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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大的農業科技公司孟山都,到底是救世主,還是魔鬼?為什麼過去幾個月,孟山都再度成為全球媒體的焦點,咒罵與榮耀、衝突與尊崇同時齊集一身? 撰文‧乾隆來 今年五月二十五日,由美國猶他州的家庭主婦卡妮在臉書發起的「反孟山都遊行」(March Against Monsanto) 在全球五十二個國家、四百三十六個城市同步發起遊行,抗議孟山都無止境地發展基因改造食品。 正如同英特爾的晶片植入所有個人電腦的心臟,孟山都在基改農作物具有無可挑戰的壟斷地位。 從印度到阿根廷、從美國到澳洲,全球各地的農夫種植基改大豆、玉米等作物,都必須向孟山都購買種子,農產品盡是「孟山都inside」。 孟山都也是美國華盛頓政界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政商結合的遊說能力所向披靡。左手壟斷農業科技,右手又深入國會殿堂的孟山都,被示威人士形容為「邪惡帝國的代表」。 獲世界糧食獎 引起譁然猶他州家庭主婦卡妮發起「反孟山都遊行」的導火線,是去年十一月未能通過的加州《第三十七號提案》,提案要求所有基改作物都必須標示清楚,而且在食品標籤上不能出現「自然」(Natural)的字眼。不過,加州一千二百多萬選民公投的結果,超過五成認為不需要特別標示基改食品。這是反對基改運動者的重大挫敗,卡妮於是擴大訴求對象,在臉書上號召全世界的消費者,發起全球性的反基改運動。 「反孟山都遊行」的主辦單位宣稱,五月二十五日的遊行吸引了「二十萬至二百萬人」參加。在台灣,由逢甲大學外籍學生杜穎(Chris Duxbury)發起,參加的民眾僅有二十四人。杜穎說:「與世界各國相比,台灣可能是對基改作物最缺乏警覺性的國家。」台灣消費者大量食用的豆漿、豆腐等黃豆製品,大量採用基改黃豆製成,但是台灣消費者毫無警覺。 反孟山都的全球大遊行熱度未退,在食品界具有高度聲望的世界糧食獎(World Food Prize)在六月二十日宣布,今年的桂冠將會頒發給孟山都的技術長福瑞里,以及另外兩位比利時、美國的農業科學家,表彰三位得獎人在基改技術上的卓越貢獻。 世界糧食獎由一九七○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柏洛格創設,柏洛格在二○○九年過世,生前是一位被尊稱為「綠色革命之父」的農業經濟學家,在全球農業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一九八六年設立的世界糧食獎,是全球農業界的最高榮譽。二十七年來,世界糧食獎第一次將獎項頒給基改的農業工程師,由孟山都的技術長獲獎,更是對基改科技的最高肯定。得獎名單公布之後,自然又引起一陣譁然,批評者說孟山都幾年前對世界糧食獎捐助五百萬美元,主辦單位背棄了已經過世的柏洛格所堅持的理念等。 不料,世界糧食獎的光環才剛剛照耀孟山都,卻又發生一起神祕的事件。在美國奧勒岡州的一處農田,赫然發現了孟山都已經放棄九年的基改小麥。基改小麥「重出江湖」的新聞揭露之後,立刻引發日本、韓國等國家,宣布對美國進口小麥加強檢驗,嚴防基改小麥偷渡。 「基改小麥」是極為敏感的名詞,雖然幾乎所有農產品都有研究單位正在進行基改研究,但是真正獲得政府批准、大量商品化種植的基改作物,都集中在玉米、黃豆、棉花及油菜籽等「副食品」或「飼料」。對於小麥、大麥、稻米等人類主食,各國政府仍然有所顧忌。 在「反孟山都大遊行」與「世界糧食獎」兩個極端事件的衝突下,突然冒出基改小麥重出江湖的消息,凸顯了基改作物正反兩方對決已經升高到沸點。卡妮與綠色和平組織大罵孟山都,而孟山都也立刻以強大火力回擊,指稱這個出現基改小麥的農場,「小麥不均勻分布、完全不是正常的耕種行為,公司強烈懷疑是反基改運動者的栽贓事件。」其實,在正反兩方近月以來對峙火熱之前,三月時,孟山都也曾在中國引起一陣騷動。 今年三月,中國中央電視台一則標題為:「研究指孟山都轉基因玉米可能致癌(大陸稱基因改造為「轉基因」)」的新聞,引述黑龍江大豆協會副祕書長王小語的指控:「轉基因與腫瘤高度相關」。 中央電視台代表了國家與黨的政策態度,這則新聞播出後自然引起軒然大波,孟山都的中國公司立刻透過所有管道抗議這則報導,指出「王小語是一個從未受過任何醫學訓練、不懂得任何腫瘤知識的醫盲」。 十五年內 基改種子席捲全球王小語事件來來回回鬥爭了好幾回合,北京政府終於確定了一個宣傳口徑,就是中央電視台、新華社等媒體,對於基改議題「不鼓勵、不宣傳、不闢謠」;接著在六月二十一日,也就是「世界糧食獎」宣布的當天,同樣由中央電視台做出報導,表示王小語的致癌觀點缺乏科學支持,他之所以發出指控,主要出發點是為了保護黑龍江的大豆種植農戶。 中央電視台這次的報導點出了一個真相,由於基改農作物競爭力太強,打敗了傳統的農產品,各國的農夫被迫放棄傳統耕種方法,向唯一的種子供應商孟山都購買基改種子。中國種植的棉花,已經有高達九成是基改棉花,還在進行「基改vs.傳統」之戰,對抗的是黃豆(大豆)與玉米。 中國從一九九七年開始進口基改大豆,當年進口不到三百萬噸,但是到了去年已經增加二十倍,到達將近六千萬噸了。 一切爭議,都要歸咎於基改作物「革命性」的科技突破。傳統的棉花長期遭受蟲害,棉農改種孟山都提供的抗蟲基改棉花後,就再也不怕蟲害的侵擾。 孟山都的基改玉米,不怕除草劑、不怕蟲害,且長得又大又肥。美國、印度、阿根廷、南非的農夫使用孟山都的基改種子種植,收成增加、成本降低,而且栽植時間短,於是在短短十五年的時間之內,孟山都種子席捲全球,並且把種植傳統作物的農夫(例如黑龍江的黃豆)打趴在地。 宣稱提高產能 餵飽更多人孟山都研發基改作物的目的是大幅提升農夫的生產力。一九八○年代,每一位農民生產的作物可以餵飽二十五人,到了二○一○年,一位農民的產能已經可以餵飽一三○人,三十年之間農業生產效率提升了五倍,而在未來三十年,農夫的生產效能還要再翻一倍。 孟山都能夠取得市場獨占的地位,原因是在所有的農業、化學公司當中,只有孟山都完全專注農業與基改技術的發展。 一九八三年,孟山都領先所有公司,宣布成功對植物細胞進行基因重組。 一九九六年,孟山都領先所有對手,獲得美國政府核准,正式進行基改種子的商業銷售,並且開始進行五年的全面重組計畫,將原有的化工事業分拆,成為一家完全專注於農業生物科技的公司。 孟山都執行長休葛蘭(Hugh Grant),更是孟山都專注基改的代表性人物。這位與英國明星同名的執行長,今年才五十五歲,從一九八一年加入孟山都,至今已經三十二年,且早在四十五歲就坐上執行長大位,並且率領公司多次獲得《財星》、《霸榮》等雜誌評選為最受尊敬的公司等。 休葛蘭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學習生物科技,一九九一年進入孟山都的密蘇里總部負責農業策略,並派駐印度三年,親身了解亞洲農業的實務運作;之後,他參與分拆化工部門,並且在○三年擔任孟山都執行長。 休葛蘭就是基改作物的代言人,孟山都在他領導下,每年投注十億美元、相當於新台幣三百億元在農產品研發,超越許多國家的農業研發預算。孟山都的研究中心有三千五百位研究員,其中四分之一擁有博士學位。在每年三百億元的研究經費中,二分之一都投注在基改。 對於綠色和平組織、有機農業團體及卡妮這樣的反孟山都聯盟,休葛蘭也有滿腹怨言。他多次在研討會、媒體訪問中表達,「要餵飽幾十億人口的肚子,基因改造農作物是唯一的道路,我們努力提升農夫產能,減少對水資源的消耗,並且提供大量、低成本、高產出的解決方案。」休葛蘭堅信,「退回人類原始狀態」的有機農業,無法大量產出,而且價格昂貴、只有都市富有階層才能夠負擔,不可能應用到印度、非洲、中國等貧窮人口眾多的國家。 休葛蘭在接受「彭博資訊」專訪時,高調斥責反孟山都團體是「反向精英主義者」(reverse elitism),「他們滿足於自己的意識形態,根本不關心第三世界國家窮人的溫飽問題。」休葛蘭舉印度的例子指出,印度棉花田的耕作者幾乎都是女性,使用傳統的農作法,一天必須工作十四小時,每天還要利用農耕空檔奔波烹煮全家三餐,而孟山都的基改棉花能讓印度的婦女減少工作時間,促進家庭溫暖,更能改善印度婦女的健康,「我們才是真正關心地球資源,關心第三世界貧窮的家庭,我們真正站在他們身邊。」「基改食品並不比傳統食品危險」是科學界的共識,但是,基因改造畢竟是扭曲了上帝的手,孟山都到底是造福人類的救世主?還是打開潘朵拉寶盒的魔鬼?爭議,還將繼續下去。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孟山都 Monsanto 成立時間:1901年 創辦人:約翰‧奎恩伊(John Francis Queeny)CEO:休‧葛蘭(Hugh Grant)員工人數:約21400人主要產品:穀物種子、除草劑、農藥2012年度營收:135億美元2012年度每股盈餘:3.7美元全球四大基因改造農作物 單位:% 黃豆 玉米 棉花 油菜 全球 基因改造率 60% 50% 70% 20% 在基改大國產量的占比 美國約93% 阿根廷99% 美 國90% 阿根廷 85% 南 非 63% 美國93% 印度90% 中國60% 加拿大 95% 阿根廷 95% 澳 洲 80% 孟山都是爭議核心 2013年基因改造食品重大爭議事件農產品基因改造,不是單純的健康爭議,還具有「市井小民vs.跨國企業」、「有機農業vs.食品大廠」、「第三世界農民vs.美國企業」、「中國vs.美國」等政治、社會、國際議題。 日期 事件 孟山都回應 3月9日 中國中央電視台報導孟山都基改玉米恐致癌。 發言者黑龍江大豆協會副祕書長王小語不懂任何腫瘤知識。 5月25日 全球52國同步舉辦「反孟山都遊行」,反對基改食物。 精英分子用昂貴價格購買有機食品,卻不顧第三世界數十億貧窮人民的溫飽需求。 5月29日 美國發現基改小麥,導致日本和韓國宣布暫停進口部分美國小麥。 懷疑是反對基改者進入這處農田,撒下基因改造小麥種子。 6月20日 世界糧食獎成立27年來,首度頒給基改科學家。 |
