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馬來西亞人都覺得政府沒有把事情做好。可是我們也沒有證據,政府到底哪裡沒有做好。」《中國好歌曲》學員、馬來西亞音樂人湯小康情不自禁地跟南方週末記者討論起「馬航失聯」事件,「只有等真正確定的消息出來,我們才能信,但是那可能要靠大國,像中國才能做得到,小國、馬來西亞做不到。」
早些年,在馬來西亞的小鎮上,湯小康的父母賣糖水時總是備著個小喇叭喊:知道《情非得已》嗎?是我兒子寫的!後來,湯小康很久沒再發新歌,生活也處處不如意。他父親便常看著他嘆氣:「哎,你沒運走。」
《中國好歌曲》導演沈寧第一次看到湯小康時,他鬍子拉碴,頭髮也很久沒修過,卻認真地打了髮蠟。看得出,他希望這檔節目能給自己帶來新的機會——儘管在馬來西亞的選秀節目裡,他都坐在導師席上。
沈寧原是《中國好聲音》的副導演,在她看來,「好歌曲」學員和「好聲音」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看起來大多沉默、壓抑、敏感,還帶點兒神經質,「好像含冤多年似的」。
滿族姑娘烏拉多恩從第一次到節目組開始,眼淚就沒停過。一直到正式上台前,導演組都還在勸她。一首自嘲的《鳥人》唱完,導師座上的劉歡、周華健、蔡健雅、楊坤四人全部「推桿」(相當於《中國好聲音》中的「轉身」,表示導師願意選擇此歌),這姑娘的眼淚又瞬間決了堤——自打入行起,烏拉多恩埋頭寫了二百多首歌,從沒得到過什麼認可。
2014年3月18日凌晨2:00,第一季《中國好歌曲》決賽在嘉興學院體育館錄製完畢;兩天後,節目如期在CCTV3播出。請來了吳青峰、費玉清、羽泉、鄭鈞助陣的這檔節目,收視率是1.81(CSM48城市網),排在週五當日全國節目的第三名。
決賽那晚,張嶺把嘉興學院體育館變成了自家酒吧,紅色的「CD BLUES」標牌從體育館穹頂上懸垂下來,他抱著貝斯站在台上,一旁,是手指翻飛在琴鍵上的劉歡。
「慢著,慢著,歡哥,我真的有話要對你說。」他唱道。
「我這不在這兒呢嗎?有話你就說吧。」劉歡答唱。
像兩個老友坐在酒吧裡,你一杯我一杯,一直喝高到不省人事,心裡那些苦悶全都掏了個底掉:「那個女人她說愛我,可她跟別人都這麼說。」這是《喝酒BLUES》的第三次改編,前兩次都是張嶺一個人的訴說。
第一次是盲選,歌到一半,劉歡「推桿」,導師椅前的擋板落下,劉歡看到張嶺,起初大笑,然後跟著音樂手舞足蹈,最後開始抹淚花:「我萬萬沒想到是他啊!」他向周華健和蔡健雅介紹:「這個人叫張嶺,是北京太資深的音樂人了,中國最好的貝斯手之一……可是你怎麼上這兒來了?」
早在1980年代,張嶺就已經算「腕兒」了。1986年他和朋友們組過一支叫「五月天」的樂隊。樂隊吉他手何勇後來成了「魔岩三傑」之一,主唱秦勇後來成了「黑豹樂隊」的主唱,張嶺卻「趁著」那個搖滾樂最好的年代,跑到澳大利亞進修了五年爵士貝斯,回來以後在崔健樂隊做樂手,有過自己的音樂廠牌,現在的主業是開酒吧。
張嶺並不是「好歌曲」上最大的腕兒。他的老朋友馬上又,給《建黨偉業》、《搜索》、《趙氏孤兒》等幾十部電影作過曲,也給那英、田震等人當過製作人,來「好歌曲」唱歌,是他平生頭一次為自己的事兒忙活超過三個月;50歲的香港人柳重言喜歡反著戴頂灰色的鴨舌帽,唱起歌來空氣裡都飄蕩著1990年代香港的味道,他選了楊坤做導師,因為「楊坤老師最懂fashion(時尚)」,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王菲唱的《紅豆》。
