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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呢個星期三動議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要求政府交出審批免費電視牌照決定嘅機密文件。唔想死得不明不白嘅香港電視網絡職工會已重返立法會紮營,向議員施壓,希望動議得以過關。不過,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早已預告唔會參與包圍立法會,似乎唔想因此得失阿爺同西環,保住最後攞牌希望。 自從兩星期前開記招高調反擊梁振英後,魔童無再搞記者會,港視發言人亦講明佢暫時唔接受傳媒專訪。不過,咁樣並唔代表佢放棄同思歪打輿論戰,呢段時間佢主打報章專欄,撰文反駁政府或者左報嘅攻擊,或主動向思歪政府挑機。另一樣進可攻、退可守嘅武器,就係選擇適當時間出席公開活動。事有湊巧,港視不獲發牌後,唔少機構邀請魔童講talk,尤其係各大專院校。除咗早前三千人撐場嘅中大講座,王維基之後仲出席咗中大新聞獎講座、理工大學學生會搞嘅講座,本週一、二仲分別去埋浸會大學同埋樹仁大學。據瞭解,主辦浸大嗰場講座嘅傳理學會,係喺政府公佈發牌決定後先至邀請王維基,但失牌事件後,王維基答允出席活動,惟講座謝絕場內採訪,只限師生參與,明顯唔想太高調。不過,風頭火勢,佢依然答允出席,似乎都預咗政府會出招,隨時喺場外接受訪問反擊,並趁立法會表決議案前發功。曾自言已不奢望政府發牌嘅王維基,其實大把後著打呢場輿論消耗戰。 |
1989年11月9日晚,剛剛出差歸來的蔡司公司員工Claudia Bolsinger從丈夫口中得知,柏林墻倒了。
蔡司公司的傳記《同根》(Birds of A Feather)記錄了她當時的感受:“也許是因為我一直清晰的記得柏林墻上的鋼絲網和勃蘭登堡門邊的俄國士兵”,像大多數德國人一樣,她沒有預料到這一天來得如此之快,而且平和。
德國納粹戰敗後,德國進入東西分治階段,東德進入蘇聯人的治理範圍。柏林墻倒塌之後,是東西兩德政治和經濟的再次融合。
蔡司公司的重新整合,與東西兩德的統一進程驚人的一致。這家以光學器件知名全球的企業自1846年建立,就一直位於耶拿城(Jena)。直到二戰之後分治政策,一批管理層出走,在西德的奧博科亨(Oberkochen)另立門戶,形成耶拿蔡司與奧博科亨蔡司並立,兩者共享商標使用權的局面。
伴隨著兩德的統一進程,蔡司的合並提上議事日程。
1990年3月1日,東德部長會議通過決議,成立國有資產信托管理機構,機構的主要目的是階段性的持有原國有企業,並推進這些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將其轉變為與西德地區一致的“資本主義企業”。當年的6月,耶拿蔡司由國有企業,變更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在這一時期,上述信托管理機構是東德蔡司的100%持有人。
1990年10月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即東德)以並入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即西德)的方式,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德國統一的政治進程出乎意料的順利,而經濟和企業層面的改革難度則被低估了。
蔡司的整合,難題主要來自於東部耶拿蔡司,更大範圍內的,來自於對蘇聯控制區實行的國有控制體系的改變:私人產權將代替“人民財產”,自由定價代替行政統一定價,市場化的勞動力市場代替國家主導的“充分就業”。
在波士頓咨詢集團對耶拿蔡司的診斷不容樂觀:過長的生產鏈條、計劃經濟的生產結構,以及難以忽視的“隱性失業”。在1990年,耶拿蔡司14705名員工未滿時工作,其中4386名是“零工時”。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看法是,如果沒有大膽的重組措施,耶拿蔡司到1991年有破產之虞。
除了面臨市場萎縮,收入銳減外,耶拿蔡司同時需要面對西德馬克引入原東德地區後的貨幣漩渦。
在東德民眾眼里,西德貨幣是經濟奇跡的象征,代表了富足和繁榮。在政治家眼里,在原蘇聯統治的東德地區引入西德馬克,是防止原東德居民大量湧入西德,避免社會問題的最手段。
