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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老百姓放到劇場,把明星扔到戶外” 中國真人秀的生存之道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206

 

大多數觀眾看《與星共舞》是為了看明星,周傑倫當時的女友昆淩是“賣點”之一。為了說服從未上過大陸真人秀且不會跳舞的昆淩,總制作人徐向東發短信:“這麽美的女子,你要結婚了,你不想把最美好的一面保留下來嗎?”昆淩被打動,參加了節目。 (燦星供圖/圖)

5年歐美模式節目的訓練之後,燦星制作總裁金磊學會了:真人秀要追求“失控”。帶動收視率的,恰恰是“失控”的選手。

導師怎麽選?“大眾化的達人類真人秀,最合適的明星就是雜家,什麽都能點評兩句。”燦星制作副總裁陸偉說。

2014年底,中國各大衛視在各自的2015年節目廣告招標會上,紛紛拋出它們的重頭戲,重中之重無一例外是:真人秀,真人秀,真人秀。來自招標會上的統計,2015年將有近200檔真人秀節目加入拼搶收視率的大軍,這一數字是2014年的5倍。如果按一檔真人秀播出一季13期、每期90分鐘算,相當於觀眾要不眠不休看5個月,才能把這些節目全部看完。

從已公布的真人秀名單看,才藝選秀節目最少:目前只有《中國達人秀》和《出彩中國人》;歌唱類節目次之:《中國好聲音》、《中國好歌曲》、《最美和聲》、《我是歌手》;戶外真人秀的數量最多,除《爸爸去哪兒》、《奔跑吧,兄弟》等已經“成名”的,各大衛視都不甘示弱,東方衛視就有四五檔戶外真人秀推出,形成“我要”系列——去極地、登珠峰、去探險、去太空,浙江衛視吃了“跑男”甜頭,還將推出《真愛在囧途》、《陌路大作戰》、《回到公元前》三檔,一向走“劇行天下”的安徽衛視,也一口氣推出7檔戶外真人秀。

競爭已白熱化,到底做一檔什麽樣的真人秀才能勝出?

“好的真人秀節目現場必須是失控的”

“我們有一個理念是失控,一個好的真人秀節目現場必須是失控的。”《中國好聲音》導演金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選手最後沒有選那英和楊坤,結果兩個導師都哭了,誰都沒料到,事先也安排不出來,這就是失控。

金磊的另一個身份,是上海燦星文化傳播公司(以下簡稱燦星)制作總裁。燦星的真人秀,可以簡單分為三種類型:音樂選秀、舞蹈選秀、才藝選秀。模式大同小異:海選出選手,節目組用VCR、跟評委現場對話等方式,挖掘他們的人生故事,除了唱歌、跳舞之外,讓觀眾看到“人”,這樣形成了“中國好”系列:《中國達人秀》、《中國好聲音》、《中國好歌曲》、《中國好舞蹈》。

“以前的節目是看不到‘人’的,要麽唱,要麽跳,要麽搞笑,但沒有個體的細節和情感。”金磊說。現在,他們學會放大細節,每個選手的一舉一動、一個眼神、甚至報名簽字時的筆跡,手寫的動作,都有鏡頭記錄。“好聲音”僅四個評委就有八臺機器拍攝,不錯過每一個細節。

2010年,東方衛視引進荷蘭版權,推出《中國達人秀》,金磊是導演,那是他第一次接觸來自歐美的頂級真人秀制作團隊。經過5年歐美模式節目的訓練,他的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以前做綜藝節目,他們追求的是要讓錄制現場“可控”,而現在強調的是“失控”。

“達人秀”時期,挑選手,金磊和團隊也更傾向選那些“可控”的選手——會唱歌、會跳舞,有才藝。後來他發現,帶動“達人秀”收視率的,恰恰是一些“失控”的選手。

一夜爆紅的鴨脖夫婦就是這樣:周彥峰、許娜一起報名“達人秀”,妻子許娜唱歌沒什麽特色,報名階段就刷了下去,丈夫周彥峰唱得也不怎麽樣,但他會口技,會吹樹葉,還會發出像殺豬一般的嚎叫。導演組覺得周彥峰有點意思,但只想讓他做節目的佐料。

周彥峰扮成一頭豬表演完後,三位評委集體給他打了“X”,也就是不通過。周彥峰一下子懵了,隨後在舞臺上發生的一切,都是在他“失控”的狀態下出來的——他委屈地說,我是有夢想的,就是希望老婆上臺來唱歌,你們三個一拍,把我的夢想都拍沒了。他接著講述了他老婆對唱歌癡迷的故事,最後他取下豬頭面具說:“我為我老婆裝什麽都可以。”

