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4-16/100248998.html
西方經濟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結構性調整的主動力是技術進步,表現之一是新產品的發明,擴大了工業經濟的範圍,如電報、電話,鐵路、輪船, 以及家電、汽車、飛機等;之二是新的生產與管理技術,提高了工業製造的生產率,如機械化與自動化設備、計算機、泰勒管理等。技術進步大幅提高了社會的經濟 價值,但新增的價值對資本、知識與勞動等生產要素的分配上並不適當,根本上說,新增的價值過多地為資本所佔有,因而需要通過週期性的危機來加以調整。但是 危機的調整主要不是為了消滅生產效率不高的企業,或效率不高的資本,而是改變各行業的價值鏈,使得某一個行業的價值更多地分配在勞動及知識的擁有者上,調 和經濟運行中的矛盾,使供需平衡。
中國經濟在30年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工業化首先是為了發達經濟體的消費而發展的,而後才有內向型的製造業,且始終面臨外向型製造業的競爭。中 國經濟中絕大多數的工業產品與設備,並非全新的發明創造,基本上是從發達經濟體中引進的。因而,中國的資本沒有過多地佔有經濟中產生的價值,至少在改革開 放後的近30年裡,中國經濟尚未出現結構性問題,也無須週期性危機來調整。但是近幾年,經濟中的價值在不同的勞動力群體間分配的不平衡,似乎預示著中國經 濟正面臨結構性變化。
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十多年間,中國一、二線城市的中高端勞動力的年收入增長了十幾、二十多倍,但全國的中低端勞動力的收入大概增長1倍不到,低於GDP的增長速度。與西方經濟中橄欖型人口結構不同,中國人口結構仍然是金字塔型的,即中低端的勞動力仍佔多數,中低端勞動力在新增價值中的分配比例過低,使中國經濟發展乏力。
中低端勞動力收入分配過低,除政策性的因素,最關鍵的是中低端勞動力長期供大於求。但自去年始,出現了一些變化,中低端勞動力已出現供不應求,既是結構性的,更是總量性的。
中低端勞動力出現總量上的供不應求,大體上有三大因素:一是加工製造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增加了生產需求;二是一些勞動力或者由於年齡因素,或者 因素質提高,退出了中低端市場,減少了供給;三是最重要的,中低端的消費服務業進入較快的發展期,提高了對中低端勞動力的需求。
中低端消費服務業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結構性變革的影響將是深遠的。首先,改變了中低端勞動力近30年來供大於求的局面,結束了人口紅利期。其次, 中低端勞動力成本的增加,意味著勞動密集型行業、企業,經營將面臨困難,需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型。第三,如果中國GDP增長未來數年仍維持在 8%-10%,新增價值將更多分配於中低端勞動力。這意味著,或者資本的收入分配比例下降,或者中高端勞動力的收入分配比例下降。這兩個下降將對企業的利 潤與中高端的消費產生影響。第四,由於多數的生活必需品是由中低端勞動力生產製造或提供的,在多數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轉型完成之前,這些中低端的生活用品與 服務價格將面臨持續的上漲壓力。這是中國經濟結構性轉型過程中需要承受的痛苦。
可見,人口紅利期的結束並非中國經濟發展的終結,而是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開始。
現階段促進中國經濟轉型的核心動力,就在於中低端勞動力收入的持續且較快地增長。為此,就要維持中低端勞動力求略大於供的局面。這要求在政策上 發展鄉鎮的基礎設施,以促進中低端消費服務業的發展;也要提供較寬鬆的環境,幫助勞動密集型的製造加工業,轉為資本與知識密集型的製造加工業。
作者為匯信資本董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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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九日中午,財政部長劉憶如宣布請辭,消息一傳開,股市如虎添翼,終場大漲二百零六點,上演「慶祝行情」。 劉憶如以與藍營立委「理念不合」理由請辭,為她兩個月來,力拚證所稅闖關的努力,畫下句點。因為,藍委所提的證所稅修正版本「根本不是證所稅,而是證交稅,和她規畫的版本,差太多了,」劉憶如一位學界好友說。 永遠別再提證所稅!這次不過,以後沒人敢推 劉憶如請辭,代表「台灣永遠不要再提證所稅了!」這位好友學者說,因為,今年股市欠佳,明年課稅,多數投資人可能因為虧損而退稅,實施證所稅衝擊最小,是最佳時點,但,「這次過不了,以後沒有一位財政部長敢提證所稅了,」這位學界好友說。 馬政府要達到公平正義的「稅改列車」,一啟動即大踢鐵板,代表公平正義第一步的證所稅,被修成「原地踏步」的證交稅,台灣兩大資本利得:不動產、股票,是 造成貧富差距的最大原因,如今證所稅形同陣亡,接下來,「不動產」能否按照實價課稅,是新任財長上任後,第一個要面對的難題,也是檢視馬政府,能否守住公 平正義防線的最後指標。 換不動產交易稅上場!賦稅不改,貧富差距無解 事實上,藍、綠陣營人士均心知肚明,要改善貧富差距,最關鍵的是課徵「不動產交易所得稅」,但是,大家不敢觸碰不動產的最大理由:不動產業是兩黨最大政治獻金的來源。 稅改大炮、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曾巨威認為,證券市場受國際市場影響,有漲有跌、有賺有虧,大家機會均等;但不動產不同,台灣地小人稠,不動產的價格幾乎一路 往上。