這位前員工稱,Google表面上和平友愛,是一家工程師文化的創新公司,但是位於加州的總部大樓裡,卻充斥著權謀與情色。曾經的Google,創始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鼓勵激烈的內部競爭,但目由於內部鬥爭分化嚴重,不得不全面禁止——Google今年2月在納帕瓦利舉行會議期間,佩奇明確告訴公司高層,爭鬥必須停止,公司將對爭鬥「零容忍」。
Google派系鬥爭嚴重,今年年初,「安卓之父」Andy Rubin不再負責安卓部門,是因為兩大業務之間的衝突和鴻溝。而更早前,坊間流傳著前谷歌搜索及產品項目經理瑪麗薩·邁耶和YouTube首席執行官薩拉爾·卡曼加之間的爭鬥,隨後瑪麗薩·邁耶出走擔任雅虎CEO。
而讓Google蒙受損失的不單是派系鬥爭,還有複雜的愛恨糾葛。
該公司近來最著名的「醜聞」莫過於已婚的謝爾蓋·布林與谷歌眼鏡營銷主管阿蔓達·羅森堡之間的緋聞。
被小米挖角的Hugo Barra據說是因為情傷而離開——他的前女友戀上了謝爾蓋·布林。據說Google內部充斥著愛情荷爾蒙,在道格拉斯·愛德華茲寫的有關谷歌歷史的《手氣不錯:谷歌第59名員工的自白》一書中,作者稱,谷歌的辦公室戀情十分普遍。愛德華茲援引谷歌人力資源部門員工希瑟·凱恩斯的話說,「空氣裡瀰漫著荷爾蒙,並不是人人都記得把門鎖好」。
但一名Google員工說:「在谷歌這樣一個充滿技術天才和商業天才的地方,人們互相吸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但是,感性的愛情往往會製造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可能會影響Google這個以理性立身的公司。
在共產主義東德長大的默克爾對普京的蘇維埃歷史知之甚深,而克格勃出身,曾在德工作多年的普京對默克爾的民主德國同樣了解。
但這種個人層面的熟悉並無法阻止德俄兩國的關系降至冷戰後的冰點。上個月,默克爾在馬航MH17墜機後轉而支持歐盟對俄羅斯進行強硬制裁,意味著柏林和莫斯科長達數十年的合作關系從此終結。正如德國雜誌《明鏡》所說:“MH17的墜毀同時也是德俄關系的墜毀。”
歐盟委員會外事關系的資深成員Jesef Janning評論說:“這對柏林來說是一個轉折點,兩國關系將開啟一段新的時代。”
在此次危機中,德國史無前例地扮演者領軍的角色。在過去六個月中,默克爾與普京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電話聯系,兩人至少通了30次電話。
二戰後,德國一直在國際政治事務中保持低調。但隨著其經濟實力的增長,德國在過去25年的政治地位也在不斷上升。在此前的南斯拉夫和阿富汗戰爭中,主導權一直掌握在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西方盟友手中。
但這一次,鑒於其與俄羅斯長期以來的政治紐帶和廣泛的經濟關系,柏林成為西方處理烏克蘭事件的主導者。
在此次烏克蘭事件中,默克爾喜歡采用歐元區內部慣用的協商方式。盡管她私下里向奧巴馬抱怨普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在公開場合,她還是盡可能地維護德國的利益,確保西方的回應不被美國所主宰,因為她害怕那樣會加劇沖突。
在過去的幾次制裁中,默克爾不斷地表示協商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即便在MH17墜毀之後,她仍然表示:“這些時間再次向我們表明,我們需要通過政治的解決問題。”
默克爾本可以一直走中間路線,盡力利用德國的影響力,在美國、波蘭和英國等鷹派和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鴿派之間尋求平衡。
但MH17的墜機事件讓她陷入了困境。該事件不僅震驚了世界,也震驚了德國。親俄武裝事故現場抽煙、甚至搶劫屍體的行為讓公眾的輿論非常憤怒。於是,德國和歐盟在對俄羅斯實施強硬制裁上達成了共識。
不過,這種共識可能不會維持太久。歐盟內部對具體的執行上存在分歧,比如許多德國人就抱怨說,法國與俄羅斯的12億歐元的軍艦合同依然有效。
自冷戰期間推出“東方政策”以來,德國就一直是俄羅斯在西方國家中最親密的朋友。德國領導人始終和克里姆林宮保持著緊密的聯系,並修建了大量的天然氣管線。德國的外交官們總是對這一政策津津樂道,尤其是該政策促成了最後兩德的輕松統一。
與俄羅斯的緊密關系為德國帶來了商業利益。德國成了西方國家中對俄羅斯最大的出口國,該國三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氣以來俄羅斯供應。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就曾力挺Nordstream管道建設,該管道是俄羅斯Gazprom天然氣公司穿越波羅的海的一條頗具爭議的管道。2005年卸任之後,施羅德成了Nordstream管道的總裁。今年他在聖彼得堡舉辦了奢華的70歲宴會,主辦方就是Gazprom,普京也親自出席。
華爾街見聞曾在《德俄關系的縮影:默克爾已經11天不理普京了》一文中提到,過去幾年來,默克爾和普京都一直致力於改善兩國的關系。默克爾是一個務實的總理,她並不像人們印象中的那樣對普京冷眼相待,這是人們對她的誤解。默克爾新政府去年底的通過的一項合作協議呼籲“與俄羅斯保持對話和廣泛合作”, 並強調“歐洲的安全是與俄羅斯一起,而不是與之對抗”。
普京的魅力攻勢始於2001年,他上臺後的第二年就在德國議會發表演講。他操著在克格勃時期學到的流利德語,贏得了一陣陣掌聲和歡呼。
莫斯科親克里姆林宮電臺評論員Sergei Dorenko表示,普京對德國的態度在很多方面都和俄國沙皇很像:向德國學習現代化經濟、管理和技術。相比之下,和美國的關系就無關緊要了。
但自2012年再次當選以來,普京此前與西方合作的意願被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所取代。普京如今的首要任務,是重振莫斯科對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前蘇聯國家的影響力。
隨著此次危機的不斷加重,德國的合作意願也逐漸消退,對俄羅斯的不信任也在加深。歐盟智囊機構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ECFR)的Janning表示:“支持俄羅斯的人幾乎已經無話可說了。”
在被問及柏林是否有可能修複與俄羅斯的關系式,默克爾基民盟的外交政策發言人Philipp Missfelder表示:“是的,但前提是莫斯科要先改變其政策。”
德國企業的處境也很為難。最開始,各大公司領導人都遊說政府不要進行嚴厲制裁。為德國公司代言東歐利益的遊說組織東部委員會表示,制裁俄羅斯將導致德國損失2.5萬個就業崗位。但在MH17事件之後,該委員會的反對立場開始有所軟化。
當然,從歐洲內部而言,這一次的沖突加強了德國的領導地位。英國智庫歐洲改革中心主任Charles Grant表示,歐債危機期間,德國是歐盟經濟政策上毋庸置疑的領袖,但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英、法依然能與其平起平坐。但在烏克蘭危機中,德國已經坐穩了頭把交椅。
對於美國來說,烏克蘭危機爆發正值斯諾登曝光美國“竊聽門”,德國人對於美國竊聽默克爾電話而憤怒不已。
不過,這並沒有影響到西方國家在烏克蘭微機上采取聯合一致的立場。在德國人看來,這是加強與美國聯盟的一個機會,默克爾上個月表示,與美國“保持緊密合作非常重要”,比如在伊朗等國際問題上。
不過,如今的西方聯盟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動輒訴諸武力。此次烏克蘭危機中,經濟制裁成了西方的主要手段。而且與美國一貫的強硬態度不同,德國一直采取“小心翼翼的”外交政策。
盡管普京在墜機事件中的表現讓默克爾很失望,但默克爾依然沒有放棄。兩天前,就在俄羅斯陳兵邊境,北約擔心烏克蘭可能遭到入侵的時候,默克爾與普京再度通了電話,就烏克蘭局勢做了溝通。這次對話後,俄羅斯昨天宣布軍事演習結束,主動緩解緊張局面,不能不說默克爾的策略起到了一定效果。
此次烏克蘭事件或許是個試金石,默克爾這種小心翼翼,穿梭於各方之間尋求平衡的外交策略對於普京是否能成功,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本文內容整理自英國《金融時報》文章《German diplomacy: Dominant by default》及華爾街見聞文章《德俄關系的縮影:默克爾已經11天不理普京了》)
信念不改,堅定如初
從某種意義上講,微軟創始人兼第一任CEO比爾·蓋茨,與今年2月成為微軟第三任CEO的老兵薩提亞·納德拉有著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工程師出身,又都做著商人的工作。如果用邁爾斯·布里格斯人格測試中專業術語來描述,他們都屬於NT型人格。那份測試可以用於衡量人們的世界觀和決策方式,而NT則意味著他們都是高度理性的求知者。
所以,他們或許能通過完美的配合一起領導微軟,幫助它克服當前面臨的艱巨挑戰。過去6年間,蓋茨把多數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規模400億美元的“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上,但當微軟2月4日宣布對納德拉的任命後,他決定將30%的時間重新奉獻給微軟。
在很多外人看來,微軟的輝煌已經結束。他們甚至擔心,這家觸角無處不在、擁有逾10萬員工的行業巨頭,已經有些手足無措,甚至不知未來路在何方。蓋茨和納德拉卻堅決否認這一觀點,他們對於企業領域的“外交辭令”也都撚熟於心,喜歡通過各種宏大的描述讓他人相信:微軟不僅十分團結,而且依然戰略明確。
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擁有無限計算資源的新世界,你的設備可以隨時隨地與你聯系。所以,這樣一個世界也理所當然地屬於微軟。他們甚至專門為此定了一條標語:“再造生產力。”
當我問他們,什麽事情最令他們振奮時,納德拉看著蓋茨說:“你想讓我先說嗎?”
