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樂視創始人賈躍亭發公開信炮轟蘋果封閉扼制創新,阻礙產業發展,長期會傷害用戶利益。賈躍亭稱,蘋果的成功是時代的成功,是封閉的閉環模式的成功,喬布斯在產業鏈閉環模式下,創造了極致的用戶體驗,成就了蘋果的時代,但在封閉的模式下,蘋果日益霸道、專制,成為了今天龐大的帝國。
他表示,只有時代的模式,沒有永恒的模式,封閉的蘋果已不符合時代的發展趨勢,必然會衰弱,樂視將用開放閉環的生態打造超級手機,挑戰蘋果。
樂視創始人賈躍亭
賈躍亭公開信原文:
下一代移動互聯網不再需要專制者
——致蘋果的一封信
1984年,一個自稱是顛覆創新者的小公司向巨人老大哥發起了挑戰,發布了震撼世界的廣告片《1984》,打破枷鎖,打破牢籠,構建新秩序。三十年之後,這家公司已經成為行業的巨人,他們開創了一個時代,重新定義了手機。三十年,時代在變,角色已變,他們從0變成1,從人變成神,也從顛覆者變成了專制者,變成了當年他們顛覆的對象——新的“老大哥”。
這家公司就是蘋果。
蘋果的成功是時代的成功,是封閉的閉環模式的成功。偉大的喬布斯在產業鏈閉環模式下,創造了極致的用戶體驗,成就了蘋果的時代,但在封閉的模式下,蘋果日益霸道、專制,成為了今天龐大的帝國。
在蘋果的封閉的體系中,所有的應用開發者、用戶,都必須是他的順民,都必須遵循他苛刻的規則。蘋果,已成為“封閉”的代名詞。開發者在蘋果模式下,創新變得艱難無比,同樣,蘋果自己的創新源泉也在慢慢枯竭,帝國黃昏已現,只不過能夠看到未來的人只是少數。
蘋果依然是當下最偉大的公司,但其模式已經扼制了創新,阻礙行業的發展,在長遠來看,一定會傷害用戶的利益,只不過現在用戶還未明顯地感知,因為被目前閉環帶來的極致體驗所掩蓋。蘋果的封閉違背了互聯網開放、自由、分享的精神,一個扼殺創新,扼殺自由,扼殺開放的商業模式,終將被時代替代。
封閉扼殺創新
蘋果的成功得益封閉的閉環模式,將硬件、系統、應用、服務完全一體化,閉環模式的優勢是可以將以上各個環節發揮到極致。
蘋果的封閉閉環模式,決定了只有其自有服務和應用才能很好的與系統、硬件結合,而大量第三方應用在苛刻的規則下顯得創新不足。蘋果對第三方應用的反用戶的條款已成為行業共識,第三方APP連自由定價權都沒有,只能按照蘋果的幾個價格檔定,被強制使用蘋果支付與用戶體系。此外,審核原則的不透明、低效反饋讓無數開發者深感之痛,很多開發者一年內更新安卓數十個版本,蘋果上只能更新幾個版本,這是反市場和反用戶的行為。
而對於中國蘋果手機用戶來說,最突出的痛點莫過於無法攔截騷擾電話和垃圾短信,蘋果完全可以在產品上實現這點,但在今天龐大的帝國中,用戶的聲音已經不能讓蘋果有所改變。很多中國公司在這方面嘗試的創新產品,卻被蘋果強制下架。事實上,還有大量類似的創新被摒棄被扼殺。
蘋果越來越遠離用戶,正是因為封閉,他們的創新動力正在衰竭。90後的前衛消費者已經不再以使用iPhone來提高身份感,他們是互聯網原住民,流淌著互聯網開放、自由、分享的血液。他們經常說,你可以對我的生活指指點點,但不可以指點我的生活。這就是90後,他們已經開始對蘋果封閉的產品、蠻橫的定價感到厭煩,他們不會再逆來順受。下一代的移動互聯網不需要專制者。
APP信息孤島割裂連接
蘋果開創了智能手機APP化模式,APP的出現,確實在手機智能化初期,為用戶提供了比較好的服務,但是蘋果APP模式造成的信息孤島,其弊端正逐步顯現,已經成為移動互聯網服務體驗進一步改善的瓶頸。目前蘋果APP Store的應用已達121萬,安卓應用更是高達143萬。大量的用戶需求,需要匹配大量的APP,用戶大量的時間在尋找APP、登錄APP、切換APP的過程中無形消逝。
