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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兄弟廉政劫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4-06/100376667_all.html

  香港「地產霸權」的印象由來已久,但3月29日,香港地產大亨——新鴻基地產 (00016.HK)聯席主席郭炳江和郭炳聯二兄弟突遭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滿城震動,正如郭氏兄弟自己所言,「天不會常藍」。

  當天,大批香港傳媒守候在香港北角廉政公署總部門口,翹首企盼。郭氏兄弟,以及現任全國政協常委、前香港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相繼進入傳媒視野。

  廉政公署隨後發表聲明指出,懷疑他們涉嫌貪污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行。

  這場香江廉政風暴,不僅涉及香港最大的房地產公司之一,事件中的許仕仁亦為歷來被拘最高級前官員。時值香港特首換屆選舉結束,這一事件亦如香港 政商關係趨變的「信號」。

  香港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歷來尊崇商業價值和自由市場機制的香港社會,已經出現對政商勾結的懷疑,執政者「不會希望看 到這樣的懷疑持續下去,因為這對香港不利」。

廉政風暴

  3月29日早上,香港股市如常開市。不過在9時51分,港交所突然公佈,新鴻基地產和公司同系的新意網(08008.HK)停牌。

  10時20分,同系的上市公司數碼通(00315.HK)也宣佈停牌。一場震驚全城的廉政風暴正席捲而來。

  廉政公署在當天早上邀許仕仁及郭炳江至廉署協助調查。當日下午2時左右,在大批媒體的鎂光燈下,郭炳聯也出現在廉署北角總部。當時郭炳聯坐在車 上,用手掩住鼻子,閉目養神。當天,廉署搜查了新鴻基地產位於灣仔的總部,檢走大批資料。

  當天傍晚,廉政公署發表拘捕聲明表示,懷疑他們涉嫌貪污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至晚間約11時15分,郭炳江與郭炳聯各以200萬港元保釋後離開 廉署,半小時後,許仕仁亦離開。

  廉政公署要求郭炳江、郭炳聯及許仕仁4月10日返廉署報到,並最快在復活節假期後落案檢控三人。

  廉政公署早於一年多前即展開調查。香港《明報》引述未具名的消息人士指出,案件涉及極嚴重的「官商勾結」,稱許仕仁出任香港積金局行政總監至任 職政務司長期間,涉嫌有系統地接受新鴻基地產的利益,包括免租入住禮頓山的豪宅及獲得巨額透支戶口。

  消息更指許仕仁過去多年來涉及收受的利益,估計達數以千萬港元。

  許仕仁任職政務司司長期間,其職能是就土地政策與各部門協調,廉政公署懷疑有人利用此身份,洩露政府機密換取利益。

  廉政公署拘捕郭氏二兄弟以及許仕仁,法律理據包括《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第八條,以及普通法中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

  其中,「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涵蓋範圍較闊,因控方按此罪名檢控時,毋須證明獲得利益的公職人員曾向行賄者作出回報;但《防止賄賂條例》第四 條的公職人員受賄罪,則要求控方證明公職人員收取利益,作為其於公職上有所作為或不作為的報酬。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沒有判刑上限,但若在香港的區域法院審理,最高判監七年。防賄條例第四條及第八條的罪成最高刑罰,則是監禁七年及罰款50萬 港元。

  3月29日晚間,新鴻基地產發出公告,證實郭炳江及郭炳聯被拘留,同時,董事會通過決議,郭炳江及郭炳聯將繼續履行職責,包括擔任公司聯席主席 兼董事總經理的職務。

  被拘事件發生後的翌日,郭氏二兄弟返回公司工作,二人向全體員工發信說,「放心,一切如常。」二人在信中寫到:「天色雖不會常藍,眼前確有不少 挑戰,但只要我們堅持信念,做好本分,今日的難關,他日回頭一看,也許只是個讓我們未來走得更堅壯的考驗。」

  事實上,早在事件發生十天前的3月19日,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陳巨源,已經因被懷疑觸犯防止賄賂條例,被香港廉政公署拘留。陳巨源被指涉及一宗 新鴻基地產以高出賣家叫價近1倍的價格,買入一幅位於大圍香粉寮地皮,被疑涉嫌貪污。

  4月3日,郭氏二兄弟在事件發生後首次面對傳媒,稱事件絕不會影響公司日常運作,也不會影響重大的業務決策。

  事件發生後,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在業績發佈會上被問及該事件時表示,新鴻基地產既是競爭對手也是朋友,他不知道對方情況,希望對方最終無事。

豪門恩怨

  新鴻基地產是香港最大的地產公司之一,在普通的香港市民眼中,新鴻基地產是穩健經營和發展的代表,而新鴻基地產出品的住宅樓宇則是質量的保證。

  新鴻基地產於1963年由郭氏三兄弟的父親郭得勝,與李兆基、馮景禧一齊創立。十年後,三人拆夥,郭得勝留在新鴻基地產發展,集團於1972年 在香港上市,一直以香港物業開發為重心,由工廠大廈至購物中心、寫字樓及住宅。

  1989年郭得勝退休,業務交予郭炳湘、郭炳江及郭炳聯三兄弟打理,長子郭炳湘出任主席。1990年,郭得勝因心臟病病逝。新鴻基在三兄弟主政 的20年間,市值約達20年前的10倍,成為香港的龍頭地產公司。此外,集團通過持有香港第三大流動通訊公司數碼通的股權,涉足電訊業,集團也持有信息科 技公司新意網的控制性股權,該公司於2000年分拆上市。

  此次郭氏兄弟被拘,全城轟動。由於廉政公署查案大多依靠舉報人,外界將目光聚焦於近年淡出新鴻基地產和媒體視線的郭氏兄弟大哥——郭炳湘。《明 報》引述未具名的消息人士稱,此次的舉報人正是郭炳湘。不過,郭炳湘透過發言人表示,不評論事件。

  2008年2月18日,彼時的新鴻基地產同樣公佈了一條震驚市場的消息:時任主席兼行政總裁的郭炳湘因個人理由,由即日起休假,不再履行行政總 裁的一切職務及職責,而其職務及職責將由郭炳江及郭炳聯分擔。

  而當時的公告也稱,郭炳湘不會從事或參與任何行政職務,也不會代表新鴻基地產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作出任何承諾。

  兄弟鬩牆,反目成仇。據當時的《星島日報》報導說,郭炳湘打算讓他一位頗信任的女性朋友唐錦馨加入公司,但遭弟弟郭炳江及郭炳聯反對,而公司最 大股東郭氏兄弟母親鄺肖卿為了家族利益,決定與兩幼子同一陣線,暫停郭炳湘在公司的職務。

  不過,在郭炳湘看來,是因為理念和意見不和,導致與兩位弟弟反目,失去公司的控制權。郭炳湘隨後向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申請阻止董事會投票撤銷 他的職務。在當年的入稟狀中,郭炳湘稱,曾經就改善公司管治,增加公司透明度方面做過努力,遭到郭炳江和郭炳聯的反對。

  他舉例說,他曾試圖調查公司的建築工程為何經常交給某幾個特定的承建商負責,希望研究其中是否存在不當行為,但兩個弟弟反對;他還曾試圖調查公 司購買新界一塊地皮的來龍去脈,當時他則直指陳巨源,指控他在新鴻基地產購入大圍香粉寮一幅地皮時,最初向業主表示無購地興趣,但旋即介紹新鴻基地產透過 另一間公司以更高價錢購入該幅地皮,質疑陳與一些在外圍替新鴻基地產收地的公司存有利益關係;此外,郭炳聯曾建議委任一位新鴻基地產非執行董事,但郭炳湘 沒有同意。諸如此例。

  不過,香港高等法院在當年5月否決了郭炳湘的禁制令,他也離開新鴻基地產的管理層,只擔任公司非執行董事。

  據福布斯的最新排名,郭氏兄弟資產183億美元,位列全球富豪榜的第27位。廉政風暴發生後,新鴻基地產股價在3月30日復牌後,跌幅超過一成 三,是亞洲金融風暴14年來最大單日跌幅,單日市值蒸發接近382億港元。

大亨遊戲

  在香港,地產大亨就像經典的桌面遊戲大富翁(Monopoly),不僅涉足地產界,也滲透在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香港電燈,到中華煤氣,再到 載通、新巴兩家專營巴士公司,以及百佳和惠康兩家超市連鎖公司,背後都有李嘉誠、李兆基、郭氏兄弟、鄭裕彤等家族的身影。

  根據《香港經濟日報》2010年的調查,香港政府擁有的土地儲備是3448萬平方英呎,但五大地產發展商——新鴻基、恆基、新世界、長江實業、 信和加起來的土地儲備,共有1.37億平方英呎,是政府擁有的3倍。

  郭得勝的前私人助理潘慧嫻曾以「地產霸權」來形容地產大亨對於香港的影響力,她指出,過去數十年,香港經濟被地產商操控,與教科書的自由經濟相 去甚遠。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2010年,「地產」佔香港GDP約為5.2%。但若計及廣義的地產業,其中,與租金有關的「樓宇業權」,佔 11.1%,此外,在統計中另外兩項——「建造」(佔3.3%)和「專業及商用服務」(佔5.8%)其中也有部分涉及地產。

