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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銀行：不要去接刀子了，金價會跌得更深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348

荷蘭銀行表示，受美元持續走強影響，黃金將會繼續下滑。

該行預測今年年底黃金價格將會跌至1100美元，2015年底將會跌至800美元。

據彭博，荷蘭銀行分析師Georgette Boele在郵件中稱：“不要試圖抓住下墜的匕首，由於美聯儲開始表現得更加鷹派，美元還將進一步上漲。”

昨天，受美國中期選舉共和黨大勝影響，美元大漲，國際現貨黃金暴跌2%，跌穿1140美元，創2010年4月以來最低水平。

全球最大的黃金ETF昨天大幅減持3噸至735.82噸，處於近六年低點。

此前，法興銀行的分析師Michael Haigh認為，原油價格的下跌使得通脹被打壓，而這更使得金價將跌向1000美元/盎司。

高盛分析師Jeffrey Currie此前也預計年底金價將跌至1050美元/盎司。這兩位分析師都曾言中2013年金價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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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訊1：獲利創新高，卻比大盤跌更深 四張圖 揭露台灣金融未爆彈

2016-01-18  TCW

一月四日，即將轉戰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金管會主委曾銘宗，最後一次以主委身分主持新春記者會。他在會中指出，金控二○一四年整體獲利創新高，達到五千四百二十八億元，二○一五年全年預估可達五千四百五十億元，再創歷史新高。 儘管金控獲利亮眼，但金融類股指數的走勢卻背道而馳。二○一五年十一月以來一路走跌，一月十一日更失守九百點大關，跌到二○○九年十月金融海嘯期間水準。 股市，是基本面的先行指標，台灣金控股獲利迭創新高之際，股價卻來到相對低點，暗示了一件事：金融業可能還有更多你未曾想過，卻是一觸即發的未爆彈，讓投資人卻步，背後最大的隱憂就是來自人民幣貶值風暴。 未爆彈1 衍生商品虧損，銀行OBU今年獲利估跌雙位數 金融股的震央，就是來自與人民幣匯率息息相關的TRF（目標可贖回遠期契約）相關業務。 二〇一五年八月，人民幣出現一波暴跌，國內銀行為了TRF違約風險提高，替客戶代墊、擬上繳給上手銀行的「存出準備金」增加逾一千九百億元，約等同當年度 銀行獲利（二千九百七十二億元）的六四％。雖然銀行局對外強調，近期國銀真正為了TRF等複雜高風險商品相關而提列的準備金已降至一千億元以下。但，這風 險恐怕是低估了。 惠譽信評曾在二〇一五年底發布最新報告指出，若人民幣重貶一〇％，銷售TRF的銀行損失將達七百九十億元。換算後，約占二〇一五年全體銀行獲利近三成。 惠譽發布此報告時，人民幣匯價約為一美元兌六.四元，以此計算，人民幣若重貶一〇％、跌到一美元兌七元，整體銀行損失可能超乎預期。 一月十一日，台灣第二大消費金融銀行台新金，股價大跌五％，因為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出現稅後四億六千萬元虧損。台新金控財務長林維俊坦言，由於人民幣貶勢超 乎預期，有鑑於客戶操作TRF失利的風險升溫，公司增提十五億元準備金，才會侵蝕當月獲利。但台新金因為此商品而虧損的情況，只是冰山一角。 曾銘宗指出，國銀銷售TRF商品的對象，不少是人在國外的海外分行或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客戶，銀行追繳不易。更糟的是，部分國銀承作該商品，未要求客戶擔保品，一旦客戶違約，銀行連可拍賣的資產都沒有。 某些銀行的做法則是，變相把客戶的虧損轉變成借貸。比方說，倘若客戶因為TRF已虧損一千萬元，無力負荷，銀行告知客戶，可轉換為一筆一千萬元的借款，後續逐漸償還。 但不管何種方式，對銀行來說都可能釀成像過去連動債風波悲劇，留下沉重呆帳。開發金控副總經理張立人觀察，由於金管會針對TRF祭出多項緊縮措施，加上不 少客戶蒙受虧損，對其心生反厭，某些銀行已決定少做，甚至不做，這將成為二〇一六年銀行業獲利注定比二〇一五年下滑的關鍵原因之一。 由於購買TRF的客戶以中小企業台商居多，為了調度便利資金，多數國銀將帳目掛在OBU，讓OBU對銀行的獲利貢獻直線上升，二〇一五年已占近三成，故人民幣貶值而重創TRF業務，勢必拖累OBU獲利銳減。 