嘆息利物浦左丁山

(1)

記得當年港高鐵立法會表決的時候﹐那時仍在政府工作﹐投票當天也要回去當值。我在控制室坐了十二個小時的班﹐看抗爭的各方在立法會外排兵佈陣﹐拿著所謂的應變計劃都沒有用﹐主要是悶坐在那裡﹐看電視轉播。屏幕上﹐苦行的年輕人反高鐵那麼激烈﹐當時也不能理解。

我對港高鐵說不上贊成還是反對﹐覺得港高鐵應該起﹐但只覺得600億的成本﹐似乎太貴﹐但也是香港必須承受的代價。不過﹐我對中國的高鐵﹐那時一直沒有抱懷疑態度﹐滿腔熱誠﹐只覺得了不起﹐偉大﹐足以為之自豪。

回思種種﹐不禁感到一聲嘆息。

現在想起來﹐當時香港很多青年對高鐵持批判﹐懷疑態度﹐這是一種出自理性思維的自覺﹐本能地就對一些不合理的東西有一種直覺。他們的知識和閱歷也許不夠﹐對於這種直覺﹐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但他們仍然相信自己的直覺﹐而且忠於自己的這種信念﹐這才是難能可貴的。

反過來﹐像我這樣的人﹐理論上應該瞭解更多﹐也更應該有自己獨立的判斷﹐但選擇了去接受矇蔽﹐故意對一些不合理的東西視而不見。我能想起一個類似例子是中國的大躍進﹐放衛星田﹐當時很多知識份子也能看出其中的不合理之處﹐但都大唱讚歌。這並非他們昧著良心﹐而是他們選擇去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背後寄託了太多﹐所以不再理會事實。比較典型的例子是錢學森﹐他是真心的相信﹐畝產可以萬斤的﹐並做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科學推論。

當然﹐像我這樣小人物﹐很多時候是出於一腔熱情而去擁抱一個看起來宏偉的事物﹐無關大局。但有很多真正瞭解內情的人﹐故意扭曲﹐這實在就是有違知識份子的品德了。在港高鐵投票前夕﹐有很多所謂的專家學者跳出來保駕護航﹐當然也是考慮到將來可以分到蛋糕的利益。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個大學的地理教授﹐在報上洋洋灑灑地論證內地的高鐵站也都是設在市區的﹐從而港高鐵站不應設在錦田﹐而應在西九。這完全是睜眼說瞎話了。實情如何﹐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為將來的研究經費寫這樣的應景文章 ﹐學術的風格也未免太廉價了。

(2)

青藏鐵路開通的時候﹐我曾見過很多評論。一種見解是﹐為什麼中央一定要在西藏修鐵路 ﹐而不是高速公路﹖因為鐵路是一種象徵﹐轟轟烈烈的鋼鐵巨龍滾過﹐伴隨著巨響﹐能形成一種強大的視覺衝擊﹐這在講究圖騰文化的藏區﹐更能神化中央政府的地位﹐才能把國家的意志形象化,才能在心理上把當地民眾壓倒﹐心生臣服。

是的﹐高鐵也是一種象徵和圖騰﹐背後寄託著強國夢和民族情緒﹐在這個巨大圖騰面前﹐很多人都會選擇放棄自己﹐匍伏崇拜﹐這在崇尚集體主義的中國來說﹐是很正常的。

能夠這樣就輕易就放棄自己的獨立思維﹐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社會來說﹐都是極其危險的。從這點來說﹐那些能夠在這個巨大的圖騰面前﹐還能保持更多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年輕人﹐比起當初那些嘲笑這些年輕人無知幼稚的所謂專家﹐顯得尤為難能可貴和高尚。實在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

(3)

對中國高鐵的反思﹐主要來自三點。這三點在當初看起來無關宏旨﹐在整個宏偉的藍圖下顯得無關緊要。但在鐵道部人事地震的背景下﹐其中的不合理之處就越放越大﹐因為不符合邏輯﹐才顯得出整個高鐵計劃的荒謬性﹐有一種嘩嘩然而倒的感覺。

