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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朱鋒：南海問題的本質是什麽

菲律賓單方面向海牙國際仲裁庭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可能在近期做出最後裁決。

12日，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徐宏向中外媒體闡釋了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所涉國際法問題，強調有關仲裁庭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對這個案件沒有管轄權，無權作出裁決。徐宏指出，首先，提請仲裁的有關事項如果超出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就不能采用強制仲裁。菲律賓提請仲裁的實質是南海部分島礁的領土主權問題，已經超出了公約的適用範圍，因此不能提起強制仲裁，仲裁庭也沒有管轄權。其次，如果有關爭端涉及海域劃界、歷史性海灣或所有權、軍事活動或執法活動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有權聲明不接受強制仲裁。

各方都非常關註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結果，以及仲裁結果對未來南海問題走向的影響。為此，《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了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朱鋒教授。朱鋒認為，南海問題的緊張將是長期化的。

在他看來，南海爭議最複雜的一面，就是已經從單純的南海主權聲索國之間的海洋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爭議，因為大國的插手和幹預，蛻變成了亞太地區最為緊張的地緣戰略博弈的焦點。

朱鋒強調，南海問題的本質，已經遠遠超越了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爭執，變成了兩種歷史性力量的碰撞。這兩種歷史性力量，一是美國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西太平洋長久享有的、不受挑戰的海空優勢;二是中國立誌成為“海洋強國”的戰略進程。

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是成立於2012年10月的綜合研究南海問題的高端智庫，同時也是南海國際交流對話平臺、涉海事務高端人才培養基地。

仲裁涉及15項訴訟分為三類

第一財經日報：如果接下來海牙國際仲裁庭宣布對所謂“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結果，這對下一步南海問題的解決會有哪些影響?

朱鋒：南海仲裁案中，菲律賓向海牙國際仲裁庭一共提出了15項訴訟請求。這15項訴訟請求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強烈挑戰中國在南海的海洋權利主張及其法律依據，請求裁定中國的南海斷續線及“歷史性權利”主張非法。二是要求仲裁庭澄清和確認中方實控島礁，或中國有主權訴求的島礁究竟是“島”還是“礁”。菲方認為黃巖島為巖礁，美濟礁、仁愛礁、渚碧礁、南薰礁和西門礁(包括東門礁)、赤瓜礁、華陽礁和永暑礁為低潮高地，這些海洋地物都無法擁有200海里專屬經濟區;而黃巖島、渚碧礁、仁愛礁等都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中國在黃巖島有12海里領海，但不得阻止菲律賓漁民捕魚，中國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的渚碧礁進行人工島礁建設則為“非法”;三是指控中國在南沙的活動侵害了菲律賓正常的海洋權益，請求裁定中國在黃巖島和南沙群島部分島礁及相關海域的活動非法。

仲裁庭的裁決還沒有出來，但很可能在實體事項裁決中做出不利於中國的判決：一是中國的南海斷續線和歷史性權利主張缺乏國際海洋法依據;二是美濟礁和仁愛礁是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一部分，中國不得主張權利;其他中國所占有的南海島礁都不產生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三是在黃巖島問題上要求中國停止“非法幹涉”菲律賓對本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資源享有和行使主權權利，停止阻止菲律賓漁民在黃巖島的捕魚行動;四是中國在美濟礁的島礁建設活動“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條款及保護、保全海洋環境的義務，並構成“非法侵占行為”;五是中國旨在阻止菲律賓補給占領仁愛礁的“馬德雷山號”廢棄軍艦船員的活動，“非法激化了爭端”。

如果海牙國際仲裁庭真的做出以上裁決，很顯然將對中國的南海權益和維權行動帶來沖擊。

第一，南海斷續線和歷史性權利主張的合法性將遭到挑戰。中國一直主張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但南沙大部分島礁被他國長期非法侵占，導致中國始終難以宣布南沙群島的領土領水的基點基線，南海斷續線在捍衛我國南海島礁主權和海洋權益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一旦仲裁庭裁定中國僅能獲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主張的海洋權益，或者，中國的南海歷史性主權與海洋權益要求必須“與公約相一致”，就等於基本否定了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島礁主權與附近海域的海洋權益主張。

