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十年，我們多次嘗試建立藝術電影院，發行文化藝術電影，但總是堅持不了幾個月，就壽終正寢了。究其原因，是我們還不知其中的規律。
1988年2月,影片《湘女蕭蕭》在美國發行，我受邀拜訪“紐約人電影公司”，見到了經理登·塔伯特先生。我發現這是一個專門發行各國藝術影片的小公司。塔伯特1960年開始在紐約曼哈頓經營一家專門放映美國經典老電影的影院，1964年，他看到了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的電影《革命之前》，深受感動，決定買下它的北美發行權。從此，他開始向美國觀眾介紹歐洲、中南美洲、日本、印度等地的電影。
塔伯特對我說：“發行藝術電影賺不了大錢，但是我愛藝術，藝術電影是我的生命。”幾十年來，他的公司發行了近五百部各國的文化藝術電影，不僅在藝術影院放映，還用16毫米拷貝把電影發行到社區文化館、學校、電影社團、圖書館等非營利組織；用錄像帶、DVD將影片送入家庭觀賞群。據說許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美國新導演，都是在他的影院里接觸到法國“新浪潮”、歐洲作者群以及日本東方風格等藝術電影的；有些人為了免費看片，還跑去做影院誌願者，為影院寫宣傳稿、說明書。在那個沒有錄像帶、DVD和網絡，影院放映是唯一觀看電影方式的時代，藝術電影發行公司和藝術影院是傳播文化與培養藝術新人的重要途徑。
聽說我在電影學院教書，他馬上主動地把《東京的故事》（1934，日本小津安二郎導演的名作）、《大理石人》（1965，波蘭導演瓦依達代表作）、《天譴》（1976，德國導演赫爾措格）等五部經典藝術影片發行富余的16毫米拷貝，贈送給了我們學院，“放在電影學校比放在我這兒有用。”他說。
1986年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的時候，常去的一家藝術影院叫NUART，在著名的加州洛杉磯大學附近,是個有六七百座位的老式影院。它的排片不是一天或一周，而是每兩個半月排一次節目，提前發表在一張印刷的節目單上，60至70部經典或優秀新片，以各種專題、國別、大師展等逐日排出，天天換片，日日有新；這樣全城的藝術電影愛好者，當然主要是大學的學生們，就可以提前幾天或幾周安排自己的日程，去那里看到想看的作品。我在那個影院的大銀幕上，除了看了我的《湘女蕭蕭》，還看到過法國導演維斯康廷的《羅果和他的兄弟》（1960）、黑澤明的《蛛網宮堡》（1957）、瑞典導演伯格曼的《芬妮和亞歷山大》（1982）等名片，也包括在別處很難看到的日本導演大島渚的禁片《感官王國》（1976），至今記憶猶新。
美國有不少像“紐約人”一樣的藝術電影發行公司。有名的、規模大的有米拉麥克斯（MIRAMAX）和索尼經典（SONY PICTURE CLASSICS），《霸王別姬》（1993）和《搖啊搖，搖到外婆橋》(1995)就是他們在北美發行的；前者票房521萬美元，後者230萬美元。這是在1990年代初，世界興起“中國電影熱”時期所取得的，也是迄今為止中國藝術電影在北美的最高票房。
與主流商業市場娛樂電影集中時間，動輒三四千塊銀幕同時放映的方式不同，藝術影院常常是一個城市一個城市、一塊銀幕一塊銀幕地長時間逐步展開，有時只是一兩塊銀幕，最多也不過二十幾塊銀幕同時放映。因此，發行藝術電影的宣傳就分外重要。“紐約人電影公司”介紹1988年他們首次放映兩部中國藝術電影的情況：
“《湘女蕭蕭》的首映式定在3月，於林肯宮影院，我們為雜誌報紙、地方電視臺的采訪者們放了新聞專場。在通常為藝術片宣傳的報紙《紐約時報》與《鄉村之聲》上登了廣告，我們還雇了一個華人特別顧問，幫助我們聯絡華人社會。雖然《每日新聞》給影片打了三顆星，並寫道：‘去看吧，你會喜歡它。’《新聞日報》誇獎說：‘壯觀……一次視覺的享受。’但是，紐約的多數藝術影片觀眾只閱讀《紐約時報》與《鄉村之聲》，他們不會去理會紐約其他影評人的熱情與贊揚的評論。《紐約時報》的文森特·坎比則是最關鍵的。坎比的一個好的評論，是影片得到一定程度成功的保證，不論其他評論者寫了些什麽，反之，坎比的一支筆，也意味著票房的死亡。《湘女蕭蕭》就有了這樣的命運，迄今為止，坎比對中國電影只表示了很低的熱情，關於《湘女蕭蕭》他寫道：‘這部影片作為一個社會與政治文獻，少數民族的電影，比作為藝術與娛樂更有趣……它是個風俗的有意識的自我展示。’霍伯晏在《鄉村之聲》的評論對影片也缺乏熱情。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影片在紐約放映了五周，總共票房收入不足五萬美元，而發行租費將近一萬美元，加上宣傳費三萬五千多美元。紐約的票房也導致了影片在美國其他地區的有限的發行，只發行了不到20個城市。”
“紐約人電影公司”向中國買“湘”片很便宜，共二萬五千美元，發行期為五年，他們還在以後及其他錄像、電視等的發行渠道中得到收益，但大局是無法變化了。
“紐約人”與張藝謀的《紅高粱》的浪漫的故事是幸福的，1988年2月，登·塔伯特在柏林電影節第一次看到了影片，他感到眼花繚亂。“影片的視覺形象的壯麗是我未曾預料到的。”在各電影節獎中，金熊獎被認為是一個有威望的獎，對發行業務是一個極大的幫助。“紐約人”購買了《紅高粱》的發行權，並提議影片又參加了有影響的紐約電影節，在閉幕式上放映，為影院發行做了一次極大的宣傳。但是在紐約，一切還要看文森特·坎比的評論，在星期天的《紐約時報》上，他沒有僅僅談影片，而是寫了一篇間接否定影片的文章。評論的開頭，坎比寫道：《紅高粱》是一個外來的、陰郁的作品。他闡述說，第五代電影工作者的作品“粗野得可怕”，他把《紅高粱》描繪為“除了作為社會學外，並沒有什麽令人太激動的”。然而，《鄉村之聲》的評論可不一樣。霍伯晏寫道：影片“令人陶醉”。紐約所有其他的評論都是熱烈的贊揚。感謝口碑的宣傳與熱情的評論，《紅高粱》在美國七十多個城市的藝術影院映出；在有眾多華人居民的地方受到歡迎，在華人很少的地方，像聖·路易斯、堪薩斯城、丹佛，也受到歡迎。
現在，“紐約人電影公司”的創始人登·塔伯特先生已經退休。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995年9月的加拿大蒙特利爾電影節上，他專程來看我和張藝謀的新片，後來他購買了我的《黑駿馬》的發行權。新世紀以後，他的公司還發行過賈樟柯的《任逍遙》（2002）、《三峽好人》（2006）、張陽的《向日葵》（2005）、李玉的《蘋果》（2007）等，他對中國文化和藝術電影的熱情與執著，令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