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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改回頭路

2013-12-30  NCW
 
 

 

棉花流通回歸政府調控,“統購統銷”改頭換面重登舞台,不得不再提棉改◎ 本刊記者 汪蘇 文wangsu.blog.caixin.com 中國自2001年宣佈全面放開棉花購銷迄今已進入第13個年頭, “統購統銷”卻改頭換面重登舞台。截至2013年12月23日,距離這一棉季交儲結束還有三個多月,已經有444.34萬噸新棉進了國儲庫,占總產量的近七成。2012年,這一比例最終達到九成。

這一結果源於2011年中國政府推出的臨時收儲政策。在棉價近一年過山車式的大幅波動後,中國政府繼糧食之後,于當年開始對棉花進行較強的價格干預,即實行臨時收儲政策,在市場價格低於臨時收儲價格時由中國儲備棉管理總公司(下稱中儲棉公司)敞開收購時值中國敞開收儲的第三個年度,根據美國農業部近日公佈的2013年12月棉花展望報告,中國期末庫存將達到創紀錄的1247.8萬噸,占全球期末庫存的六成;同期中國棉花消費量比高峰期下降近三成,但同期中國市場棉花價格卻比國際價格高出逾三成。

至今,中國棉花購銷制度已經幾度輪回。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對棉花實行“統購統銷” ,由國家定價,依靠行政強制力量壟斷收購和銷售。棉花價格嚴重背離市場供需狀況的制度,不但沒有真正破解短缺之困,更令大量財政補貼無端消耗在漫長的收儲鏈條中。上世紀80年代,棉改起步,改革走走停停,幾度迂迴代價高昂。1998年,新一輪棉改終於決定放開棉花購銷壟斷,讓收購和銷售價格均由市場形成。2001年,國務院召開全國棉花工作會議,發佈《關於進一步深化棉花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 ,棉花購銷全面放開, “私商”也有了合法地位。但此後,面對市場價格的劇烈波動,監管者應對無措,最終重回老路。在2011年棉花臨時收儲政策出台之後,由於臨儲價格持續高于市場價格,棉花都進了國庫。市場又成了“政策市” 。

當初希望政府出手穩定棉價的一些紡織業人士如今不得不面對臨儲政策的苦果,轉而呼籲國家叫停這一政策。

“現在方方面面都要求叫停棉花臨時收儲。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農村發展研究室主任杜珉告訴財新記者。

在此背景下,棉花流通領域市場化改革再度提上日程。據悉,國家發改委等有關方面正謀劃在2014/2015棉季對此做出改革,結束臨時收儲幾成定局。

又見高收低拋

2013年新棉上市之際,國儲棉的收儲行動如火如荼。與往年不同的是,收儲的同時,大規模的拋儲也在展開。

為防止用陳棉交儲產生“轉圈棉” ,國儲棉一般不在這一時期拋售。不過,據財新記者瞭解,今年,面臨嚴峻生存壓力的紡織企業紛紛通過行業協會“上書”闡述市場棉花短缺之苦,加之中儲棉公司往年陳積的巨量庫存壓力,國家有關部門決定從2013年11月底就開始拋儲。且這一輪拋儲時間為臨儲實施以來最長,將一直持續到2014年8月31日。

今年收儲價格則與2012年相同,比2011年更高。每年的臨儲價格由國家發改委、 財政部等部門聯合制定。2012年,在國內外市場價差持續擴大的情況下,國家發改委等部門根據糧棉比價、棉花種植成本上升等因素,把臨時收儲價格在2011年基礎上又抬高了600元。

這一輪拋儲首波投放市場的是2011/2012棉季的棉花,當年收儲價格為標準級皮棉1.98萬元 / 噸。然而,如今的拋儲價格卻僅為1.8萬元 / 噸。這便是所謂的“高收低拋” 。收儲價格更是維持了高水準。這一棉季的收儲價格為2.04萬元 /噸,中儲棉公司以臨時收儲價格對市場敞開收購。決策者的計劃是以此將市場價格鎖定在預期的較高位,讓農民從高價中獲益,從而有動力維持穩定的產量。

