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巴克正式關閉國貿商城店：咖啡巨頭用緊縮來應對危機？！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3647.html6月21日，位於北京國貿商城一層的星巴克正式關閉，其門店員工分流到臨近的門店繼續工作。成立於1999年1月的星巴克國貿店是星巴克內地首家門店，身處北京市最繁華的商業中心，星巴克國貿店承載了不少周邊上班族的過往記憶。
據瞭解，星巴克撤離國貿商城一期，主要原因是租金過高而無法承受。有媒體表示，星巴克國貿店一年的租金和人工成本超過700萬元。而一位餐飲業選址人士表示，國貿商城一期店舖租金平均每月每平方米超過了1000元，以餐飲業的盈利水平實在難以承受。
不過，北京星巴克方面則表示，此次搬遷主要是國貿給了星巴克更好的位置，即入駐國貿三期新店。「比一期的老店空間更大，各種設施也更新一些。」星巴克相關人士稱，此次搬遷有利於顧客體驗。但不可迴避的是，國貿三期的客流量明顯弱於一期黃金地段。
縱觀整個行業，之前外資大賣場Tesco關閉上海鎮寧店、沃爾瑪關閉上海閔行店等系列案例反映出，城市核心區域過高的商舖租金已經超過大賣場所能承受的範圍，不得不向周邊區域轉移。而星巴克國貿店的搬離也說明：消化租金能力較強的餐飲業也難以抗拒核心地段的商舖租金。在經濟下滑、消費乏力的背景下，高居不下的租金已經成為商業健康發展的「殺手」。
一直在走下坡路的星巴克，正在採取緊縮戰略?!
2007年，星巴克開始走下坡路。由於過分追求增長，星巴克忽略了公司運營，對公司的核心價值也不再那麼重視了——產品越來越豐富，但卻越來越忽視顧客體驗;報表越來越好看，但卻越來越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麼。更糟糕的是，經濟正在飛速陷入巨大的金融危機中。
對各種各樣的建議，舒爾茨根本不予考慮。如果妥協，儘管短期內會有回報，但是卻將漸漸侵蝕品牌的內涵。隨著公司的發展，星巴克必須忠於自己的價值觀，再次對其進行投資，再次專注於曾令他們取得成功的事情，而不是採取權宜之計。舒爾茨重返一線，親自掛帥首席執行官，捍衛星巴克的夢想。他關閉了瘋狂擴張時期盲目增加的店舖，砍掉了與主業無關的花哨產品，同時重建夥伴們的士氣;並在使命、制度和執行層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正本清源。
2000年，霍華德·舒爾茨從首席執行官的位子上退下來，擔任公司主席。隨後幾年裡，星巴克不斷擴建門店，自信心膨脹，股價暴漲。當然，銷售利潤也不斷提高。
直到2007年，這一切停滯了。
2007年，星巴克開始走下坡路。由於過分追求增長，星巴克忽略了公司運營，對公司的核心價值也不再那麼重視。更糟糕的是，經濟正在飛速陷入巨大的金融危機中。
在這緊要關頭，舒爾茨毅然決然重返一線，親自掛帥首席執行官，捍衛星巴克的夢想。他關閉了瘋狂擴張時期盲目增加的店舖，砍掉了與主業無關的花哨產品，同時重建夥伴們的士氣，並在使命、制度和執行層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正本清源。
2008年2月26日，星期二的下午，星巴克作出了一個非比尋常的決定——同時讓美國的7100 家直營門店停業，為咖啡師們提供3小時濃縮咖啡培訓，以確保星巴克的顧客能得到一杯完美的咖啡。
暫時停業的7100家門店貼著相同的告示：
「我們致力於使我們的意式濃縮咖啡臻於完美。而這一切源於熟練，這也是我們全情投入雕琢自己技藝的原因。」
建設一個偉大而持續發展的公司需要有全局意識，並在關鍵時刻有果斷決策的勇氣。對於星巴克而言，2008年7月，是舒爾茨26年來首次面臨不得不做出抉擇的時刻。
600家門店。
這就是星巴克曾經在美國本土關閉的門店數量，是當初向董事會提出的數目的3倍。舒爾茨將預定關閉門店的名單看了一遍又遍：堪薩斯州的威奇托開張僅一個月的直營店;華盛頓聯邦路那家曾為顧客服務了18年的老店……幾乎每個主要城市都將至少失去一家星巴克門店。
星巴克是根據同店銷售數據來決定要關閉哪些門店的。如果計算出它難以實現應有的收益，甚至在改善運營模式或者經濟形勢走上正軌後，也無法扭虧為盈，就很可能將其關閉。
然而，有一項統計數據讓舒爾茨大為光火。所有待關閉的門店中有70%都是在過去3年中創建的，在激進的成長時期，星巴克竟然開了2300家門店。而這一次，他們將關閉近20%新開的門店!舒爾茨盯著名單上的600家門店，得到一個教訓：如果你把擴大規模看作成功，那麼這種成功必將會失敗。