這對貧賤夫妻感情堅守的故事感動了很多人,當年創下了微博的轉發紀錄,意外成為第一季“達人秀”最出彩的部分。

2012年,燦星與浙江衛視合作,推出了成名作——《中國好聲音》,這時金磊團隊逐步學會了有意識地“造成失控”、有效地呈現“失控”。

吳莫愁是“好聲音”第一季學員。她在節目中講到父親早年去世,照以前的做法,這段可以形成“藝術人生”的高潮,但金磊把這一段剪光了,直到決賽,才為吳莫愁設計了一個大篷車上的才藝表演。這其實是在向她的父親、一個大篷車表演者致敬。

“好聲音”第一季有一位學員劉悅,過去是給楊坤遞話筒的,她下場時,楊坤從導師席上站起來,走到臺前說,今天我來給你遞一次話筒。劉悅當場就失控了,淚流滿面。

“好聲音”第三季,導師汪峰組的終極對決,人氣選手、新疆歌手帕爾哈提被分到跟選手王卓PK。帕爾哈提不會唱中文歌,王卓一句句教他唱。在汪峰要舉起勝利者帕爾哈提的手,宣布他晉級時,帕爾哈提堅持自己能唱好,應歸功於王卓,晉級的應該是王卓。他使勁按住汪峰的手,不讓他舉起來。鏡頭給了帕爾哈提和汪峰兩只互相用力、青筋暴起的手五秒特寫。

耿斯漢也是“好聲音”第三季學員,90後。他在臺上說:之前導演組讓我填誌願,如果四個導師都轉身,我的選擇是什麽?我填的都是:汪峰、汪峰、汪峰。以前綜藝節目的選手表達大多含蓄委婉,耿斯漢這樣的90後,卻會非常直接表述自己的真實想法,也不怕得罪其他三位導師。

“這是真人秀節目所需要的。”金磊希望找到更多像耿斯漢這樣的選手。他把目光放到整個大華語地區,馬來西亞、新加坡,甚至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傳統“選秀重鎮”不再是金磊關註的重點,他更願意去二、三線城市找人。他認為,選秀重鎮出來的學員很“可控”,“他們上過各種各樣的節目,被灌輸過各種理念,知道導演要什麽,需要花很長時間去‘油’”。

《爸爸去哪兒》第一季,爸爸和孩子找食材、做飯,觀眾看得多了,第二季,導演謝滌葵決定讓爸爸之間的比拼強度更大,泥地足球賽、鐵人五項、摔跤等紛紛上演。他的另一層考慮是,第二季的小孩性格相對內向,用更強的刺激才能讓他們的性格完全展露。 (CFP/圖)

請來一線大牌,能不能保證紅?

2015年元旦剛過,新婚的周傑倫加盟《中國好聲音》第四季的消息就迅速登上娛樂頭條,“好聲音”官方微信的點擊率當天超過十萬次。請來周傑倫當導師當然很重要:他在華語樂壇夠分量,與模特昆淩新婚又足夠有話題。

但是不是所有真人秀節目請來一線大牌都適用?燦星制作副總裁陸偉不這麽看。他提到幾檔真人秀:《中國最強音》、《造夢者》、《我看你有戲》,都請了大牌,但收視、反響平平,“不是因為導師不行,而是節目類型和導師定位發生了偏差,這幾個節目都不是以專業水準取勝的,是以稀奇古怪的才藝取勝的。”陸偉說。

《中國最強音》的導師陣容強大:章子怡、羅大佑、陳奕迅、鄭鈞。節目的原版是美國的《X元素》,陸偉對該節目非常了解,當時燦星差點就買了這個模式,最後被湖南衛視買走。陸偉分析,這個節目本質上是歌唱版達人秀,“X”指的是不可知的因素,不是因為唱得好,而是某個點,可能是很奇怪的點,讓導師喜歡,就可以通過。

令陸偉印象深刻的是一個白酒銷售員,性格直率,跟導師能開玩笑,但是歌唱得非常差。放在“達人秀”的舞臺,這就是一個喜劇型的選手。當讓羅大佑、陳奕迅、鄭鈞這樣的專業音樂人從音樂角度點評時,他們卻面露難色,無從下手。

