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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的影集──《豪斯醫生》(House,M.D.),有一幕是這樣的: 豪斯醫生走出診間,對走廊上候診病患大吼:「你們有誰現在願意離開,我就給他五十塊(美元)。」 另一名醫生科蒂(Lisa Cuddy阻止他:「你不能這樣,這些病人就是來看病的。」 豪斯:「要是他們願意為五十塊就走人,表示他們的病沒那麼嚴重。」 科蒂:「就算他們願意這樣,也只代表他們很窮。」 豪斯:「如果他們很窮,給他們錢不是更好?」 一般人常認為醫療是「必需品」,意味不管價格多高,人們都要使用某一數量的醫療。這種主張是錯誤的。為醫療付的價格越高,人們要犧牲的其他東西也越多。說人們不管價格多高,都非要取得某數量的醫療,這等於說醫療以外的東西,對人們完全不重要,這是荒謬的。 其次,每個人面臨的醫療選擇,不是「全有」或「全無」,而是「此多彼少」,還是「此少彼多」:究竟是要把錢花在多去醫院看一次病?還是要把錢花在多去吃點飯?這才是人們現實的選擇。 「必需品」的錯誤在於:把人們選擇當成是「全有」或「全無」:要麼全有醫療,要麼全無醫療。但是現實裡的每個人從不會面臨「全有飯吃、全無醫療」,或是 「全無飯吃、全有醫療」這種擇擇。我們的選擇是:犧牲一點醫療,以換取多吃一點飯;或是少吃一點飯,以換取多使用一點醫療。 用經濟學術語來說:每個人都是在做「邊際」選擇,也就是在「此多彼少」,還是「此少彼多」間取捨,而不是在「全有這個、全無那個」間取捨。「必需品」的錯誤,就在於忽略了「現實裡每個人都是在邊際上做選擇」這個道理。 這就是說,任何事物在邊際上都是可以替代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經典著作《價格理論》裡曾分析:每個人可以在某物上少花點錢,以換取在其他東西上多花點錢,讓自己過得更好,「在邊際上,所有東西都是同等必須,也是同等多餘的。」 把醫療視為必需品,意味著邊際上沒有東西可以替代,事實絕非如此。若去醫院看病價格漲三倍,人們上醫院次數就會減少,他們會用其他方式來替代:自我鍛鍊、求神問卜、遍覽醫書、尋找病友、暗訪密醫、改服中藥。任何事物在邊際上都是可以替代的,「醫療」也是如此。 豪斯醫生短短幾句話,就說明了「任何事物在邊際上都是可替代的」這個道理,這是對「醫療是必需品」最有力的反駁。除醫療,下次再聽到「XX是必需品」這種主張時,不妨再回味一下豪斯醫生的話。 |
我們已經多次聽到這樣的觀點,中國的資本存量遠不如發達經濟體的水平,因此將不可避免地繼續增加。同時,我們可以繼續依賴努力地建設道路、高樓、機場和其它基建設施——只要看看中國較落後的東部省份已經把大量資金投入到新項目中,就知道這個觀點已經被付之行動。
但我們不得不反問,究竟是高增長導致資本存量的增加,還是相反呢?從另一個角度講,能否肯定地說,如果基礎設施能為市民所用,這些建設遲早都會帶來積極影響的?排除融資負擔不談,我們應該怎麼分別「好投資」和「壞投資」呢?怎麼在短期分辨它們呢?
今年4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Michael Pettis在這個問題上提出了一些見解。簡而言之, 理想情況下,每個國家都應該擁有足夠的資本存量,這有利於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標準。然而,只是建立大量的基礎設施和樓房,是不會使一個國家變「發達的」,也不會使人民享受到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其中的原因是被Pettis成為「社會資本」的東西,它包括健全的制度、法律框架、社會信任和其它一些朦朧的概念。幸運的是,Pettis最新的文章給出了關於他所謂的「社會資本」更多詳細的解釋,並舉出了一些歷史例子,以及這些例子與中國可能存在的聯繫:
對我而言,最為明顯的證據是,一個經濟體為了創造可持續的財富,必須做比增加資本存量更多的努力,這是受戰爭洗禮的前發達經濟體得到的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那些貿易港口,比如說香港和新加坡,以及那些小型而資源豐富的經濟體,比如說科威特和十八世紀的海地,極少貧窮和未發展的經濟體成功從貧窮轉變到富裕。特殊的例子可能只有南韓和台灣,這兩個經濟體都在冷戰期間處於非常有利的環境。然而,「貧窮」但發達的經濟體,比如說一戰以後的比利時和德國,或二戰以後的德國和日本,在國家經歷戰爭的洗禮以後,它們的人均GDP都出現了快速的增長,相對容易地就能從貧窮狀態轉變到富裕的狀態。
我認為,其中的原因是,雖然戰爭可能已經摧毀了這些國家的實體資本,但因為戰爭並沒有摧毀這些國家的社會資本,所以這些國家在戰後有能力以較快的速度可持續地增加投資,它們的人均收入也能持續的上升。對於那些實體資本基礎受到摧毀而變得「貧窮」的發達經濟體來說,為什麼發展這麼容易呢,但為什麼對於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又這麼困難呢?
