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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翔，北二外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
在这个行业，质量是靠规模来保证的，而不是相反。“如家”开发高端精品酒店、开拓三线城市市场，都是对规模化的纵深利用，只有在这些利用成功的基础 上，才会有质量的保证。丢失了规模优势，经济型酒店的质量不堪一击。经济型酒店和高星级酒店不一样，失去了规模支撑，它向质量靠近，就是向死亡靠近。
最近二十年，中国的闲暇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大大得益于闲暇经济的这种进展。目前，经济型酒店行业出现了新态势，这些态势比以往更加复 杂，也被赋予了更模糊的解说。据我们的观察，中国经济型酒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地靠拢宏观经济，如此密切地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
规模化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最近十年，经济型酒店的一个最大动态是，行业领军企业迅速加大了扩张规模和扩张速度。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型酒店门店数增至5870家，如家、7天、汉庭等主要经济型酒店集团的市场份额从2009年的23%增长到40%。经济型酒店的扩张出现跨越式发展。
对这种扩张速度，学者和媒体的评论罕见地一致，他们认为，这种扩张导致：管理质量跟不上规模化的速度；利润被摊薄，收益率下降必将拖住规模化的步伐；竞争出现白热化，经济型酒店陷入价格竞争的泥潭。
但实际上，在中国的经济型酒店市场上，我们的规模化不是过度了，而是才刚开始。我们不但要说“只有规模化才能生存”，而且要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首先，经济型酒店的绝对供给量不足。
全国总共近6000家经济型酒店，只占中国所有酒店数的不到20%。美国的经济型酒店大概10倍于中国，占其所有酒店数约75%。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越过45%，和美国相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型酒店的绝对数量不足。
其次，成本优势是未来经济形势对经济型酒店的首要要求。
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济型酒店客房超过1500间，汇集了全国经济型酒店四分之一的供给量，另外50%的供给集中在沿海的一二线城市。剩下25%的客房散落于其他75%的中小城市。在中国宏观经济背景下，这种格局蕴含了两重含义：
近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并存在价格和收入螺旋上升的趋势，同时，城市化的纵深化进程正在加速，这使得中小城市的消费能力在近期提升很快，经济型酒店在大城市的定价策略可以平行推进到中小城市，而且客源充实。中小城市存在经济型酒店进行规模化的大量成本空间。
长期内，中国经济最先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增速放缓，消费力回缩，经济型酒店的成本优势大于质量优势，通过纵深空间的规模化深挖规模经济、累积未来低成本的能力，是不二的战略选择。从这个角度看，还有什么比更加彻底的规模化更具生命力呢？
第三，规模化不足拉了质量提升的后腿。
不少人认为，目前的经济型酒店规模化过快造成质量管理脱节。这种看法来自于常识，却缺乏对整个行业的认识。
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中国低成本的制造业。通过这种比较优势，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后续的创新型制造业。这就是经济学家林毅夫所定论的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发展模式。经济型酒店的战略发展逻辑与之完全一致。
