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長期縱容、缺乏風險管控、罰則不痛不癢 政府三大錯誤 養出劇毒日月光

中國管控資本外流影響幾何？

中國正在加強對資金外流的管控，而全世界都會受到影響。

中國政府原則上不允許中國居民購買海外房地產和股票；且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規定，個人結匯年度總額及售匯年度總額上限每人每年只有等值5萬美元。但華爾街日報報道，富人依然能將他們的資金轉移到海外。中國人已經成為美國等房地產市場上規模最大的國際買家，並助長了澳門賭場的繁榮。

資金外流有很多途徑，例如企業虛報進出口、個人使用地下錢莊等。還有一些存在爭議的辦法，比如中國銀行“優匯通”服務讓客戶向國外大筆轉移資金。而在博彩中心澳門，富豪們會依靠中介人在澳門借錢，回去之後再還。普通賭客則使用中國銀聯卡在賭場進行虛假的購買活動，套取大量現金。

投資銀行藍橡資本(North Square Blue Oak)駐北京主管Oliver Barron表示，政府似乎有意願收緊。中國商人希望將資金匯出境外，而政府註意到了資金外流現象，正采取應對措施。

博彩業最先感知寒意

中國加強資本外流的控制令澳門博彩業資本最先感受到寒意。7月份澳門博彩行業收入連續第二個月下滑，同比下降3.6%。

美高梅中國（MGM China)首席執行官Grant Bowie表示，中國加強對資本外流的控制代表了政策的重大調整，這使得中國大陸遊客到澳門更加慎重。

新華社報道，針對多家媒體報道的澳門賭博和資金外逃中隱現銀聯卡身影，中國銀聯在3月份表示，其支付網絡加強了對境外非法套現的審查。將多方聯合加大打擊銀行卡洗錢等違法行為。

華爾街見聞網站曾有文章提到，許多人在澳門賭場里，通過使用銀聯卡進行虛假奢侈品交易獲取現金。此後澳門金管局限制在賭場內的珠寶和其他奢侈品店使用銀聯卡。

華爾街日報援引為賭場提供顧問服務的IGamiX執行合夥人Ben Lee稱，那些可以用銀聯卡買珠寶的銷售點出現在賭場里面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推動賭場業務發展。因此清除這些銷售點，對業務增長會有不利影響。

全球房地產業受影響最大

受中國實施控制資金外流影響最大的將是全球房地產業。中國買家提振了悉尼、渥太華、倫敦等地房產市場。從這些地方的房價來看，這些買家匯往境外的資金遠遠超過了外管局規定的一年5萬美元限制。

不過房地產投資者青睞的一個資金轉移服務——中國銀行的“優匯通”業務可能被關閉。當局還在努力和美國監管機構達成一項協議，迫使美國的銀行披露其中國儲戶的資產詳情。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有文章提到，中國國內大行已暫停一個中國央行批準的人民幣跨境轉帳試點項目。暫停時間正是在中國央行調查中國銀行“優匯通”業務涉嫌洗錢後。

而資金外流管控措施給一些在海外開發項目的中資房地產開發商構成負面影響。

碧桂園嘗試將馬來西亞金海灣(Danga Bay)的濱水區項目的1萬套住宅中的部分出售給大陸買家。該公司在2013年年報中表示，金水灣的首個國際項目取得了巨大成功，簽約銷售額達到人民幣70億元。但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稱，今年碧桂園遭遇了大量解除購房合同的現象，而且主要來自中國客戶。

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發展如何管控風險？

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發展如何管控風險？

第一財經日報 楊倩雯 2015-07-31 17:41:00

一帶一路”貫穿幾十個國家，每個市場成熟度不同，國家間更有來自文化、經濟、法律、政治和監管體系上的差異，甚至一些國家還存在政治不穩定或是政府管治低效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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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十條”前夜，產業界正在變化環保部長：不是巨資投入，而是風險管控

不少土壤修複企業的業務，開始從工程項目擴展到風險管控的咨詢業。（CFP/圖）

“土十條”的治理思路釋放出了新的信號：監測監控、風險評估、風險管理。這種風險管控思維已在推動市場嬗變。與以往“動刀動槍”做土壤修複具體工程項目不同，不少土壤修複公司開始“往前做、往大做”。

被問及如何備戰“土十條”時，國內受訪公司的答複驚奇的一致，高能環境修複公司的答複或可作為業內“通稿”：

“加強修複技術研發、修複設備研制及采購，進一步壯大技術人員隊伍。”