“請導師的核心,是要找到合適的定位。越找到專業的導師,就越需要用專業的選手去吸引他。像《中國最強音》這樣的真人秀,找一個陳奕迅,他專門負責點評選手的音樂就可以了,剩下應該搭配像汪涵、孟非、高曉松這種類型的人。大眾化的達人類真人秀,最合適的明星就是雜家,什麽都能點評兩句。”陸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導師間的配合也很重要,“好聲音”的法則是——導師之間彼此要熟悉,本身私交就不錯。陸偉解釋,在導師搶人這個環節,如果彼此不熟,很多時候沒有辦法遵照真實想法,“比如我要跟劉歡搶,我跟劉歡不熟的話,話會說得很客氣,但要是跟他非常熟的人,就可以肆無忌憚。”

男女導師比例也有學問。原版《The voice》是三男一女配置,“好聲音”第二季嘗試兩男兩女搭配,起用了那英、張惠妹和汪峰、庾澄慶組合,後來發現並不成功,三男一女時,女導師發揮的作用非常明顯和特別,但是兩女配置,女導師的功能重複,兩者表現都受壓制,反而不理想。

看明星,也看看舞蹈

2015年1月起,徐向東一直忙於一檔舞蹈真人秀:《與星共舞》,這檔節目每周日晚十點在東方衛視播出。徐向東是星空傳媒副總裁,也是《與星共舞》總制作人。這檔節目的原版是美國ABC電視臺熱播的《Dancing with the stars》。

從2006年擔任東方衛視《舞林大會》導演開始,徐向東做了八年舞蹈真人秀,包括引進歐美版權制作的兩檔真人秀:專業舞者比拼的《舞林爭霸》,這檔節目最初在東方衛視播出,後來賣給浙江衛視,更名為《中國好舞蹈》;另一檔就是《與星共舞》。

“好舞蹈”的賣點是“造星”——把平民舞者打造成舞蹈界巨星。《與星共舞》的賣點則是明星的成長與蛻變。“你會發現一個不會跳舞的人,他的變化,對舞蹈的愛,以及當中的一系列故事。”《與星共舞》導演曲清說。

和唱歌比,舞蹈是小眾的門類。到目前為止,《中國好舞蹈》和《與星共舞》都不賺錢。做舞蹈真人秀,徐向東希望“推動舞蹈的產業鏈,改變舞蹈界的生存狀態”。舞蹈界現在的狀況是:楊麗萍一場演出出場費15萬,而這僅相當於中國一個三線歌手的出場費。

小眾的門類,要用大眾化的方式來包裝。2015年1月25日,熱播偶像劇《何以笙簫默》男主角鐘漢良客串了一回《與星共舞》的評委,這期《與星共舞》創下了開播以來的最高收視率:1.18。徐向東看得明白,對於大多數電視觀眾而言,他們收看《與星共舞》的目的就是看明星。

按照原版要求,《與星共舞》需要邀請13位明星來比賽。明星不一定要大牌,但一定要有特點、話題、故事。徐向東首先想到了周傑倫當時的女友昆淩。但說服從未上過大陸真人秀、身份特殊、不會跳舞的昆淩,並不容易。徐向東給昆淩發了無數短信,其中一條寫道:這麽美的女孩子,你要結婚了,你不想把最美好的一面保留下來嗎?昆淩被打動了。

曲清的主要工作是為13位明星設計故事。原版節目設計的故事大膽聳動,比如兩個明星最後還鬧出了緋聞,但這樣的設計不適合中國,曲清改為按照明星原本的變化走向來設計。

她為昆淩設計了三期成長故事:第一集,她是誰。很多人只知道她是周傑倫的女朋友,節目組就通過VCR告訴觀眾,這是一個美麗、善良的混血模特,還特別拍攝了她在臺北街頭餵流浪狗的鏡頭。

第二集講昆淩的兩難。導演組設計了昆淩與經紀公司開會,後者不同意她在原本就很忙的工作安排中再增加一個舞蹈節目,但昆淩堅持。導演組還為她設計了各種場景,讓她抓緊一切時間練舞。“給她塑造一個愛工作、獨立、有自己事業,而不是躲在周傑倫身後的女孩形象。”曲清說。

第三集,昆淩要結婚了,不得不提前退出《與星共舞》,導演組為她趕出一段離別感言:舞蹈太有魅力了,我不舍得離開你們,但是我還是要離開,因為生活和愛本身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去完成它。昆淩也被這番為她準備的感言感動,她邊說邊哭,跳完最後一支維也納華爾茲,離開舞臺。

