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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路 新故事】湖南通道：發展紅色旅遊 貧困戶人均增收3000元

通道侗族自治縣位於湖南省西南邊陲，湘桂黔三省區交界之地，是西南地區南下兩廣、通江達海的重要通道，素有“南楚極地”、“百越襟喉”之稱。

9月14日，記者隨中宣部”重走長征路“媒體采訪團來到湖南通道縣。通道縣委書記印宇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通道縣大力發展紅色旅遊產業，帶動了萬余人參與旅遊開發和景區經營，為貧困戶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82年前的1934年12月，紅軍長征在湖南期間，中央紅軍負責人在渠水河畔的通道縣，召開緊急會議，又稱通道會議，實施了挽救中央紅軍的“通道轉兵”戰略，放棄了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方針，而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從而挽救了紅軍。

“通道轉兵，中國轉運”，這是如今通道縣的宣傳標語。在通道轉兵會議舊址恭城書院，通道黨史專家胡群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通道會議之後，中央紅軍從通道分兩路西進貴州，把幾十萬敵軍拋在湖南的西南地區，使蔣介石在湘西消滅紅軍的企圖破滅。

印宇鷹介紹，通道是革命老區縣，是紅色基因的成長地，也因為“紅色”而典藏了紅軍長征通道轉兵這段光輝歷史。長征精神對內是不竭的動力，對外是一種形象和品牌。

通道按照“最美侗鄉·好運通道”形象定位，聘請專家對長征資源進行全面規劃，啟動了紅軍長征通道轉兵紀念地紅色旅遊開發項目，成功舉辦中國(湖南)紅色文化旅遊節、將軍書畫展等紅色節慶，不斷擦亮“轉兵福地”城市名片。2013年以來先後引進中信集團、湘潭永基、廣西匯河等10余家戰略投資商，協議引進資金67.6億元。

通道縣開發重走長征路、重溫入黨誓詞等紅色體驗旅遊，推出紅軍帽、侗錦、草鞋等具有紅色元素的旅遊工藝品，形成了以景區、園區、合作社、休閑農業、龍頭企業“五帶動”為主的“旅遊+”模式。目前已開通長沙至通道紅色旅遊專列，今年還將舉辦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紀念大會等影響全國的大型活動，不斷提升通道革命老區軟實力。

在旅遊扶貧的帶動下，全縣已經建成星級飯店4家，正在建設四星級以上飯店3家;建成星級農莊11家、旅遊侗寨17個、特色侗家樂旅館45家、休閑農業體驗基地10余萬畝，直接帶動2000余貧困戶10000余人參與旅遊開發和景區經營，為貧困戶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侗錦以其極高的藝術性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侗鄉大山里的一張閃亮名片。侗錦具有2000多年的悠久歷史，展示了侗族婦女的聰明才智和精湛的編織技巧，並以獨特的方式記錄著侗族的古老文明。

隨著紅色旅遊的興起，侗族的傳統手工藝品侗錦也由此打開了市場。由於工序複雜，針線細密，錦面色彩豐富，侗錦在市面上的價格頗高，圍巾等小件工藝品定價也在千元以上。通道縣皇都侗文化村一位織娘告訴記者，以前種地賣菜每年最多掙三四千元錢，而現在織侗錦每年能賺三四萬左右。以前織錦是自己用，現在可以拿來賣錢了。

印宇鷹表示，除了旅遊扶貧，通道縣還探索出異地搬遷扶貧、電商扶貧和委托扶貧等模式，把“精準脫貧”作為第一號民生工程，在2002年被定為“國貧縣”以來實現8萬多人擺脫貧困的基礎上，努力確保全縣4.993萬貧困人口、89個貧困村2018年前全部脫貧、脫帽。

通道縣探索推行“公司+合作社+貧困戶”的“委托扶貧”新模式，以鐵皮石斛、蔬菜等優勢產業項目為載體，委托企業對貧困戶進行幫扶。通過扶貧資金入股，1200余貧困戶有“分紅”;通過土地流轉，4000多貧困戶有租金和勞務收入;通過土地入股等，發展青錢柳等基地2000余畝，帶動貧困戶3000余人。

國家發改委官員：增收激勵不是簡單漲工資

國務院21日發布《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瞄準技能人才、新型職業農民、科研人員、小微創業者、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基層幹部、有勞動能力的困難群體分類施策，實行激勵計劃，帶動城鄉居民增收。

記者就社會關註的熱點問題專訪了國家發展改革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司長蒲宇飛。

激勵計劃不是簡單漲工資

問：看到“增收”這個字眼，很多人會關心是不是要漲工資?

答：《實施意見》的核心是激勵導向，不是簡單漲工資或提高福利，而是通過有效激勵，一方面激發創收創富的內生動力，一方面營造公平的發展環境。

實施七大群體激勵計劃，就是要分群體施策，找準各自的重點，比如技能人才關鍵要實現技高者多得，新型職業農民關鍵是推進職業化，小微創業者關鍵是降低創業成本，科研人員關鍵是實現工資性收入、項目激勵、成果轉化獎勵等多重激勵，企業家關鍵是解決產權保護法治化，基層幹部隊伍關鍵是完善工資制度，困難群體關鍵是提升人力資本。

瞄準勞動者中的大多數和關鍵少數

問：為什麽選擇特定群體實施增收激勵計劃?

