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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給了網購如此大的空間

http://content.businessvalue.com.cn/post/5124.html

目前，我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互聯網用戶，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整個歐盟的人口數。儘管中國的電子商務起步較晚，但中國網民顯然比歐美發達國家的網民更熱衷於網絡購物。其中正反映了我國傳統商業發展的不均衡。

普華永道2011年9月在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德國、瑞士和中國7個國家進行了這項比較研究，在每個國家分別訪問了1000名18歲以上網民。

結果顯示：6%的中國網民每天網購，33%的中國網民每週網購數次；而在歐洲，法國、荷蘭、德國、瑞士這些歐盟國家的這兩項數據分別為1%和5%；英國網民網購的頻率稍高，分別為2%和7%；美國網民則為6%和15%。

調查還顯示：法國44%的網民5年前開始網購，23%的網民網購經歷不超過1年；而美國和英國分別有54%和52%的網民網購經歷超過5年，20%和14%的網民網購經歷不超過1年。

中國目前擁有著世界上最多的互聯網用戶。中國的互聯網用戶達5.56億，其中34%的互聯網用戶會在網上購物。到2013年，中國應該擁有7.15 億互聯網用戶，如果40%的用戶在網上購物，那麼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中國將新增近1億網上購物者。作為中國最大的網絡零售商圈，淘寶網註冊用戶已達6億， 日交易量1000萬筆。

中國的電子商務市場2010年大大超過傳統零售業的增長。貝恩公司的研究顯示，未來網上購物預計將以48%的年增長率增長，到2013年將達1.5萬億元，但仍只佔總零售額的7%。這意味著儘管已經達到目前的數字，但網上零售商仍有很大的空間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

對比其他互聯網應用可以發現，導致中國網民對網購熱潮更為熱衷的主要原因在於價格方面，中國網購流行的最主要誘因在於「差價的誘惑」，傳統零售業與電子商務的差別就在於，傳統零售業要承受高房價、高運費、高稅收的中國「三高」症中的高房價、高稅收兩大壓力。

同樣的商品，分別擺在中國和美國，標價卻大不同。同一款Coach的拎包，在中國可能要價2000元人民幣，在美國的Outlet可能不到100美元，按匯率計算，國外價格不及國內的一半。這便是中國零售業備受制約，也是網購火熱的最有力證明。

《財智月刊》封面文章：小字體的困擾/奧巴馬總統正在簽署2010年的《清楚書寫法案》，要求公司處理他們那些枯燥的語言，這給了反專業術語運動最強有力的支持。

http://slamnow.blog.163.com/blog/static/199318236201203044023327/

導 讀：最新一期《財智月刊》於1月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小字體的困擾》。在美國人們天天都會接觸各種產品和服務的說明書，或者簽訂各種合同。這其中很 多文本的內容多、充滿難懂的專業術語，更重要的是會用非常小的字體印刷。消費者通常沒有耐心讀這些內容，而其中可能隱藏了很多免責條款以及其他對消費者不 利的內容。

　 　布萊恩-羅勒對小字體略知一二，他是加州理工大學平面傳播學教授，他還管理著一個古怪的博物館，這裡有很多19世紀的印刷機以及500多種古老的字體。 他對複雜印刷的熱情使得他成為了這個領域的專家。他知道很多關於排字印刷的故事，不過今天他和我們談的是另一個排字史上的傑作。我們很多人對此非常熟悉， 尤其是那些喜歡高科技產品的人。羅勒說，這個設計太讓人震驚了，成千上萬的消費者不會讀它，即便長遠來看會給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失。他所關心的文件就是用戶 購買新iPhone時所簽的協議。

　 　我們都看過這個協議，或者其他類似的東西，這是一個32頁的小冊子，你必須花30分鐘仔細閱讀才能看完。羅勒說，讀它讓我的眼睛很累，原因並不是因為充 滿了枯燥的法律術語。這個小冊子只留了八分之一英吋(0.3175釐米)的邊距，這個頁面看起來一團模糊，幾乎沒有空白區。他測量了這些字母的尺寸，這個 文件裡有一半的字母的高度只有4.5點，也就是十六分之一英吋(0.16釐米)。在形象點，就比一毛硬幣厚度多一點。他說，這是在太小了。

