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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企賽諾菲被曝以「研究經費」為名向中國醫生行賄

近日，有爆料人向媒體舉報，知名藥企法國賽諾菲公司涉嫌向北京、上海、廣州、杭州4地的79家醫院、503位醫生行賄超170萬元。浙江省衛生廳、北京衛生局均已表示將對此展開調查。同時，部分涉事醫院也表示將對此事進行調查。

而據賽諾菲發給人民網的聲明稱，「賽諾菲非常重視相關報導中提出的事宜，並已啟動相應工作程序，以我們一貫遵守法律和道德義務的態度進行核實。目前，賽諾菲尚不能確認報導中所指的發生於2007的事宜。」

據《21世紀經濟報導》8月8日報導，近日，代號為「培根」的爆料人向該報提供了四份材料，舉報世界醫藥巨頭法國賽諾菲公司在2007年11月前後，向中國北京、上海、杭州及廣州的79家醫院，503位醫生，借「研究經費」（「研究者費」）名義，支付約169萬元的費用。

這些舉報材料還顯示，除了這79家醫院，從2007年5月至10月，賽諾菲還向北京地區的另外5家醫院，四十餘位醫生，通過現金報銷、禮品贈送等方式，輸送利益兩萬多元。

「培根」亦稱，他提供的材料，僅僅是「冰山一角」。即使是北京，也還沒有把所有的北京大醫院和二級醫院全包括進去。如果全部統計到的話，會更加「觸目驚心」。

爆料人「培根」始終迴避自己的身份。賽諾菲的數位前員工則表示，從「培根」所掌握的材料判斷，他可能是，或至少曾是賽諾菲中國公司的高層職員。

衛生部門：將進行調查

浙江衛生廳微博8月8日做出回應稱，「看到網絡關於賽諾菲內部人自曝行賄中國醫生的報導後，我廳高度重視，在第一時間部署開展調查。目前網絡報導中所列的我省有關醫院已經開展自查工作。」

另據《北京青年報》報導，同日晚，北京市衛生局新聞發言人鐘東波表示，市衛生局已經關注此事，並將協同紀檢等相關部門開展調查。他還表示，醫療行業早已明令禁止收受商業賄賂，此次調查結果水落石出之後，將按照法律法規對違法人員進行查處。

涉事醫院：已著手調查

《羊城晚報》報導，廣州16家涉事醫院除5家是區級醫院外，其他都是國家、省、市級三級大醫院。記者在這些醫院採訪時發現，他們大都關注到這條消息，也已著手調查瞭解此事。

廣東省人民醫院相關負責人表示，正在院內進一步核實情況。廣州醫科大學二附院負責人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醫院的確有報導所涉及的藥品，「明天回院會安排有關人員去相關科室調查瞭解，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先把事情搞清楚」。

廣東省中醫院相關負責人稱，報導出來後，醫院和公眾一樣高度關注，目前曝光的材料中未提到醫生的名字，也不瞭解他們是如何操作，因此首先要做調查瞭解，確認是否有醫生違規，「如果有，毫無疑問要嚴肅處理！」

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一位負責人直接回應稱：「會做進一步的調查和核實。如果情況屬實，證據確鑿，一經查實，將會嚴肅處理！」

研究經費還是賄賂款？

據前述21世紀經濟報導，爆料材料的「付款信息」備註可看出，這些費用的名目是「研究經費」。爆料人「培根」表示，此類虛假的「研究費」與「虛假的講課費」類似，都是「行賄由頭」，實質就是醫生開藥的「回扣」。賽諾菲公司支付給醫生們的標準是，每個病例80元。對於每位醫生的費用，有的是一次性付款，有的則是分批次付款。

包括前賽諾菲員工在內的多位外資醫藥企業代表也證實，以「研究費」或曰「病例觀察費」名義向醫生輸送利益的做法，非常普遍。其目的，就是為了「規避各自公司的『合規』要求」，但擺脫不了「商業賄賂」的嫌疑。對於為什麼要輸送利益，受訪的醫藥代表們回答：「很簡單，如果不給錢，醫生們就不會開我們的藥。」

