“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重大項目監理咨詢專家組組長王秉剛曾公開對媒體表示。

在基礎設施配套並不完善、產品性能以及成本尚未能達到消費預期的大背景下,以政策扶持拉動市場是世界所有國家在推廣新能源汽車時都在經歷的路徑,但一個市場的成熟顯然不能僅靠政策以及補貼。近期,有業內人士透露,在現行的退坡機制外,國家或將在2020年取消對新能源汽車的補貼。那麽,在短短5年的時間內,現有的新能源生產企業能否盡快做大規模,以實現有效的成本分攤,最終在2020年脫離政策的扶持而單飛呢?

5年內成本能降多少?

這是一個也許讓所有行業人士都無法精確回答的問題。雖然從單車上看,新能源汽車居高不下的成本更多源於其搭載的動力電池。在此之前,有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的負責人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一般混合動力汽車,電池成本能在整車成本中占據30%左右的比例,而純電動最高可占一半。換句話說,如果電池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那麽整車成本也將逐年下降。也正因如此,在此之前,日本新能源產業技術開發機構(NEDO)就提出,力爭在2015年將鋰電池平均成本降至3萬日元/千瓦時,2020年前後降至2萬日元/千瓦時,2030年前後降至1萬日元/千瓦時。

而在我國,第三方統計數據顯示,從2010年至今,動力電池的價格也已經有所下降,不過整車價格並未獲得如此大幅度的同比下降。這是為上述新能源生產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根本上還是在於規模未能有效分攤成本。為研發新能源汽車,近年來國內主流生產企業都曾投入了巨額資金,以上汽為例,在“十二五”期間,其針對新能源汽車的研發投入就達到上百億,而近期,長安汽車也表示將在未來10年投入180億元進軍新能源汽車領域,除此之外,要保障新能源汽車的生產和銷售,人力成本以及設備成本都將會增加。動輒數十億以及上百億的投入,顯然不是幾千輛銷量可以有效分攤的。

因此,在他看來,5年內新能源汽車成本究竟能降多少,取決於整體的市場規模能達到什麽樣的水平。“不說上百萬,如果到那時能達到我們最初設定的2015年50萬輛的產銷目標,新能源汽車的成本可能會降至目前的一半。”這位人士估計道。

為何規模難以提升?

在新能源汽車的推廣上,國家相關部門並沒有少下功夫。中央和地方雙重補貼最高可達10萬元以上,包括優先路權、免費停車以及免費牌照在內的政策也都在緊鑼密鼓地制定和實施之中,那為何新能源汽車的規模一直難以大幅提升?

基礎設施的不完善是業界認為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不過,除此之外,其他多重原因也不容忽視。“在此之前,國家政策對新能源汽車的扶持力度不如現在那麽大,而主流生產企業也沒有太大的投入和研發熱情。”一位自主品牌的負責人蘇南(化名)認為,在他看來,對廣大的合資品牌來說,其已經在傳統市場上占據了相對穩固的份額,從市場層面來看很難有動力去做新能源汽車的研發和投入,因此對這一市場一直存有“觀望”態度。而自主品牌此前正遭遇市場寒流自顧不暇,加之政策一直不太明朗,所以也不敢貿然大規模投入。

“政策的不明朗和不持續確實是此前新能源汽車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汽車分析師張誌勇認為。蘇州金龍汽車王越(化名)此前曾對記者表示,在客車領域,國家的新能源支持政策就曾出現搖擺,“之前補貼傳統混合動力,後面又取消對混合動力的補貼並降低插電式混合動力的補貼而將重心轉向純電動”,這讓生產企業亦步亦趨,不僅難以實現技術的積累,也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除此之外,在全國乘聯會副秘書長崔東樹看來,造成新能源汽車久推不廣的原因還在於國家的補貼政策有所偏差,“商用車如客車等補貼額度過高,而乘用車相對不足”。他舉了一個例子,之前國家對插電式混合動力客車的補貼一度高達40萬元,而純電動客車中央和地方雙重補貼累計可以達到上百萬元。在他看來,上百萬的補貼不僅能夠有效抵充新能源與傳統動力之間的成本增加,還“免費”為企業攤銷掉了部分其余成本,因此,之前部分企業是“躺在補貼上睡覺”。可以作為佐證的是,後來國家對這一類車的補貼降低至25萬元,但企業依然能承受,公共領域的推廣目標依然能完成。“這就值得思考,是不是對這一領域的補貼過多了,需不需要調整?”崔東樹認為。

