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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格瑪被任命為亞投行副行長兼CFO 曾任亞行副行長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19日發布消息稱，來自法國的蒂埃里·德·隆格瑪(Thierry de Longuemar)被任命為亞投行副行長兼首席財務官(CFO)，將於9月29日正式就職。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對隆格瑪擔任這一重要職位表示歡迎，並稱其豐富的經驗將有利於亞投行日後開展相關業務。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網站截圖

據悉，隆格瑪2011年起在亞洲開發銀行擔任副行長，期間負責財務和風險管理。他在多邊和私人部門工作逾30年，包括2004-2010年在非洲發展銀行擔任財務副總裁，以及在中央銀行、荷蘭超國民投資銀行擔任全球主管等。

法國人隆格瑪被任命為亞投行副行長兼CFO

亞投行是首個由中國發起成立的多邊開發機構，旨在為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提供資金支持。該機構於2015年12月成立，2016年1月正式開業，首任行長金立群來自中國，首批副行長分別來自英國、德國、印度、印尼和韓國。法國是率先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西方國家之一。

亞投行CFO的主要職責是為該機構的財務管理提供戰略和技術方面的支持，保證財力可持續性。

亞投行副行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年需至少1萬億美元

“我們要實現一個無縫亞洲，在基建方面就要8萬億美元的投資，如果在南亞，則需要400億美元的投資。”曾親自參與“中泰鐵路項目”的泰國前總理阿披實·維乍集瓦認為，中國通過輕軌等交通方式加強與東盟等國家的聯系，更能促進產能的合作。

在10月28日舉行的2016年廣東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主題論壇——產能合作與創新發展高端論壇上，多位與會嘉賓表示，可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作為切入點繼續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產能合作。

全國工商聯常務副主席林毅夫說，當前中國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廣泛對外轉移，是“一帶一路”沿線欠發達國家的發展機遇。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合作，有了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再加上工業的發展，這將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帶來互利共贏。如果沿線國家因此快速發展，將為經濟低迷的歐美發達國家創造一個新的市場，進而有利於全世界”，林毅夫說。

緬甸工業部部長吳欽貌秋則表示，緬甸關註如何承接中國產業轉移，希望更多的中國先進技術和對外投資進入緬甸。緬甸期望與中國在工程建設、農業、教育和衛生等領域開展更多的合作。

尼泊爾前總理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同樣認為，國際貿易和交通互聯互通是發展各國經濟必不可少的因素，“我想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從中國互利共贏的夥伴關系中獲得了實惠，尼泊爾和印度都遇到了基礎設施的瓶頸，我們可以去更好的利用中國的資金、技術、產能轉移來提升各自的基礎設施”。

“亞洲現在仍然由於互聯互通做得不夠好，市場分化嚴重，而互聯互通做得不夠好，又是由於基礎設施的發展瓶頸造成的。在很多亞洲國家，這就造成了貧困問題難以根除，教育水平難以提升以及環境的惡化”，亞投行副行長兼首席執行官吳洛基說。

吳洛基認為，中國利用基礎設施投資來推動廣泛的發展以及減貧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這對亞洲其他國家具有借鑒意義。

2013年開始，“一帶一路”倡議迅速得到了世界的認同。來自商務部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份，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累計達511億美元，占同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與沿線國家新簽承包工程合同1.25萬份，累計合同額2790億美元。

以上的數據包括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而整個亞洲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是巨大的。吳洛基表示，可能每年需要1萬億美元以上，為此，亞投行必須跟多邊發展銀行進行更加深入的合作，而且跟私營領域也要進行合作。

阿披實·維乍集瓦也認為，如果政府和私有企業、私人領域能夠協調合作，成效是巨大的。“我們必須要重新考慮一下經濟發展的模式，現在我們有必要去利用協調以及合作的力量，這種協調合作是要在政府之間、企業之間，還要在公共和私營領域之間共同合作來去實現的。看一下我們能不能互相補充，創造出一個合理的、理性的供應鏈。在不斷擴大的單一經濟體上，能夠為我們所有的人民創造繁榮。”