比起昆淩,曾經的“超女”何潔的成長故事更為完整。徐向東找到何潔時,她生完小孩,身材還沒有恢複,陷入產後憂郁中。經紀人給她接過減肥茶的廣告,她一看就崩潰了:“我現在就是個胖子!”徐向東一句話打動了何潔:我們讓你用舞蹈來減肥,讓你回到少女時代。

何潔因此形成了兩條故事線:她要在節目過程中減掉八斤,用跳舞找回自信;她是一個新媽媽,要回到少女時代。最初,何潔上場跳舞,穿的舞蹈服都包得很嚴實,漸漸地,她敢穿超短裙了,還戰勝了其他明星,舞蹈讓她找回了自信。

《與星共舞》還有一個特點:全程直播。這也有助於制造“失控”,明星跳得好不好,現場會發生什麽突發狀況,都是未知的,這也增加了明星表演時的緊張感。

《奔跑吧,兄弟》背後有編劇的設計:每期圍繞一個明星發展故事,其中穿插搞笑元素。過程類似拍電視劇。《奔跑吧,兄弟》的編劇就是大熱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的編劇。 (CFP/圖)

爸爸去哪兒:戶外真人秀大改造

曲清也接觸過韓國戶外真人秀。2014年,她與韓國SBS電視臺推出的大型戶外競技真人秀《Running Man》團隊合作了一個半月,進入實拍階段,準備在東方衛視播出,取名為《奔跑吧,英雄》,因為版權問題,這檔節目最終被浙江衛視買走,就是後來大熱的《奔跑吧,兄弟》。

“把老百姓放到劇場,把明星扔到戶外”是曲清後來與同行們總結出的適合真人秀的方向。她介紹,在《Running Man》中,韓國人的玩法是讓他們的明星坐公交車,到商場、遊樂園做遊戲,機位有意識捕捉把他們做出的普通人會有的反應。

編劇在一檔戶外競技真人秀中的角色至關重要,“跑男”的編劇是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的編劇。通常的做法是,一個主編劇,配置四五個編劇助理,根據每個明星的特點寫故事。每一期都有個主要的明星作為主線,他碰到困難,其他的人來幫助,再把搞笑的元素穿插其中,完全按照電視劇的感覺來拍。

湖南衛視《爸爸去哪兒》是把“明星扔到戶外”的範例,它的原版是韓國MBC電視臺的《爸爸,我們去哪兒》。2013年,《爸爸去哪兒》第一季開播,平均收視高達4.671,第二季的平均收視也達到3.311,一時之間,《爸爸去哪兒》成了一種“現象級”節目。

《爸爸去哪兒》的總導演謝滌葵,此前擔任過《鄉村發現》、《變形計》的制片人,這些節目都是戶外拍攝。拿來韓國原版學習,謝滌葵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節奏太慢。”他分析,韓版的播放時間是下午5點,屬於一邊做飯一邊看的時間,觀眾可以隨進隨出,所以一個環節可以播二三十分鐘,而中國版的播放時間是每周五晚上九、十點的黃金時間,競爭激烈,節奏慢就會出問題。

謝滌葵保留了韓國模式的大模樣:五個明星帶著孩子出去玩,明星的選擇照顧各個領域,王嶽倫是導演,郭濤是演員,張亮是模特,田亮是體育明星,林誌穎則是偶像歌星。

接下來首先要做的是加快節奏:一個環節播十多分鐘,馬上就切入下一個環節。節奏加快,素材的選擇就要更豐富,謝滌葵團隊將韓版設計的兩天一夜行程拉長為三天兩夜。韓方認為這樣會違背原版節目的初衷,謝滌葵堅持自己的意見。最終,拍攝片比達到1000∶1,素材豐富,節目更緊湊。從觀眾反應來看,這樣的效果挺好。

在拍攝地的選擇上,謝滌葵也與韓方分歧很大。韓方希望他們選擇一些很自然、普通的小山村,營造一種普通人家的感覺。但謝滌葵認為,環境一定要特別,最好是體現地域特色的景觀地區,才能吸引觀眾收看,他選擇了沙漠、東北雪鄉、雲南水鄉,這些地方在《爸爸去哪兒》播出之後,迅速成為當地的旅遊熱門。