通过空间纵深发展、局部覆盖性投入，经济型酒店可以在未来获得“掠夺性定价”的能力。这种能力得到了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支撑和呼唤。如果没有这种宏 观基底，我们需要对目前的规模化表示忧虑，但在这样背景下，我们的问题转为，通过什么更好、更彻底的方式，可以更坚固地获得规模化？
国际化
并非为品牌提升 依靠“中国流”延展规模化
最近，中国酒店业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国经济型酒店品牌首次走出国门，“锦江之星”将以品牌授权方式落户菲律宾。为此，评论认为，这开启了中国经济型酒店国际化发展之先河，是真正意义上的品牌输出。
针对于此，也存在反对的声音。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型酒店并不具备进行品牌输出的实力，且对外品牌输出的经验不多；选择拓展的市场，必须经过一个系统深入的调查，要找客源输出地，而不是输入地，需要两地客源之间的互动。
如果说，中国在国际上的成功得益于生产环节的规模化，那么，中国国内的成功企业，大多得益于消费的规模化。从网易、阿里巴巴、携程网、海尔到如家和神州租车，都是靠“网聚人的力量”获得了超常规发展。
经济型酒店的国际化，基点在于是否能充分利用国内优势，“网聚人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型酒店的国际化，是规模化的外延。
如果把国际化的目标设定为品牌提升或质量改进，对中国经济型酒店来说就是走上了南辕北辙的道路。正确的目标是，通过国际化，加强规模化；通过国际化，把国内“漏损”到国际上的客源“抓”回来，将国内规模化延伸到国际。
为此，中国强劲的出境游所形成的“中国流”，是经济型酒店进行国际化的最大支持和最大目标。中国的经济型酒店进行国际化，最需要的是客源输入地，也就是中国出境游的目的地。我们并不需要太多关注客源输出地。
中国经济型酒店在对中国商务客人的规模化、标准化服务上积累了深厚的经验，但在对中国游客的控制和了解上，不及大型旅游集团。因此，经济型酒店的向外输出，一个可选的路径是和旅游集团的合作和共赢。同时，这也为旅游集团的纵向一体化提供了一个蓝海领域。
(责任编辑：胡涛)
將實際工作委託他人。企業主管們通常不用親自寫備忘錄、起草合同、安排會議。他們很容易習慣讓員工去做這些「實際工作」(他們會說：「我的助理會給你助理打電話敲定細節」)。但是，這在初創企業裡不過是奢望。因此，工作會讓他們覺得痛苦。
管理團隊而非與團隊協作。這兩者截然不同。創業者必須為團隊作出舉足輕重的貢獻，承擔工作責任，以身作則。與大企業中得到的經驗和培訓相比，這需要完全不同的心理狀態和技能。
高度專業化的工作內容。在大公司中，IT團隊配置電腦，人事專家聘用和解聘員工，營銷團隊制定營銷戰略。你忘記如何處理這些事情，或者甚至瞧不起做這些「雜務」，而這正是一個初創企業新成立時創業者需要做的事情。
需要培訓課程。上崗前，你期待公司提供內部或外包培訓課程，學習相關基礎知識，比如項目管理或人員管理。初創企業不可能提供這樣的培訓，而你卻忘記了如何自學，而且也沒有內部專家可以依靠。
指望付出會得到回報。在大公司就職的專業人士常常期待工作會在近期獲得報酬。創業者卻一般在企業創立之初的幾年中都得不到回報，而且很可能永遠得不到回報。許多年後，在大多數人眼中，這就成了不見底的深淵。
10月29日晚間，推行“全面二孩”政策消息一出，引得眾人關註。長期研究人口問題的專家、攜程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梁建章在29日晚間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該政策的開放有利於拉動諸多產業，但同時也依然要註意養老問題。
梁建章認為，很多人都為中國經濟近期增長放緩的勢頭感到擔憂，而所有問題的實質，其實在於自從進入後工業時代之後，中國國內普遍出現了產能過剩的狀況，很多產業的投資機會都在萎縮。如果要改變這種狀況，那麽就必須發現如今仍然投資不足的領域，並且從中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從而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無論政府還是投資者，目前都在尋找這些可供投資的新領域。而在其看來，“人力資本”就是最需要也最值得投資的方向。
“從‘單獨二孩’政策實行一年多的實際效果來看，每年受惠於新政而增加了幾十萬新生兒。再加上本次進一步放寬限制的‘全面二孩’，根據估算，未來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規模預計將在250萬左右。我覺得今天宣布放開二孩政策並不令人驚訝，這是一個遲早的事情，而且這個政策會非常有利於拉動各個產業，比如嬰幼兒產業、房地產、教育、創新創新等，就旅遊產業而言，短期不一定立竿見影，但長期而言會非常有利。”梁建章表示，按照每個孩子每年帶來3萬元消費來計算，那麽每年新增的消費就是750億元。