  至少在觀感上,地產大亨對香港政經局勢的影響,近年已飽受爭議。文藝評論家梁文道曾經舉例說,十幾年前在香港坐出租車和司機講起李嘉誠,十有九 個會豎起大拇指,稱他為「李超人」;然而時至今日,十有九個會大罵「官商勾結」,甚至稱他為「奸商」。

  郭氏兄弟和許仕仁被拘後,香港工聯會副主席黃國健指出,今次事件嚴重破壞高官形象,也影響香港市民以往對公務員守法廉潔的既有觀感,特別是近年 大財團與高官之間,常被外界批評關係千絲萬縷,市民難免會期望政府改變「親商」政策。

  張炳良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商業在香港地位很重要,沒有任何一屆政府可以承擔忽視商業利益的代價。然而,政府不應該被理解為被商界控制。 如果有這種理解的話,公眾就會懷疑存在「政商勾結」。

  「這種懷疑已經開始有了。」張炳良說,如果懷疑持續下去,將對香港不利。

  實際上,香港的政商關係在近期已出現微妙變化。除了郭氏兄弟被廉政公署高調拘捕,在剛剛結束不久的香港特首選舉中,特首候選人、前政務司司長唐 英年曾獲得香港四大地產大亨李嘉誠、李兆基、郭炳江、鄭家純的提名,呼聲原本甚高,但最終因為「民望」不及另一候選人梁振英而敗北。

  候任特首梁振英競選政綱中,就提及不少地產政策,包括增加土地供應、加快興建公屋(類似內地廉租房)步伐以及「港人港地」政策等。

  其中「港人港地」政策規定,部分土地建成後的住宅樓宇只可出售給香港居民。市場曾就此解讀稱,梁振英上台後,會推出大量土地及推行房屋改革政 策,令香港樓價下跌,影響相關利益團體。

  不過香港社會對「政商勾結」的擔憂,根源在於經濟結構和制度面臨的調整。張炳良說,在過去,香港公眾認為政府應該採取「非干預主義」的做法,但 隨著目前經濟不確定性加大,希望政府更多作為的聲音正在擴大。

  本刊實習生戴甜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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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上延伸的是廉政還是腐敗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1-09/100458341.html

「讓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是曾經擔任河南省交通廳廳長、如今正在服刑的張昆桐的名言。他的前任曾錦城和後任石發亮也都因貪腐而被定罪、判刑。中間只隔了一位順利陞遷的安惠元,同一職位上的第四位落馬者董永安又出現了。

  這一系列腐敗案使我們不得不追問:是什麼原因使得四個人在同一位置接連跌倒?前車之鑑為何未能防止類似事件的反覆發生?

  以高速公路為比喻來談腐敗問題是個很好的切入點,因為嚴重腐敗在中國恰恰是與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步發生的,而腐敗的重災區也恰恰是以高速公路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發展等領域。河南省連續七年高速公路建設的里程數居全國第一,這也是帶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取得這樣的成就,財政資源和信貸資源的傾斜是主要原因。

  《宋史·列傳第五十一》記載張觀嘗言:「利之所在,百姓趨之,雖日殺於市,恐不能止,請弛禁以便民」。張觀在這裡所講的道理,是說鹽市有厚利,禁止私煮的法令再嚴,也無法阻止百姓鋌而走險,不如取消禁令,方便民眾。當下中國的樓市、路市等,同樣是「利之所在」,但卻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夠涉身取利的地方,政府權力的深度介入使得這裡成為「官、商逐之」的特殊場合。由於利益巨大,即使是嚴刑峻罰也無法阻止官員前腐後繼。

  但解決之道顯然不是「弛禁以便官」,而是:即使不能引入完全的市場競爭機制,也應引入公開透明的行政決策程序,使得想要拿地、拿建設項目的商人不能與官員私相授受、暗通款曲。

  關於腐敗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學界有不同觀點。

  1964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納撒尼爾·萊夫在一篇題為「通過官僚腐敗實現經濟發展」的文章中指出:如果一個社會有龐大的官僚系統,經濟行為多受官僚決策之掣肘,那麼,一定程度的腐敗(也就是商人繞開法定程序直接從官僚那裡購買對自己有利的決策)可能有助於經濟增長。這個命題的政策暗示是:要麼精簡官僚機構,要麼允許「有效率的腐敗」。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腐敗與經濟增長可以互相促進這一命題,但正如反腐問題學術權威蘇珊·羅斯-阿克曼所指出的那樣:腐敗是一種瘟疫,人類無法把它控制在經濟上有效率的範圍之內。

  一旦容忍腐敗,它就會侵蝕社會的肌體,瓦解公正和信任等良性社會所賴以為基的價值。更何況,經濟總量增長不是一個健康社會所應追求的唯一目標,增長成果的合理分配也是政府應當考慮的重要政策目標。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呂曉波在一篇影響甚大的英文文章中,建構了一種政府角色、經濟發展與官僚紀律之間關係的類型學。

  根據呂曉波的分析,如果一個社會有廉潔守紀並且富有效率的官僚系統,那麼,(1)倘若它奉行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就會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型社會(比如二戰之後的日韓)或國家社會主義-再分配型社會;(2)倘若它奉行市場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就會變成規制型社會或自由放任型資本主義社會。

  反之,如果一個社會有腐敗亂紀的官僚系統,那麼,(1)倘若它奉行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即會變成一個「新傳統主義行政國家」(也就是「四舊」披上新外衣的官本位社會)或者是「分贓式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以再分配的名義為統治集團謀福利的社會);(2)倘若它奉行市場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就會變成世襲寡頭型國家或分贓式的資本主義社會。

  在呂曉波看來,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繼承了一個紀律鬆弛、效率低下、任性武斷的官僚系統,如果不設法馴服和改造政府官僚,無論採取何種經濟政策,都無法避免小集團瓜分財富、多數人利益被忽視的局面。

  社會科學家的主要工作是發現事實並對其間的因果關係作出分析和解釋,上述重要文獻並未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但作為規範科學的法學,卻不得不在認清事實的基礎上提供解決問題的備選方案。這些方案無不包含在「民主」和「法治」這兩個大的制度框架之內。

  首先,依靠官僚系統內部監督機制難以遏制腐敗蔓延勢頭,這已經在一系列重大腐敗案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中國的黨紀國法之網不可謂不密,執行法紀的官僚部門不可謂不多,但除了這種辦法,更需要依靠民眾的監督。正如毛澤東在其著名的「窯洞對」中所指出的那樣:「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其次,從「負責」這個概念中,我們可以看到反腐機制的另一個要素,那就是責任分配。中國目前的制度設計,使得官員對上而不對下負責,許多在地方上搞得民怨沸騰的官員,由於得到上級「賞識」而青雲直上。現有的各種「問責」規定,又往往側重於在發生重大惡性事件之後,常規化、具體化、對地方民眾訴求具有回應性的問責機制有待確立。

  再次,腐敗的發生和惡化有一個過程,提早發現腐敗跡象對社會和官員本人都有好處,而最容易發現腐敗的人必然是腐敗者身邊的人。鼓勵和保護「內部爆料者」的法律規則必不可少。

  最後,反腐不如防腐,營造廉潔清明的為官環境十分重要。河北巨貪李真曾經點出了要害:不腐敗你就當不了官。有些賄賂不能不收,如果你拒收,那麼你「推出去的不是金錢,是友誼,是支持」,是仕途上的同盟者。

  防腐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陽光,是將利益瓜葛和官員財產公之於眾、接受監督的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微博等網絡媒介的發展已經使得部分官員「被公示」,「表哥」楊達才和「房哥」蔡彬的落馬就是很好的例子。政府應採取主動,盡快推出相關制度。■

  作者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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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何以反腐

2013-03-11  NCW
 
 

 

香港從貪腐嚴重到廉潔全球知名,獨立于公務員系統的廉政公署功不可沒,

可為內地鏡鑒

◎ 本刊特派香港記者 王端 戴甜 文wangduan.blog.caixin.com|daitian.blog.caixin.com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反腐新氣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亦公開表露反腐決心,稱有腐必反、有貪必肅,“蒼蠅” “老虎”一起打,要把權力關進 制度的籠子里。

與內地經濟緊密關聯並曾經經歷嚴 重貪腐階段的香港,對內地的反腐進展極為關注 。 “貪腐的問題得不到解決,社會不公會越來越明顯,一個不公的社會就不會有穩定。 ”香港廉政公署貪汙問題咨詢委員會前主席史美倫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 “這些都需要當局者警惕以及試圖解決。 ”而香港經驗正是近在咫尺的擧示錄。

香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曾一度貪腐嚴重,而今則變成全球知名的廉潔城市。據非政府組織 “透明國際”最新發佈的2012年 《全球清廉指數》 ,香港在176個國家和地區中列第14位,排名靠前。中國內地同期的排名為第80位。

香港的反貪腐體系已成為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核心競爭力。香港人士對內 地反腐的建言中,均提及香港廉政公署功不可沒。這個獨立于公務員系統的機構,一直採取執法、預防、教育“三管齊下”的方式,遵循重執法的思路。這些,內地皆可為鑒。

