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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動物還是先救人珍稀動物入藥：修法落地，爭議不絕

新法律鼓勵發展人工種植養殖，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植物的繁育及其相關研究，動保組織擔心開啟規模化使用閘門。（農健/圖）

野生動物保護法實現27年來首次大修，支持野生動物制品入藥。

不少動物保護人士擔憂，“這會不會刺激市場需求，打開規模化使用的閘門？”

而中醫藥研究結論則認為，“野生動物的原料被替代，導致中藥藥力和作用下降。”

“這不是一個保護野生動物的時代。”2016年7月2日，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它基金”）執行秘書長張小海，在朋友圈感嘆。

幾小時前，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野保法”）剛獲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實現27年來首次大修。

在野生動物制品能否入藥的問題上，新法規定：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可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作為藥品經營和利用的，還應當遵守有關藥品管理的法律法規。

而此前征求意見的中醫藥法（草案）則提出，“鼓勵發展人工種植養殖，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植物的繁育及其相關研究”。

兩部法律相互呼應，為野生動物入藥留出了法律通道。“這會不會刺激市場需求，打開規模化使用的閘門？”和張小海一樣，不少動物保護及科學界人士擔憂。

“野生動物能否入藥，是修法中爭議最激烈的話題。”在修法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環資委法案室主任翟勇承認。不過，他同時也拋出了中醫藥研究的結論，“野生動物的原料被替代，導致中藥藥力和作用下降。如果以後野生動物的原料都被替代了，中藥可能就沒用了。”

犀牛角、虎骨、麝香、牛黃、熊膽粉……當中醫遭遇日益枯竭的藥用動物資源，是保護動物，還是繼續治病救人？這正成一道必解的難題。

早期取消部分珍稀動物入藥

若非1993年那一紙禁令，陳恕（化名）的虎飼養場或許會有一個不錯的“錢”景。而如今，價值過億的財富——成年虎屍卻只能在冷庫中沈睡，成了養殖場的沈重負擔。

1993年5月29日，國內野生虎不足100只的狀況，讓國務院頒布了《關於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貿易的通知》，國內“虎骨的一切貿易活動”全部被叫停。原衛生部在《中國藥典》中刪除了虎骨的藥用標準，與虎骨有關的所有中藥成藥也全部停產。

此前，中國於1980年加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嚴格禁止虎產品的國際貿易。

“一下就被打懵了。”陳恕說。原本，養殖場曾憧憬，當老虎種群繁殖到一定數量後，考慮將正常死亡的老虎入藥。眼看克服了人工繁育的技術難題，老虎一天天多了起來，但還沒來得及高興，就遭遇了當頭一棒。

政策之變，讓飼養場“騎虎難下”。三歲的老虎一天就要吃八公斤肉，一年下來，一只老虎光夥食費就要好幾萬。養虎資金的巨大缺口，讓飼養場不得不減少餵食量，改吃比牛肉更便宜的雞肉。一位動保人士透露，一些飼養場甚至餵食老虎不喜歡吃的雞架、雞頭，威武雄壯的“山大王”嚴重營養不良，被養成了骨瘦如柴的“病貓”。

延續至今的虎制品貿易禁令，讓自然死亡的成年死虎一文不值。這些年，陳恕所在的飼養場從未停止遊說重開虎貿易禁令的工作。他每年花費上百萬元的維護費，將老虎的屍骨冷凍，只為潛在財富“變現”的那一天。

“這算是一場危險的豪賭吧。”陳恕期盼著有朝一日，這些死虎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冷庫。

“養虎為患”的生存壓力背後，是野生動物藥源的頻頻告急，這迫使國家對涉及瀕危、珍稀動物的中藥材收緊管理。

1987年，國務院頒布《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涉及14種瀕危、珍稀動物藥材。其中，虎骨、豹骨、犀牛角等4種涉及一級保護野生動物，被禁止采獵，屬於自然淘汰的，其藥用部分由各級藥材公司負責經營管理。鹿茸（馬鹿）、麝香、熊膽、穿山甲、蛤蟆油、金錢白花蛇、烏梢蛇等10種涉及二級保護野生動物，被要求限制使用；羚羊、蛇類等涉中藥功效動物嚴格管理、加強保護。

正因為此，《本草綱目》中收載了461種動物藥，而在《中國藥典》中，這一數字銳減至約50種。

不過在中醫藥界，恢複部分名貴動物入藥的呼籲從未停止。

“正常死亡的人工養殖東北虎，是否可以考慮虎骨入藥？”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藥藥理學家李連達從藥用需求角度，策應野生動物入藥——虎骨在接骨續筋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年治療骨質疏松、類風濕關節炎，這些以虎骨為原料的中成藥優秀品種，現在幾乎全部停滯。”