第二，中國在南海的維權執法和島礁建設行動的合法性將面臨嚴峻形勢。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是改善守島戰士和群眾生活的必要措施，也是中國增強南海海洋權益保障的重要舉措。更重要的是，擴大後的南海島礁可以為區域內各國共同的生態、環境保護、減災防災、南海科考、人道主義救援等諸多問題提供公共產品。而且，菲律賓、越南等國在近20年的時間內，一直沒有停止過在南海非法占領島礁的填海造島工程。菲律賓此次訴中國的仲裁案中，就將美濟礁和仁愛礁列入菲律賓專屬經濟區範圍內的低潮高地。

南海爭議今天最複雜的一面，就是已經從單純的南海主權聲索國之間的海洋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爭議，因為大國的插手和幹預，蛻變成為亞太地區最為緊張的地緣戰略博弈的焦點地區。

第三，仲裁案的裁決結果，將會被南海主權爭議國和西方國家大肆用來鼓吹所謂各國應該遵守的“國際規則”，從而利用仲裁判決作為指責中國“不遵守，或違背”國際規則的口實，乘機在南海問題上“妖魔化”中國。美國、日本等國利用南海主權爭議，鞏固軍事同盟體系，擴大對東盟國家的援助與安全夥伴合作，打壓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地緣經濟影響力，營造有利於美日等國的南海問題上的地緣政治“陣營化”趨勢，試圖大舉限制和削弱中國在南海及周邊地區的外交與戰略存在。南海仲裁案的裁決結果，將給這些國家提供所謂的“法律牌”，在南海爭議上力圖迫使中國從戰略和外交兩個方面采取“退縮政策”。

打好“外交戰”、“法理戰”和“輿論戰”

日報：中國應該如何在雙多邊外交及國際輿論上應對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結果?

朱鋒：中國應對南海仲裁案，必須從法理鬥爭、外交鬥爭和國際輿論鬥爭這三個方面入手。應對南海仲裁案，就是要打好“外交戰”、“法理戰”和“輿論戰”。

從外交戰的角度來說，我們需要團結和動員支持、理解中國南海政策的國家，向國際社會表明我們的主張。中國在解決南海爭議問題上力主雙邊對話與磋商的方式，並不孤立、更不“自閉”，我們的觀點和主張擁有足夠多的國際支持的聲音。近兩個月來，我們利用外交出訪、雙邊國際會議和個體國家發表聲明等場合，例如中國和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的雙邊對話;中國外長王毅訪問東盟三國，建設性地向國際社會明確傳遞中方在應對南海仲裁案問題上的立場;聯合理解和支持中國的國家發出“共同聲音”，向國際社會展示了“中國力量”。圍繞著南海仲裁案而掀起的這波“外交戰”，我們是被迫的、防禦型的、反擊性的。看看美國白宮、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在不同的國內國際場合針對南海問題對中國的“扣帽子”、“打棍子”，看看日本安倍政府處心積慮地在各種雙邊和多邊國際場合夾帶私貨、大談南海問題，在維護南海權益問題上中國是被逼得不得不在外交上挺身而出、有所作為。

“法理戰”則更需要中國動員自己的政府機構、智庫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團體，在南海仲裁案問題上條分縷析，提出我們自己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如何適用南海主權爭議的科學、嚴肅和客觀的立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管轄和規範國際海洋權益的“最高法典”，中國一直是《公約》談判、簽字到生效最積極的支持力量之一，也是《公約》原則最堅定的執行者之一。解決海洋權益爭議的國際司法仲裁程序，是公約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完全理解。但問題是，海洋仲裁庭宣布對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的恪守理性管轄權和主體問題的審議過程，是有瑕疵的。

《公約》究竟如何適用於南海爭議的解決，重要的是依據公約的法律精神，而不是簡單的法律技術。進一步來說，南海的主權爭議有著重要的歷史背景和沿革，海牙仲裁庭的裁決不能無視南海主權爭議背後的歷史因素。在這樣的背景下，南海仲裁案應該有助於《國際海洋法公約》內涵的與時俱進，有助於國際海洋法主體的更新與發展。我們反對僵硬、簡單地在仲裁案中機械性地使用《公約》原則。打好南海仲裁案的“法理戰”，就是中國需要在國際海洋法演進的現實進程中傳遞明確的“中國聲音”。

南海仲裁案的應對同時又是一場必要的國際“輿論戰”。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機構和人民對南海主權爭議的歷史由來並不清楚，對於中國南海權益主張更是一知半解。而其他南海主權聲索國例如越南和菲律賓，這20年來一直不遺余力地在拉攏、遊說國際媒體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智庫和研究機構，不斷向世界灌輸它們的南海主權主張的歷史依據，不斷向國際社會哭訴中國如何“以大欺小”。這些南海主權的競爭性聲索國的國際公關和媒體攻勢不僅比中國早，而且恰逢中國力量壯大、世界對中國的未來難免產生疑慮和不安的敏感時刻。因此，明明是中國的南海島礁長期被其他東南亞國家非法侵占，國際輿論卻反而常常同情這些國家。再加上西方勢力為了制衡中國，刻意渲染和誇大中國在南海維權與維穩行動的所謂“攻擊性”。

需要清晰、持久和理性的南海戰略

日報：中國在九段線內的歷史性權利主張，在當前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環境下遇到了哪些挑戰?