實際上,隨著硬件性能的提升,去APP化正成為可能。從PC的發展歷史看,客戶端逐步被瀏覽器取代,已經證明去APP是大勢所趨,未來的APP應該在高度整合的系統中,隨著用戶的個性化數據而改變,讓手機更懂用戶,讓內容尋找用戶。我們認為,下一代移動互聯網的核心基因一定是開放、自由、分享,第一要全面開放,封閉是反互聯網發展趨勢的,第二是服務、應用、系統的全面雲化,第三、去APP化,打破孤島,讓服務尋找用戶。這才是未來方向。
蘋果的封閉模式已不能代表下一代移動互聯網的需要,必須需要被改變,樂視願意探索。
所以,我們來了,我們想試試。
打破邊界 生態化反
安卓的出現,打破了封閉,但目前的安卓手機,只是妥協的產品,互聯網內容及應用、UI、硬件的分割狀態,導致創新只能是局部創新,創新壁壘的存在使得目前的安卓手機鮮見極致的體驗和功能。
我們基於安卓的開放,結合樂視生態“平臺+內容+終端+應用”的垂直整合能力,打破硬件邊界、UI邊界、內容邊界、應用邊界,打破整個產業鏈中的創新邊界,打破內部的組織邊界,讓生態產生強大的化學聚變反應,形成開放的閉環,給用戶創造極致體驗的同時,也向所有第三方開發者史無前例的開放所有權。
這一點,已經在超級電視上得到了證明。超級電視讓電視行業跨越智能時代,直接步入生態時代。而樂視做超級手機,充分發揮產業鏈垂直整合的優勢,把互聯網內容、服務、軟件、硬件,充分整合,以最好的硬件為基礎,極致的UI為交互中樞,把樂視自有的優質內容、服務充分整合,打破APP的限制,讓用戶隨著意識的流轉,隨心隨意的操控手機。
我們希望更多的優質應用加入樂視生態,融入EUI,共同打破更多APP的信息孤島。這是我們想做的,也是我們正在做的。
開放閉環才是未來
喬布斯是精英時代最後一個偶像,少數精英閉門造車打造的產品,即使再極致,少數人的智慧,也無法與民智匹敵。智慧在民間,高手在民間,我們始終堅信這一點。所以,我們秉承CP2C模式,讓用戶全流程參與到每一個環節,“千萬人不滿,千萬人參與,千萬人研發,千萬人使用,千萬人傳播”,我們堅信,千萬人的共同創新,才符合互聯網開放的精神。
當我們評論蘋果模式已不符合下一代移動互聯網的時代特征時,當我們再次用未來定義未來時,當我們提出將要改變時,所有人都呵呵了,甚至連火星人都笑了。這讓我們想起了兩年前,2013年,我們推出超級電視的前夕,曾發出《致三星電視們即將逝去的青春》的公開信,那時很多人也在嘲諷我們,也在無視我們。但事實證明,千千萬萬的樂迷,每天通過超級電視、微博、論壇、郵件等形式給我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我們基於用戶行為習慣的大數據,能更好地滿足用戶的需求。所以,我們打敗了三星電視,打敗了所有洋品牌,穩居線上銷量第一,成為中國智能電視第一品牌。
而今,我們再致蘋果,這也肯定會被認為是瘋子或者造勢。我們想說,時代在變,角色已變,精神不變。只有時代的模式,沒有永恒的模式。今天,我們秉持著當年蘋果顛覆巨人的精神,向蘋果這位今天的老大哥發起挑戰,希望能夠打破手機領域要麽封閉、要麽體驗差的魔咒。當大家看到蘋果的“太平盛世”時,我們看到他的危機;當大家在談論危機時,我們要探尋出路。
99%的人不看好的事情,才有可能成就顛覆。
開放是大勢所趨,封閉在未來不可能取得成功。保證極致的體驗,需要閉環的化學反應。
所以,開放的閉環才是未來的方向。
樂視超級手機即將發布,產品初期,也許會有不足,因為我們自身就是一個創新性產品,超級手機不只是一臺手機,而是一套完整的移動互聯網生態系統。有著千萬樂迷的支持和理解,有著CP2C模式,有著自生長、自進化、自創新能力的樂視生態開放閉環,我們堅信一定能夠打造出驚艷世界的產品。
至少,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樂視生態,開放的閉環,已經邁入電視,即將邁入手機,也將會邁入汽車,打破各種邊界,引起生態化反。與樂視生態強相關、強化反;別人沒有做的,別人做不好的;能夠創造全新用戶價值的,我們做。一切用戶的不滿,一切用戶的痛點,都是我們前行的動力。
我們來了。你準備好了嗎?