更多的人雖算不上大咖,但也不是默默無聞。民謠歌手趙雷早就有著一批豆瓣粉絲,他在北京唱一場LIVE(現場),最多的時候也來過千把人捧場;彝族音樂人莫西子詩寫的歌不多,但有一首叫《A Jie Lo》(《我不怕》),2012年吉克雋逸在「好聲音」上把它唱火了;就連謝帝那首R&B《老子明天不上班》,也早就是成都人民耳熟能詳的「神曲」了,只不過搬上中央三套的時候,他沒忘把那些「川罵」、不和諧的詞兒統統改成對音樂孜孜不倦的追求——「老子」兩字理論上也不合適,可去掉「老子」,歌都沒法唱了。
這些人都是節目組挖地三尺找來的。從2013年5月起,有長達五個月的時間,「好歌曲」的幾個導演幾乎天天都在聽歌——唱片公司推薦的,創作人上傳到各種音樂網站的,一天七八十首,魚龍混雜、頭昏腦漲。有一陣,每個工作人員都被鼓動著天天在家翻舊磁帶,專找磁帶上那些不知名的作曲人。
那時候,京城的創作人好像都知道「好歌曲」了。為鳳凰傳奇寫過《荷塘月色》、《最炫民族風》的音樂人張超曾經誇張地描述過那種「奔走相告」、「好像創作人的春天就要到了」的氛圍。最後很多人因為「唱功差」沒能入圍,這讓張超很生氣,他髮長微博吐槽:「我沒聽錯吧?沒有進中國好歌曲是因為唱得不好?」
「沒辦法,沒有完美的節目形式。」2014年3月18日凌晨1點,「好歌曲」決賽錄製現場監控室,屏幕上劉歡正彈著鋼琴唱著他的新歌《夜》,燦星總裁、「好聲音」、「好歌曲」的出品人田明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觀眾更關注的是人,這也是我做這麼多年真人秀最深的體會,既選歌又選人,效果是最好的。」
「唱作人」的建議是劉歡提的。他曾就「選什麼」的問題和田明討論過各種可能:給創作人搭檔一個歌手;或者請歌手唱一首新歌,不論是誰寫的。最後都覺不妥:「到最後,人們還是只會關注到唱歌的人。」
劉歡對「好歌曲」的摻和,遠多於此。「推桿」就是他的設計——操作桿控制的擋板,其實是一個音樂台,上面有提詞器,也有音箱。他會跟舞美商量舞台的色調:能不能營造出錄音棚的感覺?也會專門問主持人要來稿子,校對一遍音樂名詞;還會看著台上綵排的學員說:「我覺得你穿那個顏色好看」;甚至有好幾回,他還去跟了後期剪輯。
事實上,就連《中國好歌曲》本身,也是劉歡的主意。
還在《中國好聲音》做導師的時候,選手金志文曾用一首《為愛痴狂》換了三位導師轉身,惟一沒轉的是劉歡。可當時金志文泣不成聲地說:「大家可能不太瞭解編曲這個工作,編曲真的很累、很壓抑。」震撼最大的是劉歡。
「好聲音」還在播,劉歡就迫不及待要和田明做「好歌曲」。有段時間,劉歡在紐約的家裡天天看美國選秀節目。田明也飛過去,倆人「七日談」,達成的共識之一是:這節目收視率可能不會高。
可2014年1月第一集「好歌曲」播出後,收視率竟達1.9(全國網),霍尊的《卷珠簾》還一舉衝進百度音樂熱搜榜前幾位。此後,盲選階段的「好歌曲」一直維持在1.7(全國網)以上的收視。直至對戰階段節目開播。
田明和劉歡原本的計劃是,在對戰和決賽階段繼續推新歌。但考慮到《卷珠簾》這樣的歌勢頭還算不錯,節目組後來改了計劃:繼續改編原來的歌,推出「豪華版」和「超白金豪華版」,把一首歌一推到底。
結果,細微的改編觀眾聽不出來;動靜大的又多半被吐槽,「好歌曲」收視率此後果然下跌。