不過,反貪腐非一日之功,反貪文化更需要經年的積累,內地與香港社會發展程度、體制不盡相同,對於城市反腐典範的香港模式,可改良吸收。

重拳開局

“香港曾經經歷過很嚴重的貪汙和腐敗。 ”史美倫回憶起年少時,如果有居民家里發生火災,救火隊員到現場,是不會先打開水龍頭救火的,除非肯給“勞務費” 。 “在廣東的俗語中, ‘水’即錢的意思,所以 ‘水’不到就不開水。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專員郭文緯對香港的腐敗也曾有過切膚之痛。

小時候,郭文緯家里申請安裝電話,等了幾個月,安裝完的電話卻不能使用,電話部門告訴他, “叫你父親來 一趟” 。父親後來將真相告訴兒子: “他們這是在要茶錢。 ”這正是上世紀70年代以前香港社會的一個側面,各種 “打賞” ,如 “茶錢” “黑錢”等名目繁多,大到偷渡來港者定居、街頭小販營生,小到公立醫院里要護工幫忙,無奈之下的賄賂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貪汙之風在警隊中尤為嚴重,這令香港市民苦不堪言。

上世紀70年代初期,社會上匯聚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公泷人士不斷向香港政府施壓,要求採取果斷行動打擊貪汙。最終的導火線來自一名英籍總警司的貪汙案,令民怨達到沸點。

1973年,時任香港總警司的葛柏被發現擁有超過430萬港元財產而無法解釋合法來源,被懷疑是貪汙所得,但他竟輕易逃回英國。此事使積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發,學生們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集會、抗議,批評政府未能恰當處理貪汙問題。

香港政府不得不出手採取行動。時任港督的麥理浩在立法局會議上,宣佈成立一個脫離于警方的獨立的反貪汙組織。 “我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嶄新的機構,由德高望重的人員領導,以全力打擊貪汙,並且挽回公泷信心。 ”頗受港人愛戴的麥理浩當時說道。

1974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成立。

葛柏案也于廉署成立翌年順利告結,葛柏被引渡回港受審,被控串謀貪汙及受賄,被判處入獄四年。

“內地政府要打擊貪腐,首先也要打幾只 ‘大老虎’ ,以此樹立政府威信和挽回民泷信心。 ”史美倫說,各地方政府的反貪風暴非常重要。

香港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曾擔任智囊機構智經研究中心研究總監的李彭廣也強調“打大老虎”策略的重要性,這樣才可以展示政府的反腐決心。

李彭廣回憶說,當時香港反貪腐的條件比較成熟。一方面是因為社會要求改革的呼聲非常強烈,促使當局認識到改革的緊迫性;另一方面,由於香港的特殊性,港英政府當時空降一些反貪人才,隔斷了與本地人脈的關係,更加有利於反貪的執行。

特赦是非

在抓大案的同時,系統性的反貪腐如何切入?其中一個答案,是備受爭議的特赦。獨立于公務員體系以外的廉署成立之初,也遇到不少阻力, “之後的特赦變成一個權宜之計。 ”李彭廣說。

這指的是1977年的特赦。當時警隊貪腐嚴重,時年10月,廉署在反貪汙行動中抓捕了260名警務人員,引起警隊上下及其家屬的強烈不滿,數千名警務人員遊行抗議,其中一些較激進的人襲擊了廉署總部。

據約翰? 卡羅爾(John Carroll)所著的 《香港簡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一書記載,由於擔心警隊罷工使香港陷入無政府狀態,港督麥理浩頒佈“部分特赦令” ,要求廉署對1977年1月1日以前除極重大案件外的貪腐行為停止追究。

李彭廣回憶說,當時事情很緊迫,總督只有幾個小時來決定特赦具體內容,因為整個紀律部門已經作亂了。後來英國的解密檔案顯示,香港當局當時 用了“兵變”來形容事態。麥理浩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乃至他特赦的決定還沒 來得及通報英國。

郭文緯說,在宣佈特赦之初,廉政公署的骨幹很氣餒,擔心港英政府收回反腐的決心。

不過李彭廣指出,特赦只是作為平衡以及能夠往前繼續推進改革的一個考慮,特赦不是原則的問題,而是策略的問題。

如今,內地是否可以考慮特赦,以平衡反貪腐的各方利益,要做決定並不容易。香港有政治觀察家指出,進行特赦不能事先張揚,因為一旦令外界有了特赦預期,就會使不少人加快貪腐。

具體而言,李彭廣指出,特赦並非指對所有貪腐行為赦免,而是針對過往已有一定年限的某一些程度的貪腐行為作出特殊的赦免。特赦需要有條件以及規定特別範圍,可以用貪腐金錢數目或是財產數額為限。

盡管在一些人看來,特赦可能不公平,但這也是反貪腐過程中不可迴避的代價。李彭廣認為,由貪腐到沒貪腐有個轉軌過渡,不能一刀切,要留出退場的安排。這是為了保持改革往前走的動力,可以說要付一點代價,但這是為了走得更遠。

郭文緯則另有看法,他認為在當下時刻,中央政府不應談特赦問題,否則可能給外界一種剛開始打擊貪腐就出現妥協的印象。相反,目前應該大力打擊,多抓一些大案,讓外界相信中央的決心和能力,然後才可以談有條件的特赦。郭文緯認為,特赦主要是針對中下層的貪汙分子,對高層則不應納入;而且特赦應該附加諸如坦白承認、收益交還政府等條件,才能不再調查追究。

重在執法

內地最近興起的網絡反腐,聲勢浩大。

然而在史美倫看來,反腐應主要依賴于政府的決心,反腐風暴應以政府主導,不應過於依賴民間,因為後者缺乏力度,反貪腐從立法到執法,都是政府的責任和手段。

目前,香港和內地都採用“三管齊下”的方式打擊貪腐——香港是執法、預防和教育;內地則是預防、教育和懲治。在郭文緯看來,雖然都是“三管齊下” ,但區別明顯。

香港的重點放在執法,內地看起來似乎重點放在預防。他舉例指出,內地甚至專門成立了國家預防腐敗局這樣的機構。香港反貪腐執法倚重的是廉政公署。外界對廉政公署存在神秘感,但在史美倫看來,那只是因為廉署 “執法神秘” ,實際上其工作程序非常清晰,且效率頗高。

依照執法、預防及教育的工作內容,廉署在行政總部下分為三大部門,包括執行處、防止貪汙處以及社區關係處。

其中,執行處負責接受市民舉報並展開調查;防止貪汙處審視各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常規及程序,以減少可能出現貪汙的情況,也應私營機構要求提供反貪顧問服務;社區關係處負責宣傳倡廉教育,爭取市民對反貪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上述三大塊工作,最重要的無疑是執法。相應的,在三大部門中,執行處的人力資源亦是最多的。

郭文緯指出,在編制方面,內地的紀檢監察機構人數雖然也不在少數,但絕大部分都不從事執法工作。而根據廉政公署年報顯示,截至2011年底,廉署在職人數為1298人,在執行處工作的有947人,占比高達73%。

對執法的人力配備,也影響到貪腐成本。郭文緯說,在內地,因貪腐被檢控的概率很小。根據中央紀委向十八大作的工作報告,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國紀檢機關總共向司法機關移送處理24584人,相當于每年因貪腐被檢控4900多人。這在內地龐大的公職人員隊伍中占比甚小,因此貪腐在國內不算是一個高風險的罪行。

而廉署公開資料顯示,香港,這個有著700多萬人口的城市,近5年 (2008- 2012年)平均每年即有309人因貪腐問題被檢控。

此外,郭文緯提出,地方勢力也會影響反腐效果,如包庇地方官員。

因此,郭文緯建議將地方負責反貪的人員大部分調派至中央反腐機構,以此加強執法能力。同時地方紀委應該直接向中央紀委負責,國家反貪局改為國家調查局,擴大其編制。它可以跨行政區劃限制分區設立,獨立運作,與省政府無關聯,每個分區可以有自己的報案中心,獨立做調查。

功在長期

廉政公署對於內地的借鑒意義,在某種程度上來自于它的異體監督模式。在架構上,廉政公署直接向香港行政長官負責,受立法會監督,立法會有權要求廉政專員出席立法會會議,解答廉署政策及經費問題。調查後,檢控與否由律政司決定,調查與檢控權分立。

與郭文緯的意見類似,史美倫也建議,內地反貪團隊應該獨立于現有的公務員系統。

在香港,廉政公署向行政長官負責,行政長官雖有權力中止某些案件的查處。但史美倫說,由於香港反貪文化的形成,加之有完善的制度支持和媒體環境,如果有人干預案件,廉署會知會媒體,通過外部輿論限制行政長官干預廉署的調查。另一方面,能夠向行政長官匯報的大案,則大多已經有很充足的證據了。

香港廉署的得力運作,正是依賴于內部與外部監督機制的結合。而外部監督,則與形成堅實的反腐文化有關。

短期而言,反貪可以通過加強執法,打幾只 “大老虎”形成氣勢,但中長期而言,則需要著眼社會反貪文化建設。李彭廣指出,貪腐存在如此之久,已經成為文化一部分,因此反貪應從新生代教育開始, “沒有教育,貪腐的概念就會永續下去” 。