這顯然是一個尷尬的選擇,雖然臨儲政策抬高了棉花價格,但市場的價格預期卻遠低於此。一些業內人士告訴財 新記者,今年紡織企業接單並不算多,棉花需求量有限,市場低迷,國際市場棉價更是比國內低了三成。12月24日,國際棉花價格指數(M)為89.72,折合一般貿易港口提貨價1.503萬元 / 噸(按滑准稅計算) 。印度棉即使在配額外進口,價格也僅在每噸1.8萬多元。

但即便如此,市面也幾乎見不到多少棉花。臨儲政策實施後,棉花主要都進了國庫。2011和2012棉花年度,中國分別收儲棉花331萬噸和651萬噸。多名分析師預計,2013/2014棉季,國家最終收儲的棉花將超過500萬噸,達到今年總產量的八成左右。在他們看來,國家以低於收儲價持續拋儲屬迫不得已。

“拋得高根本沒有人要。 ”萬達期貨棉花分析師杜映對財新記者說。

回歸壟斷

在政策之手的強力調控下,國內流通市場萎縮僵化,中儲棉公司則一枝獨大。

“做棉花加工十多年來,從來沒有這麼難做。 ”鹽城市鴻信棉業有限公司的吳經理告訴財新記者, “往年能加工800噸 -1000噸,今年只有300噸。 ”吳經理2001年便開始在江蘇鹽城經營棉花加工企業。這是一家因使用打“小包”的200噸棉花打包機而沒有交儲資質的“200型”企業。

吳經理工廠的狀況已屬相當不錯。

據卓創資訊棉花分析師孫立武調查,今年沒有交儲資質的加工企業開工率僅有1.5%, “有些直接沒有做” 。中國有交儲資質的棉花加工企業目前共有1735家。

沒有交儲資質的則要多得多。

為了促使企業設備升級,與國際接軌,中國規定,只有使用400噸棉花打包機的“400型”企業才具有交儲資質。

2011年,中國實行臨儲政策之後,400 型企業和200型企業便在市場選擇上分道揚鑣。400型企業主要靠交儲吃飯,從棉農手里收購籽棉加工成皮棉交給中儲棉公司。200型企業則只能憑借“小而活” ,從夾縫中找機會。

不過,今年形勢格外嚴峻。吳經理告訴財新記者,下游棉紗企業日子很不好過。由於國內成本太高,進口棉紗衝擊很大,而好多服裝單子已經轉移到東南亞。 “今年好棉花根本不敢收,只能收後期質量較差的棉花,賣給小紗廠。 ”未來一段時期由於國儲棉持續投放,這些沒有交儲資質的加工企業可能更為艱難。然而,一些有交儲資質的加工企業日子也不好過。山東廣饒縣天鑫棉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徐增國2004年開始經營棉花加工,2011年之前一直將棉花賣給各種紡織企業,現在成了國儲棉供應商, “只有交儲一條路子。即使賠本也得幹。 ”據瞭解,由於今年符合交儲規格的棉花相對少、棉農預期上漲等原因,收購價格高于往年。同時,因實行了新棉花質量標準,退儲率較高。一些最終交不了儲的棉花很難處理,有的只有“砸”在手里。 “加工企業利潤比去年平均要低50%,有的甚至70%。 ”孫立武等一些業內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大部分有收儲資質的企業也希望市場放開。

孫立武表示,希望繼續收儲的多是規模較大的加工企業,可以大規模無限量地收,小企業競爭不過。但在同樣面對下游企業時,大家是平等的。規模不大不意味著下游資源不多, “但現在下游指望不上,都交國儲” 。

許多加工企業現在已經很少同下游企業發生直接聯繫。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課題組在一份發表于2013年的研究中指出,上下游企業之間利益鏈條斷裂,直接後果是利益約束消失,棉花品級難 以保證。紡織企業普遍反映,國家儲備棉常難以達到企業生產的質量要求。