據統計，OBU二〇一五年前三季稅前盈餘年減一三.二％，十一月又減少七.八％。業界預估，今年整年度可能出現雙位數跌幅，主要因為中國頻降息，國銀大陸分行利差空間縮減，以及衍生性商品業務持續縮水的雙重打擊。 未爆彈2 銀行對中國曝險，占全體金融業七成 過去，中國企業金融市場曾是國內銀行業的新藍海，但現在卻可能成了銀行業的新惡夢。 近年來，中國企業經營不善，湧現違 約、倒閉潮的新聞屢見不鮮，隨著中國景氣疑慮重重，人民幣貶值趨勢轉強，也拖累眾多舉辦陸企聯貸案的台資銀行，壞帳風險迅速升溫。 從二〇一四年上半年，中國旭光高新企業倒帳，九家台資銀行共借出一億一千萬美元；同年下半年爆出福建索力倒帳，包括六家國銀在內的金融機構共借款六千萬美元。 二〇一五年，七家國銀辦理八千二百萬美元聯貸案的中國漢能集團傳出營運危機後，在香港掛牌的中國忠旺，十五家國銀參與其聯貸案，總金額合計逾二億六千七百萬美元，遠高於先前任何一家倒帳的陸企，也讓銀行圈戒慎恐懼。 根據主辦銀行說法，雖然這些聯貸案某些目前仍繳息正常，但多數都已打入呆帳。至今中國經濟遲遲不見曙光，新一波的陸企倒帳危機恐怕還會持續引爆，也代表國銀的打呆壓力將只增不減。 其實，對中國放款及資金拆借等業務只是冰山一角，國銀對中國的整體曝險額度，才是最大的深水炸彈。 按規定，本國銀行對中國的曝險金額，不得超過淨值的一倍（即一〇〇％）。二〇一五年第三季，銀行對中國曝險雖占淨值比重為六二％，看似與第二季持平，但絕 對金額卻節節高升，目前已高達一兆九千七百億元（含本國銀行的寶島債），占金融三業（銀行、保險和投信）在中國總曝險金額的七成以上。 其次，在三十九家銀行中，有多達六成、共二十五家對中國曝險占淨值比重提高，而且有三家的曝險比重多達八〇％以上。 以授信業務而言，在台灣早就被殺成一片紅海，平均利率在二％以下。反觀中國，前幾年，倘若談得好，三％到四％不成問題，利差相對誘人，也使國內銀行將中國視為不可不去的新綠洲。 如今風向反轉，中國多次降息，不僅壓縮利差空間，更讓主管機關和業者繃緊神經的是，提供聯貸的中國企業倒閉頻傳，高曝險」反成大地雷，而且殺傷力還會擴大至何種程度，難以估算。 金管會數據顯示，二〇一四年國銀的中國地區分行獲利共新台幣五十二億元，二〇一五年前十一月則約二十五億元。但光是中國忠旺一案，一旦真的發生危機，還款 困難，十五家參貸的台資銀行必須賠付約九十億元，等於前年加去年全體國銀在中國賺到的錢悉數吐出後還不夠，更何況未來不知還有多少陸企會讓這個黑洞再度擴 大。 未爆彈3 保險業淨值大縮水，海外投資不透明成隱憂 如果你以為，台灣金融產業的壽險股不賣人民幣商品、不對中國企業放款就沒事，那可就錯了。 新光人壽就是人民幣貶值蝴蝶效應下的受害者。 由於中國經濟趨緩、導致原物料價格大跌，讓原物料大國巴西出口衰退，新光人壽投資巴西債券價格暴跌，目前未實現虧損達到五十億元。 壽險業投資布局全球，但按規定，淨利不需計入投資部位的未實現虧損，反而成了台灣金融產業裡的隱形炸彈。最令人吃驚的，就是台灣的金控獲利王富邦金。 富邦金二〇一五年全年稅後淨利超過六百三十六億元，每股盈餘達六.二二元，雙創歷史新高，但股價卻從二〇一五年五月最高點的六十八元，一路走跌至一六年一月的三十九元，幾乎半年內市值蒸發逾二千七百億元。 問題，就藏在富邦人壽的財報中。二〇一五年前三季，富邦人壽淨利多達五百八十一億元，每股盈餘為五.六八元，看似亮麗，但卻因為備供出售金融資產（編按：長期持有、可供未來出售的金融資產，包括股票、債券等）出現四百多億元未實現虧損，使其淨值已縮水逾五百億元。 國泰人壽狀況也相去不遠，淨值看似微增，但帳上的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虧損，也害淨值下滑逾兩百億元。這就是為何兩大壽險金控看似獲利頻創新高，股價卻一蹶不振。 保險業對中國的曝險額度超過六千億元是一大隱憂外，星展銀行消費金融處長孫可基表示，全球經濟情勢詭譎難測，對金融業面言，才是最大的黑天鵝。 事實上，由於中國經濟問題演變為慢性的全球危機，海外投資部位越大或操作越積極的壽險，越可能受傷，再加上不會揭露在稅後獲利上，反而最容易成為未爆彈。 「今年市場的波動，不會比去年小，」國泰人壽副總經理林昭廷坦言，今年的操作策略將持續謹慎保守，除了尋覓價格被錯殺的優質標的外，也力求在動盪中持盈保泰。 統一投顧更提出警告：對外，股、債、匯市詭譎多變，對內則有總統大選的千擾，再加上壽險公司帳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部位普遍呈現末實現損失，預期二〇一六年投資收益將不如二〇一五年，恐拖累整體壽險業獲利衰退二％。 透視三顆金融業的未爆彈後，就不難理解，為何台灣金融產業會成為人民幣大貶值、中國經濟走緩下的台灣第一波受災戶了。 撰文者張舒婷