星巴克增加關閉美國直營店的數量是變革戰略的組成部分。大約關閉600家表現不佳的門店，星巴克為改善長期利潤增長邁出了令人矚目的一步……
2008年7月1日，星期二下午的1點零5分，恰好是太平洋東海岸股市收盤後5分鐘，星巴克發佈了這樣一篇新聞稿。星巴克關閉門店的計劃可以看作公司變革承諾的延伸，但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他們在自掘墳墓。
現在，星巴克的緊縮戰略已經從美國延展到了中國。
野村2014年展望：為避免危機，亞洲需實施緊縮政策
http://wallstreetcn.com/node/64965 週一，野村證券公佈了2014年年度展望報告。報告中指出，亞洲的政策制定者應將重心從保增長轉移至保穩定。2008年以來，大量的資本流入，寬鬆的貨幣政策，忽略供給方面的改革，使亞洲經濟的基本面變糟。亞洲經常賬戶盈餘較其它區域更大幅度的下降，意味著亞洲經濟基本面的惡化。
野村認為，亞洲應實施緊縮政策，並進行結構化改革，否則將醞釀著新的金融危機。緊縮政策會使內需下降，但是保證了未來經濟能夠可持續地增長。野村預計，出口情況會好轉，2014年中國GDP的增長率為6.9%，亞洲（除日本）GDP的增長率會低於6.0%。也就是說，亞洲經濟的增長將更依賴於世界其它國家經濟的增長。
過去，主要經濟體在發生危機的前5年內，私人信貸/GDP的比率會上漲30個百分點（percentage point）。野村稱之為「5-30」法則。從2008年算起，很多亞洲國家已經突破或者臨近30個百分點的增長了。下圖：縱軸為2013年一季度，私人信貸/GDP；橫軸為2013年一季度較2008年四季度，私人信貸/GDP增長的百分點，其中香港、中國大陸已大幅超過30個百分點，約為50~60個百分點。
此外，亞洲房地產市場過熱。圖中，黑色實線代表美國2000年以來房價走勢，以2000年1月的住房價格做基準。黑色虛線代表中國2008年12月以來房價走勢，以2008年12月的住房價格做基準。其餘亞洲國家類似，均顯示了2008年四季度以來的房價走勢，以2008年12月的住房價格做基準。深灰線代表香港，淺灰線代表印度，深紅線代表馬來西亞，淺紅線代表新加坡，紅虛線代表台灣。
經濟慘淡，意大利反緊縮反猶太運動升級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0635
意大利的抗議財政緊縮運動“Pitchfork Movement”從經濟相對落後的南方蔓延到了經濟發達的北方。現在該運動的發言人又打出了有強烈反猶意味的運動口號：“意大利國已不國，已成為像羅斯柴爾德之類的猶太銀行家的傀儡。”
“Pitchfork Movement”提出的具體要求是減稅，降低油價，廢除歐元以及“政府下臺”。該運動曾在剛剛過去的12月在意大利多個城市引起騷亂。街上的店主被示威者恐嚇，要麽加入，要麽就會挨揍。
“Pitchfork Movement”抗議最初針對的是高稅收和農業補貼的削減，參加人員組成由最初的農民擴展到包括了失業人員或低收入者以及右翼極端主義者和足球愛好者。這個抗議運動之所以可以一路蔓延，與意大利失業率高企和貧困人口增加有直接關系。根據意大利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意大利的失業率從2013年9月到11月一直維持在12.5%的高位。赤貧人口在2005年到2012年，已經翻倍。作為歐豬四國之一，在全球經濟不景氣和歐債危機的背景下，意大利的經濟規模在2007年到2012年之間已經縮減了7%。其目前的生產量水平甚至比2001年時的還要低。
在取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後，“Pitchfork Movement”有升級的趨勢，把矛頭指向了猶太銀行家。原本抗議政府財政緊縮的運動現在帶上了濃重的反猶色彩。
Andrea Zunino是“Pitchfork”的發言人，他說：
我們希望主權回歸意大利，而現在國已不國。意大利已經成為羅斯柴爾德之類猶太銀行家的傀儡。這世界太不正常了，最富裕的人十有八九就是猶太人。
意大利猶太人社區稱Zunino的發言太惡毒。猶太人社區的代表說：
這種言論讓人聯想起那個（二戰）充滿了死亡，暴力和人權被蹂躪的年代。Pitchfork發言人的話顯示了一種最極端和冷酷的反猶思維模式。
雖然意大利的股票和債券最近上揚到近幾年新高，IB Times指出，這樣的抗議再進行下去，遲早會讓把經濟拖下水。
