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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8月18日晚间向媒体披露内迁计划,深圳员工数量将从现在的45万降低到30-35万。同时富士康计划明年在中国大陆再招40万名员工,约占公司目前员工总数40%。
在18日晚间举办的媒体见面会上,富士康副总裁程天纵说,富士康不会搬离深圳,在深圳的员工会从现在的45万人降低到30到35万人,深圳的厂区会逐步转型为研发、试产、内销、物流中心。
程天纵向外界澄清,富士康正在进行的“西进和扩展”工程,不是外界所说的迁移,而是因为业务本身发展进行的扩张。今年上半年,富士康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未来富士康希望能够将员工总数增加到130万人。
另一方面,富士康的“西进和扩展”工程,是为了员工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自己的亲友生活在一起。在过去的坠楼案例中,大部分都是和家庭失去联系或者很少回家的。将来富士康的扩充和发展,将以招聘当地员工为主。让家庭的温情网、亲情网取代富士康布置的防护网。
而深圳厂区方面,富士康会推动员工“减量增质”,即减少一部分员工的数量,但是要提升员工的素质,增加他们的培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政治市,從來就難以估計明天會發生何事,市況亦會因為事態的發展而呈現大波動,可以因為局勢有所緩和而急升,又可以因為擦槍走火而急挫,誰能準確地預測到局勢的變化,誰就可以成為市場的勝利者。
只是,沒有人有預知的能力,惟有見機行事,眼前見到的才是實際。
所以,既然上周二以0.145元買入博除權炒高的勤達(1172)雖然因為近日的市況而無法達到心目中的目標價0.145-0.15元,藉著其反彈亦惟有於0.136元賣掉,保留實力為上。
以0.145元買入三十萬股,以0.136元賣掉,既是以2,700元的本錢擁有十五萬股供股權,成本為每股0.018元,以今天勤達的收市價0.137元計算,每股約值0.033元,暫時仍有微利。
只要十月十六日勤達的股價能夠企於0.14元之上,就不用輸了。
萬一勤達的股價低於0.13元,則視乎當時的市場環境才決定下一步的部署。
2014年9月18日,山東濟寧檢驗檢疫局實驗室向公眾開放,技人員在為市民講解食品檢測流程。 (CFP/圖)
食品企業幾乎都遭遇過跟檢測相關的烏龍事件。行政整合和推向市場被認為是提升檢測能力的兩劑猛藥。然而行政主導的食藥檢測機構整合遇阻,全面第三方也存在爭議。
因為歷史上藥品審批檢測中存在的烏龍和醜聞,大多數發達國家存在公益性和經營性兩種並行的機構提供檢測服務。政府通過自建檢測機構或購買第三方服務來滿足公益性的檢測需求。經營性機構則盡可能與國際接軌,尋求市場化。
一家來自歐洲的乳制品企業不久前收到罰單。
處罰依據是北京一家檢測機構對該企業市售嬰幼兒配方奶粉的抽檢結果——微量元素和添加劑等多項指標不合格。企業因此被相關部門“約談”,要求“立刻在內地和香港下架,連電視廣告都得停播”。
然而兩家大型檢測中心隨後對同批次奶粉的檢測結果卻顯示,相關指標正常。這時人們才發現,出具第一份檢測報告的機構,連檢測奶粉的資質都沒有。
隨著中國的食品藥品向現代化監管邁進,人們愈發意識到,以檢驗檢測機構和專業人才隊伍為代表的技術支撐體系,是食藥監管體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當下的短板。
“幾乎每家食品企業都遭遇過跟檢測相關的烏龍事件。”前述乳品企業一位負責人說。
2012年7月,河南三門峽市疾控中心的檢測結果指稱今麥郎方便面的酸價超標,但隨後該中心又自認“資質不全”,收回檢測報告並向企業公開道歉。幾乎同一時期,湖南農業大學營養與食品安全檢測中心聲明,“由於工作人員失誤”,對美贊臣等奶粉“香蘭素超標”的檢測結果無效。
食藥檢測是專業的技術活兒,然而檢測機構的設置卻並不專業。以食品檢測為例,全國共有一千多家與食品相關的檢驗檢測機構,散落於農業、質監、衛生、食藥等多個系統。食品企業會不定期接受各級各類管理部門的多項檢測,結果卻不共享、不互認。這既增加了行政成本,又加大了企業負擔,同時還存在某些企業多次受檢、而某些企業卻總被漏檢的弊端。
不僅如此,各級檢測機構的水平良莠不齊,一些檢測機構往往會根據自己的理解,甚至將行業推薦標準作為強制標準(國家標準)執行。
