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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迁徙调查：郭氏“步局”大陆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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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格局、布局、步局”三局观的郭台铭，其行走中国大陆的“步局”被打乱了吗？

被动加薪之后，关于代工巨人富士康的各种传言继续发 散。河南建厂，深圳基地搬迁——这些被撩拨起来的公众想象，也许只能被最终证明为一场集体的臆测。至少从富士康台湾母公司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317.TW）披露的今年一季度大陆投资详情来看，不仅富士康针对包括深圳在内的大陆沿海主要城市的追加投资仍在继续，其从沿海向内地以及中西部各省 市投资扩张、延伸的战略也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而河南只是其未来“布局”中可能发生的一个局部。

事实正在朝着公众想象的相反方向发展。

鸿 海公开数据显示，仅今年一季度，鸿海自台湾汇出赴大陆地区投资金额已累计达3.0359亿美金，涉及11个工厂项目中既包括深圳、上海两大发达城市，也包 括中山、烟台、淮安、重庆等内陆或沿海新兴城市，暂时未见具体投资河南的金额披露。其中鸿海转战大陆的第一站深圳，仍是投资的核心区域，在11个项目中占 了4个，包括富金精密工业（深圳）、富士康精密组件（深圳）有限公司、富华杰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等四家子公司。

富 士康多名人士坦言，这些新追加的投资说明，富士康深圳没有萎缩的迹象，而这也没有影响到它扩张的步伐肆意地纵横中国大陆。

因为，3亿多美金 只是鸿海汇往大陆转投资的一小部分。数据显示，2010年经由台湾“投资部投审委”核准的鸿海汇往大陆投资金额为36.6683亿美元，除去已经汇出的3 亿多美元，还有33亿美元——这是一笔有想象力的投资。

本报根据可供公开查询的资料统计，鸿海在大陆的子公司已经达到至少80家，几乎覆盖 了除新疆、西藏、甘肃、青海等西北省份外的华南、西南、华东、华北、华中地区。此80家公司中，大部分为100％控股公司，另有部分是绝对控股或局部参 股。

被“假设”的深圳搬迁

河南将取代深圳，成为富士康深圳30万代工大军的接力棒？

制 造这个假设的是一则关于河南郑州、鹤壁等市正在力争富士康“落户”本地的消息。媒体据此臆测说受制于成本压力，富士康将停止在深圳的招工，使其当地代工群 体由40万减到10万，并将30万产业工人整体搬迁至劳工输出大省河南。

不仅富士康官方对此予以了否认，此消息也普遍遭致深圳周边制造企业 人力资源经理们的怀疑。

一位长期在珠三角人才市场出没、负责劳工招聘的深圳鞋厂负责人任先生驳斥了富士康深圳“停止招工”的论调。他告诉记 者，就在不久前的一次招聘中，他还与富士康招聘人员狭路相逢，在一次争夺一个70人规模的劳工“团队”失利后，“富士康就急了，因为最近找工作的人少，一 下能招到这么多人的机会不多，大家招工压力都很大。”

7、8两个月被认为是招工“淡季中的淡季”，任先生说，今年春节以来，深圳大小制造企 业的订单都在回流，而且由于金融危机淘汰掉了部分作坊小厂，使得坚持下来的企业“订单都做不完”，但是劳务市场的民工回流潮却没有如期而至。“春节后找工 的规模比我们预期的少。”任先生说，到年中更是清淡得让各企业招工负责人抓狂，这其中也包括富士康。他悲观地预测，珠三角将迎来更为严重的劳工荒，尤其是 明年春节之后。

审时度势之下，珠三角的人力资源经理们开始倾巢出动，到各省人才市场、职业介绍中心布点招聘。“我们常年在四川、河南这样的 劳务输出大省组织招聘。”富士康一位人士说，此次河南各市职介中心挂出富士康的招聘启示只是其招工路径之一。他介绍说，为了调动内地政府及各职介中心的积 极性，各招聘企业通常都会给予当地相关部门以数额不等的奖励或补贴，以获得招聘的主动权。而招到人后，经过培训，这些员工除了将送往深圳大本营之外，也会 送往富士康位于昆山、淮安等地的基地。

而关于河南将瞬间成长为聚集30万人的产业基地的设想，该富士康人士表示：“富士康在深圳、昆山两大 基地之外，建设和扩张得最快的烟台和太原，也花了三四年时间才分别达到了5万和3万人。”他认为，从一个劳务输出大省转身为规模制造基地，河南还需要很长 时间。

那么，值得追问的是，正在遭遇人力成本疯涨、土地等资源紧缺困境的深圳，作为富士康扎根中国大陆的大本营，究竟在当前郭氏的制造帝国 中，还能占据何种“格局”？

本报初步统计，鸿海1988年移师大陆，深圳是其首站。至今，多以“富”字或“鸿”打头的鸿海系子公司在深圳仍有14家之多，并大都处于经营良好状 态。根据鸿海披露的数据显示，这些工厂相当部分仍在扩产之中，并且受今年订单回暖的推动，第一季度就开始有6家深圳子公司向台湾汇回部分投资收益。不仅如 此，纵观中国大陆，以产业链配套、物流、厂房设施等多个要素能力来看，深圳仍是富士康目前的最优选择。

反之，对于深圳而言，这家年出口额超 过500亿美元的巨无霸企业，每年在深圳的出口当中仍占据10％－15％的比重，它的去留对深圳亦举足轻重。富士康大陆地区商务长李金明曾在接受本报专访 时谈到，急于转型的深圳市政府与富士康也曾就富士康搬迁问题有过讨论，未来理想的格局是，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减至15 万。

但是李金明强调，这个双方达成的理想状态“需要时间”。一方面受客户牵制，而更重要的是还要考虑迁至内地的整体配套环境、交通、人才素 质、生产资源等各要素。“人力成本需要考虑，没错，但这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人力在内陆更便宜，但其它的产业链没形成，其他成本远远高过人力成本。”李金明 说。

郭氏“步局”大陆全景图

但是这并不影响郭氏代工帝国继续向其它省市地区的同步扩张。

实 际上，自2008年8月29日台湾省通过《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审查原则》前后，鉴于台湾已实际放宽台企在大陆的投资规模限制（主要是取消了投资 限额），富士康在大陆的投资开始得以走出半遮半掩的状态。而近几年也是富士康在大陆的加速投资年。

已经可以查询到的80家鸿海大陆子公司 中，大致分布于四大片区：一是始于1988年的，以深圳为核心，辅以东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城市圈的华南片区，该区域目前涵盖了大部分6C产品及其配件 的研发、加工制造；二是始于1992年的，以昆山为核心，辅以上海、淮安、常熟、杭州等长三角城市圈的华东片区，该区域以便携式电脑及其元件的生产制造为 主业；三是始于90年代末期，以烟台为核心，辅以晋城、廊坊、大连、天津、秦皇岛、营口等环勃海城市片区，该区域主要以手机等移动设备及通讯等专业设备， 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研发制造为主；四为始于新旧世纪交替至今，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等内陆片区，据富士康介绍，该区域未来将主要针 对内需市场的研发和生产。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至2008年10月以后的全球金融风暴，低迷的全球经济以及近年来事故频发的劳资关 系，似乎仍难以撼动郭氏“步局”在大陆的持续推进，其内地动力是什么？

这或许首先得归于无可取代的“中国制造”。事实上，在经历了2009 年的业绩下滑后，今年以来，富士康订单回暖的迹象已经很明显，除了手机业务即富士康国际（2038.HK）受行业景气度及竞争加剧而预警上半年亏损外，其 它大部分业务仍有增长。以今年一季度业绩来看，鸿海集团合并报表后，整体销售额上升了43.9％至新台币5443亿元，净利润则上升了34.8％至新台币 179亿。需求的上升推高了富士康在大陆地区的扩张势头。

此外，另外一个重要推手，则是不能忽略的各省市的地方发展冲动，尤其是中西部，以 及欠发达地区近期对争夺出口冠军富士康的持续热情。

数字或许最能说明为何他们对富士康如此痴迷：2008年富士康大陆出口总额达556亿美 元，占中国大陆总额的3.9％；其十几家公司在深圳产出亦占深圳出口总额的约15％；解决就业问题上，富士康中国大陆地区解决就业达到80万人，移民城市 深圳则因富士康吸引了40万劳动大军；此外，就财税贡献而言，据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公布的“2007年度深圳市国税局纳税十强榜”显示，富士康旗下两家深圳 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分别位居“2007年度深圳市国税局综合纳税总额十强”的第三和第十位。据 称，该榜单入围门槛为9亿元。而根据富士康内部各种语焉不详的数据，有说法认为，富士康深圳2007年交纳的地税是7亿元，国税是40亿元。

更 为直接的是，这个代工帝国对周边地区的城市化推动亦是不容忽视的。富士康龙华工业园仅用了10数年时间，已将一个原本只有村落、农田的龙华小镇直接幻化为 一片配套齐整，商贸密集的城市中心社区。即便是与穿插于城市楼宇之间的“城中村”，其依赖小店经营、出租屋得以生存的模式也是拜富士康所赐。

这些，对正处于大规模城市化起步和发展阶段的内陆城镇而言，显然具有难以抗拒的魔力。

内 需拉动力背后的成本公式

仅仅以成本作为单一指标，来解释富士康的内迁动力，是远远不够的。或许更应该留意的是“比较 成本”公式下，新的有效需求如何正在中国大陆地区产生并增长。

以下数据比较有趣：

今年第一季度鸿海的总体净利润率微有下滑至 3.3％（去年同期为3.5％），这对富士康规模扩张形成一定的压力，因为只有诉诸规模方能抵消毛利的下降趋势。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代工模式的过时。事实 上，同期，中国大陆电子品牌企业的净利润遭遇的挑战甚至更为危急——今年第一季度，联想（0992.HK）的净利润率为2.25％，方正科技 （600601.SH）净利润率为1.53％。

也就是说，仍在坚持研发－制造－销售一体化运作的中国品牌厂商，其成本压力甚至远大于被诟病 为“微利”生存的代工企业。要解决发展问题，中国的这些品牌厂商必须像他们的海外竞争对手惠普、戴尔那样，尽快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将生产外包，因为其比较 劣势一目了然——富士康、伟创力等代工企业一年手机主板的产量达到上亿支，国内单个手机厂商的年销售量也只是从几百万到上千万支，规模劣势带来的采购和成 本劣势，立见高下。

台湾媒体称，中国大陆以海尔为首的品牌厂商正在“砸工厂”，并将“走向大量制造外包，企业大幅降低成本的转型之路”。台 湾人预测，这对像富士康、广达、和硕等开始把眼光从海外客户转向大陆的台湾代工企业而言，预料会在大陆企业的转型中获益。

这或许能为富士康 拓军武汉、重庆、山西等内陆省市找到进一步的注脚。事实上，金融危机暴发后，2009年，富士康内部开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全面本土化运动，其掌门人郭台 铭提出的口号是未来“黄金十年，赢在大陆”，其实质内容包括，培养陆干（大陆干部），开发大陆客户。而郭台铭在其公司内部讲话中已经明确，诸如华为、中 兴、海尔等国内知名品牌厂商，已实质进入富士康的客户名单，他们也将是富士康的转型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鸿海公开资料显示，除了持续对大陆 制造工厂汇出投资，鸿海近年亦以参股形式投资了部分软件开发、专业设备的生产和研发公司，例如阿里旗下的三家公司：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阿 里巴巴（中国）软件有限公司，阿里巴巴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及北京新雅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等。虽投资额不大，但可窥见它正在试探掘金大陆的步 伐。

富士康转型启示录：代工商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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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周折之后，郭台铭率领的富士康科技集团6月8日再次重申，将落实企业转型计划，以维持业界领导地位。 “重点包括提升员工福利、津贴与工作满意度，同时持续对许多低阶制程进行自动化，以及提高员工训练。”富士康创始人兼董事长郭台铭8日在台北举行的鸿海年 度股东大会上，作出执行这项转型计划的承诺。

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代工帝国来说，转型计划的细节一时难以知晓。然而，代工行业的转型与迁徙，却 变得急切而必要。

“这与其说是一个企业的决策行为，不如说是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然。”瑞银中国策略师唐志刚对本报记者表示，在他看来，工 厂招不到工人就得涨工资，涨工资又侵蚀了加工企业原本就单薄的利润，所以把工厂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把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转 变，是每个企业都要面对的正常商业决策。

鸿海帝国版图

鸿海的壮大历程可谓最大化发挥了中国在国 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即充分发掘低廉的劳动力以参与国际分工。

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8年，富士康科技集团的年营业额从200亿元 飞跃到4207亿元，相当于2008年中国内地GDP的1.34%，8年增长了21倍；其中出口总额更7年蝉联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内地企业出口冠军。

“不 是随便一间公司就雇得起60余万员工的。”香港一名金融界人士曾对本报感慨，郭台铭的鸿海代工帝国版图，着实让人震撼。

郭台铭旗下直接或间 接掌控着8家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上市的公司，包括鸿海精密工业股份（2317.TW）、鸿准精密工业股份（2354.TW）、广宇科技股份 （2328.TW）、正威精密工业股份（2392.TW）、建汉科技股份（3063.TW）、奇美电子股份（3481.TW）、沛鑫能源科技股份 （3413.TW）和富士康国际控股（2038.HK）。在台湾，这个帝国统称为鸿海科技集团，而在内地，则被统称为富士康科技集团。

郭台 铭则通过旗舰公司鸿海精密工业股份及其旗下子公司控制着整个帝国，其中截至2009年末，郭台铭本人直接持有鸿海10.79%的股份，为单一最大股东。以 6月10日收盘价计算，鸿海市值高达10080亿新台币，而在2007年7月，鸿海市值更一度高达25737亿新台币。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集团架构图显示，仅鸿海旗下的子公司及孙公司就将近200个左右，盘根错节。2009年，鸿海在财富500强的排名由2008年的132 名跃升到109名。但是，这艘航母现在与中国内地无数其他加工企业一样，面临着劳工缺乏和劳工成本上升的压力。

深圳厂区或年增成本 50亿元

从900元到2000元，短短一周内，富士康深圳厂区的一线员工加薪幅度超过了过去10年的总和，而这给富 士康带来的冲击难以预料。

虽然，鸿海持股71.56%的香港上市公司富士康国际主席陈伟良8日在香港的股东大会上表示，“暂时未能评估加薪 所带来的成本影响。”因为该公司正寻求下游客户一起承担用工成本的急增。