《爸爸去哪兒》也為每一對爸爸、孩子配置編劇,這些編劇更像是環節設計者,他們在與爸爸們充分聊天後,對孩子可能的行為進行預判,也追求“失控”的效果。第二季中,曹格的一對兒女Grace和Joe親密無間,但也不時鬧鬧小矛盾,黃磊的女兒多多八歲,在幾個小孩中年紀最大,喜歡照顧比她小的孩子。編劇設計了一個環節:多多帶著Grace和Joe去市集,用有限的錢為爸爸媽媽買禮物,預判他們會在中間產生一些小摩擦。到了市集,Joe為了省錢,自己喜歡的小水槍沒舍得買,妹妹Grace卻把錢花光了,給自己買了玩具,兄妹倆因此發生了矛盾,一氣之下,哥哥把妹妹推到了地上。場面眼看就要失控,這時多多發揮了大姐姐的作用,上前化解了兄妹倆的矛盾。

韓版中,兩季都有相同的幾對明星家庭,觀眾看著他們在節目中成長。中國版《爸爸去哪兒》第二季籌備時,謝滌葵聽了很多意見,最多的聲音是:第一季的爸爸小孩很火了,保險起見,應該繼續用,韓國方面也這樣堅持。謝滌葵認為,要把節目做成長效的品牌,不能只是依靠現有的熱點。另一個現實原因是,“爸爸們”火了之後,價格和檔期都難以控制,這和韓國不一樣:韓國三大電視臺KBS、MBC、SBS非常強勢,藝人們要依靠電視臺生存。“中國的電視臺不是,明星很強勢,大牌的明星有很多的權力。”謝滌葵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第二季中,他起用了新的明星爸爸和孩子。

在謝滌葵的眼中,比起歐美模式,韓國模式有自己的優勢,“跟中國都是重家族的文化圈,有很多感情的共通點,再加上這麽多年韓流流行,中國觀眾大量接受的是韓國的模式,對韓國特色的東西不排斥。”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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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權到人”變“確權到戶”南海修正土地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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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日,農歷二月初二是傳統的“土地誕”,廣東省佛山南海區桂城東二東約村掛起高高的鞭炮,慶賀土地帶來的福氣。 (CFP/圖)

編者按:

作為改革開放最前沿,廣東一直是土地改革的先行者,也最先遭遇土地碎片化、糾紛纏身等新麻煩。

如何重新激發土地的生命力,各地都在試驗。本期南方周末經濟板塊選取兩個樣本予以記錄:

一個是在進入後工業化時代的珠三角,“南海模式”的發源地為何改變原來土地確權的路線,從“確權到人”變成“確權到戶”,更好地分享工業化收益。

另一個則是在欠發達的粵北,少有工業的清遠農村,如何將極其零碎的土地收回集體,升級生產方式,來讓依然作為農用的土地生長出更多收入。

讓土地賺更多的錢,讓農民更公平地分享這些利益,讓農業與農村都更深地卷入中國轉型升級的現代化進程,是這些土地試驗的共同終點。

土地改革中有名的“南海模式”的發源地,現在正是全國33個農村土地改革試點地區之一。在那里,土地確權方式的改變,是為了探索更好地讓集體土地入市流轉。

“主要的做法就是十六個字——確權到戶、戶內共享、社內流轉、永久不變。”

南海模式

發端於廣東南海的農村土地參與工業化的一種方式,特點是農民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成立股份合作組織,由其直接出租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或修建廠房再出租,所得收益由農民憑股份分享。因為經濟發展、人口變化、土地調整等原因,發展成集體成員無償配股或出資購股等各種細節不一的方式。

2015年3月19日,一場五百多人的動員大會,拉開了佛山市南海區的“確權”大幕。

從“確權到人”變成“確權到戶”,這是南海土地改革的最新方向,這項工作預定在今年年底完成。

南海區,隸屬於廣東佛山市,距離廣州市區僅半小時車程。1980年代它曾是廣東經濟“四小虎”之一,也是土地改革中有名的“南海模式”的發源地。

現在,它是今年確定的全國33個農村土地改革試點地區之一。

從“權”變“股”後,“把股權簡單化”

“集體”由誰組成?誰才有資格享受分紅?分紅究竟應該分多少?諸多糾紛由此而起。

土地確權,是中央關心的一件大事。從2013年到2015年的“一號文件”,都明確提出落實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制度。

確權的方式,在全國各地幾乎最初都是“確權到人”。

需要說明的是,與全國大部分農村是直接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認頒證不一樣,南海的“確權”,主要是對集體經濟組織股權登記頒證。

這與“南海模式”的由來有關。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一直是最前沿,也是臺資、港資進入大陸設立加工制造廠的第一站。一時間,珠三角的農村土地上“生長”出了許多工業廠房,南海自然也不例外。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工業化和城市化都驟然加速。當年春天,南海羅村鎮下柏村成立了第一個農村股份合作社,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從“權”變成“股”,以權入股,按股分紅,使得土地能集中使用。

