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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地爭出三百份法律文書

31起案件為何不併案審理？鶴城區法院院長劉柱說：「合併審理是從『效率』的角度出發，但我們還要考慮到『公正』的問題。」

懷化當地法院系統內部人士透露，有維穩的考慮，「不希望當事人抱團」。

滿滿兩個白色鐵皮箱的文件顯示，如果要請人編寫一本《法院常用法律文書格式彙編》，66歲的湖南懷化商人尹會元，是個不錯的人選。

自1998年至今，因為一塊土地的糾紛，作為原告和被告，尹會元共參與了近50起訴訟，收穫了近300份由各級法院出具的判決書、裁定書、決定書。

他的「收藏品」數量，還在急劇攀升中。

這段時間，這個身高不超過1米2的老人，幾乎天天拄拐去法院應訴。從2012年8月27日到10月17日，懷化市鶴城區法院接連審理31個狀告尹會元的案子。還是因為那塊土地。

尹會元相信，自己的經歷，正在創造兩項吉尼斯紀錄：收藏法律文書的數量，以及遭遇訴訟的頻率。

包括尹會元在內，接受採訪的該案原告、被告和審理該案的法院，都苦不堪言。

禍起紅線圖

14歲那年，尹會元因骨結核病未得到及時醫治而落下殘疾，這並未影響他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已坐擁兩家工廠。1992年，他從湖南邵東老家前來懷化投資。

位於湖南西部的懷化，是一座火車拉來的城市。直到1997年第一座橋修建完工，三面被鐵路夾著的市區，才跨過舞水河，從河東向河西農村擴張。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的諺語，誤導了投資者尹會元。

1997年，他接手了河西橋頭的一片臨河的土地，和友人成立了懷化河西家電發展有限公司（下稱家電公司），準備在此建設一座家電城。規劃紅線圖顯示，這塊扇形的土地共有近61畝，位置極佳。

施工設備開進工地後，負責打鑽的工人很快發現了異樣：按照規劃紅線圖施工，地基已經打到了舞水河的河灘上面——賣給尹會元的這片土地，有近14.5畝屬於河道，無法使用。

紅線圖本身確實是真的，它由懷化市國土局劃定，並經過了湖南省國土部門的審批，但其中部分土地確實屬於河道。

土地嚴重縮水，尹會元向原土地出讓方提出抗議，並拒絕支付剩餘的款項。原土地出讓方——湖南省國土部門在懷化的一家下屬企業，曾將該地塊向銀行抵押貸款，實際上它也未取得土地使用證。

此時，銀行藉機介入，查扣了該地塊，並將部分土地（上面有臨時建築）分別售予了銀行內部職工、市民等，共計51戶。

由此，尹會元與國土部門、原土地出讓方、銀行以及51戶購地者之間，展開了長達14年的訴訟戰爭。

其間，尹與國土部門的行政訴訟被駁回，原土地出讓方因國企改制而消失，各方相繼退出，只剩下了尹會元和51戶居民之間的對決。

漫長訴訟只帶來裁判文書的「豐收」。據統計，自1998年3月23日，尹會元簽收懷化市鶴城區法院作出的［1998］懷鶴執字第一號民事裁定書以來，僅至2012年初，他已簽收上自最高人民法院，下至懷化某基層法院派出法庭的判決書、裁定書和決定書，共計246份。

上述文書主要來自下列三類案件：尹會元狀告懷化市政府和國土部門的行政訴訟，尹是原告；尹會元和其開發的家電城買主之間的民事訴訟，尹是被告；尹會元和原土地出讓方、銀行之間的民事訴訟，這中間，尹既當原告，又當被告。

14年間，懷化市國土局局長換了3任，尹會元請的律師也已累計到32名。他的小女兒第一次陪父親出庭時才10歲，如今已是湖南師範大學研一的學生。

為了保存歷年的法律文書，尹會元在懷化市檔案館付費辦理了檔案託管，將百餘公斤的文件存到了檔案館庫房。

「天天炒剩飯」

官司打了14年，還沒有結束的跡象。

此前，根據湖南省高院的再審判決，法院確認51戶居民購買土地的使用權證合法有效。51戶中的31戶居民，遂於2011年5月，發起了對尹會元及其家電公司的侵權訴訟，案子如潮水般湧向了懷化市鶴城區法院。

31戶的訴訟沒有合併審理，而是分成31個案件分別立案。作為一家基層法院，鶴城區法院僅有48名法官。此次，為審理此系列案，該院出動了民一庭、民二庭、林業庭三個庭的14名法官。「這三個庭的每個法官，手上都有（這系列的）案子。」該院人士介紹說。