賈躍亭
2015年4月12日
(向春/圖)
英國普通法體系中有一條所謂“君主不容有錯”的原則,涵義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邏輯上的道理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只作為尊貴之國家象征,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托給內閣,發生差錯也由內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一百年來,一直都有人聲稱,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維護“封建專制”的統治術。直到今天,持這種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論,儒家經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確實讓人感覺是在宣揚君權專制。不過我想說,這種感覺多半是因為對儒學原典的誤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說,原意是強調君臣各有義務,各守本分,但今天無數人硬是認為,這句話是說臣對君的絕對服從。
還有一些儒家原典上的話,可能本意的確有點維護君權之義。但是,如果我們看看宋人對這部分儒典的闡釋,便會感受到一種邏輯逆轉的趣味:這些貌似宣揚君主專制的話,經宋人一解釋,原來卻具有反對皇權專制的深意。
最受人詬病的儒家話語大概要算“三綱”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我看袁偉時老先生每次駁儒家政治學說,必將“三綱”拎出來批一番。從字面來看,所謂“君為臣綱”,似乎確實是在強調君對臣的絕對權威、臣對君的絕對服從。有什麽可辯護的?——還是可以一辯。
“三綱”之說最早見於漢朝儒生整理的經書《白虎通》。今天許多人都相信,漢代的儒學經書實際上已經竄入不少法家、陰陽家之流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感染上皇權專制主義的成分。余英時先生便認為,“現代人攻擊儒家,尤其集矢於‘三綱’說。但事實上,‘三綱’說也是法家的東西。韓非《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儒家‘三綱’之說淵源在此。”不過我不打算將責任完全推給法家,因為自漢之後,“三綱”之說確實成為儒家學說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那麽宋朝儒家是如何理解“三綱”說的呢?讓我先引用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的一段話來說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
——顯然,在真德秀的理解中,所謂“君為臣綱”,並不是說君對臣具有絕對的權威,而是說君主應以身作則,自覺充當眾臣之表率。君正,臣才能正。這里的“綱”,並非指“權威”,而是指“模範”:君有責任成為臣之模範。你看,經真德秀這麽一闡釋,“君為臣綱”哪有半點為絕對皇權張目的含義?
事實上,如果我們去檢索文獻,就會發現,歷代士大夫向皇帝引述“君為臣綱”時,都不是為了論證“臣必須無條件服從君”,通常都是意在“格君心之非”,強調君主正人先正己的責任,甚至是以譴責的語氣批評君主“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南宋淳熙七年,朱熹在給孝宗皇帝的上書中便說:“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系而立。”朱熹所說的“紀綱”,當指“三綱六紀”。眾所周知,朱熹是堅持“三綱”說的死硬分子,但這半點都不影響他一貫抗議皇帝專權的立場。
另一部儒家原典《尚書·洪範》中有一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也深受詬病。人們一般將其理解為“只有君王才能獨攬威權、擅行賞罰”。聽起來,此說維護君權專制的意味是非常濃郁的。
《尚書》原文已在秦火中佚失,傳世的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均為漢儒整理,人們相信其中許多篇目乃是漢代人之偽作。不過,《尚書》一直被漢後儒家奉為經典,不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說是不是漢人偽造,它都已經成為儒家義理了。關鍵是,後世的儒家如何理解、闡釋它的涵義。
宋代已有士大夫對“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說提出質疑,如南宋儒家李衡在《樂庵語錄》上說:“惟辟作威,固是如此,紂之作威殺戮,豈不是作威?乃以此得罪天下,後世惟有徳然後可以作威,故曰徳威惟畏。”不過李衡的觀點談不上新鮮,大致不脫“仁政”的思路。
令我忍不住擊節叫好的是蘇軾的解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與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蘇軾的意思是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確實是為君之道,而君主要做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則應當舍己從眾,不持己見,讓自己成為“天下公議”的代表,公議所贊成者,君主遵從之;公議所反對者,君主放棄之。這樣,君主的權威就不會被一二權臣所侵奪。
如果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原意確實有鼓吹君權專制之嫌,但讓蘇大學士這麽一闡釋,立即就“化腐朽為神奇”,獲得了全新的涵義,不但毫無專制的意思,而且透出幾分“民主”的味道來。
