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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石化(346)歷史(3)

中聯石化(346)歷史(2)補遺(更新@4月15日)
http://realblog.zkiz.com/viewpage.php?tid=7255

中聯石化(346)歷史補遺(3)
http://realblog.zkiz.com/viewpage.php?tid=7400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40915/LTN20040915028_C.pdf

上文寫許浩明先生及陳華先生分別持有55%及45%的Wisdom On宣佈，以0.1元(即拆股前0.5元)全面收購周先生的7.5億股，即約62.66%股權，周先生套現約7,500萬元。

收購後，公司會易名為中聯石油化工。

現時繼續寫他們兩位買殼之後的動作。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41102/LTN20041102108_C.pdf

最後只有8萬股接納，那些人兄應該是不小心。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41117/LTN20041117113_C.pdf

大股東認購26,812,800元的可換股債券，年息1厘，換股價為0.112元，可換2.394億新股。

應該是之前大股東拿走不少錢，實際現金很少，新大股東以認購可換股債券保護自己債權，補充公司流動資金，亦可低價增持大量股票。

他們買殼的成本增至:7,500 萬 + 2,681.28萬元 = 1.02億元，加上其他使費，應在1.1億。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41119/LTN20041119131_C.pdf

股東通過公司易名中聯石油化工。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41123/LTN20041123136_C.pdf

2004-11-20 大公報

明倫擬遼寧建代儲油庫存油量由3萬噸提升至10萬涉款6000萬

明倫集團 ( 346) 主席許智明表示，近期獲遼寧市政府批出 100畝土地，(3)集團計劃興建代儲油庫，令集團的存油量由現時的3 萬噸提升至10萬噸，涉及投資額約6 , 000萬元。該代儲油庫主要自用為主，也有小部分將出租予中石化 ( 386) 及中石油 ( 857) 儲存燃油。

集團昨日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將公司名稱更改為「中聯石油化工國際」。許智明指出，集團日後將專注發展瀋陽煉油廠業務，進一步擴大生產條件，並會以生產毛利較高的下游石化產品為主，如聚丙烯。

公司易名專注煉油

他又透露，集團日後將繼續留意東北石化項目的投資機會，包括煉油廠及瀝青廠。至於會否將私人擁有的地產及酒店業務注入上市公司，他重申暫無此計劃。

集團董事張成指出，瀋陽煉油廠經過數個月改造後，現已完成生產催化劑及生產丙原料氣化裝置的改造，年產量分別由現時的14萬噸及4 萬噸，增至16萬噸及8 萬噸，至於石油化工產品深加工裝置改造，目前則仍在進行中，預期明年五月才可正式投產。

(1)他又預期，當改造全部完成後，營業額可由現時的4 億元倍增至8 億元，(2)料半年利潤可達2 , 000萬元。目前集團旗下的產品毛利率約為20% 。

許智明坦言，國際原油價格雖然變化很大，但內地石油價格的波幅相對較細，加上需求急劇增加，在擴大生產量及成本控制下，集團可將有關成本轉嫁到客戶身上，故集團現時暫無資金壓力。

若計及早前發行的2 , 800萬元可換股債券，該集團有手頭現金約5 , 000萬元。

文匯報

中聯石化擬購東北煉油廠發展聚丙烯瀝青廠等下游業務

　【本報訊】(記者　李永青)中聯石油化工國際（前稱明倫集團）(0346)主席許智明表示，暫時沒有計劃將其私人擁有的地產及酒店項目注入上市公司，集團將會以石化為主業，將全力發展瀋陽的煉油廠業務。他還表示，由於內地石化業務前景理想，加上國家推出扶持東北的優惠政策，故將積極考慮收購東北的煉油廠及瀝青廠，發展聚丙烯等下游業務，但現時未有具體計劃。

私人地產酒店暫無注入計劃

　許智明昨在股東特別大會後表示，集團投資了約4,000萬元人民幣(同下)，改造早前購入的瀋陽煉油廠，令催化劑及聚丙烯的年產量，將分別由現時的14萬噸升至16萬噸，及由4萬噸升至8萬噸。同時，石油化工產品深加工裝置改造，正在進行中，預期明年5月才可投產。

瀋陽煉油廠半年可賺2,000萬

　(1)他預料，完成全部改造後，該廠的年收入可由4億元，增至8億元，(2)未來半年利潤可達2,000萬元。

　 (3)中聯石化副總裁張成表示，由於集團是首家投資內地煉油廠的外資公司，故獲遼寧省政府免費批出100畝土地，用作興建儲油庫，料投資金額約6,000萬元。同時，該廠繳交的營業額及企業所得稅之中，有關繳交地方政府的部分，將獲退回一半的款項。他表示，該廠產品的毛利率約20%。

政府免費批地百畝建儲油庫

　張成說，完成興建儲油庫後，集團的儲油量將由3萬噸升至10萬噸，並會為中石化（0386）及中石油（0857）儲存燃油。

　另外，計及早前發行的可換股債券，集團手頭現金約5,000萬元，負債比率30%。同時，昨日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改名為中聯石油化工國際有限公司。

成報

明倫六千萬建十萬噸油庫

明倫集團(香港)(346)新任主席許智明表示，以他為首的大股東無意向明倫注入地產及酒店業務，反而明倫旗下瀋陽新民蠟化學品實驗廠，將投資6000萬元發展10萬噸容載量的油庫，藉此作自用及為中國石油及中國石化代儲燃油，同時亦物色發展下游產品聚丙烯、瀝青及收購東北石化項目的機會，長遠更有意進軍國際貿易業務。

中石油中石化用作儲油

明倫昨天亦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易名為中聯石油化工。許氏指，集團剛宣布發行約2681萬元可換股債券，主要發展與石化相關業務及作為營運資金，手持現金則逾5000萬元。

集團董事張成指，明倫已經在過去數個月斥資4000萬元改造瀋陽廠房，完成將催化劑產量由14萬噸提升至16萬噸，生產丙烯原料則由4萬噸提升至8萬噸。至於石化原料深加工部分則要留待明年5月至6月才完成。經改造後，(1)瀋陽廠房的全年銷售額由4億元(人民幣‧下同)提升至8億元，(2)半年利潤則達2000萬元。