　 　羅勒指出，行間距如果小於5.5點將對眼球有害。他說：「這個文件的排版太密了，剛好超過人類最低的視覺識別範圍。」如果你覺得這些行間距或者字體大小 是個意外，那麼你錯了。羅勒說，世界上最好的排字工人設計了這些文件，並且都由法律團隊進行檢查，他們可都是每小時收費500美元的律師。

　 　對於排版形式，蘋果拒絕發表評論，但表示最新出產的iPhone手冊將更容易閱讀，因為有了高分辨率的「視網膜屏幕」。但是羅勒說，最讓讀者吃驚的設計 可能是手冊中大量使用大寫字母。手冊全文一共19個獨立的段落，其中包括使用Google Maps的免責聲明，以及60行的其他免責條款。

　 　使用大寫字母看上去可能更加友好，提醒用戶注意各種警告信息，但是羅勒說這樣做的結果恰好相反，各個段落之間將很難區分。事實上，這個領域的專家說，如 果不使用各種形式的字母，將給讀者閱讀帶來很大困難，研究表明這樣做會降低閱讀速度20%。那麼為什麼一個公司要這麼做？一位專家表示，因為他們不希望你 閱讀。

　 　伴隨著產品和服務一起出現的各種提示、免責條款以及法律術語已經成為了美國消費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常他們都會被設計成非常小的字體。這種方式在美國 有很悠久的歷史，在很多領域被廣泛使用。小字體的免責條款是美國人必須面對的現實，大多數人不得不忽略這些條款，直接簽下10英吋厚的貸款文件或者點擊同 意55頁的在線用戶協議，儘管人們不希望簽字放棄任何重要的權利。根據一項調查顯示，61%的美國消費者不會在簽字前閱讀合同條款。

　 　和消費者保護團體或者起草這些文件的律師交流會知道，監管者正在重新審視這種小字體免責條款，制定法律防止繼續濫用小字體。最終，基金公司必須公佈他們 對401(k)計劃客戶收取的佣金；航空公司必須在他們公佈的票價中註釋所有其他附加費用。但是批評者擔心，這樣結果會適得其反，因為會增加更多頁的免責 條款而不是減少。專家說這可能使得產品和監管都變得更加複雜，所以必須用小字體來解釋。在過去的7年裡，軟件許可證合同字數增加了40%，而平均開設一個 活期存款賬戶的免責條款有111頁。批評者說，這些法律術語讓消費者損失慘重。據估計，這些免責條款造成的額外費用，除外條款、棄權等給每個美國家庭每年 造成的損失達到2000美元，全美國每年總計有2500億美元。

　 　當然，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忍無可忍。根據商業改善局的報告顯示，2005年到2010年，於小字體和不清楚的合約內容相關的投訴增加了五倍。根據聯邦貿易 委員會主管廣告宣傳業務的副主管瑪麗-恩格爾表示，他們所涉及的和消費者有關的案件中有一半是因為沒有充分提示重要信息，晦澀難懂的語言能隱藏很多問題。

　 　德納-拉德克里夫從國家在線旅行社購買飛機票後，總會發現他的Visa卡賬單有些問題。當這位康奈爾大學商業道德學教授給這個公司電話後，他被告知在交 易結束後他同意了一個20美元的在線支付條款，他實際上籤署了一個會員計劃協議。拉德克里夫發現他並不是個例，在2006年到2008年期間，最大的三個信用卡公 司處理了大約1000萬起類似有爭議收費的資金返還。過去一年，商業改善局有1100個投訴和一家位於中部以及西南部德克薩斯州的汽車經銷商有關，他們在 折扣以及擔保條款中存在嚴重的誤導性語言。在洛杉磯地區，一家主要的衛星電視公司因為收到了4萬份起訴而獲得了D+的評級，主要是他們的促銷價以及承諾的 服務嚴重不符。

　 　對很多消費者保護團體而言，2011年最鬧心的事就是最高法院支持公司使用強制仲裁，這種解決糾紛的程序設計出來防止消費者告上法庭。由於支持 AT&T在無線服務合同中隱藏的仲裁條款，法院讓消費者聯合起來進行團體訴訟的願望化為泡影。批評者說，這種條款還不是最糟糕的。消費者保護團體 Public Citizen表示，在7個主要行業，包括銀行、信用卡公司、計算機製造業等，有75%的公司使用強制仲裁條款。