1990年的7月1日,西德馬克被引入,以取代東德貨幣。兩種貨幣的兌換比例被確定為1:1,並對兌換金額做了相應限制。15歲以下兒童可以兌換2000,60歲以下成人兌換4000,60歲以上則可兌換6000;對於經營性企業來說,其債務可以按照2:1兌換,不過工人的工資合約與養老金則是按照1:1。
身處社會變革時期的德國經濟學家格林德.辛恩與漢斯-維爾納.辛恩在1991年8月所著的《冰冷的啟動-從國民經濟視角看德國統一》披露,當時東西德貨幣黑市的兌換比例近似7:1,甚至是11:1。
黑市的貨幣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供需關系。兩位經濟學家切近的觀察柏林墻倒塌之後的統一進程,認為東德原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路徑選擇並不恰當,而貨幣政策也錯了。與東德員工的勞動生產率相比,貨幣統一後的工資過高了。
慷慨的貨幣政策和工資,對於避免東德地區民眾流向西德有所幫助,但這給制造企業帶來了壓力。
卡爾蔡司的耶拿高管Klaus-Dieter Gattnar絕沒有預料到貨幣統一來得如此之快。《同根》(Birds of A Feather)記錄了他對於這場改革的看法,“貨幣改革對我們(指蔡司)來說絕非幸事,它是一場經濟災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耶拿蔡司和奧博科亨蔡司的艱難談判達成妥協,其中包含影響耶拿蔡司工人命運的條款。比起奧博科亨的“兄弟”,位於耶拿城的蔡司更加龐大,並有超過2.7萬名員工,而這其中的17000人將不得不另尋出路。
不管是對於蔡司,還是耶拿城,這樣數量的人員削減都是驚人的,要知道耶拿的人口也只有10萬左右。
耶拿蔡司的人員裁撤,是前東德艱難經濟調整的縮影。東德勞動生產率只有西德的三分之一,五到十年的技術差距,統一後的東德產業在突如其來的市場化競爭中暴露出不足,五個州的失業率一路走高。
東德與西德合並的政治進程迅速,而前東德地區經濟和產業調整困擾了一代人。即便在二十余年後的今天,前東德地區的經濟效率仍相形見絀。幸運的是,蔡司和耶拿城重新煥發了活力。
為了改變目前重量不重質的局面,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大學校長金東寒建議稱,地方政府應適時修訂甚至退出專利申請補貼政策,以減少對專利數量的刺激。
與此同時,金東寒認為,可以嘗試以運用為導向的後補貼政策,也就是地方政府把退出專利補貼政策省下的錢用於獎勵專利運用比較好的企業。使得知識產權政策從保護導向,升級為保護與運用並重的導向,引導企業更加關註知識產權的質量和布局以及運用。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的2017年重點工作任務中強調:開展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完善知識產權創造、保護和運用體系。金東寒說,自己認為非常有必要。
自2008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以來,我國已形成國際高標準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和強有力的知識產權司法、行政雙規保護機制。在政府政策引導下,企業逐步具有了明確的知識產權主體意識,知識產權能力不斷提高,產生了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一批具有一定知識產權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專利、商標申請的積極性、主動性不斷提高。
2016年,發明專利申請達133.9萬件,連續6年位居世界首位。截至2016年底,國內發明專利擁有量共計110.3萬件,成為繼美國和日本之後,世界上第三個國內發明專利擁有量超過百萬件的國家。
2016年,商標申請量達369.1萬件,連續十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截至2016年底,商標有效註冊量1237.6萬件,每萬戶市場主體商標擁有量達1422件。
金東寒說,可以認為,我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第一階段,基本實現了確定的目標,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