這三點﹐都是和速度有關的。

第一點﹐為什麼要追求三百五十公里的高速﹖京津高速原來的設計時速是三百公里﹐後來鐵道部施工時要求增加到時速三百五十公里﹐整個工程費用相應增加了三成。

這增加的五十公里有何意義呢﹖一點都沒有。只是把行程縮短了十分鐘。京津高鐵現在每年不算建造費用﹐單單只算營運成本﹐每年就要虧七億。而這還是以停止所有普通班次的運行為代價的。

在整個武廣線上﹐京滬線上﹐鐵道部所追求的都是高速﹐再高速﹐從三百公里﹐到三百五十公里﹐到三百八十公里﹐每提一個檔次﹐意味著幾百億的費用增加。

這樣又有何意義呢﹖這樣增加幾百億的投入﹐換來的只是幾十分鐘的行程縮短﹐和將來更加高昂的票價。事實上﹐中國高鐵新站大都遠離城區﹐需要起碼一小時才能抵達。如果真是想要縮短時間﹐就應該把高鐵站設在城區﹐或改建原來的火車站就好了。

武漢站﹐廣州站﹐上海站﹐北京站﹐深圳站﹐這些新站都是上百億的投資﹐都是號稱亞洲最大的火車站﹐都是典型的政績工程。

鐵道部不顧一切地提高時速﹐而不考慮實際效果﹐說穿了﹐不過是一種好大喜功的心理。而不考慮在城區設置車站﹐不顧旅客的便利和未來的競爭力﹐非要建那些龐大的新站﹐也無非是為了可以在這些土建工程中可以撈取利益。

這些說穿了﹐一切就顯得非常無趣﹐和原來的宏偉相比﹐簡直是一種諷刺。

(4)

在劉志軍上台以前﹐中國對高鐵還有很大爭議。劉志軍上臺後﹐以「客運專線」的名義發展高鐵﹐避開了原來的爭議。

熟悉中國鐵路的人會知道﹐中國鐵路的主要矛盾在運力﹐而不在速度。在「和諧號」出現以前﹐中國鐵路已經提速到時速120公里了﹐相當高了。中國鐵路的主要問題是座位不夠。再加上中國工業依賴煤炭﹐而煤炭運輸主要靠鐵路﹐更加加劇了鐵路的緊張。

「客運專線」的概念是把客貨運分開﹐力主解決運力問題。客運專線是按時速兩百公里設計的﹐建成後﹐原來的客運列車都可以轉上來﹐空出原來的路線發展貨運。

大家都是這樣理解的。國務院也是按這個概念來審批整個鐵路發展規劃的。

誰知道﹐原來劉志軍欺騙了所有人。這些「客運專線」開始施工後﹐設計標準一律改成時速三百公里以上。這樣的時速﹐必須使用無匝軌道﹐只有較輕的動車才能在上面行駛﹐現有的中低速普通客車因為太重不能開上去。

也就是說﹐在劉志軍的偷換概念下﹐原來的「客運分離」概念已經蕩然無存﹐新建的「客運專線」﹐也就是高鐵﹐只是服務一群從航空市場那裡搶來的高端客戶﹐而原來的客運列車還是只能和貨運列車在原來的線路上一起跑。

對於以中低收入為主的中國火車旅客來說﹐坐的火車是兩百公里還是三百公里時速﹐根本沒有所謂﹐如果他們要更快﹐可以去坐飛機。對他們來說﹐最關鍵的是能買到票﹐不受春運之苦﹔對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煤炭能及時運出去﹐不要造成電荒﹐而且將來大宗貨物可以用鐵路運。

也就是說﹐中國花了上萬億﹐而鐵路原來的基本問題﹐運力不夠﹐還是根本沒有解決﹗

那還建高鐵來幹什麼﹖

劉志軍為了個人的好大喜功﹐誤國誤民﹐造成的後果遠比他的貪污腐敗要嚴重得多。也許就是有高層認識到這點﹐才把他一怒而抓的。

我在想﹐劉志軍為什麼能把所有的人都欺騙了﹖施工規範﹐運行速度都是放在那裡的﹐鐵道部的宣傳也不留遺力﹐從時速兩百公里﹐三百公里﹐三百五十公里﹐到三百八十公里﹐舉國皆知﹐人人叫好。但為什麼所有人﹐包括溫家寶﹐沒有發現其中的大問題﹖