JP Morgan通過對歐洲過去100年的歷史研究，指出:
如果不計較後果，財政緊縮是個明智的決策。在各項引發不穩定的因素中，政府債務高企排在首位。
法國呼籲抵制“德式預算緊縮”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6498
法國經濟部長Arnaud Montebourg周日表示，法國應該抵制德國式的預算緊縮政策，促進替代政策支持歐元區的家庭消費。（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Montebourg表示，
自2008年金融危機來實施的減赤措施損害了歐洲經濟。政府需要迅速改變方向，不然他們在選舉中敗給民粹主義和極端黨派。法國是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五大經濟體，而法國並不打算與德國結盟，分享其過度癡迷的保守風格。這就是為什麽法國政府應該以歐盟生存的名義，抵抗(這些政策)。
Montebourg表示，全球經濟學家和政客都開始意識到，經濟需要增長導向型的政策。
Montebourg上周末批評奧朗德為了降低赤字繼續奉行緊縮措施，他認為目前應該優先提振經濟，改善失業問題，同時呼籲政府不要將註意力過於集中在削減赤字和扶持企業上，應當更加關註通過減免家庭稅收提高需求。他已經親自要求法國總統奧朗德“對經濟政策進行重大改變”。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提到，在歐元區所有經濟大國之中，法國似乎是唯一一個家庭負債問題愈發嚴重的國家，這或許解釋了為何法國政客們那麽反對政府進一步提高稅收。
在周六刊登的采訪中，Montebourg警告稱，法國和歐洲的緊縮措施阻礙了經濟增長。全球經濟危機後，美國和英國已經恢複增長，而歐元區經濟仍停滯不前，甚至萎縮。
Montebourg表示，
歐元區有一種特殊的病毒，一個嚴重的疾病，持續而又危險。他認為財政和貨幣緊縮政策不會幫助結束這場危機，只會惡化和擴散它。
按歐盟規定法國財政赤字占GDP比率將不超過4%的目標，而這個目標值不到四個月前剛剛確定。不過在經濟二季度增長意外停滯之後，本月中旬法國宣布放棄2014年赤字目標。
為緊縮四面受敵 默克爾“強到沒朋友”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7867
強大富有的德國堅持要在歐元區推行結構性改革和緊縮政策，而疲弱多病的法國則堅持要更多的經濟刺激。默克爾是女強人，但美國人不支持她，南歐國家反對她，經濟學家批評她，如今，德拉吉的歐洲央行也倒向了法國。默克爾顯得愈發形單影只。（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對於法國，默克爾的態度一如既往：法國必須首先解決其結構性改革的問題，然後才能在歐洲事務中獲得領導權。
但在法國執政黨社會黨中，許多人都認為，法國經濟之所以面臨目前的困境，主要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推動結構性改革，而是因為德國在歐洲推行的緊縮政策。事實上，社會黨內部唯一的分歧，是法國不滿的聲音應該叫的多響亮。
上周一，法國總統奧朗德閃電重組了內閣，定點清除了經濟部長蒙特堡和教育部長哈蒙等強烈反對德國緊縮和結構改革政策的內閣成員。
重組之後的結果是，法國政府的成員比原來更加支持改革。但與此同時，奧朗德也向德國施壓，讓其重新考慮歐元區的緊縮政策。
他希望說服默克爾放寬預算赤字的標準（現在為3%）。上周，他甚至提出要召集一個特別歐盟峰會，推動多項經濟刺激措施。對於法國來說，這就意味著政府要花更多的錢刺激經濟。
實際上，自歐債危機以來，歐洲就一直分為旗幟鮮明的兩派。以德國為首的一派要求各國實行財政緊縮政策，並推動影響深遠的結構性改革。而以法國為首的另一派則堅持采取更加靈活的經濟刺激政策，至於改革那是以後再考慮的事。至少在不久以前，這兩大陣營一直勢均力敵，但近來，法國陣營中又添了幾個新盟友。
歐盟委員會新任主席容克和意大利總理倫齊均加入奧朗德的陣營，致力於推動更加靈活性的條款。美國政府和IMF也站在他們這邊。
很多外部專家也為他們搖旗吶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8月在康士坦茨湖開會時，一致批評默克爾的政策。他們指出，如果緊縮繼續持續下去，那麽歐洲經濟增長將會持續低迷，通脹會進一步惡化。悲觀者甚至認為歐債危機可能卷土重來。