宋人建立的政體當然不是民主政體,不過崇尚公議、反對皇帝專斷,則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識,朱熹就曾告誡皇帝:“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因此,當宋寧宗稍露出一點專制的苗頭時,朱熹馬上便毫不客氣地向寧宗提出抗議:“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在朱熹看來,政事若任由皇帝專斷,即使皇帝天縱英明,決斷無皆合事理,也不是“為治之體”。
如此說來,蘇軾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推導出“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也非個人的標新立異,而是當時士大夫共識的反映。
還有一句聽起來無疑是為絕對皇權張目的儒家立論,來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意思是說,皇上您永遠正確,錯的都是臣下。余英時先生認為,這是漢代“儒學法家化的一個顯型”,《韓非子》中有“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之語,便是董仲舒“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的思想之來源。
我們不必否認漢代複興的儒家受到法家專制主義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論的積極吹鼓手。不過,從“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導出絕對皇權?也未必。
英國普通法體系中有一條所謂“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的原則,涵義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恰恰是這一原則,構成了英國虛君立憲框架下責任內閣制的法理基礎,邏輯上的道理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如何不負行政責任?君主只作為尊貴之國家象征,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托給內閣,發生差錯也由內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現在的問題是,這里面的道理,宋代中國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恰好北宋大學者司馬光寫過一篇《功名論》,開篇第一句話就說:“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意思與“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相近。司馬光這麽說,是要拍皇帝的馬屁嗎?不是。司馬光在文章中接著寫道:既然所有的功名都歸於君主,那麽,君主就應該給予執政大臣充分的信任,讓他們掌執政之權,“人主端拱無為”即可,自可“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都是這麽治理天下的。
——原來司馬光的用意,是希望君主象征化,無為而治;具體治理國家的權力,交給大臣。反正人臣的功名,最終都將歸於君主,君主又何必親自操勞呢?不能不承認,司馬光的推論,在邏輯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司馬光是從“功名”(“善皆歸於君”)的角度推導出君主應當“端拱無為”的。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則從“責任”(“惡皆歸於臣”)的角度,同樣推論出君主不應該親裁政務。宋神宗時,由於“內外事多陛下親批”,皇帝出現專權的傾向,大臣富弼便勸誡宋神宗:陛下親批政事,“雖事事皆是,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為什麽富弼反對皇帝親批政務?因為君主是難以承擔行政責任的——總不能經常更換皇帝吧,倘若出錯,“咎將誰執”?因此,皇帝還是“垂拱無為”的好。
我們再將朱熹的見解補充進來,從“君不名惡”推出“虛君制”的邏輯鏈就更加完整了。朱熹是這麽說的:“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在朱熹看來,人主不負責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命令,都必須由執政大臣合議、經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審核通過,才可以發布於王庭。這樣,即使事後發現該命令有錯,也可以由執政大臣負其責。
在我看來,這一宋人心儀的政體,雖然稱不上“虛君立憲”,但已庶幾接近“責任內閣制”了。而它的法理基礎,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絕對皇權的“君不名惡,臣不名善”理論。
“君為臣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儒學原典上三個比較礙眼的論點,確實給人一種鼓吹皇權專制的觀感。但經宋人一解釋,其專制的意味立即得到逆轉,變成了強調君主責任、限制君主專權的意思。而且,整個推論的過程,完全合乎邏輯律,而不是信口開河、語不驚人誓不休。——這便是宋人闡釋儒家政治學的智慧了。
我堅持認為,闡釋比原典更重要,原典只是凝固的思想史,闡釋才是活的、動態的思想史。闡釋使原典不斷獲得新意義,使原典的思想與時俱進,“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保持著生命力,就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的思想體系,允許質疑,允許爭鳴,允許闡釋,允許推陳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