朱鋒：中國在九段線內的歷史性權利主張有著深刻和清晰的歷史依據。中國不僅是南海沿岸國中最早明確宣布南海島礁主權的國家。南海九段線是中國在南海擁有島礁及鄰近水域海洋權益的歷史見證。九段線內水域並非中國的領海，也不是中國可以享受排他管轄權的專屬經濟區，但中國享有九段線內水域的歷史性權利。

現有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歷史性權利”的規定和論述相對比較含糊。《公約》明確規定的兩種情景，要麽是“歷史性水域”——其性質相當於領海，要麽是“歷史性海灣”——其性質相當於擴大的毗鄰區或專屬經濟區。但什麽是“歷史性權利”?就是在和其他國家的專屬經濟區有重疊的部分享有適當的捕魚權、航行權，或者資源權。?今天的《公約》對此規定得並不清晰，也缺乏國際司法實踐的支撐。但《公約》的法律精神承認“歷史性權利”，這是毋庸置疑的。

日報：中國在南海的訴求是什麽?如何降低外界對中國將南海“軍事化”、影響“航行自由”的憂慮?

朱鋒：中國在南海的訴求是多層次的：一是我們的南海海洋權益和領土主權需要堅定地維護和發展，二是我們的海洋經濟和海洋通道安全需要紮實與有效地推進，三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需要增強與南海沿岸國以及通過南海與印度洋沿岸國的經濟交流與合作，“海上互聯互通”需要穩健與建設性地逐步得以延伸;四是在中國的國家安全建設中南海區域承擔著重要的責任和使命，需要戰略性地得到保障和落實。

南海的島礁建設，是我們落實上述南海建設和規劃任務的重要環節，穩健地守護中國的南海權益是實現上述目標的基礎。雖然我們的手段是和平的、目標是共贏的，中國的南海行動和努力仍然會引起美國、日本及其他一些周邊國家的焦慮和不安。

降低其他國家的顧慮，我們需要清晰、持久和理性的南海戰略。這一戰略不僅僅是著眼於南海的主權與海洋權益爭議和解決，更需要為中國未來持續、和平與合作性地經略好南海、管理好南海、開發好南海提供必要的戰略保障。同時，南海也是中國整體周邊外交和周邊安全努力的一部分，中國可持續的和平與繁榮需要跨過南海爭議這一道“坎”。

為此，有三個方面的工作需要考慮：

首先，中國需要明確目前南海島礁主權與海洋爭議的基本訴求，將傳統歷史性主權主張的模糊的一面盡快澄清。美國對中國南海政策的擔心和西方媒體對中國南海維權行動的指責，一個經常用的理由是中國想要控制南海85%的水域，就是九段線包括的水域，這在國際輿論上有很強的煽動力。這確實需要我們客觀、務實地加以應對。

其次，島礁建設是否涉及“軍事化”，需要“談”。我們不僅要和東盟國家談，也要和美國、日本等國“談”。

第三，我們需要有針對東盟國家南海關註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和措施。

日報：中國一直希望雙邊解決南海問題，但目前不僅南海地區相關國家(菲律賓、越南)共同應對中國，美、日甚至印度都參與到了南海問題中。對於不同相關方，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是否要改變此前解決南海問題的思路?

朱鋒：對於不同國家的南海關註，我們確實需要區別對待。但總體上來說，我們需要有更加清晰、合理和著眼於長遠的南海政策與戰略。中國解決南海問題的思路，需要適時調整。

南海問題說到底，是外交、安全與戰略問題。一個國家只有先有了可靠、有效的外交、安全與戰略的選擇，才能真正在充滿競爭的國際關系系統中，堅定和合理地維護和發展自己的島礁主權與海洋權益。中國解決南海問題的思路調整，並不意味著我們簡單退縮和讓步。說到底，我們需要明確我們要“爭什麽”和“舍什麽”的問題。

日報：在你看來，南海問題的本質是什麽?

