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埃克森美孚首席執行官Rex Tillerson)
盡管當前俄羅斯尚處於歐美制裁當中,但美國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仍繼續爭搶俄羅斯油田開采權,其對俄羅斯油田的敞口甚至超過了美國地區。
彭博新聞社根據一份監管文件報道稱,該公司在俄羅斯控制的油田面積已從1140萬英畝增加至去年底的6370萬英畝。相比之下,其在美國擁有的油田面積僅為1460萬英畝。
這家石油巨頭去年曾遭遇對俄制裁損失。華爾街見聞曾提及,去年秋季,埃克森美孚暫停開采位於俄羅斯境內北冰洋地區的一處儲量達數十億桶的近海油井。
此外,該公司在其他地區的油田還曾發生鉆井事故,其在上個月表示,由於油價下跌,公司計劃將今年的資本支出削減大約10%。關於這方面的進一步消息,該公司首席執行官Rex Tillerson有可能在3月4日與投資者的會議中有所提及。
美國零售經紀業龍頭公司Edward Jones分析師Brian Youngberg在電郵中表示:埃克森美孚肯定是在尋求長期機會。甚至在油價這波下跌之前,該公司還做著至少在2020年前長期得不到回報的長遠打算。
此前,埃克森美孚暫停開采的俄羅斯Universitetskaya-1油井由於儲量豐富而備受全球業界關註。華爾街見聞曾提及,上述油井位於俄羅斯境內、北極Kara Sea地區,其周圍地區儲油量可能超過美國在墨西哥灣的石油開采量。彭博社曾稱,北極原油儲備開采可能耗資數百億美元、歷時幾十年,它是普京的遠大野心之一。
埃克森美孚去年在俄羅斯Laptev和Chukchi seas兩大地區拓展了油田開采權。此前,該公司已經在Kara Sea和黑海地區擁有與俄羅斯油企的聯合開采協議。埃克森在俄羅斯的多項油田開采權有著不同的到期日,它們分布於2017年至2023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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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日本小站關閉的直播時,孟田芳一直保持克制,讓團隊謹慎地加解說、加音樂。“你就靜靜地看這個事情發生,加什麽都很多余。”她說。(視頻截圖/圖)
網絡直播,把萬科股東大會進一步推向萬眾矚目的焦點。
而網絡拍客和主播,正是這場直播的主力軍。
“跟網友們分享故事的願望相比,專業的表達和技巧似乎也沒那麽重要了。”做了多年電視直播的孟田芳說。
每年正月初一,北京人“少爺”都要到雍和宮去搶頭香。2016年春節,他第一次帶上了自拍桿。此時,他有了一個新的身份:拍客。
作為拍客的“少爺”,要把他用手機鏡頭記錄下的一切,在直播平臺實時播出。那天,當“少爺”已經手舉自拍桿,自由穿梭在雍和宮里的時候,一群裝備著長槍短炮的攝影記者,還被景區的工作人員攔在門外。
早些時候,“少爺”只是隨意拍些視頻,並把它們發布在優酷。後來,他被騰訊直播團隊“挖角”,成了專職的“拍客”。
主管直播業務的騰訊視頻資訊中心總監孟田芳,比“少爺”進入這行更晚——四個月前,她才剛剛從傳統媒體辭職。半年來,當直播已經成了各行各業掛在嘴邊的熱詞時,孟田芳卻發現,最應該進入網絡直播領域的資訊行業,卻一直嘗試得很少。