他曾經在財政健全小組成立前,接受本刊訪問時指出,如果真要放棄某個資本利得稅,證所稅應該先放棄,不動產交易所得稅應該要上路。 不動產是造成台灣貧富差距擴大的重要推手,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雲鵬曾在一篇文章中,舉一位企業界朋友的例子說明,該友人在南部某都會中心區,買了一戶「豪宅」,一坪二十多萬元,友人在台北市也有一棟住宅,市價一坪兩百多萬元,是南部「豪宅」的十倍。 朱雲鵬認為,如果有人在二十年前,分別在這兩地置產,當時價差沒有太大,但二十年後的今天,就有天壤之別。 但是,這十倍的差距,並不是購屋者個人努力而來,而是社會進步、公共資源的投入而來,因此,對享受不動產漲價的非自用所有人,必須課稅,代表對社會的回饋,這就是漲價歸公的精神。 現行財產稅率偏低!造成養地、養房風氣盛行 不動產稅負分兩種:一、財產稅,包括每年要繳交的地價稅和房屋稅,這是持有成本。以台北市仁愛帝寶曾經拍賣的一棟房屋為例,拍賣價格為二億八千萬元,按各 國的稅率,非自用者的財產稅為一%左右,即該棟豪宅每年應繳納的房屋稅加地價稅,應為二百八十萬元。但依照目前的稅率,一年繳不到二十萬元,付該社區四個 月的管理費都不夠。 不動產持有成本偏低,造成台灣都會區養地、養房風氣盛行,投資精華地區的不動產,只要買進,什麼事都不用做,就可坐享豐厚的資本利得。 公告與市價差很大!資本利得照賺,稅卻免繳 二、交易所得稅,即買賣價差,為不動產交易所得,屬於資本利得稅。這部分最大的問題是,公告現值與市價差距過大,造成交易成本極低,投資客將不動產當股票炒作,短線進出,不動產增值的資本利得,課不到稅。 以信義計畫區豪宅為例,一間一百三十坪的房子,土地公告現值為二千六百多萬元,房屋評定現值為九百多萬元,合計官方認定的價格為三千五百多萬元,但依據房仲最新成交價格,市價高達二億三千萬元,市價是官價的六.六倍。 財政部宣稱,今年就要實施不動產實價登錄,未來將逐年調高公告現值,拉近與市價的距離,但是,如果等到實價登錄完畢後,不動產交易所得稅再上路,「那可能要再等二十年了,」一位立委指出,因此,可針對一、兩年內買賣不動產,先依實價課稅,隨後再逐步擴大。 然而,為避免傷及無辜,公告現值與市價的差距,必須有「日出」條款,即預告未來幾年內,逐年緩步將公告現值調高到市價水準,避免前手持有時間內的漲幅,由後手承擔的不公平結果。 證所稅、不動產實價課稅是稅改雙引擎,如今拚命推動證所稅復徵的劉憶如請辭,代表一部引擎即將熄火、壽終正寢;另一部引擎,也是最重要的引擎,應立刻啟 動。不動產實價課稅如何啟動、何時啟動,就看下任部長的勇氣、智慧和魄力,而這部稅改列車究竟走不走得下去,也考驗馬政府對抗利益團體的決心。 |
文/莊明浩
淘寶客的接入、自媒體藍V認證、私信推送、信息流廣告、全屏大圖瀏覽、Page頁、3.6版本微博客戶端,這些看上去零散的新浪微博功能上的演進,似乎都在預示著「許良傑」時代的新浪微博,已經逼迫它的用戶越來越遠離它。
2013年2月,新浪任命許良傑為公司首席技術官(CTO)兼聯席總裁,全面負責新浪微博業務。此前,許良傑曾帶領網易上市、創建eBay中國研發中心、出任思科全球副總裁。外界曾期待許良傑在技術研發、電商結合和資本市場三件事情上能給新浪微博帶來些新風。
就在上週二,許良傑在上任4個多月後首次接受了南方都市報的公開採訪,著重提及了新浪微薄基於「弱關係」的數據分析以及電商的結合的故事。但從最近幾個月的微博產品/技術的演進看,新浪微博似乎正在走向一條「不歸路」。
1、「極致簡單」的淘寶商品推薦邏輯
有些時候可能極致簡單是成本最低的解決方案,但對於用戶而言過於簡單的邏輯可能會讓人「哭笑不得」。自從3月阿里宣佈入股新浪微博之後,我們發現在新浪微博的網頁版本中多處出現了淘寶商品的推薦頁面,甚至有些時候這些商品信息會出現在用戶的Timeline中。
「大數據」、「個性化推薦」這些故事都可以講,但新浪微博你不能也不應該用一個「我看過什麼所以推薦什麼」的邏輯來做商品的推薦。
對於新浪微博和淘寶的初級合作,我們都知道所有的算法和邏輯都是由一淘負責的,新浪微博只承擔了展示的作用,簡單講這些「商品推薦」模塊對於新浪來說都是「黑箱」。而對於用戶而言,我來微博是看各種內容的,商品可以有但不要這樣「粗暴」好麼?為了那所謂的電商導購收入犧牲掉這麼大,似乎不是那麼合適……
2、只活在「磚家們」評論文章中的「Page」
「Page」是在今年5月的GMIC上新浪微博正式公佈的「重量級」產品。簡單理解Page頁就是把一個飯館、一本書、一個話題等展現成單獨的頁面,頁面內會顯示同樣關注的用戶、討論的內容等,且同時支持Web和移動端的展現 。
Page被看作是新浪微博商業化和信息重構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但抱歉,問一句看這篇文章的讀者,你知道Page麼?用過麼?好用麼?
3、QQ空間既視感的大圖設計
有些時候再多的文字描述都是多餘的,看圖:
從兩個產品所覆蓋的用戶人群以及使用習慣上分析,新浪微博大圖功能的改進是冒失的。這個話題可以引申為到底新浪微博做要做媒體還是要做社區。
社區內的「相冊」多是用戶自己的內容,比如婚紗照、遊玩的組圖等,大圖的方式以及社區的氛圍讓用戶對這樣的瀏覽方式很習慣。但微博呢?用戶來瀏覽信息的,且是從上至下的;圖更多時候是文字的「配角」,查看大圖突然轉成全屏模式完全把用戶關注點從Timelin中拉出。我第一次看到微博大圖設計的時候有種玩CS被閃光彈閃瞎的感覺……
4、沒了產品節奏的私信推送與自媒體藍V
媒體、社區、IM、廣告平台,似乎這些都是新浪微博想做的,但悲劇的是「大雜燴」的功能堆砌只會讓產品越來越重,用戶越來越不活躍。
雖然不太願意承認,但作為半個所謂的「自媒體人」,我真心覺得給媒體類的個人認證為藍V,進而讓這些自媒體有了藍V品牌廣告主的權限-私信推送這個功能設置挺SB的。說難聽一點這就像在一個論壇或者社區裡,官方公然支持私信發廣告一樣。而被認證的人也要想一想自己的內容真的是所有關注你的人都喜歡且願意接受的麼?
無論是商業化還是大數據,微博到底該怎麼整?或許這是一個誰也解決不了的問題,但問題是二級市場會給這個時間麼?