稍有地位的唱作人,在接受「好歌曲」邀請時都有點猶豫。「瞻前顧後,怕輸。也有比馬上又還大的腕,投了小樣,沒中。」音樂總監安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最後,讓張嶺站在台上的,是推廣中文布魯斯的熱情;馬上又,是真正想為自己忙一回;柳重言唸唸不忘的,是要站在大舞台上唱歌給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粉絲——他的初戀女友,在23歲時便早早離世了。
讓莫西子詩決定走一遭的,是《A Jie Lo》。
《A jie lo》是莫西子詩創作的第一支歌。2008年,從四川大涼山裡走出來,剛剛北漂一年的莫西在鼓樓做導遊。大冬天沒什麼客人,他去一個朋友那兒坐著,思緒飄浮:眼下的工作既辛苦又沒有前途,這一年過得有點渾渾噩噩,是不是該回家了?看著窗外行人步履匆匆,各自為生計奔波,他似乎也找回了那麼一點兒勇氣,順手拿起琴絃掃了掃:「時光流轉,歲月滄桑,無論嚴寒或酷暑,無論傷痛還是苦難,不要怕,不要怕……」
他把這首歌賣給了原彝族樂隊「山鷹組合」中的「黑鷹」瓦其依合。2009年,《A jie lo》改名《不要怕》,出現在瓦其依合首張個人專輯裡。
「山鷹」其實是莫西子詩的音樂啟蒙。莫西讀初三的時候,「山鷹」到莫西的學校裡拍MV,三人坐在草地上彈唱,那是莫西子詩第一次聽到吉他的聲音,覺得美妙極了。在那之前,他只在親友結婚、生子、蓋新房的時候,見過長輩們彈口弦、月琴、馬步……那時他對這些民族樂器十分無感,到了北京,那些聲音卻總迴響在他腦海裡。現在,他正一點一點地「學回去」。
《A jie lo》後來因為彝族歌手吉克雋逸的演唱變得人盡皆知,可很少有人知道這首歌的作者莫西子詩。莫西希望能在「好歌曲」嘗試「打開思路」,也希望自己的東西被更多的人知道,「而不是像《A jie lo》,到現在都被很多人以為是彝族民歌」。
湯小康說,上「好歌曲」前,他已經把自己清零,以最平常的心態來享受這場大「Party」,但字裡行間,他還是掩飾不住自己對「紅」的渴望:「楊坤老師火紅,是因為他的作品。紅了之後就有節目走,有商演跑,這些就是藝人能夠生存的惟一希望了。」
因為覺得父親唱歌的樣子很帥,湯小康從小就想成為歌手。12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幫一些馬來京劇團暖場,在京劇演出前唱流行歌,吸引年輕人,一場50馬幣(約合100人民幣)。
1999年,他去了流行音樂更發達的台灣。他知道自己先天條件並不好,「沒有劉德華長得帥,也沒有張學友唱得那麼好」,於是從寫歌幹起,希望有朝一日成為趙傳那樣的唱作人。
唱片公司對待作曲人的方式這十幾年似乎都沒變過:給一份極微薄的生活補助,恨不得你每天都能寫出好幾首歌來,歌賣出去了,會分一點版權費,賣不出去,就繼續寫。有時候,作曲人還會被按照市面上流行的音樂類型,被強行劃分:你寫這種風格的,他寫那種風格的……
剛到台灣的生活就是這樣,湯小康被公司安排住在一個亂墳崗子對面,屋子簡陋,陳設寒酸,夜夜睡不好覺。有段時間公司很久沒發生活費,湯小康就只能拖著房租、餓著肚子。而比所有這些都難受的,是歌寫了一首接一首,卻全被當作垃圾,包括《情非得已》。
《情非得已》是他1999年就寫完的,成功賣給庾澄慶的時候,已經是2002年。這首歌剛剛走紅的時候,湯小康還繼續窩在出租屋裡傻干,睡醒了就做demo,餓了就叫盒飯。直到有天一個朋友來找他:滿大街放你的歌呢!