“當然。”蓋茨回答道。
納德拉說:“這是個偉大的世界。它不僅僅屬於那些有能力開拓世界的人。但在這種充裕的資源背後,真正稀缺的卻是人的註意力。無論你是誰,我們都要開發出真正優秀的軟件體驗,把時間還給組織和個人,讓他們從中獲得更多東西,這就是這家公司的核心——是它的靈魂。這就是比爾創辦這家公司的目的,並由此催生了Office系列,Windows系列。我們必須再造它們……這就是‘再造生產力’的由來。”
“軟件是全世界最令人振奮的行業嗎?”蓋茨接過話茬,“絕對是。你知道,我們最初的使命是為勞動者賦予強大的力量,而具體到視覺、語言、書寫、屏幕等各種能讓你獲取信息,並理解客戶和產品的流行方式時,我們當初的夢想連三分之一都沒有完成。”他補充說,“機會令人難以置信。我們最初的想法是聘用一批優秀的軟件人才,開發各種各樣的軟件產品,並讓Office成為人們使用各種設備時的主要工具。我們至今依然信念不改,依然堅定如初。”
“‘影響力’正是我們評價自身成功的標準。”納德拉說。
影響力喪失
但在評論家看來,影響力恰恰是微軟目前所欠缺的東西。矽谷風險投資公司AndreessenHorowitz分析師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Evans)甚至寫過一篇題為《微軟影響力喪失》的博文。他在文中指出,如果將PC、手機和平板電腦等所有能上網的計算設備包含在內,微軟的市場份額已經從2009年的90%,下滑到如今的20%左右。之所以出現如此慘烈的萎縮,並不是因為微軟在PC市場地位降低——它至今仍然稱霸PC軟件市場——而是因為它未能適應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市場的發展,而後者才是真正的增長來源。
就連微軟新董事長、IBM前高管約翰·湯普森(John Thompson)都在去年冬天對《財富》雜誌說:“如今的微軟有點像1990年的IBM。”這是一種極其尖刻的對比,因為眾所周知,20年前傲視科技行業的IBM,正是被充滿朝氣的微軟拉下神壇的。
微軟約有四分之三的利潤都源自兩款無比成功的產品,這也是整個微軟帝國的基石:一個是Windows操作系統,一個是Office辦公套件。從財務上講,微軟依然實力強大。過去12個月,該公司實現營收868.3億美元,實現利潤220.7億美元,其現金余額達到857億美元。但以微軟的巨大規模來看,該公司卻面臨著一些列不容小覷的威脅。
谷歌和蘋果等競爭對手已經顛覆了微軟的商業模式,不僅令Windows的定位變得有些尷尬,甚至對Office構成了挑戰。在矽谷,有兩句被人奉為金科玉律的名言:一句是“誰有影響力,誰就有利潤”;另一句是“戰略歸戰略,財務歸財務。”“人們很容易抗拒現實,認為財務狀況可以反映現實處境。”一位密切關註科技公司的觀察人士說,“實則不然。”
很多人都把微軟的困境歸咎於史蒂夫·鮑爾默(SteveBallmer)。那個身材魁梧、秉性狂躁、總是手握雙拳的禿頂銷售員是蓋茨的老友,也是他欽點的接班人,他於2000年出任微軟CEO。雖然早在2013年8月就宣布了離職計劃,但當他今年2月正式結束這段備受爭議的任期時,很多人卻感到有些突然。微軟用了整整5個月才為鮑爾默確定接班人,《財富》雜誌甚至認為,這足以成為一本教科書,讓其他企業意識到不制定CEO繼任計劃的危害。
起初,微軟把重點放在外部候選人身上,但最終,在微軟任職了22年的納德拉還是脫穎而出,肩負重任。在這一任命正式確定時,他在科技行業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一位微軟前高管說:“他一年前還坐民航飛機呢!”