“食品檢測結果有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檢測方法不當。”前述乳制品企業法規部人士說。但出了“烏龍事件”,由於檢測機構的官辦背景,企業往往選擇“息事寧人”。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最新一輪食藥監管體制改革的核心議題之一就是要整合食藥檢測資源。與此同時,檢測機構市場化的大幕,也在2014年正式拉開。
檢測機構的整合並不順利。
“一個字,亂!”考察了全國17個省份食藥改革情況的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總結道。與其他檢測機構不同,食藥系統的檢測體系從食品安全危機年——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後才逐步建立。一些地方檢測機構還在建設中,就開始了新一輪改革。
根據2013年下發的《國務院關於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體制的指導意見》,整合的思路是將工商、質檢部門相應的食品安全檢測機構,劃轉到食藥監管部門,包括人員、設備和經費。
但改革推進過程中,整合模式卻是五花八門。
據安徽省食藥監局辦公室主任許伏新介紹,安徽整合了原省食品藥品檢驗所、原省藥物研究所、原安徽國家農副加工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統一成立了安徽省食品藥品檢驗研究院,下設三個所,分別是食品檢驗所、藥品檢驗與研究所、醫療器械與藥品包裝材料檢驗所。
這是省級層面公認劃轉較為成功的例子。山西省則在市縣級都建立了綜合檢測機構。
但在絕大部分省市,檢測機構的整合實質上沒有推進,僅劃轉了少量人員。這就導致專業執法人員和檢驗檢測設備的缺乏成為建立基層食藥檢測機構的突出矛盾。
以湖北省孝感市為例,市級食品藥品檢測所只有二十多人。“只能完成省里下發的檢測任務,日常檢測根本顧不上。”孝感市食藥監局一位工作人員說。為迅速劃轉到位,在湖北一些地市,甚至劃轉了一些較大年紀的護士、助產士到食藥監管部門或檢測機構,有技術能力的微乎其微。
在山東菏澤,全省食品生產加工企業上萬家,實際檢測機構不足規劃要求的1/10。
“廣州市沒有劃轉檢測機構,因為質監部門不同意。”廣州市食藥系統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種情況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存在。對此,廣州食藥監局采取了變通方式,從輕工集團劃轉一個小型食品檢驗所,又從經貿委處劃轉一個酒類檢測中心。
在一些劃轉難的地方,食藥監管機構只能重新購買設備,以打造自己的技術平臺。但胡穎廉擔心,這將造成大量的“重複建設和資金浪費”。
“食藥技術支撐應該建立一個統一的大平臺。”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以下簡稱中檢院)一位內部人士對各自為政的地方整合並不看好。作為國家食藥總局的直屬單位和最高技術仲裁機構,中檢院多次向食藥總局遞交報告,希望食藥檢測機構統一垂直管理,自上而下地成立一套相對獨立的技術體系,形成數據共享和學術交流平臺,同時不受地方行政因素幹擾。但情況並未有任何變化。
目前,中檢院與各省級檢驗機構之間並沒有隸屬關系,各省所和市、縣所也是同樣狀況。中檢院副院長李波在2014年全國食品藥品醫療器械檢驗工作座談會上,把這種架構稱之為“發揮(檢測)系統整體力量的一種障礙”。
在行政力量主導的整合之外,推動檢測機構第三方化被認為是提升食藥技術支撐能力的另一個思路。事實上,業界討論多年的檢測機構市場化已於2014年正式破冰。
根據質檢總局發布的數據,目前,中國國有檢驗檢測機構數占檢測機構總數近80%,民營檢驗檢測機構數量約占19.5%,外資檢驗檢測機構數量僅占0.5%,占比懸殊。
今年以來,國務院至少在五份文件中明確對檢測機構改革提出要求,關鍵詞便是“市場化”和“檢管分離”。最新的一份文件宣布,到2015年基本完成多個部門的檢驗檢測業務整合。政府原則上不再開辦一般性檢驗檢測認證機構。
這意味著,政府檢測機構整合完畢後,下一步將進入市場化進程。
“目前國內檢測還是一個檸檬市場(經濟學術語:指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劣勝優汰現象),大量檢驗機構處於小散亂的狀態。”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副教授張繼宏說。