在他看來,從公共領域著手推廣新能源汽車的思路並沒錯,但整個公共領域的需求量並不大,而要做大規模,還是應該將重心放在對乘用車的支持上,加大對乘用車單車的補貼力度。

希望在於模式突圍?

僅僅依靠政策調整,實際上對規模的快速提升效用也極為有限。因此,張誌勇認為,應該拓寬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思路,把真正的市場問題徹底交還給市場,比如國家是不是可以取消“試點推廣”的模式,讓所有城市的消費者都能接觸到新能源汽車,擴大市場基盤;另外,低速電動車是不是也可以對其加強監督並考慮將其納入新能源推廣里來,有管有放,多條路線同時推進。

此外,在和君咨詢合夥人張海濱看來,要更快推進新能源汽車發展,在推廣思路上也應該有所創新,而非固守此前的營銷思路。確實,在業內人士看來,新能源汽車不僅是傳統制造領域的創新,也肩負著整個汽車流通領域變革的重任。在互聯網思維的席卷以及年輕消費群體興起的大背景下,如何將新能源汽車面臨的成本之重,通過共享模式進行分解,也是整個行業應該考慮的問題。“幾年前,當有企業在新能源汽車領域開展分時租賃時,業內並不是特別看好,但眼下,分時租賃模式已經初見成效,而杭州推行的微公交模式也逐漸被接受和看好。”賽迪顧問汽車行業分析師汪家紅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他看來,目前的新能源行業正處於百舸爭流的“野蠻生長期”,未來,能在新能源汽車市場上取得主導地位的企業,並不一定是在生產和制造上領先,而是經營模式上有創新的企業。也正因如此,包括上汽、北汽、比亞迪以及其余車企在內的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都在進行“模式”突圍。

在聯手租車行業巨頭一嗨租車展開新能源汽車租賃業務之外,上汽還正嘗試與學校聯手進行新能源汽車的分時租賃,而此外,聯手大型企業進行跨界營銷也是其目前推廣的重要方式。就在日前,上汽牽手綠地控股雲峰集團下屬企業上海雲峰集團汽車產業發展有限公司舉行了戰略合作簽約儀式,達成2000輛上汽榮威550plug-in在內的車型采購協議。據了解,這批新能源汽車將主要用於綠地集團旗下房地產公司的公務用車、融資租賃車輛等。通過“車房合作”,上汽希望進一步提高其在各個細分領域的知名度,與此同時,雙方還在汽車金融、二手車交易和金融服務、汽車租賃、車聯網及與其相關的互聯網金融等多個領域達成戰略合作意向。與此同時,上汽今年也將進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車產能,從此前的月產量1000輛上升到5000輛,緩解市場的需求。

除通過租賃等模式進行推廣外,北汽還試圖聯手動力電池生產廠商以及民營充電設施企業,整合和布局全產業鏈,以打造系統和綜合優勢,全面推動旗下新能源汽車產品的市場化。據了解,今年北汽新能源將挑戰2萬輛的銷量目標,而為達到這一目標,其在全國範圍內的經銷商網絡體系也正在快速落實,前不久,北汽在上海的第二家新能源汽車體驗店上海瑞眾正式開業,采取免費體驗的模式增加與消費者的接觸點和接受度。按照規劃,這家店年內的新能源汽車銷量將達到2000輛,而上海地區的整體銷量目標將達到5000輛。

去年取得不錯成績的比亞迪今年除了將進一步提升電池的產能之外,還將推出多款車型以豐富產品線,此外,在積極布局國內市場的同時,比亞迪還將聯手Uber等租車企業,拓展新能源汽車的海外市場。

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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