(作者係經緯中國分析師)
烏克蘭和俄羅斯就烏東部停火聲明發布不到24小時,當地戰火又重燃。烏軍方稱遭到俄軍炮擊,並在多地與親俄分裂分子激戰。俄羅斯外交部警告,烏克蘭謀求加入北約,將是“明目張膽的在顛覆雙方此前和平努力”。(更多精彩財經資訊,請到各大應用商店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烏克蘭軍方發言人LYSENKO稱,過去24小時里,烏克蘭政府軍在16個鎮與俄羅斯軍隊、分裂分子發生了22次戰鬥。俄羅斯炮擊了烏克蘭邊防哨所。
北約軍事指揮官Breedlove稱,俄羅斯武裝軍隊在烏克蘭很活躍。
周三俄羅斯和烏克蘭宣布達成一份協議結束烏克蘭東部持續數月的戰鬥。俄羅斯總統普京提出七點建議,結束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沖突。
但是周四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警告,烏克蘭謀求加入北約,是“明目張膽的在顛覆雙方此前的和平努力”。
北約峰會本周將在威爾士召開,北約秘書長拉斯姆森警告,盡管普京提出了和平方案,但是俄軍依然在幹預烏克蘭的國內沖突。
自從4月中旬以來,烏克蘭政府和親俄分裂武裝在烏克蘭東部的戰爭,已導致超過2600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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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取代工作」已是大勢所趨,但每個人只要做好心理調適,隨時學習,當一個有專長,又具備整合與溝通能力的「A型人才」,就不必怕工作不保。 撰文‧孫蓉萍 科技化很好啊!」三十歲的小香在保險公司理賠部門工作,五年前剛進公司時,每一張理賠單據都要自己輸入電腦,隨著科技進步,現在只要把單據掃描存檔到電腦裡就好,工作輕鬆很多。雖然她知道自己的薪水一直停留在三萬元以下,而且因為遇缺不補,部門同事越來越少,卻不知該如何因應。 科技帶來便利,也逐漸取代了許多人的工作,但它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影響無聲無息,讓人們忽略科技消滅工作機會的速度,比創造工作機會更快。未來工作不穩定將成為常態,中等薪資的職位會大量減少,低薪已成為全世界的問題。例如二○○七年到一二年間,美國製造業銷售額成長八%,工作機會卻減少二一○萬個,薪資支出也減少二百億美元。 拒當溫水青蛙: 從知識導向轉到能力導向,拓展收入來源實踐大學講座教授陳超明指出,「科技迅速發展使得薪資兩極化,以後月薪六萬至十五萬元之間的工作將大幅減少。一般人如果不甘心永遠只有六萬元以下的薪水,就要多兼幾份差,或讓自己有頂尖的能力賺十五萬元以上的月薪;另一個選擇則是不要像父母輩那樣當受薪階級,不要求一個職位(job)領到的薪水,而是靠自己工作(work)來掙得收入。」要做到這一點,陳超明認為,每位工作者都要是「A型人才」,他解釋說:「以前我們說要當『T』型人才,指的是有自己的專業,加上整合能力;之後因為不敷需求,又演變成要當『π』型人才,也就是要整合雙專長。不過現在進化到『A』型人才,以我自己為例,左邊的『╱』指的是我的文學和英語專長,右邊的『╲』指的是我的管理和廣播等專長,中間的『-』代表知識的流動,也就是要有溝通和整合能力。」(見上圖)在科技和傳統產業擔任人資主管多年,現為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常務顧問王冠軍認為,未來二十年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學習力」,因為情勢變化使得現有的技能很快就不敷使用,惟有隨時學習才能因應改變。台灣傳統教育教的是知識,但是人人都可以上網搜尋到這些知識,未來的社會將以能力導向為主,具備「整合和詮釋」這些知識的能力,才能與眾不同。 走出去爭高薪: 懂外語還不夠,更要懂文化長期觀察人力市場變化的一○四資訊科技集團公共事務部經理張雅惠也認為,在一個職位要往上提升,一定要能獨立思考和判斷,這個能力目前普遍較為缺乏。她建議,「多方閱讀,攝取新知識,多一些好奇心和觀察力,才能強化詮釋的能力。」王冠軍還強調「適應力」的可貴,「像台北行天宮外賣香的小販,他們知道廟裡不能再燒香了,就會立刻另謀出路,或許改賣別的東西,或許到別的地方另起爐灶,絕不會在家中坐困愁城,這也是台灣人的精神。」此外,像每一家餐廳都有招牌菜一樣,每一個人也應該強化自己的能力,並設法把它變成個人品牌,這樣就不必擔心在職場上被淘汰。 身處國際化的時代,陳超明認為,台灣人要爭取高薪,勢必要走出去,這時候「外語」就非常重要。對於學外語望之卻步的人,他在《語言管理:面對世界人才大戰的台灣策略》書中提出四個達成目標的步驟,依序是:一、想像願景,為自己設定一個中長期目標;二、掃描環境,盤點自己有哪些學習資源;三、規畫路徑,確定透過哪些管道來達成目標;四、有毅力和決心,否則先前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費。 值得注意的是,與外國人溝通時,說得一口流利外語還不夠,懂得背後的文化和情境更重要。「例如和日本人談生意,對方說『這很有趣,我們會研究一下。』其實通常就表示拒絕之意。了解一國的語言,更要探究背後的文化,才能事半功倍。」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林俊宏指出,環境變化劇烈之際,心理調適非常重要,「我們系上會邀請業界講師和系友回來分享工作經驗,讓年輕的這一代先有心理認知,願意改變思惟,出社會之後才容易跟上時代變化。」不論幾歲,隨時願意充實自己,彈性因應,就能無懼科技帶來的任何改變。 小咖如何進化職能? A型人才不僅具備至少兩項的專長,專長之間還要能夠整合,彼此有良好的溝通,均衡發展。 管理與廣播等專長 知識的流動溝通和整合 文學與英語專長 學會這3招,未來才不會變魯蛇1.海綿學習力:吸納百物,汲取新知,訓練觀察力。 2.變色龍適應力:不怕環境變遷,隨時找到新出路。 3.鸚鵡語言力:學好外語,強化自己飛向國際的能力。 |
大同“古城墻”北側附近的護城河工地,目前處於停工狀態。作為大同“造城”的標誌,城墻工程在耿彥波調任太原市長後放緩了建設速度,能不能在年底合龍“很懸了”。 (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大同市委書記落馬,引發了市民上街請求“耿彥波回來”。其背後是這位明星市長離任一年零九個月之後,大同名城複興計劃始終未能進入良性接續,多處工程可能瀕臨爛尾。
煤炭經濟的式微、國家土地等政策的收緊,已使得大同不可能再走當年的非常態軌跡。如何使耗資數百億的拆建工程不半途而廢,這是大同將來的嚴苛命題。而大同的軌跡,亦可折射出中國城市拆建邏輯的脆弱。
盧廷高身形俊朗,五十來歲的年紀,依稀還有年輕時機車廠工人的影子。他穿著大紅色的羽絨服,在一群灰黑色著裝的老年人中顯得醒目而精神。