報告還指出,由於市場主要依靠國儲棉投放,流通企業流通功能的萎縮導 致下游用棉企業承擔高額的流通費用。

浙江省棉紡織協會相關負責人介紹,從企業競拍到棉花實際到達企業的倉庫之間,有高達1-2個月的周轉時間。部分倉庫甚至要求必須由倉儲庫所屬企業承擔運輸。有的企業為及早得到棉花,需支付高額的移庫和加急運輸費用。

數百億元財政補貼

最令人尷尬和頭疼的是,2011年之後,國際棉價一路走低,由於臨儲政策,中國市場和國際市場的聯動被破壞,國內外棉花價差不斷擴大。

2012年中外棉“價格倒掛”達到5000元 -6000元 / 噸。國內棉花價格高企,許多下游企業已經把目光轉向國外。

在國內庫存上漲的同時,2012年,中國累計進口棉花達到513.7萬噸,同比增長52.7%。國外棉花成了一些紡織企業的主渠道。 “一些下游企業來訂購我們的價格指數,一上來就問,你們有沒有跟蹤國外價格。 ”生意社分析師夏婷說。

按照臨時收儲政策的原先設計,當政府托市、價格回升之後,收購就可退出。不過,由於臨時收儲價格制定不合理以及國內外棉價嚴重倒掛,敞開收購的承諾之下,市場上棉花都往國庫湧,根本止不住。

杜珉等人的研究曾援引官方數據指出,按照2012年標準級新棉收購價計算,國家用于收儲的花費將超過1000億元。保管費用、利息費用和出庫差價三項合計,1噸棉花財政要補貼2000元左右。而11月28日啓動的新一輪拋儲,標準級皮棉價格已經降為1.8萬元 / 噸,直接價差就在2000元左右。如此,三年下來,總補貼金額將達數百億元。

如今,在付出巨額財政資金後,相關部門面對的卻是全產業鏈上的多重困境。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課題組曾測算,棉花成本約占紡織企業成本的70%。

當前國內棉價比國外高30% 以上,在同國外競爭時,其他成本只有比國外企業低70%才具有競爭力,這基本無法實現。

中國紡織企業競爭力下降明顯。 2012年,利潤水平同比下降13.1%。而由於棉紗進口並無限制,2012年棉紗進口同比增長近七成,中國棉紗行業處境堪憂。一些受惠于政策的棉農,也認識到這種搞死紡織企業的情況不可持續。 “還是要放開市場。 ”一位承包了500畝地的年輕新疆棉農告訴財新記者。並且,由於政策設計上直接收儲的是加工好的皮棉。

從棉農出產的籽棉到皮棉,還要經過收購、加工環節。補貼效率不高,是一個公認的評價。收儲也沒能阻擋長江、黃河流域棉花種植面積的下滑。今年中國棉花種植面積降到6600多萬畝,為十年來最低。

如何走出怪圈

無論是棉改還是糧改,中國似乎很難走出政府之手對市場全面管控的怪圈。

1998年,在經過多次反複之後,中國啓動了新一輪糧棉改革。2001年,棉花購銷全面放開。糧改也在推進,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表示,改革沒有回頭路可走。2004年,糧食購銷全面放開。

不過,改革並不徹底。由於糧食市場波動,中國當年就對稻穀出台了最低收購價政策,這被一些專家認為本質上仍是一種保護價,之後實施範圍延伸至小麥。2008年,中國又對玉米、大豆、油菜籽實行臨時收儲(與最低收購價合稱為托市收購) 。2008年之後,中國也加大了對棉花的收儲調控。2011年,棉花最終被納入臨時收儲範圍,敞開收購。

而今,糧棉托市收購都陷入困境。棉花由於內外價差大,形勢尤為嚴峻。

棉花臨時收儲實施以來,國內棉花價格基本由臨儲價格決定,波動大幅減小。2011年,棉價峰穀差值為1009元 / 噸,為九年來最小。不過, “短期效應明顯,長期來看,可持續受到質疑。價格調控大有回歸‘計劃經濟’的趨勢”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課題組在研究報告中還指出, “調控的隨意性較大” 。杜珉則指出,問題關鍵在於,政府一旦制定托市收購價格,就是一個死價格,還是會走向死結。