朱鋒：南海問題的本質，已經遠遠超越了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爭執，變成了兩種歷史性力量的碰撞。這兩種歷史性力量，一是美國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西太平洋長久享有的、不受挑戰的海空優勢;二是中國立誌成為“海洋強國”的戰略進程。南海問題，現在已經很清晰地變成了這兩種歷史性力量交匯和碰撞的爆發點。

朱鋒：若戰略和經濟同時出現沖突，中美要做好準備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將於1月20日正式宣誓就職，但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對中國貿易和匯率所表達的批評立場，以及在過渡期間和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通話，這些因素已經昭示著未來一段時期內的中美關系提前進入了一個起伏更劇烈的不確定期。

從奧巴馬時代到特朗普時代，中美關系將面臨哪些變與不變?特朗普任內對中美關系最可能發力的焦點又將是什麽?中美在南海和亞太地區的博弈是否會加劇?這些問題都成為判斷未來中美關系的關鍵切入點。為此，第一財經專訪了南京大學中國南海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朱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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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局勢仍“風高浪急”

第一財經：您如何解讀2016年12月15日中國海軍在南海有關海域捕獲美國海軍一具無人潛航器的事件以及中美對此問題的表態?

朱鋒：這一事件最深層次的原因是美國加強在南海海域針對中國的情報搜集，這些行動對中國的海上安全和國家安全都構成了嚴峻挑戰。無人潛航器的捕獲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中方對美國加強在南海軍事情報搜集與巡航不斷上升的戒備與憂慮。

從國際法角度來說，因為潛航器在國際水域，中國進行打撈認證，符合相關的國際海事規則。因為在國際海域，一國的船只在國際海域發現不明物體，有責任、有權利來進行驗證和確認，因為不知道這一物體的性質和危害有多大，也有義務澄清這一不明物體的功能與來源，以便避免這類不明物體對國際航行安全與航行自由的威脅。中國海軍打撈美國潛航器的行動符合相關國際慣例。

另一方面，因為無人潛航器是一個高科技的、類似海上“無人機”的設備，具有很明確的軍事情報信息和數據收集功能，盡管是在國際水域，靠近菲律賓一側，也並非在中國執法範圍，但這些設備的投放事關中國的國家安全。如何在這些設備的投放和使用問題上協商和建立相關的國際規則，這是此次事件可以提供的重要警示。對目前具有軍事偵查功能的無人機和海上無人潛航器的管理，缺乏有效的、公認的國際規則，目前在國際海洋法上仍屬“灰色地帶”。這一事件對中美兩國來說客觀上提了一個醒：美國軍方認為其在國際海域可以自由投放這類軍事裝置，並免受他國的幹預;中國則要基於國家安全與國際海事規則去驗證其是否為有害物體。這就需要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共同商討規則制定的問題。

總的來說，這一事件可大可小，美國媒體炒作，把這一事件視為中國南海政策“咄咄逼人”的例證，看作是中國對特朗普試圖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挑釁中國的強硬回擊，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有意在特朗普未上任前測試未來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我認為這樣的報道未免“過度炒作”。

第一財經：特朗普上臺後，是否會改變美國此前對南海的介入戰略與政策?具體可能表現在哪些方面?

朱鋒：特朗普政府上臺後，南海問題還會繼續在中美關系中長期存在。南海問題不僅是南海島礁和海洋權益的爭議，目前已經變成了亞太地區大國博弈競技場。在南海爭議管控和局勢穩定的進程中，美國究竟想要扮演一個“支持者”還是要按照自己的地緣戰略利益來扮演“攪局者”?這對特朗普政府時期南海問題在中美關系中扮演的角色，將會產生重大作用。

1月20日即將上臺的特朗普政府，在對外政策和亞洲政策上難以從一開始就在南海問題上發難，也難以迅速將南海問題列為亞洲政策的優先事項。原因之一是美國新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團隊，從2017年3月開始還將面臨一系列中高層官員的提名和國會任命。在這個過程結束之前，整個外交政策將處於評估和規劃進程中。二是美國即便想要對中國施壓，也不可能不意識到中菲關系的改善以及2016年7月之後中國與東盟的務實管控給南海局勢帶來的行之有效的“降溫效應”。但五角大樓、美國軍方和太平洋總司令部仍將南海問題列為目前美國西太平洋安全與戰略的重點。2017年的南海局勢整體而言還會“風高浪急”。

特朗普政策和奧巴馬有何不同

第一財經：特朗普的上臺，對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將有哪些影響?