“把大同建設成一個國際化的歷史名城和現代新區。與這個夢想相比,什麽官都不想做。”在大同市的仿古建築四牌樓下,模仿著大同市前任市長耿彥波,盧廷高用自學的山西和順方言,背誦耿的公開講話,“我就想在大同幹”。
聽了“耿彥波”的保證,數十個圍著的老年人們便拍手叫好。
“最後一句是我加的啊。”倒是他自己揭了底。
這些老年人都是前市長耿彥波的粉絲,盧自備音箱,戴懸耳式麥克風,可以將耿市長的講話背上一小時。
但現在沒這麽方便了。2014年10月15日,盧廷高和“耿粉們”跑去大同市委門口,放鞭炮慶祝前市委書記豐立祥落馬,執勤人員搶走了音箱控制器。
他被行政拘留15天,這成了新一輪“耿粉”和政府拉鋸的開始。隨後3天,陸續有“耿粉”聚集,重申他們須臾未忘的願望,“讓耿市長回來”。
前市長耿彥波2008-2012年執政大同,距離2013年2月被調離,已經過去了一年零九個月。目前他是太原市長。
在這一年零九個月中,李如東一直在懊悔,“早知道會這樣,怎麽會接這些項目。”
2009年,他承建了兩棟6層樓的拆遷安置房,2010年,又在一個總量三十多棟樓的安置房小區里,承建了一棟高層住宅。
如李如東一樣的承包商成百上千,他們是一個龐大的造城運動的一分子,總導演是前市長耿彥波。這位有著“耿拆拆”、“耿指倒”外號的明星市長,2008年上任伊始,就制定了這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複興計劃。其核心是重建一個老城,再建一個新城。
憑著商人的直覺,李如東們從中看到了商機,“給政府做事,至少不會賠吧”。
2014年,距離最後一棟樓完工交付已經過去了兩年,距離耿市長調任也已超過一年,大同市政府依然欠著李如東超過400萬的工程款。
最近一次付款是2013年的冬天,政府象征性付了10萬塊,聊勝於無。
在新世紀的中國城市拆建史上,大同將占據一席之地。這場“名城複興”,以大量的建築奇觀奪人眼目,實現“重回明代”的壯誌。超過40平方公里的新城則在一河之外拔地而起,酷似國家體育場和國家歌劇院的建築初具雛形,一個比西湖還大的人工湖則蓄水完畢。
五年內,城市規劃建設面積翻了兩倍。前市長耿彥波計劃投入500億資金,無處不在的工地證明了這一點,僅2010年,用於新城建設和古城修複的資金,就超過了當年全市財政收入的兩倍。
耿彥波調任後,這一切似乎都戛然而止,不少工程進度緩慢或停止。
——最後一面還未合龍的西城墻,直至2014年11月,依然沒有完成合龍。“原來說年底必須合龍,我看很懸了。”焦日明的公司承包了四面城墻上的燈光照明工程,這是老城內最重要的文化景觀。如今,三面城墻上的工程都已完工,但西城墻卻在耿彥波離開後放緩建設速度,乃至停滯了。
他和李如東一樣,都被政府拖欠了工程款。
——城墻內,已經拆掉的民居和尚未拆掉的民居交錯分布。60歲的居民張淑英說,她家所在的片區在2012年就被劃定為拆遷範圍。“耿彥波市長調離大同,拆遷的事情就再也沒被提起過。”焦日明說,在老城內,一棟本來被劃上大大“拆”字的商貿城,因為拆遷停止,竟然重新開張了。
——原本計劃環繞城墻的護城河,現在只有東城墻下的護城河有水。當地出租車司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直就只有這一面城墻下的護城河完工註水。
——禦東新區的東方名城小區,當地居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是耿彥波開發新城後竣工的第一個房地產小區,當時購房者甚多。但一路之隔的另一個小區,數年後開盤已無人問津。南方周末記者看到,入夜之後,東方名城小區的稠密燈火與另一邊小區的漆黑一片,形成鮮明對比。
——禦東新區的“四大建築”:體育場、歌劇院、圖書館、博物館,按規劃應於2013年8月竣工,但至今這四大建築依然只有一個空殼。
“它們的建設完工現在沒有時間表。”2014年11月12日,大同市規劃局副局長劉明君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大同是一個人鐵腕影響一座城的極致樣本,耿彥波走了,百億造城會否半途而廢? (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仿佛一夜之間,這個瘋狂生長的城市慢下來了。
“政府拿不出錢了。”焦日明說,隨著耿彥波的調任,甚囂塵上的,則是傳聞多年的市政建設讓大同市背負了過百億債務。
與政府的債務危機同時爆發的,則是民間的資金鏈斷裂。
據《中國經營報》報道,早在2011年,大同市住宅竣工面積872.5萬平方米,比上年增長8倍,但當年其商品房銷售面積僅為90.2萬平方米。
趙興明是中國建築總公司大同分公司的副總經理,就在2014年6月,他承建項目的開發商,一家房地產企業的老總,也就是趙興明的甲方,跑路了。
“他跑了是因為貸了銀行錢還不了。小額貸款公司,還有私人的款,都還不了。資不抵債。”逃跑三個月後,老總被從海南抓回大同。
新市長上任之後,曾召集大同市三百多個施工隊開了一次見面會,亦是安撫會。焦日明參加了,在會上,新市長精確到了數字,“耿市長一年城建花100個億,我們第一年花101個億,比耿市長還多。”但之後的一年,焦日明依然沒拿到錢。
“還是政府的資金鏈出了問題。”安大鈞曾任大同市委副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退休後是大同古城保護與修複研究會的會長,他說自己是前市長耿彥波的積極支持者。
先前,耿彥波通過經營土地,用土地出讓金來籌集城市建設資金,共籌集超過200億元。但如今情況發生了變化:國家對土地出讓的管理愈發嚴格,而房地產業的不景氣也直接打擊了土地出讓市場。
同樣改變了的還有政治大氣候。原先,對於禦東新區的發展,制定的計劃是通過市委市政府以及各部門的搬遷來帶動人氣。但如今,國家對機關單位樓堂館所使用面積的嚴格規定,使這一計劃不得不暫時停止。
這場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就這樣陷入尷尬之中。同樣無以自處的,則是被激發起來的大同人的期望,這其中既包含著實際的考量,也有著一種對家鄉樸素的驕傲感。
盧廷高就是這樣,他的老宅2012年底被劃進拆遷範圍,這意味著,可以擺脫不斷漏水、沒有供暖的老屋,可以不用再忍受煤爐子燒火的煙熏火燎,但隨著耿彥波的離開,這個希望成了泡影。
“大同的發展爛尾了。”盧廷高痛惜地說。
“如果耿市長不走就沒這些事了。”這是李如東的想象。
盧廷高則遠為熱烈,“耿市長是大同的靈魂,他一走,魂都沒了。”
所以毫不意外,在離開後的一年零九個月,耿彥波的名字,作為一面旗幟,在大同不斷被提起。
護城河是大同停滯了的工程之一,官方稱建設項目完工沒有時間表。 (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2013年春節剛過,新上任的大同市長李俊明公開做出“五個凡是”的承諾,第一條就是“凡是已經開工的政府工程,要全力保障,加快推進,不允許出現半拉子工程”。
做出這一承諾的背景,是大同市居民連續五天的上街請願,請求山西省委將耿彥波留在大同。這半是出於熱愛,半是出於憂慮,“耿市長走了,剩下的工程怎麽辦?”