但深圳富士康发言人刘坤所提供的数据或许能从侧面说明问题，刘曾公 开表示，富士康深圳厂区的45万员工中有84%符合调薪要求。按此估算，待2010年10月份加薪落实之后，其深圳厂区每个月增加的员工基本工资支出为 4.158亿元，一年将近50亿元。

而在过去两年里，郭台铭旗下8大上市公司之一的富士康国际的用工成本却是随着工人数量上升而下降的。

据 富士康国际2009年年报，2009年末该公司共有员工118702名，全年员工成本总额为4.85亿美元；据此计算，其平均每个员工的成本为2.78万 元。而2008年末该公司员工总数比2009年少1万余名，为108237名，但全年员工成本总额却比2009年高出1.87亿美元，达6.72亿美元， 即平均每个员工成本为4.22万元，比2009年高52%。当然，这或许也受到行业景气的影响，富士康国际2008年和2009年的营业收入分别约为93 亿美元和72亿美元，经营净利润分别为1.2亿美元和4000万美元。

针对“富士康短期内接连大幅调升员工薪金，是否意味着过去员工薪金偏 低”的问题，陈伟良8日并未正面响应。

恒生银行在其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前中国内地出口总额中有接近一半是来自以电子设备为主的机械及运 输设备出口；而这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最少70%又是来自外商投资企业。所以，“劳工供应日渐紧张及劳工成本增加，意味着曾促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 个有利因素正慢慢消失，亦意味着由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加工出口业的经营环境正在恶化。”

富士康之前之后，不少处境类似的厂商均对员工薪酬进 行了调整，而对于处在利益链条尾端上的代工商来说，加薪以应对民工荒问题仅是权宜之策，北上、内进和南移可能才是这些代工商下一步要决定的问题。

車企群體性「西進」 產業鏈加速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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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經濟數據，讓國內眾多汽車企業重新審視著西部汽車市場的重要地位，也成為眾車企集體謀劃「西進方略」的源動力。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成都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3107.6億元，同比增長15.1%；成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57元，增長15.3%；農民人均現金收入6220元，增長20.1%，增幅較上年同期分別提高1.4和7.3個百分點。

從國際汽車市場發展歷程來看，人年均GDP達到5000美元是小汽車進入家庭並加速發展的臨界點，近年擁有「中國車市第三極」美譽的成都精準反映出這一規律的正確性。

2010年成都GDP突破5000億元，在中西部城市中處於領先的位置。隨著近年來大規模轉移產業逐步形成產能，成都的GDP得到大幅增長。

成都，僅僅是西南地區的一個縮影。面對廣闊的西部市場，「西進」運動成為眾多汽車企業的一致性行動，而附著於這根汽車產業鏈條上的眾多企業也正在隨之加快西遷。

西部城市搶奪戰

在汽車銷量放緩的2011年，能夠依然以高於行業速度增長的汽車企業，無一例外都是借力於西部市場的快速增長。

此前，東風日產公佈了進軍西部的計劃，總裁中村公泰對西部市場的需求表示樂觀，他表示，到2015年西部市場將幫助東風日產提升銷售量約100萬輛，達到230萬輛。

2011上半年，東風日產在西南地區增幅超過了28%，佔有率達到了5.2%，其中天籟以及奇駿、逍客在同類銷量中都處於領先地位。東風日產副總經理任勇日前在重慶也表示，要讓西南市場成為全國的樣板市場。

進入西部市場較早的東風悅達起亞，正是其中之一。東風悅達起亞銷售本部副本部長蔣玉濱表示，東風悅達起亞較早地開始挖掘三四線市場。從市場佔有率來看，也受益於在三四線市場的銷售業績。

對於一直領跑中國汽車市場的上海通用而言，西部市場同樣不可或缺。上海通用副總經理蔡賓表示，上海通用對西部市場尤為重視。據蔡賓介紹，在四川市場中，別克「雙君」在中高端車型中市場佔有率排名第一；通用其他車型在中小車型的市場佔有率為13%，排名第二。

「還有大量具備購車條件的人沒有進行首次購買，尤其在西南地區等二三線城市，這種需求還十分普遍。」蔡賓說。

對此，上汽乘用車副總經理蔣峻也持贊同觀點。他認為，西部市場這兩年發展得非常快，2011年上半年整體增幅達到了11.5%，高於國內平均水平。同時西部市場自主品牌佔比也很高。

「上 海汽車在四川和云南地區做得很好，四川消費者很容易接受新的品牌，榮威的市場佔有率高於平均水平，MG品牌在四川的銷量佔了全國銷量的30%。」蔣峻稱， 在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發展受限後，二三線城市迎來了良好的發展時機，目前西部市場的發展速度比全國平均速度高出1個百分點，整體市場佔有率也高於平均水 平。

「四川消費者更容易接受新品牌，西部市場也是我們接下來發展的重點區域。」蔣峻坦言。

據瞭解，自主品牌對於西部市場的爭奪也同樣激烈。吉利集團公關總監楊學良稱，以西部市場為主的三、四線城市銷量佔據了吉利總銷量的60%以上。

另一位自主品牌車企北大區銷售人士對記者表示，「從西部城市看，城市規模相對小，市級城市可以發掘的汽車消費市場仍然有限，目前主要戰場還是在主要的經濟城市。」

無 獨有偶。成都的近鄰重慶，在汽車產業佈局上也有了飛速發展。重慶汽車行業協會秘書長周錦告訴記者，包括遠郊區縣在內，重慶已經分佈300餘家汽車經銷商， 其中大型經銷商集團旗下已經擁有30多家4S店。從銷量來看，重慶市的汽車銷量在以每年20%的速度飈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產業鏈西遷

龐 大的汽車潛力市場，吸引著眾車企以成都、重慶為中心，輻射性地進行產業佈局。基於對西部汽車市場快速增長的預期，汽車企業加大本土化生產，伴隨西部能源和 人力成本優勢，汽車產業鏈西遷勢頭明顯。據《每日經濟新聞》瞭解，目前位於成都市東部的龍泉驛經濟開發區已聚集一汽大眾、一汽豐田、吉利汽車、一汽專用 車、川汽集團、大運汽車等汽車整車廠及零部件工廠，產業鏈已經初具規模。

今年7月15日，大眾汽車集團（中國）總裁兼CEO倪凱銘在媒體會議上，明確地向媒體展示出了大眾的西部戰略：一汽大眾主導西南市場，上海大眾要打開西北市場。這是跨國汽車企業在國內首次提出了西部開發戰略。

對此，大眾（中國）生產與物流副總裁戴詩林也證實，根據大眾在華的五年發展規劃，在目前東部沿海地區各生產基地已發展較為成熟的基礎上，大眾汽車將加快在中國西部的發展步伐。

一向擅長制定精準戰略的大眾汽車，此次把新戰略矛頭指向西部，這讓眾多汽車企業不得不加緊研究應對策略。

7月初，在蘭州市多元支柱產業推介暨經濟合作項目簽約儀式上，蘭州市與新豐泰（香港）有限公司投資1億元新建保時捷4S安寧店項目等一批與汽車消費、現代物流、汽車配件生產等有關的項目。

同時，陝西亨利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與奔馬集團合作，投資20億元新建汽車公園；與東康動力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投資10億元新建汽車汽配物流城等項目。

8月26日，德國博世汽車底盤控制系統項目落戶成都經開區，標誌著又一家知名的汽車零部件生產商正式進入西部市場。此前，韓泰輪胎第三工廠在重慶奠基。

彌補售後服務短板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是亙古不變的軍事常識。

但是，對於西部汽車市場來說，相當於「糧草」的售後服務環節仍然相對薄弱。行業分析師賈新光表示，西部市場各地差異大、層次多，但車企想要在西部市場取得良好發展最為重要的是強化售後服務。

「我曾經遭遇汽車在九寨溝拋錨後，不得不開到800公里以外的成都去維修。這足以說明西部市場售後服務的薄弱程度。」賈新光說。

為了能夠深深紮根於西部這一黃金市場，不少汽車公司都在加快銷售網絡與售後服務的佈局。去年，寶馬首次在成都設立大區。對於豪華車商來說，這尚屬首例。今年6月，寶馬汽車又表示，將在成渝地區新建零部件配送中心，提升在中國西部市場的服務水準。

此前，寶馬在北京、上海和佛山建有大型零部件配送中心，新建的成渝地區寶馬零部件配送中心，能讓寶馬西部地區經銷商在7個工作日內完成所需零部件的採購。而寶馬在西部地區的經銷商數量已達25家。

與豪華車商相比，自主品牌車企的戰略佈局也同樣迅速。吉利公關總監楊學良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西部城市中成都、重慶的經銷商體系已經很發達。加大工廠投資，構建物流中心，研發適應西部地區的汽車產品，完善售後服務以及經銷商培訓都是吉利佔領西部市場的計劃。

今年5月，吉利汽車西南技術服務中心在成都正式開業，該中心是吉利汽車全國最大的汽車服務中心。「注重提升產品品質與售後服務，是吉利在西部市場中搶得先機最為重要的。」楊學良表示。

此 外，汽車行業分析師鐘師也介紹，主動出擊是車企佔領西部市場的重要舉措。他表示，目前西部市場仍處在一個培育期。不少廠家已由被動轉為主動出擊，這是近年 來廠家在對待西部市場上最為重要的一個變化。為更好地適應西部市場，廠家應主動變革，因地制宜調整其經銷網絡、營銷模式，以配合當地市場。

迅速崛起的西部汽車市場，還得到了當地汽車產業政策的扶持。根據此前出台的《成都市汽車產業發展規劃》，到2012年，成都汽車產業發展將以整車為龍頭，以零部件產業鏈為主線，以經濟開發區為核心聚集區，力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256億元，年產整車61萬輛的生產能力。

可以預見，在這個以汽車整車與零部件製造為龍頭的產業發展模式之下，帶動的將是不可估量的相關產業的快速崛起。

醫保自由遷徙遇阻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7-06/100408178_all.html

　中國公民在國內變換不同城市或地區工作和生活，能否自由順暢地享有基本醫療保險待遇？這個答案至今仍是否定的。

　　2012年6月27日國務院發佈《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針對醫療保險關係的轉移接續，提出要求：「落實醫療保險關係轉移接續辦法，實 現醫療保險繳費年限在各地互認，累計合併計算。以異地安置退休人員為重點，完善異地就醫管理服務，探索建立參保地委託就醫地進行管理的協作機制。」

　　這一目標並不是官方首次提出。然而直到現在，在哪裡參保，就只能在哪裡「劃卡」看病買藥，仍然是絕大多數參保人面對的現實。人社部2012年6 月27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跨地區轉移醫保關係僅50萬人次，轉移個人賬戶基金僅為2.2億元。僅以當年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的4641萬 名農民工為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跨地區就業時，醫保關係難以轉移。而相當一部分異地生活的非就業人群，也同樣面臨無法順暢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的難題。

　　對於就業人群而言，社保關係自由流轉的真正重點，是醫療保險繳費年限如何計算。在中國的醫療保險制度框架下，退休職工可不再繳費而享受醫保待 遇，各地都設立了15年到25年的繳費年限以作為享受此種待遇的門檻。承認異地繳費的年限，便意味著轉入地將承擔退休職工老年醫療支出。在老齡化帶來的支 付壓力之下，各地推諉乃是必然。

醫保轉移難在哪裡

　　醫療保險乃是一種現收現付的制度。參保人在不同的地方參加不同的醫療保險，並不存在把前一家公司保金帶走的問題。「在哪兒繳費，在哪兒享受待遇。停止繳費，待遇也就終止了。」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恆鵬說。

　　中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可謂「縱橫交錯」，保險關係的轉移顯得非常複雜。縱向按人群分，有三大制度：在城市就業的勞動者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下稱職工醫保），無業居民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下稱居民醫保），農民則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下稱新農合）。而橫向在地域上，醫療保險的統籌層次 僅在市縣一級，不同統籌地區的繳費標準、報銷比例都有不同規定。

　　如是一旦參保人居住地或就業情況發生變動，就需要在不同地區、不同制度間切換，可能的轉移情形多達九種。其中，居民醫保和新農合，乃是現收現 付、終身繳費，且與戶籍直接相關。要跨地區的進入這兩類保險計劃，前提是要有轉入地的戶籍。在居民醫保和新農合未與戶籍脫鉤前，異地轉入這兩類保險是無法 實現的。

　　職工醫保因職工退休後便不再繳納醫療保險費用，而直接享受待遇，問題更為複雜。為防止年輕健康時不參保、老來多病時湧入制度的情形出現，各地都 對職工醫保設立了繳費年限，作為享受退休待遇的門檻。如北京、天津為男職工25年，女職工20年；上海男女職工同為15年；杭州男女職工同為20年。

　　當參保人從居民醫保、新農合轉入本地職工醫保時，即面臨著繳費年限折算問題。當前已有不少地方出台了折算的計算公式。而更棘手的則是跨地區就 業。即便參保人僅僅是在不同地區的職工醫保之間進行關係轉移，流入地也多數並不承認參保人在外地繳費的年限。一旦互認繳費年限，最後的接收方惟恐將承擔退 休人員的醫療責任，在實踐操作中都儘可能不予接收。

　　財新記者瞭解到，對外地繳費年限的認定，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地區對外地繳費年限一概不予認定，如要想在成都退休享受醫保待遇，必須在本地連續繳 費滿15年，或累計繳費20年。有的地區則要求轉入者補齊兩地間基數和比例的差額，才認同繳費年限。不少沿海城市則只認可年輕人的繳費年限，對於五十歲以 上的男職工及四十歲以上的女職工，不再接收其醫療保險關係。

　　在蘇州市，醫療保險的轉移接續與養老保險相捆綁。若有前述「40」或「50」人員從外地來到蘇州就業，蘇州將為其建立臨時賬戶，參保人按照蘇州 的標準繳費。待到退休時，參保人仍需將個人賬戶資金與繳費年限帶回到最初的參保地，但最初的參保地卻不一定認可參保人在蘇州的繳費。

　　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看來，中國醫療保險分地區分人群的「碎片化」，在實際上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而醫療保險異地接續困難，還給參保人帶來困難和經濟損失。

尷尬解困之道

　　事實上，因退休後是否享受當地醫保待遇而造成的醫保關係轉移接續之困，是中國特有。

　　縱觀國際經驗，在英國、加拿大等完全由政府出資提供無差別免費醫療的國家，國民可任選常住地並在此就醫；在美國，65歲以下人群參加商業保險，隨繳隨保，65歲以上老人則可參加全國統籌的聯邦醫療保險，同樣沒有流動限制，人人享有流動遷徙的自由選擇權。

