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操盤各大國際電影節40年 馬可·穆勒詳解“完全手冊”…

每經影視記者 丁舟洋 實習生 徐程

每經影視編輯 溫夢華

平遙電影展間隙，在通往專訪室的短短百余米路程中，馬可·穆勒數次被年輕的中國導演們攔下來。

“馬主席，可以跟您聊聊嗎？”面對這些迫不及待的詢問，馬可·穆勒均爽快答應，並不斷囑咐同伴安排時間。同伴悄悄拉他：“不能再答應了，您真的沒時間了。”馬可·穆勒扭轉頭堅定的說：“見中國新導演，我當然有時間！”

操盤國際電影節40年，這個被認為“將中國電影推向世界第一人”的意大利老頭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電影發燒友。“沒有中國電影，就沒有我這個主席。”

▲操盤國際電影節40年的馬可·穆勒，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電影發燒友（圖/視覺中國）

早在1978年，馬可·穆勒就策劃了全球首個中國電影展，從張藝謀、陳凱歌到姜文、賈樟柯……每一代走向國際舞臺的中國電影人都與他有著不解之緣。卸任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主席的幾年時間里，他的工作重心仍是中國電影。賈樟柯力邀他擔任平遙國際電影展藝術總監，在馬可·穆勒的張羅下這個新銳電影展將目光聚焦中國電影新生代。

而籌辦電影展著實考驗智慧，從哪籌錢？選片的尺度怎樣把握？藝術價值與商業價值如何同時實現？馬可·穆勒向每經影視（微信ID：meijingyingshi）記者詳解了操盤秘笈。

·光靠賣票養不活電影節

【“做主席難，做電影節主席更難，做三大藝術電影節的主席難上加難。”馬可・穆勒早就從中國朋友那里聽到過這句調侃，而他也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這句玩笑背後的壓力。“錢從哪來？”是電影節“大家長”每年都要面對的焦慮。】

每經影視：您擔任過荷蘭鹿特丹電影節、意大利威尼斯電影節、瑞士洛迦諾電影節等多個國際電影節的主席，辦藝術類的電影節對電影產業是件好事情，但同時也是一件燒錢的事情，電影節、電影展應該從哪找投資？

馬可•穆勒：1932年威尼斯電影節誕生，1939年戛納電影節創立。彼時，這些電影節的主辦方都是來自旅遊業、酒店業的公司。那時候他們為什麽要投錢舉辦一個全新的電影節？因為他們覺得酒店的旺季太短了，發現辦電影節是個延長旅遊季的好辦法。為什麽威尼斯是8月底9月初？因為那個時候旺季結束，戛納為什麽在5月份？因為它在複活節和暑假度假期間。都是這個原因。

但後來另一批人開始考慮，是不是可以創造另一種電影節，旨在於補充發行系統所缺少的影片，為了滿足產業和觀眾對藝術類影片和多元化影片的需求。而這種電影節是最難找錢的。

比如我在威尼斯電影節當主席的時候，會專門去找一些品牌方，在影展中新創造一個獎，這個獎項與主競賽單元無關，但可以給予他們單獨冠名獎項、活動和晚會的曝光機會。這是我發明的一種辦法，一直到現在也還在用。

還有另外一種辦法，就是去跟一個大的公司說“是不是可以出錢修複一些老電影”，影展中展映修複影片時第一個logo就會是你們的。我發明之後，我看上海國際電影節也經常用這種方式。

▲2009年9月，第66屆威尼斯電影節，中國影片《鬥牛》首映禮，管虎、黃渤和馬可·穆勒一起出席助陣（圖/視覺中國）

每經影視：所以威尼斯電影節之前有經歷過旅遊公司來主辦，後來就需要你們自己去跟品牌方談贊助？

馬可•穆勒：是的，政府也會給一些錢。

歐洲電影節一般的情況是，政府最多給到40%~50%的錢，不低於一半的資金是來自民間的。電影節本身也無法靠賣票來實現收支平衡，主要還是要靠商家贊助的方式。

每經影視：找投資困難麽？大家願意給錢嗎？

馬可•穆勒：威尼斯不困難，洛迦諾也比較容易。我當洛迦諾電影節主席的第一個決定就是把電影屏幕面積擴大兩倍，然後我就跟贊助商說，每天晚上每場電影1萬觀眾，歐洲最大的露天電影屏幕第一個畫面播放的是他們的廣告，他們就覺得特別有效。

·“我不會考慮不打動我的電影”

【首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馬可·穆勒充分施展自己在歐洲電影界的號召力，為影展搜羅了不少剛剛在戛納、柏林嶄露頭角的藝術新星。而影展的選片既要註重藝術風格又要顧及普通觀眾，還必須把握住內容不越界的審查尺度。】

每經影視：怎麽和賈導談起的辦這個電影展？

馬可·穆勒：我跟賈導是老朋友了，從他的第一部電影《小武》在柏林電影節放映，我看到非常驚喜，告訴他一定要保持聯系。後來我想辦法把他的《站臺》拿到威尼斯去放映，還給他做了這部影片發布會的翻譯。

