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之間,還有幾個年富力強的思想家和社會改革家,插在美國先賢和馬克思這兩段不同思想之間,聯繫著兩片大陸。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羅伯特·歐文是英國人,出生在美國革命五年前的1771年。父親是個小業主,母親娘家也挺富裕,算個小康人家。歐文卻很早就開始學徒生涯(這在 當時很普遍),後來升到工廠經理,又和別人合夥開廠。他不僅有豐富的管理經驗,自己還是個資本家。他喜歡讀書,也趕上了啟蒙時代後的新思想爆炸。
英國是個有歷史負擔的國家,英國革命的政治爭執,九九歸一,都會歸到宗教,甚至起頭就是宗教派別之爭,只不過後來吵成了宗教化的政治而已。
可是到了一百年後的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世界已經面目全非,宗教隱退,世俗政治挺進。其實宗教紛爭並非神在打架,而是人借神名在打架。後來,宗 教紛爭退回教會,宗教熱情也不再堂而皇之化為世俗世界的政治燃料,這都和啟蒙時代有關,而啟蒙時代一直可以追溯到英國17世紀的洛克時期。
啟蒙時代對知識人的影響,是強調理性;它促成社會的根本轉折,是推出政教分離。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教,二者脫離了關係。教會回到原位,為信眾們修心養性,和社會政治拉開距離。
面對巨變,後世歷史學家更多注意到制度層面的改變,卻很少注意個人變化:他們的思維和說話方式,正悄悄地改變,變得脫胎換骨。他們開始不再用宗 教語言討論社會問題。社會政治議題可以和信仰無關,政治家吵架不再引用《聖經》,不再用宗教來指導政治。人們開始習慣理性地進行邏輯推論、用世俗話語,不 再習慣將政治人物當作聖人崇拜。
因此,對所謂政治領袖的超常服從,會立即被西方世界看作是政治神聖化的返祖現象。他們會條件反射一樣認為是出了問題。這種判斷,既源於他們經歷過特別殘酷的政教合一的古代經驗,又因為他們經歷了後面啟蒙時代的反省對比。負面歷史經驗成了西方文化的一針免疫劑。
如此漫長的政教合一的負面經驗,一旦「分離」,自然就有一大批知識人覺得如夢方醒,大徹大悟,從把一切問題歸於宗教信仰,不由自主走到徹底否定宗教的另一極端。
歐文就是。他的成長時期,浸泡在啟蒙後的「新社會」。他特別強調理性,強烈反對宗教,認為一切宗教都是人欺騙自己的幻覺。歐文認為,宗教不是把人變笨變傻變得弱不禁風,就是變痴變狂變得不可理喻,再不,就是變成個偽君子。那個時代認為「上帝死了」的,可不止一個兩個。
當「美國」還只是英國殖民地、掙紮在新移民墾荒時代,英國早已發生工業革命,經濟起飛,可巨變下的社會狀況觸目驚心:工人自然就被集中起來。千 年農業社會好不容易形成的規範,突然不管用了,而新時代的規範還沒來得及誕生。貧困也不是農業社會的那種貧困,艱難也不是農民熟悉的那種艱難。業主們身不 由己就進入了惡性競爭和追逐利潤的雙重怪圈,拚命壓低成本。
舉個極端點的例子,在英國,一開始資方為壓低成本,把工資壓了又壓,英國的保爾頓織工,1795年平均週薪是33先令;20年後的1815年,週薪減為14先令;到1829年至1834年間,竟然每星期淨收入只剩下4先令多一點。物價指數不可能是下降的吧。
工廠主還不發錢,只發工廠貨幣,只能在工廠商店換東西,出廠門就沒人認賬,商品價格還定得比外面高。英國紡織廠大量招收婦女兒童,超過工人總數三分之一,圖的就是廉價、不容易鬧事。
18世紀末,歐文在格拉斯哥的新拉納克工廠,認識了工廠主大衛·戴爾,愛上了他的女兒卡羅蘭,1799年結婚。第二年,他就成了岳父工廠的半個 老闆和經理。新拉納克工廠經營很成功,前後有兩千工人在那裡工作——讓我驚訝的是,這兩千工人不但四分之一是小孩,而且被戴爾領來廠裡幹活時,居然才五六 歲。據說戴爾先生對這些小孩很好,我相信是真的,他是歷史上的著名慈善家。
可這就更說明了兩百年前英國底層狀況的可悲:就算是善心好人,也沒覺得領五六歲小孩來工廠幹活有什麼問題。當然,這也是童農觀念的轉換版,所謂 不當童工也要當童農,農村孩子也是從小就幫家裡放牛放羊了,幹了還沒現金進賬。但工廠是工廠,和在家裡幫父母幹農活兒有本質的不同。你必須釘在一個崗位上 不挪窩,工時還特長。
這也和當時社會底層的極度貧困有關,看狄更斯的《霧都孤兒》,那小孩只不過要求添口飯,大家就被他雷得石破天驚。戴爾工廠這些孩子,就都來自極貧苦的家庭以及本地或愛丁堡的孤兒院。讓他們有口飽飯吃,就是天大的慈善了。
歐文看到,當時的工廠對成人都是地獄,凡是日子還過得去、還能留一份自尊的農家,都不肯來幹這種毫無自由、工時又長的工作。所以,他看到的成年工人大多是問題人群,酗酒賭博、偷盜犯罪,是工人群體經常發生的事情。