在張繼宏看來,現在中國有2萬多家檢驗檢測認證機構,條塊分割明顯,缺乏統一規劃、有效監管,不同部門甚至會出具完全相反的檢測結果。
在2010年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標事件中,最初,江蘇省產品監督檢驗院檢出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茶子油苯並(a)芘含量超標。但湖南省質監局卻對外出示了檢測合格的結果。
另一個突出問題是行政壟斷造成的行業壁壘。
一個專業做蜂蜜檢測的第三方檢測機構的總經理抱怨,現在對於檢測機構的招標、抽檢模式就像是為國有機構量身設計的。譬如政府不接受項目分包,這對於他們只擅長做某類檢測的機構就很吃虧。機構成立5年,他沒有承接過任何政府項目。
盡管技術實力較強,外資食品藥品檢測企業想要進入中國市場更加困難重重。
據歐盟商會相關人士介紹,在華運營的第三方實驗室機構即使已通過國際認證和認可,也必須通過中國本土的認證和認可程序,同一公司不同實驗室的每一項檢測服務和產品都需進行行政審批,這給他們帶來極大困擾。
“我們很清楚中國檢測市場的潛力之大,但政府的限制太多。”總部設在法國的必維國際檢驗集團的一位管理人員很無奈。
SGS集團中國區(即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總裁申屠獻忠也在幾個月前的國際會議上表達了類似觀點。在他看來,目前檢測機構的整合會帶來合作、收購等各種機會,但不會有想象的那麽快。
“食藥檢測行業已經到了必須市場化改革的階段。”張繼宏說。
在機構整合和推向市場的兩股力量並行下,一個不得不提出的問題是:食藥檢測機構是不是要毫無保留地市場化?
一方的觀點是,應該把所有的檢測機構都推向市場,優勝劣汰,整合自然而然就完成了,不需要行政主導。而另一方則認為,在市場化之外,還應該保留一些“國家隊”。因為一旦進去市場,企業會因為逐利忽視食品藥品監管的公共安全屬性和社會責任感。
發達國家的“藥害”被認為是前車之鑒。1997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FDA)內部出現系統性失靈,藥品的審批檢測出現巨大漏洞,嚴重依賴外部評審專家而不是內部專業人員,多個藥品因安全性問題撤市,最大的當屬“瑞素靈”事件,該藥適用於降低血糖的口服藥物,但是,治療的同時出現了嚴重的肝臟損害,最終造成了94人肝臟完全衰竭、66人死亡的嚴重後果。
“過去財政有經費撥給檢測中心。如果有緊急任務交給檢測中心,送多少都檢。如果變成第三方了,送去能那麽痛快地檢測嗎?”安徽食藥監局辦公室主任許伏新擔心在面對食品安全危機時,使用第三方機構不一定能得心應手。
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有兩種並行的機構提供檢驗檢測服務——公益性和經營性。政府通過建立政府檢測機構或購買第三方機構的政府服務來滿足公益性的檢測服務。而經營性機構則盡可能與國際接軌,尋求市場化。
拿美國FDA來說,該機構在全美下設150多個辦公室和實驗室,有數以千計的醫學、化學和食品工程學博士做技術支撐。
“美國有非常成熟的檢測機構市場,但所有的藥品審批檢測、食品的添加劑、顏色劑檢測全部歸屬FDA總部,並沒有下放地方或推向市場。”胡穎廉指出,日本和歐盟的情況差不多。
美國FDA局長瑪格麗特·漢貝格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曾表示,FDA管理模式已經轉向風險管理,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政府利用新的檢驗和執行工具來確保“事前預防”,而不是“事後反應”。他們會投入大量資金研發“預測”系統(PREDICT)——使用基於產品完整生命周期的新型數據分析方法,在產品進入國家之前就對高危產品進行較好的定位——顯然,這需要政府主導。
另外在一些常規檢測之外,有政府背景的機構往往會在一些基礎性和前瞻性研究上增加投入,而這恰恰可能是市場化機構的短板。
2013年8月,轟動全球的恒天然肉毒桿菌烏龍事件,就是因為新西蘭一家第三方檢測機構做出了肉毒桿菌的誤判。之後,新西蘭和美國獨立實驗室進行了195次檢測,並未發現肉毒桿菌。同時,上海市質監局所屬的檢測機構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斷。