　 　約翰和米歇爾對這種新聞深惡痛絕。幾年前他們在佐治亞州的薩凡納購買了新的房產，但是很快問題就出現了，包括：門窗不合適，空調不充分，漏水，有些地方 還發霉。這些房屋銷售的時候有一個擔保合同，其中一個條款規定，解決任何糾紛都必須通過仲裁。他們提出了182個問題，而仲裁只解決了39個，比開發商願 意修理的都少。他們獲得了3200美元的賠償，而修理這些問題的費用在14000美元到20000美元之間。約翰和米歇爾都沒有讀過這個條款，即便他們讀 過也沒有注意。米歇爾說，除非你研究過，即便你看到了強制仲裁的內容，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現在很多美國人抱怨，最大的問題是他們開始就看不到這些文字。在一個不斷老齡化的社會，副作用更加明顯，每天有10000名嬰兒潮一代的人超過65歲， 而這些人很多都會得老花眼，需要帶老花鏡。一個下午，60歲的邦妮-梅耶發現自己怎麼也看不清一份湯料的配方。即便帶上老花鏡，梅耶也無法辨認，而她對其 中的成分很可能過敏。

　　當然你可以指責企業故意使用小字排版，但是企業卻認為這不是他們的錯。艾倫-卡普林斯凱是費城的一個律師，40年來他專門為金融服務公司處理消費者投訴案件，他說：「我的客戶從來沒有說通過小字印刷而不讓人們讀到條款，這在美國只是做生意的一部分。」

企業認為他們必須保護自己免於集體訴訟，一些嚴重的訴訟比如石油洩漏，煙草相關的疾病以及隆胸材料破裂等已經給一些公司造成了數百億美元的損失，他們還指出越來越多的政府監管措施也讓這些公司不得不防。

律 師勞拉-莫瑞尼斯說，投資公司Vanguard新開設一個基金的時候，她的同事會根據證券交易委員會的N-1A文件起草一份創辦計劃書，這是一份64頁的 非常具體的文件。Vanguard努力讓裡面的內容變得通俗易懂，但是莫瑞尼斯說讀起來不會輕鬆。她說，裡面的規定還會增加，因為多得-富蘭克法案對銀行 家和經紀人的限制，他們可能會增加幾百條新規定。

　 　事實上想濃縮太多的內容也非常困難。今年微軟獲得了Wondermark award大獎，這個獎是由一個叫Center for Plain Language的組織授予的，他們每年都會評選寫出最冗長的官樣文章的公司或者組織。今年競賽的裁判包括法律專家，溝通設計學者以及《Oxford Guide to Plain English》的作者，他們認為微軟的一個軟件許可證協議輕鬆獲勝，裡面充滿了另人費解的法律術語。微軟拒絕對此進行評論，但是位於加利福尼亞帕洛阿爾 托的計算機法律組織合夥人傑克-羅素說，這份文件真正的讀者是其他律師，而不是消費者，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法律訴訟。

　　當然也不全是壞消息，最近有很多有利於消費者的法案，對公司的信息披露做了規定。 Center for Plain Language的主席安妮特-奇科說，奧巴馬總統正在簽署2010年的《清楚書寫法案》，要求公司處理他們那些枯燥的語言，這給了反專業術語運動最強有力的支持。作 為一個私人組織，奇科希望他們所授出的獎項，包括積極的Clearmark大獎和消極的Wondermark大獎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一個在線合同數據 庫，透明實驗室也提供免費的服務，表示將把所有美國大公司和金融機構的合同轉化成通俗易懂的文字。透明實驗室的CEO，戴維-黑爾茨說創立這個機構的原因 是他為自己孩子存的100美元很快就因各種費用被扣的一分不剩。