工業飛速發展,底層社會迅速擴大,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大,古已有之的平等議題,很快就走向了工人砸機器洩憤、知識分子聲討自由經濟的地步。有很多 人想到,與其讓「看不見的手」在那裡操縱,競爭無度,還不如好好規劃,計劃經濟,讓「看得見的手」管一管。管生產也管分配。這種想法一點不高深莫測,很直 觀很自然。所以,此後雖然計劃經濟屢戰屢敗,還一定會屢敗屢戰。因為每次失敗大家總是想:錯的一定不是不該多管,而是沒管好或是管得還不夠。
歐文顯然是個好人,他接下工廠,寧可少賺錢,想搞成個實驗基地。他開的工廠商店價廉物美,可他的改革措施對一個資本家來說,是在反利潤,合夥人難以接受。歐文最後只得請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收購股票,其中就有著名的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老頭兒在歐文工廠投了一大筆錢。
歐文還在作哲學思考,結論是:個人不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應誇獎或者責備「個人」做對或做錯什麼,因為人的「性情」不是神賦天賦或遺傳,而是被社會環境影響造就,有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歐文是個「環境決定論」者。
這想法實際上很有啟蒙時代特色。可宣佈「上帝死了」不要緊,上帝死了以後「道」的一部分怎麼辦?原來由基督教認定人有「原罪」,又由上帝引領來 作靈魂救贖,如今一切宗教渠道,都被「理性」宣佈無效了,那麼,原來由上帝在照管的個人道德,還有集合個人道德的社會道德怎麼辦?歐文的結論是:理性教 育。
後人研究歐文,研究哪些理論是原創,哪些古已有之,可不管結論是什麼,有一點大家都特別買賬,就是歐文更有實踐。他要自己動手,開創新教育和建 立更好的社會環境。所謂「好」,對歐文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平等手段,達到個人和社會道德完美。那就是生產、分配製度都公平的社會主義,以及財產公有的 共產主義,推論下去,人自然就會產生一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道德,因為如果按需分配,貪婪、爭奪、嫉妒、怨恨等等就都會消失,沒必要了!於是,世間惟有 愛。
歐文一開始就是拿自己的錢實驗,不斷改善工廠環境和工人生活。這改革還是從他丈人戴爾開始的,戴爾的改革收效甚微,最後,他把新拉納克工廠和週遭地產,以6萬英鎊賣給了歐文和他的合夥人。
歐文之所以能改革成功,是他捨得放棄更多的利潤,給改革投錢。他禁止招收十歲以下的童工。實驗除了在工廠進行,還有新拉納克的工人村。歐文建學 校,供工人孩子讀書。幼兒教育就是歐文的發明。我想,一個重要起因就是當時的「低幼童工制」,他的工廠是十歲起招,別的工廠都是五六歲就招,要想讓孩子受 點教育,也只有開發幼兒教育了。不然小孩斷奶沒幾年,就得進廠幹活了。
新拉納克成了改革樣板,人們紛紛前來參觀,後來的俄國皇帝尼古拉也來看過。2001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終於將新拉納克遺址評為世界文化遺產,成為蘇格蘭五處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歐文深受英國傳統影響,認定必須以立法來推廣改革。英國在1802年就有了第一個工廠法《學徒法》。1812年,他把自己的實踐寫出來,呼籲進一步立法。
在他的努力下,1819年,英國國會立法限制童工最低年齡,規定受僱孩童必須年滿九歲;規定工人勞動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考慮到當時五六歲童 工的普遍現象,工人最長一天可能幹16小時,這算是很大進步了。可立法還需要執法,由於缺乏執法機制,英國當時「上有立法,下有對策」。童工處境無太大改 善。
工廠實驗給了歐文極大鼓舞,他進一步推而廣之,提出歐文版的未來社會藍圖。那是理想化的公社聯合體,現在被大家稱為「烏托邦」。1820年,歐文在一篇報告中提出,應該達到的目標是:消滅私有制,財產共有。
