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貸比不鬆扣

央行：非限購城市首套房商貸首付比不低於25%

央行：非限購城市首套房商貸首付比不低於25%

一財網 蔡胤 2015-09-30 19:05:00

9月30日下午，中國人民銀行下發《通知》，要求在不實施“限購”措施的城市，對居民家庭首次購買普通住房的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調整為不低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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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留守兒童的“童伴媽媽”：“做，總比不做好”

“童伴媽媽”任麗在陪著孩子做手工。（南方周末記者 陳露/圖）

“童伴媽媽”，這是一個飽含苦心的公益項目。它企盼用有組織的服務，來彌補留守兒童親情上的缺憾。

它也意識到：“留守兒童是一個經濟發展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解決不了。”

“媽媽”們說：希望“以後會好一點，好到這個職業不再被需要”。

2015年12月的一天，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區佛門鄉禹王廟村的楊麗瓊走出了自己的村子，她來到鎮政府的一間辦公室。那一天她很緊張，她甚至記不起那間辦公室門牌上寫的名字。還有十幾個人和她一起，她們等在會議室里，等著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她們都是女的，而這是一場要成為幾十個孩子“媽媽”的面試。

同一時間，東觀鎮火光村的任麗也走出了自己的家門，來到鎮上，同樣是參加一場面試。

召喚她們的是同一個新詞，“童伴媽媽”。要為村里的留守兒童找一個“媽媽”的消息，通過一張張村頭的大字報和村委的廣播，傳播開來。

“童伴媽媽”真名“童伴計劃”，這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牽手共青團四川省委、中國公益研究院，開展的關註留守兒童的項目。

此項目目前已經在四川省的100個農村建立起來，下一步將會往貴州擴展，尤其是畢節地區。

他說“我媽媽姓假，假的”

四歲的喜文騎著一輛四輪自行車，其中左邊的輪子已經掉了。他的媽媽在他兩個月時離開了。

他說“我媽媽姓假，假的”。

楊麗瓊打開“童伴計劃”專門的QQ群給南方周末記者看，“這個孩子很可憐……能怎麽幫幫他？”。

100位“媽媽”，最大的五十來歲，最小的二十出頭。各自負責的村子有20到100多名不等的留守兒童。對留守兒童的理解，她們比旁人多一份直觀的感觸。“留守兒童”，這不是新聞里的一個詞語，也不是遙遠農村中一群面目模糊的孩子。而是那群“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樣”的孩子。

在成為“媽媽”之前，吳家店村唐曉艷當了八年幼兒園老師。在她眼中，留守兒童和爸媽在身邊的孩子之間，有一道清晰的劃分。“有爸媽在身邊的，幹凈些，聽話些。”

另一位“媽媽”彭麗懂得“孩子沒有媽媽在身邊是啥滋味”。她的媽媽11歲離開她，站在人群里的“那種不安全感”，即使自己已是15歲孩子的媽媽，她仍記得。

楊麗瓊曾在深圳打工十年，看多了身邊老鄉把孩子留在村里，獨自外出打工的百態。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工作在工廠的流水線上，或者做保安和鐘點工。稍好一點的，就是上面一點的管理。每個月拿著從兩千元到五六千元不等的工資。”她稱這些老鄉為“候鳥”。“如果經濟條件允許，孩子寒暑假時，老鄉們就把他們接到深圳，經濟條件差一點的，就不敢想這事，兩三年才回趟家，是常有的事。”

當上了“媽媽”，她又看到了候鳥牽掛的這頭——留在家里孩子的樣子。

粗細不等的裂痕，如同一條條長短不一的蛇，放肆地在沙礫路上爬行。路不寬，這是通往楊麗瓊所在村子的山路。山與山之間就是溝，溝里面住著老百姓。後來山體滑坡嚴重，政府出資一部分，在山頂上建了“新農村住房”。有能力的村民就搬了上來。

“我的爸爸在青海，我的媽媽在廣東”，周鑫鑫是典型的留守兒童。他接觸“留守兒童”這個詞，還是“看新聞看的”。他覺得留守兒童“沒啥”。他的爸爸媽媽每年會回來一次。

在楊麗瓊眼里，周鑫鑫已經是“條件不錯的留守兒童了”。村里情況複雜，她不得不作出傾斜。對周鑫鑫，她只有看到了才會和他聊聊天，跟蹤他的情況，確保他沒出問題。

雨豪才是楊麗瓊關註的重點。

他今年十歲，五年級在讀，出生十個月爸爸因搶劫被判十五年，媽媽頂著“外出打工”的名義，從此音訊全無。雨豪還有一個姐姐，雨霞，15歲，讀初三，考試總是第一名。平日里，雨豪跟著自己的78歲爺爺、80歲奶奶一起生活。經濟來源表上列著，“孤兒津貼”“陽光獎學金”“精準扶貧”“低保”，一家四口人靠著各種扶持生活。