在一些學者看來,優勝劣汰的市場化法則並不能完全保障食品藥品安全。政府需要有一支“國家隊”,專門負責那些關系到戰略層面和高風險的食品檢測。
“比如疫苗、奶粉等重要的食品藥品的檢測還是需要政府來做,但日常性、較為普通、沒有戰略意義的檢測項目和機構全都應該放歸市場。”胡穎廉說,公益性檢測機構不應該參與商業項目。他建議,國家層面確立一個公益性的研究機構,譬如中檢院,各大區域中心也分別設立類似的派出機構,保證一定的獨立性。
“實驗很重要的目的是為科研提供基礎,而不是效益至上。”華東某省級食品藥品檢驗院院長承認市場化是趨勢,但藥品的評價性檢驗,數據的對比分析,國家重大風險評估項目應該由政府主導的機構承擔。在她看來,市場化的機構往往會以“出價”高低來選擇項目的優先級。
“檢測機構整合和市場化的目的是加強監管專業性和能力。如果改革之後,監管部門都失去了專業技術力量支撐,單純推市場化又有什麽意義?”胡穎廉說。
(南方周末實習生梁月靜對本文亦有貢獻)
2013年中國檢驗檢測市場規模1678億元,官辦檢驗檢測機構占八成 (何籽/圖)
滴滴打車與快的打車今天聯合發布聲明,宣布兩家實現戰略合並。雙方確定,在春節後的適當時間,召開新聞發布會。
新公司將實施Co-CEO制度,滴滴打車CEO程維及快的打車CEO呂傳偉同時擔任聯合CEO。兩家公司在人員架構上保持不變,業務繼續平行發展,並將保留各自的品牌和業務獨立性。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提到,滴滴打車和快的打車合並後,估值將達到60億美元。
快的打車CEO呂傳偉表示,雙方合並後,將集中兩家公司的優勢技術、產品人才,不斷推出更為完美的出行服務產品,進一步加速市場拓展速度,產生更多的攜同效應,提升整體競爭力,更積極有效地推動整個移動出行行業的發展。
據透露,滴滴打車和快的打車在經過長期的價格大戰後,雙方公司管理層經過反複溝通與交流,最終達成共識,決定兩家公司進行戰略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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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銀行不良資產規模擴大、違約零星爆發的背景下,德意誌銀行內部對於是否繼續持有華夏銀行股份發生了激烈爭執,華夏銀行股票有可能面臨拋售。
據路透社引述德國媒體稱,德意誌銀行重新考慮銀行服務全球布局之際,聯席執行長Anshu Jain反對繼續持有中國華夏銀行的股份。
WirtschaftsWoche雜誌援引監事會消息人士稱,Jain多次對持有華夏銀行近20%股份提出質疑。這些股份的價值約為16億歐元(18億美元)。
據該雜誌報導,華夏銀行被認為在缺乏未來前景之際吸收了過多的資本。
但該雜誌稱,德意誌銀行的零售與商業銀行業務主管Rainer Neske一直堅定支持投資華夏銀行。
德意誌銀行正在檢討業務模式,該行因涉嫌違規而面臨巨額罰款,還得面對行業監管日趨嚴格。由於獲利能力落後,德意誌銀行股票2014年在全球性投資銀行中表現最差。
德意誌銀行的一名發言人重申,戰略調整結果將在第二季公布,拒絕進一步置評。
2005年11月,華夏銀行與德意誌銀行簽署《全面長期戰略合作協議》,在技術支持、信用卡業務以及其他業務領域開展了戰略合作。雙方合作範圍包括技術支持與協調、信用卡業務合作及公司客戶、國際結算業務和貿易融資、本外幣資金業務、銀團貸款、國內結算業務、不良資產處置、網上銀行和電子商務、現金管理、市場研究、保險代理、資金產品代銷、基金相關業務、零售銀行(如財富管理業務)等合作。
此後,德意誌銀行數次增持,2010年5月德意誌銀行再度增持華夏銀行股份至19.99%的上限,一度有控股華夏銀行、將其變為一家外資銀行的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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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29 TWM
鳳梨王葉金塗古宅翻修,在歷史古厝疊上現代大樓,新與舊的對比組合,也正默默道出大稻埕所面臨的今昔轉折與處境,新經濟與舊產業如何共生相合,成為大稻埕面臨的首要挑戰與課題。
撰文•燕珍宜
台灣許多歷史老街被詬病「夜市化」、「商業化」,環境擁擠甚至髒亂,產品大同小異,都是便宜的中國貨,毫無地方特色。大稻埕作為台北唯一的老街, 是否也會同樣沉淪?