“市場的需求非常大，但真正有技術實力的企業還是太少。”江蘇蓋亞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程功弼說。在這個腦補畫面應是挖土機的行業中，近日，2016年中國環博會（上海）上僅有的國產家夥叫做“蓋亞鉆機”，被程功弼稱為國產首臺土壤修複專業設備。

根據業內估計，預計未來五年年均市場空間近千億元，存量想象空間七萬億元。隨著全國不少地方出現毒地公共事件，以及社會環保意識的不斷增強，土壤保護及汙染土壤修複越來越受到各界的關註。土壤修複這個萬億級別的市場，伴隨著“土十條”的即將出臺，市場規模會不斷擴大。

實際上，除了在儲備技術與設備外，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不少企業在土壤修複行業的布局是往前做、往大做。

2016年初，環保部部長陳吉寧稱“土十條”的治理思路不是投入幾萬億元的“大治理”，而是風險管控：“要管控土壤汙染風險，通過改變土地使用方式，而不是簡單依靠巨大的資金投入，對汙染的土壤要加強監測監控，不讓汙染繼續發展。”

與以往“動刀動槍”做具體工程項目對比，監測監控、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土十條”的治理思路釋放出了新的信號。民營的第三方監測公司已經開始布局，例如，江蘇力維檢測科技有限公司已專門開辟了土壤事業部。

在目前工程項目有限且拿單難的情況下，拓展前端業務也成為修複企業的新布局，努力成為“擁有核心技術的綜合服務商”。上市公司廣西博世科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宋海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希望提高公司在咨詢、設計、研究開發、檢測、場調風評、項目實施管理乃至投資等方面的綜合服務能力。

“我們正在往前走，給正在運行的企業、園區提供環境服務。”大地益源修複有限公司總經理辜曉平說。在這家江蘇最早從事汙染場地修複工程公司的網站上，治理工程承包只是六項業務中的一個。

辜曉平表示，公司可以給企業做好咨詢，如何在前期避免土壤汙染，減少後期修複的成本。雖然咨詢業務的體量比工程要小，但是盤子要大得多，成本也更低。“更多的是人力成本，我們不需要動刀動槍那樣的使用藥劑、設備。”

風險管控的思路也讓遲遲不能進入國內市場的外資企業看到了希望，借此加大在華的評估業務。“似乎‘土十條’中對於資質沒有什麽要求。”AECOM中國區環境執行總監塗震江說。長期以來，因為各種資質的限制，他們只能為在華的外資企業服務。（詳見2016年4月14日報道《缺資質，門檻高，外企水土不服——環境咨詢業：執法越嚴，市場越大》）

環境咨詢這一細分領域在歐美國家非常成熟，不僅給企業，也給政府提供咨詢服務。“土十條”頒布後，政府機構內也缺乏土壤相關專業人士，環境咨詢公司可為政府提供服務。比如，即便在土壤防治工作開展較早的重慶市，巴南區環保局還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無專門機構及相關專業人員，不能滿足巨大的工作量的需要，亟待解決人員編制和機構設置。”

土壤相關咨詢業務還可擴展到環境損害鑒定——公益訴訟增多、環保執法加嚴的時候，企業也可雇傭評估機構來給自己做鑒定。“企業不一定就是大壞蛋。土壤汙染到底是地質條件造成的，還是企業排汙造成的？”北京建工環境工程咨詢有限責任公司一位員工介紹，“可以通過環境指紋來示蹤，找到非常細致的證據。”

不過，據環保產業研究機構宇墨咨詢的分析，雖然概念大熱，環境修複企業投融資活動在2015年卻未有明顯增長。這可能是土壤修複，尤其是耕地修複的商業模式還未清晰。對於有資本優勢的企業來說，另一條路則是不只關註土壤，通過PPP做大盤子。

2014年，湖南永清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與湘潭市嶽塘區合資組建了公司，承擔竹埠港重金屬汙染土壤修複。永清環保證券部負責人鄒七平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目前公司正在湖南邵陽的老化工廠片區開展類似模式，從生態修複到基礎建設，打包建設生態新城。

2016年5月19日，北京建工集團與湘潭地產集團經營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項目總投資42億元。其中，北京建工修複公司承擔的整治內容已不僅是歷史遺留廢渣治理，還包括黑臭水體整治、農業面源汙染治理等。