（實習記者麥舒瑜參與本文采寫）

專訪亞投行副行長：兩年半投資26個項目，未來聚焦三大重點

近兩年半前，由中國倡議組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下稱“亞投行”）正式開業。截至目前，亞投行成員數由成立之初的57個增至86個，參與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數達到26個，涉及十多個國家，貸款總額超過45億美元。更有意義的是，亞投行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世界證明——亞投行並非是中國的亞投行。

在近期複旦大學舉行的“上海論壇”期間，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了亞投行副行長安周奇（Joachim von Amsberg），其職責包括監督銀行戰略議程的落實、為銀行制訂投資組合運營政策等。他此前擔任世界銀行負責開發性金融的副行長。

“現在亞投行已經有了近2年半的記錄，是一個真正能遵循最高項目標準、精簡高效確保環境和社會可持續性的多邊開發性銀行，而不是起初如部分臆測所描述的是一個中國控制的銀行，朋友圈擴大至86個也證明了亞投行的信用。” 安周奇對記者表示。

他也表示，未來的項目投資將側重三大方面：首先，項目將聚焦清潔能源、可持續性城市、城市公路等；其次是實現跨國及跨區域聯通，包括中亞和東盟等地區；第三大重點是吸引私營部門融資，“如何設計一個結構，涵蓋一籃子項目，且國別不同，風險和融資成本可控，以此來吸引養老基金、保險機構等長期資本投資。”他告訴記者。

兩年半批準26個項目

歷時27個月，亞投行於2016年1月16日在北京宣告開業，成為全球首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其總部設在北京，成立的宗旨是促進亞洲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並且加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57個國家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包括域內37國和域外20國。

“兩年多來亞投行批準了26個項目，規模有大有小，且項目涵蓋範圍廣泛，包括交通、能源、可持續城市。” 馮阿姆斯貝格特別提及了緬甸的能源項目，2016年亞投行貸款2000萬美元，批準了在緬甸曼德勒地區的敏建項目，即在湄公河流域興建、運營一座225兆瓦的綠地燃氣輪機聯合循環電廠項目。該項目由亞投行、國際金融公司（IFC）和亞洲開發銀行（ADB）聯合註資。

亞投行的項目也堅持采用最高標準。由於是聯合投資項目，亞投行采用IFC的環境社會標準和政策。鑒於項目的龐大規模、複雜性以及巨大的環境風險與影響，IFC將其列為A類項目。對在農村地區擴展工業活動的關切包括對空氣質量的累積影響，移徙建築工人的湧入，相關社區面臨的健康與安全風險，以及河水管道沿線沒有土地所有權或求償權的5至10戶家庭的搬遷問題。作為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程序的組成部分，共舉行了三輪地方利益攸關方磋商，包括就業、可及性、地表和地下水的質量、用電、氣體排放及其對健康的影響、以及噪音問題。

“這也是亞投行創造的一個先例，即將資金引入基礎設施項目，而且是像緬甸這樣具有挑戰性的市場。”安周奇告訴記者。

除此之外，北京“煤改氣”、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印度古吉拉特邦農村公路項目等等，都是經過亞投行的融資項目亮點。

盡管由中國倡議成立，亞投行的項目時至今日只有一個在中國。亞投行於2017年12月11日宣布，將投資2.5億美元於首個在華項目，幫助北京燃氣集團推進總額約7.5億美元的北京市農村“煤改氣”項目。同年7月初，這一項目的概念評估完成，8月完成了長達65頁的環境和社會管理計劃報告。隨後的11月6日，銀行工作人員完成該項目終評，12月8日提交亞投行董事會討論通過。其他融資方包括：北京市政府（2.28億美元）、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3000萬美元）、北京燃氣集團（2.53億美元）。這也是亞投行首次與來自中國的基金合作。