答：傳統收入分配政策一個重要經驗是，按照初次分配、再分配兩個層面設計政策框架和重點，在實施過程中政策原則性強，難以操作。激勵計劃確定以群體為對象、分群體施策，目的是提高政策針對性，讓政策能真正落地。

這要求目標群體有較強代表性，能切實帶動廣大城鄉居民增收。但在具體分類中，既不宜分得太粗也不宜太細，過粗會導致政策大而空，過細會導致政策碎片化。

問：為什麽選擇這七大群體?

答：意見提出的七大群體代表了勞動者中的大多數和關鍵少數，如技能人才和新型職業農民代表了廣大工農，科研人員代表了創新人才，基層幹部隊伍代表了各級幹部。

激勵計劃針對的是七大群體，但面向的是廣大城鄉居民，聯通二者的關鍵就是這七大群體的帶動引領能力。從調研情況看，這些群體都具有較強帶動能力，如科研人員激勵可帶動整個知識分子階層，技能人才可帶動廣大產業工人，新型職業農民帶動的是廣大農民。

從數量看，這七大群體大致覆蓋兩三億人口，帶動效應發揮後，可能拉動的人數將是幾倍。

問：一些群體，比如醫生和教師，為什麽沒有納入激勵計劃?而企業管理者，收入並不低，為什麽還要激勵?

答：一些沒有明確提到的群體，可能會有失落感，但基本都能在七大群體中找到定位或參照系。比如教師和醫護人員，一方面有專門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可以在科研人員激勵計劃中找到定位或參照。

對於企業管理者，重點是通過激勵計劃讓他們發揮更多的創業熱情、投資熱情和發展熱情，讓企業更有活力，從而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就業崗位。

針對國有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和民營企業家激勵的路徑也不同。前者是通過完善薪酬制度，提升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水平和市場競爭力;對後者，是依法平等保護產權，消除隱性壁壘，促進公平競爭。

激勵計劃不是吊胃口

問：激勵計劃如何轉化為百姓錢袋子中的真金白銀?

答：激勵計劃不是吊胃口，而是要通過實實在在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讓每個群體都能通過辛勤勞動增收致富，提升獲得感。

為此將實施六大支撐行動，以各級政府為主體，面向七大群體和全體城鄉居民，解決政策、制度、技術支撐問題。

一是基礎支撐。促進就業，從根本上解決收入之源。二是能力支撐。強化技能培訓，提升勞動者人力資本。三是托底支撐。建立社會保障安全網，保障困難群體基本生活。四是渠道支撐，財產性收入開源清障，拓寬城鄉居民增收渠道。五是環境支撐。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公平競爭環境。六是技術支撐。完善收入統計監測系統，為收入分配政策制定提供依據。

下一步，將加快出臺具體細化方案，選擇部分地區、部分單位開展試點示範，在總結試點經驗基礎上，做好推廣。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問：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收入分配改革面臨哪些困難?方向是什麽?

答：當前經濟運行的新常態特征更加明顯，也給城鄉居民增收帶來一些困難。一方面，收入增長面臨壓力。今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6.3%，沒有跑贏GDP增速。另一方面，雖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但基尼系數仍處於國際較高水平。

從上世紀80年代放權讓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到上世紀90年代技術、管理參與分配，收入分配政策一直是推動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重要杠桿。經濟新常態下，解決人力資本積累不足增收困難問題、懶政怠政不作為問題、收入增長動能不強問題、社會政策養懶漢問題，要發揮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勵功能和杠桿作用。

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繼續提高，居民內部收入差距持續縮小，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實現脫貧，共建共享的格局初步形成。

促增收和降成本不沖突

問：降成本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一。促增收會讓降成本變成“漲成本”嗎?

答：促進增收與降低成本是一致的，目的是將收入提高建立在企業綜合成本降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具體有三個路徑：一是通過清障增收，清除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障礙，降低制度性成本。二是通過減負增收，如有效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等勞動用工成本，本身就是提高收入的有效辦法。三是通過增效來增收，企業效益提高了，也將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窮山惡水”變“金山銀山” 扶貧村村民每月增收共達千萬

同樣的山水，過去是“窮山惡水”，如今卻是“金山銀山”。

“一腳踏三縣”的萬隆村，位於重慶市綦江區石壕鎮南部，毗鄰貴州桐梓、習水，距綦江城區100公里，平均海拔1400米，是綦江區最偏遠、海拔最高的村莊。因為基礎設施落後，自然條件惡劣，曾是脫貧攻堅的“硬骨頭”。如今，搖身一變成為遠近聞名的“重慶香格里拉”。

萬隆村李公壩全景

鮮花小鎮的轉型

群山環抱的萬隆村，固然跟外界溝通不便，但也恰好造就了境內的良好生態，鄉村的優勢資源也被逐步挖掘出來，境內有“五山十水三十六洞天”、萬畝“高山生態草甸”花壩、“世外桃源”李公壩，四季鮮花盛開的香山花谷等富有特色的景點。再加上森林覆蓋率高，海拔較高，夏季涼爽氣候宜人，自發到村里避暑的重慶主城居民越來較多。