根據中國環境修複研究院院長高勝達的統計，2015年，全國從事土壤修複業務的企業數量增長至900家以上，在2014年約500家企業的基礎上翻了將近一番。

預計“土十條”頒布後，公司的數目會進一步增多，但是兩極分化也會更嚴重。

安倍晉三會見王毅 稱願與中方加強對話管控分歧

據外交部網站報道，2016年8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集體會見出席第八次中日韓三國外長會的中國外長王毅、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韓國外長尹炳世。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集體會見中國外長王毅（中）、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韓國外長尹炳世（左）

安倍表示，日中韓三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肩負著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責任，三國保持合作尤為必要。希望三國落實好此次外長會成果，為 年內舉行領導人會議做出積極準備，進而改善雙邊關系，促進地區發展。日方願從長遠角度出發，與中方沿著建立戰略互惠關系的方向，增進信任，加強對話，管控 分歧，為構建面向未來的日中關系而努力。即將召開的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對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期待屆時赴華出席峰會，日方祝願峰會成功並願為此提 供盡可能的協助。

王毅表示，中日韓三國在彼此關系存在困難的情況下召開此次外長會，保持了三國合作的基調與勢頭。中方為此提出了促進政治、經貿、人文、可持續發 展的“四輪驅動”合作主張。中方樂見日方作為二十國集團成員為峰會成功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今年還將有一系列中日韓三方共同參與的重要多邊會議，希望中 日韓三方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精神加強合作，為地區和平發展以及彼此關系的改善做出努力。

習近平同杜特爾特會談：把分歧管控好，把合作談起來

國家主席習近平20日在人民大會堂同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舉行會談。雙方一致同意，從兩國根本和共同利益出發，順應民眾期盼，推動中菲關系實現全面改善並取得更大發展，造福兩國人民。

習近平為杜特爾特舉行歡迎儀式

習近平指出，中菲是隔海相望的近鄰，兩國人民是血緣相親的兄弟。中菲同為發展中國家，團結、互助、合作、發展是我們的共同目標。雖然我們之間經歷風雨，但睦鄰友好的情感基礎和合作意願沒有變。中方高度重視中菲關系，願同菲方一道努力，不斷增進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處理分歧，做感情上相近相通、合作中互幫互助、發展中攜手前行的睦鄰友好夥伴。

習近平強調，為了更好開辟中菲關系未來，我們需要總結過去，汲取經驗。雙方要堅持睦鄰友好合作。中菲有世代友好的基礎，而沒有任何敵視對抗的理由。只要有利於中菲睦鄰友好的事情，都應該不遺余力去做。雙方要堅持妥善處理分歧。在兩國建交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里，雙方在南海問題上通過雙邊對話協商妥善管控分歧，這是值得發揚的政治智慧，也是能夠延續的成功實踐，更是確保中菲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共識基礎。只要我們堅持友好對話協商，可以就一切問題坦誠交換意見，把分歧管控好，把合作談起來，一時難以談攏的可以暫時擱置。雙方要堅持攜手共同發展，為兩國老百姓謀取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

習近平就中菲關系未來發展提出四點建議：

第一，雙方要加強政治互信。中國人民熱愛和平，親仁善鄰。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睦鄰友好政策。中國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同時堅持和平解決爭端。雙方應該加強高層交往，發揮高層戰略溝通對兩國關系發展的引領作用。要以這次訪問為契機，帶動兩國政府、政黨、議會、地方等全面往來和合作。

第二，雙方要開展務實合作。要全面對接兩國發展戰略，中方願同菲方加強“一帶一路”框架內的合作，探討實現互利共贏。中國願積極參與菲律賓鐵路、城市軌道交通、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造福當地民眾。雙方要加強執法防務合作。中方支持菲律賓新政府禁毒、反恐、打擊犯罪的努力，願同菲方開展有關合作。雙方要擴大經貿投資合作。中方願推動企業加大對菲律賓投資，幫助菲律賓經濟更好更快發展。雙方要深化農業扶貧合作。中方願幫助菲律賓提高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能力，支持兩國漁業企業開展合作。

第三，雙方要推動民間往來。中方將積極鼓勵中國遊客赴菲律賓旅遊，加強兩國教育、新聞、文化、媒體等領域交流，促進地方合作。中方建議兩國就明年菲律賓蘇祿王首次赴華600周年開展系列紀念活動。