因應瀋陽廠房獲遼寧省政府批出100畝用地，明倫計劃在有關用地，增加10萬噸儲油能力，較目前3萬噸為高。另該廠房尚有500畝用地可供使用。記者陳偉燊

公司聲稱以上各新聞上的3點(即加深字體的(1)、(2)、(3)不是主席錯，是董事張成錯。

(1) 原有業務，計入新民化工才有8億營業額。

(2) 只是物色有此等盈利的項目。

(3)仍在初步階段，未建成任何設施。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50107/LTN20050107137_C.pdf

委任楊孫西為非執董。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50117/LTN20050117049_C.pdf

新民化工協助Rimouski Limited開發新民市的經營石油化工科學園，該項目面積1,000畝，有煉油廠及石化項目，投資100億元。

但新民化工不作投資，只作管理，費用為5,000萬元，加全年銷售1.5%的費用。

這家Rimouski Limited為一離岸公司，由一位中國人持有，可能有利益輸送及替人方便的問題。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50117/LTN20050117117_C.pdf

幾日後，以收購新民化工的遼河能源和馬達加斯加合作，開發馬達加斯加的油田。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50201/LTN20050201098_C.pdf

遼河能源和新民化工附近的遼河石油勘探局合作開發、經營及勘探油田。

可見買新民化工是新主下心腸買的，不是舊主所能控制的。那誰替周先生賣殼?這個已經是一個謎。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50224/LTN20050224101_C.pdf

委任劉夢熊、曾國文及張成先為執董，前兩者為財技高手，後者和新民蠟廠有關，可見目的真是想籌錢，多過開發油田。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50404/LTN20050404020_C.pdf

經營石油化工科學園項目終止。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50412/LTN20050412153_C.pdf

劉夢熊請辭，可能有大事發生。

明天再續。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7757

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

Fr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f2lj.html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大。三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别喜欢去管理。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一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一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城高。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二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城高。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二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大。三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别喜欢去管理。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城高。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二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大。三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别喜欢去管理。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经理人。像郑观应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 1978年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大。三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别喜欢去管理。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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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亿存货历史最高江西铜业惊现三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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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091031/20091031014350951.html

每经记者  张奇

        随着国内三大铜企三季报纷纷披露，江西铜业（600362，收盘价38.33元）三季报存货高达百亿元让投资者难以理解。云南铜业（000878，收盘价30.42元）和铜陵有色（000630，收盘价18.03元）两家公司的单季净利润环比增幅都超过20%，同时两公司存货增加也处于合理位置，都在65亿元左右，都增加约14亿元。反观江西铜业，公司三季度单季净利润5.61亿元，环比下滑42.65%，而公司前三季度的存货高达 100亿元以上，且上半年存货仅有70亿元不到，三季度升幅达48%，这是公司创建以来的最高存货，甚至超过了2007年和2008年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时的存货，当时最高存货也不到85亿元。

三季报披露虽已进入尾声，而对于江西铜业盈利大幅下滑以及历史最高存货的谜团才刚刚出现在投资者面前。

        江西铜业作为国内三大铜企的“带头大哥”，其三季报也是最早披露的。10月23日，江西铜业三季报显示单季净利润为5.61亿元，这样的成绩大大低于市场的预期，环比下滑达到42.65%；国信证券此前曾预计三季度单季每股收益将达到0.38元，而现在仅有0.19元。而背后却是 100.98亿元的历史最高存货，其二季度末时存货仅有67.98亿元，增幅高达48%。

        但云南铜业和铜陵有色三季报公布后，江西铜业的疑问也就越来越大。

        云南铜业的三季报显示，2009年7月~9月公司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28亿元，每股收益0.18元，同比增长506%，环比增幅达到70%以上；公司存货平稳增长，从二季度末的51.25亿元增加到66.54亿元。

        铜陵有色的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净利润为4.71亿元，其中三季度净利润也达到1.65亿元，虽同比减少48.78%，环比仍上升了23%；存货方面也是稳中有升，65.91亿元的存货仅比二季度高出14.88亿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翻开三家公司近三年的季度报表查看，江西铜业存货历年来较为稳定，2006年以来一直稳步上升，2007年中期以来随着大宗商品攀升至历史高位，铜精矿等的原材料价格处于高位，公司存货2007年中期至2008年中期一直维持在89亿元附近，但没有出现巨额增长。另外，铜陵有色近三年的存货一直较为稳定，中原证券行业分析师何卫江告诉记者，铜陵有色有色的自产矿比例很小，盈利主要是靠赚取国外的长单铜精矿的加工费为主，存货变动一般都不大。

“与众不同”引发三大疑问

        业内人士称，江西铜业盈利以及存货的变化与行业趋势完全相悖，说明其走出了独立于行业内的“走势”，而江西铜业盈利能力为何大幅下降？低于市场预期但公司股价却很坚挺？如此高的存货又有何用意？《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深入调查，发现了三大疑问？

疑问一：赌铜价上涨？

        一位曾担任国内大型铜企高层的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从三大铜企对比来看，云南铜业和铜陵有色的净利润都在稳步上升，存货增幅也处于合理的范围内，而反观江西铜业的业绩和存货都一反常态，这不符合行业的整体情况。

        记者致电江西铜业了解情况，其证券部工作人员解释称，公司存货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产量增加、原材料采购量增加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存货大幅增长。其中对于废杂铜的采购数量增加较多，因为此前铜价较低，这部分原材料采购较少。

        而记者从一位近期调研公司的研究员那里得知，公司存货增加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增加了海外铜精矿的采购，对于增加采购的原因也不清楚。他认为，一般在公司盈利情况逐步下降的情况下，都会以公司的存货销售为主，这样可避免高存货带来的风险，至少不会增加原材料采购，江西铜业库存创新高让人难以理解，除非公司另有想法。

        在今年二季度铜价大幅攀升的过程中，江西铜业享受了低位存货带来的高额收益，致使单季盈利达到10.5亿元，环比增幅更是达到惊人的 590%。何卫江认为，在今年二季度时，由于国内外铜价价差正高，导致国外进口的铜精矿加工后享受较大的溢价收益，而三季度以来，随着国内外铜价价差的拉近，这部分利润缩减的很大。