本來有著優質的旅遊資源，但是村民卻“守著金山”過窮日子。

之前，村里有3座煤礦，壯勞力大多到礦里上班，留下老弱婦孺在家里務農。後來，煤礦陸續關停，生計成為萬隆村村民的一大難題。由於這里又遠又窮，不少姑娘都嫁到了外地，年輕人也都外出打工。據官方統計，萬隆村全村1725人，2013年人均收入僅有4217元。

2014年，萬隆村被確定為全市重點扶貧村，根據當地的資源稟賦，開始打造高山休閑旅遊名村。當年底，以“花開雲端，和美萬隆”為主題，區政府開始打造萬隆鮮花小鎮，要把煤炭村變成旅遊村。

要發展旅遊產業，基礎設施是短板，特別是道路交通。針對這樣的老大難，近年來萬隆村新建及擴建公路54公里，將以前那條顛簸泥濘的鄉村公路改造成柏油馬路，從高速公路口直達村中。道路暢通後，“窮山惡水”變成了“金山銀山”，優美的環境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遊客前來，使得村民自發建起的農家樂生意異常紅火，同時也帶動了“後備箱經濟”，因為遊客離開時，車的後備箱一般都會裝滿鄉村土特產品。

遊客在漫山遍野的鮮花中拍照留影

為讓“鮮花小鎮”名副其實，據介紹，今年，萬隆村又種植了大量高山玫瑰、羽扇豆、波斯菊、向日葵等，僅花種就用掉了1500公斤。一到花季，讓遊客流連忘返。

鄉村旅遊產業帶動脫貧

如今，高山休閑旅遊名村，已經成為萬隆村一張最響亮的名片。區扶貧辦也明確將大力發展鄉村旅遊作為萬隆村產業精準扶貧的舉措。於是，萬隆村引進重慶渝商旅業集團有限公司開發花壩旅遊度假區，投入數千萬元改善基礎設施和旅遊配套設施。

在夏季，重慶主城區的氣溫越高，花壩的旅遊就越火爆。因為較高的海拔，使得這里夏天氣溫低，而且這里有千畝格桑花、500畝的向日葵、一條溝的玫瑰花。周末時節，前來賞花、露營的遊客就有兩三千人。近年來萬隆村連續舉辦的花壩露營旅遊季，自駕車輛也是連續突破6萬臺次，年接待遊客超過20萬人次，其中單日遊客接待最大量2萬余人。

遊客用相機記錄美麗的景色

蜂擁而至的遊客，更是為村民脫貧開辟了新路。外出務工的村民也紛紛回來，因為在他們看來，在外打工不如回家種玉米、開農家樂。比如2014年回家鄉發展的穆世華，以前在市區打工，回來後投資近60萬經營農家樂，淡季外出務工，旺季就經營農家樂，生意興隆時還需要請三四個人幫忙。

據了解，萬隆村里因旅遊業發展致富的村民約占全村人口1/3，其中37戶建卡貧困戶因此脫貧。村民通過把家里的土地流轉給景區、在景區務工、在景區周邊開設農家樂、銷售農特產品，在旅遊旺季，全村村民每月增加的收入能超過千萬元。

瑞再：“一帶一路”未來15年有望令中國險企保費增收230億美元

瑞再企商保險有限公司近期發布研究報告稱，“一帶一路”計劃帶來大量基建項目和貿易自由化，也將促進國內外商業保險費的增長。預計2015年-2030年間，“一帶一路”將有望推升中國商業保險保費收入增長230億美元。

具體而言，目前已規劃的“一帶一路”項目總規模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相關項目所產生的保費或將達到70億美元，其中55億美元的保費或將屬於中國保險公司。

而自2016年8月到2030年，預計“一帶一路”的後續建設項目還將帶來270億美元的保費增長潛力，其中160億美元或將歸屬於中國保險公司。

此外，2015年至2030年間，“一帶一路”規劃帶動的貿易活動將為中國保險公司帶來15億美元的保費收入，其中6億美元來自於貿易信用險。

因此，2015年至2030年間，預計“一帶一路”規劃總計或將推升中國商業保險保費收入增長達230億美元。

瑞再表示，“一帶一路”在帶來可觀保費收入增長的同時，參與項目建設的中國公司將面臨新的風險環境，為其“走出去”保駕護航的保險公司也是如此。在東道國法規許可的範圍內，中國保險公司應註重發展最佳的長期戰略夥伴關系，如與所在地的公司建立合作等，以在新市場占據一席之地。

增值稅央地五五分 中央增收1780億元全部返地方

財政部副部長劉昆31日表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增值稅收入中央與地方劃分比例由此前75：25變成50：50，預計今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加1780億元，全部用於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量不會變。

受國務院委托，劉昆31日向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作了關於提請審議2016年中央預算調整方案草案的議案的說明。

今年5月1日起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的同時，我國實施了調整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過渡方案，主要有四項內容：一是以2014年為基數核定中央返還和地方上繳基數;二是所有行業企業繳納的增值稅均納入中央和地方共享範圍，中央分享增值稅的50%，地方按稅收繳納地分享增值稅的50%;三是中央上劃收入通過稅收返還方式給地方，確保地方既有財力不變;四是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分配給地方，主要用於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