第四，雙方要加強地區和多邊事務合作。中菲均為發展中國家，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國際秩序朝著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中方願同菲方在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框架內加強協調，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願同菲方共同推動中國—東盟關系和東亞合作取得更大發展。

杜特爾特表示，中國是偉大的國家，菲中悠久的友誼不可動搖。中國巨大發展成就令世人欽佩。當前，菲中兩國發展戰略高度契合，雙方合作擁有廣泛的增長空間。菲方致力於積極發展兩國關系，加強同中方合作，這將造福兩國人民。菲方感謝中方對菲律賓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力支持，贊成密切兩國各層級交往，就國家發展、社會治理深入交流，大力推進經貿、投資、農業、科技、制造業、基礎設施、減災防災、旅遊、航空、媒體、禁毒、反恐、海警、人文等合作，希望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菲律賓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菲方願推動中國—東盟關系更好發展，密切在國際地區事務中協調合作。

杜特爾特強調，今天的會談是歷史性的，全面改善和發展了兩國關系，這次訪問必將造福菲中兩國人民。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了中菲經貿、投資、產能、農業、新聞、質檢、旅遊、禁毒、金融、海警、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共13個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會談前，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為杜特爾特舉行歡迎儀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平、國務委員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全國政協副主席馬飈等出席。

【周年特刊】中企走出去： 要預判風險 更要管控風險

目前，“承包工程建設”業務和“海外並購”業務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兩種主要業態形式。
不過，鑒於“一帶一路”規劃涉及國家眾多、資金巨大，不僅有必要對目的國的風險挑戰進行正確評估，還需要在評估之後進行有效的風險管控。
鑒於工程項目不可轉移、前期投入資金較多，一旦遭遇風險致使項目中斷，會給承包商帶來巨大的固定資產和應收賬款損失。“以利比亞內戰為例，政局動蕩造成中資企業十多人受傷，企業工地、營地遭到襲擊搶劫，直接經濟損失達15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項目暫停，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估計超過200億元。”中債資信國家風險部高級分析師樊少華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對於政治、經濟和匯率等宏觀層面的風險，企業需要密切關註東道國相關領域的形勢變化，提前做好風險預判。”

標誌性政府項目易受風險沖擊
據商務部介紹，今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4191份，新簽合同額745.6億美元，同比增長26.1%，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0.4%。
其中，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承攬的埃及新首都建設項目合同額達27億美元，是前三季度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中標的最大承包工程項目。
目前，中國已和30多個國家簽署了合作協議，未來5年將與相關國家共同推進中蒙俄等六大經濟走廊建設。最顯著的是基礎設施項目方面的合作，比如印尼的雅萬高鐵、匈牙利-塞爾維亞鐵路、中國-俄羅斯東線天然氣管道、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中國-哈薩克斯坦（連雲港）物流合作基地等。
不過，正如樊少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的，由於海外工程承包項目投資規模較大，往往由政府部門組織建設或由國際社會援建，具有鮮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一旦東道國發生政治動蕩、出現政權更叠或者經濟形勢惡化等風險事件，這些標誌性的政府項目極易受到風險的沖擊。
美亞保險（AIG）責任險部和特殊金融險部負責人詹銘輝則告訴本報記者，承包工程建設業務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重大發展領域之一，常見的風險來源包括建工風險、人員安全和自然災害。
在建工風險方面，樊少華指出，工程承包項目施工周期長，項目結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約定，使得項目結匯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項目部分人工、采購成本支付國際化，因此，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其次，“如果合同條款設計複雜、參與主體多元化，合同管理難度較大，容易產生風險。”樊少華表示，“國際上各種技術標準存在差異，中國標準未獲國際認可，也會給中國承包商海外施工帶來不便。”
在人員安全方面，詹銘輝則指出，鐵路交通、能源開發等基礎設施援建是目前中國海外工程拓展的重點項目，多位於政治、經濟相對不穩定的地區。企業除要考慮項目本身的風險，更需要考慮其員工在境外的人身財產安全問題，特別是在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阿富汗等高風險區域。