　　而中國地方政府對職工醫保以年限設置種種障礙，最關鍵的因素在於職工醫保的設計，不要求退休職工繳納保費，只是將老年人的醫療費用分攤至在職職 工的繳費中。在中央財經大學社會保障系主任禇福靈看來，「這有其歷史原因。」他介紹，1998年建立城鎮職工醫保時，正逢國企改革，要從過去保障程度較高 的勞保制度過渡到新的職工醫保。而此前制度安排中，無論是在職期間還是退休以後，職工均無需繳費，「如果讓退休人員繳費，難度太大。」

　　退休人員不繳費政策，自1998年順延下來，並寫入2010年頒佈的《社會保險法》。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年輕人口相對減少，醫保基金壓力日益凸顯。

　　2012年6月9日，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在「第八屆健康產業論壇」上表示，老齡化已經成為醫保基金的首要挑戰。現有參保人員中，退休人員比例為 24.9%，而這部分人群佔用的醫保資源達到59.9%，醫保資金支出存在巨大壓力。此外，截至2011年底，中國60歲以上的老人已有1.85億，並且 還在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長。

　　「我們現在醫保基金有一些結餘，比如職工醫保基金結餘，大致可以支付15個月到16個月的醫療費用，但是，如果把老齡化因素考慮進來，我們更應該對醫療保障資金脆弱的支撐能力感到憂慮。」胡曉義說。

　　一位人社部官員私下向財新記者表示，未來全國的醫保基金都會出現赤字。「長期來看，醫保基金收入的增幅小於支出的增幅，基金結餘在慢慢減少。」 而胡曉義此前公開提供的數據顯示，過去四年間，醫保基金為每一次住院多提供了1283塊錢的支出，但四年間次均住院費用提高了2320元，「實際上把醫保 基金多支付的部分吃掉了。」

　　在醫保基金壓力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各地對流動人群退休後在何處受保也顯得格外敏感。「我們現在就很擔心。」 鎮江市財政局社保處副處長吳盛祥說，如果參保人在西部工作到59歲，最後一年來到鎮江，通過年限互認，退休後享受鎮江的醫保待遇，對鎮江的參保人亦不公平。「你的貢獻都在西部體現了，如果最後來我們這裡，（醫保）一定要補繳。」

　　籌謀讓老年人群為醫保繳費，或者要求「外地」就業者延長繳費年限，成為各地政策制定者應對醫保關係轉移可能帶來的壓力最直接的手段。但學者們並 不看好。「中國的醫保制度不是一張白紙，在這張紙上已經勾畫了一些不同的保險制度，今後的改革是在這些制度基礎上展開。世界各國的改革都面臨一個問題，就 是福利剛性的問題。如果過去不繳費，現在變成繳費，做起來很困難。」左學金感嘆，「各級政府的領導都不太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2012年5月，深圳公佈《深圳市社會醫療保險辦法（修訂稿）》，擬將最低繳費年限從本市繳費10年、累計繳費15年起步，改為5年後過渡為本市繳費15年、累計繳費25年。

　　該方案一出，立即招致大量反對之聲。作為深圳提高繳費年限的反對者，深圳大學學者翟玉娟強調，老年人是非常弱勢的群體，本身養老金的待遇有限，不應再讓他們自己繳納醫療保險。為老人提供免費的醫療保險待遇，在翟玉娟看來是政府的責任。

　　「惠民政策只能更惠，不能不惠。」前述人社部官員私下表示，「現在讓退休人員繳費是跟老百姓對著干的，只能等嚴重了再調整。公共決策就是這樣的，不可能現在就解決五年、十年後的問題。」

自由遷徙路遙

　　僅僅延長繳費年限，就已在深圳引起風波。面對公眾質疑，深圳市社保局局長秦力7月3日公開回應，這是醫保基金壓力所迫。秦力說，儘管目前深圳人 口結構仍偏於年輕化，醫保收支仍享受「人口紅利」，但長遠看，十年後，現有的收支盈餘可能消失，如不延長繳費年限，「遲早要出問題」。

　　一位財政部官員明確告訴財新記者，當前的政策短期內不會讓退休人員繳費，財政部門也遠未考慮是否對退休人員補貼保費，「不能隨便讓財政拿錢，拿出來的錢是收不回去的。」

　　現在看來，醫療保險制度依然延續由在職者分擔老人醫療費用的方式，政策調整方向僅是在現有政策上小修小補，儘量減少醫保轉移接續的阻力。

　　有基層社保官員認為應效仿養老保險的轉移接續，對超過一定年齡者轉入職工醫保時，要轉移一部分統籌基金，否則轉入地對快退休的職工承擔較多的責任，對轉入地的參保人不公平。

　　「醫保的統籌基金和養老不一樣。」 中山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強調，醫保是現收現付制，保費進入統籌基金就不歸個人，「假如一個人在原參保地就生病，用完了統籌基金裡單位為他繳納的份額，他去另外一地就業時還要帶走原統籌基金裡的錢？」

　　真正的問題則在於，即使在退休人員繼續繳費的情況下，公民的充分流動也仍然不能徹底解決。事實上，恰恰是以終身繳費為原則的城鎮居民醫保、新農 合制度，其參保（合）人在全國各地的流動卻又受到戶籍的限制。不少參保人擔心，未來職工醫保即便放開退休人員繳費的口子，也不能真正實現社保關係的自由流 轉。

　　德國此前出於人口老齡化重荷，要求退休人員繳費，但這並未影響參保人自由流動。在中國，這個問題只能長期懸而未決。「除非做到全國統籌。」一位廣州市醫保局官員說，「那樣就不存在地方參保人的利益區別了。」

　　在左學金看來，解決眼前的問題，最好的途徑是提高統籌層次。「現在老年人少的地方不願意與老人多的統籌，社會平均工資高的地方不願意與社會平均 工資低的統籌。當勞動者流動和轉移接續社保關係時，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間利益很難平衡，難免出現一方吃虧另一方佔便宜的情況。這樣就會造成轉移接續難。」左 學金說，「更好的辦法是對退休人員醫療保險全國統籌。可讓各地拿出一定比例醫保資金，由中央統一管理，作為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險基金。」

　　但前述財政部官員對此亦有擔憂，在他看來，醫保並非統籌層次越高越好，「控費方跟醫療服務提供方離得越遠，越沒法監管。」

　　現有體制弊病重重之下，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設計出一套新的「全民健康保險」。他說：「轉移接續問題是沒辦法解決的，各地繳費水平不一樣，享受的東西也不一樣，怎麼轉移接續？這是個偽命題，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全民健康保險』。」

　　據顧昕介紹，「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下，所有居民無論身份如何、居住地何在，均要求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繳納一樣的參保費，獲得同等保障待遇， 而政府為所有居民提供均等化財政補貼。基於目前國民醫療消費總水平，人均年籌資水平可初步設定在700元，其中公共財政補貼每人每年500元。醫保轉移接 續、異地就醫報銷乃至人口的自由遷徙流動問題，均可在這一設想下消解。「全民健保實行以省為單位的一體化支付制度，由新組建的全民健保局管理。任何參保者 如跨省遷居，那針對其個人繳費和中央財政補貼這部分，各省健保局完全可以化為12份，根據參保者在本省實際居住月份，將剩餘金額轉給遷移後所屬的省健保 局。」他說。

　　 不過，這一設計目前還停留在設想層面，遠未提上政府部門的議程。未來政府部門是否還會出台醫保轉移接續的具體方案，各地囿於操作上的困難，還在紛紛觀望。「現在地區間都有待遇差異，上面出政策讓年限互認，我們看不懂。」吳盛祥說。■

【閱讀】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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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樣本 從田裡拔出腳，變成一個商人

第二篇 安徽樅陽：貨郎走天下（2）

布匹利潤在50%以上

當錢橋區的吳福貴外出賣布受挫，白雲區的張文龍挑雞蛋四處販賣時，在義津豐樂小學教書的殷愛法從學校離職，開始在義津老街上擺攤賣布。

1983年初，殷愛法作這個決定時，得益於哥哥曾經做過挑貨郎，走街串巷獲得的商業信息。「那時候，義津老街的整條街上，除了原來的商戶，很少有個 體擺攤戶，經常擺攤的也就三四個人。」擺攤主要銷售布匹、棉紗、毛線，以及針頭線腦、肥皂等小百貨。「那時候商品緊缺，尤其是布匹，利潤基本上在50%以 上。」

肚子能吃飽了，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穿衣問題。1983年底，樅陽縣內布票停用，結束了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憑票購布的歷史，也意味著布匹買賣可以私人自由進行，義津老街的布匹銷售成了最熱門的生意。

在家家會紡紗織布的錢橋區，吳福貴在1981年包產到戶前，只有一套冬裝和一套夏裝，沒有換季衣服。那時候，大人一般穿藍色或者黑色老咔嘰布，土布 做裡兒。給小孩買棉衣的外面布料是洋布，需要憑布票購買，一般是一人一年6尺的定量。那時最常見的情形：一套衣服，老大穿過，縫縫補補給老二穿；老二換了 新衣服，舊衣服再縫縫補補給老三穿。許多衣服都像是家裡的傳家寶。

但到1983年以後，只要家裡攢點閒錢，社員們都會到義津老街，給家人添點換季衣裳。

義津老街的裁縫朱朝貴記得，1983年，他已經開始單干，帶著2名學徒，從蘇州、杭州、常熟等地進貨，一邊賣布，一邊做衣服。

那時做衣服，一套衣服，需要一丈多布。做一套滌綸，光布料都需要13元左右，一般人做不起，只做上衣的比較多。最好賣的是一種叫做「的確良」的化纖布料，大家都搶著買來做衣服。

商販活躍老街新生

義津老街很快興盛起來。

裁縫朱朝貴說，原來全義津50多名裁縫組成的合作社散了攤子，很多下設的門市部紛紛成立個體戶。

老街商戶陳秀蘭從1981年開始在街上賣早點，到1983年時，老街各種商戶超過200家，服裝、鞋子、雞蛋、魚、米、山芋等農副產品應有盡有，「沒有買不到的東西，也沒有賣不掉的東西。」

此時老街上，各種個體戶也紛紛成立，租用老街門面經營各種商品，還有人在沿街空地擺地攤，銷售土特產和農具，吸引了遠近幾百里地的客商，比如：遠在 菜子湖對面的桐城縣孔城鎮人都來義津進貨；還有廬江的商戶，也都通過水路過來；有時也能見到從南京、上海來的客商。每天人流量超過2000人。

棄文從商的殷愛法從1984年開始，經熟人介紹承包了義津區勞動服務公司(集體性質)。他幾乎跑遍了南京、上海、徐州、宿遷、淮陰、紹興等周邊鄉鎮 企業發達的地區，組織緊俏商品的貨源，然後承包鄰近一些區、縣的百貨大樓櫃檯，讓當地百貨公司幫助銷售商品，利潤由他和百貨公司七三分成。

再後來，殷愛法積累了資本，在義津老街買了房，更花了5.9萬元在紹興柯橋鎮的中國紡織城買了個13平方米的門面房。義津有150多人之後跟隨殷愛法遠走柯橋。

張文龍在賣雞蛋之餘，開始販賣煤油票、糧票、布票、糖票；再後來，開始收廢品，賣小鴨、賣毛線。到1984年，他自己總結出了生意規律：1月2月賣雞蛋；3月4月販賣小鴨；5月6月賣蚊帳；7月8月賣毛線；8月9月賣膠鞋。

張文龍後來涉入樅陽縣城承包建築工程，並盤下縣城邊的一塊土地，自建了巨龍賓館。

義津老街上還有幾十名商戶，先後去了安慶市繼續做小商品生意，並形成了現在以縣名命名的市場——樅陽門市場。

去蕪湖賣布失敗的吳福貴，乾脆留在家裡種那1.4畝水田和0.2畝旱地，年純收入約1000元。

這些農村走出來的小販，經歷過那個時代，雖各有各的不同，結局和貧富不一，但都一樣精彩。

樣本意義

安徽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鋒地。20世紀70年代末，在時任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下，安徽率先探索實行包產到戶，小崗村一舉成名。安徽民間一時有「要吃米找萬里」之說。

樅陽縣，屬安慶市，為清末民初安徽省會所轄地，地處長江北岸，承徽人經商傳統，歷來為商賈云集之地，「揚帆繫纜，車馬往來」。沿水路在此出發，後200公里可至九江，前180公里可抵蕪湖，再100公里就到了南京。

然而中國即將進入改革開放之際，從樅陽縣內的義津鎮觀察，商業實屬已近凋敝。以吳福貴、張文龍、殷愛法為典型的一批當地農民，由此發端，借助長江中 下游通達的水運條件，外出各地做起了小販，推銷自織的土布和雞蛋等農副產品。在國家全面掌握資源、需要憑票購物的年代，他們嘗試尋求個體商業的空間和自身 生活的改善。

這批小販不但成為農業大省安徽較早外出謀生的農民工，樅陽義津鎮也因為他們的帶動，恢復了往昔的商業繁榮。

鳴謝樅陽縣委宣傳部、檔案局、縣史志辦。（未完待續）

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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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樣本 摘農帽做工人

第四篇 山東桓台：揮瓦刀斬窮根（1）

「瓦刀一揮除窮根」

1979年1月2日，桓台縣委傳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

1980年春天，荊家鎮東孫村黨支部副書記孫樹福帶領上百個建築工匠，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大張旗鼓地開進了省城濟南。

他打聽到濟南電子局要蓋樓房，而一家國營建築公司擔心三年建不成。「俺保證一年建成交付使用。如誤一天，我承擔法律責任！」孫樹福向電子局的領導拍了胸脯。可這支建築隊當時除了人手一把瓦刀、錘子外，連根腳手架都沒有。