未來投資聚焦三大重點

與剛籌辦時的高調不同，近一年來亞投行頗有臥薪嘗膽之勢。“比起講故事，我們更希望把項目落實，未來亞投行的項目投資主要會關註三大重點。” 馮阿姆斯貝格告訴記者。

他表示，首先是持續聚焦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領域和可持續城市，例如城市鐵路。早在2016年8月13日，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紹爾果德至哈內瓦爾段項目就正式開工，這也是亞投行首批投資項目之一，旨在為當地建設一條全長64公里，雙向四車道的瀝青混凝土路面高速公路。項目全面建成後，將成為巴基斯坦南北交通運輸走廊組成部分，並將有效縮短首都伊斯蘭堡、費薩拉巴德和木爾坦等城市之間的行車時間，有助於加強旁遮普省南部與巴基斯坦其他地區的互聯互通，完善巴南北向高速公路網絡。

其次，亞投行更加聚焦的是跨境互聯互通。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此前提及，在銀行成立的頭一個年頭里，就為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緬甸、阿曼、阿塞拜疆等７個亞洲國家的９個項目提供了17.3億美元貸款，撬動公共和私營部門資金125億美元，這對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具有積極意義。

此外，安周奇也告訴記者，進一步吸引私營部門投資將是下一個重點。亞投行總資本金為1000億美元，包括200億美元實繳資本（paid-in capital）和800億美元待繳資本（callable capital）。“目前我們所有的項目融資動用的都是200億美元實繳資本，雖然並不缺資金，但考慮到可持續性，亞投行未來一是要吸引私營部門融資，二是可以發債，此前亞投行已經獲得了穆迪、惠譽和標普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最高信用評級。”

“例如養老基金、保險機構，其對亞投行的項目非常感興趣，這些長期投資者需要的是穩定的現金流，這也是基建項目可以做到的。目前的關鍵在於找到風險可控的項目，並將一些國別不同的項目組成一個多元化的‘投資組合’，吸引私營部門資金。” 安周奇稱。

他也提及，亞投行是準商業運行，條件比商業銀行優惠，不追求盈利極大化，但必須實現財務可持續性，這樣才能長期提供更多項目融資。此外，亞投行沒有分一類國家和二類國家，傳統多邊開發銀行的一類國家是捐款國家、二類國家是借款國家。在亞投行，所有成員的項目都可以開發，但是發達國家一般不會借款。

確保運營精簡高效

從遊說各國加入到章程談判，各國對亞投行提出的“精簡、廉潔、綠色”的核心價值理念，以及“對腐敗零容忍”的宣言始終印象深刻。

安周奇對記者稱，“如果非要說一個挑戰，那就是隨著亞投行成員不斷壯大、項目越來越多，如何維持銀行運營的精簡和高效。”其實，如IMF、世界銀行等老牌多邊機構都面臨這一問題。

“目前亞投行工作人員不到200人，未來計劃擴大到500人左右，但我們絕對不會很快就擴張到1000人，我們需要聚焦客戶的訴求、保證股東的利益，而不是一味拓展領域、消耗資本金，例如研究和政策咨詢等領域就可以與其他智庫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他稱。

當然，除了運營方面，亞投行在治理結構上已經突出了精簡和高效的特點。亞投行管理架構方面，吸取了ADB和世界銀行的經驗，比較大的區別在於不設常駐董事。董事會重在制定政策、決策重大事項，管理層重在政策執行，而常駐董事兼顧兩端，多被認為容易造成效率低下。

“董事會和管理層要做到職責清晰，兩者間應該有嚴格的界限，這樣才能更有效率。另外，銀行的運營將貫徹‘透明、公開、負責、獨立’的原則，確保董事會行使監督職責。”金立群此前表示。

不可忽視的亮點在於，亞投行是對於全球治理結構的一大創新，“其治理結構更能反映新興市場的訴求，突出多邊合作其實是可以由新興市場來引領的，而不一定需要G7牽頭，事實也證明現在的治理模式非常高效。” 安周奇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