法院甚至為此制定了一份「家電城案件排期表」，3張A4紙的表格詳細列出了每天開庭的日期、案號和主審法官。庭審從8月27日開始。

開庭前，各種文書就滾滾而來。先是鶴城區法院的29份民事裁定書，駁回尹會元追加第三人的申請；接著又是29份決定書，駁回了他請法院調取證據的申請；然後又是29份裁定書，駁回他對原告方提出的反訴。

反訴被駁回之後，尹又向懷化中院提出上訴，隨後，他陸續收到了懷化中院的16份裁定書。法院打電話給他，說還有13份裁定書在法院。尹還沒有時間去取。

簽收法律文書籤到手軟。法律文書一番轟炸之後，庭審才正式開始。

自2012年8月27日起，位於懷化市城北的鶴城區法院，除雙休日之外的每天上午，都要審理一起情節類似的民事訴訟：每天都是同樣的被告，基本一致的起訴狀和答辯狀，坐在法官兩邊的，是同樣的原告和被告律師，每天進行的也是同樣的法庭程序……

「天天炒剩飯。」據參與庭審的旁聽人員回憶，庭審七八次之後，效率已高到極致，法官問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意見跟昨天一樣嗎？」而原來要審理一上午的案子，現在不到1個小時即可結束，「雙方要說的話都是『一樣的』、『一樣的』、『一樣的』」。

按照法院的安排，這一系列案件共31起，除開雙休日，每天都審理一起案件，要到2012年10月17日，上述過程才有可能告一段落。

可以預計：目前這撥案子一旦宣判，尹會元又將收到近30份裁判文書；如果繼續上訴，文書數量還將成倍地增加。

「太辛苦了，」尹會元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真沒想到，這麼久還結不了案，早知道打這麼久官司，就不打了」，「而現在，不打也不行了。」

「法院讓我們這樣做的」

詞條

共同訴訟是指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為兩人（或以上），其訴訟標的共同或者屬於同一種類的訴訟，屬於訴的合併，以提高訴訟效率，並避免法院在同一事件處理上作出矛盾的判決。符合條件的，合併或單獨訴訟，法官有裁量權，但一般要考慮當事人的意願。

當事人一方在10人以上的，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還設有代表人訴訟制度。此舉借鑑美國的集團訴訟制度和日本的選定當事人制度，本是為瞭解決群體性糾紛，但法院一般傾向於不受理。三鹿事件索賠，集體訴訟未予立案，只有個別受害者家長的單獨訴訟獲得受理。

31起案件為何不併案審理？原告之一的懷化市民王心全回憶稱，2011年，懷化中院立案庭的一個庭長，將寫有字的筆記本遞給她看，「說是上面有規 定，不能以集體的名義上告，怕鬧事」，「所以我們只好一個一個告了」。懷化法院系統內部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當地確有維穩的考慮，「不希望當事人抱 團」。

31名原告每人向鶴城區法院交納了2500元的訴訟費，並每人交了1000元律師費，分別將尹會元及其所在的家電公司告上了法庭。他們本不想這麼做，連律師請的都是同一個——31名原告共同的律師曾喜生表示，他也不清楚，「是法院讓我們這樣做的」。

不過，鶴城區法院相關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稱，沒有合併審理，關鍵是因為該案不符合併案要求——原告不一樣，訴訟請求也有差異。此外，還有一個現實的問題，如果合併審理，光訴訟參與人就有近40人，鶴城區法院根本沒有這麼大的法庭可供開庭。

「合併審理是從『效率』的角度出發，但我們還要考慮到『公正』的問題。」鶴城區法院院長劉柱解釋說，考慮到每個原告的訴訟請求之間的差異，並嚴格按照最高法院立案的相關規定，法院最終選擇了分別立案、分別審理。

在這位基層法院院長看來，正在開庭的這一系列案件，的確是他從事司法工作以來，「30年沒有遇到過」的情況。讓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審理十多天后，原告和被告情緒都已趨於穩定。

「壓力真的很大。」劉柱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最憂慮的不是龐大的案件數量，而是這一系列訴訟的雙方當事人，「不按法律的框架走」。

除了打官司，尹會元曾到湖南省高院上訪，51個購地者也多次到法院上訪，還曾3次集體上訪至北京。

湖南省法院系統應對此案，如履薄冰。據湖南法院系統人士透露，湖南省高級法院院長康為民曾親自到懷化指導該案，甚至還趕赴尹會元的邵東老家，希望能調解此事，並寄望於「把矛盾在基層消化掉」。