他們沒有能力住進新農村住房去。破瓦房搖搖晃晃，從屋的這頭可以直接看到那頭的屋外，墻壁上有大大小小的洞。所謂的臥室，只有一張床，一盞電燈。打開，可以看見燈周圍的蜘蛛網。墻壁上貼著姐姐的獎狀。門上，留著雨豪去年寫下的“知識改變命運”。

楊麗瓊看著雨豪心里疼。

雨豪和姐姐性格截然不同，他內向，叛逆，自尊心強。“你說他，他會很難受”。在雨豪的理解里，對爸爸媽媽沒有概念。被問到爸爸媽媽是什麽樣子，他就擡頭看看爺爺，再看看奶奶，然後低下頭。

楊麗瓊覺得，雨豪的樣子和缺乏母愛關系重大。他的姐姐樂觀，上進，是因為比雨豪享受母愛的時間長。姐姐平時愛笑，只有在提起是否想媽媽時，這個15歲的女孩才會嘆氣，“唉，習慣了就好了”。她說長大了想當老師，也“還是想再去找找媽媽”。

楊麗瓊扒拉政府的任何一項相關規定，想看看“在政策方面他們享受到了哪些，還有哪些是可以享受到的”。楊發現“孤兒津貼”上，只有弟弟有，姐姐卻沒有。一個月三百多塊錢，對孩子很重要。她向上反映，詢問為何姐姐沒有，得到的答複是“一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孩子”。今年，她把姐姐也報上去了，“先都報上，報上再說”。可

是政府補貼是死的，“有時候杯水車薪”，她還在努力為姐弟尋找社會力量，團體的幫助。

媽媽生下孩子就離開的例子，村里還有不少。“我們這的女人就是這樣的”，家里經濟擔子落到一個女人肩上的時候，她們承受不起，往往就一去不返了。

招聘來的“媽媽”

畢節的留守兒童死亡事件發生以後，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覺得，“必須有所行動了”。

他們從2015年6月份開始調研留守兒童問題，還找到中國公益研究院尋求理論支持。發現這在社會公益組織的議題里，是一個“老”課題。組織留守兒童的夏令營、為留守兒童輸送愛心物資、為留守兒童寄宿學校派遣義工等，公益組織做過諸多嘗試。但劉文奎始終覺得，“留守兒童所需要的不單單是物質方面。監護人的缺失，使他們在教育、安全、心理等各個方面的權利和需求都得不到滿足”。在物質缺乏的表象之下，他們需要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

經過了半年的調研、研究，“童伴計劃”破繭而出——為每一個村子的兒童選一個“媽媽”，重點關註留守兒童。

劉文奎拿著“童伴計劃”的項目找到共青團四川省委，雙方一拍即合。在這個每年有近2400萬外出務工人員，245萬18歲以下留守兒童的省份，關愛留守兒童的工作已開展了10年。這十年，留守的群體名字從“留守學生”變成“留守兒童”，從零星的媒體報道上升到國家政策扶持，但有些問題卻始終未能解決。“從鄉鎮到村上的落地不足，往往使留守兒童項目效果大打折扣。”

但“童伴計劃”或許可以解決。在劉文奎的描述里，“這不是一個人的戰鬥，她的背後將站著村委會、鄉鎮政府、縣級項目辦公室以及專家團隊”。簡言之，這是一個結合了政府行政力量的公益項目。

項目能否順利開展，關鍵在於“媽媽”的選拔上。劉文奎和他的同事曾對“童伴媽媽”有過很多設想：不錯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質；較好的性格；最好是一個“孩子王”。但問題是，在農村，這樣水平的人大多都到城里打工了。

幾經商討，他們定下了選拔“媽媽”的六條標準：“愛孩子，熱愛兒童福利服務工作；高中及以上學歷；年齡19-55周歲；無犯罪記錄；掌握漢語及當地少數民族語言，了解當地文化；能保證合理的工作時間，村支書、主任、文書和大學生村官不做推薦，村委委員、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村小老師和醫生可納入推薦範圍，最好是專職人員”。

楊麗瓊和任麗都符合，她們因此敲響了面試的門。

最終，100位“媽媽”產生，她們被集體培訓三天。

“媽媽”們的“好難啊”

在工作走上正軌之前，“媽媽”們需要先對村里留守兒童的情況進行一輪普查，這也是她們向村民介紹“我是誰”的機會，這花了她們兩個半月的時間。

兩個半月走下來，讓她們意識到，“好難啊”，現實與當初的想象“差別太大嘍”。

她們挨家挨戶地去詢問孩子的相關信息。可孩子是流動的。有些是戶口在，但人從出生就沒回來過；有些是人在，但戶口被爸媽遷走了；這還不包括每到寒假、暑假，不定期去找爸爸媽媽的那一部分。