但是,金東寒認為,我國的知識產權發展也存在明顯的問題,比如知識產權的質量有待提高,布局不合理,知識產權績效未能轉換,未能充分發揮作用等。
以專利為例,與美、德、日等專利強國相比,我國企業專利國際布局能力明顯不足。金東寒說,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劃分的35個技術領域之中,截止2016年,我國發明專利擁有量高於國外公司在華發明專利擁有量的有29個,但在光學、發動機等6個領域與國外仍存在差距。在專利的國際布局上,2015年我國的發明專利申請量超過110萬件,但是,我國的海外專利申請量只有4.2萬件,只占國內申請量的3.82%,而同期美國為40.4%、日本為61.2%。這就意味著我國有96%的發明在海外放棄了專利保護,失去了本該擁有的國際市場優勢。
另外,由於長期重視知識產權的創造和保護,再加上知識產權質量不高、布局不盡合理,知識產權成為了紙面上的權利,未能有效轉化運用,我國的知識產權運用績效未能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對創新驅動發展的支撐保障和引導作用未能充分發揮。
為完善知識產權工作,金東寒建議說,要以經濟科技發展融合度標準評價知識產權。考慮到我國現有龐大數量的專利實際轉化的比例非常低,對有效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支撐不足。因此要回到知識產權制度的本質功能,要以知識產權與經濟發展融合的緊密度、轉移轉化效益以及企業知識產權競爭能力提升程度來評價知識產權制度運行效果,而不能以數量論英雄。“具體建議是地方政府應該適時修改甚至退出專利申請補貼政策,減少對專利數量的刺激。”
此外,金東寒說,不僅要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更要重視其運用。知識產權創造是基礎,知識產權保護是手段,知識產權運用才是目的,只有加強知識產權運用才能實現知識產權價值,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績效。因此,我國知識產權工作應從“保護導向”升級為“保護與運用並重導向”。在這個層面,金東寒則建議地方政府把退出專利補貼政策省下的錢用於獎勵專利運用比較好的企業,也就是實施運用導向的後補貼政策。
同時,金東寒說,還要加強知識產權人才培養體系建設。目前,我國知識產權人才培養體系急需完善,以滿足知識產權人才的複合性、應用性、國際化特點,需要註重知識產權學科定位的頂層設計,完善知識產權人才培養模式,形成多層次、多樣化的知識產權人才培養體系,為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撐。目前,知識產權人才培養面臨著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一方面,純法學背景的知識產權本科畢業生供過於求;另一方面,複合型的知識產權研究生畢業生供不應求。根據我們的研究,市場急需的是理工科本科出身、偏經管的知識產權專業碩士或博士、應用性複合型人才。
金東寒表示,要健全工作評價標準,不以數量、規模論英雄,而以經濟融合度為評價標準,從重視數量積累向重視質量提升和結構優化轉變。還要促進知識產權轉化實施,從簡單化的數量增加、規模擴張向實質性的轉化運用、增能提效升級,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對創新驅動發展的保障和引導作用,最終實現知識產權強國目標。
另外,金東寒表示,人才的培養和保障需要學科支撐,學科建設是知識產權強國的“定海神針”。
據統計,全國61所高校增設了知識產權本科專業,29所高校設立了知識產權學院,91個學位授予單位開展與知識產權相關的碩士研究生培養,31個學位授予單位開展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博士研究生培養,培養了一大批知識產權專業人才。
但是,金東寒認為,知識產權學科是典型的交叉學科,涉及法學、管理學、經濟學、情報學,還需要有一定的理工學科背景。不過知識產權學科目前普遍存在重法律、輕經管的問題,我國知識產權人才培養在學科設置上絕大多數都依附於法學專業,其教學內容及知識結構普遍側重於法學, “知識產權”被狹隘化為“知識產權法”。