前述《21世紀經濟報導》報導中，賽諾菲公司介紹稱，在公司管理的臨床試驗中醫生可以因其付出的勞動而獲得報酬，這被稱為「研究者費」。賽諾菲也在發給人民網的聲明中稱，上市後臨床監測有助於藥企更進一步瞭解新藥的治療價值，並給醫生制定合適患者的恰當的個體化治療方案提供有價值的學術信息，在全球醫藥行業被普遍採用。

一位在醫藥界工作多年的人士對《南方日報》記者表示，「研究經費」是藥企賄賂行為中一個相對隱蔽的方式，表面上可視為贊助醫學研究，不算賄賂。但從另一個方面看，有的醫生從醫藥公司那裡獲得「研究經費」，他們如何花費這些錢，外人很難知曉。如果藥企還將此費用的成本轉嫁到患者身上，就更不應該容忍「研究經費」的贊助行為。

「在外資藥企中，賽諾菲算是相對較收斂的。」一位賽諾菲前員工表示，賽諾菲總部對商業賄賂方面的問題一直很重視，中國區專門設立了一個「合規部」分管有關事宜。而且，日常工商部門也會對公司財務部門進行檢查，廣州地區工商部門查得尤其頻繁。不過，他同時指出，「醫藥商業賄賂醜聞」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這是業內的行規。類似的事情在世界各國的醫藥供銷領域都是存在的，只不過在中國一些地方更為普遍。「不光外企，國內的製藥企業也一樣，有的賄賂行為更直接、更大膽。」

據財新網報導，商務部一位研究人士稱，國內近些年在打擊醫藥購銷領域的商業賄賂方面已有不少動作。他介紹稱，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到2011年，全國衛生系統共查處案件10500多件，2011年查處商業賄賂案件169起，涉及金額4231萬元。2012年深圳市全市、區13家醫院的16名管理人員以涉嫌受賄犯罪立案偵查，其中包括9名正、副院長，7名科室負責人。

有業內人士表示，醫藥界收受變相回扣的情況已是行業積弊。以賽諾菲所說的「上市後臨床監測」為例，如果參與四期臨床試驗的醫生根本沒有履行所謂病例觀察研究的職責，只是「填單子、報名額」，就涉嫌變相收受回扣了，而類似的情況則十分普遍。

但也有業內人士表示，輿論壓力下，醫藥企業或醫藥代表有被妖魔化的傾向。藥企與醫生、藥企與醫療機構之間需要正常的交流與合作，「任何一種新藥的開發都可能有副作用，通過醫藥代表、藥企與醫生、醫院的交流，才能更多地瞭解這個藥的特性、特點以及適用的環境、患者的群體以及它可能產生的負作用。」他認為，所謂研究者費與藥品的直接「回扣」不同，跨國大藥企大都建立了合規管理制度，只要在合規相關規定範圍內，都屬正常。

賽諾菲、勃林格殷格翰業務互換交易將於今年底完成

賽諾菲(泛歐交易所：SAN、紐交所：SNY)與勃林格殷格翰公司的業務交換交易，預計在2016年底結束。在這之後，賽諾菲和勃林格殷格翰，將分別在消費者保健以及動物保健領域，形成全球領先的優勢。

6月27日，賽諾菲和勃林格殷格翰簽署業務交換協議。該協議涉及的是估值為114億歐元的賽諾菲動物保健業務(“梅里亞公司”)，與估值為67億歐元的勃林格殷格翰公司消費者保健(CHC)業務之間的交換。差價部分，則由勃林格殷格翰向賽諾菲支付47億歐元現金。

不過，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在中國的CHC業務並不包含在這項交易之中。

勃林格殷格翰執行董事會成員韓世邁曾向第一財經記者解釋說，CHC業務在中國運行的時間並不是很長，一些產品同時以處方藥、非處方藥銷售，而且中國市場CHC業務還包括了中成藥，考慮到這些因素，因此此次業務交換就將中國市場排除在外。