董事會在物色新CEO的過程中碰到了一個棘手問題:沒有多少外部人士願意出任微軟CEO。蓋茨和鮑爾默都有著很強的個性,而由於在鮑爾默離職問題上意見不合,他們甚至已經絕交。但這兩位昔日的老友後來仍然任職於微軟董事會,隨時準備事後批評彼此的做法,甚至會對新CEO的任命決策構成障礙。
蓋茨與鮑爾默之間的權力關系或許並不像表面看來那般明顯。按照蓋茨目前的股票出售速度,他將在2020年之前徹底賣光微軟股票。而與此同時,鮑爾默卻很少出售自己的股票,所以這位微軟顧問目前的持股比例已經超過了它的創始人。事實上,鮑爾默憑借著價值約150億美元的3.33億股微軟股票,成為了該公司最大的個人股東,持股比例為4%。
今年7月,鮑爾默宣布花費20億美元,從四面楚歌的唐納德·斯特靈(DonaldSterling)手中買下美國NBA球隊洛杉磯快船隊。今年8月,他又突然宣布因為瑣事過多而退出微軟董事會。現在,曾經將微軟稱作自己“第四個孩子”的鮑爾默,已經遠離了微軟。在距離微軟總部大約20分鐘車程的一棟40層的公寓樓內,他時常會見各路籃球明星。“我有種勇往直前的感覺。”他說。
這或許會讓納德拉的工作稍感輕松,但擔任微軟CEO仍是當今商界最棘手的工作之一。
鮑爾默的自我評價
你或許已經猜到了,鮑爾默對於他的任期有著自己的一套看法,這與矽谷截然不同。他在哈佛讀的是應用數學與經濟專業,他喜歡把事情量化。在新辦公室里,他拿出了一張圖表,里面追蹤了2008至2013年的25家頂級科技公司的利潤。2008年,微軟是盈利能力最強的公司,在這些企業中的利潤占比為15%。2013年,它仍然僅次於蘋果而位居第二,利潤占比為12%。在科技行業,“人們很容易贊美一個人開發的產品和應得的聲譽,而忽視了他所創造的利潤。”他說。事實上,在鮑爾默的領導下,微軟的利潤已經增長了兩倍,達到218億美元。
“史蒂夫從沒得到過應有的贊譽。”一位微軟前高管說,“他很聰明,他擅長利用Windows和Office創造更多利潤。”
但鮑爾默並不回避自己的錯誤。“我可能在一兩件事情上轉變過慢,我感覺很遺憾。社交網絡並不令我遺憾,Facebook很好,甚至很偉大,但我並不因為錯過它而感覺遺憾。但我對搜索和手機的感受卻有所不同。我本應該做得更好。在這二者之間,手機比搜索更令我遺憾。”
但鮑爾默自認為的“最大錯誤”既不是手機,也不是搜索,而是一個名叫Longhorn的軟件項目,那源自他擔任微軟CEO的初期。2000年,微軟正式啟動了Longhorn項目,希望借此打造新一代Windows系統。蓋茨雖然在2000年就已經卸任微軟CEO,但在2006年之前,卻仍然擔任首席軟件架構師,所以他始終負責這個項目。“那是一個愚蠢的野心項目,它已經脫離了現實。”一位微軟前高管說。
蓋茨是個有宏觀視野的技術人員,但卻並非優秀的產品經理——如果有工程師說,他的想法無法實現,他根本聽不進去。更糟糕的是,Longhorn的失敗恰逢蘋果推出Tiger系統之際,而後者恰恰做到了Longhorn所渴求的效果。雖然已經投入了3年的時間,但微軟不得不從頭再來。這套名為Vista的操作系統不僅姍姍來遲,而且缺少一些關鍵功能,其中隱含的各種缺陷更是激怒了不少用戶。
“我最差的表現是在2001到2004年。”鮑爾默說,“公司為糟糕的工作付出了代價。我把最好的資源投入到Longhorn中,而沒有為用戶開發手機或瀏覽器。我們把所有的資源都放到了錯誤的事情上。”此事究竟應當歸咎於誰恐怕難有定論,但不可否認的是,當所有人都預見到這一失敗時,鮑爾默和蓋茨都未能阻止事態惡化。
鮑爾默認為,微軟的權責不夠明確,這也是令他的任期變得十分複雜的原因之一。“在我擔任CEO前,我覺得自己應當全盤負責。”他說,“但直到比爾(2008年完全)離開,我才統領大局。”這是微軟歷史上一段著名的時期,彼時的鮑爾默和蓋茨在交接的第一年展開了一場權力鬥爭。那時,如果有工程師對鮑爾默不滿,都會跑去找蓋茨告狀。而當年任職於微軟的員工都把鮑爾默和蓋茨這對老友稱作“媽媽和爸爸”,因為他們不知道究竟誰才是真正的老板。
“我不知道怎麽當這個CEO。”鮑爾默說。在他們各自的妻子以及微軟董事會的撮合下,這兩個人於2011年初在BellevueClub共進午餐。用鮑爾默的話說,那是一頓“無比尷尬、令人討厭的晚餐”。鮑爾默說,那就像是1981年的影片《與安德烈晚餐》一樣——片中的兩個老友最終意識到,他們有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不過,他們還是達成了和解,蓋茨最終將公司徹底交給了鮑爾默。“我不會為任何事情而找他幫忙。”當蓋茨徹底退出微軟時,鮑爾默曾經對《華爾街日報》說,“利用他?會的。需要他?不會。”
在微軟內部,人們對鮑爾默的是非功過並沒有形成共識。按照一位前高管的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們對比爾和史蒂夫的看法就像羅夏墨跡測試一樣。”對那些將蓋茨時代浪漫化的人來說,微軟當今的困境無疑要歸責於鮑爾默。
而對其他人而言,結論卻並非如此明確。“他給史蒂夫留下了一個爛攤子。”這位前高管提到蓋茨時說。在鮑爾默正式掌舵的那一年,美國政府對微軟展開了反壟斷調查,並下令其一分為二。此事給蓋茨和他的公司帶來的成本永遠難以估量。另外,.com泡沫的破裂也令微軟股價暴跌,導致新老員工之間的矛盾激化,前者已經一夜暴富,後者則錯過了大發橫財的機會。
兩任CEO的矛盾人格
但沒有人會否認一件事情:鮑爾默對微軟的愛是發自肺腑的。“他對微軟的關心無人能及,連比爾都比不上。”一位前高管說。有人認為這可以鼓舞人心,但在商界,這或許會成為一種溺愛。鮑爾默的方式顯然也存在一些不足。“我天生是個銷售員:我想讓你們都認同我。不只是跟我同乘一條船,還要絕對信任我。”他去年冬天在牛津大學發表演講時如是說。隨後,他提高了嗓門,“哦,你不信任我?那我就會竭盡所能讓你信任我。”
用“情緒不穩”來描述鮑爾默的人並不罕見。一位前高管將他的這種激情比作“宗教式的狂熱”。在他看來,挑戰就是背叛。“在鮑爾默眼中,任何使用iPhone的微軟員工都是叛徒。”這位前高管說,“他的父親是福特的員工,所以他家的車庫里放得肯定是福特汽車。”(時至今日,鮑爾默依然開著福特旗下的林肯汽車。)
可能是因為身材魁梧的原因,當他不高興時,會顯得有些嚇人。人們往往會勉強同意他的說法,而不會惹他動怒。有人甚至把“鮑爾默這種推動人類次優行為的能力”所造成的結果,與阿富汗局勢做比。
鮑爾默或許是個複雜的人物,但在這一方面,他仍然比不上蓋茨。在很多微軟觀察人士眼中,蓋茨的矛盾人格長期以來都令他們為之陶醉。他從不憚於使任何個體蒙羞——他甚至沒有註意到這一點——但與此同時,他對整個人類卻有著發自肺腑的關懷,而且深深地感懷普羅大眾的苦痛。身為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家之一,他在大是大非上的慷慨人所共知,但在外出就餐這樣的小事上,他卻顯得異常吝嗇。他不懂得與人閑聊,甚至讓人覺得完全沒有情商。“與人和睦相處的處事原則並不複雜,”一位認識蓋茨的人說,“他卻能就此寫一本書,但他做不到!”
不過,將這一切與他熠熠生輝的洞見和幽默混合在一起,會讓人懷疑,他究竟是做不到,還是不想做,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爭強好勝並不能涵蓋他的主要性格,因為這象征著一種兇狠的求勝心切。科技行業對蓋茨的不滿由來已久,一份著名雜誌甚至曾經用《矽霸》(SiliconBully)作為一篇蓋茨特寫的標題。然而,當他離開微軟,投身慈善事業後,便在再也沒有了可以欺淩的對象——擺在他面前的只是一個又一個的難題。
如今的蓋茨似乎已經脫胎換骨。早年經營微軟時的種種頑童劣習,似已蕩然無存。要知道,當年的蓋茨說話時會搖晃身體,遇到不同意見還會勃然大怒。很多人將這種改變歸功於他的妻子梅琳達。“蓋茨本身就很聰明,有了梅琳達的幫助,他得以重歸人間。”一位與蓋茨交往了數十年的老友說。
婚姻一般的關系
然而,盡管蓋茨曾經做過嘗試,但他仍然無法在私下里隨時保持這種形象。蓋茨的崇拜者認為,由於他從十幾歲開始就沒有了成年人的監督,所以這種性格完全可以理解。由於天資聰穎,蓋茨從很小的時候就不必按常理出牌。但見過蓋茨在不受限制的環境中有何表現的人,多數都沒有那麽寬容。“他太引人關註了,年少成名得太早了。”一位曾經關註蓋茨的人說,“任何威脅這種形象的事情,都會暴露出他的自戀和戒備。”另一個人說,“當他不順心時,就會亂發脾氣。”
從創業初期開始,微軟的文化就充滿了對抗性。然而,盡管這種文化很適合一家年輕的小公司,但等到它不斷壯大後,卻會因此而埋下惡果。一位微軟前高管提到蓋茨和鮑爾默時說:“他們的激情經常會越線,進而發展成謾罵。當你成為別人競相模仿的偶像時,這會成為一件可怕的事情。或許蓋茨和鮑爾默這麽做沒有問題,但比他們低三級的人也這麽做就會令人不快。”