盡管如此，默克爾和財長朔伊布勒都表示目前沒有危機的風險，也沒有計劃要偏離現有的軌道。
不過，德拉吉8月底在Jackson Hole央行年會上的表態讓德國有點坐不住了。德拉吉在講話中強調，僅靠歐洲央行的努力遠遠不夠，歐洲各國也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刺激。這意味著德拉吉的立場也開始明顯向法國靠攏。
最後憤怒的默克爾上周和德拉吉通了電話。通常來講，默克爾和朔伊布勒通常會竭力避免和歐洲央行發生沖突。不過，默克爾這次希望弄明白德拉吉的這番講話到底是什麽意思。歐洲央行是在放棄緊縮政策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默克爾就徹底被孤立了。
《明鏡》最先公開了兩人的這次通話，但德國政府發言人馬上回應稱是德拉吉主動給默克爾打的電話，默克爾並沒有找德拉吉。據《明鏡》的消息源稱，德拉吉試圖在電話里安撫默克爾，說下次他的講話中會強調結構化改革的重要性。他表示自己並沒有改變立場。隨後，他還給打電話安撫朔伊布勒。
德國政府官員大都拒絕討論這一話題。不過《明鏡》的消息源表示：“我們並不理解德拉吉的表態，”但如果他希望政府增加投資，“他就大錯特錯了”。
朔伊布勒早就表明了他對歐洲央行幹預的態度：“貨幣政策只能買來時間。市場並不缺流動性，甚至有些偏高。所以，我認為貨幣政策的手段已經用盡了。”
盡管四面受敵，但德國也在爭取盟友。在討論未來幾年的歐盟預算時，柏林聯合英國、丹麥、瑞典、芬蘭等國，共同抵制由法國和南歐國家提出的開支計劃。同時，默克爾還安撫西班牙政府，大力贊揚其改革，並支持西班牙經濟部長Guindos擔任下一任主要由各國財政部長組成的歐元集團的主席。
在德國看來，法國和意大利是否認真對待結構性改革才是問題的關鍵。只有這樣才能說服默克爾。意大利總理倫齊已經宣布了一個深遠的改革計劃，但在執行上遇到了阻力。而法國則不斷堆積新債務，打破之前的改革承諾。
法國如今已經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政府一再堅持其“認真對待貨幣緊縮政策”的目標，但由於經濟已經疲軟多年，法國領導人又覺得大規模縮減開支不太妥當，且有衰退的風險。與此同時，他們在推進改革的時候小心翼翼，生怕動搖他們執政黨的地位。結果就是，法國的改革措施遠不足以刺激經濟複蘇。
如今的德國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到底是應該聯合歐盟的其他國家打擊法國這個最重要的盟友，羞辱奧朗德？還是寬宏大量，放松對法國的要求。如果選擇後一種做法，就會留下口實：只有小國才需要遵守預算規則，大國就可以無視規則嗎？
孤獨而富有的德國老大哥，要帶領一幫窮小弟們趟出一條歐洲複興之路，談何容易。
財政緊縮？意大利西班牙債務創歷史新高！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198
財政緊縮一直被視為一切“罪惡”的源泉。無論是歐元區經濟的衰退還是相關政府的低效無能都被認為是緊縮所致。然而在這樣的“緊縮”背景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債務卻創了歷史新高。
數據顯示，7月意大利政府債達到了創紀錄的2.169萬億歐元，而第二季度西班牙政府的總債務則達到了1.01萬億歐元，並且均有穩步走高的跡象。
顯然，所謂的緊縮僅僅是一個替罪羔羊而已。緊縮這個詞，說出來只是為了嚇嚇”身上“的債務而已的。
信貸緊縮 越南經濟表現創四十年最差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674
彭博社報道，因銀行業壞賬激增導致銀行不願貸款，越南已經有數千家工廠因貸不到款而被迫減產，甚至關門。而政府清理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行動也未能重振國內企業依賴的信貸增長，威脅到他們給日本和中國制造商的供貨能力。
越南最大的對沖基金VinaCapital Group首席經濟學家Alan Pham表示，越南的經濟增長依賴銀行借貸。因企業資本吸收能力降低，且銀行由於擔心壞賬不願發放新貸款，越南信貸增長放緩。
彭博預期，越南今年前9個月的GDP增速為5.4%，而越南政府全年的GDP增長目標是5.8%，連續七年低於7%，為上世紀80年代IMF有記錄以來最長。