有一件事,讓孟田芳對網絡泛資訊直播別具信心。2016年1月,因為下雨,英國紐卡斯爾市區的一條小路出現積水,形成一個兩米見方的水坑,路人們過水坑的姿勢千奇百怪。附近一家公司的員工看到了,對著水坑做起了直播。最終,竟有大約50萬人觀看了這場水坑直播。有人事後把水坑里的泥漿裝進瓶子,放到e-Bay上拍賣。那瓶泥漿賣出了6萬英鎊。
“這種直播只有互聯網才能做。”孟田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其實,‘直播’就是我想讓朋友們知道,此刻這個地方正在發生什麽。”
2016年,以王石為首的萬科管理層,與寶能系、華潤兩大股東的矛盾升級。6月27日,萬科股東大會成了雙方戰場。這次大會,在網絡主播和拍客們的直播之下,萬眾矚目。網絡泛資訊直播,也終於引發熱議。
網絡直播吸引孟田芳的原因之一在於:互聯網的內容是無限的。
孟田芳在央視《社會記錄》欄目的同事,曾在2005年11月制作過“L101次天水-烏魯木齊”的棉農專列紀錄片,用紀實手法拍攝全國各地棉農進疆的歷程。素材剪成成片,留下五十多分鐘,分成上下兩集播出。
後來,孟田芳看到了騰訊和澎湃新聞在2016年春節合作的直播作品“農民工騎摩托返鄉”。同樣是“公路片”,但是幾個農民工騎行五天四夜,從廣東佛山到四川達州,路過小城鎮,經過盤山路,整個過程都被直播鏡頭全程記錄。“大冬天的,你在家里面很暖和,他們在寒夜里還在騎行,這件事本身就很有力量。”孟田芳覺得,這樣的“無限直播”充滿魅力。
電視臺受到的另一個限制,是“線性”操作方式:“在這20分鐘里你選擇了做A,就絕不能做B。但在互聯網,可以同一時間跑很多內容。”孟田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孟田芳轉戰新媒體後,遇上的第一件大事,是“所有媒體都會做”的全國兩會。
“兩會”開幕當天,騰訊視頻和紙媒合作,給幾十路記者裝備上直播設備,請他們拍攝會場、大會堂門口、安檢過程、招待會,以及各個地區團駐地的情況,多場景同時直播。“網友們不再被動接受一個會議資訊,他變得更主動,有更多選擇,也更有樂趣。”孟田芳說。
一些以往難登“大雅之堂”的花邊資訊,也成了這次直播的內容。比如總理記者會,記者們的直播機器在會議開始前就啟動了。“現場記者是怎麽準備的、他搶到哪個位置比較好、有多少攝影記者、都是怎麽布機位,直播這些內容,告訴觀眾他們看到的這個現場是怎麽來的,這會有助於他理解。”孟田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網友們比較嗨的地方在這兒。”
一些電視臺無法完成的新玩法,也被添加進互聯網直播里。
韓國棋手李世乭大戰機器人AlphaGo,是孟田芳在騰訊主持直播的項目之一。要在電視上進行五場四五個小時的圍棋直播,雖非不可能,但在頻道資源配置和調節上,難度極大。對互聯網而言,就簡單多了。
李世乭和AlphaGo在韓國比賽,古力、常昊等圍棋世界冠軍在演播室說棋——這延續了傳統電視臺的直播解說模式。網友們在彈幕上發表評論,直播廳及時調整,請嘉賓做針對性的講解——這一點,傳統電視臺當然也能做到,互聯網畢竟更方便了。
最新鮮的佐料是:孟田芳和同事們在直播頁面上設計了一個棋盤,網友們可以同步參與擺棋——專業的網友可以更專業地看棋,不專業的網友也能看輸贏、看熱鬧。五場直播結束,孟田芳發現,她的一些棋盲同事已經會下圍棋了。
孟田芳最為難忘,也極具影響力的一次直播,是日本一個小站的關閉。
日本北海道小鎮舊石瀧有一個小火車站,是為當地一個在東京上學的女孩保留的。隨著女孩將要在2016年初畢業,小站也即將關閉。
