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邊關系轉圜後,中挪兩國是否將立即重啟經貿合作備受關註。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0日就此表示,中挪兩國重建政治互信、恢複並加強各領域務實合作符合雙方共同利益,也是所有關心中挪關系發展、致力於兩國互利合作的各界人士的共同期待。
在當天的例行記者會上,華春瑩表示,雙方一致同意,將以中挪關系正常化為契機,積極推動各領域務實合作在新起點上取得新發展,實現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贏,切實造福兩國與兩國人民。雙方還同意就簽署雙邊自貿協定進行談判,共同發出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明確信號。
12月20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
19日,挪威外交大臣布蘭德訪問中國,這是自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事件挪威政府粗暴幹涉中國內政、兩國關系嚴重後退後,挪外交大臣首次訪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當日分別在北京與他舉行會談,中挪兩國就恢複關系正常化達成共識。
在回答有關諾貝爾和平獎的問題時,華春瑩表示,希望諾貝爾和平獎真正有利於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
華春瑩表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授及同該獎有關的事件是中挪關系惡化的根源。根據諾貝爾先生的遺願,諾貝爾和平獎應該授予“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召開和宣傳和平會議而努力的人”。過去有些人為達到政治目的,把諾貝爾和平獎錯誤地授予了從事分裂中國、破壞民族團結的人和煽動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的犯罪分子,這不僅違背了諾貝爾先生的遺願和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更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幹涉,中方對此明確、堅決反對,這一立場不會改變。
此外,對於挪方是否就支持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事向中方私下道歉並作出了秘密承諾的問題,華春瑩說,挪方充分認識到中方的立場和關切,在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等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作出了重要明確表態,為中挪重建政治互信、實現雙邊關系正常化提供了必要條件。
華春瑩說,中挪兩國重建政治互信、恢複並加強各領域務實合作符合雙方共同利益,也是所有關心中挪關系發展、致力於兩國互利合作的各界人士的共同期待。
“中挪雙方一致認為,只有始終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則,切實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才能保障兩國友好交往與互利合作順利發展。”華春瑩說。
她表示,中方相信挪方將恪守承諾,言行一致,維護好中挪關系重啟的基礎和前提。
中國與挪威政府19日發表聲明,決定自即日起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
當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會見了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挪威外交大臣布倫德,外交部長王毅同布倫德舉行了會談。
李克強在會見時表示,中方贊賞挪威新一屆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致力於改善和發展對華關系的誠意,願同挪方共同努力,翻開中挪關系新的一頁,推動兩國關系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李克強指出,中挪經濟互補性強,互利合作基礎深厚,前景廣闊。中方願同挪方就簽署雙邊自貿協定進行談判,共同發出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明確信號。
6年等來中挪關系正常化
在會見中,王毅表示,近年來,中挪關系出現了嚴重倒退。挪威方面對損害雙方互信的原因進行了深刻反思,並與中方就如何改善雙邊關系進行了認真、嚴肅的磋商。
王毅表示,雙方就汲取教訓、恢複互信達成了重要共識,這完全符合挪威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符合中挪關系發展的正確方向。中方願以此次布蘭德外交大臣訪華為契機,實現兩國關系的正常化,並推動中挪關系今後保持健康穩定發展。
會談後,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挪威王國政府關於雙邊關系正常化的聲明》(下稱“聲明”),並在其中表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授前,中挪兩國關系密切。由於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授及同該獎有關的事件,中挪關系惡化。挪方充分認識到中方的立場和關切,並積極致力於推動兩國關系重回正軌。通過過去數年來多次嚴謹細致的對話,中挪雙方取得了實現雙邊關系正常化的互信基礎。”
