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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無處不在一格一格管城市

人與城市資源，都裝進一個個“網格”里。網格里的動態，都在現代化信息系統的監控中。

手持平板電腦，李少傑踩進“網格”里，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這里是廣州市越秀區農林街竹絲崗社區，占地0.12平方公里。從2013年起，以自然道路為界線，以不同樓宇為切割，整個社區被分成7個網格。

每個網格或呈扇形,或呈圓形，由專門的一位居委會工作人員負責。除了原本負責的城管事務，李少傑現在還多了一個身份——3號“網格”網格員。

2014年7月2日，廣州市城市社區網格化服務管理試點全面啟動。廣州市民政局以每個網格涵蓋200戶，1000人左右，初步將這座擁有1200多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劃分為20777個基礎網格。

信息、電力等資源被裝在一個個邏輯上無差別的格子中，為用戶提供標準的一體化服務。這種依托現代化信息系統建立的格子，被形象地稱作“網格”。而它正好迎合了日益臃腫的城市管理需要。

在不遠的目標里，每個城鎮居民都將住進這樣編好碼的網格之中。每個格子都有專人負責管理。而網格里的動態，都在現代化的信息系統的監控中。

人人生活在“格子”里

國內第一個嘗試城市網格化管理的，是北京市東城區。2004年，它借鑒英國倫敦西敏寺區市政廳的網格化環境管理經驗，以GIS（地理信息系統）為基礎，對城市進行電子化的網格劃分，形成一個網格化的“社會綜合治理”新模式。

隨後，這種模式被推及全國各大城市，甚至一些縣城。

在廣州，老城區越秀區及黃埔區最先試點。從2012年底至2013年初，由公安、民政、衛生等行政部門提供數據，基礎數據庫建設完畢後，網格化管理正式啟動。

李少傑手里型號為A3000-H的某品牌平板電腦，就是那時區里為每個網格員專門設計的新裝備。7英寸的屏幕上顯示出一個名為“網格化管理系統移動平臺”的應用，連接著網格員和統一的指揮中心。

在“網格化”後，竹絲崗社區居委會沒有增員。居委會原有的各條線上負責人，成為新劃分出的網格的管理員。

李少傑負責的“3號網格”涵蓋戶籍人口1309人，流動人口113人，各個部門提供的信息，都在平板電腦連接的數據庫中。

李少傑步行將近二十分鐘，就能繞他的“3號網格”一圈。不過，按照網格化管理的要求，李少傑每個工作日上下午各需要花兩個小時，在自己的網格里巡邏。

竹絲崗社區居委會主任任誌軍介紹，如果網格內發生的恰好是自己分管的事情，那麽網格員就要自行處置；如果是別人條線上的事情，那麽網格員就充當信息員，協調那個條線上的負責人過來對接。

這種緊急處置堪比110。網格員拍攝現場圖片後，通過平板電腦即刻傳到統一的指揮中心，並被分發下去，就能獲得相應部門的響應。

不過任誌軍還是覺得，雖然將人對應到區域了，事情能夠被更快地照應到，但是之前缺的人力、專業水平，還是缺。

網格員自身也被裝進格子里。他們每天的工作，都要通過這個平板上傳。某項任務要是超過一定天數還未完成，平臺上也會亮起紅燈，“這是監督，也是個壓力”。

“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街”

李少傑是居委會里不多的男性工作人員，從2008年開始負責城管事務，這是公認的棘手活兒。大概是這個緣故，小區里的一個菜市場，就被劃到了他管的3號網格里。

2015年1月3日中午11點左右，李少傑在自己負責的網格巡邏。在執信南路68號，一對三四十歲的夫妻正在賣餃子，他們的攤位擺到了人行道的路面上。

李少傑估算，賣餃子的頂多也就在違規的位置賣了十幾分鐘。都是熟面孔，一經指出，賣餃子的攤位就收了回去。老板同時表示，還要在旁邊再拿一個鋪位，下回光明正大地擺出來。

進入市場之前的一個拐角處，李少傑又遇到一個非要把運貨的箱子擺在路邊的人，“他擺完第二天都會收回去，只能叫他擺整齊”。

李少傑並不是每次都拿出平板進行拍照，每個月5單協同治理，20單民情日誌的網格員指標不難完成。

“全部發了門前三包的，很多時候就是說兩句他們就聽了”，實在勸誡無效，才會真正實施“協同治理”——上傳文字、照片至指揮中心，隨即指揮中心會下單到對應的城管中心，城管人員就會在短時間內響應，過來執法。

居委會是城鎮居民的基層自治組織，身份同時為居委會專幹的網格員並沒有執法權，他們往往充當信息員，協調相應條線上的行政力量處理事務。

更經常的情況是，網格員對基層各類情況本就熟悉，行政力量介入之前，網格員的先行處理就能“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街”。

在六榕社區對媒體播放的宣傳片里，某棟居民樓前一袋未分類垃圾剛一落地，就被巡視中的網格員發現，於是拍照上傳至指揮中心。指揮中心下單到分管垃圾分類的部門，隨即有專人上門將這袋垃圾的主人找到，並勸誡其分類之後，將垃圾扔到相應的綠色垃圾箱里。全部動作的完成不過幾分鐘。