雄安之後看海南，市場期待海南更深層次開放

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4月10日正式開幕。習近平主席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重要主旨演講，向世界明確表態：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今年，正逢海南省建省30周年，市場對海南的進一步和深層次的改革開放充滿期待。

30年來，海南省經濟快速增長、成績突出，但與沿海發達省份的差距並沒有收斂，甚至還有所擴大。這與當年國家建省的政策預期存在一定落差。

30年後的今天，我們預計國家將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措施，高標準高級別重新規劃海南省，把海南定位為一帶一路中的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心樞紐。因此，海南省有望在未來新的30年加速開放和增長，成為新一輪改革開放試驗田和整個華南地區經濟增長的新龍頭。

　4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海南博鰲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題為《開放共創繁榮 創新引領未來》的主旨演講。

國家在30年前建立海南省的主要原因是海南省地理環境獨特，發展潛力很大，但當時發展水平同其他沿海省份相比有較大差距，國家希望通過建省來統一開放建設，發揮其應有的優勢。海南省是我國最南端的領土領海，是全省都在熱帶的唯一省份，海域廣闊，資源豐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長期以來，海南省與東南亞各國保持了緊密關系，許多海南省人移居到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國家希望建省後由國家統一組織領導全島的開發建設，更有利於集中力量建設海南，使海南能夠比較獨立自主地實行更加開放、靈活的特殊政策，從而充分發揮海南的各項優勢。

建省後，海南省經濟發展迅速，但是目前海南省的發展仍然滯後於東部發達省份。1988-2017年海南省GDP實際增長了20倍以上，2017年城鎮化率和第三產業比重都已經超過了50%，地方公共財政收入超過650萬億，發展成績非常顯著。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海南省與東部發達省份的差距並沒有明顯收斂，甚至還出現了擴大。2017年海南省人均GDP接近5萬元，只相當於廣東省的60%，與30年前的比值相差無幾。1988年海南省人均GDP相當於福建省的90%和浙江省的66%，但到了2017年這一比值卻分別降至58%和53%。如果從總量上看，由於人口相對稀少，海南省與其他發達省份的差距更大。