這件事的人情味讓孟田芳很著迷,她想做一個直播,於是聯系了一個在東京讀書的中國留學生。起初,對方並不是很感興趣,雙方的交流因此停滯了一段時間。孟田芳一度想派專業直播團隊出馬,這時,留學生又轉而同意去北海道摸底。
留學生去了一趟小站,敲開了那個女孩家的門。“我們難以想象,他回來告訴我們說,這個女孩的媽媽是個中國人。”孟田芳於是打消了換人的念頭,“在他去探訪、求證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他的熱情被帶入了。跟網友分享故事的願望比起來,專業的表達和技巧好像變得沒那麽重要了。”
小站關閉前夕,留學生拉著一個朋友,主動去做了直播。讓孟田芳驚喜的是,直播前一晚,他們就收到了留學生從現場拍的很多短片:“屬於一幀不用剪的那種。”
當天晚上,孟田芳發布了直播預告的海報。“那時是晚上10點鐘,我發現整個朋友圈都好像被這個海報刷屏了,我意識到,關註這個話題的人,可能比我們預想的要多。”孟田芳回憶道。
直播當天,通過拍客的鏡頭,孟田芳看到,現場去了很多國際媒體和背包客。茫茫大雪中,村民們為遠赴現場的人準備了土豆,還排練了節目。“整個環境和氣場都特別樸素。”孟田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一直非常克制,讓他們謹慎地加標題、加解說、加音樂,你就靜靜地看這個事情發生,加什麽都很多余。”
故事的最後,告別儀式開始,小站的信號燈亮起,信號鐘在空曠的雪地里回蕩。鎮上的人站在那里拉琴,向車站的工作人員告別。那一刻,孟田芳和她在直播的同事們,完全都被現場吸引了。這個原生態的直播,當天在各種社交網絡中傳播開來。孟田芳後來回憶,這可能是她做內容以來,收到反饋最多的一次:“這個故事的張力,一開始被我們低估了。”
直播小站撤站的東京留學生,直播大年初一雍和宮搶香的“少爺”,都是孟田芳和她的團隊挖掘的“拍客”。拍客們的直播,有時候並不那麽安全。
“少爺”在群里認識的拍客朋友“天眼”,第一次直播就遇到了麻煩。
“天眼”平時運營著一個攝影類的自媒體公號。2015年11月,他看到一家紙媒報道北京的蟻族,一套三居室里住了26個人。
“天眼”與拍客“少爺”聊起來,兩人決定做個直播。“少爺”摸到北京一個地下室,約好一位外地少年做采訪,結果地下室二層里沒信號,於是放棄了。
“天眼”卻有了進展。他假裝來北京找工作,混進一個蟻族套間住下,做了7天“臥底”。“天眼”每天找同屋的房客吃飯、聊天,到了第六天晚上,他覺得時機成熟,開始直播。
30平米的臥室里,放了六張上下鋪的鐵架子床。每晚,“天眼”就在這里,和其他11個房客挨頭碰腳、呼嚕相聞地入睡。臥室中間的過道上,躺著兩只箱子,上面堆滿了牙刷、辣椒醬、塞滿煙頭的塑料瓶和冒著熱氣的泡面。這里的租金是每天30元。
天眼直播時,“少爺”守在北京街頭。“少爺”心疼流量,偶爾點進軟件看一眼。第一次看,有網友評論:“在外打工都不容易”;再點進去,圍觀的多了,有人感嘆:“這個直播好牛逼!房東呢?”最後一次點進去,房東出現在畫面里,“天眼”的直播終止了。
原來,“天眼”的直播被房東的親戚看到。親戚打電話過去:“這不是你家麽?”房東一看,連忙帶上二十幾個人圍住天眼,讓天眼把東西“刪了”。
直播畫面切換到“少爺”這邊,他正開車趕去東三環“營救”被困的“天眼”,把直播用的手機鏡頭沖著擋風玻璃,“我一邊開車,一邊在畫面里切了個《北京,北京》,感覺超級棒。”
最終,“天眼”提出要報警,鎮住了場面。事後,出租屋里一個做軟件的小夥子告訴“天眼”,這場直播幫他找到了工作。這位朋友應聘的公司,恰好有人看了這個直播,看見他就說:“你不就是直播里那個小夥子嗎?”