這也導致了知識產權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脫節。因為市場實際需要的知識產權人才不但要求有一定的法學基礎,還要有相應的理工科背景和經營管理能力。單純擁有法律知識的學生難以勝任知識產權管理與運用工作。在教學內容上過於偏重理論和學術探討,缺少實務相關內容,使得畢業生缺少相應的實務工作能力。學生知識結構、能力結構不合理直接導致了大量知識產權畢業生難於滿足社會對知識產權人才的真實需求。
因此,金東寒建議,要完善知識產權人才培養體系,制定知識產權學科定位頂層設計,形成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
隨著創新型國家建設和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知識產權學科已經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但是,金東寒表示,知識產權學科定性不明、定位不清,必然影響知識產權強國戰略的實施,進而影響創新驅動戰略的深入推進。
此次全國兩會,金東寒提交了《關於加強知識產權學科建設的建議》的議案,希望加強知識產權學科建設,強化學科建設的頂層設計,建議在形成相對成熟的知識產權二級學科群後,增設知識產權為一級學科。
從堅持不上市的快遞巨鱷,到如今盲目擴張的上市公司,順豐的背後是患有嚴重“上市後遺癥”企業的無可奈何。
來源 | 快刀三俠(ID:kuaidaosanxia)
文 | 路德維格
上市2個多月的順豐又有新動作了,這次它們把目光瞄準了彩票行業。
2017年4月27日,順豐控股發布了一則聲明:順豐控股旗下的子公司“順豐彩”將與國家體育總局體育彩票中心在即開型彩票代銷、系統對接、主題票定制和倉儲配送等多個領域全方位合作。兩者共同開發了一款以順豐元素為主題的——豐彩紙型即開票,此彩票最近已經獲得財政部審查批準。
這是對轉型懷有“執念”的順豐,在繼順豐優選和嘿客之後,又一個讓眾人懵逼的轉型“力作”。在把快遞送到你手里的過程中,王衛似乎希望順豐小哥可以跟瑞士軍刀一樣無所不能。
盡管2016 年中國全年彩票銷量高達 3950 億元,但這依舊不能賦予順豐涉足彩票的正當性。事實上,博彩業在國內屬於壟斷經營狀態,發行機構和發售單位都受到政府的把控,解禁遙遙無期。
比起探究順豐如何將物流與博彩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行業合理結合,更值得我們註意的是上市後的順豐對於“掙快錢”的迫切需求。
與此同時,在媒體對於順豐2017年一季度財報的解讀里,頻頻出現“增長放緩、發展瓶頸”這樣的負面詞匯。這也導致很多人將順豐涉足彩票領域,看作是其遭遇發展瓶頸後有病亂投醫地功利性選擇。
從排名第一、堅持不上市的快遞巨鱷,到如今盲目擴張的上市公司,順豐的背後是患有嚴重“上市後遺癥”企業的無可奈何。
無奈的出爾反爾
王衛在2011年時曾表示過自己對上市的態度,他這樣說道:“上市的好處無非是圈錢,獲得發展企業所需的資金。順豐也缺錢,但是順豐不能為了錢而上市。上市後,企業就變成一個賺錢的機器,每天股價的變動都牽動著企業的神經,對企業管理層的管理是不利的。”
“我做企業,是想讓企業長期地發展,讓一批人得到有尊嚴的生活。上市的話,環境將不一樣了,你要為股民負責,你要保證股票不斷上漲,利潤將成為企業存在的唯一目的。這樣,企業將變得很浮躁,和當今社會一樣的浮躁。”
如今回過頭看王衛當年的言論,頗有幾番“打臉”的意味。但糾纏於王衛的“出爾反爾”顯然毫無意義,企業的戰略計劃理應隨著發展情況的變化,做出相應的改變。
最近幾年來,“三通一達”通過加盟發展的模式,市場份額越占越大,已然威脅到順豐行業老大的地位。采用自營模式的順豐,由於在網點布局和運輸工具的購買和租用方面花費巨大,要想繼續領先對手,必須擴大規模,而上市似乎成了順豐唯一的選擇。
誠然,上市可以幫企業向全社會融來資金發展自己,動輒上億、上十億的資金信手拈來,而且不需要償還,這顯然是銀行貸款所無法比擬的。
但上市的始終是一把雙刃劍,上市後的種種限制成為企業難以適應的後遺癥。比如必須堅守監管與審計、必須隨時接受社會的監督、必須接受重大舉措和戰略交由股東大會審議等。不僅如此,股價波動所造成的人心浮動,小股東隨時套現的風險決策,甚至是“門口野蠻的人”惡意入侵,都成為企業上市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所有的代價,似乎都讓企業與曾經的願景背道而馳,增添無益地變數。無論如何,與巨大的利益相比,這些“小意外”又算得了什麽呢?