　 　然而儘管可以減少合同的篇幅，但是一些公司仍然在考驗消費者是否會關注合同的內容。比如最近一則口香糖的廣告聲稱，他們的產品得到了安全呼吸委員會的認 證，並且還配有這個認證機構的官方印章。但是這個廣告的設計裡卻有一條厚顏無恥的免責條款，如果你仔細辨認，將發現在官方印章下面有一行非常小的，對比度 很低的全部用大寫字母寫的文字，「公司承認所謂的安全呼吸委員會純屬虛構」。(鹿城/編譯)

保障房給了誰

　國務院房地產市場調控情況專項督查組於近日披露的調查結論顯示，調查涉及的全國16個省市中，超半數省市的樓市調控落實情況受到了肯定，督查組僅對湖北、湖南、河北、山東等省，以提醒、建議等方式提出了委婉批評。

　　看上去，中央的態度比較「懷柔」。今年二季度以來，全國房地產市場成交普遍回暖，房價持續反彈，部分二三線城市紛紛以各類放鬆政策試探中央的調 控底線。但是，一位接近中央決策層的人士近日卻對財新記者表示，「很多人以為商品房限購政策會放鬆，實際上根本不可能。中央對地方政策執行情況將嚴格監 督，哪兒有反彈就會去壓。」

　　這位權威人士指出，「房地產不只是高房價的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牽涉到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地方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徵地的矛盾、腐敗鏈等問題， 這些都是政治問題。這些問題現在不但沒有解決，還在惡化，所以調控絕不會放鬆。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拉動，只能靠保障房，而非商品房。」

　　他透露，目前中央對地方政府完成保障房建設的情況並不滿意。現在保障房建設存在很大水分，比如開發商不兌現承諾配套開發的保障房，很多保障房項 目挖個坑就算開工等等，「保障房建設缺乏監督（或懲罰）機制。中央還有大的政策，將是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政策。但是否能推，還得看上面的決心。」

　　住建部官員近日對外透露，住建部將於今年下半年派出專項巡查組對全國11省保障房建設情況進行巡查。

　　今年全國保障房開工任務為700萬套。住建部一位官員向財新記者透露，截至6月底，保障房的開工數為63%。但這一統計數據是否還有水分，仍被 外界質疑。在配建、回購、限價等諸多保障房建設模式中，過去的各地實踐也暴露出了諸多問題。建立針對保障房建設的獨立監督機制，確為當務之急。

配建模式悖論

　　上述住建部官員向財新記者表示，住建部對商品房配建保障房的原則性規定是：是否要先建保障房才能允許賣商品房，要看地方各自不同情況，由地方自己做主。

　　商品房配建保障房，是指政府將「建設一定比例的保障房」作為土地出讓的必要條件之一，由獲取土地的開發商承擔保障房的開發建設任務；作為對價，政府相應降低一部分土地出讓金。這是近年來地方政府緩解保障房建設資金壓力的最為普遍的做法。

　　然而，各地對配建的執行、監督力度不盡相同。北京的執行頗為嚴格，按照北京市建委規定，配建保障房的地塊，一定要依據規劃先完成配建，否則其他商品房就拿不到預售證。

　　對開發商來說，配建模式提高了前期投入資金和運營成本。相當數量的開發商對配建的保障房項目存在消極怠工、拖延工期等情況，就連北京的不少地塊 也不能完成配建任務。據財新記者瞭解，位於北京北三環的某地塊2009年成功出讓，其中要求配建2萬平方米的公租房。但合同僅僅約定了公租房的建設面積和 回購價格，對何時開工、建設進度、政府回購等都沒有具體時間表。

　　上述住建部官員表示，「配建模式有兩個很大的問題，一是粗放管理，二是把保障房的價格擠到商品房裡，抬高商品房價格。咱們一方面要眼睜睜地看著 房價抬高，另一方面又要這樣（用配建模式）來解決，這是一個悖論。」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也對外表示，「我們注意到引進企業建保障房，實際上是把保 障房的成本攤入商品房，由買商品房的人分擔風險和代價，這並不是合理的制度。」

　　配建模式缺乏相應的監管機制，不僅無法保證正常建設完工，而且極容易在分配環節出現問題。據財新記者瞭解，一塊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學區附近的地 塊，要求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開發商從拿地開始，就受到該區政府部門眾多領導施加的壓力，他們對該保障房「建成什麼樣、多大面積、什麼戶型」等提出了多 種意見。「本來以小戶型為主的保障房，最後都變成了大戶型的好房子，就是政府公務員家屬樓。這樣的好房子誰不想要？而且蓋完以後分配不好還得罪人，我都不 想幹了。」這家開發商一位內部人士向財新記者表示。