而退一步講，要想問到這些信息是不容易的。

“你們是幹什麽的？”“你們能給我家帶來什麽？”一圈摸底工作做下來，她們更加深了共識，“現在的人是比較現實的，會直接問是否有什麽新的補助那些”。

這也是高坪區項目辦公室的一位負責人希望呼籲更多社會力量加入的原因。“老百姓會問你為啥他家娃娃有那麽多補助，我家的娃娃就沒有？”因此，謝和她的同事正在做一件事情，他們把那些特別困難的留守兒童的故事收集起來，隱去名字，掛到網上。“社會力量是帶有個人喜好的，他想幫助誰就幫助誰，大家不好說什麽。”

在回答完自己會盡力幫孩子多爭取幫助後，“你們是查戶口的嗎？”這個問題在離異單親，或者父母不和的家庭中更加常見。

“農村還是……沒有辦法像城里人那樣，能夠理性地對待離婚。”楊麗瓊笑得有些無奈。在她的村子里，有很多藏起來的秘密。

實在搞不定了，媽媽們會去找村委會主任來當救兵，“孩子的信息總得知道哇”。

兩個多月摸底工作結束，面對著各自村子從二十多到一百多個的留守兒童，媽媽們開始了工作。但問題又接踵而至：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而各家居住分散，山路不好走，只能步行。去一個家來回一個多小時是常有的事——根本不可能顧過來這麽多留守兒童，當一個村子所有留守兒童“共同監護人”的想法，很難現實起來。

更嚴峻的是，她們錯過了一些孩子願意開口與人交流的機會——10歲以上的孩子已經不願意再與他人說什麽了。他們在缺失父母陪伴的情況下，度過了十年。已經習慣了自己一個人。他們內向、敏感，即使面對一個會對他們笑，會對他們好的“媽媽”，也會表現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

“為什麽別人的媽媽在身邊，我的媽媽卻不在？”和孩子們熟了後，這是童伴媽媽最難回答的問題。

如果面對不讓孩子吃校門口賣的五毛錢的零食的問題，她們有信心比爺爺奶奶教育得好。爺爺奶奶說的是“你不許吃”；而“媽媽”能跟孩子解釋“為什麽不能吃，因為吃了會讓你的肚子里長蟲子”。

但是面對“自己的媽媽為何不在”的問題，她們所有的智慧似乎不夠用了。

“對於留守娃娃，我們只能說盡力讓他開心一點，沒法解決根上的問題。親媽媽的陪伴，是誰也替代不了的。”很多時候，她們會產生無力感。

這也是“童伴計劃”項目在輿論兩極中的質疑聲：“難解留守兒童親情之渴”。

對於這樣的問題，共青團四川省委一位負責人也考慮了很久。“留守兒童是一個經濟發展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解決不了。我們只能說把服務做得更好。對孩子的成長來說，做，總比不做好”。

過年的時候，高坪的十個村十位“媽媽”都開展了一個活動：“有愛不孤單，牽手過大年”。讓回了家的父母和孩子們一起做遊戲。

在任麗的記憶里，很多父母為了這個活動都晚走了幾天。那天的村子空地上，“兩人三足”“運氣球”的遊戲伴隨著笑聲開展。笑著笑著，很多父母都開始抹眼淚了。大家就那麽笑著、哭著，感謝任麗可以給他們這樣的一次安排。

那一天是初八，任麗記得很清楚。“八是發”，是出門的好日子。很多父母會選擇在這一天再踏上外出打工的汽車。她們也開始了工作。

“童伴媽媽”們希望，“以後會好一點，好到這個職業不再被需要”。

（為保護留守兒童隱私，文中所提留守兒童名字皆為化名）

李毅中稱工業仍是立國之本 建議到2020年占比不低於30%

“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宜再快速降低”，全國政協委員、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在3月6日參與政協經濟組小組討論時表示。

"十三五"規劃提出，到2020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從2015年的50.5%提高到56%。

“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從50.%5提高到56%，5年增長5.5個百分點，這5.5個百分點主要還是由二產來提供，因為農業降不了多少。2015年工業增加值占比是33.8%，如果照此計算，‘十三五’期間工業增加值占比如果再降5個百分點，那麽到2020年工業增加值占比就是28.8%。”李毅中預測。

李毅中談到，第三產業有能耗低、汙染少、吸納就業能力強等特點，積極發展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提高其GDP占比是符合規律的。“我曾經算過，三產單位增加值的能耗是二產的22%，相當於五分之一。”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工業為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廣闊的市場，其中的生產性服務業本身就是工業的延伸和擴展。

李毅中表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工業始終是立國之本，但從中國國情來看，到2020年我國才基本實現工業化。

李毅中指出，天津2015年工業增加值占比是42.2%，規劃到2020年不低於40%;重慶處於工業化的加速期，2015年工業增加值占比是35.4%，規劃到2020年提高到40%;浙江2015年工業增加值占比是40.15%，規劃到2020年占比為37%。“這幾個工業比較發達的省市規劃到2020年的工業增加值占比都不低“。

“中國的工業化比西方國家晚了七八十年，現在西方的工業化要再工業化，歐盟還要提高制造業的占比”，李毅中建議，到2020年我國的工業增加值占比不要低於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