近幾年，包括三星電子、LG電子、諾基亞和英特爾公司在內的制造企業都逐步放棄中國，選擇在越南開廠。越南今年前9個月海外投資增長3.2%，以韓國、香港和日本的投資為主。
海外投資攀升的同時，越南的信貸增長卻乏力，截至8月底，越南信貸增速為5.82%，去年同期為6.44%。而政府今年設定的目標是12%至14%。越南總理阮晉勇一再要求越南央行鼓勵銀行借貸，並降低利率。
據越南《青年報》，越南央行行長阮文平認為，企業與銀行間缺乏信任也是信貸增速放緩的原因。央行計劃在一些企業引入無擔保貸款試點，以提振借貸。
澳新銀行經濟學家Eugenia Fabon Victorino表示，即使采取了這些措施，銀行貸款依然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這剝奪了中小型企業所需的資本。
Tran Vuong在河內附近的北寧擁有一家塑料模具廠。他稱：“依然很難獲得貸款。改善我們的產品質量並銷售給海外公司是唯一的增長途徑，我們需要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幫助我們獲得貸款。”
2007年越南的貸款利率達到驚人的51%，加劇該國2008年通脹率一度升至28%。隨後越南央行采取行動限制信貸增長，以遏制飆漲的物價，即使經濟增速放緩也如此。
越南政府建立了資產管理公司來清理壞賬，而今年越南央行則通過降息、打壓越南盾來幫助企業，提振經濟增長。同時，越南也下調了部分公司的企業稅，並擴大對海外制造企業的激勵。
即便如此，政府數據還是顯示今年前8個月倒閉的企業數量同比增長13%，而新註冊的企業數量同比下降10%。
據越南央行，截至6月底越南銀行業壞賬率升至4.17%。但標普在7月份的報告中表示，因為越南銀行業缺乏一貫的分類和報告標準，真是的壞賬率可能“遠遠更高”。穆迪預計今年越南的銀行業壞賬率至少在15%。
據越南資產管理公司主席 Nguyen Quoc Hung，截至8月底其購買了超過58萬億越南盾（約合27億美元）的不良債務。
“若銀行借貸增速能安穩地達到10%-12%，這足以為企業融得資金，也不會導致通脹。而低於該水平的信貸增長將遏制經濟活動和GDP增長。”
亞開行今天將越南今年GDP增長預期從5.6%調降至5.5%，將明年預期從5.8%調降至5.7%。（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法國財政預算案：拒絕緊縮 歐盟應再寬限赤字率達標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918
面對德國和歐盟對屢次違反財政紀律的批評，法國強勢回應要求歐盟第三次寬限達標。
法國政府此前確認無法按時達到歐元區赤字率目標，最早要到2017年才能達到歐盟規定的3%赤字率及格線。
法國財長薩潘（Michel Sapin）堅稱法國推遲達標時間是“合法且有充分的理由。”
薩潘還呼籲德國做更多事情推動歐元區經濟複蘇。他說“盡管法國要承擔自己的責任”，但是那些“已實現盈余的國家”必須擔負起“推動經濟複蘇的責任”。
據法國政府周三公布的2015年財政預算，今年財政赤字率將上升至4.4%，預計明年將回落至4.3%，2017年降至2.8%。
此前法國已經兩次違反了歐盟規定的3%赤字率目標，歐盟委員會曾兩次寬限，要求法國在2015年達標。
薩潘說基於法國和歐洲普遍疲軟的經濟狀況，法國政府的財政目標是“非常現實的”。法國政府預測2015年法國經濟增長率為1%，2017年為增長1.9%，遠低於此前的預期。但負責制定財政政策的法國高級委員會認為，最新的預期依然過於樂觀。
為顯示削減支出的決心，法國政府承諾在未來三年內削減500億歐元公開支出，在2015年將削減210億歐元。
薩潘說：“法國從來沒有做過如此之大的努力”。
但是法國政府拒絕歐盟更大規模削減開支的要求。法國預算聲明稱：“法國不會迫於外界壓力削減更多支出，法國拒絕緊縮。政府承諾對財政紀律負責，刺激經濟複蘇。”
盡管赤字率超標，薩潘要求德國和其他歐盟國家“尊重”法國政府的決定，其中包括一個為企業減稅400億歐元，重振法國競爭力的方案。
法國公布的新預算還將在明年為家庭減稅30億歐元，以緩解民眾近幾年對緊縮政策的憤怒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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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縮減寬松就等於緊縮？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295