朱鋒：特朗普上臺後，中美關系肯定會有實質性的變化。第一，特朗普是一個很另類的總統，與奧巴馬政府相比，他的風格、個性、經歷、眼光以及對整個外交政策關註重點的選擇都會有明顯的調整。特朗普似乎更強調美國優先，美國的事情第一、利益第一以及美國的政策選擇第一。這一背景下，特朗普對美國的中國和亞洲政策到底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目前一系列的動向問題不得不讓人擔憂。比如把強硬的反華鷹派彼得·納瓦羅任命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把“鷹派中的鷹派”放在處理美國貿易問題的顯赫位置，特朗普看中納瓦羅思維中非常極端和反全球化的觀點和主張。特朗普政府現有政策的人選，不得不讓人擔憂，特朗普政府在亞洲和中國政策上會做出怎樣的重大調整。

第二，特朗普的內外政策也在進行新的評估和調整，從目前來看，強調減稅、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反恐力度和大力打擊非法移民、擴大核武器的數量、進一步增加軍費等一系列政策目標將成為特朗普政府內外政策的優先事項。特朗普政府將明顯與奧巴馬政府在整體的外交與安全態勢以及具體的策略等問題上拉開差距。這個差距目前最大的表現是，奧巴馬宣稱要令世界無核化，而特朗普則大力主張擴充核軍備;奧巴馬要制裁和施壓俄羅斯，特朗普則頻頻對普京示好;奧巴馬要繼續推動美國主導的亞太和跨大西洋自由貿易，而特朗普則強調美國要給世界自由貿易規則“重新洗牌”;奧巴馬要求重振美國制造業，特朗普則要求將美國的海外制造業投資盡可能地“拉回”美國。按照現有的內閣部長人選和政策言論來判斷，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後，其內政外交將使得冷戰結束25年以來，美國以往積極推動的自由主義國際政策(liberal internationalism)面臨重大的倒退。

第一財經：特朗普上臺以及中美關系的變化，將給亞太地區政治經濟與安全形勢帶來哪些連鎖反應?

朱鋒：特朗普上臺後的中美關系新變化，一要看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基調，尤其是如何為“一個中國”政策背書。目前國內媒體高度關註特朗普的“一個中國”政策。特朗普再三發聲為自己辯護，強調為什麽不能接蔡英文電話和為什麽非要受“一個中國”政策制約。但我仍然認為，特朗普上臺後難以將“一個中國”政策作為對華關系的發力點。

現在特朗普還處於侯任時期，他還不是真正的美國總統，“一個中國”政策不僅是中美關系的基礎，也反映了過去8任美國總統的共識。特朗普要想推翻“一個中國”政策，他在美國國內不會得到眾多支持，甚至會引起廣泛的反對。因為稍微有點頭腦的美國人都很清楚，拿臺灣問題去激怒中國，對美國只會得不償失。

盡管如此，特朗普在對華關系上不惜惹事、挑事的態勢仍然令人擔憂。美中兩國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兩國關系的穩定合作，涉及到地區和世界的穩定與和平。特朗普故意激化中美矛盾，甚至不惜引發中美對抗，這種態度對未來中美關系絕非利好。特朗普多次強硬表態，要提高中國出口美國產品關稅，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又重用反華鷹派納瓦羅出任貿易部門要職。未來中美兩國在經貿領域是否會出現貿易戰?即便沒有貿易戰，雙方在經貿領域是否會出現激烈的對抗?這對中美關系同樣是非常重大的挑戰。

特朗普上臺後兩國關系最大的不確定是，中美是否在地緣戰略和地緣經濟兩個領域同時出現沖突。這在以前的中美關系中還沒有過，我們必須做好必要準備。

特朗普如果真的要挑起貿易戰，在經貿領域打壓中國，對整個亞太地區都將是非常消極的因素。其結果，不僅將破壞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進程，對於經貿領域內的全球治理體制也將帶來消極的沖擊。世界都在觀察和審視特朗普政府究竟會用什麽方式來撼動全球化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一大格局。無論是從國際關系的歷史還是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視角來看，經貿領域內“以鄰為壑”的倒退性政策，只會加劇地緣政治的對抗。這將對中美關系帶來更加全面和長遠的影響。

中美經貿關系或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

第一財經：特朗普上臺後，中美最有可能在哪些領域產生分歧甚至摩擦?哪些領域可以尋求共識促進合作?