安撫與憂慮,官民間邏輯的差異,造成的張力貫穿了此後的始終。
“這對這一屆領導造成的壓力是很大的。”安大鈞說。
2013年11月底,沖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盧廷高突然接到“耿粉”電話:政府用建築垃圾將修好的護城河填了。
“我一聽,立刻就騎著電動車過去了。”到了後,盧廷高看見反對填埋的橫幅已經掛了起來,“耿粉”趙雲孝正在阻止他人移動橫幅。
“真是失望,不僅不接著幹,還要填埋。”盧廷高覺得自己得管,他在橫幅前演講了三天,模仿耿彥波講話。
這一次沖突以政府的退讓結束。隨後,市園林局召開了聽證會,保證清理建築垃圾。
在安大鈞看來,其實政府也有苦衷。活水流不到護城河,現在僅有的東城墻下的護城河里,灌的其實是自來水,常換常新的話,不得不考慮成本。
李如東也感受到了政府的力不從心。2014年初和9月份,他接到了兩次政府讓承包商報賬的通知,他將整理的賬目報給政府,等待又等待,托人去問,得到的答複是,需要解決的不止他一個,“還在排隊”。
這一年零九個月中,同樣改變了的,還有政府的工作方式。先前,耿彥波以雷厲風行著稱,同時以現場辦公成為“耿粉”的偶像,民間流傳著他如何一個電話就解決老百姓的困難,以及不惜動手毆擊工作懈怠者的故事。
而新的市領導則有著不同的工作方式,焦日明記得,新市長雖然說了“五個凡是”,但也說了,今後不能像以前那樣了,都要依法合規。
“耿彥波的工作方式是非常規的,現在的工作方式則是一種常態化的工作方式。”安大鈞說,後者更符合程序和法律。這倒是和許多人的觀感一致,“感覺像是回到了耿市長來大同之前”。
但要想改弦易轍,則費力不討好。新一屆的市領導履職之後,大力推行“清潔工程”,旨在改善城市周邊衛生環境,就遭到了“耿粉”們的嘲笑,“就好像臉都沒洗幹凈,硬要化妝”。
在安大鈞看來,這也代表著,新一屆的大同市領導其實別無選擇,必須完成耿彥波留下的浩大工程,“大同如果想轉型,從煤炭城市轉為文化旅遊城市,就必須這麽發展”。
“方向是 不會變的”
一座嶄新的文化旅遊城市,對於以老年人為主的“耿粉”,尤其有吸引力。
每天下午,四點鐘左右,大同古城的中心位置,四牌樓下的街邊,“耿粉”聚了過來,有的是專門來,有的是順道回家。他們最愛說的,是耿彥波和大同。
說話的人中,有國營工廠的退休工人,退休教師,也有郊區的農民。
年輕時,盧廷高是大同機車廠的普通工人。那時大同是中國的煤都,煤產量可以占到全國總產量的百分之十,這讓大同坐穩了山西第二大城市的位子。由於是重化工業城市,人們說,除了不造飛機,大同什麽都造。
那是一個個人和城市都意氣風發的時候,而轉折也一起到來。1990年代末,大同的煤炭產量已現頹勢,隨後則一發不可收拾,這直接導致了大同的衰落。
如今,這些知天命或耳順之年的老人,經歷了大同從輝煌到衰落的全過程,無論是個人命運,還是這個城市的命運,都已緊密糾纏在一起,因而也更加珍視耿彥波帶來的變化。
這也是他和其他“耿粉”,為何希望耿彥波能回來,繼續未竟的事業。
但他們其實也清楚,“耿市長是不大可能回來了。”
一個沒有耿彥波的大同,應該怎麽發展?
盧廷高只好自我寬慰,“讓省里再派一個比耿市長更能幹的。”
安大鈞的主意,同樣是求助省委省政府,“原來大同的煤炭為全國做出了那麽大貢獻,但對大同的轉型,省里的支持是很少的”。
“資源型城市必須轉型,這個大方向是絕對不能變的,誰都應該堅持。要退回去,大同將會是一盤死棋。”安大鈞說,新履職的市領導也逐步認識到了這點。
“方向是不會變的。”大同市規劃局副局長劉明君證實了這一點,他說,在資金存在困難的情況下,現在在做的是進一步完善發展的規劃。
至於沒有資金怎麽辦,“我覺得順其自然吧。”他說。
(李如東、張淑英為化名)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表示,他今晚將前往中國進行融資談判,並訪問其他OPEC成員國,討論石油價格策略。他的政府正試圖讓委內瑞拉擺脫經濟衰退。
在今天下午的全國電視講話中,馬杜羅表示,他的外交之旅將從中國開始,他將就融資和能源問題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會談。馬杜羅稱,
我要開始一個非常重要的行程,面對國家收入的下降。本次OPEC之行,我將試圖建立一個恢複油價和加強組織的戰略。
隨著油價暴跌和GDP萎縮影響政府收入,債券交易員對馬杜羅政府的償債能力感到悲觀。受到去年抗議事件以及經濟衰退影響,他的支持率在委內瑞拉已經有所下降。現在,高企的通脹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嚴重短缺讓委內瑞拉接近癱瘓。
委內瑞拉這一南美石油巨頭的經濟在第三季度萎縮2.3%,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別萎縮4.8%和4.9%。
11月,委內瑞拉通脹同比上升4.7%。通脹在9月和10月同比上漲4.8%和5.0%。在截至11月的前12個月,通脹同比上升63.6%,為全球最高之一。委內瑞拉政府自8月以來暫停了公布通脹數據。
馬杜羅說,油價下跌迫使政府審查“所有投資計劃”,尋求新的方法來獲取外匯。他沒有就改革該國外匯制度提供進一步的細節。
馬杜羅上周表示,將在新年之際宣布期盼已久的委內瑞拉三層貨幣控制系統改革。
委內瑞拉運作三個官方匯率——對優先商品,1美元兌6.3玻利瓦爾(委內瑞拉貨幣)。而央行的兩套名為Sicad I和Sicad II的體系的匯率分別為1美元兌12玻利瓦爾和1美元兌50玻利瓦爾。
但在黑市上,1美元可以兌換超過170玻利瓦爾,使得經濟陷入扭曲,對改變官方匯率產生壓力。
美銀美林南美首席經濟學家Francisco Rodriguez向彭博新聞社表示,
委內瑞拉必須貶值其貨幣,不然通脹有可能最早在明年突破1000%。在目前的體系下,委內瑞拉高估了玻利瓦爾,這相當於政府在以低價出售美元,強迫政策制定者發行更多的貨幣來滿足國內的消費需求。如果匯率不進行大幅度的改革,我們很可能看到3位數的通脹,甚至是4位數的通脹。政府需要發行更多的貨幣來為其赤字提供資金,而政府赤字是由於以玻利瓦爾計價的收入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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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保母再見!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當天凌晨,我這個六年級生記者,有種經歷當年蔣經國老總統去世時的錯覺。 老派的權威感重現。這一天,新加坡官方電視台重複播放的黑白畫面,訴說五十年前,李光耀如何「被迫」獨立建國,穿著白色西裝的他,下鄉到處體察民情。新加坡政府宣布:這一週都是國殤日,所有的示威活動,一律無限期禁止。 但新加坡式的冷靜反應,則跟台灣人很不同。 新加坡最大日報《海峽時報》英文標題只有兩個字:Singapore Mourns(新加坡哀悼)。中央醫院的獻花致意區,沒有痛哭啼聲的畫面,五十五歲的婦人安靜在角落流淚,因為她親眼見證他如何把貧瘠小國變富有。一群二十多歲的醫學院學生則淡定說:「難過,但不會驚訝。」當他們出生時,正好是新加坡經濟起飛時。 金融區萊佛士坊的報亭旁,豔陽下,年輕人排隊超過一小時,買超過四十篇文章的李光耀紀念專刊。問他們為什麼買,他們說:「要買給爸媽看。」 