劉昆介紹，這一調整方案給中央和地方財政預算收支結構帶來一些變化，以2014年5-12月收入為基數算賬，預計2016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加1780億元，全部用於對地方的稅收返還，相應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加1780億元。

由此對2016年中央預算做出技術性調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由70570億元調整為72350億元，增加1780億元，全部為中央從地方上劃稅收收入增加;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由85885億元調整為87665億元，增加1780億元，全部為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增加。

劉昆強調，此次調整全國財政預算收支總額、重點支出規模及赤字不變，中央和地方預算僅在收支結構上有一些變化。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應因上劃中央而減少1780億元，但因中央新增對地方稅收返還增加1780億元，兩者相抵，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量不變。

根據預算法，預算執行中需要增加預算總支出的，要編制預算調整方案，提請本級人大常委會審查批準。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廖曉軍在此次會議上做了關於該議案的審查結果報告，認為國務院提請審議的這一議案符合預算法等法律規定，有利於實施營改增改革試點工作，建議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批準該調整方案。

此外，全國人大財經委也提出，國務院要積極做好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試點工作，針對新情況不斷完善應對預案，及時處理出現的問題，確保實現改革目標;同時要確保過渡期內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方案平穩運行，並抓緊時間做好正式方案的研究制定工作。考慮到當前地方財政面臨的壓力，預算調整方案經批準後，稅收返還資金要及早下達地方，支持地方順利完成今年預算。

農村產業融合見成效：四川千萬農民增收 黑龍江農戶分紅57億

8日上午，國家發改委等5部門聯合召開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專題新聞發布會。農業部農產品加工局局長宗錦耀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產業融合的根本要義是讓農民能夠分享二三產業增值的收益。

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是指以農業農村為基礎，通過要素集聚、技術滲透和制度創新，延伸農業產業鏈，拓展農業多種功能，培育農村新型業態，形成農業與二三產業交叉融合的現代產業體系、惠農富農的利益聯結機制、城鄉一體化的農村發展新格局。

強化利益聯結實現農民增收

國家發改委農經司司長吳曉表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利益聯結機制已經取得新成效。

他介紹，各地區通過試點示範、項目引導、政策指導等方式，創新發展訂單農業，形成了最低保護收購價、股份合作、利潤返還等多種緊密的利益聯結形式，總結推廣了“公司+合作社+農戶”、“公司+基地+農民”、“農民入股+保底分紅”等利益聯結方式，有效帶動農民增收。

分地區來看，貴州開展的農村“三變”改革試點(即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已入股土地等資源合計22.44萬畝，農民宅基地及其他物權量化8.96萬宗，81.71萬農民變成了股東，不僅保障了農民收益，而且盤活了農村資源。

四川省通過發展休閑農業促進農民增收，2016年帶動1155萬農民就業增收，帶動全省農民人均增收88元。

黑龍江省386戶龍頭企業與農民建立了穩固的利益聯結關系，全省農戶從龍頭企業方面獲得保底、分紅收益分別達到94億元和57億元。

與此同時，國家發改委等部門陸續出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試點示範實施方案》《全國農產品加工業與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規劃(2016-2020年)》《關於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等相關政策，並加大了投資等政策扶持力度。

其中，財政部安排中央財政資金12億元，會同農業部支持部分省實施農村產業融合發展試點示範項目;國家發改委推薦安排專項建設資金460多億元，支持900多個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項目建設;工業和信息化部創建了24家農產品深加工等食品領域示範基地，積極推動相關產業集聚集約集群發展;國土資源部明確要求各地單列安排農村建設用地計劃指標，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提供用地保障;商務部安排中央資金支持10個省加強冷鏈物流體系建設。

土地保障是關鍵

土地是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載體。國土資源部實施用地支持政策，保障農村產業融合發展。

2014年，國土資源部會同農業部下發《關於進一步支持設施農業健康發展的通知》，明確規定經營型的畜禽養殖、工廠化的作物栽培、水產養殖以及規模化糧食生產所需的生產設施、輔助附屬設施和配套設施用地都按照設施農用地管理，無須按建設用地辦理審批手續。

為了增強操作性，該《通知》明確對附屬設施和配套設施用地提出用地規模控制要求。在具體的實施上，歸經營者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鄉村政府簽訂協議，約定土地使用條件和土地複墾義務後就可以從事設施農業生產。同時，為了嚴格保護耕地，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通知》規定，嚴禁隨意擴大設施農用地建設範圍，嚴禁以設施農用地為名從事非農業建設，要確保農地農用。

國土資源部耕地保護司副司長劉明松在會上介紹，各地單列安排農村建設用地計劃指標時，要安排不少於國家下達當地計劃指標的5%，用於農村產業靈活發展用地需要，為農民住宅、農村發展等提供用地保障。同時，根據國務院有關規定，自2015年起，由各省區市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行的農產品加工、倉儲物流、產地批發市場等建設單獨安排用地計劃指標，促進相關產業發展。

農業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標是農民增收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1月3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這項改革一個重要的目標設計和追求就是增加農民收入。