於是,1825年,馬克思七歲那年,英國人羅伯特·歐文不遠萬里,去到美國,建了個烏托邦共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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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鑽研歷史、開拓閱讀視野,羅伯特‧席勒培養出和市場與眾不同的獨到觀點。 如今面臨QE3與美國大選的衝擊,這位曾二次準確預言股市、房市泡沫的經濟先知,將為你揭開二○一三年全球經濟真相。 製作人‧楊紹華 撰文‧莊 芳 研究員‧楊政諭美國康乃狄克州紐哈芬市的耶魯大學校區內,有一條被十九世紀英國文豪狄更斯稱為美國最美麗的街道Hillhouse Avenue,即使入秋,仍有整片綠蔭圍繞,一幢又一幢超過百年歷史的古典建築則是佇立兩旁。 耶魯大學經濟系所的位置就在這裡,而其中一棟三層樓的低調白色建築,正是耶魯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辦公室的所在之處。 建築物的外觀稍有斑駁痕跡,進門前得穿過小小拱廊,室內老舊的木製樓梯則被往來腳步踩得喀吱喀吱作響。「這棟屋子是一八八四年建造,近一三○年歷史,但還不算最久的。」處在四周皆古蹟的環境,席勒相當熟悉且自在。 一邊走著,席勒一邊介紹身旁各個「古董」的典故,倒不是因為他在這裡任教已有三十年的時間,而是因為席勒本身就對歷史有著相當程度的狂熱。「我很喜歡歷史,當下的事情往往無法掌握,但歷史卻可讓你從過去的軌跡,找到未來可能發展的途徑。」 蒐集資料 準確預測網通泡沫與次貸危機他能不斷在經濟研究上獲得印證,正是仰賴歷史。一九九○年代,他與同事共同創立的凱斯席勒房價指數(S&P/Case-Shiller Home Prices Indices),就是因為發現,股市指數可追溯至一世紀以前,房價卻毫無歷史數據可言。所以起初,只有翻遍舊分類廣告,找出部分毫無紀錄的城市房價,才得以建立起資料庫。現在這個指數已經成為國際媒體、金融機構,最為廣泛採用的房市景氣指標。 憑著大量蒐集歷史資料與數據的功力,席勒還準確預測了網通泡沫以及次貸危機。代表作《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甚至將時間拉回至一八八一年,追蹤過去股市本益比與報酬之間的關係,加入人們從眾心理對股市造成的影響,直指當時的股市高漲已形成投機泡沫。 二○○○年三月推出此書之時,各界批評聲浪立刻湧現,有人毫不留情地嘲笑、謾罵,沒想到,當月即發生網通股泡沫化,股市一路走跌,再也沒人笑得出來,這本書則躍升︽紐約時報︾暢銷書。○五年,他再次運用歷史數據預測房市泡沫,並指出不只房價會崩跌,甚至可能引發一場衰退,隨後即發生眾所皆知的次貸風暴。 歷史成為他尋找未來方向的重要根據,而不斷追查真相的那股動力,則是受其超乎常人的理性頭腦影響。 他的理性思考,是童年養成背景的無限延伸。 「我的父親很久以前說過,千萬不要沉迷於體育節目,看別人運動沒什麼意思,只是浪費時間。」席勒聽了以後覺得很有道理,看別人運動不如自己起身運動來得有益,所以他從來不看體育頻道。後來,甚至連其他電視節目也漸漸不看了,「我不懂,看別人的故事到底意義在哪裡?過好自己人生不是比較重要嗎?」 實地觀察 找到成為經濟學家的人生志向求學時期,曾經和同儕一起到場觀看足球比賽,他對場上的賽事一點興趣也沒有,反倒是拚命觀察場邊的群眾。「觀眾們的反應實在太有趣了,只是一場比賽,卻可以牽動每個人心情起伏,這種『非理性』的怪象太有趣了,讓我看得目不轉睛。」席勒並非從小立定志向要成為經濟學家,直到十八歲,他都尚未決定大學主修的科目。「我實在不知道自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有段時間,我幾乎什麼課程都想聽,總覺得自己什麼都能做,就是不想失去任何學習的機會。」他說,無論如何都要避免成為畫地自限的人,在開放的社會,應有無限的選擇空間。 感到徬徨的席勒,為了不輕易做出決定、不隨便找答案,在那段時間,徒步走遍附近大學校園,每一步都在思考自己的未來。「我在想自己是否要當醫生?就繞到醫學院大樓,上上下下、來來回回地走遍各個角落。」最後,竟然走到雙腳疼痛不已,必須到醫院求診。醫生告訴他,「你實在走太多路了!」不過,席勒卻沒專心聽,因為他一直忙著觀察醫生們在診間的事務。 當時席勒難以抉擇未來方向,卻很確定不要與父親一樣,成為企業家。席勒的父親是位工程師,後來自創公司,專為工廠建造工業爐,可惜生意不太理想。「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事情,但並非所有的價值都合理。」他認為父親有時太過為人著想,「或許並不適合創業、擔任企業領導者。」席勒說,父親對他人生影響頗多,曾告誡他:不要相信名人或權威所說的話,而要相信自己的研究。他聽從了建議,也徹徹底底將父親的忠告烙印在自己的腦袋裡,「有多徹底呢?到後來,我連父親的話也不完全相信了。」說到這裡,席勒起身翻了翻書架,找到強調個人主義的美國知名哲學家安.蘭德(Ayn Rand)著作《自私的美德》,「我父親非常崇拜她,甚至,我們全家都是她的粉絲,但我就是不認同她的理念,所以也常和父親對她的理念有所爭辯。」 