至於有沒有必要限制“三胎”，梁建章認為，生三個孩子的人還是比較少，管理難度很成本都很高，所以暫時沒有必要限制“三胎”。
“我們也註意到此前有人覺得單獨二孩政策開放時其實是遇冷的，似乎並沒有那麽多人一定要生，至於此次新政是否會遇冷，我覺得是否遇冷看你如何預期。”梁建章表示。
同時，梁建章認為，盡管未來可能人口會有20%~30%左右的增長，但是養老依然會是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題。
“無論如何，這次新政的開放都是一大進步。”梁建章認為，本次“全面二孩”的政策，則會提振海內外資本投資中國經濟的信心。
對於中國的企業來說，現在最缺的是人才，而人才缺乏的背後是教育問題。
11月10日，世界經濟論壇中國理事會發布《中國創新生態系統》報告，指出中國在創新領域已取得重大進展。2015年，中國的研發支出總額達到1.422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1%，相當於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這一數字占世界各國研發總支出的20%，位居全球第二。科技進步有力促進了多個產業的結構優化升級，包括交通、能源、工業制造、信息工程、現代服務業等。
“創新熱潮也促使中國的民營企業數量顯著增長——過去十年增長了四倍。這些企業也逐漸從模仿走向創新，開始走出國門，進軍全球市場。中國的一批創新企業，成為世界領先的互聯網企業。很明顯中國具有巨大的驅動力成為創新型經濟體。”世界經濟論壇執行董事兼大中華區首席代表艾德維說。
挑戰之一是核心技術落後
“創新生態系統”一詞是指現代經濟中，要想實現持續創新所需的各利益相關方和資源，包括可進入的市場、人力資本/勞動力、融資及資金來源、導師顧問支持系統、監管框架和基礎設施、教育和培訓、重點大學的催化作用以及文化支持這八個方面。
報告指出，過去十年，經濟學家和從業者對創新的看法大為改觀。過去，創新就是想出新點子，現在則被視為一個 “生態系統”，有助於激發創意並將其轉化為市場上的新產品、新服務和新流程。
中國創新創業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但一些關鍵核心技術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雖然中國已是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世界第一生產大國，但集成電路、基礎軟件嚴重依賴進口。
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進口單一最大金額商品就是集成電路，進口金額2300億美元，占全部進口額比重達13.7%。特別是電子計算機核心CPU芯片、4G智能手機高端芯片的90%以上被幾家外國公司控制。
對此，報告的主要撰寫人之一清華大學啟迪創新研究院副院長陳鴻波建議，吸引更多的外國人才來華創業就業。“要成為引領者一定要跟世界上頂尖的同行一起工作，40年前，人是跟著產業走的，現在是產業跟著人走。如果我們能吸引世界級的專家全家來華生活5年，就將為其所處的行業帶來巨大的發展”。
不過，陳鴻波說，吸引的條件不是辦公環境多好、設備多先進，而是讓這些專家在生活中每一個細小的環節感到舒適，比如居住環境、醫療、子女教育、納稅等等，“這就是生態系統， 在北京的中關村外國人數量占2%，矽谷則是40%，正是因為美國在這方面做到非常好”。
創新人才的培養是最大瓶頸
世界經濟論壇中國理事會與清華大學、 斯坦福大學攜手合作，調查了大中華地區100多位創業者，發現他們對重點大學的催化作用和文化支持這兩項指標評價最低。
另一位報告主要撰寫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管理實踐教授蔡劍說，現在很多企業把人才資本作為第一要素，也是目前反映最大的問題，但人才問題的背後是教育理念的問題。
報告指出，從教育培訓方面看，中國高等院校等的灌輸式、應試教育模式，不利於培養具有較強創造性思維的創新式人才。適應市場需求、科技新進步的培訓機構、專業設置、培訓方式等與德國等先進國家比有較大差距。
蔡劍建議，從內容、方式、管理等方面入手，全面進行創新教育的改革。“我們現在不僅缺創新式人才，更缺創新式人才的教育家，為此，要先做好創新教育的生態。”