        同时，三季度国内外铜价都处于高位徘徊期，云南铜业和铜陵有色的存货都是平稳增长，而江西铜业大量增加原材料的存货，目的很有可能是重温今年二季度的“美梦”。

        然而高存货的背后却孕育着高风险，上述业内人士称，大宗商品的价格存在太多变数，看看云南铜业2008年初高达105亿元的存货，在铜价处于高位时期大量的囤货，以求享受高额的净利润，但随着铜价去年四季度初的崩溃，云南铜业便吞下了连续巨亏的苦果。

疑问二：巨额存货是否套保？

        据接近江西铜业期货的人士透露，2000年以来，江西铜业把自身的期货分为五大板块，分别是自产原料、铜杆线、贸易、进口原料、国内原料，每个板块都有独立的账户。然而江西铜业对于期货套保业务却没有在三季度公布。

        相比之下，云南铜业和铜陵有色两公司套保业务较为透明，在三季度中都有详细的套保数据。三季度末，云南铜业持有沪铜0912合约金额为 0.94万元，沪铜1001合约金额达到8.12亿元，沪铜1002合约0.45亿元；铜陵有色三季度末持有1.18亿元的黄金标准合约金额，还持有 13.12亿元的铜标准合约金额。

        业内人士对  《每日经济新闻》表示，铜陵有色和云南铜业都对公司旗下的部分产品进行了套保，而反观江西铜业三季报，从中只能看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22亿元，投资收益实现2.45亿元。投资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第三季度末公司主产品电解铜价格比2008年年末有所上涨，导致公司对上年年末已确认为当期损益的期货浮动亏损头寸平仓后，在本报告期应确认的盈利。

        而对于三季度末1.22亿元的公允价值亏损，并未作出详尽的说明。再看公司三季度100.98亿元的存货，如果没有进行相应的套保，未来铜价一旦波动剧烈，公司的业绩恐怕又会受到大的影响。

疑问三：为67亿元融资铺路？

        云南铜业和铜陵有色两家公司第三季度利润，环比都是稳步上升的，这样看来，江西铜业净利润大幅下滑与行业趋势完全不符。

        国信证券行业分析师彭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从江西铜业的主要产品电解铜、黄金、白银和硫酸的价格走势来看，除了硫酸价格环比下降4.11%外，电解铜、黄金和白银的价格环比均出现增长，增长幅度分别达到7.98%、3.95%和9.19%。在大部分产品价格环比出现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公司三季度的业绩理应得到较大释放，然而却出现了综合毛利率下降至8.69%的结果。

        彭波认为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公司减少了毛利率较高的自产铜、黄金和白银的销量，而增加了毛利率偏低的代加工铜、黄金和白银的销量，这从一定程度也能解释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大幅度下降的现象。

        如果是这种情况，公司可能大幅增加了自产铜的存量，这或许能解释公司存货暴增的部分原因，也能解释为何公司净利润出现大幅下滑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告诉记者，国内铜企销售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如交货日期可能会有一定的延期，如9月份应该交的货，可以延迟到10月份，而这部分产生的利润就将在下个季度体现出来。

        并且江西铜业三季度业绩下滑，或许是为明年10月4日江西铜业17.61亿份权证行权做准备，按照0.25的行权比例，和15.4元的最新行权价来看，若全部行权，将轻松融资67.79亿元的真金白银，这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无疑一笔巨资。

        还记得今年二季度，武钢股份为70亿元的权证融资，搅得A股市场风生水起，一个月累计涨幅超过50%，又是传闻年报提前披露，并且还传有 10送12的计划，但最后都没有顺利行权，70亿元的融资成了泡影。而权证融资失败，武钢三季度便抛出了配股方案，拟融资不超过120亿元。

        再联想到江西铜业明年权证行权，如果有业绩超预期增长刺激，股价也将有所保证，这样对于行权融资67亿元将相对容易。

        当然这些还停留在猜测阶段，一切谜底尚待时间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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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車先生: 恆生的股本歷史

今日新年，所謂新年新變化，我忙著找些新資料準備繼續寫華昱投資及做些剪報，可能沒時間寫，故今日會貼文。

上星期，何車先生為經濟日報寫了一篇恆生的投資文章，內容很有保留的價值，但由於怕某組織以侵犯版權告訴，故特刪掉公司為何落後部分，希望何車先生及各位見諒。

附上一個恆生銀行的廣告，祝大家新年快樂!

香港經濟日報 2009年12月24日

恒生包尾，Why？

　˙恒生銀行（00011）37年前上市，當年有幸抽中1手，成本1萬元，現在變成215萬元。

　˙恒生ROE（股東資金回報率）No.1。

　˙東亞（00023）與兩隻「大新」，今年升幅逾倍，恒生只蝸步爬升11%。

　　恒生是本港最成功銀行（或之一），若然在1972年6月上市抽中成為股東，寒來暑往37年，當年1萬元的成本，今日已變成215萬元，尚未計算年年收取的股息。

　　■恒生創辦於1933年，原為純華資銀行，當年職員11人，現已增至9,438人。1967年本港發生銀行風暴，恒生由滙豐（00005）取得51%控制權。時至今日，滙豐持有恒生62.14%權益。

　　1972年6月（恒生指數約430點），恒生發行股數1,000萬股，由滙豐以外的股東撥出100萬股舊股發售。當時恒生每股票面值10元，發售價為 100元，稱為「升水至100元發售」。「升水」一詞，多年來已不再流行。1973年（恒生掛牌翌年，亦即港股歷史上最大型股災的年份），恒生純利 7,099萬元，EPS 7.09元，NAV 28.38元，股價最高288元，折合PE 40.6倍，PB 10.1倍。

　　在中大型上市公司中，恒生是過去數十年股東變化最簡單的，從無發行新股進行併購，亦無以股代息，只有送股及拆細。上市至93年，年年送股，只有75年例外（當年盈利 9,110萬元，仍按年上升12%），93年以後，不再送股。當年每股票面值10元，曾一拆二，現時票面值為5元。

　　1972年中恒生發行股數1,000萬股，今日19.12億股，股東從來沒有「夾」過一文錢。當年上市成功抽中1手（100股），成本1萬元，今日變成1.91萬股（股價 112.40元），價值215萬元，升幅214倍，遠遠跑贏恒生指數（期內升幅47倍）。連同股息，升幅更加不得了。恒生長期股東，早已腳仔搖搖。