史美倫說,反貪文化需要經年的積累,內地可以從小學生開始教育,要讓民泷認為貪腐難以接受。

同時,執法機構也應大小案件一手抓,譬如廉政公署的案子,每年都還會有幾十宗是關於小販的,有的案件很小。這就說明反貪很成功了,這麼小的案子香港民泷都不能忍受,說明對貪腐零容忍。

李彭廣也認為,在辦大案同時,要讓民泷在具體的生活經驗中,切實感受到貪腐問題有所轉變。

他回憶說,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後,到上世紀70年代末,已經看到成效了,反貪的信心慢慢建立起來了。 “當時在你周圍,你會聽到一些小販跟你說,日子好過了,不用再交茶錢了,從你身邊你可以感受到貪汙在減少” 。

郭文緯介紹說,隨著反腐執法的加強,香港從貪腐公開化轉變到秘密化,經過了大約三至五年的時間;而從貪腐較多轉變到貪腐很少,在香港大概經過了八至十年。

史美倫還建議內地效仿香港的高薪養廉制度,改變現在內地公務員顯性的薪水過低而隱形的福利過高的現狀。她認為,將高福利貨幣化,可以預防公務員貪腐。

反腐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陽光” 。

史美倫說,反貪的根本是體制問題,整個體制的公開、公平和透明,是廉潔政府很重要的一部分。 “即使中央現在成立特別機構打 ‘大老虎’ ,但如果手段和過程不公開的話,對大泷而言還是沒有公信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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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小黃跟監 從幾千份公文找一條線索 揭開廉政署讓貪官一刀斃命的祕密

2014-06-23  TWM
 
 

 

他們的工作內容不像○○七情報員香豔刺激,反而像是緊咬不放的狗仔,用最傳統枯燥的方式,等待貪官露出狐狸尾巴。一切的付出,終於透過驚天動地的合宜住宅弊案,被世人看見。

撰文‧鄭閔聲

「不好意思,我們是ICAC︵香港廉政公署︶,懷疑你們涉嫌一宗貪瀆案件!」當身穿筆挺西裝的香港廉政公署幹員,正氣凜然地走進辦公室,上一秒還氣燄囂張的高官瞬間面色如土,只能垂頭喪氣地接受調查。

類似場景,曾在無數部警匪電影出現,讓許多台灣觀眾因此認識這個鐵面無私的單位。其實,我們的法務部裡也有一個性質近似香港廉政公署,專責反貪、防貪、肅貪的「廉政署」;只不過,如果是在一個月前提起這三個字,多數人應該感到十分陌生。

五月三十日,台北地檢署認定桃園縣前副縣長葉世文疑似收受遠雄集團賄賂,護航遠雄取得八德合宜住宅標案,指揮廉政署官員發動搜索,當場查扣可疑資金;葉世文與遠雄董事長趙藤雄接受檢方偵訊後,皆遭法院裁定羈押禁見。

這起攸關居住正義的採購弊案爆發之後,讓人產生既憤怒又痛快的情緒;而談到鍥而不捨追查兩年,終於揭發整起官商勾結事件的廉政署官員,絕大部分民眾高度肯定之餘,也好奇這個成立近三年的機構,究竟有什麼拿手絕活,能夠「一刀斃命」地揪出政府部門裡的不肖分子。

跟監蒐證是最重要利器

「辦案的絕大多數時間都非常枯燥無聊,不是大家想像的這麼緊張刺激。」主管肅貪調查的廉政官翁國銘說,「官員收賄通常沒有規律性,需要花大量時間跟監、蒐證,或是從幾千份政府公文裡找出可疑的線索。常常好幾個月都在做白工,但還是不敢鬆懈,因為收受賄賂的關鍵證據很可能只有一次,錯過就再也無法補救。」廉政官員口中土法煉鋼的辦案方式,一點也不像電影裡的轟轟烈烈。

以八德合宜住宅弊案為例,廉政署除了詳閱所有採購文書,還得二十四小時監控相關人員行蹤與通聯紀錄;因為人手吃緊,不僅北部地區的廉政官員幾乎全員投入,還須從中南部尋求支援,就是擔心破案時機稍縱即逝。

整起合宜住宅案的「關鍵事證」,就是葉世文與台北科技大學退休教授蔡仁惠五月底在台北的一場餐敘。當天,葉世文取走了一隻由蔡仁惠攜來,疑似裝有大量現金的行李箱,卻不知道兩人會面過程早已被廉政署全程掌握;有了明確事證,檢方隨即在隔天發動搜索。

跟監蒐證是廉政署查案的最重要利器,所有第一線官員,從受訓時期就不斷練習。為了避免引起被調查對象警覺,每次發動跟監時,通常都有多組人馬同時參與行動;每一輛跟監車輛上一般配置三名廉政官,一個人專心開車、一個人錄影蒐證並負責與其他行動成員聯繫、最後一人則伺機而動,以利在突發狀況時下車步行追蹤。

動輒持續好幾個月的調查過程,如果總是使用相同車輛、熟悉的臉孔進行蒐證,勢必會讓目標對象起疑,因此,廉政署官員行動時,通常選擇私人汽車或短期出租車輛。翁國銘還曾因原本步行的目標臨時上車,而改攔計程車執行任務,「我上車以後並沒有說要去哪裡,只是一路緊盯著那輛車,一面告訴司機直走還是轉彎。」

憑藉使命感與熱情撐下去

電影裡的緊湊場景當然可能發生,只是十分罕見,廉政署平時辦案的最大困難,還是來自貪瀆案件不易舉證,「當你知道這個人有一定問題,但就是拿他沒辦法,心裡的感覺就是挫折。」進入廉政署前,就已有十多年政風經驗的許茂吉說。

在二○一一年廉政署掛牌成立以前,分佈在各政府機關的近三千名政風人員,就是公務員廉潔的第一道防線,發現任何可疑現象,都必須向中央回報,由法務部決定是否交檢方或調查局偵辦。

政風人員只負責蒐集資訊,無法參與偵查。若將肅貪形容成一場戰爭,政風就是後勤補給單位,雖不直接上戰場,卻還是能對戰局產生決定性影響。廉政署剛成立時,多數人力就是由各地政風單位轉任。

許茂吉過去任職台北看守所時,曾碰上一起管理員向受刑人家屬索賄案,當時所方握有疑似索賄的監聽譯文,但因家屬矢口否認行賄,全案始終無法移送。苦無對策下,許茂吉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找上受刑人懇談,告訴他「只要安分守己,所方一定保障你的人身安全,不必花錢買靠山。」受刑人坦承一切以後,家屬也卸下心防,心甘情願交出匯款紀錄與索賄簡訊紀錄,讓收賄者接受法律制裁。

「政風人員其實沒有什麼權力,憑的就只是一股使命感與熱情;只要肅貪同仁利用這些情資順利破案,我們就有繼續撐下去的動力。」許茂吉說。

正因為這股與貪汙官員「比氣長」的狠勁,才讓廉政署團隊寧願苦守兩年,也非得抓到合宜住宅弊案的違法事證不可。但這次傑出表現,並不足以讓廉政官員志得意滿,「我們就像是政府的風紀股長,讓公務員不敢貪汙,無案可辦才是廉政署最終的目標。」翁國銘說。

法務部廉政署

成立:2011年7月

組織編制:綜合規畫組、防貪組、肅貪組、政風業務組,以及北、中、南三個地區調查組。全署員額共250人,另管轄全國政風人員2500人。

職掌:規畫廉政政策、執行反貪、防貪及肅貪業務重要肅貪成就:高雄地院法官井天博收賄案(2012年)、八德合宜住宅弊案(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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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補官”全程差額,全程記名推薦,全程廉政審查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226

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要求山西省委組織部門,把“帶病幹部”擋在“門外”,盡最大努力、最大限度防止幹部“帶病提拔”。 (CFP/圖)

“過去有一個地方,幹部職數超編,書記要配一個幹部,組織部長反對,說沒有職數了,不能配。書記把桌子一拍,‘配,出了問題我負責’。”

空缺的311個省管幹部職位中,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免職造成空缺的只有34個,其他是正常到齡退休所致的空缺。“大部分山西幹部還是好的。”

“總結反思用人腐敗的教訓,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沒有規矩,或者有規矩也不按規矩辦。”王儒林主張,選縣委書記也要先立規矩。

一個八九十人的選撥名單送到了呂梁市一名市委常委手中。廉政談話之後,只有31人願意參加縣委書記選拔,有五六十人主動表示不願意參加。

“我在常委會上就說,選擇你們這批幹部,選得對不對、行不行,還不能現在就下結論,歸根結底,要靠時間來檢驗。”

不能等了,一場大規模的選官試驗正在山西拉開序幕。

在山西官場,近年來“系統性、塌方式腐敗”之後,大量官員崗位空缺。山西省委組織部提供給南方周末記者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4月17日,山西仍然空缺實職省管幹部311名。