這種方式在南海迅速蔓延。最初,南海進行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造,成立了村一級經聯社和村民小組一級的經濟社。經聯社的收入主要來自村集體資產,經濟社則是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將承包的土地交給經濟社使用。

當時大量的工業企業進入南海,經濟社一般將土地集中起來租給這些企業蓋廠房,或者是直接蓋好廠房後出租,獲得的收益再按股份分享。

這樣,農村土地不用經過國家征地就可直接轉為建設用地。相對於使用國有土地,企業租用集體土地的手續簡捷,時間靈活,大受歡迎。根據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份專題報告的數據,到2002年,南海全市工業用地共15萬畝,其中集體所有的達7.3萬畝,將近一半。

“南海模式”聲名鵲起,南海農民也從中獲得了大量的財富。

目前,南海全區共有六鎮一街,1800多個經濟社,2014年集體經濟規模過千億,村社兩級可支配收入67.06億元,股東人均分紅達到4682元。

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增減變化,問題也不斷出現。“集體”由誰組成?誰才有資格享受分紅?分紅究竟應該分多少?諸多糾紛由此而起。而越來越分散的土地,也使得規模經營遇到了麻煩,一些大企業要想找到成片成片的土地並不容易。

為了進一步解決各地農村土地遇到的各種問題,2015年2月底,全國人大批準國務院確定33個地方進行農村改革試點,其中的重點就是試點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流轉制度。

“股權確權是為以後農村集體土地入市,創造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如果集體經濟不確權,集體土地就很難流轉。”南海區城鄉統籌辦公室政策研究與培訓科科長李雅文說。

目前,南海各個鎮已經開始向村民全面宣傳。但具體到經濟社要怎麽搞,“還要參照原來的章程”,比如有的地方是一人一股,就比較好處理,而有的地方分年齡段配股,還分資源股和物業股,這就比較複雜。

“我們希望通過這次改革把股權簡單化。”劉錦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四十多歲的劉錦枌,從1992年便參與了股份制改革,現在是南海區城鄉統籌辦公室主任。

一次性解決“外嫁女”麻煩

“現在不是消化過去的問題,而是一次性把將來可能出現的問題全部解決掉。”

外嫁女,是南海過去二十多年中因土地而引起的令人頭疼的一大麻煩,是土地糾紛最為頻發之處,也是新一輪確權改革想要解決的一大問題。

在南海這些年實行股份制的過程中,全區各個村鎮的細節各不相同,有的是“生增死減”的動態調整,新出生的分股份,死亡的股份就沒了;有的是“生不增死不減,嫁入不增嫁出不減”;還有的是“固化”之後“三年一調”等等。

細節不同的這些模式,實際上都有一個共性,就是股權都是確到個人頭上。只要人口一變,股權就得跟著變,帶來無盡的折騰。哪一部分人有權獲得股份,是最大的難題。在南海,有爭議的這部分人群,全區最多時劃分了17類,後來“砍”到10類,包括退伍軍人、大學生等。

其中最麻煩的變量,就是外嫁女及其子女。這些嫁出村而戶口仍留在村里的女性,“從始至終都是最大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也還是最大的問題。”劉錦枌說。

分紅多的村子,不僅吸引了更多姑娘嫁入,連出嫁的也往往選擇不遷戶口,留在村里等分紅。

“一塊豬肉就那麽大,十個人分就十份,十五個人分肯定每個人就少了嘛!誰也不願意啊!”南海區桂城街道北約社區的一位李姓村民說。他拿到分紅有二十多年了,大兒子23歲,出生就有分紅,買5股配5股,每股兩千多元;小兒子1998年出生時,買了10股——這是每個人可以買的股份上限,當地稱“滿股”,每股已漲到四千多元。現在,他們每個人每年分紅7000塊。

1998年,南海發布《關於保障我市農村“外嫁女”合法權益問題的通知》,首次以地方法規定義“外嫁女”的成員資格:“外嫁女”本人及其子女的戶口雖然仍在原村,但居住地不在原村,又沒有承擔村民義務的,其股權和福利待遇由股東代表大會確定。