勃林格殷格翰方面表示，協議簽署前，雙方進行了6個月的談判並審核和討論了交易細節，其中包括業務互換的具體範圍，以及如何確保交易符合監管要求。

此項業務互換，始自2015年12月，雙方彼時開展了排他性談判。

通過這項交易，賽諾菲將會整合除中國市場外的所有的勃林格殷格翰的CHC業務。根據2015年的全球銷售數據，聯合的CHC銷售額合計大約是49億歐元。

同樣，賽諾菲旗下的梅里亞公司也將與勃林格殷格翰現有的抗寄生蟲、疫苗和制藥等專業領域中的產品和技術業務合並。根據2015年的全球銷售數據，勃林格殷格翰的動物保健業務將會實現銷售額翻倍至大約38億歐元。

不過該項交易，目前仍然要等待不同地區監管當局的批準。

勃林格殷格翰和賽諾菲方面則表示，過去幾個月中，雙方與法國和德國的相關社會機構以及有關監管當局進行密切協商，為實現業務互換奠定了基礎。

緣何要做此次業務交換?

在CHC領域，勃林格殷格翰消費者保健公司是世界第八大消費者保健公司，2015年的銷售額是15.1億歐元，貢獻了勃林格殷格翰10%的凈銷售額。主導品牌包括了鎮痙劑百舒平®(2015年銷售額2.23億歐元)、瀉藥樂可舒® (2015年銷售額2.25億歐元)、止咳藥沐舒坦®(2015年銷售額1.68億歐元)等。

而賽諾菲CHC業務2015年的銷售額是34億歐元，主要品牌包括過敏癥產品 Allegra®(2015年銷售額4.24億歐元)和Nasacort®(2015年銷售額1.22億歐元)、止痛藥Doliprane®(2015年銷售額3.03億歐元)、No-Spa®(2015年銷售額0.88億歐元)和Dorflex®(2015年銷售額0.81億歐元)等。

在動物保健領域，賽諾菲旗下的梅里亞擁有三個主要業務領域：寵物、農場動物和獸醫公共健康，2015年銷售額超過25億歐元。而勃林格殷格翰動物保健則是世界上第六大動物保健企業，2015年實現了大約13.6億歐元的凈銷售額，占到勃林格殷格翰凈銷售額(148億歐元)的9%。

考慮到收購CHC業務的預期貢獻等因素，賽諾菲預計整個交易不會對2017年的企業每股利潤(EPS)產生影響，並且在隨後的年份會有增值作用。

勃林格殷格翰執行董事會主席柏安德(Andreas Barner)說，作為一家以研究為基礎的制藥公司，勃林格殷格翰將大幅增強在未來動物保健市場中的地位，並可能成為這個細分市場中最大的全球參與者之一。

賽諾菲首席執行官白理惟(Olivier Brandicourt)則表示，這次業務互換將為賽諾菲的消費者保健業務帶來一個擁有高認可度品牌的互補型組合，能夠實現中期和長期的價值創造，並提高賽諾菲在一些主要國家中的市場滲透率。

根據雙方在談判開始時的承諾，法國里昂和圖盧茲將成為勃林格殷格翰動物保健業務的主要運營中心，其中包括在里昂的運營、研發和制造設施，以及在圖盧茲的生產工廠。

而對於勃林格殷格翰來說，由於美國市場是梅里亞業務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勃林格殷格翰將特別註意美國業務的發展。同時，德國將成為賽諾菲CHC業務的一個關鍵中心，尤其是腸胃以及咳嗽和感冒分類產品。

專訪賽諾菲全球CEO 跨國藥企未來五年戰略揭面紗

基層、基層還是基層。這是一年前以“空降兵”姿態接掌法國最大藥企——賽諾菲的新任掌門人白理惟(Olivier Brandicourt)制定的針對未來五年中國市場的戰略。

在10個月前，上位未足一年的白理惟提出了賽諾菲針對全球市場的未來五年規劃，指出將在包括中國在內的重點國家和地區，對資源分配進行優化，同時進行工業事務布局的改善，並有針對地發展創新項目。

