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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去年出生人口數陸續出爐 預測稱二孩數或超一孩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第一年，效果初步顯現。根據廣東、陜西等地近日陸續報出的2016年人口出生數據，二孩所占比例出現增加的態勢。衛計委官員分析，單獨二孩、全面兩孩及其他多因素造成了二孩出生數量的增加。

由於是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的第一年，2016年的人口出生數據備受關註。2016年到底能多出生多少孩子，不僅是判斷全面兩孩政策效果的重要依據，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生育政策的進一步調整。

國家衛計委下屬的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出生人口動態監測課題組分析，2016年出生人口形勢呈現出“出生總量增加、二孩占比增加、符合政策多孩出生增加”的特點。其研究人員分析，主要人口大省出生數量預計明顯增加，北京、河北、山東、浙江、湖南、河南、四川、陜西、廣東、湖北等十個省份出生人口合計將比2015年增加140萬以上，預計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將突破1800萬。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6》，2015年1%人口抽樣結果顯示，二孩占當年出生人口比例約為40%。

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也在2016年11月26日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舉辦的人口與發展高級資訊會上致辭時透露，根據計劃生育、住院分娩統計和各省出生人口與孕情資料綜合研判，2016年出生人口將超過1750萬，大致相當於2000年前後的出生人口規模，與全面兩孩政策出臺時的預判基本吻合。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根據衛生計生統計監測數據進一步分析，預計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占比可能超過50%。

一位衛計委官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6年出生人口數據增加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單獨兩孩的效果繼續顯現，其次是全面兩孩的效果開始顯現，其三是由於2015年是羊年，一部分人由於生肖偏好，將生育推遲到2016年。

從各地情況看，出生人口的增加程度各不相同。根據廣東省衛計委的統計，截止到2016年12月15日，廣東省二孩出生40.78萬人，超過2015年。廣東省婦幼保健院越秀院區產科主任溫濟英介紹，2016年，越秀院區分娩量增加超過20%。

安徽省衛計委的統計顯示，去年全省共出生人口94.5萬，比2015年同期增加了6.6萬人，增幅約為7.89%。安徽衛計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去年出生的政策內二孩約為10萬人，“基本符合預期”。

根據《2017年陜西藍皮書》，去年陜西二孩比例超過40%，年均多生約5萬人。

盡管不少地區的二孩比例超過一孩，但與歷年數據相比較看來，其生育狀況不容樂觀。以溫州為例，去年溫州市共出生110318名嬰兒，其中一孩49476名，二孩55848名，二孩總數超過了一孩。當地報紙以“溫州二孩大爆發”為題進行了報道。但是回看溫州市過去多年的出生數據會發現，形勢並沒有如此火爆。2014年溫州市出生人數為123424人，2015年為115453人，2016年盡管二孩超過一孩，出生人口總數卻還低於2015年。

近年來，由於晚婚晚育情況越發普遍，再加上不孕、不婚人群的增加，一孩生育率出現顯著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全面兩孩政策可以通過增加二孩數量來增加出生人口總量。至於全面兩孩政策第一年的實施效果如何，還需官方公布的全國出生人口數據來確認。

福建省一位醫療系統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出生人口數據每個月都及時匯總上報，全國都是這樣報，所以2016年的全國出生人口數據應該早已匯總完畢，上級可能會選擇合適時機公布。

廣東常住人口數全國居首，人口進一步集聚珠三角

近幾年，廣東產業轉型升級不斷加快，常住人口總量繼續快速增長。

廣東常住人口占全國8%

廣東省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廣東常住人口總量繼續位居全國之首，占全國人口的8.03％，比上年提高0.08個百分點。 2017年末，廣東常住人口11169萬人，比上年增加170萬人，增長1.55％，增幅同比提高0.17個百分點。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622人，為全國的4.29倍。

廣東省統計局分析，全省戶籍人口基數大、擁有數量龐大的跨省流動人口是廣東常住人口較快增長的主要原因。2017年，全省出生人數151.63萬人，出生率為13.68‰；自然增長人口101.53萬人，自然增長率為9.16‰。與上年比較，全省出生、自然增長人數分別增加22.18萬人、20.25萬人。

2017年廣東全面兩孩生育政策實施效果逐步顯現，出生人口總量明顯增加，廣東省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超過50％。

在自然增長之外，機械增長也就是流入人口也達到近70萬人，在全國繼續領跑。

同時，常住人口進一步向珠三角中心城市集聚。廣東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末，廣東常住人口區域分布總體格局沒有發生改變。分區域人口數量排列依次為：珠三角6150.54萬人、粵東1732.26萬人、粵北山區1681.00萬人、粵西1605.20萬人；分別占全省人口總量的55.07％、15.51％、15.05％和14.37％。同上年相比，珠三角、粵西及粵北山區的人口數量分別增長2.53％、0.80％、0.51％，而粵東則略下降0.19％。