很多人都把鮑爾默與蓋茨之間的關系比作一場婚姻。“他們兩人就像是離婚後又複合的一對夫妻。”一位他們二人共同的好友說,“對外人來說,想要解讀這種關系完全是徒勞。”
眾所周知,蓋茨和鮑爾默的友誼始於哈佛,基礎則源於他們對彼此才華的深深認可。“我與史蒂夫的關系有著很高的帶寬。”蓋茨經常這樣說。對他而言,這是一種很高的評價。而在提到入讀斯坦福商學院一年就退學加盟微軟的往事時,鮑爾默也表示,蓋茨是“我認識的人里最聰明的一個。”即使是現在,鮑爾默評價蓋茨時依然表示,“他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有著更強的CPU和更大的存儲空間。”
在蓋茨1994年與梅琳達結婚時,鮑爾默當了蓋茨的伴郎。一位早年擔任微軟高管的人士表示,當年的微軟由一個執行委員會負責運營,的確有一些人榮升高位——但真正掌權的還是蓋茨和鮑爾默。“其他所有人都是雇員。”此人說。2006年,鮑爾默接受《PittsburghPost-Gazette》采訪時用自己的方式解讀了這種關系:“我覺得兄弟也會吵架,但兄弟總歸是兄弟,血脈相容,情誼難斷。”他說,“我認為比爾和我已經找到了真正的相處之道。”
權力更叠內幕
倘若蓋茨繼續留在微軟,沒人敢肯定微軟會發展成這麽樣子。但這位創始人卻可以享受他人給予的特殊敬畏,這是他的繼任者永遠無法企及。而且,即使連蓋茨也無法解決的問題,人們依然會歸咎於鮑爾默。由於他向各種新項目投入的數十億美元沒有收獲任何回報,即便是那些認為微軟應當大膽嘗試的投資者,也開始對他心生不滿。除此之外,還有一批投資者甚至希望微軟瘦身裁員,並把現金返還給股東。
在鮑爾默眼中,這種強迫他人做出選擇的行為堪比暴政。所以,他更喜歡保留所有的選項。他不想放棄自己的理念,他始終認為微軟可以“練出新的肌肉”,而且能踏準下一波浪潮。不僅如此,他也不準備向投資者闡述那些投其所好的內容。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拒絕會見投資者,而投資者對他的不滿則日漸加深。
鮑爾默常說,他想等到自己的小兒子2017年高中畢業再離職。但他現在卻說,那一計劃其實早已改變。“一直以來,我的思維方式都更像是股東,而不是拿薪水的CEO。”他邊說邊拿出一份2010年的業績評估報告,他在報告中對董事會說,自己規劃的離職日期“不少於3年,但也不多於5年”——換言之,是在2013至2015年之間。
“我按下發送鍵之前,喝了好幾杯紅酒。”他坦承。鮑爾默還透露,他甚至開始面試來自公司外部的CEO候選人,有的來自亞馬遜,有的來自蘋果,還有的來自甲骨文。雖然鮑爾默不肯透露具體姓名,但另外一位了解此事的人證實,他們當時已經開始物色候選人。但問題是:他們根本找不到合適的人。
與此同時,壓力卻越來越大。盡管微軟對2012年發布的Windows8展開了大舉宣傳,但外界卻將此視為一大失敗。微軟第二大股東、長期位居幕後但卻實力強大的共同基金CapitalGroup開始悄然推動變革。已經斥資20億美元入股微軟的對沖基金ValueAct,也向微軟索要一個董事會席位。外界顯然形成了一種認識:微軟董事會保持中立的時間已經夠長了,是時候改變了。但無論是在公司內部還是外部,當時並沒有跡象顯示微軟的最高領導層會在短期內發生變動。
事實上,在2013年7月宣布大規模重組計劃前,鮑爾默似乎仍然無意離職。他甚至還在幕後展開收購談判,希望借此扭轉微軟的命運。他也越來越相信,微軟必須開發硬件產品。此時,他再次拿出那張圖表。從圖上可以看出,行業利潤占比增長最快的當屬蘋果和三星,尤其是蘋果——這家矽谷巨頭在整個科技行業中的利潤占比從2008年的7%,猛增至2013年的21%。
對鮑爾默來說,信號已經很明確了。所以,他於2012年12月開始與芬蘭手機制造商諾基亞展開溝通,後者的CEO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Elop)曾經任職於微軟。這筆交易可謂攻守兼備:諾基亞幾乎是當時唯一一家還在生產Windows手機的企業。如果諾基亞破產,微軟的手機業務將面臨何種遭遇?
然而,2013年8月23日,鮑爾默卻出人意料地宣布了退休計劃。與多數大公司不同,微軟並沒有在老CEO離職的同時宣布新CEO的人選——微軟表示,他們才剛剛啟動遴選工作。從華爾街到矽谷,再到雷蒙德,所有的媒體都認為是蓋茨讓鮑爾默走人的。或者,正如一位微軟前高管所說,“鮑爾默會幹到蓋茨不再支持他為止”。
另一個版本
但整個故事還有另外一個版本。據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隨著時間的推移,諾基亞的收購在董事會內部引發的爭議越來越大。鮑爾默對一個朋友說,如果當初不是董事會的鼓勵,他根本不會尋求這一收購,所以他對這種前後矛盾的態度感到意外。與此同時,他反而越發堅信微軟收購諾基亞的必要性。正如他現在所說,“你必須要承擔後果。”
據知情人士透露,在2013年6月末的一次微軟董事會議上,鮑爾默宣布他已經與諾基亞管理層就收購問題達成一致,唯一欠缺的就是董事會的批準。鮑爾默以為一切已經板上釘釘,所以他並沒有參加會後晚宴,而是跑去出席了兒子的中學畢業典禮。但當他第二天回到公司後,卻發現事情起了變故:董事會拒絕批準這筆交易,而且沒有討論的余地。最令鮑爾默感到不可饒恕的是,蓋茨竟然也是這場“政變”的一份子——他將此視作徹頭徹尾的背叛。
鮑爾默勃然大怒。他明確告知董事會,如果他們不批準微軟收購諾基亞,他就會離開公司。“那是我能想到的最好辦法。”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說,“如果我們不完成這筆交易,你們就得另找個人來規劃今後的發展計劃。”
鮑爾默說,董事會希望他留下,所以他們最終還是批準了一份稍加修改的交易計劃。當年9月,微軟宣布斥資72億美元收購諾基亞的設備與服務業務。原因何在?因為董事會最終意識到這筆交易的重要性:如果沒有諾基亞,微軟的智能手機業務就玩完了。但即便如此,鮑爾默的內心已經留下了傷疤。他事後表示,盡管還沒有確定新CEO的人選,但他從那時就已經堅定了離職的決心。他認為,要改變文化,首先要從最高管理層的變動開始。“我與董事會之間的隔閡太深了。”他說。
事實上,這種感受是相互的。一位接近微軟的知情人士表示,董事會中沒有一人試圖阻止他離開,連蓋茨也不例外。
現在,這份科技行業歷史上最著名的合作和最深厚的友誼,或許已經就此結束。科技網站TheVerge輾轉獲得了一段鮑爾默告別會的視頻:伴隨著歌舞片《DirtyDancing》中的旋律,他淚流滿面,但仍然不忘自己標誌性的擊掌和揮拳動作。他並沒有提到蓋茨。“就像所有的偉大愛情故事一樣,此事不會就此完結。”一位認識蓋茨和鮑爾默的人士說。或許的確如此,但現在,似乎已經沒有什麽能讓他們複合。
CEO遴選過程
由於蓋茨與鮑爾默仍然雙雙留在董事會,所以他們之間的矛盾肯定不會令新CEO的遴選過程,成為一段令人愉快的經歷。當然,即便拋開這個因素,此事仍會十分困難。畢竟,整個過程還需要面臨很多難題:新CEO是否必須是工程師出身?是否應當從外部物色接班人?董事會感覺自己長期被前CEO束縛,現在想要施加自己的影響。前CEO依然認為公司屬於自己,所以無法忍受失去控制力的失落。
但除此之外,最具挑戰的還在於,他們難以找到一個既有能力領導微軟,有願意領導微軟的人。
最初,董事會一致把目光瞄向了福特CEO艾倫·穆拉利(AlanMulally),因為他被業界視為複興專家。但多位知情人士表示,穆拉利自認為自己經驗豐富,無需接受常規的面試。於是,董事會開始動搖。到了1月,穆拉利正式宣布自己將會繼續留在福特。但知情人士稱,他在此前很久就已經被排除在候選名單之外。董事會還很看好高通COO史蒂夫·莫倫科夫(SteveMollenkopf)。然而,在彭博社報道這一消息後不到24小時,高通就火速任命他為CEO。
另外一名潛在候選人是微軟前高管保羅·馬瑞茨(PaulMaritz),他後來跳槽到其他科技公司擔任過要職。但在微軟前員工的圈子里流傳著一種說法,馬瑞茨感覺微軟在很多關鍵領域都太過落後,必須裁員瘦身,還要舍棄一些業務。當蓋茨提出反對意見時,馬瑞茨認為自己無法獲得足夠的自由來施展拳腳。
隨著遴選過程的推進,矛盾也在加劇。“我不確定具體在什麽事情上存在分歧。”一位觀察人士說,“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競爭……蓋茨受不了失敗。我認識的人里面,沒有一個比他更不願意看到失敗。”董事會里一度有人認為,IBM前高管、賽門鐵克CEO、微軟董事湯普森想要掌舵微軟。但蓋茨卻有些激動地表示,他不會支持湯普森,而納德拉是一個更好的人選。(接近微軟的的知情人士表示,湯普森從未“參與角逐”。)在眾多內部候選人中,鮑爾默力推沃爾瑪前高管、微軟COO凱文·特納(KevinTUrner)。但最終,納德拉卻成了呼聲最高的內部候選人。