並購潛在政治風險
對於海外並購業務，詹銘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一帶一路”的支持下，未來幾年中國企業跨境並購的數量、覆蓋範圍、交易金額都會持續增長，並購交易的激增也會使優質資產的競爭變得更為激烈。
樊少華指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進行並購交易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是面臨政府部門嚴格審查的風險。
比如，被並購企業所在國的監管部門可能會在既有的審批要求中附加更加嚴格的審核條件，從而延緩並購的交易流程。樊少華指出，最近，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的交易，就因歐盟監管機構要求並購雙方提供更多的附加資料，導致並購完成時間被推遲至2017年。
更有甚者，監管部門迫於政治壓力，可能否決並購交易。樊少華表示，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並購項目多次碰壁，其中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比如2016年，澳大利亞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和香港長江基建集團收購澳洲電網。
通常，企業在並購交易過程或並購後整合中所面臨的風險來自兩個方面：買賣雙方有可能由於信息不對稱而導致損失，以及一樁並購交易往往需要通過長時間的交涉去確定潛在的風險和未知因素。詹銘輝指出，這不僅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及財力，也有可能導致企業錯失並購的最佳時機。

管控“走出去”風險
那麽，要如何管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呢？
樊少華表示，為防止政府違約風險，企業需充分了解當地政府的經濟和財政狀況，當政府不能按時支付階段性工程款時，需要及時對政府信用進行評估判斷，切忌持續墊付資金推進項目，而某企業在承建非洲某國機場新航站樓工程時就出現過類似情況。
對於合同風險，樊少華認為，中國企業應該高度重視合同談判，認真審核合同條款，合理利用合同中的關鍵條款保護自己的權益，同時充分履行總承包商的職責增強對合同的把控力和執行力。“對於技術標準差異導致的施工障礙，中國企業應該與業主方深入溝通，在征得對方技術認可的情況下可以采用中國標準。”樊少華說道。詹銘輝則表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承包商通過購買綜合責任保險來轉移海外業務經營的風險。
在“海外並購”方面的風險，樊少華指出，外國政府的外資審查制度並不一定是專門針對中國企業的，但要想規避風險，中國企業還得不斷完善自身的風險管控能力：在選取並購目標之前，要做好盡職調查，不僅要從經營業務的角度考察並購項目自身的發展前景，還要挖掘並購項目的外在風險，比如項目的政治敏感度問題，充分評估外在風險對並購項目的負面影響。
詹銘輝則表示，利用並購保證保險作為買賣保證，為買賣雙方規避交易完成後的利益損失,也是一種轉移風險的途徑。實際上，合理運用並購保證保險可提高其在競標過程中的競爭力，這樣的戰略使用也逐漸成為並購交易中的策略和剛需。
這樣一來，如果同時面對有多個資質相當的買家競標的話，賣家會傾向於選擇有保險的買家交易，原因在於賣家在交易完成後就可以得到資金並撤出，不用擔心長期風險。

中企走出去： 要預判風險 更要管控風險

目前，“承包工程建設”業務和“海外並購”業務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兩種主要業態形式。
不過，鑒於“一帶一路”規劃涉及國家眾多、資金巨大，不僅有必要對目的國的風險挑戰進行正確評估，還需要在評估之後進行有效的風險管控。
鑒於工程項目不可轉移、前期投入資金較多，一旦遭遇風險致使項目中斷，會給承包商帶來巨大的固定資產和應收賬款損失。“以利比亞內戰為例，政局動蕩造成中資企業十多人受傷，企業工地、營地遭到襲擊搶劫，直接經濟損失達15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項目暫停，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估計超過200億元。”中債資信國家風險部高級分析師樊少華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對於政治、經濟和匯率等宏觀層面的風險，企業需要密切關註東道國相關領域的形勢變化，提前做好風險預判。”

標誌性政府項目易受風險沖擊
據商務部介紹，今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4191份，新簽合同額745.6億美元，同比增長26.1%，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0.4%。
其中，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承攬的埃及新首都建設項目合同額達27億美元，是前三季度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中標的最大承包工程項目。
目前，中國已和30多個國家簽署了合作協議，未來5年將與相關國家共同推進中蒙俄等六大經濟走廊建設。最顯著的是基礎設施項目方面的合作，比如印尼的雅萬高鐵、匈牙利-塞爾維亞鐵路、中國-俄羅斯東線天然氣管道、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中國-哈薩克斯坦（連雲港）物流合作基地等。
不過，正如樊少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的，由於海外工程承包項目投資規模較大，往往由政府部門組織建設或由國際社會援建，具有鮮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一旦東道國發生政治動蕩、出現政權更叠或者經濟形勢惡化等風險事件，這些標誌性的政府項目極易受到風險的沖擊。
美亞保險（AIG）責任險部和特殊金融險部負責人詹銘輝則告訴本報記者，承包工程建設業務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重大發展領域之一，常見的風險來源包括建工風險、人員安全和自然災害。
在建工風險方面，樊少華指出，工程承包項目施工周期長，項目結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約定，使得項目結匯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項目部分人工、采購成本支付國際化，因此，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其次，“如果合同條款設計複雜、參與主體多元化，合同管理難度較大，容易產生風險。”樊少華表示，“國際上各種技術標準存在差異，中國標準未獲國際認可，也會給中國承包商海外施工帶來不便。”
在人員安全方面，詹銘輝則指出，鐵路交通、能源開發等基礎設施援建是目前中國海外工程拓展的重點項目，多位於政治、經濟相對不穩定的地區。企業除要考慮項目本身的風險，更需要考慮其員工在境外的人身財產安全問題，特別是在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阿富汗等高風險區域。

