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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与钱祸】逃跑的“炒钱团” 浙江高利贷“跑路”成风 中小企业危险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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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

炒钱已取代炒房成为浙江人的投资首选，高利贷资金近一半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

化解高利贷危局，必须要放开投资渠道以疏导资金，同时给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

杭州：“世道疯狂”

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不下2000家。近期跑路的庄家，何金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2011年9月10日凌晨，杭州一个小区停车场入口，高利贷业者何金（化名）一行四人冒雨“踩点”。

“现在是最乱的时候。”昏暗路灯下，身着正装的何金踩灭烟头，对南方周末记者喟叹。

何金三十出头，入行3年，运作一只数千万元的“信贷基金”。两天前，基金的一名客户——杭州一家服装企业老板关机“跑路”（即潜逃）了。之前他向基 金借了370万元高利贷，作为银行到期还贷的过桥资金，而4天后此人从银行续贷出500万元便人间蒸发，名下资产早以离婚等安排悄然转移。

报案后公安局刑侦和经侦部门均不接案，答曰：“这种情况属于欺骗，不是诈骗。”按现行法律，该笔贷款利息率超过法定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的4倍，合约不受法律保护。

何金面临基金数十名股东的问责，记者9月7日联系采访时，他回复短信，“水深火热、焦头烂额中”。

9日晚上，“线人”报说该客户“前妻”将出现在这家小区，何金等人赶来彻夜守候，但无功而返。

第二天，何金又据线报远赴江苏找人。中秋节3天长假他都在“跨省追捕”中，还是无功而返。

如果这370万元最后追不回来，何金大约要向股东们赔付20万元，“小半年白干了”。

一家银行贴出拒绝高利贷的宣传画。但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与监管不解决，再多的宣传也没有用。 （CFP/图）

但变故却丝毫没影响何金的职业热情。“干了这行之后不会想干别的。”他坦言，因为“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入行的第一单放贷600万元，两个月他挣了7.2万元（月息6%，他提成10%）。他还亲眼见到有人3年前拎着5万元入行，如今身家2000万元； 另一方面，干这行有个最大好处——“不求人”，“无论多大身家的老板，见了我们都是低声下气的。”他说，“这个行业的人都由内而外地自信和强势。”

如此的行业魅力吸引的当然远非何金等人。江浙民间借贷的平均月息已经超过1毛（年化利息率120%），最高的能达到月息100%。在畸高利润的诱惑下，眼下杭州城从事高利贷业务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据何金估计不下2000家。

即使是投资何金基金的投资者，也都集体作出了更冒险的选择——他所在的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两类选择，一类风险相对低收益相对低，另一类风险更高收益更高，但他介绍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了后者。

在他看来，放高利贷和赌博是一回事，赌的是借款人的信用。“什么都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感觉，看面相，印堂发黑的人千万不能借。”何金总结他的经验， “干我们这行，《易经》、风水啥的也要懂点”；其次，忌贪，“借高利贷就像吸毒，借了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直到被毒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摄毒过量之前 切断毒源”。

“火眼金睛”的何金把自己的这次走眼，归咎于“世道疯狂”，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中跑路的，他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贷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在浙江、陕西、郑州、江苏、福建、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都不绝于耳。

温州：多米诺“跑路潮”

周德文说，在“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借贷之城”浙江温州，资金链条已异常紧绷。

中秋夜，本报记者获悉，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老板因无力偿债而做了“走佬”：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泵阀之乡”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现已归案）。

节后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703”中，“老高”（放高利贷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9月14日，记者赶往宝康公司所在的蓝田标准厂房东区2号查看，占地约1000平米的厂房大门紧锁，没有任何标牌显示这家公司的身份。绕道至厂房 后，紧闭的铁皮门上有一行小字“宝康不锈钢管有限公司”。透过门缝，偌大的厂房内除了一堆不锈钢管和设备外空无一人。记者长叩厂办公室铁门，躲进屋内的数 人始终不应答。