報告還指出，從使用、吸引人才方面看，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氛圍尚未形成。按照科技研發活動中有關職務發明、知識產權歸屬、利益分享機制等方面的現行制度，科技人員在創新活動的受益比例偏低。
陳鴻波認為，科技成果轉化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共同面對的難題，在中國，有時技術發明者對轉化流程的不理解會使其對利益分配不滿意，從而阻礙了科技成果的轉化。
中小企業是創新的關鍵
報告顯示，由於中小企業的速度，敏捷和潛在的顛覆性，中小企業是中國創新生態系統的關鍵。數據顯示，中國65%的國內發明專利是由中小企業獲得的，80%的新產品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
“正因如此，要實現中國創造，高新技術中小企業就必須像雨後春筍那樣蓬勃生長，這是未來中國能否實現科技轉型發展的關鍵”，陳鴻波說。
陳鴻波進一步說到，中國與發達國家的中小企業成長環境還有很大差距，但是在大的生態環境系統還不具備的條件下，營造一些小園區，比如孵化器、眾創空間、產業園區等以幫助企業成長。
陳鴻波還對第一財經記者描述了一個優秀的孵化器應具備的四個關鍵要素：地點要選好;要有很好的資源整合能力，也就是跟政府、企業、金融、商業有很好的關系;只針對某一行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優秀的團隊，尤其是團隊領頭人必須非常專業。然後，企業再根據孵化器提供的服務和條件去挑選自己適合的。
他同時表示，孵化器也會有優勝劣汰，即使在數量上有所減少也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最後留下來的一定是更優秀的。
激勵創新的環境還需完善
報告認為，不同的監管部門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來做技術規劃， 資金管理和分配， 以及規劃。
其中，著重提到了四個方面：中國在新產品、新設備等市場準入方面，仍存在過於複雜繁瑣的多環節、長周期審批核準，如對創新藥物、醫療器械;對新能源汽車，存在著制約創新的市場分割和一定程度的地方保護主義;對某些壟斷性行業、領域，特別是自然壟斷性行業， 進入門檻過高，束縛了中小企業的創新發展。對不斷湧現的新商業模式，一些管理部門仍存在過度管制、限制發展的取向;低空域領域的過嚴管制是中國通用航空事業發展緩慢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力度、懲處力度仍有不足，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大量發生，被查處的侵權行為不到十分之一，且處罰力度不強，使科技人員和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
報告還對中國的創新政策和監管制度提出了改進建議，主要包括積極營造加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良好生態環境，加快完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強化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完善創新人才的培養使用機制，推動形成開放創新格局。
國家氣候中心、中央氣象臺有關專家7日對記者表示，大氣環境容量低、大氣自凈能力弱等不利氣象條件是導致近期京津冀霾地區多發重發的主要誘因。
2016年11月以來，我國京津冀地區共發生7次持續性中到重度霾天氣過程，比2015年同期偏多2次，平均霾日數為23天，較2015年同期偏多5天。
其中12月16-21日、12月30日至2017年1月7日兩次過程，範圍廣、持續時間長、汙染程度重。2017年1月2日風雲三號氣象衛星監測顯示，我國中東部霾區面積超過70萬平方公里。
世界氣象組織(WMO)近期發布的全球氣候狀況指出，2016年為全球有氣象記錄以來氣溫最高的年份。我國2016年氣溫為歷史第三高，其中12月為歷史最高。在氣候變暖背景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增多。特別是冬季溫度升高大於夏季，高緯度溫度升高大於低緯度，高低緯度的溫度差異縮小，不利於冷空氣南下，使得冷空氣過程少，強度總體偏弱，也導致霾天氣較近幾年多發重發。例如，10月印度新德里、11月伊朗、12月法國巴黎、西班牙馬德里、韓國首爾等多地均遭遇了嚴重霾天氣過程。