而這是這家日漸激進的法國藥企近五年來再次重申新興市場的重要意義。在賽諾菲全球業務版圖中，中國市場的占比約5%，是新興市場中最大和增長速度最快的市場。

核心仍是滿足基層需求

“我們在中國的發展戰略在未來將聚焦在三個層面：核心業務仍是滿足基層醫療需求，此外我們將戰略拓展包括縣域市場在內的地域覆蓋，其三我們也希望可以通過中國的研發平臺給集團帶來更多創新。”日前，賽諾菲集團首席執行官白理惟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透露了該公司未來五年在華的戰略規劃，在整個采訪過程中，“基層”二字被白理惟反複提及。

事實上一直以來，這家法國最大的制藥企業就從未掩飾過對於中國基層市場的渴望。早在2011年，賽諾菲便率先成立基層事業部，以期借此持續推進其在基層市場的布局。

根據此前中康資訊的統計數據，截止2015年城市等級醫院市場占整個藥品市場55%的份額，縣域等級醫院市場占比18%，城市基層醫療市場占比6%，農村基層醫療市場占比5%，零售藥店則占16%份額。其中，城市等級醫院的市場占比呈下降趨勢，反之基層市場開始上揚，而隨著醫改的持續推進、醫療服務市場向社區醫院、基層衛生中心下沈，基層市場的市場份額仍將提升。

對於賽諾菲來說，除了在產品布局上，圍繞糖尿病、心血管、中樞神經系統、腫瘤產品這些基層市場需求比較多的藥物進行布局外，他們還希望通過移動醫療、區域布局來深耕自己在中國基層領域的戰略地位。

“賽諾菲是在中國市場第一個以獨立事業部走進縣域市場的外資醫藥公司，在未來我們也希望能夠繼續不斷地擴展這個領域，現在我們已經覆蓋了中國1200多個縣域，我們非常希望能夠繼續參與到這個市場中並有所作為。”白理惟對記者透露。

事實上不僅僅是賽諾菲，包括諾和諾德、禮來制藥、諾華、輝瑞以及醫療器械企業飛利浦、美敦力及 GE 醫療等，在今年都不斷“走出”一線城市三甲醫院，向常年由國內藥企“盤踞”的基層醫療市場進軍。

不過對於這些跨國藥企來說，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是由於此前基層市場由國內藥企深耕，而且藥品結構以基藥為主，對於外資藥企而言，亦有可能會出現原研產品“降價肉搏”仿制藥的局面。

主動適應在華“新常態”

如果說對於跨國藥企來說，尚未成熟的基層市場充滿了機遇，那麽對於市場占比更大的等級醫院市場，則是充滿了挑戰——為了適應在華增速的下降，跨國藥企巨頭不得不采取“降價換市場”的戰略來刺激銷售的成長。

根據《亞洲制藥新聞》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第一季度，10家主要跨國藥企的銷售額平均增長11%，相比2014年全年的平均增長率低了1個百分點;而同期中國本土醫藥企業利潤率在2014年下滑至5.3%後，2015年第一季度已回升至6.9%;利潤水平在2015年初迅速升至26%。

今年5月，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公布，慢性乙肝一線治療藥物替諾福韋酯、非小細胞肺癌靶向治療藥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3種藥物價格降幅均超50%。三個月之後，此前退出藥價談判的上海羅氏制藥也忍不住“退步”，主動將其旗下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靶向藥物厄洛替尼(商品名為特羅凱)降價30%。

“目前中國藥物市場的凈增長大概是6%~7%，但整個市場增長率仍要比很多國家快。所以對跨國藥企來講，如果有適合的產品，我們也是做好了價格談判的準備，因為這樣有可能帶來潛在的量。”白理惟表示。