東孫人的施工進度令對方大吃一驚：不到五個月，完成了主體工程，次年4月18日，工程高質量地全面竣工交付使用。

濟南電子局除了贈送他們錦旗外，還獎給他們一台大彩電。這項全優工程，打響了東孫的品牌。

這一年，桓台縣新陳公社也組織了480人進城搞建築，一年收入86.4萬元，平均每人1800元，後來《淄博日報》對此進行了報導，標題是「瓦刀一揮除窮根」。

但孫樹福和伊若新開始在建築行業賺錢的時候，桓台大多數農民還在遲疑。

20世紀80年代已經開了頭，但是「左」的思維依然禁錮著桓台人的思想，導致了農民對建築業持觀望態度，「村看村，戶看戶，很擔心政策會退回到以前。」

直到1982年，政策的暖風吹遍，桓台縣邢家公社實行包產到戶。

伊若新家裡人均分到了1.5畝土地，但因為入社是貧農，沒能分到任何生產工具。「工分多的家庭折價分到了馬車、牛或別的東西，我也只能眼饞。」

其實，後諸葛村的人更加羨慕這個30歲出頭的年輕人。

這一年，邢家公社建築隊搖身變為鎮建築公司，伊若新被委任為第一任總經理。

幾代貧農坐上凱迪拉克

這時候的建築公司還是土裡土氣的。一位公務員曾對縣建築總公司經理李佑書說，他們「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收破爛的，仔細一看原來是搞基建的」。

但是搞基建的人越來越令人刮目相看。

1983年，邢家公社前離大隊僅建築業就收入80.3萬元，全村人均639元，成為全縣的「建築村」；起鳳公社建築業收入960萬元，人均200 元，全社出現了96個萬元戶，66戶主要靠建築業；荊家公社東孫大隊，15個光棍漢都進了建築隊，每人每年收入不下兩千元，到1983年他們都娶上了媳 婦，而且有十幾人蓋上了磚瓦到頂的新房。

到了1994年，伊若新斥資上千萬建起了生活小區，三級工以上資質的工人住上了100平方米的樓房，這在當時是副縣長以上幹部才能享受的待遇。伊若新本人和他手下的施工隊長們則住上了別墅。

伊若新回憶，那時候鄉鎮幹部一年收入也就五六千元，而建築公司裡大部分農民工的年收入已經上萬元了。上溯幾代都是貧農的伊若新還坐上了凱迪拉克轎車，他跟相濡以沫的妻子說，「結婚時只有牛車坐，現在你也享受一下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吧。」

桓台縣建築總公司首任經理李佑書形容由農民工起家、後來擔任邢家鎮副鎮長的伊若新：「進了建築門，成了幸福人。」

（原桓台縣委宣傳部幹部王發昌對此文有特殊貢獻，特此感謝）

樣本意義

桓台縣位於山東半島中部，魯中山區和魯北平原的結合地帶，屬淄博市所轄。桓台農業生產發達，自晚清以來，素有「山東不壓桓」的美譽。

建築業是桓台縣的傳統副業。至1937年，桓台縣在國內外設立的營造廠達140多家，其中在濟南有70多家，建築工人5000餘人，一度形成了坐鎮濟南府，涉足國內18個省、市及海外的壯闊局面。

「文革」後至1978年，建築業遭受重大打擊。大批世代相傳的工匠，被迫放下瓦刀，扛起鋤頭，從事單一的農業生產。

在政策的重壓之下，以伊若新、孫樹福等為代表的桓台人渴望改變窘迫的生活，他們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冒險零星外出從事建築業。到1978年前後，全縣各公社幾乎都成立了建築隊。

20世紀80年代初期，建築工人中的先行者紛紛成為建築公司的帶頭人，帶領更多農民工外出。人數最多時，桓台縣從事建築的人員達到5萬名。其中尤以伊若新最為傳奇。父母早亡、四處借糧維生的他，憑藉一身建築本領，開上了凱迪拉克轎車，做到了桓台縣邢家鎮的副鎮長。

如今，桓台已經位列國家百強縣，其中作為桓台人第一大經濟支柱的建築業功不可沒。

1985年8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視察桓台之後，為他的祖籍地題詞「建築之鄉」。（未完待續）

【閱讀】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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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樣本 走天涯，闖世界

第七篇 福州長樂：偷渡美國討生活(2)

操舟為業與移民網絡

長樂市鄭和研究會會長石金秋把長樂人骨子裡既有的海外謀生衝動和冒險精神歸結到一個歷史人物身上——鄭和。他已成為長樂的文化象徵、精神基因，乃至海洋文化信仰。

從1405年開始的28年間，鄭和先後七次從福州長樂出發下西洋，足跡遍佈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時長樂太平港正是鄭和船隊遠航的基地，也是鄭和所用巨艦的主要製造地之一。鄭和駐舶長樂，還在當地招募水手隨他遠航。這造就了長樂人「以海為田，操舟為業」的傳統。

清末設福建船政學堂和馬尾造船廠，很多長樂人到此學習和謀職，從事航海者更不計其數。長樂由此號稱「海員之鄉」。

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中國內地與美國不通航運，在香港地區、新加坡的船運公司任職的福州籍海員，通過「跳船」方式，開闢了移民美國的渠道。第一批長樂籍的美國移民，基本上曾是香港海員。他們隨公司商船到美國後，「跳船」留居美國，設法獲取合法留居身份，然後通過親屬移民簽證，將家眷遷移到美國，再通過其定居美國的各家庭成員，啟動親屬連鎖移民。

1988—1997年是長樂人偷渡美國的「黃金十年」。盧志中回憶說，閩江邊一度停靠著各式的偷渡船，蛇頭就在船上扯嗓子喊：「有出去的沒有？」一些人背著簡單的行李，在岸上和親人告別，然後上了船，天才濛濛亮。

1990年，盧志中和猴嶼的鄭家璧等6人，重新出發。他們沒有選擇慣用的海路偷渡，而是採用了更為隱蔽、安全的方式——「換人頭」。

他們正月初八離家，到福州火車站搭乘前往昆明的列車。為了物色一個「好蛇頭」，他們足足在昆明等待了45天。按照鄭家璧的說法，那邊的蛇頭都是泰國人，「好蛇頭」可以買通緬甸軍隊和入境官員，讓偷渡者一路暢通無阻「壞蛇頭」則全無保障。

福清市高山鎮西山村的村民林華該和10多位村民通過緬甸偷渡去美國時，不但要防止被抓，在熱帶雨林裡經常感到缺氧窒息，還要提防有毒蚊蟲的叮咬。林華該在寫給家人的信裡說，他在緬甸沿路見到多具沒有掩埋的偷渡者屍體，三個月的旅程每天都活在死亡的恐懼中。

在拿到一本台灣地區護照之後，盧志中一行每個人輕輕地把護照上原有的照片揭下，替換上自己的頭像。此後，他們將開始頂著一個陌生人的身份在外謀生。

蛇頭一路帶領他們翻山越嶺，跨過中緬邊境，隨後潛入泰國，一路都有緬甸兵持槍護送。然後，從泰國坐飛機前往新加坡，由新加坡直飛紐約。抵達紐約的時候，已經是7月份。

盧志中和鄭家璧分頭投靠紐約唐人街的親戚。2萬美元的偷渡費在人到紐約的那一刻，由猴嶼鄉的聯誼會或同鄉會代為籌集付清。盧和鄭所要做的，就是先在同村人經營的中餐廳裡洗碗或者炒鍋，慢慢還清欠債，積攢資本。

身為僑領的陳清泉對20世紀90年代初洞頭村的一次集體偷渡印象深刻。接獲蛇頭領人的通知後，陳清泉帶領幾個餐廳老闆上前接洽。「一共20幾個年輕人，每個人偷渡費1.8萬美金，總共30多萬。」陳清泉等人代墊了這筆巨額費用。隨後，每個餐廳老闆根據經營能力，分配到3—5個同村偷渡者，讓他們在自己的餐廳內做事，每個月工資1700美元，扣留1000美元，作為偷渡費償還，實發700美元。

「只要一年半時間，這批偷渡者就能把債務還清，可以開始攢錢寄往家鄉，準備蓋房子了。」「我幫助過的老鄉有多少，我也記不得了。」陳清泉說，最關鍵的是，長樂人在美國搭建起來的關係網絡從根本上解決了初到者的心理恐慌和工作著落等現實問題。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院長莊國土介紹，互助網絡包括安排新來者的居住地、提供有關居留美國的信息和工作機會，乃至提供赴美費用的無息借貸等。在美國站穩腳跟後，陳清泉等人利用關係網絡和經濟實力，讓親戚朋友等人具有了赴美打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1984年以前到美國的長樂人，平均每人牽引出去的親朋好友大約是80人。

留下的人又出去了

來到紐約的鄭家璧隔著重洋，用小學的文化水平給留守老家的妻兒寫信，告訴他們紐約多麼繁華，洗碗的工資高得離奇，「美國幹一月等於家鄉干三年」。他慶幸自己39歲了，還作出了出國打工的重大決定。

但是沒有出去的農民，也在尋找自己的出路。

當潭頭、猴嶼、營前湧現海外打工先行者的時候，曾經走私猖獗的金峰鎮開始了農民本土創業。長樂籍作家黃國楨曾這樣描述金峰鎮的轉型過程：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長樂海上走私猖獗，全國各地商人、遊客擁向長樂，就為了購買緊俏的家電商品和紡織品，不少長樂人積累了第一筆財富，走私被禁絕後，長樂農民搖身一變，又成了加工各種輕工產品的廠長、經理。

1981年，金峰鎮華陽村農民鄭良官在河南推銷手工蚊帳。看到報紙上登了一則經編機的廣告。「這個經編機可以織蚊帳、織布、織裝飾布。我把報紙拿回來，幾個兄弟坐在一起研究，認為這種經編機很先進，於是就跟湖州機床廠聯繫，對方報價一台2.75萬元。」

鄭良官七拼八湊，14個股東湊足了2.75萬元，金峰經編廠悄悄開張了。第一年結賬，金峰經編廠共賺了10萬元，第二年又盈利30萬元。

金峰人都見證了鄭良官的成功，紛紛效仿。20世紀80年代初，金峰人靠集資的方式辦起了100多家經編廠，產業基地初具雛形。

1984年8月13日，福建省第二次鄉鎮企業工作現場會在金峰鎮召開。這個時期，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也來到長樂調研，將金峰鎮以紡織為主的鄉鎮企業命名為「草根工業」。

鄭良官的廠越辦越大，換過多次廠房。他第一次租賃的4間民房，成為了中國「草根工業」的誕生地。

1985年，長樂地區的鄉鎮企業猛增到2046家，鄉鎮企業總產值3.35億元，其中鄉鎮工業企業總產值2.21億元，是1983年的3.56倍，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82.6%。

長樂市鄭和研究會會長石金秋說，金峰鎮的鄉鎮企業家們一樣傳承了長樂人漂洋過海的基因。1995年後，當地很多紡織業老闆開始了資本移民。

從1978年開始，時隔不到20年，長樂人的人生路線就一分為二，平行但相反。

當潭頭、猴嶼人漂洋過海，出外打工的時候，金峰的農民卻「離土不離鄉」，當起了鄉鎮企業老闆。當潭頭、猴嶼華僑回鄉投資尋找機會或者辦公益獲取名譽的時候，早期留在老家辦廠的老闆們卻開始了他們的資本移民征程。

2007年，非法滯留美國長達17年的鄭家璧「告老還鄉」，在紐約刷盤子「刷」出來的自家樓房大廳牆上，看到了母親的遺像。1993年，鄭家璧母親病逝，他從一通越洋電話中得知噩耗，當時他正穿越紐約中央公園，給一戶白人家庭送餐，只記得公園的樹葉一片金黃。

2011年3月，同樣未能獲得合法身份的盧志中得知妻子病重，毅然離開美國。兩個月後妻子離世，他陪她走完最後一程。此前他們已經分離整整21年。

2011年5月，陳清泉、張天密、陳銓俤等僑領相繼返回福州，參加第十三屆「海交會」，他們是早期赴美打工農民的成功典範。而鄭家璧、盧志中等人，則成功地讓他們的兒子順利落腳美國，讓下一代去實現父輩未竟的「花旗夢」。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盧志中」為化名）

樣本意義

中國農民打工的腳步，遠涉世界各地，其中以八閩大地福建省的長樂和福清最廣為人知。

長樂與福清均屬福州市，臨東海。當地流傳兩句話：「世界怕美國，美國怕長樂」，「亞洲怕日本，日本怕福清」，足見這兩個縣級市在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個國家中的影響力。

長樂是鄭和七下西洋的起錨地，長樂人繼承了「操舟為業」的技能和秉性。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長樂籍海員就開始了跳船移民之路。1978年之後，長樂走私潮從側面展現了絢爛的物質生活圖景，第一批海外打工者以「尋親」的名義，偷渡到世界之都——紐約。

現有長樂籍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已經逼近40萬人，而長樂市當前人口也僅僅66萬左右。

福清也是中國著名的僑鄉，當地人素有出海闖蕩的傳統，目前從這裡出去旅居海外的華人近80萬，分佈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產生了一批在海外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商界巨賈。如印尼華裔首富林紹良林文鏡先生便是福清市海口鎮牛宅村人。

據不完全統計，福清華僑華人總資產不下500億美元，其中資產超1億美元者50多人。福清現在日本打工經商的仍不下10萬人。

重溫閩人到海外打工謀生的歷史，事實上開啟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民工內部遷徙之外的另一求生路徑。歷史厚重的現狀、家庭悲情的別離、個人多舛的命運在他們的身上交織，折射出中國一個時代的不堪回首，和親歷者開闢美麗新世界的心酸血淚。（未完待續）

創業公司遷徙記：走，到二線城市去！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39645.html

導讀：世界這麼大，心安即是家。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裡，房價飛天，交通擁堵，壓力巨大、成本高昂已然是小型創業公司無法承受。二線城市環境優美，政策扶持，人才彙集，越來越吸引著大城市的這些創業者。

來源：騰訊科技

泰戈爾說，我們一次又一次的飛走，是為了一次又一次的歸來。

2011年，李雁川從德國回到北京，在蠶豆網任CTO一職做應用開發。一年後的11月，他又選擇從北京離開，到了成都。這一次，他選擇到成都高新區軟件園落戶，創建了名為Aruba的公司，主做手機遊戲。

在入駐軟件園之後，李雁川發現，周圍的創業者中，10個中有6個是從北上廣深這些城市來的。他們有著各樣的IT從業者背景，三三兩兩從一線城市撤離，集結到成都再次創業。

同一座辦公樓中，今年年初，Aruba公司的辦公室樓上一層的一家公司開始裝修，辦公物品都是從外地直接開卡車運入樓中。這家公司名叫「趣玩網」，在北京創業五年後，趣玩網整體搬遷到成都。

這些人的選擇似乎預示著新的一撥逃離北上廣的浪潮又開始了，與之前北飄一族在奮鬥幾年後選擇逃離「北上廣」的個案有些不同，這次，他們選擇了集體出逃。

世界這麼大，心安即是家。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裡，房價飛天，交通擁堵，壓力巨大、成本高昂已然是小型創業公司無法承受。二線城市環境優美，政策扶持，人才彙集，越來越吸引著大城市的這些創業者。