如何選拔優秀幹部,填補崗位空缺,成為山西極為緊迫的任務。一方面由於諸多省部級官員的貪腐案件尚在查辦,哪些官員涉案或另有貪腐,都未完全明晰。另一方面,山西形勢緊迫,2015年一季度,山西的不少重要經濟指標在全國墊底。

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和他的同事們,正在進行一場打破常規的選官實驗。如何防止“帶病提拔”“提拔後生病”是難題,如何選出幹凈且能幹的官員,更是難上加難。

“山西腐敗主要是吏治腐敗”

“官商勾結、商人幹預幹部任 免問題較多。”

“收30萬,一個常務副縣長被提拔為了縣政協主席。收×××(未點名)3萬美金,其被定為縣長人選。”2015年4月27日,南方周末記者在山西省一份官方材料中看到上述記載。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叫郭忠實,曾擔任山西省晉中市市委組織部部長。2014年8月,時任山西省直屬機關工委副書記的郭被山西省紀委宣布雙開並移送司法。

“經查,郭忠實在擔任晉中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財物,且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並涉嫌犯罪。”山西省紀委稱。

郭忠實落馬後承認:“在討論幹部時,如果給組織部長送錢,組織部長不收誰的,就是要卡誰。我當時信奉了這些錯誤的觀點,所以有些人不管最後有沒有被提拔,錢我都收了。”

郭忠實的故事,只是山西嚴重的吏治腐敗中的一例。對山西腐敗,中央曾明確定性,“吏治腐敗是山西腐敗問題中的突出問題”。

2015年1月25日,山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盛茂林在全省組織部長會議上反思,“選人用人出現嚴重問題,組織部門難辭其咎。”

盛茂林還列舉了山西選用官員中存在的7個突出問題,排在第一位的是“說情請托打招呼成風”,“有的千方百計托人說情打招呼,有的明示或者暗示對個別人給予特殊關照,有的僅憑個人打招呼用幹部。”

“有一個地方,幹部職數超編,書記要配一個幹部,組織部長反對,說沒有職數了,不能配。書記把桌子一拍,‘配,出了問題我負責’。”山西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張高宏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過去山西一些一把手明確違反規定安排官員較為突出。

盛茂林還指出,山西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盛行,有的收錢賣官或事後收錢甚至索賄賣官;任人唯親、拉拉扯扯、團團夥夥現象嚴重,不少幹部把進圈子作為政治上立足的標誌,有的以地域、親緣、工作關系和利益關系為紐帶形成“小圈子”和“小集團”,有的把“自己人”提前安排到後備崗位,給“組織”設局。

“官商勾結、商人幹預幹部任免問題較多。一些官員和商人相互勾結,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利益關系網,插手幹預幹部選拔任用。”盛茂林說。

4月20日,山西省委組織部提供給南方周末記者的數據稱,“對已查清問題的215名組工幹部,分別作出免職、辭退、調離崗位、調離組織部門、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等組織處理,還有50人正在進一步核實處理中。”

選官迫在眉睫

“選什麽樣的人,事關重大。”

4月27日下午,張高宏拿著一張A4大小的紙坐在南方周末記者對面。紙上,是山西空缺省管幹部的具體情況。

“截至4月17日,省管幹部共空缺311名(不含虛職)。”張高宏解釋,所謂省管幹部,是指省內所有副廳、正廳級官員及縣市區委書記,不包括縣市區長。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官方數據顯示,山西共有2121名省管幹部和39037名縣處級幹部。按此數據計算,山西省管幹部空缺率約14%。

張高宏說,在山西空缺的311名省管幹部中,空缺縣市區委書記15名。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免職造成空缺的只有34個,其他是正常到齡退休所致的空缺。“從查處的情況看,山西腐敗確實很嚴重,但大部分山西幹部還是好的。”山西一名省委常委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因為山西遭遇塌方式腐敗,山西省委常委會經過改組性重大調整,新換了8個常委。大家剛來對情況不了解,從2014年8月到2015年3月山西都一直沒有動幹部,而全省每個月都有大量的幹部退休,所以空缺的崗位越積越多。”張高宏說。

讓山西人感到形勢嚴峻的是,國家發布了一季度經濟數據,山西經濟繼續大幅下滑,GDP增速僅為2.5%,排名在全國各省倒數第二。

空缺大量重要的廳處級崗位、山西經濟下滑嚴重等諸多因素,使得選官在山西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 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表示,“在我省發生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問題、正在深入查辦案件的情況下,怎麽選人、選什麽樣的人,事關重大。”他要求山西組織部門,把“帶病幹部”擋在“門外”,盡最大努力、最大限度防止幹部“帶病提拔”,幹部“帶病在崗”的要調整,預防幹部“提拔後生病”。

作為組織部長,盛茂林則認為,“預防和遏制帶病提拔是當前擺在我們面前最突出的問題。”

在分析山西人事亂象時,盛茂林曾列出了十大原因,其中“民主集中制執行不力”是重要原因之一,“有的會前醞釀成了授意、定調,會上討論成了順著主官或當地話語權大的人的意思表態,少數服從多數實際成了一把手或者少數人說了算。有的搞利益均沾,幹部任用成了‘分果果’。”

過去吏治腐敗嚴重,大量廳處級官員牽涉進省部級官員貪腐案件中,這些案件尚未辦結,山西在選官方面不得不思考如何破題並盡快破題。

在山西官場,近年來“系統性、塌方式腐敗”之後,不少官員崗位空缺。中央曾明確定性,“吏治腐敗是山西腐敗問題中的突出問題”。 (CFP/圖)

打破潛規則

“過去當了縣長不管幹不幹事,都能當書記。”

縣委書記的選用,成為山西選擇的一個突破口。

張高宏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山西空缺的15個縣委書記崗位中,至少有8個是因為違法違紀被查而空缺。按此計算,縣委書記違法違紀空缺的比例高達50%。山西311個省管幹部崗位空缺,其中34個是因違法違紀被查導致空缺,占比例約11%。這兩個數據,頗能說明縣委書記崗位腐敗高發的現狀。

“一個幹部可以勝任廳局副職,但不一定能當好縣委書記。”盛茂林在一次組織部長大會上說。

王儒林指出,“總結反思用人腐敗的教訓,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沒有規矩,或者有規矩也不按規矩辦。”他主張,選縣委書記也要先立規矩。

張高宏介紹,為摸索出有效選用和監督縣委書記的辦法,王儒林先後到6個地市21個縣調研,調研對象下到鄉鎮書記上至地市書記、市長。

大量的調研、座談後,山西出臺了《關於做好甄別處理一批、調整退出一批、掌握使用一批幹部工作的意見》、《關於加強縣委書記選拔任用和管理監督的意見》和《省管幹部動議醞釀議事規則》等三個文件,對幹部選任工作中的每個環節都做了明確規定,並選擇在腐敗重災區呂梁和山西省交通廳試點。

一些官員選拔的潛規則被打破。張高宏介紹,過去地方官場有些潛規則,“沒當副書記或常務副縣長就不能當縣長,當了縣長就一定當書記”。

山西選用縣委書記的新規定是:要把縣長作為縣委書記的重要來源,也要防止形成當了縣長就自然會接任縣委書記的慣例。要註意從縣人大、政協正職中選拔,可以從具有鄉鎮黨政正職經歷的特別優秀的縣黨政班子成員中選拔,還可以從省市機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省管企業及中央駐晉單位符合條件的幹部中選拔,解決縣委書記來源渠道單一、成長路徑趨同問題。

4月24日,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也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過去當了縣長不管幹不幹事,都能當書記,這種情況可以說成了暗規則。”

在呂梁,過去的潛規則被打破。2月25日,呂梁市公示了6名候選縣委書記人選名單,其中只有一人是縣長,另外5人分別是呂梁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縣政法委書記、縣委副書記(二人)、縣紀委書記。

4月20日,呂梁公示的10名縣市區長的候選考察人員名單中,普通的副縣長(非常委)四人、組織部長三人、宣傳部長二人、紀委書記一人,沒有一人是常務副縣長或者縣委副書記。

新任柳林縣縣委書記郝繼平的仕途,正是因為這種打破常規的做法而得以改變。1998年,34歲的郝繼平當上了縣委常委,2001年開始擔任縣委副書記。2011年,幹了10年縣委副書記的他被調任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很多人以為郝繼平得罪了上級或者犯了錯。

4月21日,郝繼平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一個崗位最多只能幹兩屆也就是十年,所以2011年他本來希望去人大或者政協任職,但當時人大政協已經換完屆,沒有位置,只好當政法委書記。

今年3月,他成為柳林縣委書記。新的選官規則下,一批象郝繼平這樣過去不可能出任一把手的官員有了機會。

選縣委書記時間服從質量

部分官員主動放棄或因為經不起廉政審查。

郝繼平仕途上的柳暗花明,並非僅僅打破官場潛規則實現的。能不能經得住廉潔審查,才是關鍵。如何避免帶病提拔,也是山西此輪選官的重點。

山西省委組織部部長盛茂林介紹,山西帶病提拔問題突出,“近兩年被查處的省管幹部,相當部分都是屬於邊腐邊升、邊升邊腐,帶病提拔。”