那年,庾澄慶因為《情非得已》在華語音樂圈包攬了很多大獎,之後,來買湯小康作曲的歌手越來越多,都是一線歌手:劉德華的《月老》,動力火車的《外套》,張學友的《Let me go》……這些人的出場費有的能達到百萬級別。
湯小康知道,這是自己成為歌手最好的機會了,他開始和公司談:能不能給我做一張自己的專輯?公司滿口答應,然後一直拖著。直到2004年,因為簽證過期,湯小康被遣返回馬來西亞,專輯的事再沒了下文。
公司不願繼續給他做專輯,他希望能和公司解約,公司不同意。他就把寫好的歌都收著,不賣。靠著上選秀節目做評委和版權收入,他生活倒也無虞。只是那股怨氣總是嚥不下:「我寫歌賺那麼多錢分給你,你幹嗎不好好規劃我的東西?」
時間一晃就是五年。2009年,和原公司的合約終於到期,湯小康和馬來西亞本地公司「HLD娛樂」合作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瘋了》。
只是此時,歌壇早已忘記他是誰了,唱片最終只賣出了不到2000張。鬱悶中,他寫下《法國老畫家》的旋律,好朋友高見(馬來西亞音樂人)為他填上了歌詞:「天橋底下唯一的家/他自問自答/怎麼沒有人欣賞他的畫……只想回到擁抱1968年的她。」
「我的那個她,就是2002年的《情非得已》。」湯小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很多人想從創作人變成唱作人,是因為我們在這個位置上已經覺得很困難了。」在廣州和南方週末記者碰面的時候,柳重言照例反戴著灰色鴨舌帽,穿著色彩鮮豔的上衣,背著一把亮色大吉他,像個壯實的小夥。說話時,他總是帶著一抹不好意思的笑:「簡單地說,如果我們只是寫歌,可能連生活都成問題。」
「即便寫出了《紅豆》這樣的歌,生活也成問題嗎?」
「《紅豆》的收入,跟其他我寫的、你們聽都沒聽過的歌差不多。」他想了想說。
1999年寫《紅豆》的時候,柳重言寫歌的價碼在7000港幣左右。此時,他已經寫了14年歌。
1985年,當他還在一家工廠畫電路板的時候,就為了寫歌,專門花一個多月工資買回了一台脫軌器,又花了兩個多月的工資買回一把1.5萬的琴。
「花這麼多代價,就想著哪天能靠寫歌賺回來呢。」柳重言自嘲地擠了擠眼,可他寫啊寫啊,寫到1992年才進了唱片公司,又寫到了1997年才第一次給陳奕迅做了專輯,那時,他寫一首歌的價碼才只有三五千。
這些都是預付費。專輯如果賣得好,每半年還可以再分一次錢。可入行才幾年光景,柳重言就慢慢發現,專輯分錢的時候越來越少了。
他記得,1995年王菲要發一張專輯,計劃第二天出街,前一天晚上就可以在一些街角買到盜版了。「正版100塊,盜版只要15塊,小販躲著警察跑,香港也是一樣。」柳重言回憶,再過了幾年,就連盜版專輯都沒人買了,數字時代降臨了。
每年,香港版權協會會寄給柳重言一張清單,清單上列明了每首歌的KTV、演唱會版權收入,即便是《紅豆》,清單上的數字也總是少得可憐——誰讓香港人少呢?《紅豆》最火的地方在大陸,可大陸版權協會的清單,是稀有品種。
湯小康和《情非得已》就不同了,他的市場主要在台灣。《情非得已》火了之後,湯小康瞬間躋身台灣一線作曲人之列,價碼僅在周杰倫之下。周杰倫當時已是巨星,寫一首歌也只有8萬台幣。湯小康的價碼是5萬。