「走！到二線城市去！」創業公司吹響了逃離北上廣的號角。

為什麼要逃？

「在北京的高房價下，大部分人都沒有生活得更好的可能。」周品有了離開北京的想法。

在評估了廈門、杭州、天津後他發現，成都房價過去兩年基本沒漲，買套房子不是夢想；幾年的人才沉澱，找到合適的人才不是夢想；人們不會上下班動輒花三四個小時，余出的時間和精力能有效地投入到工作中，公司房租便宜，政府支持……這些理由打動了他，最終選擇公司搬遷到成都。

當然，趣玩網也付出了很多代價。去年12月定下來搬，有人表示跟隨，也有人表明離職。周品一邊瞭解員工想法，一邊瞭解政府的態度，一邊找房子，一邊想著招人。搬家自然影響會業務，周品原先估計3月份業績會下跌20％，但實際到了30％。

相比較周品，李雁川付出的代價要小的多。在公司初創時選擇在成都，真正讓他下定的決心是成都在手機遊戲上的創業聚集效應。

互聯網公司集中在「北上廣」，軟件產業集中在大連，手機遊戲產業則在成都。手機遊戲產業鏈上，除了渠道，其他方面諸如產品開發、美工設計等等資源，成都都很完備。而且成都高新區把這些技術支持資源都圈在一起，大家靠的很近，創業公司很容易找到他們。

在決定來成都之前，李雁川也來成都幾次。幾次和成都的創業者接觸，他感覺氛圍大不相同。

在北京做開發時，他周圍的同行大多是融200-300萬的資金，找一個大戶型的居民樓做開發。創始人都很牛氣，有大型互聯網公司的背景，員工待遇也不錯，產品做幾個月之後，團隊出來宣揚，用戶就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

在成都，和手游同行交流時，這些華麗麗的東西都聽不到。他發現，成都的公司都比較窮，融資很少，最多幾十萬，甚至是他們自己湊錢辦的公司，沒錢做推廣，沒錢刷榜，也沒錢買數據，只是一心一意的做產品。有一次李雁川問其中一家公司的產品的用戶數。他們如實告知，用戶達到2萬，用戶的ARPU值達到30元，就有五六萬元的營收夠發工資了。這些人就很開心了，覺得可以活下去了，繼續做。

這種質樸讓李雁川很觸動。

現在，李雁川很享受在成都創業的狀態。出門買個可樂的功夫就能同周圍一塊創業的同行交流幾句，同是草根創業，大家沒有什麼距離感。人都很樸實，會互相交流些真實的、有價值的東西。

「在北京，我經常聽到同行說，怎麼能再搞筆錢花花，在成都，我聽到的最多的是怎麼能把產品做好。沒有那麼多誇張的成分，大家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創意生存。」

真的必須走？

在北上廣創業有各種優勢，但直線上漲的創業成本也讓創業者無法長時間承受。顯然，二線城市的創業成本比較低。在北京能撐一年的資金，在二線城市撐兩年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在北京選在商住兩用房辦公，註冊公司會遇到居委會不蓋章，工商部門不批准的情況，啟動公司已很艱難。對比之下，成都、杭州、廈門等城市的高新技術園區政府部門為了吸引優秀人才和企業落戶園區，都推出了多項優惠政策，在落戶、資金扶持、稅收減免、租金減免等方面進行扶持。去年成都高新區兩度針對移動互聯網產業出台文件，以此促進移動互聯網產業的升級。

Aruba的辦公室在成都高新區的天府軟件園B區，享受政府優惠政策後，房租不到北京中關村西區寫字樓1/5。在不計算成都高新區的稅費優惠的情況下，一年下來，在成都創業的成本比北京每年能節省至少200多萬。

趣玩網的辦公室目前每平米每天4元，一個月為120元，這一成本是北京的1/3-1/6。商品房價是北京的1/3，從北京過去的員工買套住房相對容易，與在北京把時間都浪費在路上，在成都高新區所有人都在3公里的半徑裡。

在成都，對於更考慮成本預算的初創團隊，軟件園D區甚至還有免費提供的「創業場」來幫助他們起步。在北京，這樣的團隊只能去咖啡館辦公。

「家裡空間變大了，時間變多了。餐廳裡上菜速度是北京的3倍，端著碗就吃。更有效的把時間釋放到工作中。」周品說。

在廈門，創業成本同樣很低。就房租而言，同樣的寫字樓，北京可能是每平方米一天5元，在廈門這一數字則是1元。同步推創始人熊俊認為，如果把房租省下的錢花在員工薪酬上，要麼可以開出比北上廣更具競爭力的薪水，要麼可以僱用更多的人。

熊俊的這個觀點牽扯出創業者必須面對的人才問題。

過去二線城市缺人才是事實，不過現在像成都也不缺人才。周品說，成都高新區現在已經有4萬員工、幾百家企業，這個群體裡已經沉澱下來很多優秀的人。1月份，周品在成都招聘了20多個人，他覺得都不錯。特點是接地氣，務實。

相較之下，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存在人力薪酬虛高的現象，這讓創業公司背了很大的運營成本。

因為移動互聯網產業開發的火熱，北上廣等一線城市有著各式各樣的iOS、Android培訓班，一般到培訓班培訓半年左右，結業後就業大多是7000元以上起，而且還很搶手。那些做過產品項目開發的人，做出一個正常水平的產品，即使在項目中僅承擔一分的工作，就可以在找工作說成為這個項目的主力，就可以在找工作時要價15000元的月薪，他們的工作能力和月薪其實是不匹配的。

一位做產品開發的人從北京到了成都也說，人不會像北京那樣浮躁，不是天天想著如何做推廣會更重視研發。成都也不像北京周周都有創業者沙龍之類的活動，少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蠱惑，人會更沉靜。

你必須面對的

從一線城市轉戰二線城市，劣勢和優勢相伴相生。

金山網絡CEO傅盛認為從一線城市轉戰到二線城市創業很不明智。核心觀點之一是不在核心城市，視野容易喪失。

李雁川不同意這一點。很多人缺失的不是視野，而是資源。有了一定視野，甚至是國際視野後，回到小城市，因為有獲取信息的管道，不缺信息，是否能獲得信息，靠的是個人的思考，這方面憑藉的不是外力，而是內力。

傅盛反對逃離北上廣的第二理由是做公司不是靠省出來的，要省錢可以去農村。有很多在二三線城市冒頭的企業，但後來都發展不大。「資金越發不是稀缺資源，人才越是稀缺資源。資本競爭激勵，願意給你錢。但沒有人才，錢都花不出去。」

二線城市確實存在人才缺乏的問題，各個城市的狀況不太一樣，不會像北上廣那樣人才濟濟。另一方面，互聯網產業如果不能在一個城市成氣候，IT人才的流動性差，人們也不願意到該城市落戶。

比如廈門偏安東南，廈門的大學偏文科，產品開發人才比較少，很難找到像樣的人才。如果在北京這種城市，不在這家公司還可以去另一家公司，而廈門的人才如果離開某家互聯網公司，選擇的餘地就很小。

另一個擔憂來自於在效率的把握上。甚至在二線城市創業的人也會擔心，是否慢節奏的城市無法與創業者應有的產品開發節奏相稱。

同步推創始人熊俊認為，北京人才眾多，做出同樣一款產品的時間可能要大大低於廈門公司。

不過，周品和李雁川認為在成都這個現象不是很明顯。與外界的印象不同的是，成都員工並不懶散，要求加班從沒任何怨言。即使加班也不會主動要加班費，或者報銷晚餐費用。大家都住在軟件園周圍，也不會像北京一樣報銷打車費用。在效率方面與北京的差別不大。

融資和渠道會是問題。這兩者相比，渠道的瓶頸更大。

成都的手機遊戲聚集效應越來越明顯，吸引了大型互聯網公司，尤其是遊戲公司的注意。比如百度、網易等公司也開始派人到成都定期「掃街」，甚至設立辦公室，成都的融資條件逐漸在變好，以後不會成為問題。

渠道問題還沒有好的解決辦法。現在很多應用市場都集中在「北上廣」，單靠電話、網絡等線上方式很難實現渠道推廣，線下接觸更奏效。

「在北京，如果想約下渠道的人見面，很可能稍微一約一週的日程就排滿了，但在成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李雁川說。

去還是留？

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優劣並存，如何取捨？

需要承認的是，縱有天氣惡劣、交通擁堵等諸多不堪，北京依然是一個創業資源最多的城市，VC、風投聚集，創業咖啡館林立，渠道、媒體資源豐足。

「視野和競爭力，本質上還是依靠大土壤。最開始一定要在北京。就算你在二線城市能把零散的石頭用起來，但概率還是沒那麼大。」傅盛說。

周品選擇在融完一輪資後撤退也有自己的理由。在他看來，創業早期，搭建骨幹團隊和融資，北京最合適。過了創業期，骨幹和融資都有了，下一輪融資要等到盈利之後，棋到中盤，可以考慮撤退。

李雁川說要從創業公司的類型來區分。創意和技術站在資源之前的公司適合在二線城市創業，一線城市比較適合資源型的創業，比如社交平台類似的需要資源型的企業需要在一線城市。在熊俊看來，那些需要深耕細作的項目，比較適合放在廈門，如果只是拼速度、拼快速的融資，就不是很適合來廈門。

力美互動創始人舒義認為，如果是要做開發性的東西，不建議創業者來北京，二線城市公司的存活率更高。如果要做創新性和需要商務環境的項目，放在北京很合適。國外一些很新的概念，一定是北京先接觸到。

趣玩網並沒有完全撤離北京，周品把市場、商務部門留在北京繼續做市場拓展。李雁川也有類似的打算：「將來還會回到北京。運營和開發會放到成都，但市場和媒體會放到北京。今年下半年我們將會考慮這樣做。」

遷徙時代 走出去的中國資本

http://www.xcf.cn/ztlb/201311/t20131111_515646.htm
從積極引入外資，到大規模對外投資，隨著「金磚國家」的崛起，全球資本流的話語權不再由美歐日寡頭獨享。而快速增長的市場經濟，更催生出大批富人家族及中產階級。俄羅斯、印度、巴西，移民潮滾滾而來。

　　 

　　作為金磚國家中的佼佼者，中國經濟多年來一路狂奔，增速之快無人能匹敵，自然也不會缺席這場從資本到人力的大規模「出海」。

　　

　　平民如鳳姐、巨賈如李嘉誠，都在彼岸定義人生資產的再配置；越來越小的留學生漂洋過海去鍍金；富人將在國內買樓拿地的闊氣轉戰至歐美；企業跨國併購屢現大手筆；交了不菲學費的主權基金中投公司逐漸找到感覺……

　　

　　還沒有人將這諸多不同的側面聯繫到一起，當微觀與宏觀一一印證彼此默契，人在走錢在過海，該如何理解這種自下而上都毫無違和感的大趨勢？

　　

　　最粗泛的解釋，是將中國30年黃金增長所引發的「資本大爆炸」視作基本驅動力。它裹挾了身處洪流中的每個人，每個企業，也重塑了自身，和全球的格局。細究這一波移民和海外投資大潮的成因與模式，是希望能給「中國怎麼了？」一個更理性客觀的解釋。

　　

　　本刊研究員 陶娟/文

　　

　　在全球資本圈，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正在上演「絲逆襲」的戲碼。一直以來，金磚國家（BRCIS，巴西、俄羅斯、中國、印度以及南非）都是吸引外資流入的主力軍，2012年金磚國家吸引的外資佔到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53%。而外資的湧入為金磚國家的快速成長提供了基礎動力，21世紀頭十年，新興經濟體GDP年均增速超過6%，金磚國家整體平均增速超過8%，遠高於發達國家的2.6%和全球經濟的4.1%。

　　

　　不過，資本由發達地區到新興市場的單向流動正在改變，隨著本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資本的快速積累，金磚國家對外投資量也大幅攀升。金融危機後，外資大規模撤離新興市場，而金磚國家彼此之間的投資卻在加碼。2010年中國對巴西投資迅速增長，同比增長50多倍，規模佔巴西當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484.6億美元的1/3強，成為巴西第一大投資來源國。同樣具有礦藏資源的俄羅斯和南非則打得火熱，俄羅斯對南非直接投資總額超過12億美元，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領隊赴南非展開經濟外交，諾里爾斯克鎳業公司和葉夫拉茲鋼鐵公司等著名企業已進入南非採礦業和金屬行業。南非對俄投資也突破3億美元。俄羅斯還是南非快速增長的重要遊客來源。印度電腦公司Sahara、安賽樂米塔爾和塔塔集團是南非市場上的著名外企。巴西與南非的合作發展很快，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已進入南非資源和建築市場。

　　

　　新興市場國家在對外投資上日益主動，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資本圈中由美歐日所壟斷的話語權。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發佈的《2013世界投資報告》的數據，金磚五國對外投資總量2000年僅為70億美元，全球份額佔比微不足道；2012年對外投資量已經翻了20倍至1450億美元，在全球對外投資流量中佔據了10%，其中，中國（不含香港地區數據）和俄羅斯已分列第三和第八位（表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14年金磚國家經濟增長將貢獻全球增長量的62%，而傳統七國集團（德國、加拿大、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經濟增長僅佔世界的13%。

 

　　

　　新興市場造「富」

　　

　　良好而穩定的經濟運行環境為新興國家創造了大批的中產階級和億萬富豪，在全球頂尖富豪榜單中，金磚國家也逐漸顯露資本大國的風範。根據2012福布斯富豪榜名單，在全球前1000名富豪中，來自中國（含港澳台地區）的富人佔到了158位，俄羅斯、印度、巴西分別貢獻了94、59、33位。而俄羅斯的寡頭現象尤為嚴重，全球最富有的100名富豪中俄羅斯有12位，印度、巴西、中國各有4位。

　　

　　在「經濟開放」及「快速發展」成為新興國家的共同特徵時，每個個體的發展和受益程度並不均衡，也因此金磚國家的財富分配效應呈現出驚人的共性—多數財富集聚到了少數人手中。瑞信的報告顯示，俄羅斯貧富懸殊程度為世界之最（剔除富人居住的加勒比小島），在1.43億全國總人口中只有110個富人，他們手中掌握了全國35%的財富，與此同時，93.7%的俄羅斯成人僅有不到1萬美元的財產。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7年底，巴西百萬美元級富翁人數達到19萬名，佔全國總人口的1‰。而他們手中聚集的資產總額達到6750億美元，相當於巴西GDP的一半。在印度和中國，情況也大同小異。