　　■恒生有不少數據，令其他同業眼紅︰

　　恒生上市的1972年，純利5,472萬元，07年盈利186.1億元（特意不用金融海嘯的08年，盈利141億元），35年間增幅339倍，難得的是增長全屬Organic，並非依靠併購、發行新股等。同期，滙豐盈利由2.18億元增至1,483億元，增幅679倍，大過恒生，但大部分增長來自併購。東亞同期盈利由1,907萬元增至41.4億元，增幅216倍（已足以令西洋銀行家刮目相看，但與恒生相比，仍然是一個騎驢，一個騎馬）。

Earnings per Staff︰No.1

　　1972年，恒生每名員工為恒生賺取的利潤，只是2.47萬元；07年（特意不用08年金融嘯年數據），超過190萬元，增幅76倍。恒生的 Earnings per Staff肯定是全球中大型銀行中的No.1。恒生每名職員的賺錢能力，大約是滙豐及東亞的6倍以上。

　　三分一以上的本港市民，在恒生有戶口。

　　可能令全球其他銀行家envious的，是恒生的ROE，所謂「股東資金回報率」（Return on Equity）。

　　06年底及07年底，恒生平均股東資金（即集團帳面NAV，即帳面「身家」）525.8億元，07年賺182.4億元，ROE高達34.7%。7年底及08年底，股東資金540.5億元，當年盈利141.0億元，ROE在金融海嘯年仍高達26.1%。

　　ROE是盈利除以股東資金，亦可用每股盈利除以每股NAV。ROE愈高，代表盈利能力愈強。今日買樓收租，用100元置業，每年只獲回報3元，ROE只有3%；07年與08年，恒生每100元身家的回報，是34.7元及26.1元，怎不令人羨慕？

　　柯清輝當年由滙豐調到恒生做大班，以恒生的ROE極高而自豪，表示難有其他銀行可以相比。只是，當年若然不是柯清輝做大班，而是柯XX做大班，恒生的 ROE亦一樣令人眼紅。恒生ROE高，是以前「做落」，恒生1973年ROE是25.0%，1983年是26.9%，1993年是20.1%，03年是 25.9%。

恆生的1990年代的賀年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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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讀歷史左丁山

2010-02-03 AD

本欄寫「無國情教育」，一位讀者來郵云（讀者用英文名，譯音就係「香港人」）：「特區政府與親中人士嗌破喉嚨講嘅國情教育等於中史加中國文學咩？左先生真係純情？抑或人在江湖耶？」

「香港人」兩項觀察都錯。左丁山自細到大都未純情過，亦非人在江湖。幾年前有位香先生主持公民教育委員會，要電視台在黃金時間新聞節目啟播之前，先播一段《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公民教育一部份，起初有好多人鬧，但播咗幾年之後，o依家冇人嘈啦！好多中小學生每日聽一次，現在已有好多學生識用普通話唱「起來，起來。」正合香先生之原意。

但只係識唱而不知道此曲之歷史背景，唔識得誰是聶耳與田漢，唱歌只是唸口簧啫，學生邊度會投入吖。另外，如中學生不讀歷史，不識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與八年抗戰，香港學生邊會感受到「前進、前進」之勇悲壯？故此對中央與特區嚟講，脫離中國歷史談國情教育，只係叫吓學生背書啫，毫不深入，好難入腦，點會如北京所願，成為愛國學生吖。

左丁山經常對有關人士埋怨中學改制為三三四好則好矣，奈何同時改埋課程，廢除中史，將中國文學完全邊緣化，乃係一大失着。根本嚟講，將中國文學與中國語文分割成兩科，教中文如教第二語言，已是絕大錯誤。我哋舊時讀「國文」，何曾分開中國語文與中國文學嚟讀？一位對考試、考評甚有認識嘅朋友向左丁山講過，北京其實對香港中學廢除中國歷史科，不滿之情，溢於言表，但不便公開表態而已。好多老師為了維持飯碗，爭讀大學嘅通識碩士學位，教授講文化大革命，據左丁山所知，一啲老師（六十後、七十後）為之茫茫然，皆因佢哋以前冇讀過近代史，成長時期亦無留意過十年文革浩劫。佢哋讀完學位，返到中學教通識，講到近代史、現代史，好可能係照本宣讀而已，點會教得深入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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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创历史新高 6亿美金可转债倒逼碧桂园

http://www.21cbh.com/HTML/2010-4-1/xNMDAwMDE3MTExNw.html

尽管碧桂园（02007.HK）几乎交出了历史最好答卷，但苛责的分析师们仍旧认为，碧桂园2009年的业绩低于市场预期。

3 月30日，碧桂园公布2009年全年业绩报告：确认收入总额约175.9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上升11.9%，确认收入建筑面积约348.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2.5%；净利润率11.8%，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每股盈利12.73分,较2008年同期大幅增长50.7%。多项数据创下碧桂园历史新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向本报记者指出，碧桂园毛利（土地增值税拨备前）由截至2008年度的约70.26亿元下降33.8%至 2009年度约46.5亿元，毛利率由2008年的44.7%，下降至去年同期的26.4%。

据了解，毛利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确认收入的产品组合变化所致。碧桂园2009年确认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4742元，低于2008年的人民币6861元，因为2009年的数据包括2008年签的合同，而当时正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时期。

3月23日，记者曾从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获悉碧桂园的评级报告。该报告已确认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碧桂园）Ba2的公司家族评级和Ba3的高级无抵押债券评级。上述评级展望均为负面。

在碧桂园宣布签约参与广州亚运城项目之后，穆迪一度准备对碧桂园开展可能下调的评级复评。穆迪副总裁/高级信用评级主任蔡承业表示，“若碧桂园有能力支付上述土地款项，这将缓解穆迪对于亚运城项目可能导致碧桂园流动资金紧张的担忧。”

蔡承业称：“与其他开发商相比，碧桂园的产品价格合理，其在二三线城市的市场优势，使其受到当前监管措施收紧的影响可能较小。碧桂园的60多个项目亦表现出良好的多样性，并大大降低了销售量大幅下降的风险。”