但實際上,在農村傳統觀念影響下,多數人不願承認“外嫁女”的集體成員資格。因此,越來越多的南海“外嫁女”加入到抗爭隊伍中,這也成為當地政府最為“頭疼”的事情。

2003年以後,南海區提出“無償配股、出資購股、優惠出資購股”等方式保障“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利益。但在實施過程中,隨著情況的不斷變化,政策也不斷變化,“外嫁女”問題始終沒有完全解決。

2008年5月,南海成立了“解決農村出嫁女及其子女權益問題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出嫁辦”,通過“行政引導加司法強制”的方式解決“外嫁女”問題。

目前,南海已經解決98%以上的外嫁女股權確權問題,但仍有一千多位外嫁女股權問題沒有解決,要經濟社全體股東表決。

正是在此過程中,按戶確權,進入當地官員視野。劉錦枌說,“股權到戶將從根本上解決‘外嫁女’問題。”。

“主要的做法就是十六個字——確權到戶、戶內共享、社內流轉、永久不變。”他說,“這十六個字,我們研究了近一年,開會討論了二十多次,修改了十八九遍。”

這意味著,改革之後,股權將按“戶”計算。一旦確定,戶內股份將不再隨人口增減而變化,但股份可以在經濟社內進行流轉。

“過去股權是確到個人的,這跟國家法律不銜接。”劉錦枌說。2003年農村土地承包法實施,其中規定,以戶為單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中央的政策主線是確權到戶,過去土地股份確權到人偏離這一主線。”

“過去是共同財產,出嫁女是找村集體要,不要白不要。現在固化到戶,相當於把哥哥、爸爸的東西拿走了。”曾對南海農村改革跟蹤研究多年的深圳市綜合開發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憲法說。

“現在不是消化過去的問題,而是一次性把將來可能出現的問題全部解決掉。”劉錦枌如此定義。

倒逼出來的改革

隨著戶籍制度改革,農村與城市戶口都變成居民,股東資格與戶籍制度也到了“必須脫鉤”的時候。

雖然在2015年才真正在全區推行“確權到戶”,但實際在2010年左右就有一些村開始試點此模式。

目前,南海區已經有平東、平南、夏北、五星村等30個村居搞完了新一輪確權。

進行得比較早的是夏北社區、平東社區。2010年,現任平東社區黨組書記羅錦華還是平東社區經聯社的一名委員,那時改革就已經開始。

平東社區北鄰廣州,下轄11個經濟社(過去叫村民小組),共有4900多戶籍人口,4000多個股東每年能夠享受集體土地出讓、出租等帶來的物業租金等收入,現在平均每人每年分紅7000多元。

“頭一年就吹風,以2011年12月15日為時間節點改革。”羅錦華說。在此節點前,村民可以通過婚娶、生孩子等成為原始股東;在此之後,新增的人口都不能再通過過去那種出資購股而成為經濟社的股東,只可以通過戶內其他成員轉讓方可成為股東。

“其實是政策倒逼我們作出改變。”他說。原因有兩個,第一是經濟發展了,利益驅動使越來越多的人嫁進來;第二,隨著戶籍管理制度的變更,很難判斷新加入進來的人是否就是原來所規定的農村戶口——此前,只要嫁過來的人過去是農村戶口,就可以自動成為經濟社的股東,但2004年南海區取消了農村與城市戶口,全部登記為居民戶口,因此股東資格與戶籍制度也到了“必須脫鉤”的境地。

過去,平東社區的股權十分複雜,有資源股和物業股之分,按照股東年齡分配不同的股份,並且動態調整。比如,10歲以下的小孩,資源股跟物業股各0.5股,每十歲就增加0.5股資源股和0.5股物業股,但後者需出資購買,前者才會無償配給。

繁瑣的計算與頻繁的調整,都讓以前的規則難以持續。

盡管依然有異議,比如一些年齡在19、29、39歲的人就抗議自己差一歲而少領取10股股份,但羅錦華認為政策不可能照顧到所有人的利益。2011年12月15日,平東社區的股份制改革在多數人的同意下有序完成。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拿到的《平東社區江表上街股份合作經濟社章程》,最終的章程共分43條。

“我們現在運行得很順暢,股份糾紛基本上沒有出現過。”羅錦華說。

股權固化到哪里

“人有增減流動,是固不住的。”

將過去的“確權到人”變成“確權到戶”,實際上就是將股權固化到戶,之後每一個經濟社的總股份將不再變化。

在以往的現實中,經濟社的股份總是不斷在增加。

丹竈鎮丹竈村曾經在2004年努力想改變這一現實,但卻遭遇了不斷的調整。

“當時大部分股東代表都不同意”。在時任丹竈村村主任謝海人看來,當時村里死了的人有股份,而嫁娶和生孩子都沒有股份,很不公平。他頂著巨大壓力,在當年6月30日“蓋了章”。