海南發展不如預期的主要原因是制造業不具備比較優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核心推動力是制造業。特別是加入WTO以來，制造業飛速膨脹使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崛起既推動了人口城鎮化和擴大了對內對外貿易市場，也進一步帶動了服務業發展和技術進步。但是，制造業的快速發展要求當地具備一定的條件。

首先，制造業發展需要一定的產業基礎。在制造業立國時期，能夠發展起來的都是過去具有制造業基礎的地區，我國制造業崛起無一例外都是發生在有歷史基礎的東部沿海或者區域性的制造業中心。相比這些地區，海南省制造業底子薄，沒有比較優勢。其次，制造業產品貿易要求配套相對完善的港口、道路等基礎設施，而海南省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後。特殊的地理條件使海南省與我國內陸地區缺乏運輸通道，港口數量和吞吐量也相對較小，甚至島內交通道路建設也相對緩慢，因此海南省產品運送到其他地區，運輸成本高，無論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的需求都非常有限。第三，制造業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而海南省本身人口不多，快速發展的廣東省又吸納了大量勞動力和人才，勞動力很少繼續南下進入海南省，導致海南省也不具備勞動力優勢。

因此，雖然建省30年來海南省取得了快速發展，但由於制造業沒有比較優勢，與當年建省時的高定位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並沒有達到國家政策預期。不過在30年後的今天，我國已經進入了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擴張的轉型升級期。在新發展階段，海南省反而具備了一定的比較優勢和有利的外部條件，只要有政策助力，未來將有著非常廣闊的發展前景。

從農業上看，我國居民的農產品消費需求升級擴大了對海南省綠色自然生態農產品的需求，有助於發展當地具有優勢的熱帶特色農業。伴隨著我國居民收入快速增長，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以水果為例，國內居民對熱帶水果需求增長迅速，但很多水果都是來自東南亞進口，過去10年我國水果進口增長近7倍。並且，我國居民對農產品質量要求也日益提高，因此綠色農業、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等現代農業發展前景廣闊。而海南省是我國熱帶經濟作物的主要生產基地，豐富的作物資源，優越的自然環境，為海南發展熱帶特色農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綠色生態本身就是海南農業的一大特征。只要政策上推動海南傳統農業向標準化、信息化、產業化的現代農業轉型升級，進一步完善物流交通等基礎設施，海南省農產品將面臨潛力巨大的內地市場需求，熱帶特色農業有望成為海南的優勢產業。

從制造業上看，我國經濟結構正從傳統制造業向高科技制造業轉型中，海南省發展高科技制造業可以形成一定優勢。首先，不同於傳統加工制造業，高科技制造業對物流條件和歷史基礎的要求並不高，這些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技術研發，因而人才和資本是更為重要的發展條件。只要相關政策到位，海南省完全能夠吸引到大量高級人才和外來資本。其次，海南省的傳統制造業發展相對薄弱，發展高端制造業的轉型成本幾乎為零，如果以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為契機，有望短期內在電子器件、生物醫藥、人工智能、新材料和新能源等一些高端制造業快速形成一定規模和優勢。此外，海南省文昌衛星發射基地作為世界為數不多的低緯度發射場，在我國航空航天事業快速發展期占據日益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南省航空航天產業也有望進一步擴張。