針對此,前述報告分析,目前政府調控管理的定位與職能還不清,部分掌握話語權的部門以部門利益或集團利益代替公共利益,導致價格調控利益部門化傾向,不利於市場體系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

糧棉流通領域的這些怪現狀已進入最高決策者視線,並被納入改革部署。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下稱《決定》 )鞏固了市場化認識,指出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 《決定》還專門指出,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注重發揮市場形成價格作用。這較以往中央一號文件“繼續提高最低收購價”等說法有很大不同。

據悉,若結束棉花臨儲,替代政策怎麼走,相關部門仍在研究。直補和目標價格是目前討論較多的方式,可能在新疆先行試點。能否找到可操作的模式關係改革能否順利推出。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 曾指出,糧棉改革曲折性的成因,是改革政策缺少全周期調節意識,對糧棉供求價格變動周期性缺少認識和準備。

回顧以往,每一次政策的反複都付出沉重的代價。 “收儲要退出,要市場自己說了算。缺少直接政策扶持,市場可能會有震蕩,但需要市場自己經歷,自己去承受。政策力度太大,市場永遠不健康。 ”孫立武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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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年金改革走回頭路 再掏國庫15億 年終慰問金放寬 馬江翻盤為選舉?

2014-10-13 TWM  
 

 

近期行政院以物價水準上漲為由,放寬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的發放基準,被質疑是馬江體制針對軍公教族群的政策買票,不但缺乏正當性,也讓已負債累累的國庫雪上加霜。

撰文‧賴若函

二○一二年十月,當時行政院長陳沖考量政府財政困難,在朝野共識下,大幅縮小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放範圍,僅發給月退俸兩萬元以下的弱勢軍公教族群。誰知兩年不到,馬政府又走回頭路,一四年八月底,行政院將發放基準從月退俸兩萬元放寬到兩萬五千元,被批為是為年底的選舉「政策買票」。

行政院主計總處強調,是因應物價上漲所做的調整,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黃崇哲質疑,中低收入戶生活費上漲幅度,根據主計總處說法為八.三一%,但年終慰問金一調就是二五%,不符比例原則,理由不具正當性。

黃崇哲指出,年終慰問金並沒有明訂在《公務人員退休法》中,於法無據,當年在社會討論下,決定保留經濟弱勢者可領取,其餘取消,如今翻盤,若馬英九總統和行政院長江宜樺不承認是當年政策有誤,那就只能解讀為一種可能──為年底選舉鋪路。

一九七二年起,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發給約四十四萬五千人,一紙行政命令成慣例,長達四十年。近年政府未償債務有五.五兆元,加上潛藏負債總額十七兆元,財政惡化嚴重,為節省國庫開銷,取消的聲浪陸續增加。

諷刺的是,一二年陳沖大刀闊斧改革年終慰問金制度,將發放對象減為七萬人,每年預算由約二百億元減為十六億元,為國庫省下約一百八十億元的支出,雖部分藍營立委反對,但輿論大力支持,馬英九也稱為「必要且睿智」的決定。沒想到,政策才執行兩年,馬江又轉向軍公教施小惠,預計每年多花十五億元預算,約五萬人受惠。民進黨立委管碧玲質疑,在一八%的存款優惠利率下,領月退俸的軍公教人員,所得替代率已經相當高,年終慰問金根本是錦上添花。

馬英九與江宜樺誓言要推動退休軍公教年金制度改革,迄今仍原地踏步,如今未和社會討論就放寬標準,難怪被評為「選票考量、債留下一代」,實有重新斟酌的必要。

年終慰問金制度比較

2012年前 2012年後 2014年發放門檻(月退金) 無限制 2萬元以下 2.5萬元以下受益人數 44.5萬人 7萬人 12萬人國庫支出 202億元 16億元 31億元

馬英九挺刪慰問金語錄

2012/10/24——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就做了決定,獲得多數民眾肯定,相當快速、睿智。

2012/12/15——政府財政面臨困難,這是必須做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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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功勝:外匯管理不走回頭路 資金出海要走得穩才能走得好