　　

　　正是這些頂級富豪成為全球化配置資源的主力軍。俄羅斯首富阿利舍爾·烏斯馬諾夫（Alisher Usmanov）最原始的身份是鋼鐵大亨，但近年來，他先是成為英國阿森納俱樂部的二老闆（持股30%）；在美國，通過著名投資公司DST（Digital Sky Technologies）控制Facebook 10%的股份，獲利頗豐，並持有Zynga、Groupon、蘋果等公司各數億美元的股權；在中國，烏斯馬諾夫通過控股公司USM Advisors LLC持有阿里巴巴集團和京東商城的股份。類似於烏斯馬諾夫這樣佈局海外的新興市場頂級富豪，並非個例。

　　

　　移民浪潮席捲金磚國家

　　

　　金磚國家的資本流漫越國界之時，還伴隨著洶湧的移民潮，這其中技術精英和高淨值人群成為了主力軍。俄羅斯媒體普遍認為，俄羅斯已經迎來了布爾什維克革命至今的第五波移民大潮。「列瓦達」的調查顯示，35歲以下俄羅斯人中意欲移民的超過一半，希望子女今後移民的佔到63%。在中國，《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印度由於特殊的殖民地歷史，對西方文化價值觀普遍認同，他們的移民潮可以回溯至上世紀60年代。快速增長的人口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使得印度政府鼓勵移民，面對「人才流失」相對淡定。政府更多是通過法律、稅收、資金等政策傾斜，來吸引外籍印度裔移民歸國創業。

　　

　　過去10年，美國成為中國、印度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國，共吸收了金磚國家150萬移民（圖1）。

 

　　

　　俄羅斯移民目的國則有所不同，一方面其富豪階層多為金融寡頭，美國高稅率並不適合，再則俄羅斯地處歐亞大陸，更具地緣優勢的歐洲國家因此成為俄羅斯移民的首選。美國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亞、葡萄牙等地也是新興國家移民的熱門選擇（表2）。

 

　　

　　中國既服從於新興市場這一資本流和移民潮的普適規律，但自身的經濟體量及社會特徵又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有所不同。在中國，火爆的海外移民和大規模對外投資也在近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平民如鳳姐，成名後冷不丁去了美國，中國夢置換成美國夢。華人首富李嘉誠，東半球出售廣州、上海物業，西半球卻在英國大舉購入電網、水務、天然氣公司等壟斷性資產，據統計2010年以來和黃系海外收購額達到了1868億元，「超人李」旗下資產的「西進」戰略正有序上演。而在這些奪人眼球的喧囂事件背後，濾掉娛樂或商業的表象，是越來越多普通人加入移民或海外投資的行列中（附文）。

　　

　　移民那些事兒

　　

　　在《新財富》發起的海外移民相關調查中，有高達九成的網友表示身邊有已經移民的親朋好友。這些移民者出國前三成為經商者，兩成為知識分子，兩成為白領階層。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留學後定居這三種方式移民的佔比最高，依次為44%、30%、18.6%。至於移民的緣由，七成以上受訪者將子女教育放在了首位。而只有三成受訪者認為移民能讓自己事業上有更好的發展。這也可以說明，移民並非主要為了物質追求，環境、心理上的健康安全更具吸引力。在PM2.5高企、污染突出的今天，食品安全問題、養老醫療制度沉痾等無不構成外推移民的動力。在網友的選擇中，環境、醫療水平等軟性服務，體制文化是緊隨「子女教育」的另兩個重要因素（圖2）。

 

　　

　　遠走他鄉，移民者收穫的到底是什麼，素質教育、清潔空氣、環境安全、自由空間還是圈子內身份的象徵？在如何選擇移民目的國家時，有沒有熟人成了愛聚群的中國人最大的偏好，儘管不少人也根據申請的難易程度來決定去往何國，但仍有三成受訪者表示移民中介在幫助選擇目的國上有一定的左右力量。

　　

　　美國夢毫無疑問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數據顯示，2003年有4萬中國人移民美國，2012年已有8萬餘中國人移民美國，10年間共計71.41萬原中國居民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地區也是移民的熱門。加拿大移民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接收的25.75萬新移民中，32990人來自中國，為第一大移民來源國。而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字，2012年共有17560中國人在該國定居，比2011年增加了11%。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則因為與中國內地在文化上更為相通，再加上語言上的便利，成為不少移民的選擇。

　　

　　因為申請難度較高，福利待遇優渥的歐洲此前並未受到中國移民群體的關注。不過，歐債危機揮之不去，不少國家推出了優惠政策吸引投資移民。如葡萄牙以最快24小時辦理、平均每年只需居住7天的幾乎無移民監的寬鬆居留條件攫取了全球投資人的眼球，前提是只要在當地購買50萬歐元以上房產即可。希臘、西班牙等國也加入了這一熱潮，以提升當地不景氣的經濟，讓南歐成為時下的投資移民熱點。

　　

　　中國移民的湧入，給當地帶來的一個顯著變化是拉動了房地產市場的復甦。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3月的過去一年中，國際買家在美買房規模達到682億美元，其中中國買家貢獻82億美元，佔比達到12%，成為美國房地產第二大買家。全美地產經紀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報告顯示，中國買家偏好洛杉磯、底特律、紐約、舊金山、西雅圖這五座城市。而在《新財富》的調查中，中國買家在幾大目標城市購置房產的偏好如圖3所示。

 

　　

　　留學後定居以及技術移民是此前移民的兩大主旋律。留學海外再成功拿到綠卡看起來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眼下，中國不少中產階級都設法通過中介將自己的孩子在本科甚至高中時代就送出國鍍金，據教育部統計，截至2011年中國在外的127萬留學人員分佈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其中選擇留學美國的比重佔44%，英國其次，佔比15%，接著是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分別為7%和6%。通過留學後定居拿到綠卡的難易程度主要取決於各國移民政策上的調整和變化。

　　

　　雖然投資移民在近年來持續升溫，但財產的高門檻以及每年1萬個名額（EB-5）的限定決定了這只是個「小而美」的類別。相對而言，技術移民的群體更為龐大。以美國為例，在每年接收的百萬移民中，配偶類、直系親屬類發放的綠卡為主流。而人們所熟知的EB-5只是非常小眾的類別。官方數據也可以看出，2003年，僅有64人通過此方式獲得美國綠卡，即使這兩年被中國富人充分發揚光大，2012年也只有6628人成功獲得投資移民綠卡，佔就業類別綠卡的比例僅為4.6%，而在美國當年發放的103萬張綠卡中佔比還不到1%。

　　

　　投資移民之所以在近幾年倍受追捧，優勢在於其對申請人沒有太多語言、學歷、年齡等之類的要求，只需證明資金為合法所得，且配偶及子女可隨遷。不僅如此，金融危機後，國內節節上升的資產價格，和海外低價資產的反差，抄底思維與人民幣升值的合力抬高了這一移民途徑的吸引力。

　　

　　壞消息是中國富人太多了。一擁而上的局面不僅抬高了各國的投資移民門檻，大幅延長了等候時間，成功率也有惡化之勢。如加拿大2010年將資產要求和投資額分別翻了一番。香港地區也從650萬港元升至1000萬港元，2013年底還有可能進行新一輪加價調整。新加坡的投資移民門檻也從150萬新元上升至250萬新元等。

　　

　　移民潮的一大獲利者，是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中介機構。但中介功過難辯，在《新財富》的調查中，35%受訪者覺得留學中介完全沒起到作用。而投資移民中介則成為重災區，在投資移民項目中，有三成的申請者最終失敗。而且失敗者中有高達60%遭遇了雙殺型項目：既沒有成功拿到綠卡，也沒有收回投資項目的本金（圖4）。在2012年的「芝加哥國際會議中心」醜聞中，美國商人塞思謊稱投資者購買其公司股份便可快速獲得移民美國的機會，詐騙250餘名投資者1.45億美元投資和1100萬美元管理費用，而這些投資者大多來自中國。

 

　　

　　眼下，不少私人銀行的高端理財業務中附加了移民中介這項服務，不管是出於拉攏客戶的目的，還是作為增值業務，私人銀行的可靠度相對來說勝過市場基本面。不過由於宣傳不到位且服務對象更為小眾，在我們的調查中只有23%的人們知道私人銀行也會提供這項服務。

　　

　　企業出海：破局「世界工廠」定位

　　

　　到大洋彼岸「掃貨」不僅是少數富人的專利，更是內地企業的流行選擇。2013年上半年，總部位於上海的復星國際已經完成了三起海外併購，「中國動力嫁接全球資源」，復星CEO梁信軍曾多次表述其收購邏輯。

　　

　　全球化佈局資源端，不止復星一家。中國企業出海潮這幾年風起云湧，呈現出區域、主體、產業上的高集度中，而其核心意義則在於，在中國竭力突破「世界工廠」的製造業身份時，那些出海併購的中國企業走在了前列，儘管它們所處的行業不一而足，收購模式也一直在推陳出新，但總體呈現出一種集體意識：它們瞄準的或為資源，或為品牌，以彌補中國在「微笑曲線」上所欠缺的、附加值高的兩端，以此提升定價權（如鐵礦石等資源類），或是話語權（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等），從而更好地參與到世界產業遊戲規則的制定中去。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憑藉廉價勞動力和外商優惠政策，引進外資的規模一直居高不下，而「以產品換美元」的政策為GDP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也奠定了中國立於外匯儲備大國的地位。而現在，不僅是中國製造，更有中國企業、中國錢走出去。連續多年的《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中國在1995-2000年間平均對外投資流量不過20億美元，2003年為29億美元，到了2012年已上升至840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28倍（圖5）。2012年，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的第三大對外投資經濟體。

 

　　

　　央企搶資源，民企愛品牌

　　

　　國有資本是本輪跨海併購的主體力量，根據清科研究中心的數據，2010-2012年間，由中國內地企業主導的金額超過10億美元的併購案例（註：不含港澳台地區企業）達到了20起，其中9成由國有資本主導，民企中僅有萬達收購AMC、吉利控股沃爾沃兩家代表（表3）。收購標的既有來自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石油集團，也不乏巴西等新興市場的礦冶公司。礦產是海外投資的主要領域。根據中國礦業聯合會的數據，2011年中國企業的海外礦業投資項目為284項，比2010年增長175項。中方協議投資額226億美元。來自路透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金屬和礦產業對外投資額達到154億美元，僅次於2008年，位居歷史第二。

 

　　

　　儘管大型國企在跨海併購上唱主角，但其標的主要集中於能源及資源型行業，民企則是搶奪品牌的先鋒力量。雙匯71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一大豬肉商史密斯菲爾德是2013年的頭號併購新聞。而從最早的TCL併購湯姆遜彩電業務到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及至近幾年吉利吞下沃爾沃、萬達收購美國最大影院連鎖AMC等，民企收購往往具有相當的轟動效應。究其原因，一是這些收購標的多為行業內高知名度的品牌，二是民企在資金上往往受到約束，從而在收購模式及交易結構上要大費周章，而這些經典案例往往為後來者所借鑑，如雙匯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準備了兩套融資結構（詳見本刊2013年9月號《雙匯「非典型」收購》），涉及45億元的銀團貸款，背後亦可見高盛、淡馬錫等國外資本大鱷的身影閃爍，類似於這樣用少量自有資金追逐世界品牌的「蛇吞象」現象更易引起人們關注。

　　

　　收購數量及規模成倍增長的背後，戰略利益是第一大驅動力。德勤在對2011年大中華區海外併購焦點項目分析後指出，推動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的四大交易原理主要為：保障原料輸入（各種能源與資源企業併購，積極參與當地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借貸施與援手（如中國工商銀行與阿根廷、南非銀行的併購，服務於其他交易），逃離擁擠的本地市場（國際化、擴大市場疆域），把世界品牌帶到大中華（吉利引入沃爾沃品牌，增強自身在中國區的影響力）。

　　

　　新區域、新模式湧現

　　

　　「走出去」是一種共識，「去哪兒，怎麼走」則英雄所見略有不同。歐美因市場成熟層次豐富受到製造類企業的追捧，如1994年就開始國際化旅程的萬向集團，海外總部設於美國。萬科進軍海外也首選紐約。

　　

　　資源富饒、工商業基礎薄弱的非洲則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新熱土。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0年8月，中國共在非洲設立境外企業2000餘家，累計實現各類投資323億美元，佔中國對外投資總量的1/10以上，2003-2009年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達到63.6%；對非承包工程累計簽訂合同額達到2052億美元。相比市場競爭激烈的發達國家，非洲市場的優劣勢非常明顯，既擁有低廉的勞動力和能源價格，也普遍擁有較低的稅負，但契約精神的缺乏、基礎設施的缺失則是投資非洲的主要障礙。相對來說，礦產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加工製造業、電信服務業、農業項目、勞務承包等成為中國企業集中度較高的領域。

　　

　　走出去的企業多了，成敗的經驗都相應更為豐富。不同的經濟體有著各自的壞脾氣，在美國，對華偏見的存在及政策監管的壓力是阻撓併購成功的一大障礙。電信巨頭華為併購3COM一事就夭折於美國眾議院之手。在歐洲，則可能遭遇強大的工會力量，從而增加併購項目的後續整合難度。TCL兵敗湯姆遜彩電，原因之一就是裁員計劃難以進行。而在非洲，基礎設施的缺乏、商業文化的不成熟也足以讓輕率決定進入的企業難以獲得稱心回報。

　　

　　與之前流行的自行建廠、百分百控股相比，現在中國企業出海投資已不再追求絕對控股、獨自經營，具體模式也日新月異。如到非洲開採礦產，不少企業選擇合縱連橫之術，以分散風險。一個經典案例是幾內亞西芒杜鐵礦開發項目（預計鐵礦石資源量接近50億噸），中鋁公司先通過聯合力拓躋身開發者名單，隨後引入寶鋼、中國鐵建、中國港灣和中非基金，聯合成立「中方經濟體」，既分散風險，同時也獲得基礎建設、金融支持、銷售等方面的保障，長遠看對提高中國鐵礦資源保障有著重要意義。而併購貸款、「現金+股權」等融資模式的更迭，則顯示隨著金融實力的日益成熟，國內資本同樣積極投身海外投資的熱浪中。對併購項目的盡職調查、以此為基礎的談判能力與合理的估值水平、與當地文化適宜的商業操作手法，是決定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成敗的軟實力。

　　

　　歷史維度下的啟發

　　