大量閱讀 奠定行為財務學的卓然地位除了經濟、歷史、哲學的書籍在席勒的辦公室裡隨處可見,他的書櫃上,還有許多關於心理學、行為學的研究,廣泛的閱讀與吸收,開啟了他對行為財務學的研究領域,成為早期推動此概念的學者之一。 席勒的妻子吉妮(Ginny)是位心理醫生,她受訪時說:「他熱愛閱讀,對任何事都感興趣。我讀研究所時,他就和我一起研究心理學。」因此,他的觀點往往異於一般經濟學家,常探討人類情緒與心理對市場造成的影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就曾表示,席勒比同期經濟學家做了更多研究,證明金融市場非理性的一面。 目前就讀耶魯大學經濟系四年級的學生凱文形容,席勒的授課內容和其他老師很不一樣,「除了引用很多歷史資料,有時聽他講授經濟學,又像是在上心理學或人類行為學的課,滿有趣的。」「我從小就愛閱讀,整天就跑圖書館。」席勒說,讀小學時,母親因為腳傷而借了一本保健腳部的書籍回家,卻丟在一旁沒認真看,「我將這本書從頭到尾讀了一遍,然後再教媽媽怎麼治療。」席勒幾乎「無書不讀」,一般人覺得無聊的書,他都來者不拒。之所以接觸到經濟學,還是在高中時,隨手翻了哥哥放在桌上的︽經濟學理論︾一書,「經濟影響人類生活的力量之大,讓我充滿好奇。」 極度理性 推出可對房價走勢避險的期貨在知識領域上勇敢、無止境地闖蕩,並不表示他在生活中同樣喜好探險。席勒形容自己是個極為「謹慎」的人,這充分呼應了他的「極度理性」頭腦。 他從不喝酒、也不喝咖啡,因為不願對酒精、咖啡因產生依賴;在冬日盛行的滑雪運動,他覺得太過危險、無法控制而極少參與。「連開車的時候,我腦子裡浮現的全是來自四面八方的潛在風險。」正因人類行為難以預期,在他眼裡,每位行人、駕駛者皆暴露在風險之下。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傷害,所以在人行道與街道上,他選擇盡量放慢腳步與車速。 從說話語調沉穩、言談字字斟酌,都可感覺得出他謹言慎行的態度。現在他與友人共同成立的MacroMarkets金融科技公司,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推出房價指數期貨合約,讓人得以針對房價走勢高低避險。 「其實我並不喜歡對市場進行預測。」席勒說,當他在多數人中,持有不同意見觀點,都要做好被質疑、挑戰的心理準備。 其實早在兩次對於股市、房市泡沫提出警告之前,一九八○年代初期,席勒就曾大膽發表論文說明「市場效率」理論是經濟思想中最大的錯誤,引發當時相信股市投資人行為理性、市場總是正確無誤的經濟學家們猛烈抨擊。「所以我不是被笑兩次而已,應該是三次,」席勒挖苦自己說。「最後事實證明,人們並沒有他們想像中聰明。」席勒坦言,發表的言論一開始沒人相信,的確相當挫折,「可我經過徹底研究,才說出認為對的事情。」尤其他面對的全是經濟學家、華爾街的金融專業人士,必須提出詳盡的研究與舉證。「我知道要打敗他們很難,但就算是聰明人,也不可能永遠都是對的。」輕忽不同的聲音,這就是人性,「而我所有的研究,就是為了超脫人性。」席勒頗有自信地說。 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 出生:1946年 現職: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宏觀市場金融科技公司(MacroMarkets LLC)創辦人經歷:美國經濟協會副主席 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教授 學歷: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 密西根大學文學學士 席勒重要紀事 1946 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市出生1972 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展開教學生涯1976 與當時研究心理學的吉妮結婚1982進入耶魯大學任教,開始積極寫作、發表研究論文1991 與友人共同創辦Case Shiller Weiss公司,正式發表Case Shiller房價指數,成為觀察房市的指標1998 憑藉︽宏觀市場︾(Macro Markets,1993)一書,獲得第一屆薩繆森(Paul Samuelson)傑出學術作品獎2000 出版《非理性繁榮》一書,預言股市投機泡沫。隨後網通泡沫破滅、當年那斯達克指數重挫五成2006預言房市泡沫已形成,未來不僅房價大幅下跌,還將引發衰退。○七年美國爆發次貸風暴2011被彭博選為全球金融界五十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標普/凱斯席勒房價指數(S&P/Case-Shiller Home Prices Indices):標普/凱斯席勒房價指數是席勒及其同事凱斯在1980年代末期一起研發完成,資料時間追溯至1987年。