為掙快錢而多元化投資
上市公司中有的錢太多,怎麽都花不完,有的卻又錢太少,資金鏈隨時可能斷裂。但不管錢多錢少,都和多元化有關。
作為一家公司來說,快速成長是一個亙古不變的主題。當一個企業手握大量現金的時候,卻不能有效增值,必然會造成巨大的財務成本。而這個時候,資金的多元化便成為一種最佳選擇。
有的企業將資金違規進行炒股,有的投資房地產,還有的搞金融債券。用當下時髦的話來說,這叫建設企業生態。這樣的擴張,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企業的主要業務增長乏力,為了尋求更高的回報,將錢投入暴力行業。加之上市企業資金充裕,更容易造成管理層的盲目投資。
順豐早在未上市之前,便嘗試建立過這樣的“生態”。
2014年,眼看零售行業的爆發式增長,順豐豪擲10億元鋪設了近3000家“嘿客”門店。嘿客是順豐旗下網購服務社區店,除可以提供快遞物流業務、虛擬購物外,還具備ATM、冷鏈物流、團購預售、試衣間、洗衣、家電維修等多項業務。
按照原來的策劃,嘿客將建設成順豐O2O夢想的理想線下載體。可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順豐的“嘿客”夢想並沒有如預期所料的那樣成功,它甚至成為了一個失敗的項目。
而原因也顯而易見:如果說從零售到物流是“降維打擊”,零售成功,自然就會產生大量的派送需求;而物流到零售是“升維打擊”,物流成功,並不會帶來豐富的購物需求。一升一降,難易自現。
對於這樣盲目的多元化投資,步步高董事長段永平對於不做廣告公司的看法,能夠很好的解答這一現象:
步步高公司每年都會投入幾億到幾十億的廣告費用,於是,公司很多高管認為,肥水不流外人田,步步高應該自己做一家廣告公司,或者收購一家,這樣更能夠節約成本。
但是段永平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認為步步高辦廣告公司一定會辦砸,因為他們不懂這個行業。很多手下質詢他,為什麽認為他們一定做不好。段永平說:“如果你們的邏輯成立,那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廣告公司應該是可口可樂廣告公司,或者是寶潔廣告公司,但事實並不是這樣,這里面肯定有它的原因。”
對於這次的順豐彩票是否還會步“嘿客”的後塵,我們不得而知。但上市後的順豐顯然有更多的“閑錢”進行多元化投資,但稍不註意,很可能被多元化投資搞得焦頭爛額。
賺快錢彌補經營缺陷
上市之後的企業,不得不接受社會和證監會的監管,一些經營中經不起檢驗的管理問題和業務問題便會暴露出來。而問題暴露後所帶來的股價與社會公信力的下跌,則會讓企業發展越發步履維艱。
通過投資回報迅速的行業,賺快錢補貼經營上的決策失誤,顯然是一個比較劃算的買賣。說到回報迅速的行業,房地產註定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6年底,深圳住房均價漲幅已接近五成。上海、廈門、合肥等其他一二線城市的住房均價漲幅也都在40%左右。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火熱正吸引越來越多的上市企業加入到房產投資甚至是炒房的行列。
2016年,A股有44.72%的企業,也即1300多家上市企業持有投資性房地產,金額合計高達5874.2億元。這與2013年相比,增幅高達67.4%。
有近90家上市企業持有的投資性房地產在10億元以上,中國平安更是以持有334.29億元的投資性房地產居首。中國建築、中國銀行等也持有超200億的投資性房產。
2016年9月一家叫做雲賽智聯的公司發布公告,其出售的一筆上海房產,以5.03億元的價格成交,實現收益高達1.86億元。而在當年上半年,雲賽智聯凈利潤僅為7073萬元,不及投資房產收益的一半。
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管理者應該審視當下的經營模式、管理理念和方法等,考慮如何在上市公司規範的遊戲規則下良好生存下去。而賺快錢方式的出現,讓諸多管理者失去了對經營模式的探索動力,沈溺於簡易的套現模式,最終影響了企業未來的發展。
在賺快錢中走向毀滅
馬雲曾說, 天下沒有教人賺快錢的書,有也未必會跟大家分享。很多年輕人過多關註了術,過多去思考賺錢。但真正應該思考的是我能做什麽東西給別人,提供跟別人不一樣的價值。