因為劉志軍把所有人都迷糊了﹐所有人都沉溺在「世界最快」﹐「全球最長」的夢幻中﹐已經忘了當初的初衷﹐每個人都在自己欺騙自己﹐高鐵成為一個圖騰﹐不由自主地去匍伏崇拜﹐敬畏其中﹐而不敢去質疑﹐失去了判斷。

(5)

第三點的反思﹐自然是高鐵的修建速度了。

中國修建高鐵的速度﹐簡直可以用「玩命」來形容。全部是一邊設計﹐一邊施工﹐設計標準還一改再改。高鐵的施工是高技術工作﹐技術力量有限﹐應該是修完一條再修一條﹐而現在是全面鋪開﹐幾十個項目一起動工。施工質量可想而知。

尤其高鐵線路不能有彎度﹐所以大部份都是隧道和橋樑﹐尤忌趕工﹐要命的是﹐劉志軍還一再下令要縮短工期﹐每個項目都起碼要提前三分之一時間完工。

這樣趕﹐將來當然後患無窮﹐就算不出重大事故﹐維修檢測﹐甚至重修﹐也將是一筆不菲的代價。

高鐵施工沒有必要這樣趕工﹐也不應該這樣趕工。這樣的一切﹐說穿了﹐也只是為了原有領導層能乘在位時能撈更多而已。真是一聲嘆息。

為了拍攝台灣，齊柏林不惜放棄安穩的公務員生活，抵押房子來購買空拍設備，只為了記錄地理環境的面貌，讓台灣人更認識台灣，更進一步喚醒各界的環保意識。

「我在飛機上，就嘆息聲不斷啊！」擁有二十年空拍經驗的齊柏林，看到不斷映入眼簾的怵目驚心景象，萬分焦急的他，終究忍不住決定拍攝台灣首部空拍紀錄片《看見台灣》。

入圍金馬獎

最佳紀錄片、原創音樂

《看見台灣》未演先轟動，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兩項大獎。但在這光芒的背後，付出的是五年的籌備時間，其中拍攝時間更長達三年，並耗資九千萬元，一半是募集各界的贊助。一份愛台灣的使命感，始終在齊柏林背後強力支持著他。

在籌備《看見台灣》的過程並不順利，齊柏林曾經天真地以為，既然他的空拍照片廣獲好評，拍成影片也應該會得到很多的支持；只是沒想到，籌措經費的過程，出乎他意料地不順利。「當初拍片碰到最大的困難，講出來其實很俗氣，就是缺經費啦！」他尷尬笑了笑地說。

因為台灣從來沒有過空拍電影，這也導致他在籌措經費時，遇上很大的阻礙，向許多人解釋空拍電影的構想，「但所有人都說：『不知道！』」「雖然過程中覺得有點受到屈辱，但自己還是幸運的。」當時媒體工作者陳文茜的紀錄片《正負二度Ｃ》推出時，曾在節目上專訪齊柏林，讓他的空拍照片獲得大大的曝光；○九年盧貝松的電影《盧貝松之搶救地球》（Home）上映，讓大家終於曉得什麼叫作空拍電影。

他獲得台達電文教基金會的金援，總統夫人周美青也請來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贊助，阿布電影公司每年發行的桌曆，網路鄉民更是熱烈購買。

侯孝賢力挺

「我的名字隨便用」

「當初想著一定要找有分量的人來幫忙，不然人家會以為我在騙錢！」於是他想到知名導演侯孝賢，不僅在台灣電影圈很有分量，也是關心台灣環境的同好。經過齊柏林解說之後，侯孝賢深表支持，「他甚至說：『我的名字可以隨意給你們用！』」於是侯孝賢成了《看見台灣》的監製，也給了齊柏林拍攝方向的建議。

另一位非常「阿沙力」的，非導演吳念真莫屬。「剛開始大家都鼓勵我自己配旁白，因為是我的電影，應該由我的聲音詮釋，我也就跟著信心滿滿地進錄音室錄音。結果錄出來之後，媽呀！這也太難聽了吧！」齊柏林回想起來，覺得非常好笑又難為情。