　　地段位置越好的地塊，越容易出現分配問題，這在開發商中已經不是秘密。不少開發商都十分頭疼，有限的保障房到底留給誰？有的開發商怕得罪人，最後甚至選擇放棄項目。

　　北京首個「限房價、競地價」的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項目——房山區長陽國際城項目，房山區政府即通過控制商品房預售證的方法，預留了800套限價 房，欲作為政府分配之用。（詳見本刊2011年第21期報導「800套限價房暗度陳倉」）但據財新記者後續瞭解，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之下，房山區政府最終放 棄了這800套限價房。

　　有專家認為，配建模式通過壓低地價，把擠出的土地利潤通過保障房分配，讓渡給低收入群體，這屬於明補。但是這一過程存在很大的「可操作空間」，公眾關心的並非明補或暗補的形式，而是這些土地利潤最終「補給了誰」？

回購房財技

　　回購房是配建保障房的形式之一。不過，實際操作中，很多回購房並不一定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房，但仍然可能被納入保障房的統計口徑。

　　近期備受關注的北京地王「萬柳地塊」，要求配建1. 64萬平方米回購房，回購價格僅為1萬元/平方米，其未來的分配問題備受關注。以這一地塊的稀缺性來看，政府的回購價必然與該項目商品房存在巨大的價差。 可以預見，「羊毛出在羊身上」，開發商的回購房成本最終將轉移至商品房。有市場評論人士對財新記者稱，政府雖然在表面上短期範圍內控制了地價、房價，但這 種做法顯然是權宜之計，最後都將由市場埋單。

　　財新記者瞭解到，「萬柳地塊」的招標文件並未明確回購房就是保障房，且回購房的規劃、建設、分配方案也都沒有明確規定，開發商中赫集團還有待和 政府進一步商議。中赫集團一位高管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現在還不能確定這些回購房就會建成保障房，也有可能是建成商品房，政府回購後再以市場價賣出（或 者委託銷售），差價用來補貼六郎莊拆遷。我們倒是希望建商品房而非保障房，這樣好規劃，也能保證品質。」財新記者注意到，「萬柳地塊」在掛牌出讓時，項目 名稱即附註為「六郎莊搬遷平衡資金用地」。

　　如果「萬柳地塊」回購操作成功，當地政府無疑一舉多得，既少掏了拆遷款，避免了地價太高引發政治風險等，如果可以打擦邊球，把這批回購房計入保障房，還可增加保障房完成數量。從中可見，這樣的回購房，無非是政府的一種新財技。

保障房變種

　　除了上述回購房，小產權房、集資建房等保障房變種的數量和規模也呈上升之勢，公務員、教師、定向安置、職工宿舍等眾多名目都被納入保障範圍，並進入保障房的統計口徑。

　　在國務院有關規定中，集資建房是經濟適用房建設的組成部分，建設標準、參加對象和優惠政策均按經適房的有關規定執行，任何單位不能變相搞實物分 房或房地產開發經營。而經適房由於分配環節的巨大灰色空間，已是保障房所有類別中最飽受詬病的一類，近年來被逐步削減。今年深圳甚至明確規定，新開工的保 障房中將不再有經適房。

　　經濟適用房雖然被逐漸摒棄，但單位集資建房作為經濟適用房的一個變種，現在卻呈抬頭之勢。高策顧問董事長李國平向財新記者表示，單位集資建房一 方面作為保障房統計入賬，政府高興；另一方面不用公開分配，員工或公務員以低價買到了房子，也高興。所以，雖然違規，但地方上集資建房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而且非常普遍。

　　他向財新記者指出，北京應該是保障房相關政策執行得最好的城市之一，然而在北京，小產權房的博弈就十分激烈。國土資源部明確規定小產權房屬於違 建，要禁止和查處，北京市國土局還於一年前發起過一場嚴查小產權房的行動，一度打壓了小產權房的建設勢頭，但隨著北京房價持續在高位徘徊，小產權房的建設 又在復甦。