但現實中“降價換市場”並非想象中容易。

根據第一財經此前的報道，在醫保控費、各省單獨招標的種種因素影響之下，藥價談判公布後的三個月，不少重磅藥物仍未能順利走進一些省份的醫保體系。

賽諾菲中興功臣曾和禮 | 完美人物誌

在國際醫療領域里，如果要找一位同時具備深厚科研、政府、企業履歷的全面人才，曾和禮當仁不讓。

這位被視為全球生物科學領域領軍人物的科學家，2011年在全球藥企巨頭之一的法國醫藥集團賽諾菲發展出現轉折的關鍵時刻，出任其全球研發總裁，力挽狂瀾，將創新重新帶回到賽諾菲。

先研究疾病再研發藥物

曾和禮事業發展的起步是從美國最著名的醫學院——位於馬里蘭州的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開始的，1985年曾和禮離開家鄉阿爾及利亞來到美國霍普金斯醫學院深造，專業是研究放射和核磁共振。1995年~2002年期間，他擔任該院執行副院長。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就已經是當時非常有思想的創業先鋒。基於他發表的眾多在CAT掃描(ComputerTomography)領域和核磁共振領域的200多篇學術文章和8個專利。並先後創立了5家公司，包括ComputerizedImagingReferenceSystems(CIRS);AdvancedMedicalImaging;BiopsysCorporation;AmericanRadiologyServices和Surgivision等。其中AdvancedMedicalImaging後來出售給了一家上市公司;Biopsys上市了，並於1997年賣給了強生制藥。

另一方面，其政府背景也極其深厚。早在1985年，他就是美國里根總統時期的白宮顧問;在2002年~2008年布什執政時期，擔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第15任院長，在他領導期間，NIH制定了21世紀醫學研究工作路線圖。2009年曾和禮又出任奧巴馬政府首位總統科學特使，促進美國與全球國家在科研領域的合作。他還在2009年~2010年擔任蓋茨基金會特別研究員。

個人榮譽上，曾和禮一生更是獲獎無數。2000年他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所;2013年又入選美國國家工程院，同時入選科學院和工程院的科學家寥寥無幾。2008年，還曾獲得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授予的榮譽勛章。

以上的成就和榮譽，足以讓其備受尊敬地安享晚年了，但這位光環籠罩下的科學家和企業家，卻在2011年，恰滿60歲時選擇了加入法國藥企賽諾菲出任其全球研發總裁。

這個職位對當時的賽諾菲而言重要性並不亞於CEO。

時任賽諾菲CEO魏巴赫(ChrisViehbacher)一直批評賽諾菲在新藥研發上投入不夠，其一貫主張公司通過並購大舉進軍美國市場。而擁有深厚美國政府和行業背景的曾和禮是魏巴赫最理想的人選。2011年，也就是曾和禮加入賽諾菲的那年，公司斥資超200億美元收購美國制藥公司健贊(GenzymeCorp)，加大了對美國市場的研發布局。憑借對美國市場的轉向，賽諾菲得以成功扭轉了研發頹勢。

在曾和禮的推動下，賽諾菲通過自身結構調整和發展外部創新實現艱難轉型。他重新設計了整個公司的架構，按項目劃分部門，提高了新藥開發的效率。他始終堅持一點“先研究疾病，再研發藥物”，也就是所謂的“轉化醫學”。

經歷了生物醫藥行業30多年的變革，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曾和禮異常平靜地表達著對於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醫藥行業應用和發展前景的看法，耐心且以極其通俗的話語講述極為複雜的醫學原理。

“我加入公司時大部分的項目主要還是公司內部研發項目為主，可是質量並不高，並不是著眼於先了解疾病。我看了當時公司的整個產品線，就覺得這樣的組合並不是非常強勁。”於是他終止了多個對公司不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並以具有前景的創新項目取而代之，與再生元、BioNtech、WarpDrive等公司的合作。

2012年，賽諾菲投資了哈佛教授GregVerdine的生物醫藥初創公司WarpDrive，後者幫助賽諾菲開發了兩款針對RAS的藥物。RAS是導致很多主要癌癥的一種基因，它通常是通過變異導致人類癌癥，約有40%的癌癥都是由RAS引起的，而且無藥可救。曾和禮對這一投資的評價很高，並以此作為賽諾菲外部創新的成功典範。他表示：“如果不是看好WarpDrive的盈利前景，我是不會決定投資它的，但是我們還要耐心地等待回報。”