　　身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一員，中國不過是一個更為熟悉、更易解剖的樣本而已。精英移民的現象意味著人才和資本的雙重流失，這也引起了各國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據統計，俄羅斯進入21世紀以來已經有約125萬人移民去了國外。《涅瓦時報》憂心忡忡地報導：「俄羅斯正在向世界出口除自然資源之外最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人口。」在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指出，1978年以來學成後未歸國的中國留學生，相當於30所清華、30所北大的本科生規模。而投資移民的興起，也使得資產外流現象頗為嚴重，僅2012年6000位中國投資者帶給美國的投資額就是30.62億美元，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6萬餘個。無論是移民，還是海外投資，當金磚國家整體呈現一種共性之時，不妨從歷史維度去剖析其原因。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丘立本指出，移民是社會、政治、經濟跨越國境廣泛整合過程的結果,而並非移民個人隨意的行為；同時，移民潮不是永無止境,它的生命週期可長可短,經過一個「移民峰」後便會逐漸消失，如二戰後韓國的移民潮歷經了約40年。據Henrik Olesen等人對戰後國際移民的研究,「移民峰」的起點約在人均收入1500美元左右,而終點則約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窮國,由於太窮,支付不了出國費用,多為難民,甚少自由移民；人均1500-8000美元之間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條件較好,出現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超過8000美元以上的國家,足夠富裕,已沒有向外移民的必要。金磚國家的部分發達地區，無疑正在跨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此外，移民浪潮的興起與全球化息息相關。無論是國際貿易的規模、資本跨國流動的速度還是信息交通技術的進步，都遠遠超越了歷史。金磚國家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佼佼者，在經濟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精英階層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廣闊的眼界選擇理想的國家定居。事實上，作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美國，同樣呈現出逆向移民趨勢，蓋洛普公司對135個國家的調查發現，美國人離開美國定居的數字近幾年急劇上升。2009年，25-34歲的美國年輕人在國外生活的數量佔比1%，2011年提高到5.1%。而美國頂級富豪中為了躲避高稅率前往荷蘭、新加坡定居的也不在少數。

　　

　　企業的跨國併購同樣是國家及產業尋求高階定位的必由之路，美國歷史上曾經歷了五次企業併購浪潮，尤以1996-2000年間為甚，這五年內共發生了超過4萬起併購案，且其重要特徵是跨國併購案例的數量和金額均很高。這種跨國併購浪潮不僅成就了一大批高產值的大型跨國公司，更推動了美國產業轉型升級、經濟繁榮，並奠定了其在全球產業及資本圈的不二實力。

　　

　　同樣的，中國企業在資源、品牌上受制於人的局面也正在這種「步步為營」的跨境收購案中，逐漸得到緩解。它們在國際商戰中的水平也必將隨著真刀實槍的比拚而有所長進。行使中國主權基金角色的中投公司，曾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投資黑石部分股權巨虧而遭人詬病，如今則將更多的資產分配在壟斷性基礎設施之上，儘管相比老牌的阿聯酋主權基金和新加坡淡馬錫，在收益率及穩定性上還有一定差距，但這種「干中學」的勁頭讓其過去5年獲得了5.02%的年化回報。

　　

　　但跨國併購亦非坦途，眼下的熱潮更容易讓人想到的是曾經買下過紐約帝國大廈的日本人，他們在簽訂「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海外購買力隨之劇增，並快速攀升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1985-1990年間，日本企業超過500億日元以上的海外併購案達到21起。但據專業人士統計，日本上世紀80年代的併購成功率不足30%。海外併購的大規模失敗也是將日本拖入「迷失的10年」的重要原因。

　　

　　中國將成為下一個麼？■

　　

　　【附文】

　　 

　　中國富人資產海外轉移現狀

　　

　　黃立沖/文

　　

　　據波士頓諮詢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過去兩年的調研，中國富人群體總計擁有33萬億元資產，其中已成功實現海外轉移的部分約達2.8萬億元，相當於中國2011年GDP的3％。並且，這一趨勢還在明顯加快，預計兩三年內轉移至海外的資產將翻番。

　　

　　受調人群中，2012年擁有海外資產者的佔比達到28%，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11個百分點（附圖）。且資產規模越大的客戶使用海外金融服務（等同於向海外轉移部分資產）的比率越高。總可投資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的高淨值客戶中，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為24%，而資產3億元的客戶這一比例提高至47%。

 

　　

　　此外，中國富人向海外轉移資產這一趨勢在近兩年明顯加快。2011年時，資產在300萬-600萬元的入門級高淨值客戶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幾乎為零，2012年卻增長到26%。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群體的這一比例也從11%增長到24%。不僅如此，在尚未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人士中，有1/4的人群表示在未來三年內肯定或有可能會這麼做。

　　

　　調查顯示，高淨值人士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主要目的在於：資產保值和增值（45%）、確保資產安全性和私密性（38%）、以養老、醫療為訴求的移民和子女教育需求（38%），以及方便海外業務發展（31%）和進行全球配置以對沖國內風險（28%）等。

遷徙時代 走出去的中國資本

http://www.xcf.cn/newfortune/fmgs/201311/t20131118_518065.htm
從積極引入外資，到大規模對外投資，隨著「金磚國家」的崛起，全球資本流的話語權不再由美歐日寡頭獨享。而快速增長的市場經濟，更催生出大批富人家族及中產階級。俄羅斯、印度、巴西，移民潮滾滾而來。

　　 

　　作為金磚國家中的佼佼者，中國經濟多年來一路狂奔，增速之快無人能匹敵，自然也不會缺席這場從資本到人力的大規模「出海」。

　　

　　平民如鳳姐、巨賈如李嘉誠，都在彼岸定義人生資產的再配置；越來越小的留學生漂洋過海去鍍金；富人將在國內買樓拿地的闊氣轉戰至歐美；企業跨國併購屢現大手筆；交了不菲學費的主權基金中投公司逐漸找到感覺……

　　

　　還沒有人將這諸多不同的側面聯繫到一起，當微觀與宏觀一一印證彼此默契，人在走錢在過海，該如何理解這種自下而上都毫無違和感的大趨勢？

　　

　　最粗泛的解釋，是將中國30年黃金增長所引發的「資本大爆炸」視作基本驅動力。它裹挾了身處洪流中的每個人，每個企業，也重塑了自身，和全球的格局。細究這一波移民和海外投資大潮的成因與模式，是希望能給「中國怎麼了？」一個更理性客觀的解釋。

　　

　　本刊研究員 陶娟/文

　　

　　在全球資本圈，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正在上演「絲逆襲」的戲碼。一直以來，金磚國家（BRCIS，巴西、俄羅斯、中國、印度以及南非）都是吸引外資流入的主力軍，2012年金磚國家吸引的外資佔到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53%。而外資的湧入為金磚國家的快速成長提供了基礎動力，21世紀頭十年，新興經濟體GDP年均增速超過6%，金磚國家整體平均增速超過8%，遠高於發達國家的2.6%和全球經濟的4.1%。

　　

　　不過，資本由發達地區到新興市場的單向流動正在改變，隨著本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資本的快速積累，金磚國家對外投資量也大幅攀升。金融危機後，外資大規模撤離新興市場，而金磚國家彼此之間的投資卻在加碼。2010年中國對巴西投資迅速增長，同比增長50多倍，規模佔巴西當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484.6億美元的1/3強，成為巴西第一大投資來源國。同樣具有礦藏資源的俄羅斯和南非則打得火熱，俄羅斯對南非直接投資總額超過12億美元，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領隊赴南非展開經濟外交，諾里爾斯克鎳業公司和葉夫拉茲鋼鐵公司等著名企業已進入南非採礦業和金屬行業。南非對俄投資也突破3億美元。俄羅斯還是南非快速增長的重要遊客來源。印度電腦公司Sahara、安賽樂米塔爾和塔塔集團是南非市場上的著名外企。巴西與南非的合作發展很快，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已進入南非資源和建築市場。

　　

　　新興市場國家在對外投資上日益主動，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資本圈中由美歐日所壟斷的話語權。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發佈的《2013世界投資報告》的數據，金磚五國對外投資總量2000年僅為70億美元，全球份額佔比微不足道；2012年對外投資量已經翻了20倍至1450億美元，在全球對外投資流量中佔據了10%，其中，中國（不含香港地區數據）和俄羅斯已分列第三和第八位（表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14年金磚國家經濟增長將貢獻全球增長量的62%，而傳統七國集團（德國、加拿大、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經濟增長僅佔世界的13%。

 

　　

　　新興市場造「富」

　　

　　良好而穩定的經濟運行環境為新興國家創造了大批的中產階級和億萬富豪，在全球頂尖富豪榜單中，金磚國家也逐漸顯露資本大國的風範。根據2012福布斯富豪榜名單，在全球前1000名富豪中，來自中國（含港澳台地區）的富人佔到了158位，俄羅斯、印度、巴西分別貢獻了94、59、33位。而俄羅斯的寡頭現象尤為嚴重，全球最富有的100名富豪中俄羅斯有12位，印度、巴西、中國各有4位。

　　

　　在「經濟開放」及「快速發展」成為新興國家的共同特徵時，每個個體的發展和受益程度並不均衡，也因此金磚國家的財富分配效應呈現出驚人的共性—多數財富集聚到了少數人手中。瑞信的報告顯示，俄羅斯貧富懸殊程度為世界之最（剔除富人居住的加勒比小島），在1.43億全國總人口中只有110個富人，他們手中掌握了全國35%的財富，與此同時，93.7%的俄羅斯成人僅有不到1萬美元的財產。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7年底，巴西百萬美元級富翁人數達到19萬名，佔全國總人口的1‰。而他們手中聚集的資產總額達到6750億美元，相當於巴西GDP的一半。在印度和中國，情況也大同小異。

　　

　　正是這些頂級富豪成為全球化配置資源的主力軍。俄羅斯首富阿利舍爾·烏斯馬諾夫（Alisher Usmanov）最原始的身份是鋼鐵大亨，但近年來，他先是成為英國阿森納俱樂部的二老闆（持股30%）；在美國，通過著名投資公司DST（Digital Sky Technologies）控制Facebook 10%的股份，獲利頗豐，並持有Zynga、Groupon、蘋果等公司各數億美元的股權；在中國，烏斯馬諾夫通過控股公司USM Advisors LLC持有阿里巴巴集團和京東商城的股份。類似於烏斯馬諾夫這樣佈局海外的新興市場頂級富豪，並非個例。

　　

　　移民浪潮席捲金磚國家

　　

　　金磚國家的資本流漫越國界之時，還伴隨著洶湧的移民潮，這其中技術精英和高淨值人群成為了主力軍。俄羅斯媒體普遍認為，俄羅斯已經迎來了布爾什維克革命至今的第五波移民大潮。「列瓦達」的調查顯示，35歲以下俄羅斯人中意欲移民的超過一半，希望子女今後移民的佔到63%。在中國，《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印度由於特殊的殖民地歷史，對西方文化價值觀普遍認同，他們的移民潮可以回溯至上世紀60年代。快速增長的人口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使得印度政府鼓勵移民，面對「人才流失」相對淡定。政府更多是通過法律、稅收、資金等政策傾斜，來吸引外籍印度裔移民歸國創業。

　　

　　過去10年，美國成為中國、印度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國，共吸收了金磚國家150萬移民（圖1）。

 

　　

　　俄羅斯移民目的國則有所不同，一方面其富豪階層多為金融寡頭，美國高稅率並不適合，再則俄羅斯地處歐亞大陸，更具地緣優勢的歐洲國家因此成為俄羅斯移民的首選。美國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亞、葡萄牙等地也是新興國家移民的熱門選擇（表2）。

 

　　

　　中國既服從於新興市場這一資本流和移民潮的普適規律，但自身的經濟體量及社會特徵又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有所不同。在中國，火爆的海外移民和大規模對外投資也在近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平民如鳳姐，成名後冷不丁去了美國，中國夢置換成美國夢。華人首富李嘉誠，東半球出售廣州、上海物業，西半球卻在英國大舉購入電網、水務、天然氣公司等壟斷性資產，據統計2010年以來和黃系海外收購額達到了1868億元，「超人李」旗下資產的「西進」戰略正有序上演。而在這些奪人眼球的喧囂事件背後，濾掉娛樂或商業的表象，是越來越多普通人加入移民或海外投資的行列中（附文）。

　　

　　移民那些事兒

　　

　　在《新財富》發起的海外移民相關調查中，有高達九成的網友表示身邊有已經移民的親朋好友。這些移民者出國前三成為經商者，兩成為知識分子，兩成為白領階層。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留學後定居這三種方式移民的佔比最高，依次為44%、30%、18.6%。至於移民的緣由，七成以上受訪者將子女教育放在了首位。而只有三成受訪者認為移民能讓自己事業上有更好的發展。這也可以說明，移民並非主要為了物質追求，環境、心理上的健康安全更具吸引力。在PM2.5高企、污染突出的今天，食品安全問題、養老醫療制度沉痾等無不構成外推移民的動力。在網友的選擇中，環境、醫療水平等軟性服務，體制文化是緊隨「子女教育」的另兩個重要因素（圖2）。

 

　　

　　遠走他鄉，移民者收穫的到底是什麼，素質教育、清潔空氣、環境安全、自由空間還是圈子內身份的象徵？在如何選擇移民目的國家時，有沒有熟人成了愛聚群的中國人最大的偏好，儘管不少人也根據申請的難易程度來決定去往何國，但仍有三成受訪者表示移民中介在幫助選擇目的國上有一定的左右力量。

　　

　　美國夢毫無疑問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數據顯示，2003年有4萬中國人移民美國，2012年已有8萬餘中國人移民美國，10年間共計71.41萬原中國居民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地區也是移民的熱門。加拿大移民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接收的25.75萬新移民中，32990人來自中國，為第一大移民來源國。而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字，2012年共有17560中國人在該國定居，比2011年增加了11%。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則因為與中國內地在文化上更為相通，再加上語言上的便利，成為不少移民的選擇。

　　

　　因為申請難度較高，福利待遇優渥的歐洲此前並未受到中國移民群體的關注。不過，歐債危機揮之不去，不少國家推出了優惠政策吸引投資移民。如葡萄牙以最快24小時辦理、平均每年只需居住7天的幾乎無移民監的寬鬆居留條件攫取了全球投資人的眼球，前提是只要在當地購買50萬歐元以上房產即可。希臘、西班牙等國也加入了這一熱潮，以提升當地不景氣的經濟，讓南歐成為時下的投資移民熱點。

　　