碧桂园Ba2的公司家族评级进一步反映了该公司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城郊市场有强大的销售能力。此外，碧桂园规模庞大，并有土地成本较低的优势，这为该公司提供了定价灵活性。

蔡承业指出，碧桂园的负面评级展望，反映了该公司需要为2011年2月卖出期权到期的6亿美元可转债安排再融资，及其信用指标相对于评级水平较为疲弱。

此外，穆迪认为碧桂园的债务杠杆率需要改善，使调整后债务/总资本比率持续保持在45%或更低的水平。

为了对可转债到期做出财务准备，2010年碧桂园将压缩一部分沟底资金。碧桂园总裁崔健波表示，碧桂园2010年将可能有50亿用于购买新增的土地，2009年碧桂园买地实际支出大概是67亿，“我们主要是预留2011年2月份到期的CB（6亿美元可转换债券），债券要提前赎回的话，要预留这方面的资金。”

报告显示，目前土地储备最大的房企仍旧是是碧桂园，截至去年末共取得国土证的土地可建面积达到4043万平方米；其次为中国海外发展（00688.HK）的3055 万平方米和合生创展(0754.HK)的3020万平方米。万科（00002.SZ）的公司权益土地储备可建面积有1036万平方米，金地 (600383.SH)也有1358万平方米，保利地产(600048.SH)更是超过2800万平方米，但是他们当年的新开工面积分别只有近600万、 142万和564万平方米。

崔健波表示，今年碧桂园的合同销售目标是300亿，同比2009年增长29%，公司有信心实现。

碧桂园首席财务官伍绮琴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今年预计碧桂园在2010年底有超过80亿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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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牛熊历史钱在谁的口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f36780100jz0a.html

美国发展历史：
1932-1966 牛市：黄金投资30年，战后婴儿潮繁荣期
1966-1982 熊市：衰退期（美股熊市.美国衰退期.1981CPI年中涨幅达14.5%，美元泛滥）-----不过商品是牛市
1982-2000 牛市：大牛市（1987：格林斯潘上台，2006下台，所制造的泡沫，历史最大。这期间，实际经济也发达，美国只消费，少生产）
2000-2020 熊市？:（科网泡沫破裂，2003年底利率刺激，反弹到07年10月....继续破裂，03--07的上升由低利率刺激的，正在偿还中...这其中1998---2007商品牛市）

可以看到一个周期大概为18年左右，而美国这次的衰退已经由2000年开始----？？，但03-06年使用了货币政策，使得本该衰退的周期出现了变态...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偿还以前的泡沫...从03-07年10月...的4年大反弹！不过应该清楚的是...即使是在大熊市中，也会有那么几年的反弹...具体周期我再看看）

零散的背景：1979.：雪茄伏，由发债改替印钞
美股大牛市：1982年8月—2007年10月;美债大牛1981年中—2008年12月…

---------------还会补充...!

黄金牛熊历史...
1967年11月18日，英镑在战后第二次贬值；1968年3月17日，“黄金总汇”解体；1969年8月8日，法郎贬值11.11％。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关闭黄金窗口，停止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前来兑换黄金。美元挣脱黄金的牢狱，自由浮动于外汇市场。

1972年这一年，伦敦市场的金价从1盎司46美元涨到64美元。

1973年，金价冲破100美元。

1974年到1977年，金价在130美元到180美元之间波动。

1978年，原油飙涨达一桶30美元，金价涨到244美元。

1979年，金价涨到500美元。10月，美国通胀率冲破12％。

1980 年元月的头两个交易日，金价达到634美元，美国财长米勒宣布财政部不再出售黄金，之后不到30分钟金价大涨30美元达715美元，元月21日创850美元新高。美国总统卡特不得不出来打压金市，表示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当天收盘时金价下跌了50美元。

1980年2月22日，金价重挫145美元。

当代首次黄金大牛市宣告结束，时间长达12年。金价从1968年的35美元涨到1980年的850美元的12年间，每年有30％的获利率。 1980年黄金投资额达1兆六千亿美元，已超出只有1兆四千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市值。而在1959年，黄金的投资额仅是美国股票市值的五分之一。

1981年，金价每盎司的盘势峰顶是599美元。到了1985年，盘势降到300美元左右。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后，黄金价格触及486美元的峰顶后便一路下滑。

1981---2000熊
曹仁超告诉记者，金价牛市由2001年12月开始，最大升幅早在2008年3月前完成，当时金价由271美元/盎斯升至1032美元/盎斯。

2008年3月开始，即进入黄金牛市第一期调整期；在2008年11月见670美元完成，然后进入牛市第二期即慢牛期。“牛市二期金价升幅小且十分慢，因此只宜长期持有、不宜短期炒卖。”

至于黄金到底能涨到何种水平，曹仁超也坦承只有事后才能知道。“一个黄金牛市通常可长达15年到20年，即2016年后黄金才可能结束整个牛市。由 2009年起黄金进入慢牛，短期而言，金价在1000美元之上吸引力十分有限。”
http://finance.ce.cn/rolling/200910/14/t20091014_15047776.shtml

1988年至1999年的有关黄金市场的评论：

1988年2月8日：上周五每盎司金价以439美元收市，令黄金好友捏一把冷汗，因为金价支持点正好在此水平，技术分析告诉我们，此水平一旦跌破，金价就如入无支持之境，要跌至什么价位才能企稳，技术派已不敢肯定，艾略特理论的指示是180美元。

1988年8月20日：既然投资者忧虑经济衰退迟早来临，那么黄金是不应忽略的投资工具。在30年代股市大崩溃时，最有代表性的金矿股Homestake 的股价从1929年的7美元上升至1932年的46美元(期间道指跌幅达90%)。

1989 年2月1日：金价从1980年1月20日的历史高位850美元计，到1988年年底，美元金价已跌去52%。在这十年内，美国的通胀率升幅共达 90%，以低通胀率见称的日本也在20%的水平，而黄金的这段走势说明它没有抗拒通胀的能力，黄金应从“保值商品”上除名(有意思的是，若以日元计，这十年的金价跌幅最历害，达75%。)。
在80年代，黄金无息成本的弱势凸现。因为在70年代，债券及银行利息都低于通胀率，也就是“负利率”，这时黄金无息可以忽略不计，到了80年代，债券和其他固定利息的投资工具所提供的收益高于通胀率，令黄金的魅力骤然失色。