老一代還在緬懷李光耀,新一代早已經接受他的離去,甚至看作一個轉捩點。 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還能繼續贏嗎?李光耀到底是如何影響這一代,以及未來與我們競爭的族群?沿著這條思路,我們,展開了一場追蹤之旅。 (文●曠文琪、夏嘉翎) 沒有「國父」李光耀的新加坡,會出現巨變嗎? 我們訪問超過十位受訪者,共同的答案是:「不會。」 新加坡還會繼續這麼強嗎? 「Yes!」至少五年內,我們看不到太大的變動。但,當政者最嚴厲的考驗,現在才正要開始。 三月二十三日,新加坡人失去李光耀的第一天。我們以這樣的開場,先陳述我們如何看待「後李光耀」時代。 屬於李光耀的傳奇論述太多,沒有他,就不可能有今日的新加坡。 在已開發的國家中,他是最強勢的領導者。 五十年內,新加坡從小漁村,變成世界經濟論壇(WEF)競爭力排名全球第二,人均所得在世界銀行排名全球第四,大學生畢業平均起薪新台幣七萬三千六百元。但在這個國家,如果出言不遜,隨時準備被總理告到破產,一條名為《內部安全法》的法律,可以讓政府不經審判,就把人關起來。 在亞洲國家中,他是最左右逢源的國家元首。 英、美與中國都願意埋他的單,鄧小平曾向他取經經濟模式,西方國家因為他的留英背景,與他快速融合。一九九三年辜汪第一次兩岸對談,還是在新加坡舉辦。他的一生,就來過台灣二十五次。 他是美國新聞工作者湯姆.普雷特眼中的「狐狸型的生存主義者」。 在我們眼中,他談效率、強勢,甚至功利。但若沒有他「要活就要贏」的思考,新加坡不可能崛起。他由此而生的五個抉擇,造就了我們未來競爭者的樣貌,但也帶給他們難以承擔之重。 看懂它,你也會理解,我們在文起時的推論:接任者李顯龍團隊最艱辛的一刻,現在,才正要展開。 第一站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抉擇一》超菁英制度你是不是人生勝利組 十八歲就定終身 身為一個領導者,你會只幫助最優秀的人?還是把落後者拉起來,做到所謂的公平?李光耀選擇的是前者。 「旁邊就是印尼、馬來西亞、汶萊,每個都比你大,我們只是一個小紅點……。」我們走進了新加坡國家博物館。今年,是新加坡建國五十週年,為了慶祝,博物館展出了七百年來新加坡的樣貌演變。 導覽員卜青山用雷射筆,想要點出新加坡的位置給我看,試圖說明新加坡在麻六甲海峽的貿易關鍵地位,如何令人垂涎。連英國人要賣鴉片到中國,都曾以新加坡為中介站。但在地圖上,這個今日的亞洲奇蹟,區域小到難以辨識,連筆所射出的光線都難對焦。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四十二歲的李光耀,接下新加坡獨立建國任務時,面臨的就是這個實力差距懸殊的局面。這年,新加坡正式獨立。但它是被馬來西亞趕出去的,用李光耀自己的話說,「馬來西亞把新加坡給『休』了。」 他的手上盡是爛牌:新加坡是馬來西亞的港口,歷來皆靠馬國的橡膠等貨物轉運為生。這裡連水也要跟馬來西亞買。獨立之後,馬來西亞不再利用新加坡的港口。新加坡沒有腹地,沒有天然資源,只有一個小島。原本英國駐軍全都撤出,形同少掉約七萬個工作機會,要養活兩百萬人。 這個土地面積只有新北市約三分之一大的小島,該怎麼生存下去?李光耀的答案是:「往上爬。」 這位社會達爾文主義信仰者,把最稀少的資源,投注在有能力往上爬的人。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特派員、《新加坡原來如此》一書作者李慧敏說:「從小,我們是身處在一個不斷分流的社會。」她的書裡描述,新加坡如生產線般,篩選菁英,再投注最好資源的流程: 「小學畢業生上初中,成績最好的就進入四年制優秀學校,中等的就分配到普通學校的『快捷源流』,最差的被編入五年制的『普通源流』。普通源流還細分『學術』和『工藝』課程,書再讀不好的『準文盲』就被編入後者。 到了初二,學生還必須按照能力和成績被分配到文科、純理科或是綜合理科源流。能夠進入純理科的多數是成績最優秀的學生,因此純理科又被認為是培養菁英的課程。」 當你在念書時,官員已在蒐集名單,一旦被挑選,政府提供的獎學金足以讓大家一路出國深造、包食宿,回來後直接保障政府公務員工作。 在新加坡,你是否是人生勝利組,「十八歲就定終身,」李慧敏說。 我們跟一位新加坡大媽談教育壓力,她不抱怨反而順口回答:「就像一堆沙子一樣,沒有壓力怎麼會把沙子聚在一起變得堅固?」據統計,這個有五百四十萬人的小島,去年花在補習班的費用竟高達十一億新加坡元(約合新台幣兩百五十三億元)。 但被淘汰者呢?李光耀曾說:「我們不搞施捨」「新加坡採取的政策是,讓人民力爭上游。」 在這個全球第四富有的國度裡,新加坡沒有最低工資,沒有失業救濟,沒有強迫加薪,沒有禁止裁員等規定,因為這些福利措施在李光耀看來,都是「削弱人們努力奮鬥的動力。」 他的抉擇,確實把新加坡的人才競爭力逼到全球第二,養出一批理性思考的菁英。雖然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問題,比台灣還嚴重,但在這個社會,沒人關心輸家,沒人問:那些在初中就被決定淘汰的孩子,後來到底怎麼辦? 第二站南洋理工大學 抉擇二》推動英語制度跟誰做生意 就講哪一國的語言 問十個新加坡人,最感謝李光耀帶來哪個改變,有九位回答的都是雙語制度。所有新加坡人從小學開始,就要接受英語教學。 這是多不容易的抉擇?看新加坡紙幣就知道。紙幣上,關於「新加坡」三字的翻譯就有四種,排在第一個的是馬來文,其次是華文、印度文和英文,顯示這是個多元種族集合的國家,而在當中,華人比率就高達八成。 我們走入距離市區半小時車程的南洋理工大學。要理解當年推雙語制度的歷史,我們必須先理解這所學校。 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獨立後要決定官方語言,多數代表華人商會主張華文優先,但李光耀沒有遵從多數民眾的意見,決意要選擇英文。他說:「我們是務實的,需要最實用的語言。」如果改用華文,「我們能跟誰做生意?跟台灣嗎?」 「識時務者為俊傑,」他說。 為了貫徹政策,當年的南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前身)是新加坡華商陳六使創立,採全華文教學。李光耀把它視為推雙語政策的威脅,認為其危害「新加坡安全、穩定和人民生計。」 他逮捕「發表種族煽動性言論」的學生會長何元泰(後來逃到英國),因為何元泰主張華文教學;另一方面,他索性將南洋大學遷往新加坡國立大學,「既然不能在南大製造講英語的環境,那就把南大搬到一個講英語的環境。」 他的鐵腕,把一個原本操著潮州話、廣東話、華語、馬來文等各種語言的國家,在五十年內,全都把英文變成統一語言。這也是個政治選擇,德國前總理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問過李光耀,從政生涯中有何值得自豪之時?李光耀回答:「使用英語。」因為統一了語言,新加坡才沒有出現族群撕裂。 他也不在乎主流社會對他的爭議。「太在意民眾支持度的領導人,是軟弱無能。」 我們在南大校園裡漫步,這裡只剩古色古香的華裔館建築,跟登有「1995南洋大學」的牌坊,提醒著我們,這裡曾是東南亞第一所華文大學。 新加坡不是沒有犧牲。 南洋理工大學傳播與信息學院助理教授廖繼權說,雙語運動對老人的打擊很大,很多老人還是在說潮州話或是廣東話等方言,但在公共場合說,會被警察糾正,想要在家裡說,小孩子卻只會說英語。 明明是一家人,大家像是活在兩個世界裡。 