「未來假設中藥店一家一家收, 咖啡店一家一家開, 到時候如果整個氛圍被破壞掉了,我們就會離開,就會撤走。」ALL BLACK協理林文正語出驚人地說出他們的最大隱憂。
新勢力頻進駐,南北貨傳產亟待升級「我們只是配角,他們才是主角,傳統店家與新興店家最理想的平衡比例是七比三。如果屆時,中藥店、南北貨店都沒有了,全 部都變成服飾店或者是藝品店等的新興店家,那就跟其他的商圈沒有什麼差別了,只不過是另一個永康街或是中山區。」林文正補充解釋。
大稻埕如何在新勢力入侵之際,仍能保有原來的傳統店家和特色風貌?台北市產業發展局局長林崇傑表示,「我也擔心原有產業逐漸消失,所以政府一直積極鼓勵輔 導傳統產業的轉型與升級,例如中藥材部分,就會結合漢方科技業者,共同研發新產品。至於南北貨面臨的挑戰更大,商業處會輔導業者推公平貿易、藥材履歷等 等,以維持品質、做出差異化。」「這裡與華山文創園區或松菸文創園區不同,在這裡,連空氣裡都有著歷史的味道。」台灣通青木由香如此形容大稻埕。如何在繁 榮的同時,又是一塊淨土?如何讓大稻埕在發展的同時,不被人潮淹沒而破壞原有的深度與價值?則為第二大難題與挑戰。
「對的客人比人潮數量更加重要,不合適的客人,人潮再多也沒用。」印花樂設計總監沈奕妤認為。「一個地方要讓一萬個人來十次,而不是十萬個人來一次。」負責大稻埕老屋修繕業務的呂大吉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也是大稻埕旅遊資訊站創辦人呂大吉表示。
保存在地特色,須要居民自覺與團結對此,林崇傑說明,政府正在加緊研擬﹁商圈自治發展條例﹂的法規,這將是全台最早推動,有了法源依據後,就需要當地居民的自覺與團結,共同決定大稻埕未來發展的新面貌。
他以日本為例,位於長野縣的妻籠宿至今仍保有江戶時代的完整街廓,就是依靠當地居民形成共識、共同訂出「三不政策」:不賣房、不租給外來人、不破壞房子的 規約,才能讓古老的景觀長久保存下來,是日本傳統聚落保存的先驅。又或者,像日本竹富島為了保護當地最大的資產──像星星一樣的砂子, 也訂出遊客不能將星砂帶走的規定,如此地方特色才能在發展的同時,又能永續保存。
目前,大稻埕的店面詢問度居高不下,當地房東連出租的字條都還沒貼上,就已經一堆人敲門。巷子裡的店面,三年前還是以倉庫的價格出租,如今變成店面價,翻漲一倍。「我每個月都會接到一堆電話,要我幫忙找大稻埕的房子。」呂大吉表示。
租金水漲船高,文創小店憂排擠效應隨著各界的關注度逐漸加溫,仲介也開始介入,租金行情水漲船高,大稻埕是否會步入松菸文創園區,大店趕走小店的排擠效應,也讓現有文創小店與青年創業者憂心忡忡。
然而,錢並不是所有大稻埕房東的唯一考量,曾經是大稻埕最大米行葉晉發商號的第四代、也是葉晉發公司創辦人的葉宏圖,對於傳承與保存祖宅的歷史與文化,抱 持著很深的使命感:「這房子裡的一磚一瓦、每個角落都充滿太多的故事,古宅的生命要延續,必須透過熱情與理念,才能傳承世世代代。」隨著大稻埕傳統街屋再 造修繕過程告一段落,陸續將有愈來愈多的老屋逐漸釋出或再利用,百年老城大稻埕能否再展新風華,讓人熱切期待。
圖說:
大稻埕最有名的年貨大街,已經逐漸失去特色與競爭力,如何升級轉型成為挑戰。
葉金塗古宅翻修,在歷史古厝疊上現代大樓,是北市難得一見結合新舊建築結構的建物。
一篇來自官方研究性文章中提出的關於實施自然人網店登記的政策建議,近期仍在電商行業內外被繼續討論。
作為《電子商務法》起草工作小組成員,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表示,國家工商部門的訴求也應該得到合理理解。只是在立法上更應該強調平臺對監管的配合義務,強化工商部門執法的效能。
薛軍建議,未來應該強化或完善配套的措施,使得工商總局系統的監管職能實施起來更加順暢有效,這才是解決問題的真正思路。
專家建議可仍保留自然人的登記選擇權
為了鼓勵創業,國家此前出臺的《網絡交易管理辦法》,作出了允許自然人網店可以不經工商登記的特別規定。這項規定施行5年多來,對推動我國電子商務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但5年時間過去了,電子商務發展的形勢和條件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今年1月,國家工商總局主管的《中國工商報》曾發表過一篇名為《自然人網店應辦理工商登記》的研究性文章,提出了當前在電子商務領域出現的三點新情況。一是商事制度改革讓網店註冊更加便利;二是不規範的自然人網店已成為制約電子商務可持續發展和損害我國國際形象的薄弱環節;三是自然人網店培育市場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