朱鋒：中美兩國存在爭議和沖突的“清單”很長，特朗普上臺後，最令人憂慮的還是中美雙邊經貿關系。首先，在貿易金融領域的全球治理，2016年中國剛剛主辦了杭州G20峰會，中國政府願意為全球治理的發展提供更加活躍和積極的“中國角色”。戲劇性的是，特朗普政府可能在全球治理上要“另起爐竈”，有可能要全力推銷自己新的算盤。經貿領域內的全球治理體系可能因為特朗普的上臺而產生重大裂痕。如果特朗普上臺要單方面對中國增加關稅，WTO機制甚至將面臨崩潰。面對特朗普沖擊，中美經貿關系未來面臨的問題很可能不再是一些例如人民幣匯率、市場準入、解決貿易逆差等局部問題，而是經貿領域內全球治理體系所面臨的嚴峻而深刻的問題。

第二，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美中合作對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增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雖然有爭議，但關鍵是回應爭議的方式和途徑。這也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再三強調中美之間要加強合作、以合作應對分歧、以合作來管控爭議的原因。自奧巴馬的第二任期以來，中國一直在推動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但奧巴馬政府臨近尾聲還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即將上臺的特朗普政府又虎視眈眈地想要在經貿領域對華發難。所以，或許中美經貿關系將在2017年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嚴峻時刻。

第三，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我們絕對不會坐視美國挑釁和破壞“一個中國”原則。臺灣問題在特朗普上臺之後雙方必須進行嚴肅的溝通和對話，特朗普需要為前段時間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造成的對華沖擊給個“說法”。否則，特朗普執政之際，中美關系就不可能有安寧之日。

第四，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我們還需要觀察特朗普的對朝政策會如何實施。2016年11月30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2321號決議(註：決議要求朝鮮放棄核武器並對其施加貿易限制)。中國已經拿出了巨大的合作誠意。推進朝核問題打破僵局，不只是要制裁和孤立朝鮮，說到底還是要和朝鮮談判。特朗普會接受與朝鮮的對話嗎?金正恩政權是否會在特朗普上臺後給美國發個“紅包”，宣布一些妥協性舉措，以便實現朝美接觸、扭轉當前平壤日益深化的困局?我們還需要等一等、看一看。

第五，南海問題可能仍處於兩場暴風雨之間的“間歇期”。美國對於中國島礁建設和所謂“軍事化”的關註究竟會演變成什麽樣的應對行動，中美在南海的戰略博弈能否得到管控，這值得我們高度關註。

第一財經：中國有自身發展的需求與目標，面臨美國及全球政治經濟的新變化，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朱鋒：從大格局來看，2016年之後，世界政治和經濟正在面臨冷戰結束25年以來最大的變局。

首先，我們要對這個新的變局有全面、深刻、準確的分析、判斷和把握。國際局勢“多變”、“多亂”，中國一方面要積極進取、把握機遇、努力塑造有利於中國的國際環境。這是中國外交近幾年來已經展示的強大的內在生命力。但另一方面，機會的把握不僅取決於如何在局部問題上尋找好的對策，更取決於我們能否對大局走勢形成前瞻性的、客觀的、準確的分析和判斷。

2017年，世界政治顯然將進入周期性發展的新階段。冷戰結束已經25年，世界政治在這個25年的周期里正在面臨終結，世界政治的新周期即將開始。這一新周期的發展軌跡、內在動力、主要問題到底是什麽，我們需要好好捋一捋、想一想、看一看。對這種大勢的判斷和把握是我們應對特朗普政府最需要做好的準備。無論美國和亞太其他國家怎麽變，中國既要登高望遠，要牢牢把握未來新的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周期的動力和內在要素，又要抓住細節，對美國新政府的新政策、新套路和新戰術做好深入、細致的準備。

第二，中國的發展說到底是統籌兩個大局。這不僅是戰略選擇，也是中國崛起到今天這個程度不得不處理好的“兩條戰線”。國內建設和對外關系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做好外交、搞好對外關系，說到底需要我們調整自己。調整自己的關鍵，則是加速在體制機制上創新、全面激發社會活力和創造力、形成從政府到社會、從國家到個人都能更加主動、積極和充滿建設性地應對國際挑戰、壓力和機遇的新局面。面對新的國際大局“變革自己”、“激活自己”，這是中國正在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戰。

第三，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堅持推進全球化的既定方針，堅持和周邊國家與國際社會的共同繁榮、共同發展，堅持利益、責任和命運共同體建設。堅持這些原則，就是堅持中國對世界和人類的貢獻，就是堅持發揮我們的相對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