從服務業上看，我國正處於服務業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持續擴大期，海南省的貿易、商業服務、旅遊、醫療和養老等產業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首先，海南省連接南海貿易通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以自由貿易港高標準高級別定位，與跨境資金流動和匯兌開放等金融市場開放相結合，海南完全可以成為重要的貿易港口。其次，海南環境優美，多年來吸引了大量商業地產投資，已經舉辦了大量世界級會議，未來隨著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商業服務業有望快速發展。第三，多年來國際旅遊島的國家定位，使得海南省特別是三亞市旅遊業快速增長，但島內目前相對完善的開發區域還僅限於三亞市，旅遊模式也相對單一，滿足不了國內居民日益增長的旅遊需求，因此未來海南旅遊業仍有較大發展空間。最後，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的同時老年人口的醫療養老的質量要求日益提高，海南完全可以發揮氣候自然環境等優勢滿足市場需求，發展醫療和養老等特色產業。

因此在海南建省30年後的今天，國家非常有必要對海南省規劃再次做出調整。海南省快速發展既有利於提高海南省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地位，擴大我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力和投射範圍，推動一帶一路區域合作和聯動發展，也有利於推動我國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擴大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海南省有望成為繼雄安新區後又一重大區域發展戰略，成為一帶一路中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心樞紐。在國家政策的有力推動下，海南將集聚生態、科技、貿易、商業服務和旅遊等高端產業，成為華南地區乃至整個中國內地面向港澳臺地區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窗口。我們預測國家將有可能從以下四個方面為海南省制定新的戰略舉措。

第一，我們預計國家將在部分參照香港的基礎上，把海南打造成為自由貿易港，開放程度高於自由貿易區。國家可能賦予海南省更大改革自主權，比如在金融市場監管和金融開放政策方面由海南省全權制定，放寬金融市場準入，在跨境資金流動和外匯交易方面給予充分的自由度。同時推動實現對外貿易自由化，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比如擴大外國旅客的免簽待遇，通過特殊的貿易政策大幅削減關稅和鼓勵轉口貿易。

第二，國家有望以改革推動生產要素市場更加自由流動。勞動力方面，海南省可能會強化吸引高端高學歷人才的政策力度，在落戶、住房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給予較大幅度的優惠，同時在省內探索統一戶籍管理、消除城鄉差別的新模式。土地方面，地方政府將在土地開發上享有更大的自主權，有望形成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流轉效率，土地也很可能成為海南省重點產業的扶持政策工具之一。資本方面，預計國家將以海南省為試驗田，擴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大幅放開銀行、保險、外匯等金融服務的外資限制和金融管制，充分調動資金資源發展海南優勢產業。

第三，國家可能會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從國家層面加強海南對外聯系。預計將興建高規格的國際港口，大幅擴大海口港等重要港口吞吐量。同時，將更大密度興建高鐵、公路和跨海大橋等道路網絡，把海南省與廣東省更加緊密的連接起來，此外還會加大島內城市間道路和鐵路的建設投入。

第四，我們預計國家還將支持和探索創新一些重點產業和新型產業的發展。生態農業和度假旅遊都有望成為重點發展產業，比如國家可能會開展以海南為基地的南海和公海郵輪旅遊，開通三沙和南海諸島的旅遊線路等。此外，國家還可能給予海南特殊政策，大力發展競技體育，探索新型體育彩票模式等創新性產業等。（作者：顏色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郭凱明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教授）

發改委：更大力度、更深層次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發改委網站發文稱，引入民資外資，完善治理結構，國有企業改革向縱深推進。下一步，將繼續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和《國務院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要求，支持民資外資通過出資入股、收購股權、認購可轉債、股權置換等多種方式，參與中央、地方各級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或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資擴股以及企業經營管理，進一步健全規範各類資本的退出機制，完善改革配套政策，確保各類資本自由進入、無障礙退出，更大力度、更深層次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實現各類所有制資本共贏發展。

以下為全文：

引入民資外資 完善治理結構

國有企業改革向縱深推進

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黨中央、國務院對此提出了明確要求。近年來，有關方面認真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企國資改革的決策部署，按照完善治理、強化激勵、突出主業、提高效率的要求，穩步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企業積極引入民營資本、外資等非公有資本，實現產權主體多元化，取得了重要成效。