在一次會議上,省委書記王儒林對山西省紀委書記黃曉薇和盛茂林說,“曉薇啊,茂林啊,說句實在話,如果真發生帶病提拔,特別是提拔後生病,我們就要負責任。負什麽責任?主體責任,監督責任。”

嚴格對入選官員進行審查,成為山西上下的共識。和郝繼平一起進入備選範圍的,最初有151名年齡、學習、履歷符合條件的縣處級官員。

4月23日,呂梁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樊立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經過組織部初審,淘汰了幾十人。最後,一個八九十人的名單送到了呂梁市一名市委常委手中。這名市委常委按照名單,一一進行了廉政談話。

郝繼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上述市委常委在廉政談話時只問了兩個問題:一、你是否經得起嚴格的廉政審查。二、願不願意參加縣委書記的選拔。

4月24日,這名常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談了後,有31人明確表示願意參加縣委書記的選拔。

“有的直接說不願意參加,不說原因。有的說自己身體不好,縣委書記擔子太重,怕身體吃不消;有的說自己剛當縣處級幹部才一年多,怕幹不好、駕馭不了。有的說自己能力不行,幹不了。”這名常委分析認為,部分官員主動放棄是因為經不起廉政審查。

不願意被提拔的現象,在山西官場並非只有呂梁一地。山西一名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在其他一些縣市,也有近一半符合基本條件的官員主動退出選拔。

當然,單靠談話並不都能讓“帶病”官員自覺閃開。山西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張高宏介紹,為選拔縣委書記,省委組織部曾找過一批官員談話,時任呂梁市石樓縣縣長程曉春受到推薦,他也自薦稱想當縣委書記。一個月後,他被省紀委查實存在嚴重違法違紀行為。

“他把公款打到縣委招待所賬上,然後提現。”張高宏說。

這類“有病”而抱有僥幸心理的縣級官員並不止程一人。呂梁市紀委書記張穩科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31人名單中,有數人因涉及已落馬的省部級官員貪腐案,曾被中紀委專案組調查或找去問話。經過省市紀委核查,這批人也最終被刷下來,“這些人有些還在位,要等到上面案子處理完再給出處理決定。”

郝繼平介紹,在進入31人名單後,考察組還登門對他妻子進行了家訪。他當時不知道,除家訪外,呂梁市委組織部、紀委、房產局和工商局還對其房產、家屬子女經商辦企業情況進行了大範圍調查。如此一番篩選後,31個人選最後剩下12人。

此後,又相繼經過呂梁市委擴大會、市委常委會和山西省委組織部、山西省委常委會數輪差額投票(比如最終選拔4人,候選人必須多於4人,按得票數錄用前4名),候選人範圍逐步從9人縮減到6人,最終確定了郝繼平等4人。任命前,山西再次公示4人並對舉報線索逐一核查。

樊立華介紹,此輪選拔與過去有諸多不一樣,比如全程差額、全程記名推薦、全程廉政審查等,“推薦,誰推薦了都知道,全程差額。署名,將來被推薦的人出了問題將對推薦人進行追責。”諸多的不一樣,就是為了防止“帶病提拔”。

2015年3月23日,郝繼平、馬文革、楊吉平等16名從呂梁和山西省交通廳兩個試點單位選出來的省管幹部被正式任命。僅從151人名單開始算起,呂梁此次考察選拔縣委就書記就耗時兩個多月。在樊立華的經驗里,過去選拔縣委書記半個月就完成了,這一次時間服從質量。

“這是新的省委第一次調整提拔使用幹部,在全省具有重要的示範性、導向性。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一起跑官要官的,還沒有發現任何人說情打招呼,可以說基本實現了選人用人風清氣正。”王儒林在與16人任前集體談話時說。

“廉吏不能”的擔憂

“給我們點時間,究竟怎麽樣,走幾步就知道了。”

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山西現在這個特殊環境下,廉潔成了當地選用幹部的第一標準,第二標準是才能。

廉吏是否是能吏的擔憂,在山西處處可見。山西一名副處級官員曾提醒南方周末記者,“你註意看,這批選用的幹部大多是一些清水衙門的人,沒權,也沒機會腐敗。這些人肯定廉潔,但能不能勝任就不好說了。”

山西高層官員已考慮到了這一點。張高宏透露,山西省在給呂梁和省交通廳配幹部時,既強調要防止帶病提拔,也強調要選優配強,不能選一批廉潔的庸官。

馬文革等5名新任呂梁市委常委的官員,成為一個觀察樣本。現任呂梁市委常委、孝義市委書記馬文革,此前是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不管幹部不管經濟。作為副廳級官員,他只有兩年副縣長掛職經歷,其他時間均在媒體或省委機關工作。

經過嚴格的廉政審查後,對馬文革等人的最終考驗,是由兩名省委常委完成的。馬文革回憶,2月15日,山西省委副書記樓陽生和省委組織部部長盛茂林對他及另4名擬派到呂梁擔任市委常委的官員進行了面試。

“陽生和茂林同誌對這些同誌的政治素養、駕馭全局、決策謀劃、處理難題和應對複雜局面等各方面的能力進行了考察了解。”王儒林在一次大會說,五人的表現得到了樓和盛的認可。

山西省交通廳作為腐敗重災區,也是選官試點。在處長崗位上幹了15年的楊吉平,已做好了退休的準備。試點中,已經56歲的他被提拔為實職副廳級。與他類似的,還有在處長崗位上幹了15年沒動的曹居月。

“我們兩個都在一個位置上幹了15年處長,這在全國都罕見,而且都不屬於權力崗位。”楊吉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不過,山西省交通廳廳長李正印在南方周末記者面前對兩人評價頗高:這兩人在處長中能力靠前,一個是法規處長,懂法,一個是運管處長,業務熟,分別提拔為執法局局長和運管局局長,人崗很匹配。

“能力強,為什麽15年沒有提拔?”南方周末記者問李正印。李解釋稱,“處級崗位多、廳級崗位少,一些優秀的處長升不上去。另外,這兩個人比較本分。”

李正印舉例解釋該廳(前兩任廳長都落馬)過去的環境:“我上任後,桌子上沒有《山西日報》。我問他們,他們說過去《山西日報》刊登過交通系統的負面新聞,前任廳長段建國一聲令下,不讓訂了。”

李正印和副廳長唐晉都認為,楊吉平和曹居月都很優秀。已履新一個月的郝繼平對外界“廉吏不能”的擔心,回應說,“給我們點時間,究竟怎麽樣,走幾步就知道了。”

“我在常委會上就說,選擇你們這批幹部,選得對不對、行不行,還不能現在就下結論,歸根結底,要靠時間來檢驗。”王儒林在一次會議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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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幹親、誌願者、微電影、廉政長廊……四川青神:廉政搞搞“新意思”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095

在青神官場上,當地“認幹親”的傳統風俗被利用,成了攀附關系的利器。 (勾犇/圖)

“縣城人口才六萬,屬於典型的人情社會。總有人辦事的時候,打招呼說是哪個領導的幹親”。

“我的幹親是外地的,應該不屬於這次範圍。”

這幾年紀委的宣傳壓力也很大,“上面下的指標越來越重”。該宣傳點什麽呢?紀委也很為難。

“自覺抵制封建腐朽文化、袍哥文化、勾兌文化,不以任何名義任何形式與任何人‘打幹親家’、‘認幹爹幹媽’、‘認幹兄弟’、‘認幹兒女’,……”

2015年7月22日,一場宣誓在四川省青神縣青廉廣場舉行,參加者是青神縣三百多名副科級以上領導幹部。站在第二排的黃樹青,也舉起了右手,聲音十分洪亮。

“按照中國人的說法,這是賭咒發誓,那就開不得玩笑了”,宣誓回去之後,公務員黃樹青給兒子的幹爹和幹女兒的親爹打電話,通知他們縣里出了規定,以後“就不要在公共場合叫幹親了”。給十四歲的親兒子和五歲的幹女兒開會,幹爹幹媽都不要叫了,“都是叔叔阿姨了”。

青神縣的紅頭文件《關於開展黨員領導幹部“打幹親”問題專項整治工作的通知》顯示,禁止打幹親的對象不僅僅是參加宣誓活動的人,而是全縣所有的“黨員及領導幹部”。這次宣誓活動只是“打幹親”專項整治活動中的一個環節,由全縣副科級以上級別的領導幹部公開承諾,起到帶頭作用。

除了禁止打幹親,這個人口不足20萬的小縣,在廉政建設方面,還有許多新意思。2012年至今,一年推出一個新花樣。只是沒有哪年的活動,像“打幹親”這樣徹徹底底地火了一把。

攀關系的利器

青神縣禁止“打幹親”的新聞傳播開來後,公務員華玉潔在微信群里被大學同學調侃了一番。許多人都在問,“是不是青神這個幹親問題特別嚴重”。

華玉潔很是無奈,其實眉山地區,乃至整個川渝,都有“打幹親”的風俗。按照青神當地的說法,認幹親可以庇佑小孩健康平安。眉山周邊的地方,有的直接稱呼幹爹幹媽為“保保”,就是保佑的“保”。