1989年2月13日：名画和古董与金银一样是无息产品，为什么前者在80年代的价格大涨？原因是物以稀为贵。名画和古董往往是独一无二的，而金银能不断生产。

1989年11月15日：金价从9月中旬的350美元回升至11月14日的391.5美元收市，两个月升幅达11%，令“金甲虫”兴奋不已，但往上已难有作为。

1989年12月9日：金价在11月27日见427美元之后，市上传出苏联大量抛售黄金的消息，令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中，作为世界第二大黄金出产国的“苏联卖金”传闻，对下降的金价发挥了巨大作用。

金价确实与通胀率无关。1981年，美国通胀率上升8.9%，当年金价却大跌32%；1986年通胀率跌至1.1%，但当年金价上升19%。

1990年5月24日：市场出现18.7吨(每吨为二万七千盎司)黄金的沽盘，是美国清盘官将最近申请破产的储贷银行及财务公司所持黄金集中推出套现，金价大跌，推低至360美元。

1990年7月12日：1989年新产黄金加上旧金翻碎金整合(铸成金条)等来源，黄金总供应量为二千七百二十三吨。在需求方面，首饰用去一百三十八吨、电子业用了一百三十八吨，金币消耗量一百二十三吨，其他(主要为实金持有者)购进了六百五十一吨。

首饰金的需求占了黄金总供应量的67%，而且1989年的首饰用黄金较1988年的约一千五百吨增长了23%。尽管如此，金价仍是不振。1988年，各国央行买卖黄金出现净购额285吨，1989年则为净卖额二百五十五吨。

由于冷战式微，黄金作为政治保险效用也消失了，无利息还得付仓租的黄金恐非精明的投资人所选。
1990 年9月5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金价从370美元反弹至417美元，又往下打回383美元。由于美国财赤日趋严重，美元汇价摇摇欲坠和全球信贷危机呼之欲出，金价长期看有向500美元的“颈线”靠拢的趋势，一旦升至500美元，最低升幅可令金价见700美元，中间数为850美元，最高可见 1000美元。

1991年1月12日：现在是“现金为王”，这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现金是垃圾”，简直天壤之别，黄金已成为“一沉百踩”的商品。但金价仍有可能凌厉反弹。

1991 年6月13日：金银一齐上升，却有不同的理由。盎司白银价在3月曾跌至4美元以下，不及其最高价的十分之一，原因是大家以为白银供过于求。但5 月中旬，美国一家机构认为白银恰恰是求过于供，1991年白银产量为四亿八千一百万盎司，需求则达五亿九千万盎司。于是白银大幅上扬，最高见4.64美元。走势派指出，白银好淡的分水岭在4.22美元，已进入上升轨道。

至于黄金，则是穷极思变。大部份机构投资者组合已没有黄金，美国大规模互惠基金Kemper上月解散属下的黄金基金。买卖黄金矿股票的华盛顿 Spokane证券交易所宣布暂时停业，等等。人们终于开始反向操作，令金价反弹。

还有一个“恐惧指数”也有意思。美国的一位投资顾问根据美联储存金时价与美元(M3)供应量的关系，制成一项恐惧指数。五月底盎司金价 360.75美元，美联储存金二亿六千一百九十万盎司，M3发行量为四十亿七千六百万，等于每百美元含金值226美元，这便是恐惧指数2.26，它已接近尼克松在 1971年宣布取消金本位创下的恐惧指数2点的纪录。美元含金量2.26%，意味着其余97.7%美元都是无中生有靠美国政府信用支持，而美国政府负债累累，这97.74美元全是借贷而来。于是，人们抛美元买黄金。恐惧指数的最高点是10点，正在1980年黄金历史天价时。

1994年10月8日：英国著名的裁缝街的西装，数百年来的价格都是五、六盎司黄金的水准，是黄金购买力历久不变的明证。盎司金价若突破396美元，下一个目标是406美元，此关一破，黄金牛市便告诞生，可看1200美元。

1996年2月5日：上周五盎司金价一度升达418.5美元，打破了1993年高价409美元，技术专家认为，此关一破，金价有机会破445美元。
各国央行不但卖金，而且租金。卖金方面，最高的是1992年卖了六百吨，1995估计为三千吨。金商看淡未来金价，因此设法向储存大量黄金的中央银行租金，租期三年至五年不等，然后在市场沽出。对金矿主而言，这不过是把三五年后的产金以当前价格卖出，等于把未来利润先行兑现，而央行则“盘活”了资产。据英伦银行12 月上旬公布的数据，仅伦敦金商就向央行租借一千五百吨。

若不算央行和售金，其它早已供不应求。1995年和1994年其金产量差不多，同为二千七百八十七吨，而消耗量在四万吨水平，黄金赤字在一千一百吨至一千二百吨之间。

1997 年7月8日：西方各中央银行有秩序地消减黄金储备。资料显示，荷兰央行直接沽金，比利时铸造金币变相售金，瑞士央行计划分期出售约值五十亿美元黄金，建立 “大屠杀黄金”，以示该国二次大战期间大做纳粹生意的悔意。上周四，澳洲公布今年上半年陆续卖出约值十七亿美元的黄金，虽然售金量不大，却占该国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说明不再把黄金视为主要货币和储备。澳洲居南非、美国之后，是世界第三大产金国。

结果，盎司黄金美元价在370至400美元之间徘徊约两年之久，上周四突然在纽约市场急挫，周五伦敦跌至324.75美元，为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998 年3月24日：每盎司金价在1月9日跌至278.7美元的最低价，昨在294美元水平徘徊。黄金盛极而衰，现在其市价已低于平均生产成本每盎司 315美元，世界有一半金矿亏本，相继停工势所难免，这令过去二年出现新出土黄金供不应求，所提炼的黄金供应比需求少约一千吨，只是由于央行抛金及民间藏金在金价前景看淡之下纷纷沽出，以致金价下挫之势未能扭转。