3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進行了題為“跨境資本流動:挑戰與應對”的發言。

長達四十多分鐘的發言中,潘功勝對中國的外匯管理政策、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外商來華投資、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等外匯管理領域的熱點話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並且,對近日一些“外匯儲備是否夠用”、“外企利潤匯出是否受限”等爭議性問題進行了回應。

他再次重申,中國的外匯管理不會走回頭路,已經實行的對外投資政策不會“拿回去”。

潘功勝指出,推動中國進入市場的雙向開放,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水平,同時在複雜多變的世界中,防範跨境資本流動的過度沖擊,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是外匯局的雙重使命。他還進一步強調,要用開放的態度與市場溝通。

不會再走外匯管制的老路

對於市場關註的外匯管理政策問題,潘功勝再次強調,中國的外匯管理不會走回頭路,不會再走回資本管制中去。

不過,他也指出,任何形式的改革,任何國家的改革,不能僅僅只有目標,應該有達成目標的策略,不能僅僅有決心,而且需要改革的謀略。推動資本項目的開放,不同時期的重點、時機和節奏是不一樣的。今年年初,潘功勝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中指出,外匯管理政策“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在周一的早餐會上,他再次提及這個比喻。潘功勝稱,“這個比喻未必合適,但是態度非常清晰,就是中國的外匯管理不會走回頭路,不會再走到資本管制的牢里來”。

目前,外匯局在外匯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方面會考慮兩個基本因素。首先,是堅持外匯開放,支持和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提升跨境貿易可投資的便利化程度;第二是防範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防範跨境資本的無序流動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的沖擊,維護外匯市場穩定,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基於這兩項基本的因素,潘功勝介紹了我國現行的外匯管理政策取向的四項基本內涵。首先,回顧中國外匯管理政策改革的路徑,潘功勝指出,上世紀末,我國實現了經常項目的完全可兌換;本世紀初以來,我們逐步實現了直接投資項下的基本可兌換;在證券投資項下可兌換的程度在逐步提高。但是證券投資項下是通過開放通道的形式來實現的,比如QF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RQDII(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滬港通、深港通,包括我們現在正在考慮的債券市場開放的債券通和股票市場的滬倫通。

“中國已經實現的這樣一些政策不會再推翻和拿回來。”潘功勝強調。此外,中國外匯管理政策改革還有另外一層深意。“我們要繼續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其中一個重要任務,是推動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潘功勝稱,回顧2016年,我們在推動中國資本項目開放方面還是有很多亮點。比如,企業可以按照全口徑跨境融資的政策,來決定跨境融資的額度、形式、方式、時間;開放了中國的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深化了QFII、RQFII制度的改革,弱化了QFII的額度的限制,開放式基金贖回的時間限制以及QFII基金鎖定期的時間的約束;優化了滬港通,啟動了深港通等。

“資本項目的開放,應該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金融市場的情況,以及金融的穩定性有很大的關系。所以,不同的時期,推動的重點、節奏、時機,應該和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的情況以及國際市場的情況時相關的。”潘功勝指出。

第三個措施是構建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市場監管體系。宏觀審慎的管理方面要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的預警和響應機制,豐富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的工具箱。

潘功勝稱,過去兩年中,外匯局所采取的宏觀審慎管理的工具有很多,其中包括在遠期購匯征收20%的準備金。企業的跨境融資實施全口徑的跨境融資管理。同時,在外匯市場微觀市場的監管方面,在國家法律法規和現行外匯管理政策的框架下,開展市場監管和執法,維護國家法律法規和外匯管理政策的嚴肅性,維護一個良性、健康和穩定的外匯市場的秩序。

“雖然其中的一些政策在未來是面臨改革的,但是現在的政策框架是這樣的,作為政策的執行部門,我目前按照現在的政策框架來執行的。”潘功勝指出。

第四項就是完善匯率的形成機制,增強匯率的彈性。他說,我們一直按照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完善匯率的形成機制,不斷提高匯率政策的規則性、透明性和市場化的程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基本穩定,維護市場預期的穩定,尤其是對一籃子貨幣的穩定;同時會根據國際外匯市場和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增強匯率的彈性,保持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之中的功能。過去一段時間,我們也看到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保持基本穩定,其中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是小幅波動,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匯率也是呈現有升有貶的雙邊的波動。