認幹親在當地十分普遍,幾乎每個孩子都至少有一個幹親。正科級幹部張達書就是鄰居家小孩的“保護神”,這家孩子身體不好,算命的說“是五行里缺了木”,而張達書的生辰八字“里面有木”,就認了他當幹爹。

一開始只是迷信,隨著張達書仕途升遷,“保護神”的名頭真正坐實——幹兒子八九歲時,因為是農村戶口沒法在城里讀書,在張達書幫助下,轉學到縣城。

在當地,認幹親還有一種方式。父母按算命先生給出的時間、地點去守著,第一個出現的人就認作幹親,即使“是背書包的小孩,或者撿垃圾的乞丐”也不例外。

華玉潔的父親,就是早上過橋被人認了當幹爹,據說“認第一個過橋的人做幹爹,孩子的病才會好”,而“一般人家要認幹親,都是不能拒絕的”。

認幹親的儀式也很講究,長輩要給小輩準備一碗米、一雙筷子、一個紅包,而小輩抱一只大紅公雞送給長輩。禮畢,長輩給小輩取一個與自己一個姓氏相同的名字,是幹親之間的專屬稱號。

在官場上,當地“認幹親”的風俗也被利用,成了攀附關系的利器。華玉潔參加過一個讓領導們十分尷尬的飯局。有人特意帶上了自己的侄女參加,一開始還很客氣,都是稱呼領導。也不知道怎麽回事,就突然說“都是女兒了”,提議認領導做幹親。一時間,領導們臉色都很為難,“不認就是看不起對方,雙方都下不來臺。認了,逢年過節、婚喪喜事走動就免不了”。

為難的不僅是領導,“縣城人口才六萬,屬於典型的人情社會”,縣監察局局長鐘曉玲註意到,“總有人辦事的時候,打招呼說是哪個領導的幹親”。

鐘曉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早就想整治這種不良的風氣了。2014年中央第九巡視組向四川省反饋巡視情況,巡視組組長杜德印就指出四川省的一些幹部通過“打幹親”、“打禮”等方式拉關系,跑官要官。另外,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也在全省領導班子思想政治建設工作會上將其列為“十類問題現象”之一。

這樣的背景下,青神縣下定決心要對幹親現象亮劍。7月15日,縣委發布紅頭文件,宣布開展為期一個半月的“打幹親”問題專項整治工作。各個單位“全面開展自查自糾,對‘幹親家’、‘幹爹幹媽’、‘幹兄弟’、‘幹女兒’各類‘幹親’關系,必須在2015年8月底前予以解除”。

不過,如何解除“幹親”關系,文件並沒有具體規定,只是要求簽署一份《黨員領導幹部不“打幹親”承諾書》,並在規定時間內上交到紀委。

監督層面,文件提出“進一步暢通‘12388’舉報渠道,充分利用來信、來訪、電話、網絡四位一體的舉報平臺”,方便大家對“打幹親”現象進行舉報。

學習了這份文件,黃樹青想到能做的,“就是不要再叫幹親了”,否則經人舉報屬實就會被紀委約談,此後再犯還會給黨紀處分。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大多數人都與黃樹青想法相同。解除“幹親”關系在他們看來,就是給“親家們”打個招呼,改改稱呼,但雙方的情分“並不受影響”。

“紀委的存在感越來越強”

打幹親只是青神縣廉政建設的手段之一。十八大以來,青神縣的公務員們明顯感覺到,“紀委的存在感越來越強”。

“2013年青廉微電影、2014年青廉誌願者、2015年青廉長廊……”坐在南方周末記者對面的紀委書記謝誌,回顧了當地廉政建設品牌“青廉”從無到有的經過。

“今年禁止‘打幹親’是短期的專項整治活動。”謝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是由紀委提議報到縣委,然後經縣委集體研究決定的。其實,“青廉”品牌中的青廉廣場、青廉長廊、青廉誌願者以及青廉微電影,才是真正的重頭戲。

與當地公務員最密切相關的是青廉廣場。青廉廣場是2014年紀委“廉政文化進景區”的產物,坐落於青神縣江灣神木園旅遊景區的中心地帶,周邊被樹木包圍,環境幽靜。縣紀委要求所有行政單位,每年都要在青廉廣場舉辦一兩次活動,內容由各單位自行決定。

據青神縣紀委統計,去年各單位都舉辦過“廉政書畫展、演講比賽、知識競賽、廉政猜謎、廉政黨課、知識培訓、趣味體育比賽、廉政文藝表演等”。像趣味體育比賽,有時是拔河比賽,有時是小遊戲,如搶板凳、開火車等。對廉政文藝表演,各單位更是絞盡腦汁,有人表演小品,有人唱紅歌、表演舞蹈,還有單位表演說快板。

鐘曉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青廉廣場的活動一般在工作日舉行,“一把手必須參加,而且要保證一定數量的出席人數”。

“當時紀委書記感覺這邊遊玩的群眾比較多,可以搞成一個廉政教育基地,就去談了合作。”鐘曉玲回憶說,景區是私人老板的,一開始還不同意,是紀委書記做了工作才同意的。

廣場占地大約一千平方米,紀委擴建了一個長廊,兩頭各有一個亭子,一個是值班休息室,另一個是廣場LED屏幕控制室。廣場中間有一個圓盤式的舞臺,站在舞臺中間,前面是階梯式的觀眾席,背後是LED屏幕,斜後方還有一處涼亭,紀委特別在里面懸掛了一口大鐘。

廣場最引人註目的是蘇東坡雕像,鐘曉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座雕塑出自某省雕刻協會會長之手,是很少見的年輕蘇東坡雕像。

整個廉政廣場修建費用在70萬元左右,“本來還可以弄得更好一些,但不能大修大建,只能這樣了”,鐘曉玲表示為了避免鋪張浪費,很多想法都擱淺了。這次領導幹部帶頭宣誓不“打幹親”的儀式也是在此地舉辦,紀委書記謝誌希望廉政廣場能夠發揮更多作用,“不搞活動這個廣場就沒意義了”。

2014年7月28日,一場青廉誌願者的啟動儀式在青廉廣場舉行,近千名年輕的青廉誌願者都統一穿上藍色的T恤。據青神縣紀委宣教室副主任趙洋介紹,招募工作分三個階段進行,目標是2016年底前達到10000人,實現“萬名青廉誌願者”計劃。

據趙洋介紹,這些誌願者主要協助紀委暗訪,提供違紀違法線索,因為“紀委人員有限,出去暗訪,許多人都可以認得出”。

據社區網格員余苗回憶,誌願者啟動儀式上還有文藝表演,其中一個小品《黑馬王子》,就是當地紀委幹部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個小品。“當天所有的節目當中,這個肯定是掌聲最熱烈的”,余苗被逗得前俯後仰,她一直以為是專門請來的表演團隊。後來才知道這個小品是2013年青廉微電影比賽中的獲獎小品。

青廉微電影是以廉政為主題的小品節目,從2013年起,每年10月份左右,紀檢幹部就要籌備年末的廉政微電影。全縣紀檢幹部分為6個片區,每個片區出兩個小品,作為廉政警示教育的一種形式,在年終紀委全會上演出,最後評選出兩三個節目,放到由全體副科級以上幹部出席的縣委中心組(擴大)學習會上演出。

這些小品一般都風趣幽默,有些腳本完全由紀檢幹部原創而成。例如《黑馬王子》就講述一個貪官去受賄,結果把前來相親的姑娘當成行賄對象的幽默故事。

在農村也有專門的廉政文化場所——青廉長廊,按照青神縣紀委規劃,“如果效果好,全縣一百多個村要全面覆蓋”。這些長廊一般緊挨村委辦公室。目前已有46個村修建了青廉長廊。紀委還組織了評比,獲得第一名的,60%的修建費用,由紀委以獎代補的形式補貼。

據多位村幹部透露,他們所在村的長廊造價大約在2萬元。其中,造價最高的,當屬西龍鎮萬溝村白茶產業園的青廉長廊。這是青神第一座青廉長廊,長約770米,兩邊懸掛了各種名人清廉故事、廉政警句、廉政故事、廉政漫畫。

到底宣傳點啥

在當地官員眼中,青神紀委推出那麽多形式多樣的活動,與縣紀委書記謝誌的執政風格密切相關。

“形式多樣、活潑,喜歡創新,確實是我的特點。”謝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即使是講黨課,她也要做成一個PPT,“有時候還配點音樂”。

在這位女紀委書記眼中,紀檢幹部不應該是只會辦案子,“還要多才多藝”。例如,她在紀檢系統內推行的廉政微電影,就發現了紀檢幹部的另一面,“有些幹部平時腔都不開,但是演起小品來,完全變了個樣子”,同時“通過這個我們確實發現了一批具有表演天賦的人才”。

謝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最近四川省紀委要求黨風肅紀要常態化,標本須兼治。這次提議整頓“打幹親”現象就是在治本,目的是提前預防腐敗。另外,中紀委提出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法律前面,怎麽實現?謝誌認為,這次不準“打幹親”就是對“具體做法的一次創新”。