加拿大巴烈克金矿计划大规模铸造“创世纪金币”，计划用一千吨至二千五百吨黄金造此币。如果计划落实，将是耗金量最大的金币铸造，因为以往南非克鲁格兰金币一共耗金一千四百吨，1986年日本裕仁金币用金量一百八十二吨，1991年明仁金币用金六十吨。对黄金市场而言，这是一大利好。去年各国央行售金量是八百二十五吨，“创世纪金币”将可完全消化。

1999年 7月6日：英伦银行周二以每盎司261.2美元售出二十五吨黄金，筹集得二亿九百八十万美元，这是英伦银行近二十年的首次拍卖，也是该行五次拍卖的第一次。自英国公布计划在未来三至五年出售其七百十五吨黄金储备的四百十五吨以来，金价已跌逾一成。消息宣布后金价随即跌破260美元水平，达256.4美元，创下20年新低。
黄金不会人间蒸发、磨损的“永恒价值”，为市场留下祸根。因为数千年来存世的黄金估计达十二万五千吨，其中约三分之一在各国央行的金库里，其余为私人藏金和首饰物。

一边是央行大肆抛售(瑞士央行也计划估售一千三百吨左右黄金)，另一方面金矿主开采数量有增无减。原因有二：第一是黄金单位生产成本下降，1998年跌 20%，每盎司平均美元生产成本只有206美元；第二是矿务公司已发展出“产铜为主产金为副”的生产模式，估计副产的黄金1995年占黄金总产量的 9%，2005年将增至17%。黄金随黄铜而来，意味矿场愈来愈不会把黄金产量与价格挂构。

有人已预估下世纪初金价见150美元，目前金价真的不知伊于胡底了。作为贷币商品甚至纯粹商品，黄金已失去“长期持有”的价值，这是投资者不得不承认和留意的。

市场的供求与市场价格相互作用。

从实际需求看，黄金是供不应求的，每年大约有一千吨的缺口。但各国央行的储备买卖却是追涨杀跌，让黄金市场变得求不应供。“黄金跌得愈低，官金出售的可能性愈大”的规律。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扬，从1982年的375美元涨到1987年股市崩盘后的500美元左右，就少有中央银行出售黄金。之后，黄金再次转势，到1992年时降到350美元左右，这段期间各央行总共兑清了五百吨黄金。从1992年到1999年，黄金跌到300美元以下，各国央行总共出售了三千吨左右黄金，一年约四百吨。各国央行最后发现敌人就是它们自己。只要中央银行持有的官金过剩，每次官金出售就会成为头条新闻，金价就会下跌，出售所得相应减少。

下跌的金价可能刺激了它的实际需求。1990年，用于首饰和电子工业的黄金比1980年高出50％以上，比1994年高出三分之一左右。单单用于首饰生产的黄金就比1850年高出一百倍，由于人口在此期间只成长了五倍，因此，平均每人的金饰消费增加了二十倍。

1999年8月26日，每盎司金价跌至251.9美元，创下二十年来低位，在底部横盘两年后，于2001年再次发力上攻，到2003年年底为414美元，涨幅达60％。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6218

JP Morgan 與美國歷史貓王炒股日記

http://ariesl0501.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2452295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NYSE：MS，香港財經界俗稱為「大摩」，其江湖地位不用多講，更是美國投資銀行業的龍頭大哥，事實上，它的成長與美國歷史有很大的淵源！摩根士丹利原是JP 摩根(JP Morgan)中的投資部門，1933年美國經歷了大蕭條，國會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 ，禁止公司同時提供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服務，摩根士丹利於是作為一家投資銀行於1935年9月5日在紐約成立，而JP摩根則轉為一家純商業銀行。1935年以前的摩根財團，可能是世界上最可畏的金融聯合機構。這個財團是由美國銀行家喬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1838年創辦於倫敦，後由摩根家族繼承，遷至紐約後聲名鵲起。西方金融歷史學家大多用摩根財團的歷史來講述現代金融業的崛起。

JP 摩根其實即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先生以其名字命名的公司，在早期的美國南北戰爭中，美軍在戰場無法獲得足夠的步槍。摩根先生融資購買和升級舊霍爾卡賓槍(Hall carbines)，槍械很快被運到密蘇里州(Missouri)部隊的手中。此役他獲得利潤為 5400美元，可是在公德完滿之後摩根的公司卻要控告政府到期未繳款，並贏得了這場官司，但是，多年來社會人士卻指責摩先生根弄虛作假銷的售有缺陷的槍支！ 1895年是1893年以來經濟恐慌的深淵，美國聯邦財政部幾乎耗盡金。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 安排摩根先生在華爾街創建一個私人財團，目的是為美國財政部籌組6500萬美元的黃金，一半是來自歐洲，加上浮息債券的發行，恢復國庫盈餘於 1億美元的水平。這一役雖然拯救了國庫，卻傷害了克利夫蘭總統與民主黨農民分支的關係，於1896年選舉時，摩根先生及華爾街銀行家受到民主派總統候選人威廉．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沈重的評擊，皆因他們捐出巨款予共和的黨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這位當選1896年的總統並於1900年連任的仁兄，爭議原因是他支持金本位制度的平台。

這一段史料像不像中國清朝紅頂商人胡雪嚴的事跡？清末太平軍作亂，胡雪嚴擅自作主，把銀兩借給湘軍，因而被老闆給開革。胡雪嚴出身寒微，沒有受過高深教育，卻能以精準的眼光、高明的策略，加上靈活的手腕，使他大展鴻圖，開拓出自己的事業。由於天時、地利、人和的搭配，胡雪嚴居然在短短二十年間，由一個在錢莊倒夜壺的小差，轉變成掌握了錢、典、絲、茶、煙五大行業。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6786

香港股市历史上十次暴跌钱在谁的口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f36780100layp.html