韓長賦表示，現在一方面維護農民的財產權利顯得越來越緊迫，另一方面農民的增收或者持續增收越來越困難。改革集體產權制度把集體的經營性資產確權到戶，實現農民對集體資產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分配的權利，有利於拓寬農民的增收新渠道，讓農民共享農村改革的發展成果。一些先行地區，特別是沿海一些地區已經開展這項改革。到2015年底，全國已經有5.8萬個村，4.7萬個村民小組實行這項改革，已經累計向農民股金分紅近2600億元，2015年當年就分紅了411億元。

此外，針對很多村民關心的改革後自己的權利問題，韓長賦表示，這項改革重要的目標就是要保障農民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他的權利很多，最重要是兩方面：一是財產權利，包括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是農民集體成員才有這個權利。二是民主權利，包括對集體經濟活動的民主管理權利。比如說他有知情權、參與權、表決權、監督權。也就是說，這一次改革要使廣大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兩個方面都有獲得感。

韓長賦介紹，在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中，就保護財產權利而言有兩個要點：一是完善股份權能。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以及抵押、擔保和繼承的權利，2015年，我們在29個縣(市、區)開展了這項改革試點。從一年多的情況來看，應該說試點還比較有效，農民也比較滿意，下一步就要總結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並且將試點成果盡快轉化為政策法律。二是實行嚴格保護。為防止外來資本的侵占，現階段開展的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要嚴格限制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農民所持有的集體資產股份流轉要封閉運行，不能突破本集體經濟組織的範圍。

在保護農民的民主權利方面，韓長賦表示，一是要保障農民的選擇權。要尊重農民的意願，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涉及成員權利的重大事項都要實行民主決策，比如說成員身份確認、資產股權的設置等問題都得由農村群眾來民主討論決定，不是幹部決定，是農民自己決定。二是保障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不論是改革方案的制定還是具體組織實施，以及改革之後建立管理制度，都要維護農民集體成員的監督管理權利。總的來說，要真正讓農民成為這項改革的參與者和受益者。

地價上漲地方增收 去年全國賣地收入超3.7萬億

在一二線城市土地市場火爆的帶動下，2016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超過3.7萬億元，雖然未能再次超過4萬億元，但這也已是歷史第三高位，僅次於2013和2014年。

加上2016年數據，自1999年至今，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已經突破31萬億元。

單月超6千億元

財政部1月23日發布“2016年財政收支情況”顯示，2016年1～12月累計，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7457億元，同比增長15.1%。

此前，2016年前11個月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0979億元。這意味著，去年12月單月全國進賬土地收入6478億元。

財政部此次公布的數據仍有調整的可能。財政部2016年1月29日發布“2015年財政收支情況”顯示，當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2547億元，同比減少8840億元。

但三個月後的2016年4月5日，財政部發布“2015年全國土地出讓收支情況”則顯示，2015年全國繳入國庫的土地出讓收入33657.73億元。

兩個數據之間相差達1110億元。

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從1999年至2015年，這十七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

如果加上2016年的數據，則自1999年至2016年，全國土地出讓總收入已經超過31萬億元。

這筆巨額資金歸誰所有?絕大多數是歸為地方政府。

在《中國土地政策改革》(蔣省三、劉守英、李青 著，2010年7月第一版)一書中第266頁提及，土地出讓金是1989年開始征收的，當時規定，在進行必要扣除後，中央與地方4：6分成。但是由於無法核實土地的開發成本，中央所得很少。從1994年至今，出讓金不再上繳中央財政，全部留歸地方，於是，土地出讓金收入成為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主要來源。

不過，土地出讓收入並不完全由政府支配，只有扣除成本補償性費用後的土地出讓收益，才是政府可用的財力。根據這個特性，土地出讓支出可區分為成本性支出和非成本性支出(即土地出讓收益安排的支出)兩大部分。

如果減去成本，能否算一算地方政府能夠到手的“土地利潤”到底有多少?

筆者查閱大量資料後統計出，自2003年的1799.1 億元到2014年的 8988億元， 這12年間地方政府獲得的土地出讓純收益約為70433億元，年均5869億元。

隨著近年來征地拆遷費用的增加，土地出讓收入中的成本性開支越來越大，地方凈利也隨之逐漸縮水。

前述“2015年全國土地出讓收支情況”顯示，2015年全國土地出讓支出中，用於征地拆遷補償、補助被征地農民、土地出讓前期開發等成本性支出26844.59億元，占支出總額79.6%;用於城市建設、農業農村、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非成本性支出6883.19億元，占支出總額20.4%。

簡單理解，2015年的土地凈利大約在二成。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徐振宇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之所以會出現土地出讓純收入的不斷下降，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貫徹實施，以及農村居民維權意識的不斷增長，地方政府被迫提高了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導致政府從國有土地出讓中的純收入(扣除了土地補償性支出後的收入)近年來出現迅速降低。

一二線城市地價上漲較快

2016年土地出讓收入之所以止跌反彈，與一二線城市土地市場火爆，地價上漲較快有直接關系。

財政部此次發布的數據中沒有涉及土地出讓面積，所以無法判斷地價波動情況。但從其他部委和民間機構的統計中可以發現這一趨勢。

國土部去年10月底發布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全國土地出讓面積14.31萬公頃，同比下降4.8%;合同成交價款2.28萬億元，同比增長24.8%。