第三站裕廊工業區 抉擇三》全面開放、絕對競爭外來人口近四成 老闆變成香港、中國、馬來人 李光耀為新加坡留下的另一項制度,就是「開放」,不管是對外資,或是對外來勞工。這是新加坡能競爭亞洲金融中心的最大籌碼。 新加坡的對外之路,是從這裡開始的。 我們抵達距離市中心約十幾公里遠的裕廊工業區,位於新加坡的西南部外海,原來是一片荒蕪沼澤地,透過填海造陸,最後擴充為六十平方公里的裕廊島,島上管制嚴格,不讓任何人隨便進入。這是新加坡的第一個工業區。 「我們一開始什麼都做,」第一批進入裕廊工業區的新加坡商人盧漢志說。一九七一年英軍撤退,新加坡一下子面臨約十萬人失業。要使新加坡擺脫貧窮,工業化是最快的解決方法。為了求生,新加坡什麼生意都接──從蚊香、紙錢、植物油到樟腦丸。 獨立十年內,李光耀就撤銷了汽車、冰箱、電視機、洗衣機、收音機等產品的保護性關稅。新加坡也吸引了惠普與波音等一流廠商入駐。 同樣邏輯,他也用在引進外來人才上。 李光耀組成的第一批內閣,十人當中,只有他一個人是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 新加坡目前外來人口(工作者與非工作者)就將近四成,但為了維持競爭力,預計在二○三○年前,新加坡人口能達到六百九十萬人,等於屆時,外來人口就將超越一半。 這是新加坡人現在過的生活:面試的老闆變香港人、中國人或馬來人,他們可能會更傾向選擇同種族的其他面試者。走在大街上,比香港密度還高的人潮,讓人喘不過氣來,地鐵永遠要等兩班才擠得上去。 最慘的是,根據統計,本土公民的失業率比新加坡整體還高,這代表了,飯碗真的被人取代了。 新加坡人的薪水,因為整體競爭力提升,而成為全球第三高。然而,壓力感卻越來越大,「我們已經變成二等公民,」三十三歲的工程師培偉說。 李光耀清楚,絕對的開放,會帶來絕對的競爭。但,唯有更低的勞力成本,才能創造更高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 這,是小島需要付出的代價。 第四站總統府 抉擇四》高薪養廉高效率政府背後秘密:年薪五千萬的公務員 他的第四個抉擇,就是新加坡能維持高效率政府競爭力的關鍵:建立高薪廉效的公務員體制。 新加坡公務人員領的薪資是全世界最高。根據統計,新加坡行政官員的薪資隨著私人部門薪資浮動,總理與部長級年薪已高達新台幣五千萬元,一級主管薪資也有年薪超過新台幣一千萬元。 這個制度若在台灣想推行,很容易就被否決。因為這一群應該是「服務」人民的公僕,憑什麼領的比納稅人還高?但是李光耀卻是這樣回大家:新加坡是彈丸之地,「這片土地,需要的是一支超凡的領導團隊。」 如果要最優秀的人,放棄專業領域的薪資,還不給他們高薪,頂多只能讓他們在公職服務一到兩年,最後結果就是「政府將形同旋轉門」,留不住好人才。 第五站芳林公園 抉擇五》保母國家唯一有鞭刑的已開發國家 七年前才開放上街抗議 身在台灣的我們可能沒想過,新加坡人是用怎樣的自由代價,去換來今日。 「有這個公園嗎?」我們走入在市中心克拉克碼頭旁的芳林公園,但市中心裡的小角落,連計程車司機都很陌生。 這個三分鐘腳程就能走完一圈的草坪,是新加坡人唯一可以自由集結,示威的地方。一角演說者角落(Speaker's Corner)的告示牌,全都是規定:不能說惡意會挑撥種族情感的字眼、不可以在這裡販賣食物與飲料。更早之前,這裡還規定,要抗議不滿前,請先跟一旁的警察局登記姓名後,才能演說。 在角落能自由發表不滿的「福利」,新加坡人直到建國四十三年,也就是七年前才擁有。 李光耀絕對的干預,以確保小島人民能同步前行。 「如果我們不去干預私人事務的話,新加坡就不可能發展現在的經濟。我們必須知道你的鄰居是誰、你靠什麼為生、你產生多少噪音、你如何吐痰,」李光耀曾說。 「讓人恐懼的氛圍,」「對異議分子的下獄鎮壓」是討論李光耀負面評價時的常見字眼。西方稱新加坡是個事事都管的「保母國家」。 「我認為,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李光耀說。 截稿前一刻,新加坡政府剛宣布,今日起,將無限期禁止示威集會。 人民為什麼不反抗?除了李光耀交出的經濟數字確實漂亮外。他反對施捨,但是卻用技巧維持政局穩定,代表作就是讓居者有其屋的組屋(如台灣討論的社會住宅)制度。 李光耀看透人有房子住,就會安定。政府大蓋組屋,一套三十坪,五個房間的市區房子,地鐵到市中心約二十分鐘,報價折合新台幣只要七百多萬元。現在,有八成新加坡人都住在組屋裡。當他病危時,李顯龍臉書上po出的,就是位在市區丹戎巴葛的組屋,文字寫著:「沒有組屋,他(李光耀)在一九六三年的大選將危機重重。」 李光耀的五個抉擇,養出了今日的新加坡人。 他們形容自己:「怕輸、怕死、怕政府。」 這是強人離去後,新加坡不會一夕巨變的原因。 拍攝過《小孩不笨》、《錢不夠用》等電影的新加坡國民導演梁智強說,新加坡人也渴望有自由與改變,「但我們也不知道換了一組人後,到底會變成怎麼樣。新加坡人可能沒有勇氣,做這樣投注(賭注)。」 此外,李光耀確實留下強勢的制度。雖然接棒的李顯龍團隊,只擁有六成的民意支持度(過去都在八成以上),但是文官制度讓最優秀的人在體制內,短期內不至於出大錯。 敏感的金融圈認同此觀點。李光耀死訊傳出當天,新加坡股市僅小跌○‧○七%。 我們站在濱海灣(Marina Bay)的新商業區,這裡,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填海,站在羅敏申路,放眼望去,至少有三棟高樓還在建設。包含Google、花旗銀行、跟渣打等跨國企業都位居於此。一眼看過去,三棟連為一體的金沙酒店是重要地標。來自博弈的收入,占新加坡約一‧六%比重。 僅僅五十年時間,獨立初期,李光耀回憶錄篇幅裡記的最多的,還是他如何解決牛在路上滿地跑,養豬場糞便汙染河流,導致城市惡臭等問題。但今日,新加坡成為全球經商最容易的國家。 如果說,是李光耀的抉擇讓新加坡翻身,倒不如說,他做出抉擇的態度,得以讓他成為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口中:「遇過最睿智的領導人。」 承認每個選擇都有代價,並且勇於承擔,是李光耀一輩子戮力實踐的價值觀。現在,接棒者李顯龍團隊,也開始遇到能否為選擇承擔代價的難題。 經濟學人:新加坡模式無法持續 李光耀建立贏者生存的社會,換來了GDP,代價是,貧富差距更大的社會與壓力。 接任的李顯龍想照顧基層人民的觀感,縮緊了外來移民政策,卻換來較高的生產成本。據瑞銀(UBS)最新統計,勞力成本上升,新加坡企業經營盈餘總額占GDP比率下滑至十二年來最低,「新加坡正處於經濟結構重調整。」 李顯龍與在地人都必須重新釐清,大家想往哪裡走,以及願意犧牲什麼。兩個問題,缺一不可。 兩條邏輯極端矛盾的道路,沒有對錯,但無法兩全。 新加坡現在碰到人口老化,民眾要求提升社會福利,解決外來移民的聲浪只會越來越高。悲觀的論述如《經濟學人》已直指:「新加坡模式將被證明無法持續下去,儘管是在新加坡。」 「他(李光耀)走了,(人們的)覺醒才正開始,」李慧敏說。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人們看來依舊忙碌,天氣仍非常濕熱,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已經走入了另一個篇章。李光耀用他的走,把下一個抉擇權,交還給大家。 