比起研發多個藥物，WarpDrive的策略是把註押在一兩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藥物上。Verdine稱，針對RAS不同的變異情況，未來還會開發3個新藥。

曾和禮所看重的，正是WarpDrive這種全新的研發藥物的方法。“從抗體到小分子藥物，再到現在的RNA，或者是蛋白質互相作用等，藥物研發的工具箱正在變得越來越豐富，但是我們不理解的是疾病生物學(diseasebiology)，我們需要為此投入更多研究。”曾和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個世界很快就會變成這樣：我們有很多種方法去治療疾病，但是我們必須先去理解疾病。”

仿制藥的春天已經過去

目前，賽諾菲新的產品中有三分之二是源自於和外部企業的合作研發，僅有三分之一是公司內部研發的成果。對於賽諾菲未來的規劃，曾和禮早有布局。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希望到2020年或2021年的時候，這樣的結構能夠倒過來，希望更多的新產品都是源自於公司內部的研發和創新。”他表示這樣的考量原因主要是兩點，其一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因為畢竟與外部合作需要支付高昂的專利費，不能獲得屬於自己的知識產權。其二是能夠更好地平衡公司的產品組合。

目前賽諾菲在糖尿病、免疫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疫苗等方面具有全球領先的藥物研發能力。曾和禮上任以來的四年中，公司已經推出了13款產品，其中包括過去兩年推出的6款戰略產品，與之形成對比的是，2008年~2012年期間，賽諾菲只推出了3款產品。

曾和禮帶領下的賽諾菲研發轉型中最重要的一個戰略目標，就是從傳統的制藥公司轉向新型的生物制藥公司。

曾和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過去我們一直專註於小分子藥物，但是我認為創新藥物的未來是生物制藥。特別是靶向治療，因此我們必須加大生物制藥領域的發展力度。為此我們已經努力了六年，並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還表示，大型的跨國藥企都面臨嚴峻的“專利懸崖”問題，即專利面臨過期。

“專利對於制藥行業保持競爭力非常重要。你獲得專利，此後10~15年可以盈利。”他表示，“但專利期一過，就會被仿制，失去市場領先地位。這也是我們必須將研發作為賽諾菲發展動力引擎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大型藥企的專利過期催生了新一波仿制藥的春天，就連很多大型藥企都跳進了仿制藥市場，比如以色列著名的跨國藥企梯瓦制藥(Teva)就早在2004年涉足仿制藥領域，並於去年收購了總部位於都柏林的高增長型藥企艾爾建的仿制藥業務。以仿制藥替代生物藥最明顯的好處就是便宜，帶動了藥價的下滑，這當然也有利於患者。

不過仿制藥的利好可能已經出盡。艾爾建CEO布倫特·桑德斯(BrentSaunders)去年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就曾表示：“出售仿制藥業務是為了集中精力更好地發展創新藥物。”他近期還預測，很多現在開發仿制藥的企業一定會最終退出。盡管艾爾建目前仍在和安進公司聯合開發四款抗癌仿制藥，但是桑德斯表示：“未來將不會做更多投入。”

曾和禮也認同桑德斯的觀點，他認為盡管仿制藥進入市場的時間並不長，但市場已經非常擁擠，後來者沒有再進入的必要。“仿制藥在我看來有一定的機會主義的成分，比如賽諾菲也有生產兩款仿制藥，但是這也僅僅是為了起到補充產品配置的作用，幫助我們將全球創新帶給病人。即使是梯瓦也不能只做仿制藥。”曾和禮表示。

由於美國對仿制藥市場包括藥品的專利等法律相關事務的監管還遠沒有穩定下來，而且無法預測仿制藥被接受的程度，該領域繼續向上發展的趨勢一直備受質疑。盡管現在大型藥企進入仿制藥領域會更加容易，但後來進入市場的競爭者必須以壓低價格為代價，這會損害整個市場的利益，導致企業無法獲取足夠的盈利來支撐後續創新的發展。“低價藥對於社會是有存在必要的，但是不利於商業。”曾和禮表示。