並購潛在政治風險
對於海外並購業務，詹銘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一帶一路”的支持下，未來幾年中國企業跨境並購的數量、覆蓋範圍、交易金額都會持續增長，並購交易的激增也會使優質資產的競爭變得更為激烈。
樊少華指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進行並購交易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是面臨政府部門嚴格審查的風險。
比如，被並購企業所在國的監管部門可能會在既有的審批要求中附加更加嚴格的審核條件，從而延緩並購的交易流程。樊少華指出，最近，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的交易，就因歐盟監管機構要求並購雙方提供更多的附加資料，導致並購完成時間被推遲至2017年。
更有甚者，監管部門迫於政治壓力，可能否決並購交易。樊少華表示，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並購項目多次碰壁，其中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比如2016年，澳大利亞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和香港長江基建集團收購澳洲電網。
通常，企業在並購交易過程或並購後整合中所面臨的風險來自兩個方面：買賣雙方有可能由於信息不對稱而導致損失，以及一樁並購交易往往需要通過長時間的交涉去確定潛在的風險和未知因素。詹銘輝指出，這不僅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及財力，也有可能導致企業錯失並購的最佳時機。

管控“走出去”風險
那麽，要如何管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呢？
樊少華表示，為防止政府違約風險，企業需充分了解當地政府的經濟和財政狀況，當政府不能按時支付階段性工程款時，需要及時對政府信用進行評估判斷，切忌持續墊付資金推進項目，而某企業在承建非洲某國機場新航站樓工程時就出現過類似情況。
對於合同風險，樊少華認為，中國企業應該高度重視合同談判，認真審核合同條款，合理利用合同中的關鍵條款保護自己的權益，同時充分履行總承包商的職責增強對合同的把控力和執行力。“對於技術標準差異導致的施工障礙，中國企業應該與業主方深入溝通，在征得對方技術認可的情況下可以采用中國標準。”樊少華說道。詹銘輝則表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承包商通過購買綜合責任保險來轉移海外業務經營的風險。
在“海外並購”方面的風險，樊少華指出，外國政府的外資審查制度並不一定是專門針對中國企業的，但要想規避風險，中國企業還得不斷完善自身的風險管控能力：在選取並購目標之前，要做好盡職調查，不僅要從經營業務的角度考察並購項目自身的發展前景，還要挖掘並購項目的外在風險，比如項目的政治敏感度問題，充分評估外在風險對並購項目的負面影響。
詹銘輝則表示，利用並購保證保險作為買賣保證，為買賣雙方規避交易完成後的利益損失,也是一種轉移風險的途徑。實際上，合理運用並購保證保險可提高其在競標過程中的競爭力，這樣的戰略使用也逐漸成為並購交易中的策略和剛需。
這樣一來，如果同時面對有多個資質相當的買家競標的話，賣家會傾向於選擇有保險的買家交易，原因在於賣家在交易完成後就可以得到資金並撤出，不用擔心長期風險。

中國版“SA-CCR”來了 銀監會新規管控銀行衍生工具風險

近日，銀監會就《衍生工具交易對手違約風險資產計量規則(征求意見稿)》(下稱《規則》)公開征求意見，《規則》要求商業銀行使用權重法或內部評級法計算衍生工具的交易對手違約風險資產，並將衍生工具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管理納入全面風險管理框架。

銀監會表示，近年來，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我國商業銀行衍生工具交易業務快速增長。《規則》的制定是為了增強交易對手信用風險資本監管的有效性，推動商業銀行提升衍生工具風險管理能力。