“天眼”如今每個月兼職做幾次到十幾次直播,足跡遍布全國。“對我們攝影的人來說,天生就覺得應該用畫面把一些歷史的東西記錄下來。”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少爺”“天眼”這些拍客,平時會在微信群里聊天,偶爾也會碰面喝酒。
2016年初全國降溫,拍客們“同此涼熱”,商量著做一場聯合直播。2016年1月22日,全國多個城市的拍客們地面鏡頭和航拍無人機同時出動,追著冷空氣掃蕩街頭。
和娛樂類直播平臺中的主播不同,拍客們拍攝的所有選題,都要經過直播平臺嚴格的審核才能發布;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能通過自己的直播獲得粉絲的打賞;甚至有時候,當他們與官方平臺合作時,連名字也不會露出。事實上,拍客們直播行動惟一的回報,就是來自直播平臺的勞務報酬。
直播平臺這樣做,固然是為了“控制直播內容的專業性”,拍客們卻各有想法。“少爺”主要記錄日常生活,對他而言,主播制顯然更為理想;但熱衷調查暗訪的“天眼”,卻覺得這種“隱姓埋名”的方式十分不錯。
另一方面,專業的直播團隊,仍是網絡泛資訊直播平臺極重要的支持。
2016年兒童節,新京報記者探訪了四川涼山上的“懸崖村”阿土勒爾村,孟田芳團隊提供後方支持。拍攝技術難度高、危險性強,只能依靠專業團隊。
阿土勒爾村位於懸崖上,高出地面兩百多米。由於貧困,阿土勒爾村沒錢修路,村里曾經安裝過下山索道,最後也因為出不起一天幾百度的電費,拆除了索道。如今,村里的大人、孩子們上學,都需要順著垂直的懸崖攀爬17條藤梯。
在直播之前,這些數字對孟田芳來說都是概念。直播時,直播團隊爬了五個小時還沒到頂:“在這個過程中,你就能體會到,孩子上下學的艱難到底到什麽樣的程度。”
不用衛星、微波、光纖采集,帶上手機就能做網絡泛資訊直播。這讓孟田芳覺得,直播可能是繼博客、微博、微信之後的又一次技術叠代。“但無論技術怎麽發展,好的內容依然稀缺。當你發現內容追不上技術的時候,其實挺尷尬的。它絕對不是說有人在那隨便播點什麽,網友就會買賬。”孟田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幾個月的嘗試,讓孟田芳積攢了一些心得。比如,“懸念”和“現場”,是網絡泛資訊直播最核心的兩個標準。人機大戰的懸念是誰輸誰贏,小站關閉的懸念是女孩會不會來,最終如何關閉。而揭開懸念惟一可靠的方式,是“現場”。
即便如此,有一些題材,孟田芳至今沒能玩出新意。她和同事做切爾諾貝利核泄漏30周年、奧巴馬廣島演講等現場直播,形式是新聞演播室與前方連線。她的一位領導問:“這個會不會太傳統了?”
“說實話,我確實沒想到,如果不用電視的方法來做這樣的節目,該怎麽做?”孟田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們的想象力是有限的,但網絡直播的可能性無限。”
據統計,我國約有七成家庭備有藥箱,但大多數家庭沒有定期清理的習慣。全國一年過期藥品約1.5萬噸,如果用5噸的大卡車來運,至少需要3000輛。
過期藥還能吃嗎?過期藥能直接扔掉嗎?過期藥被回收後流向何處?
據人民日報報道,中國藥學會醫院藥學專業委員會用藥安全專家組顧問張曉樂說:“過期藥不能吃。藥品有效期是指藥品能夠保證質量和療效的時間。使用超過有效期的藥,質量和療效不能保證,還有可能貽誤病情,甚至發生危害身體健康的情況。”
“藥品長期存放在幹燥的地方會脫水;存放在潮濕的地方,藥品會吸潮。此外,沖劑、蜜丸等加入賦型劑的藥品,在一定溫度下會發生黴變,滋生細菌,而這種黴變靠肉眼難以辨識。”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春波表示。
過期藥不能吃,那能像普通垃圾一樣丟棄處理嗎?從環保角度來講,過期藥品容易分解、蒸發,如果丟在垃圾桶里,被當成普通垃圾來處理,過期藥品中的有 害成分會滲透到土壤和水分中,最終會對環境造成一定汙染。“但要求普通市民對家中過期藥品做無害化處理也是不現實的,只要避免他人誤服過期藥就可以 了。家庭過期藥是散在的,處理不當對環境的影響目前並不明顯。” 張曉樂說。
不法分子在城市低價收藥,到農村高價賣出
“有一些專門回收藥品的人活躍在城鄉之間,從城市低價回收,然後到農村高價賣出,形成了回收、販賣‘一條龍’。”張春波介紹。城市回收藥品在農村的 流向主要有:直接賣給地處偏僻、進藥不便的農村私人診所;在集散地加工處理,將過期藥換上新包裝,打上新批號,轉賣給當地小藥店。
“此外,不法分子還會鉆醫保制度設計的漏洞,收購患者未使用完的藥品,甚至收購高價值藥品的外包裝,從事非法制售假藥的活動。” 張曉樂說。
對藥品回收的管理仍存在法律空白,給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機。現行的《藥品管理法》對藥品生產、銷售、使用都做了明確規定,但對於過期藥品的回收處 理,特別是對零散的家庭過期藥品回收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和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藥品管理法》中沒有對公民處理家庭廢棄藥品的行為做出規範,也沒有賦予藥 店和生產企業回收過期藥品的責任。
“我們呼籲更多的人,通過正規回收渠道合理處理過期藥品。” 張春波說。
以舊換新,互聯網讓過期藥有正確的去處
不法回收藥品的“藥販子”經常活躍在各大醫院門口,而正規藥品回收點卻鮮為人知。以南京市為例,該市食藥監局在全市設立了近200家“過期藥品 回收點”,但據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調研,82.11%的市民並不知道“過期藥品回收點”,部分知道“過期藥品回收點”的市民覺得去指定藥店上交過期藥 很麻煩。
記者了解到,全國很多城市的社區或藥企開展過藥品以舊換新的活動,以此鼓勵市民通過正規回收渠道處理過期藥。
“藥品回收後,企業將在藥監部門的見證下,對過期藥品進行裝箱和封存,並由專業人員裝車運輸到指定地點,工作人員會對回收的過期藥進行無害化銷毀。”張春波說。
世界上幾乎不存在完全完美的策略,每個策略都需要取舍。
文|小馬宋
這個話題源於前幾天在知乎上回答的一個問題,問題如下
廣告業很早就流傳著約翰·沃納梅克曾提出過一個觀點,被稱為廣告營銷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I know half of my advertising costs are wasted, but I don't know which half.