　　中國移民的湧入，給當地帶來的一個顯著變化是拉動了房地產市場的復甦。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3月的過去一年中，國際買家在美買房規模達到682億美元，其中中國買家貢獻82億美元，佔比達到12%，成為美國房地產第二大買家。全美地產經紀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報告顯示，中國買家偏好洛杉磯、底特律、紐約、舊金山、西雅圖這五座城市。而在《新財富》的調查中，中國買家在幾大目標城市購置房產的偏好如圖3所示。

 

　　

　　留學後定居以及技術移民是此前移民的兩大主旋律。留學海外再成功拿到綠卡看起來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眼下，中國不少中產階級都設法通過中介將自己的孩子在本科甚至高中時代就送出國鍍金，據教育部統計，截至2011年中國在外的127萬留學人員分佈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其中選擇留學美國的比重佔44%，英國其次，佔比15%，接著是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分別為7%和6%。通過留學後定居拿到綠卡的難易程度主要取決於各國移民政策上的調整和變化。

　　

　　雖然投資移民在近年來持續升溫，但財產的高門檻以及每年1萬個名額（EB-5）的限定決定了這只是個「小而美」的類別。相對而言，技術移民的群體更為龐大。以美國為例，在每年接收的百萬移民中，配偶類、直系親屬類發放的綠卡為主流。而人們所熟知的EB-5只是非常小眾的類別。官方數據也可以看出，2003年，僅有64人通過此方式獲得美國綠卡，即使這兩年被中國富人充分發揚光大，2012年也只有6628人成功獲得投資移民綠卡，佔就業類別綠卡的比例僅為4.6%，而在美國當年發放的103萬張綠卡中佔比還不到1%。

　　

　　投資移民之所以在近幾年倍受追捧，優勢在於其對申請人沒有太多語言、學歷、年齡等之類的要求，只需證明資金為合法所得，且配偶及子女可隨遷。不僅如此，金融危機後，國內節節上升的資產價格，和海外低價資產的反差，抄底思維與人民幣升值的合力抬高了這一移民途徑的吸引力。

　　

　　壞消息是中國富人太多了。一擁而上的局面不僅抬高了各國的投資移民門檻，大幅延長了等候時間，成功率也有惡化之勢。如加拿大2010年將資產要求和投資額分別翻了一番。香港地區也從650萬港元升至1000萬港元，2013年底還有可能進行新一輪加價調整。新加坡的投資移民門檻也從150萬新元上升至250萬新元等。

　　

　　移民潮的一大獲利者，是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中介機構。但中介功過難辯，在《新財富》的調查中，35%受訪者覺得留學中介完全沒起到作用。而投資移民中介則成為重災區，在投資移民項目中，有三成的申請者最終失敗。而且失敗者中有高達60%遭遇了雙殺型項目：既沒有成功拿到綠卡，也沒有收回投資項目的本金（圖4）。在2012年的「芝加哥國際會議中心」醜聞中，美國商人塞思謊稱投資者購買其公司股份便可快速獲得移民美國的機會，詐騙250餘名投資者1.45億美元投資和1100萬美元管理費用，而這些投資者大多來自中國。

 

　　

　　眼下，不少私人銀行的高端理財業務中附加了移民中介這項服務，不管是出於拉攏客戶的目的，還是作為增值業務，私人銀行的可靠度相對來說勝過市場基本面。不過由於宣傳不到位且服務對象更為小眾，在我們的調查中只有23%的人們知道私人銀行也會提供這項服務。

　　

　　企業出海：破局「世界工廠」定位

　　

　　到大洋彼岸「掃貨」不僅是少數富人的專利，更是內地企業的流行選擇。2013年上半年，總部位於上海的復星國際已經完成了三起海外併購，「中國動力嫁接全球資源」，復星CEO梁信軍曾多次表述其收購邏輯。

　　

　　全球化佈局資源端，不止復星一家。中國企業出海潮這幾年風起云湧，呈現出區域、主體、產業上的高集度中，而其核心意義則在於，在中國竭力突破「世界工廠」的製造業身份時，那些出海併購的中國企業走在了前列，儘管它們所處的行業不一而足，收購模式也一直在推陳出新，但總體呈現出一種集體意識：它們瞄準的或為資源，或為品牌，以彌補中國在「微笑曲線」上所欠缺的、附加值高的兩端，以此提升定價權（如鐵礦石等資源類），或是話語權（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等），從而更好地參與到世界產業遊戲規則的制定中去。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憑藉廉價勞動力和外商優惠政策，引進外資的規模一直居高不下，而「以產品換美元」的政策為GDP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也奠定了中國立於外匯儲備大國的地位。而現在，不僅是中國製造，更有中國企業、中國錢走出去。連續多年的《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中國在1995-2000年間平均對外投資流量不過20億美元，2003年為29億美元，到了2012年已上升至840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28倍（圖5）。2012年，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的第三大對外投資經濟體。

 

　　

　　央企搶資源，民企愛品牌

　　

　　國有資本是本輪跨海併購的主體力量，根據清科研究中心的數據，2010-2012年間，由中國內地企業主導的金額超過10億美元的併購案例（註：不含港澳台地區企業）達到了20起，其中9成由國有資本主導，民企中僅有萬達收購AMC、吉利控股沃爾沃兩家代表（表3）。收購標的既有來自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石油集團，也不乏巴西等新興市場的礦冶公司。礦產是海外投資的主要領域。根據中國礦業聯合會的數據，2011年中國企業的海外礦業投資項目為284項，比2010年增長175項。中方協議投資額226億美元。來自路透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金屬和礦產業對外投資額達到154億美元，僅次於2008年，位居歷史第二。

 

　　

　　儘管大型國企在跨海併購上唱主角，但其標的主要集中於能源及資源型行業，民企則是搶奪品牌的先鋒力量。雙匯71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一大豬肉商史密斯菲爾德是2013年的頭號併購新聞。而從最早的TCL併購湯姆遜彩電業務到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及至近幾年吉利吞下沃爾沃、萬達收購美國最大影院連鎖AMC等，民企收購往往具有相當的轟動效應。究其原因，一是這些收購標的多為行業內高知名度的品牌，二是民企在資金上往往受到約束，從而在收購模式及交易結構上要大費周章，而這些經典案例往往為後來者所借鑑，如雙匯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準備了兩套融資結構（詳見本刊2013年9月號《雙匯「非典型」收購》），涉及45億元的銀團貸款，背後亦可見高盛、淡馬錫等國外資本大鱷的身影閃爍，類似於這樣用少量自有資金追逐世界品牌的「蛇吞象」現象更易引起人們關注。

　　

　　收購數量及規模成倍增長的背後，戰略利益是第一大驅動力。德勤在對2011年大中華區海外併購焦點項目分析後指出，推動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的四大交易原理主要為：保障原料輸入（各種能源與資源企業併購，積極參與當地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借貸施與援手（如中國工商銀行與阿根廷、南非銀行的併購，服務於其他交易），逃離擁擠的本地市場（國際化、擴大市場疆域），把世界品牌帶到大中華（吉利引入沃爾沃品牌，增強自身在中國區的影響力）。

　　

　　新區域、新模式湧現

　　

　　「走出去」是一種共識，「去哪兒，怎麼走」則英雄所見略有不同。歐美因市場成熟層次豐富受到製造類企業的追捧，如1994年就開始國際化旅程的萬向集團，海外總部設於美國。萬科進軍海外也首選紐約。

　　

　　資源富饒、工商業基礎薄弱的非洲則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新熱土。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0年8月，中國共在非洲設立境外企業2000餘家，累計實現各類投資323億美元，佔中國對外投資總量的1/10以上，2003-2009年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達到63.6%；對非承包工程累計簽訂合同額達到2052億美元。相比市場競爭激烈的發達國家，非洲市場的優劣勢非常明顯，既擁有低廉的勞動力和能源價格，也普遍擁有較低的稅負，但契約精神的缺乏、基礎設施的缺失則是投資非洲的主要障礙。相對來說，礦產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加工製造業、電信服務業、農業項目、勞務承包等成為中國企業集中度較高的領域。

　　

　　走出去的企業多了，成敗的經驗都相應更為豐富。不同的經濟體有著各自的壞脾氣，在美國，對華偏見的存在及政策監管的壓力是阻撓併購成功的一大障礙。電信巨頭華為併購3COM一事就夭折於美國眾議院之手。在歐洲，則可能遭遇強大的工會力量，從而增加併購項目的後續整合難度。TCL兵敗湯姆遜彩電，原因之一就是裁員計劃難以進行。而在非洲，基礎設施的缺乏、商業文化的不成熟也足以讓輕率決定進入的企業難以獲得稱心回報。

　　

　　與之前流行的自行建廠、百分百控股相比，現在中國企業出海投資已不再追求絕對控股、獨自經營，具體模式也日新月異。如到非洲開採礦產，不少企業選擇合縱連橫之術，以分散風險。一個經典案例是幾內亞西芒杜鐵礦開發項目（預計鐵礦石資源量接近50億噸），中鋁公司先通過聯合力拓躋身開發者名單，隨後引入寶鋼、中國鐵建、中國港灣和中非基金，聯合成立「中方經濟體」，既分散風險，同時也獲得基礎建設、金融支持、銷售等方面的保障，長遠看對提高中國鐵礦資源保障有著重要意義。而併購貸款、「現金+股權」等融資模式的更迭，則顯示隨著金融實力的日益成熟，國內資本同樣積極投身海外投資的熱浪中。對併購項目的盡職調查、以此為基礎的談判能力與合理的估值水平、與當地文化適宜的商業操作手法，是決定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成敗的軟實力。

　　

　　歷史維度下的啟發

　　

　　身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一員，中國不過是一個更為熟悉、更易解剖的樣本而已。精英移民的現象意味著人才和資本的雙重流失，這也引起了各國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據統計，俄羅斯進入21世紀以來已經有約125萬人移民去了國外。《涅瓦時報》憂心忡忡地報導：「俄羅斯正在向世界出口除自然資源之外最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人口。」在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指出，1978年以來學成後未歸國的中國留學生，相當於30所清華、30所北大的本科生規模。而投資移民的興起，也使得資產外流現象頗為嚴重，僅2012年6000位中國投資者帶給美國的投資額就是30.62億美元，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6萬餘個。無論是移民，還是海外投資，當金磚國家整體呈現一種共性之時，不妨從歷史維度去剖析其原因。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丘立本指出，移民是社會、政治、經濟跨越國境廣泛整合過程的結果,而並非移民個人隨意的行為；同時，移民潮不是永無止境,它的生命週期可長可短,經過一個「移民峰」後便會逐漸消失，如二戰後韓國的移民潮歷經了約40年。據Henrik Olesen等人對戰後國際移民的研究,「移民峰」的起點約在人均收入1500美元左右,而終點則約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窮國,由於太窮,支付不了出國費用,多為難民,甚少自由移民；人均1500-8000美元之間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條件較好,出現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超過8000美元以上的國家,足夠富裕,已沒有向外移民的必要。金磚國家的部分發達地區，無疑正在跨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此外，移民浪潮的興起與全球化息息相關。無論是國際貿易的規模、資本跨國流動的速度還是信息交通技術的進步，都遠遠超越了歷史。金磚國家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佼佼者，在經濟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精英階層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廣闊的眼界選擇理想的國家定居。事實上，作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美國，同樣呈現出逆向移民趨勢，蓋洛普公司對135個國家的調查發現，美國人離開美國定居的數字近幾年急劇上升。2009年，25-34歲的美國年輕人在國外生活的數量佔比1%，2011年提高到5.1%。而美國頂級富豪中為了躲避高稅率前往荷蘭、新加坡定居的也不在少數。

　　

　　企業的跨國併購同樣是國家及產業尋求高階定位的必由之路，美國歷史上曾經歷了五次企業併購浪潮，尤以1996-2000年間為甚，這五年內共發生了超過4萬起併購案，且其重要特徵是跨國併購案例的數量和金額均很高。這種跨國併購浪潮不僅成就了一大批高產值的大型跨國公司，更推動了美國產業轉型升級、經濟繁榮，並奠定了其在全球產業及資本圈的不二實力。

　　

　　同樣的，中國企業在資源、品牌上受制於人的局面也正在這種「步步為營」的跨境收購案中，逐漸得到緩解。它們在國際商戰中的水平也必將隨著真刀實槍的比拚而有所長進。行使中國主權基金角色的中投公司，曾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投資黑石部分股權巨虧而遭人詬病，如今則將更多的資產分配在壟斷性基礎設施之上，儘管相比老牌的阿聯酋主權基金和新加坡淡馬錫，在收益率及穩定性上還有一定差距，但這種「干中學」的勁頭讓其過去5年獲得了5.02%的年化回報。

　　

　　但跨國併購亦非坦途，眼下的熱潮更容易讓人想到的是曾經買下過紐約帝國大廈的日本人，他們在簽訂「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海外購買力隨之劇增，並快速攀升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1985-1990年間，日本企業超過500億日元以上的海外併購案達到21起。但據專業人士統計，日本上世紀80年代的併購成功率不足30%。海外併購的大規模失敗也是將日本拖入「迷失的10年」的重要原因。

　　

　　中國將成為下一個麼？■

　　

　　【附文】

　　 

　　中國富人資產海外轉移現狀

　　

　　黃立沖/文

　　

　　據波士頓諮詢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過去兩年的調研，中國富人群體總計擁有33萬億元資產，其中已成功實現海外轉移的部分約達2.8萬億元，相當於中國2011年GDP的3％。並且，這一趨勢還在明顯加快，預計兩三年內轉移至海外的資產將翻番。

　　

　　受調人群中，2012年擁有海外資產者的佔比達到28%，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11個百分點（附圖）。且資產規模越大的客戶使用海外金融服務（等同於向海外轉移部分資產）的比率越高。總可投資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的高淨值客戶中，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為24%，而資產3億元的客戶這一比例提高至47%。

 

　　

　　此外，中國富人向海外轉移資產這一趨勢在近兩年明顯加快。2011年時，資產在300萬-600萬元的入門級高淨值客戶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幾乎為零，2012年卻增長到26%。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群體的這一比例也從11%增長到24%。不僅如此，在尚未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人士中，有1/4的人群表示在未來三年內肯定或有可能會這麼做。

　　

　　調查顯示，高淨值人士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主要目的在於：資產保值和增值（45%）、確保資產安全性和私密性（38%）、以養老、醫療為訴求的移民和子女教育需求（38%），以及方便海外業務發展（31%）和進行全球配置以對沖國內風險（2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