“《規則》借鑒國際經驗並結合我國銀行業實際，提高衍生工具資本計量的風險敏感性。”銀監會稱。

工行風險部人士告訴第一財經，國內商業銀行衍生交易的產品類型以匯率類、利率類產品為主，交易類型以互換、遠期等簡單產品為主。“總體而言，目前國內商業銀行衍生交易的業務規模較小、結構相對簡單，但近幾年業務增長的速度較快。”

優化計量方法接軌國際

某大行資深人士對第一財經表示，根據目前的市場狀況、金融衍生品發展階段等，《規則》樹立了規範，同時也與國際經驗更加貼近了，計量方法更加精細化，並且提高了敏感度。同時，也推動了監管的審慎性，能更全面地了解銀行相關風險。

對於出臺的背景，銀監會表示，根據2014年3月巴塞爾委員會發布的《交易對手信用風險計量的標準方法》，銀監會起草了《規則》。

上述工行風險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表示，2007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場外衍生品市場遭受重創，許多大型金融機構損失慘重。為此，2010年底巴塞爾委員會發布的《巴塞爾III：增強銀行體系穩健性的全球監管框架》提高了交易對手信用風險(CCR)資本要求。

為進一步解決CCR資本監管框架的缺陷，2014年3月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露計量的標準法》(SA-CCR)，要求各監管當局使用SA-CCR替代原有方法計量CCR風險加權資產。

“在此背景下，中國銀監會適時出臺《規則》，相關條款與國際監管標準基本保持一致。”上述工行人士稱。

據介紹，《規則》主要是對衍生工具交易對手違約風險暴露的計量方法進行了優化，包括重新梳理了衍生工具資本計量的基礎定義和計算步驟，明確了凈額結算組合、資產類別和抵消組合的確定方法，規定了不同保證金安排情況下風險暴露的計量公式等。

對於衍生工具的交易對手違約風險資產的計量，銀監會要求銀行使用權重法或內部評級法。具體來看，采用權重法的，交易對手違約風險資產為衍生工具的交易對手違約暴露乘以交易對手的風險權重。采用內部評級法的，則根據《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附件3計算交易對手違約風險資產。

對於凈額結算組合的確定，銀監會明確了三大標準。一是，銀行與交易對手簽訂合法的凈額結算協議。在交易對手違約或者被清算時，對包含收取權利和支付義務相關交易的盯市價值，商業銀行可采取凈額結算方式進行清算。

二是，商業銀行應確保凈額結算協議合法有效，並就凈額結算協議涉及的法律提供書面的審查意見，以確保凈額結算能夠有效實施。

三是，在凈額結算協議適用的法律發生變化時，商業銀行應確保相關協議仍合法有效。

同時，《規則》要求銀行將衍生工具劃分至相應的資產類別和抵消組合內，並建立書面的衍生工具分類流程和標準。

其中提及的衍生工具的資產類別包括：利率類工具、外匯類工具、信用類工具、股權類工具和商品類工具。

銀監會表示，資產分類的依據是衍生工具的主要風險因子，由其參考標的工具決定。當一個衍生工具同時包含不同類型的風險因子(如多元資產或混合衍生品)時，銀行應根據不同風險因子的敏感性和波動率來確定主要風險因子。

《規則》要求銀行在資產類別劃分的基礎上，建立抵消組合劃分標準，並將各類資產類別的衍生工具劃分至抵消組合內。同時也區分保證金衍生品交易和無保證金衍生品交易。

“新方法中考慮了危機時期的市場波動性，計量結果更為審慎。”工行上述人士對第一財經表示。

納入全面風險管理

在規則的第十條中，銀監會也要求銀行將衍生工具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管理納入全面風險管理框架，建立健全衍生產品風險治理的政策流程等。

“目前，中國衍生品市場處於發展的階段，不斷推出一些新的衍生品，市場建立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發展速度是很快的。”上述大行資深人士對第一財經稱。

今年10月31日，中國版CDS（信用違約互換）在銀行間市場交易試水，首批名義本金規模為3億元，這意味著銀行參與的衍生品市場在擴充，其市場風險外延也在擴展。

據前述工行風險部人士介紹，商業銀行衍生工具的交易對手包括金融機構和企業客戶。衍生產品交易面臨的風險包括市場風險和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是指市場價格不利變動帶來的可能損失，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是指交易對手出現違約或破產導致銀行面臨的潛在損失。

面對如上風險，銀行可以通過風險限額、風險緩釋、風險監控、風險報告等手段對上述風險進行管控，並計提相關資本。

若《規則》出臺之後，銀行將需要做哪些調整?