坊间传言，董事长吴保忠所欠债务包括2亿元银行贷款、8000万元民间借贷和5000万元承兑汇票。

在此之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温州已见诸报端的涉嫌高利贷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 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均出走，百 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由于楼市低迷，据估计温州至少有220亿热钱转战民间借贷。 （CFP/图）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跑路“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延法告诉记者，有的债权人 有黑社会后台，债务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的信用，“一般欠个几千万都不会跑”。

但数量级已经改变。数据显示，截至9月8日，“郑珠菊案”自发登记的债主名单已经上升至7页，涉及85人共计8948.62万元，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

而江南皮革一案，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中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741万元，严重资不抵债。

江南皮革欠中国银行、深发展、浙江农合三家银行的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分别为6400多万元、1400多万元和2200多万元。而通过银行借款和办理 应付票据，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借出却又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情况的，总计达6315万元，其中光大银行达到3000万元。另外，截至5 月31日，其供应商向龙湾区成立的清算组申报债权整理数为8231万余元。

“这只是账面上，最近几个月又有很多债权人登记，没统计在内。”清算组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还不知道黄鹤私底下跟民间借了多少钱。”他认为，江南皮革倒下引起的恐慌导致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挤兑效应，“后面发生一系列事件，或多或少跟它有关系”。

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发的涉及15亿元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当时王遭到债权人“挤兑”，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

王的一位朋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平时为人和善，不赌博、不玩女人，“只爱喝点小酒”。事发前，一位借给他180万元的债权人因银行贷款到期，向其讨要债款。他一直敷衍，债权人警觉后联系数名债权人一起逼债，王为自保，前去警局自首。

还有更多的高利贷业者行踪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债主们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就这样硬挺着，还公开放话：把我逼死了，一分钱也拿不到。”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天龙集团总裁陈奎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场地震让我想起1985年的温州‘抬会’崩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几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待上门咨询或委托高利贷合同纠纷事宜的客户，“超过2亿元的不少于10个人”。

他所指的当年温州乐清抬会“炸会”（即崩盘），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致63人自杀，200余人潜逃，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拷打，数万家庭倾家荡产。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会案”，2004年苍南爆发的“矾山连环会案”。

"链接：银行的钱如何转入高利贷？

1.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多数是银行授信。

2.银行和担保公司的“交易”。每季度末，银行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完成“存贷比”指标，下季度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银行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

3.银行职员就任民间高利贷公司的股东，甚至直接放贷。

4.通过信用卡办卡公司从银行申请办理大量信用卡，刷卡购物在黑市变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

（南方周末记者冯禹丁采访整理）"

上市公司“炒钱团”：A股疯投小贷公司生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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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炒钱团”系列报道

“很紧张，很担忧。”10月17日下午，杭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老总在电话中忧心忡忡。

昔日涓涓供给上市公司利润宝库的小贷公司，如今正遭遇放贷资金断流和坏账的尴尬。

在民间资本最为发达的江浙一带，400多家小贷公司即将面临资金池干涸烦恼。“温州有20多家小贷公司，每家注册资本大概在1亿到2亿元之间，但现在基本已没钱可贷。”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

江浙样本仅仅是冰山一角，由银根紧缩引发的金融体系连锁资金紧张困局正由温州逐渐全国扩散。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接受采访的多位银行人士承认，“现在资金链已非常紧张，银行自身都缺钱，更不要说把钱借给小额贷款公司。”在四川东南，某国内知名国资背景的小贷公司人士透露，“从下半年开始，客户贷款需求急剧增多，之前还有拉业务压力，但现在钱早就贷光了。”

而更大的风险在于，由于信贷风险的蔓延，小贷公司发放出去的贷款也面临着坏账的风险。

但上市公司们却并未停止对其经营牌照的角逐。10月11日，海欣股份（600851.SH）发布公告称，将作为主发起人投资4100万元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成为年内第8家参股小贷公司的上市公司。

融资之困

作为民间资本高度集中地区，江苏、浙江两省一直是全国小额贷款行业中心。2008年第一批拿到小贷公司牌照的10家上市公司中，除张江高科（600895.SH）位于上海外，其余九家公司均为浙江省内企业。

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江苏、浙江两省更分别凭借426.46亿元、276.87亿元的实收资本以及616.62亿元和419.16亿元的贷款余额，位居状元、榜眼之位。