同時,紀委在查處案件時,也發現一些腐敗的案件中,存在打幹親的問題。案件查辦時,有些幹部會提出“這個是我幹親,我要回避”,有時開個會也是“這是我幹親,我要回避”。

鐘曉玲說,“我們都是黨員,都是同誌關系,為什麽還要認個幹親?認幹親就是在搞小圈子。”在這個小縣城里面,互相都認識,“關系還是簡單一點比較好”。

這次整治“打幹親”,一開始他們還擔心沒人知道,專門請了媒體過來報道。沒想到引起輿論廣泛關註,“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讓他們不堪其擾。

在一些新聞里,“縣委書記胡國民的照片貼得到處都是”,有官員很同情胡書記,“他上任才兩個月”。胡國民從2011年起就是青神縣長,現在依舊兼任縣長。胡國民被外界誤認為此事的主導者。但據接近胡的人透露,“縣里最近好幾個大項目都在上,他一直都在忙那些事,對這事沒有太多參與”。

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這幾年紀委的宣傳壓力也很大,“上面下的指標越來越重”。該宣傳點什麽呢?紀委也很為難。辦案子?地方都是些小案子,於是提出一些新舉措,從治本的方面去行動。如去年青廉誌願者就是個成功的例子,啟動儀式後被各大媒體爭相報道,“連《人民日報》都報道了”。

“我們做事不要虎頭蛇尾”

時隔一年,青廉誌願者的招募人數,距離年底要達成的4000人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而余苗這一年參加過的暗訪也僅僅是去年國慶期間的一次。

那天早上七點多,余苗接到社區領導電話,說紀委那邊有工作。到了後才知道是要去暗訪“各個單位假期值班和公車私用的情況”。第一次參加暗訪,“也不知道怎麽問問題,都是有經驗的誌願者在問”,如“對照著值班人員的名單問,你是不是某某,或者去單位院子里面數公車看有沒有少”。

但余苗一直也沒等來第二次這樣的機會練練手。參加了誌願者帶給她的改變就是去辦事大廳辦事的時候,“會比之前多個心眼,看服務態度、辦事效率怎麽樣”。她的同事楊慧君也是誌願者,有一次她去窗口辦事的時候,發現對方服務態度差,而且還在吃零食,就拍照發給了紀委的辦案人員,“後來聽說這個人被約談了”。

雖然縣紀委希望更多群眾加入,但實際上誌願者報名都是依托行政系統,第一批誌願者大多來自機關事業單位。趙洋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不能隨便在街上設個點,讓老百姓報名,對個人素質還是有一定要求的”。

青廉長廊如今覆蓋了近一半的行政村。本次長廊評選中,獲得第一名的是沙河村的青廉長廊。當地是竹編之鄉,長廊用竹子搭成,兩側掛著廉政海報,上面寫著“務實”、“廉潔”,下方還印著“監督舉報電話12388”。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幾位住在周邊的居民,有村民不知道海報上的舉報電話“12388”到底是什麽號碼。一位家住在長廊不到五米遠的大媽,一直以為這個長廊是村里修建的花棚,“有三株花,春天了就會順著爬上去”。

一些廉政措施在少數紀檢幹部中也引起困惑,例如自己算不算被整頓的對象。雖然文件上白紙黑字寫著“黨員和領導幹部”,但也有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我的幹親是外地的,應該不屬於這次範圍”,“雖然我是副科級,但是我不是領導幹部”,“我的幹女兒是一個貧困兒童,應該也不屬於這個範圍”……也有人認為自己與幹親之間並不存在利益問題,應該不是這次“打幹親”整治活動中的對象。

但紀委書記謝誌態度十分明確,“就是一刀切”,只要是黨員就不能結幹親。

關於此次整頓“打幹親”項目的效果,鐘曉玲建議向後看,這本身就是一個預防措施,是去除滋生腐敗的土壤,“主要是營造風清氣正的環境。”紀委書記謝誌說,她目前已經聽到有一些幹部向她反饋“感覺一下子就輕松了”,“以前一些人找到領導打幹親,領導都不好拒絕。現在可以名正言順地拒絕了”。

今年,青廉微電影已經進入第三年。每次演出前,參演的紀檢幹部們白天要上班,晚上找地方排練,有參演的幹部說,自己最後一個月“常常要排練到晚上十點半”。最終6個片區的12個小品只有10個可以在紀檢幹部年終大會上表演,2個將會被淘汰。10個小品最後還要排名次。一名參演幹部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每次都有名次壓力,有時甚至會悄悄去刺探“軍情”,如果別人比他們的精彩,還會臨時改劇本。

謝誌說,今年是第三年,也有人提議說“今年是不是不搞了”,但她堅持要進行下去,“我們做事不要虎頭蛇尾,為本屆紀委工作畫一個圓滿的句號”。明年就是換屆年,今年到明年可能是她在青神縣擔任紀委書記的最後一年。

應受訪者要求,黃樹青、張達書、華玉潔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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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行動2016- 股票篇(1): 謝瑞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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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職助理調查主任家儀受訓完畢的同時,導師國仁亦調回前線,跟另一高級調查主任文穎搭擋調查鐘錶集團賄賂導遊案。因為案件複雜,首席調查主任關沛琳(江美儀飾)親自參與,搜証時遇到了各種難題……

國仁和相識多年的女友Wendy(姚子羚飾)各自工作忙碌, Wendy在地產銷售方面賺大錢,漸漸被金錢矇蔽。一次,Wendy提到一個地產經紀與發展商職員串同詐騙佣金的技倆,國仁直指這種行為可能已經觸犯法例,提醒Wendy不要同流合污。

筆者事忙,稍後再寫。詳情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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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行動2016- 股票篇(2): 蔣麗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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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仁被派調查涉及社會知名商家岑紫瑩(郭少芸飾)的詐騙案件,紫瑩利用假認股証欺詐並收買下屬員工幫她造假,從中獲利。案件調查至成熟階段,永康親自帶隊拉人。紫瑩及後多番以司法程序拖延案件,企圖逃避審訊。 另外,早前棄保潛逃的林浩在海外被捕,被廉署引渡回港受審。至於國仁的女友Wendy亦因串同地產發展商高級職員詐騙佣金被廉署拘捕……

筆者事忙,稍後再寫。詳情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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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行動2014- 周正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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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事忙,稍後再寫。詳情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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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alblog.zkiz.com/greatsoup38/97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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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紀委同58名廳局級黨政正職進行廉政談話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4514.html

為推動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山東省不斷創新完善省紀委常委同廳局級黨政正職廉政談話制度,重點圍繞嚴明黨的紀律、落實主體責任和加強廉潔自律情況開展談話,堅持關口前移,強化日常監督,進一步壓實管黨治黨責任,促進領導幹部廉潔從政。2016年,省紀委常委共與7個市和40個省直部門、單位的58名廳局級黨政正職進行了廉政談話。

堅持廉責主題 突出問題導向

5月5日上午,山東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李法泉與煙臺市黨政主要負責同誌進行廉政談話。

“這種談話不同於發現幹部違規違紀問題的談話,而是從關心愛護幹部的角度出發,立足抓早抓小抓經常,與領導幹部面對面溝通思想、交流情況、提出要求,同時根據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不斷創新形式、豐富內容。”省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相關負責人介紹,今年廉政談話工作在以往基礎上作了創新完善,總體聚焦廉和責兩大主題,重點談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廉潔從政情況;突出問題導向,帶著問題談、針對問題改;按照省紀委常委工作分工,堅持誰分管、誰主談,增強談話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談話開始前,省紀委要求談話對象提供本人及所在部門單位黨風廉政建設查擺問題情況,省紀委機關相關部門和省委巡視辦也對談話對象及其所在部門單位黨風廉政建設情況特別是存在問題進行匯總,共梳理出7大方面176項具體問題,為開展廉政談話做好充分準備。

在廉政談話結束後,德州市委書記陳勇表示,一定帶頭加強黨性修養,帶頭遵守廉潔自律各項規定,帶頭自覺接受監督,發揮好表率作用;認真履行第一責任人職責,從嚴從實抓好班子、帶好隊伍,為全市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省紀委副書記孫成良介紹,廉政談話是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加強“一把手”監督的重要舉措。下一步,省紀委將適時開展談話回訪,督促問題整改,不斷總結深化,進一步提高廉政談話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促進管黨治黨責任的落實,推動全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深入開展。

強化壓力傳導 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

省紀委把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著力整治和查處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與廉政談話有機結合,督促各市和省直有關部門認真履行主體責任,健全防範基層“微腐敗”的長效機制。

“今年的廉政談話將整治和查處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作為重要內容,主要考慮通過開展廉政談話,進一步強化壓力傳導,督促各職能部門主動排查、認真解決職責範圍內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增強人民群眾對黨風廉政建設的獲得感。”省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相關負責人說。今年的廉政談話共涉及省教育廳、省民政廳、省衛生計生委等12個與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省直部門單位,廉政談話開始前,這12個職能部門共主動排查、認真梳理黨風廉政建設方面的問題45條。

為深入推進整治和查處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山東省紀委今年在全省開展重點督導,每名委廳領導確定1個縣(市、區)進行調研和指導,現場向黨委、紀委主要負責同誌集中交辦問題線索,並將重點督導工作作為與各市黨政正職廉政談話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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