仍有一些董事希望引入外部人士空降微軟CEO一職。瑞典電信巨頭愛立信CEO衛翰思(HansVestberg)曾被列入考慮——但衛翰思屢次推遲會面,導致一些微軟董事認為,他對這份工作興趣不大。在1月19日的一次會議上,微軟董事會最終決定讓納德拉執掌帥印。知情人士說,最終,“他們在這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達成一致。”
當微軟2月4日宣布納德拉為新CEO時,還同時宣布,蓋茨將會卸任董事長,由湯普森繼任。很多觀察人士認為,這表明蓋茨已經受夠了與這些人的鬥爭。
有趣的是,雖然近年來始終投身慈善事業,但蓋茨卻並沒有就此離開他一手創辦的這家軟件巨頭。相反,他決定後退一步,重返公司。當我提到他將把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用在微軟身上時,他糾正道:“我們說的是30%。”一位熟悉蓋茨的人士說:“他深信自己能夠為微軟貢獻一些他人無法帶來的東西。”
鮑爾默會默默地離開嗎?他的確離開了,但他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沈默,還有待時間的檢驗。他說,他現在有7件大事要做,包括學習希伯來語、恢複體形、盡公民義務、經營快船隊和管理自己在微軟的股票。他表示,微軟的股票在他的凈資產中占據了65%至70%。他無意出售這些股票,一方面是因為對老東家無比忠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將此視作一筆不錯的投資。
“我想做一名好股東。”他說,“我不會為了活躍而活躍,但當我不喜歡某些事情時,也不會消極地一賣了之。”然而,他似乎已經意識到過往的一些教訓。他曾經見過納德拉好幾次,但都是在微軟的園區外面。“我並不是對微軟園區過敏,”他說,“但我想給他一些空間。”
開啟納德拉時代
“這是我的第37天,但誰會數得這麽清楚呢?”在今年3月的一次微軟內部會議上,年僅47歲的納德拉做了這樣的開場白。那是他第一次對100多位公司最高管理人員闡述他的世界觀,以及他對微軟的看法和未來的計劃。一位長期擔任微軟高管的人士,被納德拉性格中的均衡特質深深打動。“他氣勢強硬,但不咄咄逼人。”此人說,“他積極向上,但不盲目樂觀。”但最令他印象深刻的,還是納德拉的克制。“他完全可以徹底甩掉之前的管理層。”他說。
盡管在微軟任職多年,而且與蓋茨十分相似,但他卻拋棄了微軟的很多傳統。他讓高管團隊閱讀《非暴力溝通》。(書名已經說明了一切。)他性格溫和,臉上總是洋溢著燦爛的笑容。無論是下屬、同事還是上司,所有與他共事的人都很喜歡他。“所有人都喜歡薩提亞,”一位微軟前高管說,“你沒有理由不喜歡他。比爾喜歡他,史蒂夫喜歡他,納德拉確實是個好人。”WindowsPhone部門主管格雷格·沙利文(Greg Sullivan)說:“你會心甘情願支持他。”
無論是與蓋茨還是鮑爾默相比,他都更像是一名現代科技公司的CEO。在蘋果2006年發布的著名廣告中,PC被描述成了一個無趣的家夥,而Mac則是個酷哥——按照這種模式來看,納德拉應該扮演Mac。他身材勻稱,頭發整齊,戴著一副黑邊眼鏡,有時還會穿套頭衫。盡管上任時間不長,但他已經開始用禪宗的理念來比喻自己對團隊建設的期望。
據知情人士透露,董事會之所以選擇他,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他是一個能與外部人士媲美的內部人士”。他經常與微軟之外的人溝通,包括競爭對手和風險投資家。對於這樣一家以封閉著稱的公司來說,這的確不同尋常。“我們經常探討帝國或家庭或其他東西的興起與衰落,封閉其實是自殺的最好方式。”納德拉說。
他喜歡問:“如果沒有我們,世界將會怎樣?”一位不認同微軟傳統公司文化的前高管說:“他對微軟顯然十分忠誠。但他也樂於改變現狀。”
他經常引用尼采或其他哲學家的名言,但他最喜歡的還是詩歌,因為“詩歌幾乎能將所有至理名言和生活感悟濃縮成短短幾行文字。”艾略特(T. S.Eliot)和濟慈(JohnKeats)是他最喜歡的詩人,他還喜歡用烏爾都語寫的詩歌。“在印度長大的人從工科院校畢業後,幾乎沒有接受過任何文科教育。”他說,“但我卻莫名地感覺,閱讀優秀的文學和詩歌作品可以凈化心靈,讓自己煥然一新……我的母親在這方面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
納德拉出生在印度的海德拉巴,他童年的教育中充滿了矛盾。“我母親是梵文教授,父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們性格迥異。”他說,“他們的意識形態存在很大分歧,但我必須忽略這兩種意識形態。應該說,這種成長過程非常有趣。”(納德拉的父母至今仍然生活在印度。)
1988年,納德拉赴美留學,並在威斯康星大學密爾沃基分校取得了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後來還拿到了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MBA學位。當他1992年第一次來到微軟時,從事的是企業業務,負責開發Office,後來又領導了微軟在線服務的研發工作,其中也包括裹足不前的必應搜索引擎。在2011年接管該業務後,他成了服務器與工具部門的主管,專門出售基於Windows的軟件和服務,幫助大企業管理他們的技術需求。這也讓他成為微軟內部5位直接向鮑爾默匯報工作的高管之一。
艱難挺進雲端
移動設備和雲計算的高速增長,使得新舊兩個計算時代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裂痕。在舊時代,企業在自己的辦公室和機房內安裝和運行WindowsPC及Windows服務器,所有的必要軟件都會安裝在本地設備上。由於大家都在用Windows,因此一切都會針對Windows開發。這便為微軟構造了一個良性循環。
但現在,處理能力已經轉移到雲端,從電子郵件到各種工具,無論多麽複雜的應用都可以在遠程服務器中運行,只要登錄網站即可使用,無需安裝在本地。另外,我們使用的工具也從PC變成了移動設備——谷歌Android和蘋果iOS的銷量都超過Windows的10倍以上。既然沒有人用Windows,為何還要為Windows開發軟件呢?如果Windows給不了你想要的軟件,又有什麽理由繼續使用它呢?於是,良性循環變成了惡性循環。
微軟之所以在移動設備市場屢遭失敗,部分原因在於競爭對手顛覆了它的商業模式。谷歌不會對操作系統收費,因為它可以通過搜索賺錢。蘋果的產品可以高價出售,因為它設計精巧,美感十足,而且軟硬件整合得天衣無縫。與此同時,微軟仍在向第三方生產廠商收取Windows授權費,而實際開發出的產品卻沒有蘋果那般誘人。不僅如此,它還不允許用戶在非Windows手機和平板電腦上使用Office。“微軟的整個經營理念都是圍繞Windows展開的。”高盛分析師海澤·貝里尼(HeatherBellini)說。但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畢竟,Windows一直以來都是微軟的利潤來源。
納德拉陷入了兩難境地,因為他既要帶領微軟探索雲計算的未來,又要努力維護利潤豐厚的Windows服務器業務。所以,他做了一系列有違微軟傳統的事情。他親自拜訪創業公司,了解他們放棄微軟產品的原因。還向微軟的雲計算平臺Azure投入了巨額研發資金——從發展理念上看,這項業務需要從現有的業務中抽調不少資源。曾經撰寫過納德拉案例研究的哈佛商學院教授馬可·伊恩斯蒂(MarcoIansti)認為,這些舉動“十分大膽”。
Azure的核心使用了Windows服務器技術,因此現有的Windows應用可以在Azure中無縫運行。技術人員有時將微軟的這種模式稱作“混合雲”,因為企業可以同步使用Azure和本地安裝的Windows服務器。不僅如此,納德拉還在一定程度上擁抱了開源軟件——這種免費代碼無需獲得微軟的授權——使得開發者可以使用微軟之外的技術設計程序,但依然能在Azure上運行,從而拓寬了Azure的吸引力。
“如果我們只是屏住呼吸,那就算把臉憋紫了,也無法改變世界。”一位微軟前高管如此總結納德拉的一系列舉動,“當今的世界並沒有沿著我們的預期發展,它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這恰恰凸顯出薩提亞接受現實的勇氣。”
接受現實同樣也是微軟的一個巨大變化,有人甚至嘲笑微軟在自己內部營造了“現實扭曲場”。有這樣一個比喻可以折射鮑爾默甚至蓋茨領導下的微軟的工作氛圍:
——他們說:“咱們從I-90公路一路開車到夏威夷!我們飲酒作樂,美食為伴。肯定爽極了!”
——但你會告訴他,“等等,I-90公路到不了夏威夷。”
——他們回答道:“肯定能!肯定很爽!走吧!”