但據劉柱介紹，該系列案中的原告和被告都有著對法院的嚴重不信任，認為法院在袒護對方，不過他認為，這樣一來也給了法院一個機會，「雙方都懷疑，也就不懷疑了」。

不過，即便到2012年10月17日，這31件案件全部審理完畢，也不意味著圍繞土地的矛盾得到解決。

對於從銀行手上買了土地的31位原告來講，他們已經等白了頭，「60歲交的錢，70歲還沒有拿到房子」。

對於尹會元來說，他仍唸唸不忘當年那張政府部門劃定的61畝的規劃紅線圖——它的失誤一下子毀了自己的買地協議，至今未討到政府的任何說法。而這麼多官司中，告政府的，鮮有勝算。

多地爭建基金小鎮、財富小鎮

在離廣州市區一個小時車程，交通不算特別便利(除非自駕)的從化區溫泉鎮億城泉說金融社區里，幾棟別墅裝修的很有會所式幽靜的味道，然而這里卻是一些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和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的辦公場所。

“這里環境很幽靜和私密，可以很好地保護客戶的隱私。不像我們在珠江新城的辦公室，那里經常很多人來找我，客戶沒有一個相對私密的環境。我們這里是采取預約制的，提前預約了我們就在這里與客戶詳談。”已經入駐這個金融社區的廣州六脈環球家族辦公室有限公司集團總裁何嘉編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實際上，億城泉說是一個酒店，里面有81棟別墅，有些已出售，有些還未有買主。2016年10月，廣州溫泉財富小鎮正式掛牌廣州市從化區溫泉鎮，迄今已落地近3個月。除了億城泉說，還有明月山溪和望谷溫泉兩家溫泉度假村被選中，當地政府與開發商合作，開發商將部分別墅出租或出售給一些有意向入駐的非銀行金融機構，而政府給予入駐機構包括辦公用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一系列政策，以期集聚一批金融機構，來打造廣州溫泉財富小鎮。

“目前在財富小鎮完成註冊已有21家，正在註冊的有21家，還有17家馬上就準備註冊。就已註冊和正在註冊的這41家機構而言，其管理的資產規模已經超過500億元。”昨日，廣州溫泉財富小鎮工作推進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靜對第一財經記者介紹。

從化區山清水秀，被譽為廣州的“後花園”，但經濟並不是很發達，溫泉財富小鎮所在的溫泉鎮也一向以溫泉旅遊為主要競爭力。劉靜坦言，發展旅遊前期投入多，但回報並沒有達到理想效果，因此地方政府也在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目前已經註冊和正在註冊的41家機構全部是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和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因為這些機構經常在外地出差拜訪和調研，相對來說並不時刻需要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心上班。

溫泉財富小鎮並非先行案例。事實上，目前廣東省就已有三個類似的小鎮，除了溫泉財富小鎮，去年3月廣州市番禺區萬博基金小鎮掛牌;去年10月，深圳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與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打造的前海深港基金小鎮掛牌。

而放眼全國，這兩年湧現出了不少基金小鎮和財富小鎮，比如，北京房山的基金小鎮、嘉興南湖基金小鎮、杭州玉皇山基金小鎮、寧波梅山島對沖基金小鎮、溫州萬國財富小鎮、成都天府國際基金小鎮等，都已經開始嘗試並落地。

事實上，這些基金小鎮和財富小鎮都有相似的面貌：在郊區，離市中心不太遠;環境幽美;稅收和補貼優惠;紐約國際金融中心邊上的格林尼治小鎮是學習的榜樣。

目前，在國內比較出名的是杭州玉皇山基金小鎮，玉皇山腳在杭州中心，鬧中取靜。截至去年10月底，該小鎮集聚1010家金融機構、資金管理規模突破5740億元，吸引國內外高端金融人才逾2000名。

劉靜去參觀過玉皇山基金小鎮，她認為玉皇山基金小鎮的模式不可複制，有所謂“時勢造英雄”之感，而這個“時勢”正是最不可複制之處。

玉皇山基金小鎮原型是一個文化創意產業園，在快要做不下去之時，置身其中的一家私募股權基金介紹了另外四家同行入駐，當地政府敏銳地洞察了這一機會，就此提出了基金小鎮的想法。如今的玉皇山已經不需要招商，還在擴大小鎮規模。“不用招商，而是在選商，很多機構都搶著入駐。”