自從美聯儲2013年12月18日宣布將開始縮減債券購買操作以來，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收益率曲線開始不斷變平（意味著長期國債與相對短期的債券收益率之差不斷縮窄）。
特別是30年收益率曲線，自美聯儲宣布縮減QE以來，已下降近一個百分點。
不少人認為資產購買會壓縮近期與遠期利率之間的“期限溢價”，而這一結果讓很多持這樣觀點的人吃驚。
那些擔憂通脹放緩的人應該留心了。無論如何，名義利率的變化受通脹預期改變的影響並不如受實際收益率改變的影響那麽大。
下面這張圖比較了5年期通脹保值債券與30年期通脹保值債券的收益率，正如從中看到的那樣，實際收益率曲線斜率的變化和名義收益率斜率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
（註：圖中所用數據來源於彭博終端。盡管彭博終端的5年期實際利率與美國財政部數據存在明顯不同，但用兩種方法計算的，自去年12月以來的實際收益率曲線斜率的總變化基本相同。彭博數據可能更能反映現實中交易員的所見所想。）
另一個觀察角度是，將自2013年12月18日以來的名義利率的變化分解為兩個部分：實際利率的變化和通脹預期的變化。盡管同期通脹預期下降15-25個基點相比，實際利率的變化相當顯著。
不久之前，人們都在建議美聯儲應該通過讓交易員相信加息步伐會延遲和放緩，來抵消削減資產購買帶來的影響。如果你相信這樣的觀點，那麽你應該會預期更高的30年收益率和更低的5年收益率。
然而事實恰好相反。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長久期（long-duration）信貸總供給的縮減效應遠遠超過了逐步削減債券購買政策的影響。
下面這張表來自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最近的一篇論文，讓人感到疑惑。
左圖（Panel A）描述了QE對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影響。看到Fed Holdings部分，其中SOMA（System Open Market Account）是美聯儲持有資產總量（包括國債和MBS等），作者用SOMA持有量減去流通貨幣量的0.95倍來估計QE的實際效果。Dur是計算出來的美聯儲持有資產組合的久期。
為了便於比較，作者將不同資產的久期用10年期債券的久期標準化，得到資產的標準持有量（10-Year Equivalents一列）。QE (%GDP)一列是從2007年底累計的QE總量占GDP的百分比，呈逐年增加的趨勢。
右圖（Panel B）描述了財政部發行公共債務的情況。同樣轉化成資產的標準發行量（10-Year Equivalents一列）。自2007年底總發行量（CumΔ%GDP一列）的增長主要是由於兩部分的因素：債務發行量擴張（Debt expand % GDP）和久期的延長（Mat Extend % GDP）。
比較一下兩列：QE % GDP （美聯儲QE的增長，表明對債務需求的增加）和CumΔ%GDP（財政部發行量的增長，表明對債務供給的增加）。
2012年，美聯儲購買的債券量（10.6%-8.1%）明顯低於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債券量（21.5%-17.7%），前者占GDP的2.5%，後者為3.8%。然而國債實際收益率卻下跌了（債券價格上升）。
2013年，美聯儲購買量（14.6%-10.6%）相當於財政部發行量（23.8%-21.5%）的兩倍（GDP的4%比2.3%），但與此同時的國債收益率上升了。
隨後在2014年上半年，美聯儲的購買量與財政部的發行量大致相當，而收益率下降。
似乎美聯儲購買總量和財政部發行總量之間的供需關系並不能很好的解釋國債收益率的變化。
當然除了美國國債以外，還有其他很多債券市場，但我們知道公司債券的發行（及其久期）在這一期間一直持續上升，即使收益（以及利差）一直在下降。
（哈佛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 王子軒 對本文有很大貢獻）
（實習編輯 戴博 編譯）