2004年,湯小康簽證過期,被遣返回馬來西亞,此後三年,他都還是「大馬版權協會最高收入創作人」。「基本上都是《情非得已》的。每年大概有個三四萬人民幣。」這些錢從來沒有來自大陸版權協會的,湯小康說:「如果有,還能多個一兩萬。」
「大陸倒是有這麼一個版權協會。但不管用。理論上你應該服務於我,哪裡用了我的歌,你去討債,把錢交給我。但它現在非常被動、不積極,找不著人付錢它也就不管了。」音樂人安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作曲無數,每年能拿到的版權費極少。
電影編曲馬上又到現在還沒見過一張中國的版權清單,「做了一輩子一錘子買賣」。倒是日本人,給他寄過日文版權清單,看著上面為數不多的漢字,大致能猜出他們的意思:「這些歌你已經在我們這兒上過稅了,根據國際法律,你不用再上第二遍稅了。」有一首歌還被特地圈出來,那意思是這首歌稅還沒上,你自己掂量掂量要不要上。
整個1990年代,馬上又基本上靠做職業樂手生活,因為「只靠寫歌根本活不下去」。那時他寫一首歌能賣到一千塊就得偷著樂,「大腕寫個歌也就最多兩三千」。
十年過去,唱片產業默默進入了連王菲也賣不出專輯的年頭,音樂圈人人自危,蒸蒸日上的影視劇成了一部分有專業音樂知識的人的救命稻草。
馬上又是其中一個。他至今想來還覺得殘酷。「一瞬間大家都不買唱片了,好像都覺得做音樂是不需要成本的。」電話那頭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們租錄音棚,錄音棚要租房、要裝修、要買設備,成本轉移到你身上,你錄完一首歌怎麼也得兩萬塊錢。再便宜那就沒法弄了。」
每回做電影配樂的時候,馬上又總得先跟組,少則四五天,多則二十天,來熟悉情節和角色。按照他的形容,「演員可能只演一個角色,電影配樂得用音樂把每個角色和場景都演一遍」。
真正完整地做完一部電影的配樂,還得三四個月。那一百天裡,除了吃飯睡覺、說少量必要的話,馬上又基本上像給自己和外部世界間套了個隔離罩。
這一系列工作的報酬,一般是幾萬到十幾萬人民幣。投資幾個億的大片,和投資500萬的小製作,數目的差別不會特別大。而在好萊塢,電影配樂的預算標準是總投資的8%。像漢斯·季莫這樣的電影配樂大師,製作費加上後期源源不斷的版權費,年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都沒問題。
湯小康最終沒能在「好歌曲」舞台上走得更遠。盲選時,他選擇加入了蔡健雅的陣營。每位導師會為自己的陣營中網羅16支原創歌曲,再從其中挑出8支做成原創大碟。
蔡健雅的原創大碟《美味人生》,最終沒能給湯小康和《法國老畫家》留下一席之地。
柳重言稍好一些,他的《空白的緣分》被楊坤選入了自己的《走進心時代》。但在「主打之爭」中,柳重言並未受到媒體評審太多的青睞,分數不高。那期節目裡,應蔡健雅之邀,柳重言深情唱了一段《紅豆》,劉歡則特意向柳重言表達了敬意。但顯然地,柳重言和湯小康的風格,已經和這個時代流行的東西不太合拍了。
幾週後,第一季《中國好歌曲》決賽,前四名分配很平均,四位導師的學員各佔一席:霍尊的《卷珠簾》、莫西子詩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裡》、王思遠的《她》、鈴凱的《一個人》。
終極PK在莫西子詩和霍尊之間進行。