在標準的網格化處理流程中，這就是理想的效果。

“眼睛”：大媽與攝像頭

同屬越秀區的六榕街盤福社區的網格化從2012年11月就開始了。從那時起，一直在盤福居委會做民政工作的張思君就擔任了第二網格的網格員。

在廣州全城整治“住改倉”（即住房被私自改作倉庫用）時，對於一扇一直關著的門，即便是網格員上門也很難了解到情況。

好在有大媽。

“住他隔壁的阿姨，出出入入，總是能瞄到里面，她們很清楚情況。如果有人把居住用房改成倉庫，隔壁的阿姨她們第一時間就會跑來跟我們說，因為她們也擔心自己的安全。”張思君說，這種靠爆料解決的事，每個月能有四五件。

“網格員去走訪的時候，有一些居民是很熱心當你的爆料人的。”張思君在巡邏的過程中，經常遇到一些居民主動來說，哪里搬來了一些新住戶，哪里是出租屋。

除了熱心大媽外，網格員們還有更厲害的眼睛——攝像頭。

網格化管理之後，盤福社區在公共場所新增了32個監控攝像頭，覆蓋了每一個進出入口、交叉巷道。在指揮中心的演示文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32個攝像頭捕捉到的實時畫面。

另一些稱為“大眼睛”的攝像探頭，安裝進了一些高齡獨居孤寡老人、殘疾人的家里。

“一開始很多老人擔心涉及隱私，不願意裝。我們就跟他們說，這是不對外的，而且是街道出資，也不用你們花錢，是為你們安全著想的。”張思君說。

2014年2月，新安裝的攝像頭里顯示，有一位94歲的老奶奶一直在床邊坐著。社區工作人員察覺出不對，就打電話過去，也沒有得到回應。“她是想動但是動不了。我們就馬上找消防人員破門，然後送到醫院。才知道她是晚上上廁所的時候，腳軟，就倒在了床邊。”

盤福社區里的徐阿姨每天都要去晨練，風雨不改，工作人員在攝像頭里總看不到她。工作人員於是就跟她約定，在她每天出門之前，都跟“大眼睛”攝像頭打聲招呼。“那麽我們把視頻倒回去看一下，就可以大概了解到情況。”

找上門來的，還有各種煩惱。網格員們所管轄範圍和個人手機，都做成一塊板子釘在居民樓門口。有些居民就認為，網格員什麽都管。因此，小到門上的螺絲釘掉了、下水道堵了這樣的瑣事，居民也會在夜晚打電話給他們。“我們也沒辦法。”

竹絲崗社區的網格化推行了兩年了，但仍有一些居民沒感覺它的存在。在南方周末記者的隨機探訪中，李少傑所轄網格內一間餅屋、一個水果攤的售貨員和一個報亭的老板都表示對“網格”一無所知，盡管他們多為老住戶，網格員的二維碼信息就在離他們幾米處的側墻上貼著。

“哨子隊”：發動群眾

在六榕街道盤福社區，有個“哨子隊”，以走街串巷吹哨子得名。

“哨子隊”並非官方組織。它最早出現於2006年左右，正是廣東多地飛車搶包頻發的時候。盤福社區幾個退休了的老黨員平日里無事，就想了個法子，在脖子上掛了個哨子，在社區里到處“巡邏”，一旦發現有飛車搶包黨，立刻吹響哨音，試圖震懾歹徒，也提醒前前後後的路人註意，並給民警指出歹徒方向。

不久，廣州全面禁摩，市區內再也見不到機動摩托車，“哨子隊”卻保留了下來，而且有越來越多的退休黨員加入進來，規模從幾個擴大到幾十個。現在的“哨子隊”成員幾乎都年逾花甲，甚至有超過80歲的老人，且清一色是黨員。

在網格化管理後，“哨子隊”成了盤福社區對外宣傳的特色之一。現在需要他們吹哨子示警的機會很少了，但哨子仍然作為他們的統一標識。而他們的作用不僅限於治安方面。網格員下去走訪時，“哨子隊”的老同誌們常會主動向他們反映出租屋、市政建設等方面的問題。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講師吳強曾專門對各地的網格化管理模式進行比較研究。他在一篇論文中寫到，在山東新泰市（縣級市），縣城的所有出租車司機和環衛工人都被“聘”為“信息員”；市里成立“平安協會”，由當地政法委和鄉鎮黨委領導，以治安防範為主要功能，吸收地方“三老”（即老黨員、老幹部、老模範），從事社會矛盾調解。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試行網格化管理的城鎮，多以城管工作和治安維護為主要工作內容。

《新華日報》2012年的一篇報道《八千信息員繪出社會管理新圖景》稱，擁有76萬人的江蘇省盱眙縣在全縣布點近8000名信息員(2014年最新數據超萬名)，推進網格化管理與服務，詢訪民情。該縣縣城所在地盱城鎮一份創新小區網格化管理的試點工作方案，明確將維護小區穩定作為主題。

“現在出租車司機、三輪車主、保潔員、送奶工、看自行車的……都是我們的信息員。”縣“創新辦”副主任徐學文在接受采訪時說，“如果訂奶戶兩天不拿奶，送奶工就會上報。”

在吳強看來，2011年之後，群眾路線或者社會管理創新，都指向一個正在生成的制度化控制的社會。“在未來城市會積極建設網格化，但是我們沒有制衡的力量。我們會高度關註（這些變化）。”

（李少傑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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