找吳念真配旁白

「不是很貴就是免費」於是他想到了吳念真，感性又獨具磁性嗓音的旁白風格，絕對是不二人選。「吳念真當初說得很清楚，要他配旁白，不是很貴，就是免費。」沒想到，吳念真看過片子之後，一口就答應免費替《看見台灣》配旁白。

吳念真回想當初看到還沒有口白、配樂的初剪影片時，光是畫面就令人震撼，「我回來就告訴我兒子：『不管未來你會不會有什麼成就，你都要感謝自己生在這個島嶼！』」除了旁白，這部紀錄片的音樂也是一大重點。「我的影片沒有故事，男主角就是怪手吧，所以音樂就顯得非常重要！」齊柏林曾經找過台灣的作曲家以及交響樂團，但不是開得價碼太高，不然就是以其他理由婉拒他。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建議齊柏林，一定要先找到作曲家，於是推薦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新加坡作曲者何國杰。「何國杰原本拒絕，因為他向來只做商業片，不做紀錄片；其實有部分原因，是不知道紀錄片的票房會如何。」但何國杰的太太看了Demo帶（示範片）之後，覺得這是部非常與眾不同的紀錄片，因此何國杰答應了。由於價碼不低，阿布電影公司非常努力地找企業來贊助。

「我們想要報名金馬獎，所以趕著把紀錄片做出來，原本三個月的作曲時間壓縮成兩個月，何國杰的壓力非常大；我們一直到布拉格錄音的前一天，他都還在修改曲子。」齊柏林滿心的感謝，「何國杰也說這是他覺得他做得最好的一部曲子」。

雖然空拍電影對台灣來說太過於陌生，但幸運地一步步集結各路英雄好漢，共同完成這部片，讓齊柏林得以為台灣完成這項任務，也讓台灣人換個高度，知道自己居住的土地已經受傷的這個事實。

其實，愛攝影的齊柏林，當初和一般攝影師並無太大不同，都喜愛美的事物。他回憶民國六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速度驚人，十大建設蓬勃發展，當初都習慣以追求美感的角度來拍攝，「但如果把照片的畫面拍廣一點，就會發現台灣的環境被破壞得很嚴重，而且日益惡化。」於是，他決定排除萬難，完成這部紀錄片。

齊柏林剛開始常覺得，應該是政府的法令不夠周全，但也因為考量到在當地生活居民的生計，「大家平時罵政府罵習慣，但其實人人都有責任，只是政府應該出來帶頭並且承擔。」吳念真也憤慨地說：「那些土地的傷痕歷歷在目，都是我們的罪行，就算我們沒有直接參與破壞，其實我們也都是共犯！我們雖然不在阿里山種茶，可是阿里山茶難道不是賣給我們嗎？我們不在廬山開民宿，但我們也在那兒泡溫泉！」

柯一正呼籲

政府應負起教育責任

導演柯一正則說，農民和老百姓也許不知道個人行為將對環境導致什麼嚴重後果，「但政府是知道的，所以政府官員早就應該制止，或是教導我們，如何在不造成經濟恐慌的前提下，來保護環境，並且安全地取得食物。」不過齊柏林更認為，除了政府應該帶頭負起責任之外，每個人也都應該從自身做起。「像現在的環保公民運動就很值得嘉獎，雖然短時間還無法改變，但若能持續下去，就會有所成效。而小孩的教育尤其重要，爸媽應從孩子小時候，就帶他們去認識台灣這塊土地，讓他們從小就有環境保護的意識。」以一片雲朵的角度，齊柏林帶領台灣人俯瞰寶島的壯麗與瘡疤，期盼藉由這部空拍電影，喚醒國人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因為，台灣值得我們萬分珍惜。

齊柏林

出生：1964年

現職：台灣阿布電影公司導演經歷：台灣阿布電影公司共同創辦人、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行政人員、《摩登家庭》雜誌攝影師家庭：已婚，育有一兒一女台灣，人間仙境墾丁南灣珊瑚茂盛生長，搭配漸層的海洋顏色，在陽光下波光瀲灩。

感謝上天賜予我們，祂一筆一畫勾勒出的寶島，這般無瑕的藝術創作，四面環海，旖旎而多姿，壯麗而非凡，令人驚豔、著迷，美得讓人屏息。

撰文‧楊寶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