【延伸閱讀】他36歲當總理、42歲建國,翻轉新加坡命運 ■1970年代平均經濟年成長率超過9%■1980年代成立亞洲第一個金融與能源期貨交易所■2013年人均所得全球排名第4■2014年世界銀行企業經營環境排名第1■2014年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排名第2■2015年經濟自由度排名第2 【延伸閱讀】沒有他,就沒有今日的新加坡——李光耀大事紀 他,劍橋高材生●1923年:9月出生於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號●13歲:進萊佛士書院接受英語教育●19歲:二戰時日本占領新加坡,開始學日語●20歲:當上日本新聞報導部英文編輯●23歲:赴英國劍橋大學留學,4年後以法律科特優畢業,返新加坡並結婚 他,被迫建國●31歲:成立人民行動黨,並於隔年代表人民行動黨首度參選●36歲:新加坡完全自治,李光耀當選首屆總理●37歲:成立建屋發展局,3年後公布「居者有其屋」計畫,準備提供公屋●40歲: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合併,新加坡仍維持自治。以參與叛亂為由,逮捕反對合併的昔日同志林清祥●42歲:發起「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運動,反對中央政府種族歧視。8月9日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從此獨立 他,打造經濟神話●45歲:成立裕廊鎮管理局,為裕廊工業區打下基礎●52歲:兼任教育部長,準備推動英語教學●55歲:推動英語為學校教育的第一語言、中小學教育能力分班,改建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學院●56歲:提出公務員高薪養廉計畫,每3年每名公務員調薪20%●67歲:卸任總理,轉任資政。同年新加坡與中國建交,也是東協最晚與中國建交的國家●91歲:病逝於新加坡中央醫院 整理:楊少強 |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7/4646368.html
做创投这半年多,杨炳龙有了些感慨:好不容易筛选了几个创业项目,一回头发现钱都进股市、楼市了。
杨炳龙是深圳一家早期创业投资企业的创始人。公司有十来个人,虽然规模不大,但这半年来可谓经历市场沉浮。
这位不到30岁的潮汕人发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尽管上半年深圳的可投资项目比之前要多,但创投市场却冷清很多。“不少资金流入股市和楼市。就算是碰到好的项目,资金也没那么容易募集。”
投资机会增多
杨炳龙一年前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因为兴趣和看好风险投资前景走上了创投之路,并于去年10月注册了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处于创建或初建过程中的成长性企业是他紧盯的目标。
公司成立后投的第一个项目让他信心倍增。这是个拼大巴平台项目,通过大巴拼车的形式满足上班族的通勤需求,比常规公交便捷,费用低于乘坐出租车和自驾。
杨炳龙当时投了30万元,所占股份虽然不多,但是项目发展的势头喜人,近一轮估值已翻10倍。目前在深圳已经铺有200多条线路,覆盖科技园、华强北等CBD区域,近日又获得Pre-A轮1200万元融资。
虽然正式走上创投不过一年的时间,但是杨炳龙关注这个行业时日已久。他明显感觉到,今年以来投资机会增多了。前不久,他在两个月内就找到了5个合适 的项目。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这个时间包括了解项目盈利模式和运营团队的时间,比以前短;而且这5个项目是从100个项目中精选出来的。”
他分析,创业项目增多了,创投可以选择的余地也大了。上述5个项目中,其中一个是做烘焙孵化器,给那些有手艺的人提供设备,并整合物流商和销售。“类似的创新项目比以前多了不少。”他说。
商事改革推动创投数量激增
深圳创业门槛正在大幅降低。深圳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各类社会机构也在为创业者搭建平台,大批人开始为自己打工。
就拿杨炳龙的母校深圳大学来说,该校通过鼓励学生创办企业并入驻该校创业园等方式推动一批批在校生走上创业之路。深圳大学负责与学生创业项目对接的 陈一鸣告诉本报记者,企业入驻创业园后,不仅拥有免费的办公场地,物业费和水电费也全免。除此之外,每年还能获得3万~20万元的资助。
而将背景放大到整个深圳,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浪潮正如火如荼。自2013年3月实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市场准入门槛极大降低,各行各业新增企业井喷。当年深圳新增商事主体364728户,较2012年几乎翻了一番。
深圳组织机构数据统计平台发布的创投业发展报告分析,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为创投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潜在客户资源,激发了当地创投业迅猛发展。2013年,新增创投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78家猛增至729家,增长8倍多。
深圳中小民营企业发达,高新技术产业更是撑起了工业的“半壁江山”,也为当地创投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深圳创投机构基石资本合伙人陈延立告诉本报记 者:“上海和北京是外企和国企集中,深圳则是民营企业较多,有钱的私人企业主很多,对于财产保值和增值的需求旺盛。这对创投来说,无论是寻找投资对象还是 募集资金,都是个利好。”
创投环境相对平淡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也催生了创业孵化器的兴起。
上个月在深圳国际创客展上,除了创客展台,出现了至少三四家孵化器展台。创业者每月花费低廉的租金就可以获得办公区域,以及法律咨询和融资等方面的服务。
最近,杨炳龙就成立了一个孵化器,1000多平方米,位于南山区学府路。他将孵化器打造成了“咖啡厅+联合办公”的模式,专门面向刚刚踏上创业之路的人。每个办公位每月收取700元左右的管理费,创业者生意起步之后可以随时搬到收费高昂的写字楼。
虽然招租才不过短短一个多星期,但已经有二十多位创业者入驻。
不过,相对于创业者的热情高涨,杨炳龙觉得上半年的创投市场有些平淡和冷清。“不少资金流入股市和楼市。就算是碰到好的项目,资金也没那么容易募集。而创业企业需要有资金注入才能跑得快。”
今年上半年,股市风云变幻、跌宕起伏,大量社会资金涌入A股市场,掀起了“全民炒股”热潮。而深圳的房价也大幅上涨,个别区域甚至暴涨50%。
目前,杨炳龙正积极筹备路演,为上述5个项目募集资金。“但是预计能投的钱不多,大概两三百万元,每个项目平均下来几十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