“2016年全球氣溫再創新高，霾天氣等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多發重發。”國家氣候中心氣候與氣候變化服務室正研級高工艾婉秀說，氣候條件越來越不利於汙染物擴散。大氣環境容量低、大氣自凈能力弱等不利氣象條件是導致近期京津冀霾地區多發重發的主要誘因。
國家氣候中心監測顯示，2016年11月以來，京津冀地區冷空氣次數少、平均風速小、小風日數多，導致近期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容量低，大氣自凈能力弱，霾日數偏多。
艾婉秀介紹，首先是冷空氣次數少，強度總體偏弱。11月以來，東亞冬季風偏弱，我國僅出現6次冷空氣過程，較常年同期(8.2次)偏少。冷空氣強度總體偏弱，活動路徑偏北。在缺少冷空氣影響的情況下，京津冀地區靜穩天氣多，大氣擴散氣象條件差。
監測顯示，京津冀地區平均風速小，小風日數多。自1961年以來，京津冀年平均風速呈逐年減小趨勢，減小幅度達37%，而年平均小風日數增加了64%。2016年11月以來，京津冀平均風速比常年同期(常年指1981-2010年的三十年，下同)平均值偏小，其中11月較常年同期偏小8%，12月偏小19%;小風日數比常年同期平均值偏多，其中11月偏多7%，12月偏多18%。北京的情況更加明顯，11月平均風速減小20%，12月減小27%;11月小風日數增加27%，12月增加35%。
大氣環境容量反映大氣對汙染物的通風擴散和降水清洗能力的綜合指標。容量低表示大氣對汙染物的自凈能力弱。艾婉秀介紹，自1961年以來，京津冀11-12月大氣環境容量下降了42%。與常年同期相比，2016年11月以來京津冀大氣環境容量偏低6%，大氣自凈能力偏低15%，靜穩天氣日數占比達63%。
其中，2016年12月16-21日和12月30日以來，北京地區的大氣平均自凈能力比年均值下降了50%以上。另外，京津冀地區的地形條件也不利於汙染物的擴散。西部和北部“弧狀山脈”包圍，霾天氣過程往往易出現偏南氣流，將南部汙濁空氣吹向華北平原並停滯，加劇了京津冀汙染物和水汽的聚集。
中央氣象臺預計，1月8日至14日北方地區冷空氣活動頻繁，氣象條件整體有利於汙染物的擴散，京津冀地區無持續性霧和霾天氣，但11日前後京津冀地區中南部有輕至中度霾。
12月以來全國平均氣溫為歷史同期最高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滿一月之際，紐約、芝加哥、波士頓等多個美國城市2月19日舉行集會和遊行，抗議政府此前頒布的限制移民行政令。
包括移民政策在內的一系列特朗普新政會對矽谷的創業和風投帶來哪些潛在的影響，第一財經記者就此采訪了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Brent Goldfarb。Brent Goldfarb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涉及初創企業在經濟中的作用與影響，以及與科技相關的政策等，他在采訪中指出，特朗普無法提供就業崗位，但他可以提供“白人化”，這就是其移民政策的重點。
CBN：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反彈聲音越來越大，您評估這個政策將在多大程度上對矽谷科技業造成打擊?
Dr.BrentGoldfarb：現在尚不清楚法院是否會支持移民令，但我完全相信政府會增大移民難度——首先是將非法移民驅逐出境，同時還會增加獲取美國簽證的難度。這將不利於已建立的矽谷跨國企業及創業生態系統。
CBN：移民在矽谷的發展中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Dr.BrentGoldfarb：在矽谷，大約三分之一的C級職位(註：C級是一個公司的最高級別職位)是由移民者從事的。移民企業家不僅成功地建立了一些美國最偉大的公司，而且還把這些成功帶回自己的原籍國，這對全球經濟的發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移民對美國關鍵行業的興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包括汽車、無線電和航空業等。
CBN：矽谷的天使投資行業如何看待移民政策?
Dr.BrentGoldfarb：如果被移民令惹怒了，他們可能會去其他地方尋求機會，但這並不容易。對於天使投資者和其他早期私人股本投資者來說，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就是交易流程——他們需要獲得最好的交易。這都是要通過良好地嵌入社會網絡來實現的。如果他們搬到一個不同的地方，可能會喪失這些有利的資源，而且需要投資者和創業團隊之間進行大量的協調。
CBN：您認為移民政策影響的根源在什麽地方?