目前由標準普爾每月發布,指數涵蓋全美20主要城市房價,廣泛受到全球各大金融機構引用,是公認最權威的美國房市指標。 博士之家極度理性的感性生活席勒喜愛探索各種領域知識,自然期望孩子也像他一樣博學多聞。在兒子10歲左右,他就拿通貨膨脹、CPI物價指數的線圖給他們看,並解釋給他們聽,雖然不太可能完全理解,「但我希望他們能試著懂得一些基本概念,或是產生興趣也好。」如今,他的兩個兒子各為30歲與27歲,都已獲得博士學位,將分別擔任經濟學與哲學教授。 已經無須為孩子操心的席勒夫婦,於2009年在距離紐哈芬市10英里外的一座小島上,買了一棟度假別墅。每個周末,夫妻倆就一同搭船來到這裡,坐在岸邊聆聽海浪起伏的聲音,分享彼此所見所聞。 「遠離塵囂是這房子的美麗之處,」吉妮說,席勒不喜歡開車,這樣的度假方式最為恰當,「雖然他還是經常窩在屋子裡閱讀、寫作。」吉妮忍不住小小抱怨一下,但其實她相當了解先生的喜好:這幢房子建於1840年,年代久遠,甚至沒有傳統電力供應。 「這大概算是我人生中的一趟冒險吧!」席勒笑說,偶爾回歸19世紀的生活感覺很新鮮。只是極度理性的他,在乘船上岸的短短途中,仍會忍不住思考掉入海中的可能性。對他而言,就連嘗試感性地過生活,都有風險必須承擔! |
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羅伯特·席勒本周稱,美國股市估值過高, 他正考慮清空美國股票,增加在歐洲的投資。席勒曾預言美國科技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的破裂。2013年憑借“資產價格的實證分析”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席勒稱,他提出的周期調整市盈率(cyclical adjusted P/E ratio)公式顯示,美國股市目前的整體估值已經和歷史頂峰2007年相當。歐洲股市估值只有美國的一半。
“我打算賣掉所有的美國股票,歐洲現在要便宜的多。” 席勒在接受CNBC采訪的時候表示。席勒稱,美國利率過低導致股市估值過高。
席勒稱,巴克萊的研究數據顯示,世界股市估值最低的國家是希臘。 周期調整市盈率僅為3.7%。而美國則達到27.6。希臘、俄羅斯、葡萄牙、匈牙利是全球股市估值最低的四個國家。
不過,席勒表示對投資希臘和俄羅斯並無太多信心。但他稱西班牙和意大利估值也很低,他已買入兩國的股指期貨。
歐洲股市今年以來表現強勁。由歐盟十二個國50只藍籌組成的STOXX Europe 50指數今年以來已上漲11.2%。西班牙股指IBEX 上漲5%,意大利FTSE指數則上漲12%。相比之下,美國標普500指數上漲不到2%。
上圖為STOXX50指數截至2015年2月20日一年的走勢
2014年11月,席勒在接受CNBC采訪時稱,美國股市估值過高,不過他仍持有美股。在最新一次接受CNBC采訪時,席勒表示,他的資產組合中,有50%的錢在股票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現在主要的資產價格都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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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特迪士尼首席執行官兼總裁羅伯特·艾格10月30日出席“南加州大學2015年全球會議”時,在現場揭秘了即將在2016年春季開業的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四大本土化法寶,同時其也表示了對“二孩新政”的看好,因為此舉可以利好旅遊業,讓更多的孩子來主題公園遊玩。
“中國人口眾多,就決定了這必然是一個非常具有潛力的市場,我們非常看好中國市場。2016年春天,上海迪士尼樂園就要開業,這是一個原汁原味的迪士尼,但卻蘊含中國風格。我們從四個方面入手。第一是語言,很多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其在制作產品的過程中都是用英語寫方案,然後在翻譯成中文,但是在進行上海迪士尼樂園建設設計和故事策劃過程中,我們都是先用中文撰寫,根據中文再翻譯成英語,這樣就能很好地保留中國文化色彩。”羅伯特·艾格表示。
羅伯特·艾格
第二點則是“中國式”的娛樂。
羅伯特·艾格透露,在上海迪士尼樂園內,將有大量體現中國式娛樂的項目,比如演藝節目的導演都是中國人,舞臺劇《人猿泰山》會運用大量中國雜技藝術等。