研發一個生物藥可能要花費幾十億美元的投資。根據塔夫茨大學(TuftsUniversity)藥物開發研究中心團隊的最新權威的研究結果，2016年在發達國家研發一款新藥的平均費用在26.5億美元，而以中國為例，仿制藥的投入成本可能只需要幾百萬人民幣。因此無論是安進、艾爾建、勃林根英格翰、GmbH，還是輝瑞、阿斯利康或者默克、諾華、Biogen，都在投資或者與其他公司合作開發仿制藥。不僅如此，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生物醫藥初創公司也正在積極開發仿制藥，就連三星也成立了三星生物技術公司(SamsungBiologics)。

曾和禮表示：“仿制藥的早期回報可能是很好的，但是很容易得來的，也會很快消失。雖然現在仿制藥非常有利可圖，但是我從沒有看到過哪家企業光靠拷貝而沒有原創就能賺錢的，未來只會獎勵給創新的藥物。”

曾和禮認為，目前由於存在結構性壁壘，給了大型的生物制藥公司在仿制藥方面的優勢，但是這些壁壘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消失。到時候仿制藥行業就會和標準的傳統藥物行業越來越像，但是研發、法律和生產制造的成本都會更高。不過他相信，隨著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的推進，將最終降低生物制藥的成本。“價格戰是不可持續的。”曾和禮說。

3月，賽諾菲宣布與阿斯利康全球生物制藥研發分公司MedImmune達成協議，共同開發並上市一種預防新生兒和嬰幼兒呼吸道合胞體病毒(RSV)相關疾病的單克隆抗體，賽諾菲將預付1.2億歐元。該交易還包括高達4.95億歐元的開發及銷售里程碑付款，賽諾菲希望借助新藥可以打開RSV預防的臨床市場。此外，賽諾菲近期在瑞士投資的一個新工廠也將啟用，曾和禮表示，該工廠也將完全用於生物原創藥物的生產。

促進科研人才流動

賽諾菲在美國、歐洲和亞太地區擁有四大研發中心。不過最近亞太研發部門人事發生重大變動。賽諾菲原亞太研發總部總裁江寧軍走出跨國藥企，“擼起袖子”創業做新藥了。

十年前，江寧軍一手組建起賽諾菲中國研發中心，2014年被任命為亞太研發總部總裁，多次促成賽諾菲與中國本土生物研發企業合作，選擇對中國更有針對性的藥物進行開發。此前，賽諾菲中國研發中心總裁王勁松也已離職。

對於短期內失去兩位亞太和中國的高管，曾和禮的態度非常包容和開放，他開玩笑說道：“他們都是去做了CEO的職位，比原來的職位高了，我們應該為他們高興。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國鼓勵生物科技公司的發展，以及本土的生物醫藥企業對優秀管理人才的渴求。同時也說明賽諾菲為中國醫學界培養了非常出色的研發人才，這是好事。”

江寧軍曾經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達出對中國創新藥企的強烈興趣，他認為中國生物制藥已經到了發展原創藥的階段了。從研發產出能力來看，目前中國貢獻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生命科學類出版物;醫藥專利數量約占全球總量的15%，全球排名第二。“這說明中國藥物研發上遊已具備相當的實力，但中國制造的新藥仍很少。這一方面是科研成果的轉化不足;另一方面需要強有力的轉化工具;最後，需要人才、資金、相關基礎設施等資源的支持。”江寧軍說。

而從曾和禮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已經看到中國市場充滿了巨大的機遇，近期國家加大對健康領域的戰略規劃，更是讓他為此興奮不已。“你會看到世界不斷進步，精準醫療已成為廣泛需求。健康中國2030、十三五等國家規劃，也將精準醫療提上日程。”曾和禮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精準醫藥需要更精準的醫療檢測，以實現更好的疾病預防與診療，以更低的成本更高效地開發預防疾病的新藥，比如阿爾茨海默癥、糖尿病及其並發癥。