賈導在兩年前跟我說起，想辦這個電影節。他說他除了拍電影外，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去跑國際電影節。那為什麽不能在家鄉山西辦一個國際電影節。我說可以啊，沒問題。如果你有這個想法，能創造這個條件，能找錢、找政府的支持。那我可以保障邀請到國際範圍內的優秀電影來參展。

▲2017平遙電影展馬可·穆勒（左二）和賈樟柯（右一）合影（圖/主辦方供圖）

每經影視：的確很多導演都說他們來參展是收到了您或者賈樟柯導演的親自邀請。您選擇參展影片的標準是什麽？

馬可·穆勒：發出影片的邀請主要是我，產業和公司方面的邀請主要是賈導。

至於選片的標準，首先這部影片的道德概念和社會內容必須是比較高的，然後我的標準就是從感情出發，我不會考慮那些我看了以後不打動我的電影。

在考慮平遙電影節的目標觀眾時，我和賈導商量，藝術類影展的觀眾偏文藝青年或者影迷級的觀眾這是理所應當的。但我同時也希望廣大普通觀眾能從這個影展中找到一些他們看得懂、喜歡看的電影。所以我們也會吸收一些藝術感氣息比較強的類型片，比如動畫電影《大世界》。

每經影視：為了保障“安全著陸”，無論是國內外的電影節，所有參展的中國影片都必須拿到“龍標”（公映許可證）對吧？

馬可·穆勒：那當然。我們從5月的時候，就開始看他們制作中的工作拷貝，那時候我們看中的一些影片有的還沒拿到龍標，我們就持續跟蹤它們拿龍標的進展，等到9月它們的龍標批下來了，也正好到了我們發布參展片單的時間，時間剛剛好。

對於在發布影展信息時還沒拿到龍標的優秀電影，我還有一種方法。比如威尼斯電影節賈樟柯的獲獎影片《三峽好人》，我看了以後馬上問電影總局，你們覺得這部電影會讓通過嗎？他們說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就先不把它列入電影節的展映名單中，如果我們在電影節開始後它的流程走完了，拿到批文了，那我們就給電影節加一個surprise film（“驚喜影片”），臨時加映一部。在中國主辦的電影節放映國外電影節，則通過電影局或者當地宣傳部的審查，這樣就可確保沒有問題。

·每年有一半時間在中國選片

【作為文革後第一批來中國留學的外國人，馬可·穆勒的青春在中國度過。如今他仍能說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但有時他想不起某個詞該怎麽說了，記者看他苦苦回憶，建議要不別說中文了、用英文吧，他仍堅持要講中文。】

每經影視：為什麽當初決定來中國留學？

馬可·穆勒：我是馬克思主義者，很想來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看看，而且上世紀60年代西方很流行中國的佛教、禪宗思想。1974年，我來到遼寧大學研究群眾文藝，從那時候開始看了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但我並不太喜歡。

1977年春天，我從遼寧大學轉到南京大學，我還記得在南京的一個籃球場上看了一場露天電影——謝晉導演拍於1962年的《紅色娘子軍》。我覺得太棒了，他把中國電影傳統與蘇聯電影、西方電影結合了一起來，我一定要去研究他。

兩年後，我申請到了對謝晉導演的詳細采訪。那之後，謝老就變成了我的老師。

▲謝晉導演的《紅色娘子軍》對馬可·穆勒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圖/豆瓣）

每經影視：是怎麽走上電影策展人這條路的？

馬可·穆勒：我回意大利後，在大學里研究民族音樂，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當時我還是助教，授課一年後，教授跟我說明年要換一個國家來研究。而我還是想繼續做中國方面的研究，於是就沒再那待下去了。

事實上我1978年剛回到意大利時，就舉辦了一個關於中國電影的展覽，但那時候條件還並不理想。於是我就自己創立了一個電影節，現在叫“都靈電影節”，我組織了135部中國電影展映，有1300家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前來報道。

1980年第一部入圍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內地影片，你知道是哪部嗎？是改編自曹禺話劇的電影《原野》，由葉劍英的女兒淩子導演，是我將它推薦到威尼斯的。從那個時候開始，威尼斯幾乎每年都有至少一部內地電影參展。

▲改編自曹禺話劇的《原野》，是1980年第一部入圍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內地影片（圖/豆瓣）

每經影視：聽說您在張藝謀那批導演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就註意到他們了？

馬可·穆勒：這要感謝淩子，張藝謀是1978年入學的。1979年，淩子請我一起去看幾個電影學院的學生作品，我去了一趟，看到了張藝謀、田壯壯的學生作品。我看了以後就對他們說：“我們從今以後一定要保持聯系，我一定會想辦法把你們這批導演的電影推廣出去。”

每經影視：您現在經常呆在中國嗎？

馬可·穆勒：瑞士知名建築設師Mario Botta建立了一所歐洲很先鋒的建築學校，2000年他來找我想讓我在學校教課。我給他們開設了電影美學設計這門課程。

所以我每年有一學期的時間待在歐洲上課，另一半的時間我在中國選片、看電影、與創作者和發行方交流。其實在歐洲的時間我每周也有三天會看電影，每年集中在中國的時間則鞏固我的選片工作。中國電影打動我，每個年代都有優秀的新銳中國電影人讓我看到新的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