此時,霍尊已經被央視看中,在蛇年春晚上亮了相,《卷珠簾》也盤踞在百度、騰訊熱歌榜前三甲裡很長時間了。他的家庭背景也不再神秘兮兮:唱《大花轎》的火風是他父親,媽媽仲小萍也是圈內人。
決賽採用101家媒體投票的方式。儘管南方週末記者在現場採訪到的大部分投票媒體記者都表示,被莫西子詩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裡》征服,表示「自己死在了莫西子詩的那首歌裡」。前7撥投票裡,莫西子詩也確實是壓倒性勝出,經過「強力拉票」後,最終,莫西子詩還是以3票之差,「死在了」霍尊手裡。
像所有選秀節目一樣,選秀的最後結果,也許並不那麼重要。
第一屆「好聲音」學員裡,身價最高的是吳莫愁。如今她代言著八個國際品牌,通告上排著一長溜商演。那一屆的冠軍梁博,卻幾乎銷聲匿跡。
李代沫當年讓無數人陶醉在「他的歌聲裡」,專輯《敏感者》卻沒多少人問津,當他再次「強勢回歸」娛樂新聞頭條的時候,是因吸毒被拘。
收視破6的「好聲音」尚且如此,「好歌曲」學員們能發展得好嗎?
田明並不擔心,他有個「大計劃」:撬動華語流行音樂產業。他覺得產業活了,學員、節目,一切自然就活了。要讓音樂產業活,就得改變這個產業的遊戲規則,就像燦星曾經改變娛樂節目製作的遊戲規則那樣。
在「好聲音」之前,一檔娛樂節目的傳統誕生方式是:製作公司做節目,播出平台一次性付錢買節目。節目怎麼做、做成什麼樣,取決於買家手裡有多少人民幣。
燦星不這麼幹,他們要保證充足的製作經費,和浙江衛視簽下「對賭」合約:我砸錢做節目你播出,廣告分成共享。收視率超過2,大頭歸我;小於2,大頭歸你——2這個標準,是根據燦星之前的節目「中國達人秀」2.8的收視率定的。後來,「中國好聲音」果然花了8000萬,賺了好幾個億。
那麼音樂產業最該改變的規則是什麼?「收費。」田明斬釘截鐵。
在田明給自己和燦星畫下的大餅裡,燦星要想率先收費,就得先奪取在音樂產業鏈裡的話語權:用「好聲音」網羅未來中國最有希望的歌手,用「好歌曲」收納未來中國最有前途的好歌,這就攬下未來華語樂壇的「半壁江山」。
但就算拿下「半壁江山」,燦星又能和音樂門戶網站怎麼玩?怎麼防盜版?怎麼讓中國版權協會積極幫創作人收錢,再乖乖把錢送到創作人手裡?
「這一步,我們也還得去談。」田明笑著,誠實地回答。
一部優秀國產電影的誕生,必須把握熱門IP、優秀編劇、資深制作人這些核心要素,也勢必要面對傳統電影制片公司、互聯網巨頭等多方合力下的市場環境。
韓國電影《釜山行》近期頗受好評,該片不僅成為韓國今年第一部票房過千萬的電影,也在中國、美國等地備受好評。據媒體報道,有五分之一的韓國人為該電影票房做了貢獻,該片也成為今年在美國第一部票房過百萬美元的韓國電影,美國爛番茄網甚至給出了93%的好評。
電影《釜山行》截圖
相比韓國電影《釜山行》的風光,國產電影不僅在“保護月”里表現慘淡,還在難得的火熱暑假檔遭遇“寒冬”。問答網站“知乎”上,甚至有匿名評論稱“我們想保護一下他們,他們卻餵我們吃屎……”,簡單粗暴地表述了:國產電影爛片叠出,這個眾人皆知的事實。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國產電影的制作成本主要投入在個別明星身上,導致電影在故事情節、演員陣容、場景布置等方面,長期停留在及格線之下。即使擁有最火爆的IP、有炙手可熱的當紅明星參演,依然難掩敗局。誰來阻止國產爛片,優質國產電影誕生的突破口在哪?