【專欄】惠譽：歐洲的財政緊縮是否即將結束？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447
本文作者為惠譽評級全球主權評級主管詹姆斯•麥考馬克（James McCormack），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對於歐元區是否存在比較嚴重的供需問題，決策者和分析師的看法略有不同。但是，歐元區存在增長問題，已是大家的共識。準確找出影響歐洲經濟的問題才能制定最有效政策。比如，領導人是應當把重點放在創造靈活性更大的勞動市場，並發展非貿易部門的競爭性來解決供給面的限制，還是應當優先采取激勵措施，刺激需求？
雖然相關爭論尚無定論，但政策導向是明確的。在增長低迷、失業率高居不下、通貨膨脹水平較低且仍在下降的情況下，要求財政寬松的呼聲日益得到支持。決策者對更靈活地解讀歐盟預算規定帶來的好處，以及在規定上稍做變通，允許部分類型的支出（主要是投資）或預算超支（同時推行結構改革政策）的做法，已經進行公開討論。甚至連歐洲央行行長Mario Draghi在最近的Jackson Hole會議（傑克遜•荷爾會議）上也提到要讓財政政策在刺激需求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在研究財政政策走向之前，應當先回憶一下近期的政策動向。衡量財政政策經濟影響力的最現成的一個指標就是周期調整後基礎財政收支的年度變化。簡單從分析角度看，這其實是與實體經濟相關的財政刺激（如果財政政策支持增長，即為正向，如果政策是緊縮型的，即為負向）。
根據最新的歐盟數據，2011年以來歐元區內負向財政刺激力度一直穩步下降。也就是說，基於經濟前景而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財政緊縮措施發生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而自那之後，緊縮一直在不斷緩解。但在這一趨勢中也有例外，即塞浦路斯和愛爾蘭，這兩個地區的負向財政刺激一直很大，而且整個歐盟也有類似情況。
歐洲財政政策緩慢、穩步放寬的原因至少有四個。
第一，債券市場不太容許市場整頓，整個歐元區收益大幅降低，特別是那些外圍國家更是如此。眼下決策者擔心的是定價過高，因此降低了市場采取的維持財政可持續性的政策謹慎度，尤其是2011和2012年時更為明顯。
第二，許多國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財政疲軟”，疲軟會讓國家對進一步緊縮施加切實的政治層面限制。公眾普遍認可的一個觀點就是，決策者設法擺脫經濟危機時，應當避免采取過分緊縮政策。但遺憾的是，歐洲大部分地區實行的財政緊縮並不是一次性措施。最近，IMF的財政監察官確認，如果想實現中期債務或結構平衡的目標，大部分發達經濟體，包括歐元區的那些發達國家，仍然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調整。財政疲軟會延遲（但不會幹擾）必要的調整行為。
第三，近期歐元區宏觀經濟數據，特別是第二季度GDP增長數據均表現不佳，這表明決策者需要針對這種情況采取措施。在增長停滯或下滑的背景下，供給面措施可能會被看做是拿中期方案應對短期問題，因此不足以解決增長和就業方面的迫切經濟需求。
最後， 還有一個相關問題可能會被過於簡單化，那就是需求面的刺激措施一般被看做是中期成本分散、短期效益集中，而供給面措施則更多被看做是中期效益分散、短期成本集中。從政治層面看，在其他情況相同的條件下，決策者總是更願意采取需求面刺激。
歐洲放寬財政政策的目的很明確。當前債券市場狀況有利，經濟狀況不利，且經過這些年的緊縮，公眾盼望能出臺短期的政策支持。但即便如此，鑒於歐元區各方利益，以及該區域不久前還被政策框架中的部分問題所困擾，決策者需要對政策目的進行澄清說明，並要保證國家政策與確保統一貨幣區的完整性完全一致。
具體來說，決策者要承認，歐元區需要供給面的結構改革，且同時要采取更及時的財政措施作為支持。以前面對深化財政問題但也成功采取結構改革的國家包括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另外，同樣重要的還包括決策者要切實努力實現中期財政整頓。如果大家認為財政規定被打破多於被遵守，那麽市場對歐元區的看法可能很快會發生變化。
英文原文如下：
Fitch: The End of European Austerity?