Dr.BrentGoldfarb：我並不擔心該移民令本身，而是擔心政府有能力制定一系列政策增加移民難度。我不認為它的影響會立竿見影，但是如果大多數人才因此而不再尋求來美國，那麽它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起到侵蝕效果。當我們看到政策對美國的高等教育部門產生的影響時，我們就會知道是否存在大的問題。如果申請數量和學生人數急劇減少，美國的創業生態系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開始擁有較少的人才儲備。
CBN：對於美國中產階級來說，包括移民令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是否是解決問題的好棋?
Dr.BrentGoldfarb：回答是肯定的，但我想闡明：“美國中產階級”是一個很寬泛的名詞，而且美國是一個非常多樣化的國家。較之收入，教育和種族是預測總統支持率的更佳指標。特朗普成功地將這種焦慮轉移到種族主義和對“他者”的恐懼中。這是特朗普維護其權力戰略的關鍵部分。他利用增加就業和“白人化”參與競選。他其實無法提供就業崗位，因為追根朔源失業率的原因不在於移民或外包，而主要在於自動化技術。但是他可以提供“白人化”，這就是他移民政策的重點。
CBN：您認為特朗普可能會向矽谷妥協嗎?
Dr.BrentGoldfarb：如果這些問題能在一夜之間得以解決，我會很驚訝。
CBN：另一個值得關註的是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矽谷無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如果總統進一步推進貿易保護政策，矽谷的從業者將如何應對海外市場可能的反彈?
Dr.BrentGoldfarb：貿易保護主義是有害的。像蘋果公司這樣來自矽谷的跨國公司，他們依賴於全球一體化的供應鏈，打破供應鏈對這些公司來說意味著高昂的代價。兩個方面會變得更糟：一是如果政府突然實施保護主義政策，企業進行調整既困難又耗資巨大。二是保護主義也將為美國以外的初創企業和公司開辟機會，因為它們將能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發展。無論阿里巴巴和百度的目的何在，他們一直是保護主義政策的受益者。
CBN：那麽，您如何看待互聯網的創業和宏觀經濟的關系?矽谷那麽多先進的技術，但是整體來看，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卻在下降，互聯網到底是否能夠帶來第四次工業革命?
Dr.BrentGoldfarb：盡管增長並不像過去那麽快，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並沒有下降。問題是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改進是否將開始取代服務業。例如：自動駕駛的汽車將取代卡車司機，這是教育程度有限的人可以做的最後一個高薪工作。所以，雖然很難預測其速度，但我相信第四次工業革命會發生。然而，我不認為人們在將來找不到可從事的工作，即使我們現在還無法想象將來可從事的工作是怎樣的。
我們不應該忽視科技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就像今天的卡車司機終會被機器人取代，這種轉變對失業工人來說是種創傷。從歷史上來看，美國在幫助工人向新的工作機會過渡方面做得很差。遺憾的是，我看不出有任何證據表明本屆政府在這方面會有所改善。
很多人都認為阻礙VR發展的很大原因是硬件的設備價格過高。如果是這樣，那麽Oculus正在采取第一步解決方案，希望把VR帶給更多用戶。
在舊金山的全球遊戲開發者大會召開首日，Oculus CEO John Carmack現身，他帶來的最為振奮人心的消息，就是宣布降價，將Oculus旗艦頭顯設備Oculus Rift由原來的599美元大幅下調100美元至499美元。Oculus的動作感應控制器Oculus的價格也由199美元下調至99美元。
Oculus降價的時機是正處於VR的低谷期。2014~2015年，VR發展勢頭迅猛，Facebook花了20億美元收購了Oculus，希望其硬件能夠帶給Facebook社交平臺不同的在線交流的方式。不過從2016年下半年起，VR因為難以進行商業化普及遭到了冷遇。根據調研機構SuperData的統計數據，在去年全球VR頭盔200萬左右的銷量中，Oculus Rift出貨量約35萬臺，雖然占的份額並不少，但還是低於競爭對手HTC和索尼。這也令紮克伯格“未來10年銷售5000萬至1億臺Oculus”的目標蒙上陰影，也說明VR技術仍然處於早期階段。最近Oculus還關閉了其200多個體驗站，可能也反映了VR還不能引起大眾消費者的興趣。