「我知道在廣告上的投資有一半是無用的,但問題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
我們能不能搞清楚這一半究竟浪費在哪里了?
下面是我寫的答案,同時加了一些補充:
廣告行業有兩句很著名的話。
第一句是“不做總統,就做廣告人”,通常是外行人拿來恭維廣告行業的。這句名言來自羅斯福,而這個廣告人其實是有特指的,指的是著名廣告人拉斯克爾,他也曾經是羅斯福的宣傳部長和運輸委員會主席。所以,這句話不是給廣告人貼金,而是稱贊拉斯克爾的。
第二句就是“我知道在廣告上的投資有一半是無用的,但問題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
這句話在廣告界很有名,但我並不覺得它解決了什麽問題,或者說天天說它有什麽意義。
做傳播,我們當然希望越精準越好,但問題是我們不太可能做到完全精準,另外,即使是完全精準了,也未必是好事。
實際上,從某個角度看,世界上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浪費的,為什麽我們要單單拿廣告業說事呢?
你參加高考,明明考題只有50道題,你卻做了5000道練習題,就是為了能做對更多的50道題目。這5000道題,你說是浪費,還是沒浪費呢?
你追一個姑娘,用了20個方法,只有一個打動了她,你說那19個就不浪費嗎?那是必要的浪費。
一個公號有2000萬粉絲,但是願意為他們電商付費的只有100萬,其他的粉絲沒有用嗎?
朋友圈每天有100條更新,只有3條對你有價值,你怎麽避開那97%?答案是無法完全避開,可以選擇不關註某人,但最終還是無法完全避開。
你去法國旅遊,路上來回要兩天時間,這兩天是不是浪費呢?
我覺得我們太糾結於這個問題了,甚至常常拿這個問題來調侃自己這個行業,以及用這樣一個名言來證明自己自己的專業身份。
與其糾結於是否浪費,不如坐下來想辦法改進你的投放策略。
最簡單的,是基於常識、經驗和調研的判斷。你的目標客戶是商旅人群,那麽去農村刷墻肯定就浪費更大,做機場廣告就浪費更小。
你的客戶北京的更多,那就先別在上海投廣告。(聽起來很可笑是嗎)
你面向母嬰市場,那就在幼兒園和兒童樂園附近投燈箱廣告唄。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們投廣告,廣告的覆蓋面和知名度適度擴大和浪費也許是必要的。
你選擇精準投放,比如用大數據來做feed流廣告,很可能的結果是你失去了大面積曝光的一部分機會,所以有很多只做百度推廣的品牌,可能很精準,但大眾完全不知道他們的牌子,如果百度推廣哪天無效了,他就無法用知名度來換取銷售。
世界上幾乎不存在完全完美的策略,每個策略都需要取舍。
我們可以做到的,只要選定目標,盡量高效、精準的實現目標就好了,不管是廣告營銷,還是做人做事。
PS:你也真的有可能知道你的另一半廣告費在哪里浪費了,比如你在地鐵投放面向男士的廣告,坐地鐵的女士們就正在浪費你的廣告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