我能想到的最為合理的原因是,發達經濟體已經存在一套健全的體制,容許它們能充分利用投資,所以,只要它們有能力增加資本存量,它們就可能在短時間裡變得富裕。我認為,一個廣為人知的事實進一步證明了這個觀點——大部分跨國的資本流動(我認為超過90%)都是流入富裕國家的,而不是貧窮的國家。如果富裕國家沒有能力更有效率地吸收新的資本,並比貧窮國家帶來更多的收益,這個事實就完全說不通了。從另一方面講,如果真正重要的是資本飽和率,那麼離資本飽和越遠的國家,在這些國家投資的盈利能力就越高,那麼更多的資本就應該流向貧窮的國家而不是富裕的國家。但明顯這是錯誤的。
那麼,什麼樣的社會體制才是重要的呢?從一個因素考慮,具有明確和強制性法律系統的經濟體,一般都有較高水平的社會資本,因為企業家能更容易地利用經濟條件和基礎建設,建立有盈利能力的業務。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法律體系,那麼商業機會一般會被擁有政治影響力,能在法律體系中佔便宜的實體所壟斷。很明顯,更有實力的實體並不一定更具有經濟效率,而反向的結論可能才是事實——這被Acemoglu和Robinson稱為「可提拔的」精英(實權階級)。
Pettis還解答了一些關於「可提拔的」精英以及權貴資本主義的問題。
有很多社會原因和政治原因去關心被經常稱為權貴資本主義的不同特徵——腐敗、關係、裙帶主義、只給實力強大的內部人士提供信貸、保護國有企業免受高效競爭者的影響等等,但是在這裡更重要的一點是,因為權貴資本主義通過嚴重傾向於獎勵那些玩政治玩得更好的實體,而不是獎勵那些玩經濟玩得更好的實體,這限制了經濟實體充分利用資本存量所能帶來好處的能力,這樣損害了經濟體吸收更高水平資本的能力。對那些具有較強權貴資本主義的國家,投資的目的一般不是最大化生產效率,而是成為了回饋政治的途徑,所以那些更有能力高效利用資本存量的經濟實體,它們的能力被大幅削弱了。
這不是說,權貴資本主義不能帶來增長。很明顯,是能帶來增長的。但我會認為,只有當實權階級的利益能正確地與增長結合在一起,權貴資本主義才能帶來增長。比如說,我會認為在改革的早期階段,特別是在經受多年經濟災難和低投資的經濟體,權貴資本主義是可以伴隨高增長的,因為引導增長的經濟計劃——在資本存量極低的國家中大部分是投資計劃,將能直接使實權階級受益。然而,一旦出現利益的分化,權貴資本主義將不能和高增長保持一致。
經常都有人說,樓是必需品,唔應該用來炒賣,甚至港產片都要找個靚仔男神出來大聲說:「土地不是用來炒賣!」
很多東西都可以是必需品,例如糧食、空氣和食水,都是必需品,這是很合理的。可是「必需品」會不會同時是「投資商品」呢?有沒有是必需品樓宇呢?