在土地出讓面積下降的情況下，土地出讓合同價款卻增加了24.8%，說明2016年前三季度的土地價格有了較大幅度上漲。

國家統計局數據也證明這一點。2016年，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22025萬平方米，比上年下降3.4%;土地成交價款9129億元，增長19.8%。

中原地產數據顯示，從全國賣地最多的50個城市看，2016年合計土地出讓金達到了2.69萬億元，同比上漲34%，而成交的土地面積則沒有上漲，合計50個城市成交12.27億平米，相比2015年同期的13.06億平米出現了下調。

國土部近日發布“2016年第四季度全國主要城市地價監測報告”也顯示，就住宅地價而言，一線城市和部分熱點城市的地價仍處於高速增長態勢，而大部分三線城市的地價處於溫和上行態勢，市場分化顯著。

2016年第四季度，住宅地價同比上漲的城市92個，較上一季度增加7個;增速超過7.0%的城市34個，較上一季度增加10個。

其中，北京、天津、青島、鄭州、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廈門、廣州、合肥、唐山、張家口、廊坊、安陽、溫州、嘉興、珠海、汕頭、佛山順德、東莞、中山等22個城市地價增速超過10.0%，北京、上海、廈門、南京、合肥超過20%。

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總監張大偉稱，2016年全年全國出現賣地千億元以上的城市達到了9個，刷新歷史最高紀錄，分別為蘇州、南京、上海、杭州、天津、合肥、武漢、重慶、深圳。

張大偉也表示，隨著去年四季度以來各地政策出臺，從資金、需求、信貸等多方面約束收緊了地王出現的可能性。目前看，二線城市的政策加碼舉措依然在進行過程中。

“2016年12月以來，全國土地市場成交數據降溫，合計成交超過10億元的109宗，其中溢價率超過100%的只有23宗，相比之前高溢價率地塊頻繁出現有市場明顯的降溫。”張大偉稱。

地價上漲地方政府增收 去年全國賣地超3.7萬億

在一二線城市土地市場火爆的帶動下，2016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超過3.7萬億元，雖然未能再次超過4萬億元，但這也已是歷史第三高位，僅次於2013和2014年。

加上2016年數據，自1999年至今，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已經突破31萬億元。

單月超6千億元

財政部1月23日發布“2016年財政收支情況”顯示，2016年1～12月累計，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7457億元，同比增長15.1%。

此前，2016年前11個月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0979億元。這意味著，去年12月單月全國進賬土地收入6478億元。

財政部此次公布的數據仍有調整的可能。財政部2016年1月29日發布“2015年財政收支情況”顯示，當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2547億元，同比減少8840億元。

但三個月後的2016年4月5日，財政部發布“2015年全國土地出讓收支情況”則顯示，2015年全國繳入國庫的土地出讓收入33657.73億元。

兩個數據之間相差達1110億元。

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從1999年至2015年，這十七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

如果加上2016年的數據，則自1999年至2016年，全國土地出讓總收入已經超過31萬億元。

這筆巨額資金歸誰所有?絕大多數是歸為地方政府。

在《中國土地政策改革》(蔣省三、劉守英、李青 著，2010年7月第一版)一書中第266頁提及，土地出讓金是1989年開始征收的，當時規定，在進行必要扣除後，中央與地方4：6分成。但是由於無法核實土地的開發成本，中央所得很少。從1994年至今，出讓金不再上繳中央財政，全部留歸地方，於是，土地出讓金收入成為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主要來源。

不過，土地出讓收入並不完全由政府支配，只有扣除成本補償性費用後的土地出讓收益，才是政府可用的財力。根據這個特性，土地出讓支出可區分為成本性支出和非成本性支出(即土地出讓收益安排的支出)兩大部分。

如果減去成本，能否算一算地方政府能夠到手的“土地利潤”到底有多少?

筆者查閱大量資料後統計出，自2003年的1799.1 億元到2014年的 8988億元， 這12年間地方政府獲得的土地出讓純收益約為70433億元，年均5869億元。

隨著近年來征地拆遷費用的增加，土地出讓收入中的成本性開支越來越大，地方凈利也隨之逐漸縮水。

前述“2015年全國土地出讓收支情況”顯示，2015年全國土地出讓支出中，用於征地拆遷補償、補助被征地農民、土地出讓前期開發等成本性支出26844.59億元，占支出總額79.6%;用於城市建設、農業農村、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非成本性支出6883.19億元，占支出總額20.4%。

簡單理解，2015年的土地凈利大約在二成。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徐振宇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之所以會出現土地出讓純收入的不斷下降，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貫徹實施，以及農村居民維權意識的不斷增長，地方政府被迫提高了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導致政府從國有土地出讓中的純收入(扣除了土地補償性支出後的收入)近年來出現迅速降低。