中資“走出去”並非越快越好

對於去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井噴”的現象,潘功勝指出,這其中包含了很多非理性和非常異常的投資行為。“有一些純粹做假,在直接投資的包裝下轉移資產。”在他看來,中國企業走出去,走得快,不等於走得好;走得穩,才有可能走得好。

“去年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ODI)實現了40%的增長,而在此前幾年增幅均在10%到20%之間。”潘功勝表示,總體來說這是一件好事情,對於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對於促進世界經濟和東道國經濟的增長,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格局是一個好事情。他進一步表示,這些投資的快速增長的宏觀背景是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對外開放的程度提高,“一帶一路”的倡議和對外產能合作的戰略的實施。

但是,潘功勝強調,我們在日常的監管中也發現了一些非理性和異常的投資行為。比如說,可能是一個鋼鐵廠買海外的影視公司,在中國一個開餐館的在海外收購了一個網遊公司。

其他例子還包括去年一年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了很多足球俱樂部。“如果說這些收購促進中國的足球水平和世界的足球水平,我覺得是件好事情。但是是這樣的嗎?有很多企業,在中國的負債率已經很高了,再借一大筆錢去海外收購。有一些則在直接投資的包裝下,轉移資產。”他稱。

他強調,中國政府一直鼓勵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參與對外投資。但同時也希望對外投資變得更加健康一點、有序一點,這對中國有好處,對投資的目的地也能帶來好處。在過去的幾個月,對外投資的速度下降,市場主體也在逐漸回歸理性。

回顧海內外對外投資增長的歷史脈絡,潘功勝強調,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也曾經經歷一個相似的過程,甚至聲稱要“買下美國”,“這些教訓並不遙遠。”

“中國企業走出去,走得快,不等於走得好;走得穩,才有可能走得好。”他比喻,海外並購有時候像一束帶刺的玫瑰,必須小心,要經過充分的論證。對外投資就像是沙灘上捧起了一把沙子,看似緊緊抓住,但這些沙子最終會從手上滑落。

對於境外來華直接投資,潘功勝表示,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以及中國龐大的市場體量,中國仍然是一個對長期資本富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中國對外投資的政策是鼓勵國內企業參與國際合作,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深化我國與世界各國的互利共贏。

他同時承諾,中國將為外商在華投資積極營造寬松有序的投資環境,在增資、減資、轉股、撤資等真實合規的資金匯抵和支付不受限制。

對於此前有媒體報道稱外商企業在中國賺取的利潤不能正常匯出的問題,潘功勝也作出了回應。他表示,外商企業在中國賺取的利潤可以在中國再投資,也可以匯出,但是在進行匯出的時候有一些基本的條件。第一,按照中國公司法律要求要彌補以前的虧損;第二要有一個董事會的利潤分配的決議;第三要有一個經審計司審計的財務報表;第四,要有一個在中國的完稅證明。滿足這樣一些要求,企業利潤匯出是不存在問題的。

“這四個條件也不是現在的條件,是過去一直存在的條件。”潘功勝強調。

外儲充裕

“中國的外匯儲備非常充裕。”潘功勝在發言中再次重申了中國的外儲問題,在過去的兩年內,伴隨著資本外流,外匯儲備不斷減少,對外儲余額是否夠用的擔憂一直存在。

在1月份外匯儲備跌破3萬億美元關口之後,2月份外匯儲備終於止跌反彈,重新站上3萬億美元關口之上。央行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2月外匯儲備余額30051.2億美元,環比增加69.16億美元,增幅為0.2%,為2016年6月以來首次回升。