無數知名企業家都曾表示過對於賺快錢思維的否定,但許多企業仍舊對賺快錢有著超乎尋常的執著,甚至不惜賭上企業的未來。
最著名的案例,是永樂電器與摩根士丹利的賭局,這一賭局最後改變了整個中國家電零售行業的格局。
在2005年下半年,運作永樂電器上市的摩根士丹利與永樂簽下了一份協議。協議約定,如果永樂2007年的凈利潤超過7.5億元人民幣,外資股東將向永樂管理層無償轉讓4697.38萬股永樂股份。如果凈利潤不高於6億元,永樂管理層將向外資股股東無償轉讓9394.76萬股股份。
這意味著,永樂必須“3年內保持年均50%的凈利潤增長率”,才會賭贏。
漸漸地,陳曉發現情況不妙——國美、蘇寧、永樂、大中都在加速開店,競爭的激烈使永樂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而市場需求的增速卻不到10%!永樂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增長50%,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
為此,陳曉不得不裁員、減薪,大力整改,但依然無力回天。即使按最好業績,永樂2008年的凈利潤也只有4.57億元,這與對賭協議的最低預期6億元,差距巨大。
為賭贏摩根士丹利,陳曉與大中電器達成了“換股合並”計劃。雙方約定,大中在北京和天津的收入納入永樂的銷售額。
然而,摩根士丹利看穿了陳曉的“伎倆”,就在永樂與大中達成合作協議的第二天,摩根士丹利公開指出,“永樂收購大中,其成本快速增加以及偏貴的估值,令摩根士丹利決定調低永樂今明兩年盈利預測25%~27%。”
最終,永樂股價暴跌。連續5天,摩根士丹利拋售約15.81%永樂股權,使永樂股價跌破發行價,市值從巔峰時的近100億元縮水至40多億元。而摩根士丹利大賺其錢,從永樂身上套現8億港幣,投資回報率超過200%。
這場鬧劇最後以國美收購走投無路的永樂為結局,永樂至此消失在中國。
為了快速賺回摩根士丹利手上的永樂股票,陳曉顯然已經失去理智。在急功近利、賺快錢思維的主導下,管理者對於企業的戰略決策將會出現較大偏差,一旦企業跨出去錯誤的一步後,很容易一發不可收拾。
快錢思維的罪與罰
陳曉的掙錢思維,如今已成為很多中國商人生意觀念。
一份來自媒體報告顯示,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僅2.5年,集團企業的平均壽命僅7~8年。這一數據與歐美相較,差了一大截,與日本企業相較,差距更彰。
歐美企業平均壽命40年、日本企業平均壽命58年。
什麽原因導致中國企業壽命如何短暫?正是這種只有掙錢、掙快錢的思維,導致中國中小企業短命。
中國不少優秀企業在通過IPO後,便不思進取,借助股票增發或是外延並購,來壯大自己的塊頭和規模,這種外延擴張的背後是很多上市公司崇尚的一種“偽成長”模式,而真正依靠內生的、自我研發創新的內涵式成長,卻幾乎為零。
甚至有一些上市公司為了賺快錢、追逐財務報表的光鮮亮麗,不惜拋棄主業、脫實向虛。不是參與房地產大開發,就是參股或控股金融企業。或是幹脆職業炒股、大玩杠桿舉牌,大搞資本運作、資產重組,專門倒騰股權差價。長此以往,我國實體經濟將會面臨著被掏空的風險。
一場“賺快錢”的危險遊戲,正在一些上市公司或國有企業之間你追我趕、相互攀比與角逐。長此以往,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希望在哪里?工業強基、實業興邦的戰略是否會泡湯?
在如今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之下,也應是中小企業堅守本業、修煉內功和砥礪前行的機會。然而可怕的是,我們身邊有太多掙快錢生意人。他們處處尋找市場空白機會,尋找市場尋租空間,而並不願意在自身所處行業里拼搏鉆研。
這種觀念的存在,嚴重阻礙了中國商業向品質精良、品位精致的高階發展,也嚴重阻礙了產業升級的步伐。
總而言之,專註主業的企業終將日漸取代靠投機和掙快錢的企業。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繁榮可以通過資本暫時制造,但最終還是要在企業的堅實打拼中完成。至關重要的因素,還是在於企業家究竟能夠看得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