　　李國平對財新記者表示，「很多公務員自己都在買小產權房，他們會去真正查處這些房屋嗎？小產權房能夠在北京通州區張家灣、房山區良鄉、昌平區小湯山等京郊區域大範圍『野蠻』生長，說明其存在著強大的內生力量，這也成為地方利益和中央政策之間博弈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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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氣和用戶多，大概可以形容“黃李任”千挑萬選的這兩個項目。

奧斯卡給了宮崎駿，吉蔔力工作室的商業模式危機還未解除？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112/147666.html

i黑馬：當地時間11月9日，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獲頒奧斯卡終身成就獎，他親自出席領獎，成為繼黑澤明後，第2位獲此終身成就獎肯定的日本電影人。在此之前，他的吉蔔力工作室流出解體傳言，讓熱愛宮崎駿動畫的粉絲們廣受關註。為何大師工作室還有解散危機？本文從商業模式的角度對吉蔔力工作室進行梳理，結合日本新聞的一手資料，仔細分析動畫工作室的治理困境，作為給中國動畫從業者的借鑒。
 

解體只是解散制作部門，改變經營策略
 

今年6月27日，吉蔔力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吉蔔力”）董事長兼制片人鈴木敏夫在公司股東大會上表示，將大幅度變更吉蔔力工作室的全容，解體制作部門，並對其加以再構建，原因很大程度上出於2013年導演宮崎駿的引退。鈴木敏夫還稱，盡管宮崎駿導演隱退後公司依舊擁有制作作品的能力，但現階段希望能夠小憩片刻，思考今後的事宜。股東大會發言後，雖然公司從未正式地公開宣布任何相應消息，但由於部分日本媒體誤將鈴木敏夫的這一發言解讀為工作室動畫制作部門即將消失的信號，並加以大規模的報道，基於吉蔔力近期進行的大幅度裁員，因此“吉蔔力解體風波”受到了日本國內外的廣泛關註。
 

此外，本次“解體風波”正值吉蔔力的新作品《回憶中的瑪尼》上映前夕，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炒作——被視為“吉蔔力的最後一部長篇動畫電影作品”在上映後一個月內，票房突破了26億日元。對此，8月18日，鈴木敏夫在自身脫口秀時也對記者表示了喜悅，稱“解體風波”的影響出乎意料。
 

但是，為何吉蔔力工作室要改變其經營模式？原來的模式有問題嗎？
 

高成本的手繪制作方式
 

在通常情況下，日本的動畫制作公司很少保留本公司的專屬員工，而是采取項目制。在項目（作品）開展之際召集業內空閑的技術人員作為在該作品制作期間專門為其服務的作畫員工，項目成型後公司隨即與其解除合同，這樣的“自由組合”模式賦予了團隊領導人極大的自由度。
 

但吉蔔力的作品卻以手繪場景和人物動作細膩著稱，自1988年的《龍貓》至2013年的《起風了》，需要大量的手繪人力成本。因此吉蔔力必須培養相同的作畫人來維持創作——以專屬員工的形式固然最利於節約成本。在此基礎上結合宮崎駿、高?x勛導演對作品的嚴格要求，吉蔔力整體的手繪技能才被提升至這一高度。這些動畫制作人作為正式員工，參與了吉蔔力的各部作品制作，現階段總人數已多達300名。
 

但由於純手繪的制作方式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兩位大導演對作品的細膩指導又進一步增加了制作成本，因此公司整體在手繪這一高成本制作模式下，扣除制作成本後所剩利潤少之又少。譬如，部分導演只繪制影片分鏡，將影片的具體內容交由作畫人員，但宮崎駿則不僅繪制影片分鏡，還會隨著影片的進展不斷檢查具體故事情節，一旦出現了誤差則立即要求作圖員工重新制作，如果再繪制的作品依舊無法達到宮崎駿的要求，他就會親筆動手。因此，一部2個小時的作品至少需要2年的制作周期，長期的制作需要巨額的資金支持。
 