“這聽起來似乎挺好,但卻十分虛幻,脫離現實。”此人說。
轉向開放文化
對微軟而言,成功的關鍵在於重新吸引開發者為Windows編寫軟件,讓Windows再次成為新的良性循環的核心。但從此處到彼處的道路卻異常艱難,線索難尋。如今,Windows本身已經四分五裂:開發者為一種Windows設備編寫的軟件,甚至未必能兼容另一種Windows設備。考慮到Android和iOS兩大系統的主導地位,如果微軟開發新的殺手級應用,幾乎不可避免地要為這兩個平臺設計相應的版本。如此,便勢必增強競爭對手的生態系統實力。
微軟歷來在Windows和Office的開放性問題上顯得頗為遲疑,也正因如此,才讓今年3月末發布的iPad版Office變得如此引人關註——彼時,納德拉才剛剛掌舵不足兩個月。事實上,微軟內部的一個團隊已經就該項目展開了大約一年的開發工作。鮑爾默說,他最終會推出iPad版Office,而納德拉上任後立刻將其付諸實施。
納德拉還宣布,Windows將免費提供給9英寸以下的設備使用,包括智能手機和小尺寸平板電腦。“現在有3000萬iPad用戶使用Office,他們之前從未享受過這一待遇。”他說,“在我看來,這的確讓我們倍受鼓舞。”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只是邁出了一小步,但換個角度來看,這又是意義重要的一大步。“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微軟高管承認自己落後。”一位機構投資者說,“Windows是他們賴以生存了25年的搖錢樹,他們肯免費提供這款產品的確是一次根本性的轉變。”
“Office的進展令我倍感振奮。”蓋茨說。他認為自己的新職位比之前擔任董事長更有挑戰。“我們開放心態擁抱一些新事物。你可能會說,我們早在幾年前就應該努力推進這一趨勢——但無論如何,薩提亞現在開始向這方面投入資源。”
即使未來的“戈爾迪之結”果真令蓋茨感到心煩意亂,他也並未表現出任何的不安。他表示,他接下來將會見“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在推進這樣一個理念:當你編寫應用時,不必分別為不同的任務編寫不同的應用。當你啟動這款會議室應用時,所有人的機器上都會運行著這個會議室應用的一部分。”
他的想法是,當你啟動一個名為“Meeting RoomPlus”的應用後,便可從事所有必要的工作,從分享筆記到視頻會議,而且整個過程不會因為要啟動什麽東西而暫停。“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們將引領趨勢。”蓋茨說,“這很酷,它會超過之前的所有產品。”
“我認為這是一種極好的模式。”納德拉說,“比如,我們走進這個房間,里面的攝像頭會自動識別每個人,自動為我們登錄共享白板,然後集合我們的各種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讓我們可以分享各種東西。”
蜜月期的甜蜜
在華爾街看來,納德拉目前還沒有犯下任何錯誤。自從他掌舵以來,微軟的股價已經上漲了30%,市值增長870億美元。“納德拉很有意思,”一位觀察人士說,“他既不是生意人,也不是財務分析師,但他卻可以與投資者找到共同語言。他上任沒多久就令他們發出贊嘆。”但蜜月之所以是蜜月,正是因為它的甜蜜。
鮑爾默曾經給納德拉提過一條建議:“找對目標,放手去做。”
今年9月,微軟宣布了納德拉時代的第一筆重大收購:該公司斥資25億美元將熱門遊戲《Minecraft》的開發商Mojang納入麾下。“數以百萬的小學生都會問同一個問題:‘微軟什麽?’”新聞通訊NextDraft創始人、投資者戴夫·佩爾(DavePell)在推文中調侃道。雖然玩家們擔心微軟會搞砸他們的遊戲,但這筆交易的確讓微軟接觸到根本不知微軟為何物的年青一代。
除此之外,另外一個跡象也凸顯出微軟的變化:該公司承諾,他們將繼續讓《Minecraft》兼容Windows之外的平臺,包括Android、iOS和索尼PlayStation。納德拉還對董事會進行了小幅改組,用新人替換了三張老面孔,甚至新增了一個席位,以此為公司註入新鮮血液。
然而,盡管納德拉廣受愛戴,而且在行事風格上與鮑爾默和蓋茨大相徑庭,但他領導下的微軟究竟能有多大不同,仍然難有定論。微軟內部早已形成了一種共識,讓他執掌帥印是打了一張“安全牌”:無論是在保留消費業務,還是在重塑微軟高管方面,他都會保持現狀。“當你需要成吉思汗時,他並不是這樣的蓋世梟雄。”一位微軟高管如此評價納德拉。微軟內部現在形成了一種類似《權力的遊戲》的氛圍,大家都在觀望誰會留下,誰會離開,靜待權力的更叠。不過,鮑爾默時期的多數高管至今依然在位。
蓋茨回歸的機遇和挑戰
但對微軟來說,最大的問題還是蓋茨的回歸究竟意味著什麽。鑒於他年事已高,離開科技行業已有數年時間,所以他能否帶來真正的價值必須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不僅如此,誰是微軟真正的CEO也成為眾人關註的問題。在這方面,鮑爾默為他的繼任者提了另一條建議:“薩提亞需要手握大權。”他說,“他必須認識到自己才是真正的決策者。”
蓋茨和納德拉對此似乎並不擔心。“當你對人們說,‘比爾要來檢查工作’或者‘我們要與比爾討論事情’時,由此調動的能量是無與倫比的。”納德拉說,“我是說,你必須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創始人有著特殊的待遇、特殊的身份。說實話,我希望充分利用這一點……因為這種情況帶來的最大好處是,它可以讓人們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展示給比爾。”
在被問及如何應對他們二人的意見分歧時,蓋茨說:“薩提亞是公司的負責人,由他定奪。”他表示,他已經從與鮑爾默的相處中吸取了經驗教訓。而由於長期處理慈善事務,所以他“並不了解所有事情。因此我需要聽取別人的意見和建議。如果我對薩提亞說,‘這個項目需要10個或15個人。’我打賭我會如願以償,但這都由他來決定。”
“請別忘記,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比爾和史蒂夫都在微軟。”納德拉說,“如果說我從中學到了什麽的話,那就是如何在比爾參與的情況下做事。”
現在就對微軟今後的發展下結論顯然還為時尚早,畢竟,納德拉似乎在有意避免被人輕易解讀。例如,在他最近宣布的1.8萬人大裁員計劃中,多數被裁名額都來自剛剛收購的諾基亞。雖然他對外宣稱,這是大規模收購之後的正常舉動,但在很多人看來,這卻是在對鮑爾默全面挺進硬件領域的一種否定。
當我問納德拉,他能否成為成吉思汗時,他並沒有正面回答。“從風格上講,我們完全不同。說實話,在制定艱難決策時,我可能會采用完全不同的風格。”
牛津大學商學院院長彼得·圖法諾(PeterTufano)介紹好友鮑爾默時說:“當我們撰寫20世紀和21世紀的商業歷史時,會把一整個章節留給微軟。”此言不虛。幾年後,這一章節究竟會寫成喝彩篇章還是警世寓言,將見分曉。
2015-03-30 TCW | ||
他的崇拜》69歲退休總裁李光耀就是比較民主的共產黨啦! 盧漢志,成長於新加坡被迫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的時代,經歷英軍撤退後,國家一夕間近十萬人失業的窘境,但是他同時也是裕廊工業區第一代廠商。他跟著李光耀的政策,早期在工業區生產電阻,後來因應李的號召進軍中國,二十五年前就進入中國洛陽設廠,白手起家,最後以管到五千人的亞太區總裁身分退休。 從他的論述,你會感受到,新加坡老一代人對李光耀模式,毫不質疑,不打折的信任感從何而來。 以下節錄盧漢志的口述內容: 政府一聲令下,我在中國一待二十年 我連生孩子,都聽他(李光耀)的話啊(笑)! 他講生兩個孩子,我就停在那邊生兩個孩子。他說,生三個我給你們補貼,我就生第三個,跟第二個差了七年,我是他的超級粉絲!你看這本書(書名是《李光耀圖片人生》),他的每一本我都有買,還有這個剪報,是寫他寫得比較好的……。 我去年六月回來,我在大陸二十年了,一九九○年,李光耀說我們要進軍大陸的時候,我就第一批進去的,我們都聽他的,都是屬於建國的老臣。 我們一開始在做工業,直到一九八○年代,他們(李光耀政府)說我們不需要這樣子的工廠了,有汙染又對經濟效益都很慢,說你們該進去大陸了,我們就設法跑到大陸去工作了。 問:被趕到大陸去設廠的情緒如何? 不會生氣啦,新加坡把我們人民的心,管得服服貼貼。他就是比較開放民主的共產黨啦!他的手段很厲害,他一黨專制,他很聰明,所以大陸也走這一套,有房子、吃得飽,溫飽全部解決了,人民就不想造反了。 為什麼這麼信任他?因為他有做業績給我看。我們一路一直往好的方向走啊!你看我們東南亞這些國家都要把人民送出外國當女傭,當勞工把錢帶回自己國家,我們新加坡沒有啊,這一點李光耀就有保證了,只要你是新加坡公民,我保證會有好日子過,他講過的話,所以我們這麼相信他。 