珠三角一直是廣東常住人口數量增加最多、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2017年，珠三角人口數量比上年增加152.05萬人，增幅同比提高0.42個百分點，比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高出0.98個百分點。廣州、深圳兩個超級大城市的人口分別比上年凈增45.49萬人和61.99萬人，兩市常住人口增幅占同期全省以及珠三角常住人口增量的63.22％和89.44％。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新一輪發展過程中，工業4.0、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在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的發展空間很大。除了產業基礎之外，珠三角地區還擁有良好的氣候、生活環境、便捷的軌道交通，珠三角形成的一小時生活圈，有利於吸引高端制造業所需的高素質人才，因此，高端制造業在珠三角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以廣州為例，近年來，廣州開始頻頻發力，思科、GE、富士康等大項目紛紛落戶廣州，通過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產業，產業發展帶動人口增長。

正是由於大量的外來勞動人口流入，廣東常住人口總撫養比要比同期全國平均水平低4.42個百分點，是全國人口總撫養比相對較低的省份之一。目前，廣東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大致需要負擔35名非勞動年齡人口。廣東人口年齡結構繼續表現出“兩頭低、中間高”的總體特征，即少年兒童人口（0～14周歲）和老年人口（65周歲及以上）占比相對較低，而成年人口（15～64周歲）的比例則較高。

人口素質亟待提高

不過，與此同時，廣東的人口發展也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尤其是，在人口素質方面，廣東就業人口素質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十二五”時期，全省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就業人口占比低於全國平均水平0.27個百分點。

這里面的一大原因在於，盡管經濟高速發展，但廣東的高等教育一直相對滯後。教育專家、中山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增俊此前對第一財經分析，廣東原有的高教基礎就比較薄弱。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廣東經濟崛起之後，並沒有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發展好高校和學科，原有的學校沒有做強，新的學校也沒有建設發展起來。尤其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廣東對高等教育的重視明顯不夠。馮增俊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辦教育比較需要花錢， “當時廣東有領導就認為，‘孔雀東南飛’，把經濟搞好了，人才就自然會來。外面大把人要來廣東，還要花那麽多力氣去辦大學幹啥”。

彭澎認為，現在廣東對教育越來越重視，但要完全改變高教落後的面貌，至少還需要十幾年的時間。

在人口城鎮化方面，目前廣東的城鎮化質量也有待進一步提升。數據顯示，2017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9.85%，高於全國平均水平（58.52%）11.33個百分點，是全國人口城鎮化率較高的省份之一。但全省不同區域間的人口城鎮化水平存在著較大差異；其中，珠三角地區為85.29%，比西翼（43.52%）高近一倍。

也就是說，目前珠三角的城鎮化水平已經可以比肩發達國家，而非珠地區的西翼（43.52%）和山區（48.58%）的人口城鎮化率分別低於全國平均水平15.00個和9.94個百分點。因此，未來如何加快非珠地區的經濟發展，實現就近就業和就近城鎮化，實現全省經濟和人口均衡發展任務任重道遠。

另外，雖然目前廣東的撫養比相對較低，但也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紅利逐漸衰減的挑戰。

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廣東60周歲及以上的戶籍人口有1366.71萬人，占全省戶籍人口的14.67％，同比增長2.47％。全省60周歲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占比低於同期戶籍人口1.69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廣東經濟社會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吸納了大量的省外勞動力,減緩了常住人口老齡化的增速。

廣東省統計局分析，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有老年人口的家庭戶占比也隨之增加。廣東省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17年，全省有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戶占全省家庭戶的22.22％，平均每5戶就有1戶有老年人生活。其中，在有65周歲的家庭戶中獨居老年人戶占21.01％，在有兩個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戶中屬於只有兩個老人獨居的占34.49％。與“十二五”期末相比，全省有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戶、單身老人以及只有一對老夫婦戶的占比分別上升1.38個、2.73和4.80個百分點。在人口老年化以及家庭小型化的疊加影響下，全省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壓力將明顯增加。

隨著中西部產業和區域經濟的快速增長，省外流入廣東的人口比重也明顯下降。此前3月，廣東省印發的《廣東省人口發展規劃（2017-2030）》顯示，2015年廣東省流動人口中，屬於跨省流入的占56.88%，省內流動的占43.12%。與2010年相比，跨省流入人口所占比重降低了11.85個百分點。

廣東省統計局分析認為，廣東不僅流動人口規模大，而且年齡結構和戶結構正發生新的變化，家庭戶數量逐步增加，少年兒童以及老年人口等非勞動力人口占比逐步提高。隨著這些結構的改變，流動人口子女入托入學、婦幼保健等公共服務和家庭住房的需求越來越迫切，給城市綜合管理和服務帶來新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