“SA-CCR方法較原方法產品維度更細、考量因素更多、計算過程更為複雜，銀行需要升級管理系統、更新計量方法、實現監管資本的準確計量。”前述工行人士稱。

《規則》除了要求銀行將衍生工具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管理納入全面風險管理，還要求強化信息系統和基礎設施，提高數據收集和存儲能力，確保衍生工具估值和資本計量的審慎性。

上述大行資深人士也表示，《規則》的相應要求，根據監管更審慎的目的，銀行會對系統進行改造。銀行此前也有相應的準備，並不會對銀行帶來很大的影響。

商務部：中國資本外流管控針對的是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在6日召開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中國控制資本外流措施是針對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的，對於合法經營、合法匯出收入的外資企業沒有影響。通過這樣的管理措施，使大家有一個更好的預期，有了更好的預期就能夠控制風險。並表示，開放敏感領域時將先放到自貿試驗區里進行測試。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答記者問

問:目前中國政府加大力度控制資本外流，一些專家認為，從長期的角度來看，這些措施不利於吸引外資，因為一些外資企業擔憂得到投資回報也不能海外送金，你怎麽看待這些問題呢?

王受文：謝謝你的提問。剛才我講到，習近平主席說了，我們利用外資有三個不變，即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不會變，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障不會變，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服務的方向不會變。

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的合法利益得到保護，這是法律的規定。他們在中國的合法利益，他們的合法經營行為，比如他們來中國投資，增資或者減資，他們有利潤要匯出，這些都是合法的利益，法律規定不受影響。

剛才你提到中國政府為了控制資本外流，采取了一些措施，我想你也非常清楚，這些措施是針對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的，對於合法經營、合法匯出收入的外資企業沒有影響。

我相信這位記者應該註意到，12月9日的時候，外匯局專門有一個聲明，凡是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合法的業務收入的匯出，增資減資活動都不會受到影響。我相信通過這樣的管理措施，使大家有一個更好的預期，有了更好的預期我們就能夠控制風險，如果能夠很好的控制風險，中國的經濟就會更好的發展，中國經濟更好的發展，對外資企業來說是有利的，對世界也是有利的。謝謝。

問：第一個問題，王部長您說到，預計2016年全年實際使用外資的水平與2015年基本持平，但是我們看到2015年比上年上漲6.4%，所以我們想請問這個基本持平應該怎麽理解？是也會達到6.4這個水平嗎？畢竟前11個月只有3.9%，離6.4%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第二個問題，剛才您也講了我們吸引外資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擴大開放，我們也看到，接下來要開放的這些行業相當多是敏感性的，包括一些非常規的采礦業，包括電信、教育等等一些非常基礎性的，我想問如何平衡擴大開放跟保障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很多外資也擔心，可能到時候臨門一腳時，還是會被以安全為理由拒絕，您怎麽來看外資的這種擔心？謝謝。

王受文：謝謝你的提問。去年吸引外資的規模和2015年持平，前年增長6.4%，我覺得去年吸引外資可能不會增長那麽多。我們說整體規模基本上持平，也就是增長幅度在百分之零點幾，大概會是這樣的水平，現在的數字還沒有最後出來。盡管如此，我剛才已經講到，我們的結構是優化的，這一點是令我們感到欣慰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確實在我們進一步擴大開放時，一些敏感行業也會進入到開放的領域。我們講，現在改革開放進入到深水區，你講得非常到位，在開放的時候我們要確保既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同時也要確保安全可控，確保風險可控，這是底線。怎麽來做到兩者的平衡呢？因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經濟體，中國政府采取的措施，前不久大家可能看新聞也看到了。習近平主席專門對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有一個重要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講，建設上海自貿試驗區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一項戰略舉措。這個戰略舉措是什麽意思呢？在這些敏感領域開放的時候，我們先放到自貿試驗區里進行測試，如果測試效果很好，放寬了準入，市場主體發揮了作用，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同時風險可控，那麽我們就進一步在全國推廣。如果風險比較大，風險不可控，或者開放會影響到國家安全，我們就會在試驗之後給它緩一段時間來考慮擴大，或者再做一些調整。

國家安全審查在全世界都是一個慣例，我們發展經濟不能夠損害國家安全，這也是國際上共同的認識，我們通過自貿試驗區的壓力測試，通過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我相信我們能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平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