而伴随着银根不断紧缩，资金链紧绷问题也在江浙一带表现最为严重。

“小贷公司融资来源为股东投入的资本金和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最高上限为注册资金的50%），但现在资金链紧，根本无法从银行贷到款。”周德文表示。

张家港另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人士向记者诉苦，“公司早就没钱拿出去放贷了，现在只能干等已借出的资金回流。”

“我们公司在省金融办评选的小贷公司中评分较高，平日跟一些银行关系也比较好，所以现在还能贷到50%资本金。但业内很多小贷公司已经无法贷到款了。”前述杭州小贷公司老总告诉记者。

他不无担忧的表示，“下半年资金紧张情况比上半年严重。虽然政府接下来会制定相关缓解措施，但由于政策体现到实体经济上的延后性，推测资金链紧张的局面仍将持续较长时间。”

而记者从业内了解到，目前杭州小贷公司的贷款利率基本在基准利率的3倍左右。“我们没有完全按市场化将利率随行就市涨到4倍的利率上限。现在中小企业负担太大了，从我们这儿贷到款可能就是为了去偿还上一笔借款。”有杭州小贷业内人士透露。

“也有第三条融资之路可走，就是依靠股东扩大注册资本向小贷公司注资，但浙江省对小贷公司管理颇为严格，变更注册资本要经过政府部门批准，门槛比较高。”周德文表示。

《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当地小额贷款公司设立1年后，经省金融办审核才可以增资扩股。

除江浙两省外，国内小贷业务排名第三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小贷公司融资问题也相当严重。

“呼伦贝尔大概有四五家小贷公司，发起人股东多为当地煤老板、暴发户身份，在之前信贷较为宽松时候，银行就不是太愿意放贷给它们，现在资金链这么紧张，银行自身都缺钱，更不可能借给这些小贷公司了。”一位呼伦贝尔银行界人士告诉记者。

与 浙江省相比，内蒙古当地政府对小贷公司发起设立管制相对宽松，有限责任制小贷公司注册资本下限为500万元，股份有限制注册资本下限为1000万元；此外 允许境外小贷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任股东。由于当地监管部门在股东增资方面未设立较高门槛，股东增资成为内蒙古小贷公司融资主要渠道。

其中，内蒙古第一家试点小贷公司“融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10月挂牌营业，初始注册资本仅为3000万元，而目前，该公司注册资本已经达到4亿元。

“由 于银行借款渠道已经被堵住，股东资金实力实际上决定了小贷公司的贷款规模。目前呼伦贝尔地区小贷公司利率基本是银行基准利率的2到3倍，不过由于当地地下 钱庄比较发达，小贷公司自身贷款规模小、短期利率高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自身发展。”上述当地银行人士指出。

坏账风险激增

而随着资金链的日益紧张，小贷公司不得不面对激增的客户违约和坏账风险。

“在整个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企业实在拿不出钱来还贷。”前述杭州小贷公司老总颇为无奈地告诉记者。

“针对坏账风险激增的问题，我们也迅速做出应对，比如在跟客户签约时规定，在其完成订单收回资金后必须立刻偿还对我们得借款。此外我们也会督促客户做好自身财务管理。”该杭州小贷公司老总表示。

“宁波这边企业资质相对较好，加上政府最近又相继出台多条救市政策，所以暂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企业倒闭，资金链断链的情况。”一家宁波较大规模的小贷公司董事长告诉记者。

“我们主要给老客户放贷，违约风险相对比较小，”不过该董事长也承认该公司最近放贷延期和违约现象有所增加。“比如之前说好20日坏款，现在有可能拖到月底才还。”

“浙 江地区的小贷公司其实是夹在两边为难。”周德文认为，“从贷款客户方面看，信用额度好的客户早就被银行抢走了，面临的放贷风险相对较大；而从收益方面来 说，小贷公司远不能跟民间高利率相比，此外由于融资限制和资金链断流困扰，利润基本已经被限定，而随着还款延期和坏账激增，小贷公司实际收益也将受到影 响。”

而小贷公司的如此困境，或也将会传导到参股的上市公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