By: James McCormack
Global Head of Sovereign Ratings，Fitch Ratings
There is some disagreement among policymakers and analysts on whether countries in the Eurozone have a bigger supply or demand problem. There is no disagreement, however, that there is a growth problem. Properly diagnosing what ails European economies is critical to identifying the most effective policy responses. Should leaders focus, for example, on creating more flexible labour markets and fostering greater competition in non-tradable sectors to address supply-side constraints? Or should they be prioritising stimulus to spur demand?
While the debate may be unsettled,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appears clear. In the midst of disappointing growth, stubbornly high unemployment, and low and falling inflation, proponents of fiscal easing look to be gaining ground. There are open discussions on the merits of greater flexibility in interpreting EU budget rules, as well as deviations to allow for certain types of expenditures (mainly investment) or budget overruns if they are accompanied by policies to enact structural reform. Even ECB President Mario Draghi referred to the need for fiscal policy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supporting demand during his recent Jackson Hole speech.
Before considering where fiscal policy might be going, it is helpful to recall where it has recently been. The most readily available single measure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fiscal policy is the annual change in the cyclically-adjusted primary balance. In analytical shorthand, this represents the fiscal impulse with respect to the real economy (positive when fiscal policy is supporting growth, negative when fiscal policy is contractionary).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European Commission figures, the negative fiscal impulse has been in steady decline across the Eurozone since 2011. In other words, the greatest fiscal tightening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came at the height of the crisis, and has since diminished. There are exceptions to this trend – notably Cyprus and Ireland, where the negative fiscal impulse has remained sizeable – but it can be observed for the wider EU as well.
At least four reasons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slow but steady easing of European fiscal policy.
First, bond markets are allowing for less consolidation, with yields down dramatically across the Eurozone, and particularly for periphery countries. Absent for the time being is concern among policymakers about being priced out of the market, thus reducing the policy discipline that was being imposed by the market with respect to fiscal sustainability, especially in 2011 and early 2012.
Second, in many countries there is a degree of “fiscal fatigue” that puts practical political limits on additional austerity. An understandable view of the public is that, while trying to climb out from an economic crisis, policymakers should refrain from further tightening measures that make the job harder. Unfortunately, fiscal belt-tightening in most of Europe is not a one-off exercise. The most recent IMF Fiscal Monitor confirms that sizeable primary adjustments are still needed in most advanced economies, including those in the Eurozone, if medium-term debt or structural balance targets are to be met. Fiscal fatigue can delay – but should not derail – the required adjustments.
Third, recent macroeconomic data in the Eurozone, especially GDP growth figures for the second quarter, have been weak, supporting the notion that policymakers ought to be doing something in response. In an environment of stagnant or sliding growth, supply-side measures are likely to be seen as a medium-term solution to a short-term problem, and thus insufficient in meeting the economy’s immediate need for growth and employment.
Finally, a related point is that – at the risk of drastically oversimplifying – demand-side stimulus tends to be characterised by medium-term distributed costs and short-term concentrated benefits, while supply-side measure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medium-term distributed benefits and short-term concentrated costs. Politically, all else equal, the former will almost always be preferred over the latter.
The motivations for an easing of fiscal policy in Europe are clear. Bond market conditions are favourable,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unfavourable and the public mood calls for short-term policy support after years of austerity. Even so, given the stakes in the Eurozone, which was beset by existential questions not long ago based in part on the policy framework, there is a need for clarity in terms of policy intent as well as assurances that national policies are fully consistent with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common currency area.
Specifically, policymakers would be well served to acknowledge tha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are needed alongside more immediate fiscal support. There are good examples of countries that have managed to enact structural change despite stretched fiscal positions, including Greece, Portugal and Spain. Equally important will be credible commitments to medium-term fiscal consolidation. Market views of the Eurozone could change again, and do so quickly, if its fiscal rules are seen as more honoured in the breach than the obser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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