一二線城市地價上漲較快

2016年土地出讓收入之所以止跌反彈，與一二線城市土地市場火爆，地價上漲較快有直接關系。

財政部此次發布的數據中沒有涉及土地出讓面積，所以無法判斷地價波動情況。但從其他部委和民間機構的統計中可以發現這一趨勢。

國土部去年10月底發布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全國土地出讓面積14.31萬公頃，同比下降4.8%;合同成交價款2.28萬億元，同比增長24.8%。

在土地出讓面積下降的情況下，土地出讓合同價款卻增加了24.8%，說明2016年前三季度的土地價格有了較大幅度上漲。

國家統計局數據也證明這一點。2016年，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22025萬平方米，比上年下降3.4%;土地成交價款9129億元，增長19.8%。

中原地產數據顯示，從全國賣地最多的50個城市看，2016年合計土地出讓金達到了2.69萬億元，同比上漲34%，而成交的土地面積則沒有上漲，合計50個城市成交12.27億平米，相比2015年同期的13.06億平米出現了下調。

國土部近日發布“2016年第四季度全國主要城市地價監測報告”也顯示，就住宅地價而言，一線城市和部分熱點城市的地價仍處於高速增長態勢，而大部分三線城市的地價處於溫和上行態勢，市場分化顯著。

2016年第四季度，住宅地價同比上漲的城市92個，較上一季度增加7個;增速超過7.0%的城市34個，較上一季度增加10個。

其中，北京、天津、青島、鄭州、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廈門、廣州、合肥、唐山、張家口、廊坊、安陽、溫州、嘉興、珠海、汕頭、佛山順德、東莞、中山等22個城市地價增速超過10.0%，北京、上海、廈門、南京、合肥超過20%。

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總監張大偉稱，2016年全年全國出現賣地千億元以上的城市達到了9個，刷新歷史最高紀錄，分別為蘇州、南京、上海、杭州、天津、合肥、武漢、重慶、深圳。

張大偉也表示，隨著去年四季度以來各地政策出臺，從資金、需求、信貸等多方面約束收緊了地王出現的可能性。目前看，二線城市的政策加碼舉措依然在進行過程中。

“2016年12月以來，全國土地市場成交數據降溫，合計成交超過10億元的109宗，其中溢價率超過100%的只有23宗，相比之前高溢價率地塊頻繁出現有市場明顯的降溫。”張大偉稱。

中財辦韓俊：靠增加外出就業令農民增收的難度越來越大

2月15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在京舉行，主題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權、動力、質量”。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出席並發言。他表示，激活農業農村內生發展動力，這方面關鍵要打好兩場硬仗。一場硬仗就是激活市場，主要是深化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另一個硬仗是激活要素。

在激活要素方面，韓俊指出，這離不開農民“三權”確權和保護。

一是確權，要加快推進農村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加快“房地一體”的農村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確權登記辦證工作。“讓農民像重視結婚證一樣重視自己的土地權利證書”。

二是賦權，要支持引導農民依法自願有償轉讓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為實現土地財產權創造條件。

三是護權，要維護好進城落戶“三權”，不得強制或變相強制收回。

談到激活要素的背景，韓俊還表示，現在外出農民工增長乏力，靠增加勞動力外出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難度越來越大。去年，農民人均種植業收入只有2240元，名義只增長了1.1%，外出農民工的人數只增加了0.3%，實際增加了50萬人。

韓俊還強調，目前絕大多數農民不願意放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權利來進城落戶，農民在城市落戶率低，土地退出率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要放在歷史的大進程中去審視。農民進不進城，退不退地，還是要把這個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來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更不是強迫農民來選擇。

以下為韓俊發言實錄：

韓俊：大家下午好!根據論壇的安排，我就深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談一些看法。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公布，主題就是深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號文件提出了一個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堅持質量興農，提出要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去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是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註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發展，這是思路一個重大的調整。要實現這個轉變，必須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的供給放在一個更加的突出上。一號文件大篇幅論證這個問題，一個是農業結構要調優，再一個是農業生產方式要調綠，實現綠色發展。如果不調的話，很多農產品的國內需求會越來越飄洋過海。我們去年糧食進口雖然五年以來略有下降，但是仍然高達1.14億噸，相當於黑龍江和吉林的糧食總產量。當然這個主要還是大豆，大豆的進口高歌猛進，進口8391萬噸，三大谷物的進口量不大，占國內總產能的比重也就2%。值得註意的是像乃肉、業態奶、嬰兒奶粉、葡萄、櫻桃進口的增長速度是非常快的，也里有一些數據，不具體說了。我們去年食品進口額是554.8億美金，增長的非常快。

激活農業農村內生發展動力，這方面關鍵要打好兩場硬仗。一場硬仗就是激活市場，主要是深化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另一個硬仗是激活要素，剛才其仁教授也講到，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激活市場方面，最近幾年可以說有了重大的進展，一個重大的進展就是油菜籽、棉花、大豆、玉米臨時收儲制度已經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棉花、大豆實行目標價格試點，先定一個目標定格，我們對市場經濟進行監測。為什麽改玉米和棉花呢?2014年東北四省區玉米國家政策性收購占到了88%以上，黑龍江已經占到104%，小麥、稻谷也需要改，但是壓力比玉米要小一點。小麥政策性收購只占20.6%，稻谷只占15.6%。現在我們政策表述，就是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今年還是繼續堅持完善，去年我們政策性稻谷收購比重只有12%，已經很低了，也是主要由市場來形成價格。