第三則是建築,在上海迪士尼樂園內會出現很多融合了中國特色的建築,但又不失迪士尼本身的文化。
“第四點相信很多人都很關註,那就是餐飲,我們會在上海迪士尼內設置很多中國口味、亞洲風格的餐廳,包子等傳統中式點心都會在樂園內出現,而我們在嘗試的過程中也會創造很多中國口味的迪士尼菜式,比如被做成米奇頭型的米飯等。此外我們也會在一些服務方面做到盡可能地符合中國消費者習慣。比如我們在歐美很少看到老人帶著第三代孩子遊樂園,但是在中國就有很多家庭出遊是老人帶著第三代孩子出遊的,因此我們在做一些遊樂設施的時候就要考慮到這一點。”羅伯特·艾格指出。
此外,羅伯特·艾格認為中國在未來十年內有望成為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因此迪士尼未來會力拓中國電影市場。目前迪士尼通過一系列並購已經形成“迪士尼”、“皮克斯”、“漫威”和“星球大戰”四大系列,今後的電影與消費品也會圍繞著四大主題展開。
值得註意的是,就在10月29日,全面開放“二孩新政”消息傳出,對此,羅伯特·艾格認為這是十分利好的,因為迪士尼樂園的主要客源就是家庭客,孩子是主體,如果有更多的孩子,那麽對於迪士尼樂園而言絕對是獲得了更多的直接客源。
“目前有數字稱,全球有26%的人口是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這個人群是迪士尼樂園的主要遊客群,如果未來有更多的孩子出生,那麽必然利好旅遊業。”羅伯特·艾格說。
有錢人怎麼看世界?有「富爺爺」之稱的羅伯特.艾倫說:杯子不只是杯子、地毯不只是地毯,每個小東西的背後,都創造了一位有錢老闆。這個世界隨時隨地都有擠出利潤的機會,就看你有沒有決心抓住它。 據說,因為他的想法影響了被稱為「富爸爸」的羅伯特.清崎,於是人們給了他「富爺爺」的稱號。他是羅伯特.艾倫〈Robert G. Allen〉,一九八○年出版第一本傳授投資房產致富之道的書《零首付》〈Nothing Down〉,至今已創下了一二五萬本的銷售佳績,後續,他的每一本書都是暢銷保證。 不只如此,他也透過財富開發課程,成為當今全球最著名的財富教練之一。今年十月,羅伯特受邀來到台灣發表演講,主辦單位封他為「美國頂尖百萬富翁製造機」,即使最高票價達新台幣三九八○○元,依據官方說法,門票仍被搶購一空。 他到底有什麼能耐,讓人願意乖乖掏出皮夾買他製造財富的祕訣?「說穿了,其實道理就是你的想法,一個只是追求財務安全感的腦袋,和一個希望追求致富的腦 袋,思考邏輯完全不同。」指著自己的腦袋,羅伯特開始敘述自己追求財富的過程,而這段故事,也可說是「有錢人和你想的不一樣」的經典教案。 四處碰壁時,有錢人會這樣想……你應該被激怒,並氣到立刻採取反擊行動! 「我在一九七四年畢業,那是美國經濟最糟的時候!」羅伯特話說從頭。他坦言,自己一開始也是只想追求財務安定,「計畫是,大學畢業後找個安定的工作,在大公司裡慢慢往上爬。」而讓他決定轉換方向的原因,和現在許多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一樣,他遇到了經濟環境最惡劣的時期。 「我把履歷寄給三十家大公司, 卻一連收到三十封拒絕信,一周後我完全喪失了信心……。」從小在不到兩千人的小鎮中成長,對職涯的想像就是找到一份規律的工作,羅伯特在念完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商學院後,一心以為大企業的入場券已經到手,卻沒想到後續的求職之路處處碰壁。 一般而言,面臨這種情況的年輕人可能灰心喪志,但羅伯特卻生氣地發誓告訴自己:「我以後一定賺得比你們都多!」他甚至加強口吻地補充:「我當年告訴自己, 總有一天,我的財富會超過這三十位老闆的總和。」當時,小鎮中只有唯一一位身價超過百萬美元的富人,他立刻登門拜訪,並在這位長輩的指導下,接觸了一位 「急欲脫手」的房地產賣家,看準對方的急售心態,「我說,我只能先給你一千美元的頭期款,對方竟也答應了。」買下的投資標的,一周後才發現,「原來早有另 一位買家也看上這棟房子,只是他運氣不好,正好在出差一周的期間內被我這個小夥子搶走了。」當這位財力雄厚的買家登門聯絡,羅伯特成功地以四倍價格轉手賣 出。 他對這人生第一桶金的解讀,其一,當然含有運氣的成分,但更重要的,「若不是被求職拒絕信激怒,我不會有強烈的致富企圖,而只要你有足夠的企圖,總能遇到讓你致富的機會。」沒有資源時,有錢人會這樣想……到處都有機會,只要你下定決心找出它們! 「一周翻四倍,我立刻發現我喜歡房地產!」自此之後,他潛心研究房地產,並在三十二歲出了他第一本書《零首付》。 那時候的他為了廣告效果,在各大報紙刊載廣告,誇下海口自己可以不帶任何證件與信用卡,在任何一個城市裡,用三天時間、一百美元買到房地產。廣告打出來,書籍果然熱銷,但聳動的標題卻也引來《洛杉磯時報》的挑戰。 