硬件設備的降價對消費者無疑是好事。Canalys分析師劉健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Oculus供應鏈目前已經成熟，價格下降也在預期內。現在整個面對消費者市場的VR價格還是一個問題。”
Oculus產品負責人Nate Mitchell表示：“我們知道價格肯定是一個問題，但是隨著生產的改進和零部件成本的下降，公司省下的錢將最終回饋給消費者。”
由於VR對配套技術的要求很高，需要強大的Windows PC和圖形芯片處理系統驅動，目前與VR頭顯設備配合的主機的價格區間在500美元至3000美元。VR頭顯設備本身價格也非常高昂。索尼VR頭顯設備價格為399美元，要求被接入價值350美元的PS4遊戲手柄;與PC主機相連的HTC Vive的價格為799美元。相對便宜的谷歌和三星的頭顯設備則不具有高級的圖形芯片的性能。
Facebook前首席工程師、Oculus聯合創始人Jack McCauley曾表示：“現在VR設備的價格就連很多玩遊戲的人都無法接受，更不用說普通人了。要使得VR在遊戲圈普及，就必須把價格降到300美元以下。”
最終的理想狀態是，VR不再需要與PC主機相連，這將使得成本大幅降低。Oculus的Mitchell表示：“未來我們一定能夠開發出獨立的VR設備，這也是我們為VR能夠普及所設定的目標。”去年10月，Oculus曾經發布過一款獨立的VR頭顯設備，不過沒有公布具體的上市日期。
不過Oculus並未得到蘋果平臺的支持。目前Oculus Rift系統是與蘋果電腦不兼容的，而且並沒有團隊在這項計劃上。Mitchell呼籲蘋果支持Oculus和VR的長期發展，向其開放平臺。
Canalys分析師劉健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Oculus一直比較專註美國和西歐市場，他們應該看一下新的推向市場的側露，尤其是垂直領域的機會。VR用途目前還是太小眾了，遊戲對消費者市場的吸引力現在還很有限，體驗方面還有很多發展的空間，尤其是對於關註VR但還沒有下手的人群。”
Gartner分析師Brian Blau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VR技術的成熟還未達到大規模普及的程度，還需要1~2年時間培育市場和消費者。”因此，很多遊戲公司雖然都對VR遊戲很感興趣，但大多數仍然處於研發和技術投入階段，並不急於商業化。
騰訊互娛合作研發產品中心總經理沈黎在本周舊金山舉辦的遊戲開發者大會上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我們的移動互聯網事業群正在研發VR相關的硬件，互娛部門在做相關軟件開發，但是目前還沒有產品，預計要到一年後公布。現在VR的成本還是很高，應用場景也不夠明確，而且技術也沒有達到最聰明，但是我們為什麽還是要嘗試?因為這一定是未來的方向。”
為此，騰訊已經在兩年前投資了遊戲技術提供商Epic Games。Epic Games的虛幻引擎(Unreal Engine)已經能夠實現圖像編輯的實時渲染，從而讓虛擬的物體在真實世界里顯得更加逼真，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混合現實”。
不過，VR的長期發展趨勢是樂觀的。研究機構CCS Insight的最新報告稱，未來四年VR設備的銷量將繼續攀升，到2021年VR全球市場規模將達到90億美元，HTC Vive和Oculus Rift到2021年銷量可能翻8倍，但是AR的技術接受度仍然不高。
根據CCS Insight的數據，2017年智能手機的VR頭顯設備銷量將達到1400萬臺，2018年，這一數字將增長到2500萬臺，到2021年，將實現7000萬臺的銷量。
CCS Insight首席研究員Ben Wood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VR頭顯設備的成本將大幅降低，同時設備與手機的匹配也會更加方便，這些便利都將使得VR成為普通消費者的理想切入點。”
他還補充道，盡管推動高端的VR設備的制造對生產廠商的銷量會造成壓力，但是由於面向消費者的產業都在擁抱技術，因此終端用戶的興趣和意識將會繼續提高。
“VR在娛樂場所、主題公園和電影院、汽車展示廳、旅行社等地的普及，目的在於教育消費者‘先觀看，再預訂’，同時也教育他們技術的潛力無窮。”Wood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