文章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建立公平競爭保障機制,形成全國統一市場,網絡經濟和實體經濟也應公平競爭、規則統一。自然人網店可以不經工商登記,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定。面對新形勢,著眼長遠發展,立足於構建公平競爭的網絡市場環境,線上線下規則應當平等,網店無須辦照的特殊規定不宜長期延續。
由於文章當時的署名為國家工商總局網監司,所以這篇文章引起了電商行業的關註。
針對文章中所提到的政策建議,日前,在由《財經》E法論壇和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第4期E法沙龍上,與會的北京理工大學網絡法研究所執行所長孟兆平認為,自從2013年啟動的電子商務立法有助於解決不同部門基於自身職能出發確立規則所產生的沖突,為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市場機制能夠解決的事項上,應秉持政府最小幹預的原則,鼓勵和引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
孟兆平建議,為了實現市場治理,完全可以在“法無禁止皆可為”的思路基礎上,鼓勵自然人自由合法經營,對其違法經營行為實施事中、事後監管。
為有效支持企業家創業,同期參會的北大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鄧峰也表示,政府在鼓勵和對待這些創業者的時候,應該有一個創業者消費保護的問題。在一個產業新的發展階段,規制機關應當做什麽事,在進入監管的時候,就應該有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案,以及在動態的過程中,用法律制度去支持企業家的發展和成長。
記者註意到,在《中國工商報》發表了這篇文章後,《中國工商報》還在相同版面刊登了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博士後楊樂討論這一問題的文章。
楊樂認為,如果《電子商務法》不突破現在自然人開設網店不需強制登記的制度設計的話,那麽自然人網店依然面臨兩種選擇:選擇不登記的,在後續的法律權益維護方面就要承擔隨之帶來的風險;而選擇主動登記為商事主體的,對於維護自然人網店、消費者以及交易平臺的權益都有裨益。
楊樂稱,按照現有制度,登記的主動權掌握在經營者手中,這是在引導自然人經營者理性選擇發展路徑、並為之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可以事中監管同事前監管並重
另外,有研究曾認為,自然人網店如果不辦理工商登記還有產生一些不便。
一是可能不利於被認為屬於法律認可的訴訟主體,當權利受到損害時無法進行相應的法律救濟,民事自然人網店商事權利受限;二是自然人網店沒有強制公示的配套制度,如果開辦者使用虛假信息在第三方平臺註冊,一旦發生糾紛,消費者找不到店主,合法權益很難得到保護;三是第三方交易平臺的連帶責任風險增大。
北京市工商局特殊交易建管處處長陳建平也曾《中華工商時報》的署名文章中稱,違法經營成本低廉是自然人網店亂象的利益支點。在成功隱身的前提下,違法者容易逃避監管。如果放任這種不履行法定責任的行為,從事違法經營活動的自然人網店就能夠繼續逃避監管。
對於存在的這些不便是否足以支持廣泛推進自然人網店進行工商登記,薛軍認為可能還要仔細討論。
薛軍稱,從原理上來講,在大陸法系國家,進行工商登記後就具有了商主體身份,適用的規則就是商法規則。但是在平臺上的電商,究竟有多少可以被納入商主體的範圍,有嚴格意義上的營業,成為大陸法系理論中活躍的商主體,並未可知。
薛軍說,針對這一情況,國家此前出臺的《網絡交易管理辦法》曾提到,具備登記註冊條件的,依法辦理工商登記。對尚不具備工商登記註冊條件、申請進入平臺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自然人,更多的強調了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的責任。