此前1月末外儲曾跌破3萬億美元整數關口,至29982億美元,創近六年新低。

潘功勝稱,在國際經濟體中比較,中國的外匯儲備也是最高的,而且第二名與中國之間的差距很大。截至去年年底,整個中國的外匯儲備占全球的28%。

“一個國家持有多少外匯儲備算一個合理的水平?國際和國內沒有統一的標準。它需要綜合考慮一個國家的經濟條件,它的經濟開放程度、它利用外資和國際融資的能力,以及經濟金融體系的成熟程度等等。無論以傳統的指標來衡量,還是以IMF經濟學家提出的一些指標來衡量,中國的外匯儲備都是非常充裕的。”他說。

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的經營管理堅持安全流動、保值增值的原則,進行審慎、規範、專業的運作,優化並動態調整投資總額和投資策略,同時我們尊重國際市場的規則和慣例,維護和促進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發展。

按照慣例,中國央行在每月7日前後發布到上月底外匯儲備的余額和變動情況。

潘功勝稱,影響中國外匯儲備變動主要是有三個因素,一是匯率折算資產價格變化,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我們是以美元計價,非美元的外匯要折算成美元,所以匯率會產生波動。此外,外匯儲備投資的債券、股票等資產價格也在不斷變動,所以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動是影響外匯儲備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是多元環境,比如說我們設立絲路基金、中阿產能合作基金和中非基金等,這些資金也來自外匯儲備,要從對外公布的外匯儲備中扣除。

第三是人民銀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我們無意通過貨幣貶值來提升我們的競爭力,這是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上向世界承諾的,我們沒有意圖也沒有這樣一種需要。”潘功勝強調,對於人民銀行向市場提供的外匯流動性,旨在防止匯率的超調和羊群效應維護市場穩定。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的靈活性和保持穩定性之間尋找一個平衡的做法,對國際社會是有益的。它有效避免了人民幣匯率的無序調整所產生的的負面溢出以及主要貨幣的競爭性貶值。

潘功勝指出,推動中國進入市場的雙向開放,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水平,同時在複雜多變的世界中,防範跨境資本流動的過度沖擊,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是我們的雙重使命。我們始終基於開放的態度與市場溝通。潘功勝說,準備近期邀請在華的外資企業到外匯局座談,並歡迎國際國內的學者到外匯局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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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走回頭路 重盯美元 較一籃子貨幣指數低近3% 傳中央首要保穩定

1 : GS(14)@2016-05-25 05:06:40

【明報專訊】人行去年「8·11」匯改是將人民幣匯率及中間價市場化的重要舉措,惟此後卻一度引發離岸市場劇烈波動。據《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表示,人行為維持匯率穩定,已決定選擇放棄市場化中間價制度,轉而重回由政府意志決定的舊路。市場人士分析,現時人民幣匯價已重新盯緊美元,故近期人民幣走勢並沒有跟隨原定的一籃子貨幣,截至昨日,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指數(CFETS)仍低出3.6%。



明報記者 尉奕陽、陳子凌

《華爾街日報》昨日報道稱,獲得一份此前未曾公開的人行會議紀要,其中有人行官員表示,首要任務是「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該報更引述與人行關係密切的人士消息,稱人行已於今年1月4日「悄悄」放棄了建基於市場的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並指政府官員認為,現階段讓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得不償失」。

有人行官員稱市場化「得不償失」

除中間價機制外,人行隨後亦推出涵蓋美元、歐元及日圓等13隻主要貨幣的人民幣一籃子貨幣指數CFETS,並稱人民幣匯率不能只參考美匯。惟進入2016年,儘管人民幣兌美元僅貶值約1%,但人民幣兌CFETS指數低逾3%,與美元兌6隻主要貨幣的美匯指數約4%的跌幅相若,顯示人民幣實際仍緊盯美元走勢。美銀美林亦發表報告稱,人行試圖通過為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設定更大貶值幅度,以實現其減少兌一籃子貨幣的升值過多的目的。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經理廖群表示,雖然市場化是人民幣長期目標,惟短期內人行或仍有其他考慮,人行對於人民幣匯率必然有「自身的預期」。他表示,若市場化推進速度過快,貶值幅度超出人行預期,人行勢必會加強干預,人民幣匯率究竟是跟蹤美元還是跟蹤一籃子貨幣指數,則會根據「需要」而定。