李連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動物藥的應用範圍不像植物藥那麽廣，但已有兩千多年歷史，有些甚至是治療危急重癥不可替代的藥物。例如熊膽汁，被用於傳染病，心、腦、肝、腎及腫瘤等疾病的治療，制成了一百五十余種中成藥。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骨科主任溫建民，更是將恢複名貴動物入藥，提到了“中藥存亡”的高度，“我國早期取消了部分藥用動物的養殖和入藥，導致許多傳統名方名藥的失傳與失真。如果再不保護好，麝香、熊膽粉、牛黃等名藥將被全面殲滅，中藥將名存實亡。”

發展人工繁育還是人工替代品？

有需求，卻少供應或無供應，中醫藥界將目光轉向人工繁育。

“動物入藥的開發利用，和動物保護並不矛盾。”李連達強調，野保法的對象是“野生動物”，不應與人工繁育混為一談。合理的開發利用，可以有效保護野生動物資源。

野生梅花鹿是珍稀瀕危動物，只準保護，不準食用或藥用。但國內人工繁育的梅花鹿已增至上萬頭，“既能造福患者，又有利於特種經濟發展，還能防止品種滅絕，為什麽不能有控制地合理利用？”在李連達看來，國外那種“誰都不能動”的“消極保護”模式，反倒收效甚微，滅絕的品種逐年增加。

不過，動保界和科學界堅持認為，尋求珍稀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品，才是解決動物藥源匱乏的最好途徑，“既然已經有了人工替代品，為何還要用野生動物入藥？”

今年1月，“人工麝香研制及其產業化”榮獲201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食藥監總局網站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共有760家企業生產銷售含麝香的中成藥433種，其中431種已完全用人工麝香替代。據測算，人工麝香啟用後，相當於少獵殺2600萬頭天然麝。

“99%的替代率，絕非一蹴而就。”項目完成人之一的嚴崇萍回憶，雖然人工麝香各方面成績優秀，且經過權威論證，但1994年被確立為中藥一類新藥時，許多中醫界的“老法師”受制於長期形成的觀念，一時難以接受。

此後20年，麝資源日漸稀缺。人工麝香生產工藝不斷改進，效果經受住了越來越多檢驗，如今已成為六神丸、安宮牛黃丸、麝香保心丸等多種國寶級中成藥的重要原料。

不過時至今日，中醫界的主流觀點依然認為，大部分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品還未取得突破。“有天然的盡量用天然的，這個觀點要堅持。”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周超凡說。

目前，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大致有兩種方法：一是使用天然的相近動物替代，比如處方中含有犀牛角的中成藥，往往以水牛角替代。另一種方法，則是通過人工合成的非天然產品替代。

“不管是相近替代還是人工合成，共同的問題是無法達到等效。”周超凡以治療血液系統疾病的犀角地黃湯為例，由於犀角被禁止入藥，原本由犀角、丹皮、地黃組成的方子，由水牛角加十倍劑量代替。“動物試驗顯示，有一定效果，但等效做不到。只能說聊勝於無。”

李連達則以熊膽為例，天然熊膽的成分有五大類，其中包括膽酸類，而人工熊膽的成分“熊去氧膽酸”只是膽酸類中的一種，無法完全替代天然熊膽的藥效。

事實上，德國的熊去氧膽酸膠囊（優思弗）和意大利的牛磺熊去氧膽酸膠囊（滔羅特）已在中國上市，年銷售額達數十億美元。

讓李連達不解的是，2004年，國家從《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中刪除了“熊膽膠囊”，卻將德國的“熊去氧膽酸膠囊”補入《國家醫保目錄》。日本用我國古方生產的救心丹，含有熊膽、麝香、牛黃、蟾蜍等珍稀中藥，可以在全球暢銷無阻，銷售額達百億元；而我國生產的同類藥，不但外銷被禁，國內銷售也受阻。

“洋中藥進入中國無人反對，國產同類中藥卻遭遇四面楚歌，這是什麽道理？”李連達質疑，動保機構反對野生動物入藥的背後，還有“別的東西”。

類似觀點，在中醫藥界有不少擁躉。中國社科院重大調研項目“中醫藥事業國情調研組”組長陳其廣就認為，中藥和西藥存在競爭關系，“中醫藥的發展，妨礙到了西藥的利益。”

“中醫藥界的一些觀點，誤導了公眾甚至官員。”世界動物保護協會資深科學顧問孫全輝說，恰恰是少數幾種瀕危野生動物入藥，毀壞了中藥在國際上的名譽，阻礙了中醫更好地走向世界。

人工繁育無助於野外物種保護

中醫藥界和動保組織的針鋒相對，凸顯出中藥產業和動保規則之間的矛盾。

2008年，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孟智斌曾對112種常用中藥材野生資源狀況做過初步統計，其中22%已列入瀕危物種名錄，瀕危的達51%。藥用動物中，瀕危物種的比例更是高達30%。