接下來你將看到:
“IP囤積大潮”下,票房收入卻涇渭分明
熱門IP變優質電影,編劇和制作人是核心
導演中心還是制作人中心?先弄清電影制片模式
“IP囤積大潮”下,票房收入卻涇渭分明
國內電影票房快速增長,導致大量資本進入電影行業,作品的版權費用居高不下。
這跟一個常見的投資邏輯有關:“IP自帶的話題和粉絲量可以減少宣傳成本,降低投資風險”,既然熱門IP就意味著令人垂涎的電影票房,自然地,越來越多的市場參與者開始加入“IP囤積大潮”。包括BAT在內的各類上市公司、影視公司、出版商紛紛布局IP產業,自主創作、投資、收購等諸多方式皆有。
國內文學IP供不應求的現狀,讓人不禁好奇:這些大熱的IP改編成電影後,結果如何?投入產出比是否讓人滿意?
-改編自韓寒小說《長安亂》的IP電影《喜樂長安》票房僅184萬;
-改編自蔡駿小說《謀殺似水年華》的同名電影票房僅一千多萬;
……
以電影《喜樂長安》為例,韓寒曾在微博上做過一個關於“讀者希望看自己哪部作品被搬上銀幕”的調查投票,《長安亂》名列前三,期待值可見一斑。然而觀影後,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評論在吐槽劇情差、瞎改編。
電影《喜樂長安》的編劇為竹卿等人,《謀殺似水年華》的編劇為陳果等人,兩部電影的編劇均非原著者本人、此前也鮮有口碑較好的經典作品。
反觀2016年8月票房靠前的幾部電影,
-改編自南派三叔同名小說的《盜墓筆記》票房超9億元;
- 改編自同名電視劇的《使徒行者》票房超5億元;
-改編自顧漫同名小說《微微一笑很傾城》票房超2億元。
細分的人會發現,票房收入不錯的電影不光是有熱門IP,更要有優質的編劇和制作團隊。《盜墓筆記》編劇由小說原作者南派三叔親自擔任,花費2年時間打造劇本;《使徒行者》的編劇為香港著名編劇關皓月,其代表作《潛行阻擊》、《隔世追兇》、《沖上雲霄》收視、口碑俱佳;《微微一笑很傾城》改編自顧漫的同名小說,編劇也是顧漫本人。
熱門IP變優質電影,編劇和制片人是核心
大熱電影《釜山行》,正是重視劇本的最佳例子。該作品的導演延相昊此前一直專註做動畫電影,直到和動畫電影《首爾站》(被看作是《釜山行》的前傳)電影發行方交流時,有人提出了把《首爾站》拍成真人版的建議。至於,為何遲遲不涉足真人版電影?導演延相昊的回答是,“因為覺得還沒有遇到合心意的真人片劇本,所以一直在等”。《釜山行》正是由導演延相昊和作家樸柱錫一同磨了六個月才出來的作品。
動畫電影《首爾站》官方海報
如此說來,要想打造電影爆款,好的劇本必不可少。然而優質的IP不等於好的劇本,沒有編劇的精心打磨,導演也只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首先要強調的是,並非所有的熱門IP都適合改編成電影。IP改編為電影需要符合電影的敘事邏輯,很多編劇在IP的研發過程中只是照搬原作,缺乏精心打磨。
對於適合改編成電影的IP,編劇和制片人是關鍵。目前市場上的編劇資源魚龍混雜,業務模式千姿百態。與影視公司/編劇公司簽約,或者成立獨立工作室均有。
比如,國內最大的編劇經紀公司喜多瑞,旗下擁有簽約編劇70余位;再如,“如戲”公司通過舉辦限時創作比賽,簽約從比賽中脫穎而出的編劇新人。盡管行業內有大量的編劇新人在湧現,但改編劇本的門檻極高,不僅要求創作人員的藝術才情,更要求市場敏銳度。不過,編劇也並非是創作時間越長、越出名,作品就越受歡迎。