劉靜認為，玉皇山基金小鎮已經完全市場化運作，但包括廣州溫泉財富小鎮在內的類似小鎮在前期則必須由政府主導招商和推廣，達到一定規模和品牌效應之後才能開始市場化。此外，必須成立專門的團隊去做運營和後臺支持，讓優惠政策確實落到入駐機構手上;優惠政策要具有可持續性，否則很容易讓機構萌生退意。

有業內人士認為，事實上，這種基金小鎮和財富小鎮能否真正獲得成功，除了這些外部因素之外，能不能吸引到真正高素質的機構和金融人才，集聚起人氣和聲譽，形成集群效應，是更重要的內生因素。

知名財經專欄作家葉檀曾就這些迅速設立起來的基金小鎮評論：“我們不僅僅要看到外部資源，花園般的景觀，集聚的基金公司，完善的商業教育配套，還有稅收政策優惠、政府的扶持、較高的行政效率。更要看到格林尼治周邊紐約的金融歷史。格林尼治基金小鎮的成功，前提條件是紐約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當資源需要疏散時，軌交連通、環境美好、教育業發達的格林威治成為首選之地。當金融人才們需要各種中介機構時，這些機構近在身邊。當投資者希望在不遠的地區就可以聯系到多家基金進行投資，越來越多的基金聚集，當地有了獨特的文化。”

多地爭建國家中心城市，西安、沈陽、南京入圍機會大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國家中心城市的設想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熱議的話題。

國家中心城市，是全國城鎮體系的核心城市。加上最新批複的武漢和鄭州，目前全國已有8個城市位列國家中心城市行列，其他分別為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成都。

隨著城市都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心城市的引領作用日益凸顯。在這過程中，不少城市正努力爭取進入國家中心城市的行列。

多城爭建

今年兩會期間，不少人大代表對杭州、廈門、西安、長沙等城市列入國家中心城市進行建議。

杭州市原市長、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張鴻銘說，杭州現在的前進目標更明確，就是建設世界名城，途徑就是國際化。張鴻銘提出，希望國家盡快批準杭州成為國家中心城市。

他認為，杭州從各個方面來看都已經具備條件，無論經濟發展總量、速度、質量，還是科技創新活躍程度、城市人口均符合條件。另外，杭州要建立亞太樞紐城市，目前國際航班數量也符合國家中心城市的條件。

副省級城市廈門也正在積極申報。媒體報道，全國人大代表、廈門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紫萱建議，中央相關部委積極支持廈門在新時期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對外交流等方面賦予廈門更多的職能與平臺手段，更好地發揮輻射帶動作用，打造新的區域增長極。

今年廈門市第十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今年廈門要全力加快跨島發展，著力建設國家中心城市。

3月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陜西代表團與代表共同審議《政府工作報告》。陜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發言時說，西北五省區占全國地域面積的32%，是西部大開發的主戰場和國家向西開放的前沿，從優化區域發展格局考慮，需要有一個中心城市引領區域發展，“所以我們建議將西安列入國家中心城市。”

長沙也在爭取進入這一行列。“長沙已具備創建國家中心城市的基本條件，懇請國家部委，尤其是發改委、住建部，支持長沙創建國家中心城市。” 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市長陳文浩在兩會期間發言時說。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對第一財經分析，各個城市努力爭取進入國家中心城市行列，是因為國家中心城市這個名稱的背後意味著更大的資源配置權力。“城市的級別高了，社會聲譽也更好，更有利於集聚資源，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分擔京滬功能

“國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最早在2005年，由原建設部(現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依據城市規劃法編制全國城鎮體系規劃時提出。

2007年，由原建設部上報國務院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指出：國家中心城市是全國城鎮體系的核心城市，在我國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中心和樞紐作用，在推動國際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方面也發揮著重要的門戶作用。國家中心城市應當具有全國範圍的中心性和一定區域的國際性兩大基本特征。

廣東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是不是國家中心城市，不光是一個名號，還要看其本身是否具備這些功能。除了經濟總量之外，國家中心城市更為重要的一個指標是必須要有對周邊地區的強大輻射能力，尤其是對海外的輻射能力。一個城市能否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中心城市，門戶型的功能十分關鍵。

“比如我們去美國，一般就是飛到紐約、洛杉磯、舊金山和芝加哥這幾個城市，這些城市就是美國的中心城市。”彭澎說，門戶型城市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航空旅客吞吐量和貨郵吞吐量，中國人從這些地方走向全世界，外國人則從這些地方進入中國。