廖群:跟蹤哪個貨幣 視乎需要

去年8月11日,人行宣布推出人民幣中間價市場化改革,人民幣將參考上一日收盤價,並綜合外匯供求情?決定匯價,當日同時進行一次過貶值約2%。政策推出後,市場卻與預期相反地出現人民幣大規模貶值,市場出現大幅走資情?,導致人行持續推出一系列外匯管制措施,並大幅動用外匯儲備於離岸市場購匯,以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今年1月6日,人民幣離岸匯價更一度跌穿6.7水平,即使在岸也一度迫近6.6水平,及後已穩步回升,現階段介乎於6.4至6.5水平,其中亦不乏出現「干預之手」。

澳新銀行高級經濟師楊宇霆則認為,市場對於人行的政策亦有較清楚認識,即不希望人民幣大幅貶值。他續稱,除干預中間價外,人行更多會通過所謂「窗口指導」的方式來穩定匯市,例如限制企業購匯等。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60525/news/ea_eaa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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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破例 逐點反擊大孖沙 歐達禮:上市審批非完全披露為本 沒走回頭路

1 : GS(14)@2016-08-06 00:31:12

【明報專訊】上市審批架構改革掀起金融界「寒戰」。面對代表多名城中富豪的上市公司商會表態反對,證監行政總裁歐達禮昨日反駁,指新架構不會擴大證監權力,並指數據顯示每年只有一成個案符合交由上市監管委員會(LRC)的條件。歐達禮態度強硬,坦言會聆聽市場意見,但「諮詢不是公投」,表明諮詢方案是推動本港市場發展所需要的方案。

明報記者 徐寶文

上市公司商會副主席羅嘉瑞、港交所(0388)獨董李君豪等業界人士先後表態反對諮詢方案,認為是一大退步。對於證監昨日的「反擊」,上市公司商會昨日則稱對證監在諮詢期內作出評論表示不解。

上市委員會負責主要上市審批 證監不過問

歐達禮表示,證監一般情况下不會在諮詢期內評論市場反應,不過今次某些市場意見,或令公眾被誤導,故認為有必要向公眾澄清。對於被指新架構下證監擁有更大權力,上市委員會(LC)淪為「橡皮圖章」,歐達禮反認為LC將成為核心,因為根據過去資料,涉及「合適性」問題的申請平均每年僅約10%,由上市監管委員會(LRC)審批的申請屬小量,主要審批工作仍由LC負責,同時LC作出的審批,證監亦不會過問,故證監的權力不變。

至於新制度是否違背「披露為本」原則,歐達禮澄清認為本港並不是完全奉行「披露為本」,因為本港還加入了「合適性」測試,以判斷一些非單靠披露便可解決的問題,且過去亦行之有效。歐達禮又表示,新架構下上市政策委員會(LPC)會為上市部評核表現,相信上市部會盡責地根據相關指引作出正確判斷,市場應信任。

歐達禮稱,證監及港交所均篤信「較少人的小組可作出更佳的決定」,因為能較易取得共識,令效率提高,LC雖有28人,但每周會議時,兩個小組均各只有約6至7人,而不是28人。至於李君豪提出反建議,將3名證監代表加入LC中,歐達禮直言不能達到「改善上市監管及決策架構」的目的。

「小組較少人 作更佳決定」

被問到會否擔心諮詢方案得不到大部分人支持,歐達禮強調,方案經過證監及港交所6個月商議,深信是推動市場發展所需要的,因此雖不排除會調整,但亦強調「諮詢不是公投」,不是多數獲勝,除考慮正反雙方比例外,具建設性的意見同樣重要,與支持或反對的比例無關。

上市公司商會:諮詢未完否決意見奇怪

香港上市公司商會總幹事黃明偉回應稱,對於證監在諮詢期仍未結束,便即否決某些市場意見感到不解。他希望證監會能認真考慮市場回應;商會只是盡市場組織責任,表達所了解的情况,市場人士和業界可自行作出正確的判斷。但商會強調LRC「3+3」的方案仍未能做到真正制衡效果,證監在LC正、副主席的任命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5967&issue=20160805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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