「他們說,必須驗證這則廣告的真實性!」某日上午清晨六點,羅伯特與記者在洛杉磯機場約見,「對方說,走吧!一起飛到舊金山。」到了舊金山,記者取走了羅 伯特的皮夾,給了他五張面額二十美元的鈔票,然後,貼身採訪七十二小時,準備戳破他用一百美元買到房子的不實廣告。 「我的策略很簡單,找到急著要賣房子的人。」他先買了一份登滿當地房地產求售廣告的報紙,然後把鈔票換成銅板,在當地最貴的飯店裡,一通一通撥打公用電 話,「您好,我正在這裡出差,想要順便看看有沒有買房的機會,但我沒有準備頭期款……。」一個早上,沒結果,「中午在漢堡王用餐之後繼續打,一樣沒人理 我。」晚上,他和記者以每人十七美元的價格在最廉價的小旅館住宿,並且繼續打電話。 「我記得是當天晚上十點,我找到了這樣的賣家,他不缺錢,手上持有這棟房子的租金收益早就讓他回本,現在不管賣多少都不在乎。」羅伯特回憶,當電話那頭表 達願意進一步細聊時,「我感覺自己聽到的不是談話,而是一段美妙的音樂。」隔天早上十點,羅伯特與對方碰面並敲定細節,他成功地達成自己的承諾。「不管是 在哪裡,一定都會有人急著要賣房子;相對的,也有一定有人急著要買房子,找到他們很困難,但要賺錢,你就必須找出這些人。」今年六十七歲的他,談到過去的 傳奇事蹟仍然相當自豪地分享心得,他大動作舉起左手,堅定地看著手錶告訴記者,「此時此刻……,對,就是現在,就在這個城市裡,必然也存在許多急著賣出房 地產的賣家。」誇張的動作還沒完,他接著環顧四周,揮舞雙手隨意指向會客室內的杯子、桌子、地毯、掛燈,「你認真想一想,每一個不起眼的小東西,其實後面 都有一位老闆。 我是說,這房間裡所有物品的背後都創造了一位有錢人。如果把這個杯子再改良一下,或許又能成就一位有錢人。」還替人打工?有錢人會這樣想……即使是小職員,也要用創業家的腦袋工作! 在羅伯特終於恢復平靜之後,他說出了有錢人眼裡的世界:「一般人想的是如何掙得一份好薪水;有錢人看的是利潤,所有東西的背後,都有創造利潤的空間。」羅 伯特坦言,過去自己曾經瞧不起一般上班族,「上班族可能覺得我是瘋子,其實我也覺得上班族很瘋狂,竟然願意為了財務的安全感而犧牲了自由與時間,為了安全 而成為奴隸。」羅伯特表示,隨著自我成長,他也體會到過去的想法太過極端,「這個社會其實是一首協奏曲,每個人都有自己適合的角色。」但即使如此,對於現 在仍為財務奮鬥的上班族,他也提出了建議,一種同樣基於「有錢人思考」的建議。 「即使你只是小小的職員,但在你的小小領域裡,還是可以把自己當成老闆。」他解釋,在一個組織裡,你要應對各種人的需求,「這代表你得培養說服力。」而所謂說服力,除了口語表達之外,也在於你的專業能力。 用你的專業,看出這個工作還能透過什麼樣的改造為公司擠出更多利潤,然後透過組織管理的運作和說服力去推動改變,這個過程,其實某種程度也類似於一個創業者的創業過程了。 最終,羅伯特說出了他對財富的真正定義:「財富不是現金、不是金流,也不是財產,你可以把這些都拿走;但你要有腦袋、有決心,還要有欲望,財富就一直在那兒等著你。」 小檔案
出生:1948年
現職:暢銷書作家 學歷: 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商學院著作: 《零首付》、《創造財富》、《多元收入》、《一分鐘億萬富翁》等 撰文 / 張佳婷 |
在以中國資本市場和宏觀經濟為主題的上海金融論壇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默頓(Robert C. Merton)在“金融科技和創新與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主題演講中認為,功能健全的金融體系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與發展至關重要,中國要行使全球經濟的領導力必須有一個世界級的資本市場。金融創新推動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金融科學、技術和經濟需求則驅動金融創新。
“涅槃”後的啟示:利率互換
回顧20世紀70年代的重大金融和經濟危機,西方經濟體發生多個層面的波動性爆發;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1973年至1974年的首次石油危機,股票市場下跌50%;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美國的通脹率和利率皆達到兩位數,飆升至美國內戰以來的峰值;失業率居高不下達到約9%。其中,1973年至1975年的經濟大蕭條實際上意味著整個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蕭條,其影響蔓延到了80年代。