薛軍強調,目前在《電子商務法》立法草案中是參照了這一辦法的思路。歸納起來就是,具備了登記註冊條件的,如果想讓其具有法人外觀,是可以去登記。如果不登記以自然人身份從事商業活動,法律也不禁止,強調的是工商登記的自願原則。而且進行了工商登記,本質上還是事前監管。如果沒有配套措施,不進行事中、事後的持續性過程監管,那麽這個登記也就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助理教授任啟明也認為,事實上通過登記取得的監管效果是有限的,並不像支持者所想象的那樣。當然,並不是說對於自然人網店不用監管。事實上,盡管現在對自然人網店豁免了登記,也沒有說對這些網店就沒法監管了。
薛軍說,目前《電子商務法》正式草案還沒有對外公布。其實,從各方面妥協融合從而達成的主要觀點來看,工商總局也並沒有非常嚴格的堅持“所有網商都要進行工商登記”的觀點,因為他們也不可能認為所有的網商都構成了商主體。
網絡監管仍是需突破的複雜問題
陳建平在上述撰文中也稱,擺脫自然人網店治理困境是一項長期、複雜和艱巨的任務。單邊主義已被證明無效,雙邊原則尚未證明有效,多邊合作應是發展方向。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薛兆豐認為,“大眾創業”下如何監管,實際上應該摸索出一套符合經濟規律的、成本與收益平衡的監管方式,一種多元化的,利用平臺、多方組織,共同面對問題的解決方案。
關於電商的商事登記,他建議采用分步自願的原則:政府既允許電商以自然人的方式經營,也給予他們進行工商登記的選擇自由,並提供相應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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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经新闻》报道,夏普董事会接受了富士康规模为7000亿日元(约合407.4亿元人民币)的收购提议 ,但并未透漏更多细节。
三星、日本政府、富士康抢夺夏普的“砸钱”比赛,终于要尘埃落定了。
2月25日,据《日经新闻》报道,夏普董事会接受了富士康规模为7000亿日元(约合407.4亿元人民币)的收购提议 ,但并未透漏更多细节。
富士康收购夏普的事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2月4日,夏普已经接纳了富士康方面提出的超过6000亿日元(约合349.2亿元人民币)入股的收购方案,夏普未来也将被收入鸿海精密旗下。这家日本电子制造商打算在鸿海(也称富士康)的庇护下重组业务。协议的细节还未公布。
2月5日,有知情人士表示,夏普CEO已向富士康做出个人承诺,将在2月29日前签订收购合同;富士康将于2月15日接待由10人组成的夏普团队,继续讨论收购事宜。
根据最近的报道,如果夏普接受鸿海的重组计划,鸿海将会要求夏普与日本显示器公司(JDI)合作。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表示,他的公司将保留夏普品牌,不打算将夏普与其他公司合并。他称:“我们不想毁掉这家公司,会保留100年。与我们合作是明智决定。”
同时郭台铭还表示,在收购后不会大规模改组管理层,40岁以下职员不会被裁员。2月5日郭台铭表示对29日前收购夏普有信心,这个日期是鸿海与夏普达成最终协议的最后期限。
但在前两天,《日经新闻》报道称竞购夏普的除了富士康、日本产业革新机构之外,还有三星电子。三星电子因素将会影响夏普最后的收购价格等,而富士康可能会让三星获得部分资产。
去年12月份,三星电子曾与夏普方面表达了对夏普日本Sakai的液晶面板工厂十分感兴趣,希望能够在2016年初进行资产评估。据悉,这家工 厂主要生产电视机所用的液晶面板,而该工厂的股东包括夏普和鸿海集团,双方各自持有38%的股权。有消息称三星方面希望获得夏普持有的38%股权。
《日经新闻》表示,一位不愿意透漏姓名的夏普高管表示,自从2013年以来,三星电子已经对于Sakai的资产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不过因为这家工厂属于鸿海集团和夏普共同所有,因此夏普无法单方面作出转让股权的决定。
而富士康内部人士则表示,鸿海在完成夏普公司收购之后,可能将Sakai工厂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三星电子。
此前报道称,鸿海与夏普双方交易谈判的最后截止期限是2月29日。但今日,共同社表示,夏普董事会已结束关于收购计划的讨论。
在夏普接受富士康7000亿日元收购提议的消息放出后,夏普股价一度上涨5.8%,随后又逐渐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