實際上打造國家中心城市，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京滬之後，國家需要更多的中心城市來承擔其部分功能，並帶動周邊經濟的發展。

2016年12月， 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智庫重慶論壇上解讀“十三五”規劃建議時表示，“十三五”期間，中國將加速發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擔全國性的功能，帶動區域協調發展，形成經濟發展新的增長節點。

他說，中國出現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國的服務性功能過度集中在一兩個城市。以北京為例，其城市病問題的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若把企業總部、醫療高地、最高學府等功能轉移，在自身城市病解決的同時也能促進其他地區發展

楊偉民表示，要解決北京這樣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個類似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才行。

也就是說，北京、上海等存在的一系列城市病問題之下，我國的城市發展戰略也有望進行調整，未來會把更多機遇分給京滬以外的大城市。例如，2016年G20峰會放在杭州舉辦，而不是北京、上海等“國際名片”城市，這也是2022年亞運會落戶杭州之後，又一個國際性重要活動在當地舉辦。此外，今年9月，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將在廈門舉行。

牛鳳瑞說，中國是一個總人口接近14億的大國，是美國、日本的好多倍，因此只有兩三個國家中心城市遠遠不夠，需要更多的國家中心城市來帶動。他預計，未來中國城市中心區人口達到10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將達到10個以上，這些城市未來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龍頭。

以鄭州為例，牛鳳瑞說，河南本身總人口接近1億，省會鄭州又是河南的單極核心城市，在河南加快城鎮化的過程中，將有大量人口流入鄭州，因此未來鄭州發展成為中心城區10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實屬正常。

這些城市希望不小

2010年，住建部發布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10—2020年)》明確提出五大國家中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的規劃和定位，構成了北上廣加直轄市的格局。

進入到2016年，國家中心城市的批複加快。2016年5月，國家發改委和住建部聯合發布《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將成都定位為國家中心城市。自此長江上遊有了重慶和成都兩大國家中心城市。

2016年12月26日，經國務院正式批複，國家發改委發布《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規劃支持武漢、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至此，已經有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成都、武漢、鄭州8座城市被明確定位為國家中心城市。

在一年有3個城市新獲批國家中心城市的情況下，其他大城市爭取入圍國家中心城市的渴望也更為迫切。接下來，有哪些城市可能成為新的國家中心城市?

從國家中心城市的定位來看，其一大作用就是要引領區域發展。在傳統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就一直存在著十大中心城市，即目前固定電話區號三位數開頭的城市。這十大城市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大直轄市外，還有廣州、武漢、南京、成都、西安和沈陽，它們均是各大區的中心，基本集中了各大區最好的大學和醫療資源。

現如今入圍的8個城市中，除了鄭州之外，另外7個就屬於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時代城市。從區位看，目前的國家中心城市中，北京、天津、上海、廣州位於東部地區，重慶和成都位於西南內陸，武漢和鄭州則填補了中部地區的空缺。

也就是說，在傳統十大城市中，尚未入選國家中心城市的三個城市西安、沈陽、南京的希望不小。這其中，西安一直是西北大區的中心，沈陽則是東北大區的中心。

媒體報道，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原所長肖金成認為，東北地區的城市，比如沈陽，西北地區的城市，比如西安，都有可能入圍，“第一是這些城市的規模都比較大;第二是它們產業基礎都比較雄厚;第三是對區域的影響力很大，對一個區域起到引領作用。”

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區中心應該都會入圍國家中心城市。此外，一些經濟總量過萬億、產業發展走在前列的城市，如深圳、杭州等也會加入。

從區域布局上說， 一個經濟區也可能不止一個國家中心城市，例如成渝經濟區，成都和重慶這兩大城市就一起入圍。從這個角度上講，在經濟和人口密度比較大的區域，只有一個國家中心城市是不夠的，需要疊加輻射才能發揮作用。

例如，長三角城市群作為世界級的城市群，可能就不止上海一個國家中心城市，如果周圍的南京和杭州獲批國家中心城市，也能更好的分擔上海的部分功能，促進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

在華南地區，深圳作為四大一線城市之一，其創新力和高新科技產業發展在國內首屈一指，有消息稱，深圳或將實現城市地位“二級跳”，與北京、上海、廣州一起躋身全球城市，代表中國參與新一輪全球競爭。

此外，作為第三經濟大會大省，山東的人口將近一億，從促進區域發展的角度上看，山東如果有一個國家中心城市，也不足為奇。目前來看，青島作為山東首個GDP突破萬億大關的城市，希望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