他再次強調了這需要采用“轉化醫學”的思路，率先關註病患需求，從病患需求出發。比如賽諾菲的樂沙定有針對肝癌的適應癥，就是亞太研發團隊針對中國市場開發出來的。“這對亞太來說很重要，我們一開始研發這款癌癥藥物時，從未想過將它能作為肝癌的治療藥物，但我們中國的研發團隊認為這款藥物可以用於治療肝癌。所以我們基於對本地病患的了解，在中國研發了這款藥物，用於治療中國的肝癌病人。”曾和禮表示。

“從長期來講，如果看整個全球創新及人才的情況你會發現中國發展速度是最快的，2010年到現在中國不管是專利的申請包括發表論文的數量都是發展速度最快的。”他繼續說道，“整個經濟的情況也比較好。所以五年或者十年之後中國肯定會成為全球創新中心，政府的規劃也希望更進一步發展生物科技，而且希望生物科技創新更有競爭力。最關鍵的就是要深入亞太研發生態系統，和政府、研究機構、初創企業進一步加強合作。”

作為阿爾及利亞的移民，曾和禮一直是人才自由流動的倡導者，自然也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移民禁令”有話要說。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任何限制人才流動的政策都是不利於科學發展的。雖然美國的政策我們現在還看不出太大的影響，因為還是要等具體的政策細節，但是過去我們看到很多國家都會有這樣那樣的不利於人才流動的限制，在我看來這都不是很好的現象。”

沃森的AI沒有答案

曾和禮對於人工智能的發展對生物醫療領域帶來的機會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人工智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認為可以分成兩部分來看，一種是類似於自動駕駛功能的人工智能，另一種就是IBM的沃森正在做的人工智能。”

此前賽諾菲已經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美國生命科學公司Verily合作，投資約5億美元建立一家集設備與服務於一身的糖尿病合資企業。這筆交易也反映出醫藥和高科技行業日益緊密的聯系。

對此，曾和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希望把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這些問題綜合起來看，以提供更加全面的解決方案，這也會運用新的高科技手段，比如通過傳感器持續監測血糖水平。”他解釋道，“這就像自動駕駛汽車一樣，我們未來也希望有針對糖尿病患者的自動醫療的智能系統，這是我們正在努力的。”

就在今年2月，在人工智能與醫療結合的領域里，IBM公司的認知計算平臺沃森(Watson)傳出與世界頂級癌癥研究機構安德森癌癥中心(MDAndersoncentre)宣布暫停合作的消息。對此，曾和禮並不認為人工智能與醫療結合的前景是令人擔憂的。相反，他表示“沃森的數據分析很有意思”。

“這項研究是通過對幾千萬個病人的數據進行分析，並得出哪種治療方式對於某個特定的病人或者擁有某種基因的特定人群最適用的解決方案。”曾和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用癌癥病人的情報信息進行管理，而不是通過智能設備的應用，這是和第一種人工智能本質的區別。通過大數據的分析，從基因、血液、X光等數據來分析，這對於精準醫療很有用。

通過對大量用戶數據的追蹤，得出大概率的結論，這種研究方法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行業參與者借鑒。曾和禮表示，沃森的人工智能是開放型的，因此並不知道會得出什麽結果。他還透露稱，賽諾菲正在自己開發多個計算系統，希望能夠助力新藥的研發。

賽諾菲目前在研發方面的投入規模為50億歐元。曾和禮的計劃是到2020年，將研發投入規模增長到60億歐元。他還透露公司未來可能不會有大手筆的收購，而會繼續關註小型的收購，他同時表示，現在市場有“過熱”傾向。“收購要看價格，現在(估值)太貴了，收購要看能不能承受價格。”曾和禮表示，“我們認為現在市場過熱，做收購決定時肯定要比較市場價格。以目前某些癌癥藥物公司的價格，我們不知道如何會得到回報，尤其是現在市場估價變化得也很快，波動很大，所以我們不太會做太大的收購，小型收購是可以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