筆者讀大學時,有一位當紅的哲學系教授,就是李天命博士,每逢上課時皆坐無虛席,好似《神探伽利略》中的湯川學教授,請不要妄想ADD到他的課,想旁聽也請早點起身,連通道樓梯都無得坐的。
李博士其中一項很值得大家學習的學問,就是語理分析,簡單地說,就是在討論問題之前,先了解對方正在說甚麼。如果對於問題甚至名詞的定義沒有共識,討論往往會流為各說各話。
比如上面所講的「樓宇是必需品,所以不容炒賣」,必需品一詞是指甚麼呢?如果是「沒有了人就不可以生存」,對不起,樓宇真的不會是必需品,沒有人會因為無樓住,瞓街或者露營就會死的。
抱有這種論調的人,其實是想指出「樓不是用來炒賣」,或者組合一下,應該是說「物業不應該是投資商品」。
那麼投資商品又有那些特徵呢?筆者認為,只要符合以下其中一個定義,就是「投資商品」:
1. 再售後升值獲利的價值
2. 現金收益的價值
3. 再融資的價值
例如汽車、珠寶、首飾,甚至一些低價的鑽石,一買就跌,落地唔見兩三成,又無息收,又不能加按,就不會是投資商品。反而限量版名牌手袋,因為以作為再融資借錢,都可算是投資商品。
那麼有沒有物業完全不符合以上的特徵呢?當然有,那就未補地價的居屋和「租者置其屋」的出售公屋,以及公務員合作社房屋。
未補地價的居屋公屋,不可以在自由市場上重售,只可以在第二市場出售或者由「白居二」持有者購買,購買之後仍然只能在這個有限的渠道內出售。未補地價的居屋不可以出售,翻按轉按又要房委會批準。
至於公務員合作社房屋,只能轉讓給合資格的人士,又要補地價才回復自由身,如果發展商大批購入後重建,又要再補第二次地價,所以除了寶翠園和昇禦門外,極少有大型的公務員樓重建計劃。
所以,模範青年認為,「樓不是用來炒賣的!」得,當樓沒有投資價值時,就會變成他們口中的「必需品」。老實說,筆者就真的不會去買,寧願租樓住,可惜在香港,樓宇的投資價值是無法完全排除的,只能夠是「投資商品」,所以就要面對樓價可升可跌的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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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出現下行引起市場關註和擔憂,“消費降級”成為熱詞。
廣發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郭磊撰文表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並不完全代表消費,它不包含服務性消費和虛擬消費。無論哪種口徑的消費,長趨勢都大致與名義GDP同周期,即它們的增速下降只是經濟整體增速下降的一部分,且由於降幅更小,對於GDP貢獻一直在上升。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8月14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國消費增長平穩,消費升級仍在持續。其中,居民家政、電影票房、旅遊收入等服務類消費保持較快增長。
國家統計局披露的數據顯示,7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0734億元,同比增長8.8%,增速比上月回落0.2個百分點;1-7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9.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個百分點。
劉愛華表示,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月走勢來看,增速回落了0.2個百分點,月度之間的波動是比較正常的。今年以來,影響消費市場的因素和去年也有不同的變化,進口關稅的調整,還有電商的各種促銷活動,對短期消費的增長都造成了一些擾動。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哲此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上半年消費略有回落,一方面是受到高基數、汽車降關稅政策、假期等階段性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需要註意到產業轉型等對中小企業的影響,開始從企業層面向居民層面傳導,使得部分城鎮和鄉村居民的消費受到一定影響。
郭磊表示,2018年上半年社零下降的主要是汽車和地產系消費,大部分必需消費品並沒有趨勢性。汽車下降有行業規律和政策影響等一系列原因;地產系下降與前期地產銷量有關,二者都不具有“降級”概念。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1-6月,汽車產銷分別完成1352.6萬輛和1335.4萬輛,增速分別低於上年同期1.9和4.3個百分點。
郭磊分析,從居民消費產品內結構來看,看不出消費降級特征。以乘用轎車為例,B級、C級車占比截至2018年上半年一直在上升;一類、二類卷煙銷售占比截至2018年上半年一直在上升;高端白酒和低端白酒也展現出趨勢增速上的分化。
從居民消費支出結構來看,也看不出降級特征。郭磊分析,“消費降級”意味著恩格爾系數的變化,即花費更少支出在不必需環節。但從恩格爾系數看,截至2017年一直在穩定下降;而居民在教育文化娛樂服務上的支出近年整體上升,18年上半年與17年上半年持平;醫療保健上的支出上升比較明顯。
中山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湛撰文分析,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也是反映居民消費的重要統計指標,從這兩個統計指標看,前者已經連續兩個季度出現回升,後者自4月份以來出現上漲勢頭,兩者走勢表明2018年以來的消費內需並不疲弱。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費支出增長較快,服務消費升級勢頭明顯。體育、健康、旅遊等服務消費勢頭強勁,全國居民人均體育健身活動支出增長39.3%,醫療服務支出增長24.6%,旅館住宿支出增長37.8%,交通費支出增長22.8%。
此外,追求舒適生活的享受型服務消費需求旺盛,全國居民人均飲食服務支出增長16.6%,家政服務支出增長33.1%。同時,個人護理、教育培訓方面投入加大,全國居民人均用於化妝品、成人教育及學前教育培訓等方面的消費支出也呈現兩位數以上快速增長。
今年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78.5%,高於資本形成總額47.1個百分點,且高於一季度水平(77.8%),顯示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持續增強。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表示,下半年消費還是有條件延續平穩較快增長態勢的。有幾個因素:一是消費本身是剛性增長的;二是居民收入增長這些年來總體保持較快增長;三是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只會加快,不會停下來;四是進口政策的因素,這些年我國加大了進口,將促進整個市場銷售的活躍和增加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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