此後,在丹竈村,只要2004年6月30日之前屬於村集體成員,均可享受每人滿股20股。按照每個村的章程要求,三年完善一次。

2004年到2007年,股權固化,實行生不增死不減,不過股權可以繼承。但是2008年第二次調整時,最終的博弈結果便是新出生的小孩可以買股份,去世的人分紅三年後就收回股份。丹竈村經聯社社長謝錦泰介紹,“當時外嫁女問題凸顯,結果也可以買到滿股。”

2011年,丹竈村又進行了第三次股權調整。這次主要針對的是“純女戶”(即一個家庭只生了一個女孩或者兩個女孩)問題。調整後,允許其中一個“入贅女婿”把戶口遷進來,購買股份。

“出生嫁娶肯定比死亡人數多,經濟社每年的收入必須要穩步提升才能保證分紅不被攤薄。”謝錦泰說。在丹竈村,雖然股權說是“固化”了,但由於仍是按個人配股,因此,集體經濟的股份處於不斷的變化中。

即使身處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十年來,丹竈村的年人均分紅也僅僅是從2004年的2000多元,上升到2014年5000元的水平。

在平東社區,羅錦華也認為這種情況帶來許多麻煩。如果遇到一個婚育小高峰,股本一下就增加很多,要是經營跟不上,“當年分的錢就會倒跌,這在農民心里面是不可思議的。”

“人有增減流動,是固不住的,”劉憲法說,“某種程度上股權固化是失敗的。”

此次確權是將股權固化到戶。第一是確權,第二是到戶。

在謝錦泰看來,這是一件好事,“今後集體的股份就不變了,戶內的股份也不變,我們今後的工作就會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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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長賦:集體資產不盡早確權到戶就存在流失的危險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要力爭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3號,在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發布會上,農業部部長韓長賦稱,大量的集體資產如果不盤活整合,就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果不盡早確權到戶,就存在流失或者被侵占的危險。推進這項改革非常必要、非常緊迫。

韓長賦解釋稱,農村集體資產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資源性資產,第二類是用於集體統一經營的經營性資產,第三類是用於公共服務的非經營性資產。這三類資產都有改革的任務,但是要分類施策。

之所以要聚焦在經營性資產,在於這一領域的問題突出。韓長賦說,現在有不少地方的集體經濟發展了,形成了數額較大的經營性資產,如果不明晰歸屬、完善權能、盤活整合、創新機制,這些資產難以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果不盡早確權到戶,在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這些資產再過若幹年就更難說清楚歸屬,就有流失或被侵占的危險,對此農民反映非常強烈,要求非常迫切。

韓長賦表示,經營性資產改革重點是在清產核資的基礎上,將集體經營性資產確權到戶,然後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制。確權到戶不是把集體資產分了,而是要明確誰有這個權利,大家來共同發展股份合作制。所以改革要開展清產核資、確認成員身份、搞好折股量化,構建集體資產運行新機制和收益分配制度,說到底就是落實好農民的集體收益分配權和民主監督權。

在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中,該如何保護農民的權益呢?

韓長賦說,就保護財產權利而言有兩個要點:一是完善股份權能。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以及抵押、擔保和繼承的權利,2015年,中央在29個縣(市、區)開展了這項改革試點。從一年多的情況來看,應該說試點還比較有效,農民也比較滿意,下一步就要總結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並且將試點成果盡快轉化為政策法律。

二是實行嚴格保護。為防止外來資本的侵占,現階段開展的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要嚴格限制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農民所持有的集體資產股份流轉要封閉運行,不能突破本集體經濟組織的範圍。

至於如何保護農民的民主權利,他提到,一是要保障農民的選擇權。二是保障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總的來說,要真正讓農民成為這項改革的參與者和受益者。

《意見》明確,在中央層面,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這項工作由農業部和中央農辦牽頭實施。關於下一步農業部該如何開展工作,韓長賦稱,要抓緊制定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方案,指導地方開展清產核資,夯實改革基礎。要繼續開展試點,在已有的29個縣(市、區)的基礎上,準備再選擇100個縣(市、區)來擴大改革試點。還要考慮推動完善支持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政策法律,要清理廢除阻礙集體經濟發展的不合理規定。此外,還要開展改革的督導檢查,要層層傳導壓力,督促落實改革責任,確保改革有序推進,取得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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