截至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國資委已推出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示範項目，涵蓋了中央企業和部分地方國企，實現了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七大重要領域全覆蓋，並延伸到國有經濟較為集中的一些重要行業。在試點示範項目之外，也有不少國有企業主動作為，精心謀劃，有計劃、有步驟地引入具有戰略協同性的民營資本和外資，優化股權結構，提高治理能力。通過各種不同所有制資本的實質性混合，非公有資本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企業中的“催化劑”作用得以充分發揮，產生了體制機制融合互促的“化學反應”，實現了資本“形混”和制度“神混”的統一。

一是企業法人治理進一步完善。通過產權和股權轉讓、增資擴股、上市公司增發、投資組建新公司等多種方式，民營資本、外資等作為戰略投資、產業投資進入國有企業，有效解決了過去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問題。股權結構的調整帶動治理結構更加有效制衡、規範運轉，進而帶動企業管理理念、運營機制、企業文化等各領域深刻轉變，為公司科學治理、高效決策創造了條件。

比如，作為第一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企業的東航物流，成功引入了諸如普洛斯、德邦快遞等外資和民營資本，普洛斯、德邦快遞等外資和中高級管理人員、核心業務骨幹等員工持股比例達到25%，外資、民資股東分別推薦一名董事進入董事會，企業迅速完成授權管理、行政議事、分類考核等內部機制改革，並與民資及外資股東實現了戰略資源的有效鏈接，通過整合利用資源、創新合作模式等方式，實現了業務轉型及高效協作，打通了航空物流全產業鏈，提升了企業的產業整合能力、經營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2017年，完成營業收入77.51億元，較2016年同期增長31.7%，利潤總額增長72.8%，凈資產回報率53.25%，遠高於世界一流航空物流企業15%凈資產回報率的平均水平。

二是企業激勵約束機制進一步健全。通過“引資本”促進“轉機制”，混合所有制企業在完善市場化激勵約束機制方面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多樣化探索，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市場化選人用人制度日趨完善，職業經理人制度、高級管理人員社會化選聘制度等為企業源源不斷輸送高質量人力資本。按勞分配、按要素分配、按貢獻分配取代了曾經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公開透明的員工晉升、流動和退出機制充分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與創造力，員工能進能出、管理人員能上能下、薪酬能增能減的目標得以實現。混合所有制企業還通過績效薪酬、彈性薪酬、員工持股、模擬股份制等激勵約束機制，最大限度地喚醒沈睡的人力資本，實現激勵相容，打造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責任共同體，激發企業內生活力與動力。

比如，第二批混合所有制試點企業中國聯通，共引入包括騰訊、百度、阿里、京東等民資在內的14家戰略投資者，聯通集團持股比例由62.7%降至36.7%。隨著非公有資本的進入，中國聯通自上而下開展瘦身健體和精簡機構，集團公司管理職能人員編制減少51.3%，31個省級分公司壓減機構205個，集團二級機構正副職退出14人，省級分公司中層幹部受聘平均退出率15%，實現了組織扁平高效、資源內耗大幅減少。同時，中國聯通向7800余名核心員工授予占總股比2.7%的限制性股票，實現了核心骨幹人員的穩定，調動了最核心要素的積極性。

三是企業核心競爭力進一步增強。通過撬動數量可觀的優質非公有資本，引入產業鏈價值鏈的戰略協同力量和升級要素，有機融合國有資本的規模、技術優勢和民資、外資的創新能力、管理優勢，混合所有制改革實現了企業資產效益和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增強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為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探索出了成功的路徑。

比如，分步驟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中信集團，2011年以集團90%以上的核心資產發起設立中信股份，2014年通過借殼集團旗下公司中信泰富實現在香港上市，同時引入包括淡馬錫、泰國正大集團、卡塔爾投資局等境外機構和騰訊、泛海、雅戈爾等國內知名民營企業作為戰略投資者；2015年，中信股份繼續向泰國正大集團、雅戈爾進行股權轉讓，繼續擴大戰略投資者股比，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續完善多元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實現了與戰略投資者在金融、制造、房地產、信息技術等多領域的協同共贏，提升了中信的品牌價值和核心競爭力，成為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典範。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和《國務院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要求，支持民資外資通過出資入股、收購股權、認購可轉債、股權置換等多種方式，參與中央、地方各級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或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資擴股以及企業經營管理，進一步健全規範各類資本的退出機制，完善改革配套政策，確保各類資本自由進入、無障礙退出，更大力度、更深層次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實現各類所有制資本共贏發展。