影院4k化進程沖擊，帶來資金流風險
 

顯然，這樣每一步都精工細作的傳統生產方式並不利於實現市場的盈利。在影院4k化潮流下，“高投入”“少投入”的動畫制作方式顯得過於昂貴，在高額的制作成本上，吉蔔力無法保證每部作品都能實現票房盈余。再加上每部作品的較長制作周期，吉蔔力必須將前一部作品的利潤將直接作為成本投入到下一部影片的制作之中，因此，當未能實現預期票房時，吉蔔力便面臨極大的資金流風險。
 

大師工作室的品牌傳承 BUG
 

吉蔔力的手繪制作方式和專屬員工雇用模式導致其在培養動畫技術人員上進度緩慢，現階段正式員工中還出現了人才流失的情況。一般工作室所采用的“項目制”自由組合模式給員工在職位選擇上很大的自主性，即在完成一部作品的制作後可以立即尋找其他新作品項目組；並且由於多數公司在CG動畫潮流下早就選擇放棄純手繪制作模式，其制作周期較吉蔔力相比更短，又無需專註於手繪業務，因此，在同樣時間內，從業人員能接觸到更多的業務，這有利於自身業務能力的發展。
 

而宮崎駿工作室使用手繪的制作方式，不但加大了一部影片的工作量，還為了提高效率，需要細分每名員工的工作內容，這就容易導致員工具體工作內容的過度細化和專一；吉蔔力雇傭了專屬員工又意味著員工將被要求長期在自己的固定職位上負責相似的業務，盡管自己負責部分所要求的業務能力將不斷提高，但由於無法接觸其他業務（這些業務盡管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範圍或負責領域，卻能為自身帶來成長）。因此吉蔔力員工的成長速度較為緩慢。
 

大師屢次退休，實為後繼無人
 

隨著導演和專屬員工的不斷老齡化，吉蔔力仍舊需要向下一代進行交接，但現階段吉蔔力所培養的兩位年輕導演以及動畫技術人員卻無法接過接力棒。吉蔔力的兩位年輕導演，宮崎駿的長子宮崎吾朗，以及導演米林宏昌，被視為吉蔔力的接班人，兩位接班人在過去所提交的答卷卻並不理想，宮崎吾朗2011年的作品《虞美人盛開的山坡》以45億日元票房落幕，米林宏昌正在上映的作品《回憶中的瑪尼》預測達到30億日元，均遠遠不及父輩的票房成績。
 

由於工作室的品牌和票房號召力主要集中在兩位導演身上，缺少宮崎駿的吉蔔力出品電影，便會票房成績不佳。因此，在高額的制作費用這一背景之下，為了維持工作室的運作，宮崎駿只能選擇再複出，屢次隱退醫院都被撤回。
 

這里形成了一個怪圈——要想拓展新的觀眾群和樹立新品牌，就必須堆工作室的制作方式做出調整；但觀眾卻只認可吉蔔力的純手繪的電影產品。因此在資金成本和人才成本均不可忽視的情況下，工作室必須在經營與觀眾認可之間找到一個平衡，才能繼續在日本電影界生存。
 

商業模式重新調整，創造轉向經營
 

這一次，所謂“解散制作部”，實質上意味著工作室整體思路的調整：一是解雇了大量員工，縮減成本；二是工作室的長篇作品將被暫時擱置（正如鈴木敏夫在NHK節目中所述，宮崎駿極有可能複出繼續制作短片作品）；三是圍繞吉蔔李的品牌經營美術館，使得美術館成為吉蔔力的專屬收入來源；四是在工作室轉型期間開發管理作品版權的業務，使其成為吉蔔力的盈利模式。

 

動畫雖有其特殊性，但歸根到底，其特殊性體現在文化這種以創意為中心產品的行業的特殊性。點到企業的傳承問題，不只是傳承，還是發展。圍繞一個著名導演的品牌可以創造一批具有價值的 IP資源，但如何圍繞其開發新的盈利模式，或者在創作支出就設計好其未來的盈利模式，才能實現品牌的可持續發展。
 

所以，考驗吉蔔力接班人的，不再是能否創造新一代動畫大師，而是如何挖掘父輩留下的寶庫，用父輩的品牌在新的時代中煥發新的市場價值——新一代吉蔔力，不一定是新作品，也可以是新形式。這才是吉蔔力存亡的關鍵所在；否則，就和重新創立新的工作室沒有任何區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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