國家太小了,我們沒條件學別人造反 李光耀這個人你會討厭他,如果他是你的敵人,你會討厭他,如果他是你的競爭者你會很討厭他。因為他專制,但是離開他你又不行。 他是全世界第一個搞人民組屋,一下子「碰碰碰!」幾十棟起來解決房子的問題,別人搞不到,他都可以搞得到。 問:會不會不滿李光耀的強勢政策? 不會,我們接受,因為新加坡太小了。我們連水都沒有,百分之一百吃的都是進口的,你可以亂嗎? 我們從東走到西六十公里都不到,從北到南三十五公里都走不到,一個小島,我們新加坡不能犯錯,我們只要走一步錯的腳步,我們鄰近的印尼、馬來西亞這些穆斯林國家都虎視眈眈。(鄰國)隨時會來搶,印尼這個全世界第四大的國家,只要一湧進來,這島就沉下去了。 我的孩子看法完全跟我不一樣,他們覺得政府管太多。假如說新加坡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不用太大,像台灣就夠了,我們就可以給他適當的民主,但我們不是,所以一定要控制。 他們從來沒有吃過苦,還去美國念大學,我連新加坡的大學都讀不起,不一樣了,他們很難接受的,但是他們也會檢討,假如移民做二等、三等公民,還不如在這裡做一等公民。 (口述整理●夏嘉翎) 他的憤怒》33歲菁英工程師在這裡也是二等公民,乾脆離開算了! 出生在一九八○年代的培偉,是典型的新加坡菁英,念的是新加坡第一名的國立大學,現在是工程師。他是我們唯一無法拍照的受訪者。理由很簡單,因為他不喜歡現在的政府。 以下是他的口述內容: 我剛才要找其他鄰居朋友一起來,每個都不敢,他們還說訪問之後,等我去監牢的時候會來看我。(他邊說手機訊息邊傳來,文字內容是「Be careful of hidden cam bro...tomorrow become internet hero or zero.」意指小心隱形攝影機,明天不是變成網路英雄就是消失不見。) 人民當媽寶好?不管做什麼都有人監視! 老實講,新加坡人有一種想法是說,你不管做什麼,政府都在看你。 大家說新加坡是Nanny State(保母政府),但Nanny State是講它是一個和藹可親的母親!現在,我是覺得他講什麼,我們都不能夠反抗,不然你會直接被抓起來。 我們有一個Speaker's Corner(發言角落):芳林公園。你要進去附近一個警局,跟它申請執照才可以發言。警察知道你是誰,知道你講話的內容,你可以罵人,但他們知道你是誰,所以大家就不要。最近我們比較多人會去(芳林公園),就是公積金的事情(編按:二○一四年新加坡部落客鄞義林在網路發表文章,被指涉嫌影射政府挪用公積金款項,隨後民眾在公園發起「還我公積金」演說集會)。 公積金就是說,我們每個人的薪水,有二○%要進去公積金。這筆錢你不能拿,要到你五十五歲的時候才能拿出來用,五十五歲之前,你只可以拿來買房子,做投資,可是你做投資贏來的錢,全部鎖在裡面。 以前是五十五歲,現在變六十二歲(才能領),因為他說現在我們越來越健康了,可以活到更久。很多人覺得這個錢是他的,為什麼不能用,但是政府說你的錢我幫你管。 我們有個淡馬錫控股,我們總理老婆在管,而且奇怪的是,她也沒有相關經驗就在管,我看國外媒體說我們一直輸錢,但他們對外公布說,我們每年有二○%的報酬率。這種感覺就很像紅包錢,爸媽說我幫你管,但你都不知道錢跑去哪裡了。 引進外勞拚經濟?當個兵回來工作就沒了! 現在對這些我們無能為力,有的人是直接離開新加坡,在那裡是二等公民,在這裡也是二等公民,乾脆離開算了。 之前,永久居民(外來移民)跟我們的公民擁有的特權是完全一樣的。但是,這些永久居民不用當兵,而我們新加坡的男生要當兵,當完兵之後,每年還要有三個星期回營受訓,總共要回去十次。你想一樣的工作,有人每年要消失三個星期、另一個人(外籍人士)不用,而且薪資要求可能也沒這麼高,你是老闆,你要用哪一個? 之前在論壇,有人問:這是我第一次要回營受訓,請問我要準備什麼?有人回他:「你準備找一個新的工作。」因為還沒回來,就已經有一個外籍人士準備做你的工作,老闆不需要你。 新加坡人只敢在網路上念念念,但不敢出來正面跟你講說,我要這個、我要那個,誰敢做這種事? (口述整理●夏嘉翎) 他的無奈》55歲《小孩不笨》導演我們都想改變,但新加坡人沒有勇氣賭 梁智強,被稱為新加坡的國民導演,可說是最理解新加坡人心的人之一。 不管是涉及生活壓力、三代同堂養育的《錢不夠用》,或探討教育課題的《小孩不笨》系列,到創下新加坡電影史上最高票房紀錄、談論兵役問題的《新兵正傳》。這位對台灣觀眾而言,電影知名度比本人還高的導演,擅長以幽默方式看待他口中從小生長的國家。 目前正在籌備新加坡建國五十年電影題材的他,跟我們訪問的多數中堅分子相同:他們正站在十字路口,看到新加坡需要變,但下一秒,立刻把風險精準算出,不容偏差。這樣的思維,也是外界判斷,即便後李光耀時代來臨,新加坡也不會有巨變的原因。 以下,是梁智強的口述內容: 我拍每部題材都從自己的感受開始拍。《錢不夠用》這部電影,花了兩年時間才落實。錢的話題,是大家最敏感話題,也是最有共鳴性的。 這部電影用了八○%的方言,包括台灣的閩南語,年輕人就帶爸爸媽媽去看。我們講的方言題材,對當時整個局勢來講是相當大膽的,因為政府是強烈控制方言。不管在電視、電台上或公開場合,方言幾乎是銷聲匿跡的。另外,當時電影講到大家如何為錢去掙扎、去打拚,這是人性,自然引起共鳴。 沉默,是因為習慣依賴看了台灣的例子,自由不一定可貴 對我來講,新加坡是一個很年輕的國家,但是我覺得新加坡有一個好處,可能在人家眼裡覺得很好笑:就是我們都很相信政府。新加坡政府一路以來都相當廉潔,雖然有些事情我們不開心,但以大部分角度來看,他們在照顧人民各方面,都讓大家得到信心。 但也因為受到政府照顧這麼多年,我們很多時候依賴性很強,什麼事情都覺得是政府應該做的,不是我們應該做的,這就是新加坡人的一種觀念。 這幾年來,互聯網興起,新加坡人的想法已經逐漸開放。以前我們對政府都是千依百順,也沒有什麼管道可以講。有了互聯網,似乎有一些改變。近年來,明顯有站出來反對政府的人。 但大多新加坡人還是沉默的,覺得政府是不錯的。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換一組人後,到底會變成怎麼樣。新加坡人可能沒有勇氣做這樣投注(賭注),(但)我知道大部分的人是希望改變的。 原本,新加坡人一直渴望有全面的自由,什麼都可以做,多爽啊!後來,當我們看到台灣這幾年來的自由時,我們開始擔心,全面自由不一定可以讓大家活得更開心,生活未必會改善。當有些自由太過以個人利益做為出發點時,自由變成了利刃,讓大家刀刀見血。 矛盾,是擔心變了不一定好社會不滿開始累積,將是未來挑戰 我同意李光耀資政所說的,自由必須有一個限度,新加坡人多數都同意。 民主和效率是一體兩面。沒有一樣東西,可以說是十全十美。 這幾年,新加坡物價和許多東西都提升得非常快,但(快速經濟發展速度)卻不可以跟整體社會(福利)平衡。現在,新加坡開始採取不開放外來人才政策,因為新加坡人已經開始不爽。(改變)是好的嗎?能幫助新加坡或破壞新加坡的未來?我不知道。這在後李光耀時代來臨時,將是很大的挑戰。 (口述整理●黃亞琪) 【延伸閱讀】梁智強的電影,反映社會 地位:2004年獲新加坡總統勳章,為首位獲此獎項導演作品:●《小孩不笨》批判過早就將孩子分流的教育政策電影,成為中國小學生教材;甚至還出漫畫版本●《我在政府部門的日子》以喜劇諷刺新加坡對於白領、藍領階級落差的社會價值觀●《錢不夠用》描述「三明治族(上有高堂、下有幼兒)」3兄弟生活在高物價新加坡,掙錢不易,劇情諷刺新加坡多項政策●《新兵正傳》票房破新台幣5億,為新加坡影史上最賣座華語片,20%的新加坡人看過此片 整理:黃亞琪 |
這段時間,世界不平靜。有人說,在奧運會上,傅園慧用她的“洪荒之力”打破了體育競技的舉國體制,成為了一股清新撲面的暖流。不過Zoe醬卻也感覺,在圍觀明星離婚這件事情上,大家也使出“洪荒之力”打造了八卦的舉國體制,成為了一陣鋪天蓋地的泥石流。
當然了,Zoe醬是不幹涉大家八卦的。畢竟王寶強這個事情,確實在娛樂圈、公關圈、金融圈、法律圈都創造了不少議題。事件本身這里就不贅述了,我就不信還有誰不知道……
說回正題。從某種角度來類比,投資就像婚姻,選股票就像找對象。放眼資本市場,公私募和他們彼時重倉的“愛股”,也曾演繹過不少“滿懷深情吻向你,卻被燙掉一層皮”的愛恨情仇與悲歡離合。
1. 創勢翔黃平折戟欣泰電氣
昨夜西風雕碧樹,一紙退市死刑書。獨上高樓,望盡暴跌路。
風格激進的前私募冠軍創勢翔,對欣泰電氣的寵愛那是相當任性的。今年3月至4月,在明知公司已被調查、有退市風險的時候,創勢翔還是累計豪擲2.32億元兩度豪氣入股,最終以10%的持股比例成為公司二當家。
或許是習慣了豪賭,幻想著自己作為“拆彈部隊”、可以在雷區中押對寶,彼時的創勢翔對於舉牌風險是相當淡定。研究總監鐘誌鋒說做了最壞打算,每個產品凈值損失最多也就0.1元左右。黃平就更樂觀了,“幸好我的語文不是體育老師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