“野生動物的人工繁育，對野外種群保護的貢獻非常小。”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中國項目部主任解焱指出。黑熊、東北虎、丹頂鶴都是人工繁育的“明星物種”，但研究表明，這些物種的野外種群數量仍在持續下降。

動保專家擔憂，國內野生動物入藥的強烈需求，將刺激市場消費，助長對野外瀕危物種的偷獵。

在長白山科學院研究員樸正吉的記憶中，小時候，常能看見成群的黑熊集中出沒。不過，從1980年代中後期起，關於野生黑熊的溫馨場面幾乎消失了。

樸正吉從1977年就在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從事野生動物保護學研究。他所在團隊的一項研究顯示：1986年至2015年，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內的黑熊數量下降了90%。

“這段時間正是養熊業快速發展、活熊取膽興起的時期。”他說，熊膽的價格被炒到每克一百多元，漸長的需求加上利益驅使，捕殺盜獵開始增多，而這正是導致野外種群數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工圈養種群的野化並不容易。樸正吉團隊曾野放過5頭飼養的黑熊，但野外種群根本不接受，“基本已被自然淘汰，只能去居民區找食”。

目前，黑熊的人工養殖技術已經相對穩定，但國內黑熊野生種群至多不超過2萬頭。2012年，亞洲黑熊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入《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的“易危”一類。

更讓動保專家擔憂的，是中醫藥界“先開發後保護”的觀念——對已經瀕危的物種，設置大量的研究和人工養殖項目極力挽救；而對目前資源仍較豐富、仍被大量利用的物種，很少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其陷於瀕危境地。

最諷刺的例子，莫過於高鼻羚羊的瀕危化過程。1988年，中國將高鼻羚羊列為趨於滅絕的國家Ⅰ級保護珍稀動物，但當時的蒙古、哈薩克斯坦等國仍有100萬頭以上。世界自然基金會呼籲中醫藥劑師用羚羊角取代犀牛角。不過到了1995年，世界自然基金會就不得不停止這一宣傳，因為此時，高鼻羚羊的全部種群都被列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Ⅱ，它們自己也成了瀕危動物。

“2000年，全球高鼻羚羊野外數量接近十八萬頭，2002年銳減到5萬頭。”劍橋大學、英國帝國學院等機構在《自然》雜誌公布了聯合統計數據。數量銳減的原因，是中國與俄羅斯邊界貿易開放後，俄羅斯的偷獵者為供應傳統中藥的需求，大肆捕殺高鼻羚羊。

華東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康藹黎也做過統計，2000-2002年間，國內公開報道中，查獲的高鼻羚羊角走私量來自於至少14867頭被殺的高鼻羚羊。這意味著，這兩年內消失的高鼻羚羊，至少有10%在中國被查獲，而未被查獲的走私量或遠逾此數。

“如果這種傾向持續下去，中藥涉及的瀕危物種的繼續增加將不可避免。”孟智斌警告。

“名錄”待修訂

新版野保法已一錘定音，頗為失望的動保界，將最後的希望寄托於“名錄”的修訂。

野保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納入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制定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列入名錄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可憑人工繁育許可證，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

此外，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野生動物人工種群，一旦野外種群保護情況良好，可不再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實行與野外種群不同的管理措施。

“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的種群，今後可能會被當作家畜、農場動物來管理。”盡管期待“名錄”朝著公益化方向嚴格管理，但聯想到中醫藥法草案中“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物的繁育”的說法，張小海並不樂觀。

他分析，中醫藥產業要發展，國粹需要傳承，共同的訴求會讓產業界和政府主管部門結成聯盟。產業界經濟實力雄厚，主管部門掌握政府資源，“產業界的聲音很可能會被放大”。

按照規定，利用陸生野生動物及其產品為原料的藥企，需在產品盒上張貼由林業部統一頒布的《中國野生動物經營利用管理專用標識》。

部門之間的利益爭執，也為名錄修訂帶來變數。一位業內人士透露，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人動議修訂野保法及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但“部門間的權力之爭，或者說野生動物的權屬之爭，扼殺了修法需求”。

在我國，陸生和水生野生動物分歸林業部和農業部主管，一些野生動物很難區分究竟是陸生還是水生。“你說這是陸生，我說這是水生，兩家爭執不下怎麽辦？只能放下。”

上述人士曾提議，農業部和林業部各自提出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交由中間機構裁定，並建議專門成立一個野生動物主管部門，避免爭執。不過最終，建議無一被采納，“法律的修改意味著權力的再分配，說到底，還是一些部門不願意放權”。

在世界自然基金會高級總監、首席研究員範誌勇看來，《野保法》屬於資源法範疇，因此，利用的問題無法避免。世界自然基金會也始終提倡，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將對野外種群的影響降至最低。

“所有的決定，都應該基於科學性、合理性和可持續性。”範誌勇認為，如果把生物多樣性保護放在首位，人類就應該適當讓步。“一點放棄都不願做，人類和所有野生動物是否都會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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