聲明稱,中挪雙方認為,中挪兩國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在許多重要領域均有深化合作的巨大潛力。兩國將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友好關系,推動經貿、文化、科教、極地等領域的互利共贏合作,在國際問題上加強溝通協調,共同應對全球挑戰,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重啟中挪雙邊自貿協定談判
此次中方表示願同挪方就簽署雙邊自貿協定進行談判,而布蘭德亦表示,挪方願抓住兩國關系正常化契機,加強高層交往,推進雙邊自貿協定談判,拓展在水電、海上油氣開發以及投資等領域的互利合作、共同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
中挪兩國於2008年就曾啟動中挪自貿協定談判,2009年12月15日至17日,中挪自貿區第六輪談判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中挪雙方來自10多個對口部門的官員參加了此次談判。雙方就投資、原產地規則、貿易救濟、知識產權等議題進行了小組磋商。
挪威是中國在北歐的第4大經貿合作夥伴,也是中國在歐洲的化肥、水產品和石油主要供應國。
此次中挪關系解凍後,苦熬6年的挪威企業一片歡心。挪威海產局方面預計,對華三文魚銷售可以增長12倍。“這是對於挪威海產行業,特別是三文魚行業最好的聖誕節禮物了。”挪威海產局中國區總監比約高(Sigmund Bjorgo)對挪威媒體表示。
據報道,挪威政界將在2017年春季訪華,並帶領一個龐大的挪威企業代表團,其中就包括挪威國家石油公司(Statoil ASA)等。
如果說前任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功勛是“17次加息馴服通脹虎”,伯南克的功勛是啟動三輪QE(量化寬松)以幫美國擺脫金融危機,那麽當我們談論“加息”以及正常化進程之時,其實就已經進入了“耶倫時代”。
眼下,美聯儲主席一職似乎並不好當。美國貨幣政策的正常化進程正在持續,耶倫可謂是這一進城的“領航人”。即使一次加息並不算什麽,但全球市場的緊張情緒升溫、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的不作為都進一步綁架了央行;另一方面,生產率止步不前、人口老齡化趨勢、投資疲軟、海外經濟不振,這也都導致美聯儲加息空間受到抑制。因此,如何引導這一輪的正常化進程,無論在市場溝通還是在維穩金融市場方面,都將是擺在耶倫面前的一道難題。
嚴謹的經濟學者
耶倫是猶太裔,為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學士、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早加入美聯儲之前,耶倫是加洲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的教授。在接任美聯儲主席前,她擔任過美聯儲理事、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美聯儲副主席。
2014年1月31日,前任主席伯南克卸任,副主席耶倫於2月1日正式出任美聯儲百年歷史上首位女性主席。耶倫一直是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的強力支持者以及公開倡導者,被認為是鴿派代表。
長期以來,各界都對華爾街和美聯儲之間的關系 “旋轉門”頗有微詞。例如,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曾為高盛工作十余年,擔任高盛合夥人及常務董事。不過,與很多美聯儲成員不同,耶倫從未在華爾街工作過。她從一個中產階層社區長大,她的伯克利分校的前同事都相信耶倫對“賺大錢”並不感興趣,她給人的印象則更多是一名沈著冷靜、嚴謹認真的經濟學者。
耶倫在加洲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兼好友安德魯·羅斯回憶稱,有一次地震發生時,兩人正在大學一棟老舊建築的六樓。當地板晃動的一霎那,安德魯認為耶倫可能是他有生之年見到的最後一個人了。為安全,安德魯迅速地跑到了門框處,但他發現耶倫仍待在桌子旁。
安德魯之後回憶,“她(耶倫)表現得相當冷靜,也沒有大哭或大喊。”安德魯也坦言,下一輪危機來襲之時,如果這出現在耶倫的任期,屆時她還表現得那麽冷靜,我想我們將可以高枕無憂。”
此外,耶倫的“學者風範”也從未改變。離開伯克利後,她擔任過美聯儲理事、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美聯儲副主席。
美聯儲面臨加息難題
對於嚴謹而又鴿派的耶倫而言,如今史無前例的全球經濟環境以及加息難題都將是其面臨的重大挑戰。危機以來,經典模型和宏觀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似乎都在被顛覆。耶倫也坦言,危機前,經濟學家認為,總需求的變化不會對總供給產生重大影響。
“他們都同意羅伯特·索洛的觀點,即經濟產出在長期主要是由供給驅動的。然而,後危機時代的經驗顯示,總需求的變化可能會對總供給造成重大、持續的影響,那就是潛在產出。”
在這種“範式轉變”下,加息與否就更難以衡量。2015年12月17日,在全球市場的苦苦等待下,美聯儲終於開啟了危機以來的第一次加息。然而,事隔近一年,第二次加息被2016年的一系列突發事件一再推遲,例如2月的全球恐慌性拋售、6月的英國脫歐等等,這也令全球市場焦躁不已。11月的美國大選將使美聯儲再度推遲行動,去年12月,第二次加息的靴子終於落地。
耶倫也表示,經濟不尋常地出現供應過剩、需求疲軟的狀態,因此可以考慮暫時維持“高壓經濟”,以維持穩健增長的需求以及收緊勞動力市場;複蘇期間政策可能要維持寬松。但耶倫也不忘提及,維持寬松立場太久會造成代價。
這似乎也暗示了美聯儲正陷入兩難。之所以美聯儲希望維持貨幣寬松,背後不乏深層因素——生產率下滑、人口老齡戶、外部沖擊等都壓低了長期均衡利率。
具體而言,在過去十年,勞動生產率只上升了1.25%,而在過去五年平均只上升了0.5%。相較之下,在1876~2005年的這30年間,生產率年均增速略超過2%。