市民藉司法制度挑戰政府　20年增一倍戴耀廷：倘無覆核民怨更深

1 : GS(14)@2017-07-02 14:17:54

■戴耀廷指司法覆核目的是讓公民有渠道監察政府。張志華攝



【香港20年】【本報訊】回歸20年，儘管歷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均指司法覆核是良好管治的根基，惟亦有不少人甚至前法官質疑司法覆核被濫用。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認為，司法覆核讓公眾有權挑戰政府，「如果淨係得獨立嘅司法權，但個司法權係冇牙嘅，咁都冇意思」，20年間藉此制度挑戰政府的數字更增加一倍。他指司法可制衡行政與立法機關，亦是宣洩社會壓力的出口，「如果你連呢條路都封埋嘅話，咁我仲可以做乜？我好不滿，咪放炸彈囉」。記者：楊家樂　白琳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6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指，司法覆核訴訟過程雖偶爾帶來不便，但整體而言維護公眾利益，理應得到肯定。前首席法官李國能亦於2008年一個法律會議上致辭稱，司法覆核是良好管治基石；本港司法覆核案件激增，則源於公職人員獲授酌情權範圍不斷擴大、市民對公共機關的期望也越來越高、較易獲得法律代表等因素。上世紀50至70年代法庭每年處理司法覆核案件平均不超過3宗，90年至回歸前的7年半內增至年均約20宗。1997年首度破百，其後除有數年因居港權問題令數量大增外，整體維持每年百多宗水平，前年才突破200宗。戴耀廷指出，按人口比例計算，本港司法覆核許可申請數字遠較英國低；加上終審法院2007年訂出甚高門檻，申請人須證明其論據屬合理地可爭辯且有實際勝訴機會，才獲受理，濫用機會甚低。


「若有普選可少好多覆核」

戴耀廷前年進行法治研究調查，隨機抽樣3,000多人，67.3%均表明若市民反對政府決定應透過司法覆核挑戰，比率較2005年同類研究的30.3%上升達37個百分點。縱然輿論批評司法覆核制度被濫用，但是戴耀廷認為此觀感似乎只由某些媒體刻意營造，與社會實際觀感有落差。當社會欠缺公民參與，爭拗難以解決，公眾就會選擇司法覆核，「遊戲規則本身唔公平，大家自然會覺得個結果一定唔公平，出嚟嘅政策同法律就多咗人質疑」，「若有普選，已經可以少咗好多覆核」。戴指司法覆核目的是讓公民有渠道監察政府，「如果冇司法覆核，又或者好似?家咁，想提出司法覆核嘅人都唔夠膽提，結果係點呢？咪積咗更多民怨，爆發起上嚟更加難以控制」。過往法庭在許可申請的階段，通常只會邀申請人單方面出席聆訊，即使失敗也「冇乜成本」，待正式受理後才展開雙方面聆訊；但現時趨勢是法庭在申請許可階段時，已邀請雙方出庭，訟費即時加碼，「（政府）一落場就晒冷，鋪鋪都晒冷，鋪鋪都搵個資深大狀，邊有得打？」資深大律師梁家傑認為回歸後行政、立法權「令人失望得好緊要」，因此「啲人成日話搵法官主持公道」，因三權之中，市民比較信任司法權，故回歸以來司法覆核的案件日益倍增。但此非健康現象，因司法覆核與其他案件一樣，勝出的只有一方，「但政治係尋求雙贏」，法律行公義、好憐憫，是希望制度之下每個人都是贏家，但「法庭只可以跟法律判案，最終只有一個贏家，其他都係輸家」。



97年主權移交至今，香港前進還是倒退？「蘋果」與你細數廿載風雨。【回歸二十年】專頁：http://hksar20.appledaily.com.hk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702/2007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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