棉花、玉米這種臨時收儲取消以後，價格很快就與國際接軌了。這里有幾個數據說一下，棉花在改革以前，我們每噸接近兩萬塊錢，跟國外的差價一噸差五5300塊錢。現在這個價格已經降到15000多塊錢，差價只有三百了。玉米的變化更明顯，13年7月開始價格倒掛，17年1月我們的國內玉米價跟國外玉米價已經沒有差別了，去年玉米進口下降了33%，玉米替代品的家口在15年高達四千萬噸，16年降到了兩千多萬噸，降幅是非常大的。我們收儲制度改革，我們的一個基本導向，是堅持市場化趨向與保護農民利益並重。農民的基本收益也得到保障，棉花現在在新疆，農民還是有盈利的，而且是相對穩定的。玉米現在價格下浮幅度比較大，15年最高的時候，一斤收購價達到1.12元，這個價格是市場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可持續的。現在降到了有的地方五毛、六毛、七毛多，反正完全由市場來形成。

激活要素方面，這場硬仗就是要深化農村土地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這是重頭戲。14年以來，我們在中央政府層面出臺了許多重要的政策性的文件，這些文件也都公布了。激活要素首先是要放活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現在提出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要分治，三權分治，適應現代農業化的需要，關鍵是放活土地的經營權。這方面我們小規模土地經營的格局變化不大，到15年規模在兩公頃以上的農戶全國只有1032萬戶，流轉的承包土地占承包地總面積的比重，這個比重是提高比較快的，過去五六年。現在已經達到三分之一，流轉率達到33.3%。

激活要素最需要破解的是農村的建設用地，農村用不了，農村不好用。最近幾年，大家下鄉可以發現一個很大的變化，農村的電商、休閑農業、鄉村旅遊等一些新的產業發展非常迅猛，返鄉下鄉創業這種熱潮正在悄然興起。但是就像當年鄉鎮企業為什麽發展起來，還有土地可以用，農民可以用自己的地來發展鄉鎮企業。但是現在發展新形態，建設用地指標下不了鄉，農村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滿足。我們對這個問題做了很多調研，我們的基本判斷，就是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這個改革會釋放極大的紅利。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現在這個改革已經擴展到33個縣，比如入市的第一錘是在德清，我們在德清做了調研，現在入市只有45塊地，不到四百畝，成交額是一個億。這個縣有1118塊，一萬畝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下一步可以入市，如果都入市的話，可以帶來非常可觀的收益。最重要的是可以為當地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註入巨大的推動力，農村靠新產業新業態，有了地了，跟當年發展鄉鎮企業一樣。

現在農村反映，這個地過去一征了之，只要是建設用地都要征用。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應該是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很多規劃的前提下，直接參與土地開發，或者參與聯營、聯建、入股等多種形式來開發存量的建設用地，讓農民更多的來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結合這個產業轉型和新型的城鎮化，要使得集體土地上的建築形態和它附著的產業加快實現高端化，這個可以為農村的發展註入巨大的動力。

講到激活要素，這里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現在支撐農民增收的東西在逐漸削弱。現在外出農民工增長乏力，靠增加勞動力外出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難度越來越大。這是去年的幾個最新數據，去年農民人均種植業收入只有2240元，名義只增長了1.1%，外出農民工的人數只增加了0.3%，實際增加了50萬人。在本地就業的農民工數量增長了374萬，增速為3.4%。農民就地轉到新產業新業態有大量的空間，有大量的潛力。

激活要素將會促進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異軍突起，我們提出應該拿出當年發展鄉鎮企業那種勁頭來，來支持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和返鄉創業。2017年一號文件提出了在土地方面，在金融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比如一號文件提出允許通過村莊整治等節約的建設用地，采取入股、聯營等方式，重點支持鄉村休閑旅遊養老等產業和農村三產容器發展，但是嚴禁違法違規開發房地產或建私人莊園會所。

講到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對農民土地三權的確權和保護。農民的三權指的是土地承包權，宅基地的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這些方面一個總的政策方向，一是確權，現在承包地確保等登記辦證正在加快推進。農民講你發一個跟結婚正一樣管用的土地權證，我才真正珍惜這個權利。農民覺得以前發這個證沒什麽法律效力，像結婚證一樣就有效力了。第二是賦權，支持引導農民依法自願有償轉讓土地承包權。三是護權，維護好進城落戶農民的三權，你不能把放棄三權作為他落戶的先決條件，這是行不通的。

對進城農民推出三權，也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比如我們去寧夏的一個縣，也是我們的一個試點縣，這個縣搞了幾年的試點，每個村平均完全放棄土地的農民只有一戶，占農戶的比重也只有1%，他是一個試點縣。目前絕大多數農民不願意放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權利來進城落戶，農民現在在城市落戶率低，土地退出率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要放在歷史的大進程中去審視。農民進不進城，退不退地，還是要把這個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來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更不是強迫農民來選擇。歷史經驗證明，什麽時候我們強迫農民選擇，我們一定會付出很大的代價。我就匯報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