而針對電影制作全流程的把控,制片人才是靈魂人物。電影制片公司,往往是接到一個項目後,再去找包括導演、演員、化妝師、攝影等人在內的攝制團隊。所以,對於制片公司而言,核心競爭力在於制片人,他們才是指揮整個電影制作團隊的“將軍”。
導演中心還是制片人中心?先弄清電影制片模式
如果說制片人是靈魂人物,那我們熟知的“導演”又扮演了什麽角色呢?其實,電影制片一般分為兩種模式:“制片人中心制”和“導演中心制”。
“導演中心制”,是以導演為核心的創作團隊,導演在資本和藝術創作上仍然擁有的強大話語權,制片公司會尊重導演的提議。早期的國產電影都是導演中心制。
導演中心制,有可能面臨的尷尬是:導演對藝術的極致追求可能會導致超期、超預算,如果最終電影票房沒有達到總成本的三倍左右,那麽投資人的錢極有可能收不回來。例如,王家衛執導功夫電影《一代宗師》,歷時3年拍攝,囊括第3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十二項大獎,然而,站在電影投資方的角度看,電影並沒有賺錢。
盡管影片逼格、口碑俱佳,投資回報率卻不盡如人意
好在今天,即使是項目外包,大部分制片公司仍然會有制片人參與到電影的品控監管,以保障制作品質精良和預期時間內完成。劇組的會計、出納以及其他財務人員也由電影制片公司指派,以確保花費在預算之內。目前的導演中心制更像是和制片公司的協議項目合作,早已沒有傳統導演獨大的局面。
“制片人中心制”中,制片人全程參與電影制作過程,從前期籌備、拍攝階段、後期制作到審查階段。需要參與到:成本控制、劇本策劃、制作預算、營銷策略等各個工作環節中。目前,好萊塢多以制片人中心制為主。
值得註意的現象是,越來越多的互聯網企業跨界進入電影制片行業,搶占市場份額。目前,電影制片互聯網巨頭主要有騰訊影視和合一影業(由優酷和土豆集團共同成立的公司)。相較而言,傳統制作公司通過公司內部健全的影視制作質量管理和控制體系把控風險。在制作水準、物料配合、宣傳配合包括藝人協調等方面均有較好的專業水平,處於行業前列。
萬達影視占比16%、以67.5億總票房處於領先地位
互聯網巨頭騰訊影視和合一影業緊隨其後,
占比分別為15%和13%
盡管互聯網公司的進入加劇了制片行業的競爭,也為傳統制片公司帶來了大量的合作機會。制片公司分為兩類,一類是參與電影制作,賺取制作費用;一類帶有資本屬性,參與影視投資,賺取33%的票房分賬。目前,由於大制作影片投資預算動輒上億,行業單部影片已形成多家制片投資方的新格局,即一家負責制作,多家聯合投資,根據投資協議來確定各方對影片版權收益的分配。制片公司彼此不是競爭關系,更多的是合作關系。
而互聯網公司憑借視頻網站的預告片花絮等營銷資源來換取部分投資比例和後期播出版權,此外,互聯網公司掌握的平臺“大數據”,包括票務網站電影購票數據、視頻網站電影觀看數據等,也能夠幫助制片人合理預測電影票房、有效降低電影投資風險。
結語
毫無疑問,一部優秀國產電影的誕生,必須把握熱門IP、優秀編劇、資深制作人這些核心要素,也勢必要面對傳統電影制片公司、互聯網巨頭等多方合力下的市場環境。未來,國產電影能否從狗血劇情、渣制作、5毛特效中出走,真正獲得票房、口碑的雙豐收?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