第一次，1974年石油危机

恒生指数跌到150点，那时候是全世界经济大衰退。

香港股市现在每天成交量只有500亿，很多人说很少、很惨，但你知道1974年石油危机的时候，只有900万。

但不用2年，恒生指数升了3倍。

第二次，1976年毛泽东去世

恒生指数跌了20%，由400多点跌到300多点。

两年后恒指升了5倍。

第三次，1983年港币大贬值

恒生指数1800多点跌到600多点。

当时从1美元兑5块多港币跌到8块多，还传说港币会变水，将继续跌到1美元兑20块

那一年很多事情发生，怡和迁册百慕大（注1）。

其后香港股市升了6倍。

第四次，1987年全球股市暴跌

恒生指数差不多4000多点跌到1800多点。

美国股市一天暴跌22%，香港停市4天。

后来两年升了2倍。

第五次，1989年64

恒生指数由3300多点跌到2000点。

之后升了1倍半。

第六次，1990年伊拉克打科威特

股市从那以后3年时间升了4倍半。

第七次，1995年霸菱事件。

当时股市也是大跌，其后恒指升了2倍半。

第八次，1998年索罗斯攻击香港联合汇率

还有港基银行挤兑、百富勤倒闭等一连串消息，股市也是暴跌，错误得离谱。

之后股市由6000多点升到18000多，差不多3倍。

第九次，2003年SARS（非典）

恒生指数过后从8000多点升到3万多。

第十次，就是现在美国次按危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历史就是重复，但不是简单的重复．

为什么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总有人坚定地认为，我们的这一次有别于历史上以前的Ｎ次．

涨的时候还可以再看涨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特别地好，所以还会涨；

跌的时候还可能再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特别地差，所以肯定还要跌；

但前年五千点以上谁不知道那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地好，许多企业的赢利水平都创了历史新高；

现在是地球人都知道全球的经济基本面特别地差．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7425

回顾Ａ股历史上的５大井喷行情钱在谁的口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f36780100laxh.html

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有向中国经济蔓延之势时，本周，三大政府部门终于出手救市，加之上证指数从6124点跌到1800点，已聚集了跌幅达71%的市场自然力量，这两股合力推动了市场的暴涨。昨日的沪深股市一改近期颓势，出现了A股历史上首次全线涨停的壮观景气。

根据资料显示，自1996年12月16日中国A股市场实行10%涨跌幅限制以来，截至到昨日，沪指共出现过5个单日涨幅超过9%的交易日。最大的涨幅纪录是2001年10月23日，上证指数涨幅为9.86%。

昨日上证指数大涨9.45%，排名第二位，而今年的“4·24”行情涨幅为9.26%，位列第三，这也是A股史上首次在一年之中大盘出现两次井喷行情；而A股史上著名的“6·24”井喷行情则排名第四。

5大井喷行情均受政策提振

值得注意的是，A股史上这五大单日涨幅超过9%的井喷行情均是受利好政策的提振。其中“6·24”行情的直接动力就是2002年6月23日国有股减持的正式停止。

2000年2月14日，证监会宣布，50%新股向二级市场配售政策，在网络科技股热潮的带领下，当日沪指大幅高开57个点，从1534.99点上涨到 1673.94点，涨幅达9.05%，接下来延续了上涨趋势，直到上证指数在2001年6月达到2245点。从1534.99点到2245点，一年多的时间，涨幅达46%。

2001年10月23日，受证监会停止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减持国有股的重大利好消息的影响，爆发了A股史上最大的单日巨幅反弹行情，当天上证指数暴涨 9.86%，收于1670.56点，成交量出现明显放大。然而，这波上涨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攀升到1776点后便出现下跌趋势。

2002年6月24日，国务院正式叫停国有股减持，沪指跳空高开142点，涨幅达9.25%，几乎所有的A股均涨停，最后报收于1707点。但连涨几天后又重归跌势，井喷行情宣告彻底失败，从此便绵绵阴跌到2005年的998点。

今年4月24日，证监会宣布印花税从0.3%下调至0.15%，与4月20日出台的限制大小非减持规则《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一道催生了“4·24”井喷行情，当天，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别大涨9.29%和9.59%，市场人气重聚，交易异常活跃，沪深两市分别成交1958.15亿元和 772.1亿元，总量超过273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猛增一倍以上。此后，上证指数从2990点一路上升到3786点，涨幅达26%。然而，这波上涨行情仅维持不到半个月，就被全球经济恶化和大小非减持的噩梦给彻底击碎，一直跌到最低的1802点。

井喷前都遭遇惨烈下跌

对比这五次井喷行情，井喷前，市场都遭遇惨烈下跌，以“6·24”行情为例，产生于上证指数自2245点见顶之后一路下滑的大熊市之中，历经半年最低跌至 1339点，虽然市场出现技术性反弹，但是依然人气低迷，成交量极度萎缩，沪市单日成交只有几十亿的水平。“6·24”井喷前上证指数处于1562点，距离2245点有30.4％的落差。

今年的“4·24”行情，上证指数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从6124点跌至3000点区域，高达50%的跌幅堪称恐怖。而昨日的“9·19”行情产生的基础，则是“4·24”行情创出的高点3786点暴跌至1802点，跌幅高达52.4%。

历次井喷走势对比

从历次井喷的K线走势来看，除了2001年10月23日的井喷行情是在上证指数连续暴跌5个交易日而催生外，“井喷”出现之前，市场均走出了中阳线；利好公布后，市场均大幅跳空高开。但在大幅高开的状态下，两次“井喷”之后都遭遇了大量抛盘，盘中经历了高开低走的走势，最后又被多头顽强收复，收盘时都是一根带长下影线的阳线。

前4次“井喷行情”都伴以巨大成交量，“6·24”行情沪深两市共成交了897亿多元，造就了当时的历史天量；“4·24”行情两市成交金额达到了2728亿元，是自去年6月13日以来的最大成交，也是本轮下跌以来的最大成交。

而此次的“9·19”行情却有些不同，尽管也伴随着头天的中阳线，也是大幅跳空高开，然而成交量并没有明显放大，相比本周四，还呈现出了减少的趋势。

综合来看，这五次 “井喷行情”尽管有相似之处，但是其产生的原因和市场背景却各有不同，这也是影响每轮行情走势的关键问题。即使同样是在本轮暴跌区间中的“井喷行情”，“9·19”与“4·24”的意义也有很大不同。此次三项救市政策来自于三大政府部门，这意味着政府各部门的态度空前一致。而此次救市政策出台的背景，是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从而影响全球经济。中国资本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是受到政策利好的刺激，但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还在进一步恶化的外围环境的影响。而以三鹿事件为轴心引发的民族品牌的信任危机，到底对国内企业有什么不利影响，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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