在滯漲和風險大蕭條的雙重夾擊下,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超乎尋常的金融創新大爆發。“在我看來這些金融創新的執行就是因為風險的高漲而推動的,比如第一個上市的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所,而金融衍生產品其實就是一種保險。”默頓如是說。
默頓認為,美國70年代的經驗表明,危機可引發金融創新,從而帶來金融體系的持久改善。而應對全球老齡化和人口壽命延長的挑戰,改善金融服務以應對亞洲GDP的大幅擴張,通過全球多樣化以提升中國資本市場的有效性是當下金融創新的機遇。默頓還強調,金融服務中“FinTech”的機遇與挑戰則可被視為金融與技術創新的未來,若能成功實現創新和提供卓越金融服務的整體戰略就能創造信任,中國大規模金融創新發展規劃的設計流程是打造一顆“通往涅磐的北極星”。
針對中國面臨的資本管控問題,默頓表示應設法降低資本管控所帶來的成本,而資本管控的成本很高卻仍需實施的原因有三:第一是資本大量外逃或者大量進入都會造成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第二是從長期治理來看,若國內股票大部分由外方投資者購買,會對中國的資本市場產生影響;第三是希望人們的養老金能夠投資在自己國家的企業,以及自己工作過的企業,而不是投資到國外的企業。在這個方面資本管控可能會帶來更高的成本,3%的資本管控成本。
默頓提出用利率互換的方式永久性地消除銀行業中的最大風險,同時解決資本管控難題。“因為沒有進出的資本流動,只有一個定期的3個月或者是6個月的變化,即收益互換合約的期限,按照合約在固定的期限實現一個收益率的互換。有了這樣一個定期的互換合約,相對來說預測性較好,沒有任何突發的不確定性事件。”其補充稱。
默頓進一步表示,使用利率互換的前提下,當中國市場的業績超過世界市場時,中國只會產生互換合約的現金流出,無需要采取防止資本外流的管制手段,實際上還會獲得資金的流入,帶來更多預測性的同時增加穩定性。而非中國籍交易方則將通過信用可靠的交易方,大規模利用中國A股的有效風險敞口。
然而,默頓指出,在真實的世界和真實的行業當中,是否能具體實施利率互換還需開展一些實驗性的實踐。雖然互換合約在法律和監管方面都已經相對非常的成熟,不需要新的監管規定、法律變化和新的合約類型,但考慮到A股規模大,其對手方尚且難尋,倘若以整個A股規模去實現全球化配置,更難以找到相匹配的市場,那全球好像沒有辦法跟中國的A股相匹配。
信任缺失不應成為金融科技的逆風
金融服務領域中涉及處理如清算和結算、產權保證保險、支付等業務都將逐漸因透明度取代不透明度的模式而面臨巨大的變革和挑戰。僅僅依靠技術本身將很難對“內在不透明”的服務和產品帶來顛覆,如理財顧問、解決方案和眾多金融產品。
“金融科技大部分其實都是有關產品的交付,低成本流程的去繁求簡,但是有很多的金融體系的活動是不透明的,唯一的替代品就是信任。”默頓對記者稱。技術進步將很有可能具備為“信任資產”的金融服務提供商增加籌碼,促進其擴張,而不是從他們手中奪取業務。要取得成功,技術必須能與夠提供信任資產的金融服務商合作,因為技術本身無法制造信任。
默頓指出,構建信任需要兩大要素,其一是金融機構本身值得信任,其二是能力卓越。金融服務消費者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中對金融服務提供商及其監管部門同時失去了兩大要素。如今,一些金融機構的業務策略中以建立信任、盡可能減少利益沖突為基礎,例如僅收服務費用的固定理財顧問,將對傳統銀行和保險公司等以產品為基礎的財富管理模式,以及其難以逃脫的分銷經紀人和顧問體系帶來顛覆。
“如果能在投資者、客戶、監管方三者建立這樣一個信任的三角模型,那我們就能夠有一個牢固的信任結構。提供者對業務較為了解,能夠給監管者提供信息,而監管者和產品提供方之間的關系,需要金融從業者以及金融研究者開展更多的相關研究來不斷改善,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默頓表示,需要在這三者之間建立信任,帶來更多的價值。
創建“涅槃重生的指路明燈”,默頓進一步表示,可通過開發和實施大規模創新項目的設計流程,改進中國的金融體系,並提出重要五步曲。第一步是確定項目的目的或目標,以及項目將履行的金融職能;第二步是定義客觀職能,以便為實施項目的備選潛在方案進行排序;第三步是為履行所確定的職能決定最具技術可行性的解決方案,而不會對現有法規、實踐和制度造成約束;第四步是確定項目意圖履行的金融職能目前如何執行;第五步是在當前實踐和“涅槃重生”這兩個固定點之間,確定項目實施的理想時間、狀態或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