“盡管各界仍沒有弄明白生產率增速下滑的真正原因,但例如Robert Gordon和John Fernald等著名學者已經指出,這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創新速度放緩,而且這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耶倫表示。
此外,美聯儲認為人口趨勢也將在未來影響美國經濟增速和利率。尤其是,退休年齡人口不斷上升,根據相關預測,人口老齡化趨勢將使得未來幾年的勞動力增速下滑25個基點。
“如果利用FRB/US模型的數值模擬方法來推測長期GDP增速放緩對於聯邦基金利率的影響,便可以發現,這將會長期均衡利率水平拉低120個基點。”可見,耶倫在進一步為低利率正名。
同時,人口老齡化的另一個直接影響就是,老齡人群的儲蓄率高於平均。近期美聯儲的一項研究顯示,人口老齡化可能會將長期均衡利率均衡拉低,較1980年代的水平低75個基點。
最後,外部性因素也不可忽視。由於全球長期增長預期下行,各國紛紛開啟降息模式。FRB/US模型表明,海外利率下行使得美元升值壓力上升,因此降低了凈出口。模型顯示,如果要抵消上述效應,長期均衡聯邦基金利率需要下行30個基點。
4月19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未來如果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將是必然選擇,但對我國的影響依然可控。
王春英表示,此次全球經濟複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並且還存在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主要央行貨幣政策調整將是溫和、漸進的過程。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不同,將會繼續對美元匯率形成下行壓力。我國經濟基本面持續較好,金融市場運行總體穩健,市場主體對美聯儲等貨幣政策調整的適應能力和應對經驗進一步提升,有助於積極化解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
以下為文字實錄:
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全球主要央行先後實施或考慮貨幣政策正常化,想了解一下這些外部政策因素對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會有哪些影響?謝謝。
王春英:過去幾年,隨著全球經濟的逐步複蘇,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對全球匯市和國際資本流動產生了不同影響。第一個階段,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明顯分化。美國經濟率先複蘇,失業率持續下降,美聯儲逐步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並啟動加息;由於經濟依然低迷,歐元區、日本等經濟體央行繼續實施寬松貨幣政策。這種經濟運行和貨幣政策方向上的較大差異,導致美元匯率出現較快升值,我們看到2014年下半年到2017年初,美元指數從80左右升破103,最高漲幅近30%,使得新興經濟體在這一階段普遍面臨貨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壓力。
第二個階段,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趨同但進程有所不同。從2016年起,歐元區經濟複蘇勢頭開始好轉,歐央行開始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逐步降低購債規模,並計劃在未來停止購債。2017年後,歐元區政治穩定性有所增強。同時,英國、加拿大等國央行開始加息。在此情況下,市場對歐元區等經濟體複蘇和貨幣政策調整的預期增加。對美國政府政策的期待有所減弱、更趨理性,總體上壓制了美元的升值勢頭,2017年美元指數回落9.9%,這期間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和資本流出壓力明顯緩解,我國跨境收支也趨向基本平衡。由此可見,全球主要央行貨幣政策正常化在不同階段會產生不同的傳導效應,對國際匯市和資本流動的影響也不一樣,目前的情形仍有助於中國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未來如果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將是必然選擇,但對我國的影響依然可控。第一,此次全球經濟複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並且還存在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主要央行貨幣政策調整將是溫和、漸進的過程。
第二,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不同,將會繼續對美元匯率形成下行壓力。如市場預期美聯儲加息進程已經進入後半段,歐元區等其他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剛剛開始,這也能夠避免全球流動性過快收緊。
第三,我國經濟基本面持續較好,金融市場運行總體穩健,市場主體對美聯儲等貨幣政策調整的適應能力和應對經驗進一步提升,有助於積極化解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
因此,總的來說,對於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的影響需要客觀分析、密切關註,當前我國國際收支運行狀況也能夠更好地適應有關變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