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WWDC大會iOS9將發布 門票1599美元一張還要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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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霜月 2015-06-08 16:27:00

北京時間2015年6月9日淩晨1：00點，蘋果將在美國舊金山芳草地藝術中心舉行第26屆年度全球開發者大會(WWDC)。此次大會將發布新的iOS9與重新設計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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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車牌腐敗案：你在公開搖號，他在私下賣牌

2015年5月25日，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長宋建國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辦理“京A”機動車號牌、受賄2390萬元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開審。（CFP/圖）

一邊是普通公眾中簽率越來越低的公開搖號；一邊卻是圍繞著北京車牌的尋租腐敗。北京購車搖號政策的一個看似細小的制度漏洞：幾類京A車牌重新啟用由車管所領導依據相關單位或個人的“工作需要”酌情審批，為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長宋建國等人打開尋租的方便之門。

2016年2月21日，新華社報道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下稱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長宋建國涉嫌受賄一案作出裁定，駁回宋建國對一審法院判決的上訴，維持原判。至此，宋建國受賄罪罪名成立，依法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016年4月初，宋建國的辯護人，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趙運恒律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律師曾三次書面申請要求二審開庭審理，但法院並未接受。

北京是中國第一個實施購買小客車上牌需搖號的城市。2011年1月，該政策實施之初，中簽率為1∶10.6，即大概11個人中有1人能搖到車牌。最近一次，2016年2月底，已變為665人中，才有1人能搖到牌照。

一邊是普通公眾中簽率越來越低的公開搖號；一邊卻是圍繞著北京車牌的各種觸目驚心的尋租腐敗。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即為宋建國窩案。

在這起窩案中，受賄者除宋建國外，他的兒子、秘書、司機、副手等多人涉及其中。一個看似細微的制度漏洞，為設租者打開了方便之門。車牌的尋租價格，有的高達40萬元一副，有的則幾千元，有的甚至分文不取。

而直接或間接從這些人手里“購買”車牌者，有人是因為“搖號”不中，有人是純粹為了面子好看，有人則是為了轉手牟利。他們中亦不乏被司法機關以行賄罪論處者，最高錄得有期徒刑長達九年六個月。

“酌情”審批的京A車牌

幾類京A車牌的審批須依據什麽條件，只有一個模糊的規定：“黨政機關、國家部委，以及其他單位或個人因工作需要辦理審批號牌的，須遵守本規定”，但什麽是“因工作需要”，未作具體說明。

宋建國，曾用名宋寶林，1954年11月生於北京。1977年，時年23歲的宋建國參加公安工作。他先後擔任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鐵匠營派出所民警、豐臺分局預審科預審員、蒲黃榆派出所所長、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務總公司總經理、北京市公安局保安管理處處長、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長等職務。2006年10月，52歲的宋建國調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長。

北京市交管局的職能之一，是管理、發放小汽車牌照。

北京市從1994年8月開始啟用、換發“九二式車牌”，彼時只有京A、京B、京C三個號段的牌照。隨著私人擁有的小汽車增多，這些牌照迅速飽和。

重新啟用牌照成為慣例，一些辦理了轉出、報廢手續的車輛牌照可重新啟用。由於京A牌照較多的使用者是中央國家部委和北京市直機關，所以重新啟用後的京A牌照，並沒有公開發放讓普通購車者選取，而是由北京市交管局及下轄的車管所領導“酌情”審批。

司法文件顯示，北京市交管局內部規定，交管局局長可以審批京A8開頭的車牌，副局長可以審批京A車牌，車管所所長可以審批京A帶一個字母的車牌。

這幾類京A車牌的審批須依據什麽條件，在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的《關於啟用報廢機動車號牌號碼審批程序管理規定》里，只有一個模糊的規定：“黨政機關、國家部委，以及其他單位或個人因工作需要辦理審批號牌的，須遵守本規定。”但什麽是“因工作需要”，未作具體說明。

根據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牌證科科長的證言，車管所辦理來自交管局審批的京A車牌，一般流程是：內部審批單從交管局傳到車管所辦公室，然後由車管所辦公室交給牌證科科長辦理。內部審批單上一般都會有分管車管所的副局長的簽字；如果是局長宋建國審批的車牌，還會有宋建國秘書王飛的簽字。

2011年1月，北京市開始實施“小客車數量調控政策”，即俗稱的購車搖號政策。申購小客車需通過抽簽搖號，才能取得車牌。

參與搖號的人群越來越多，指標卻越來越少，因而中簽率屢創新低。

2012年11月，多位從宋建國秘書王飛手中“購買”了車牌的人，被公安機關監視居住、刑事拘留。

2012年12月，58歲的宋建國被免去北京市交管局局長職務。

12月6日，有新華社下轄媒體刊載消息稱，宋建國“因涉嫌違紀，正在接受紀檢部門的調查”，原因是，“涉嫌利用職務之便，在購車搖號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行為”。

同日，北京市公安局開設在新浪網的官方微博，連發三條辟謠微博，稱“此消息不實”。

一年多之後，紀委調查來了。

2014年5月底，宋建國被北京市紀檢部門調查。6月，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反貪局羈押、逮捕了多名涉案人員。同年9月，宋建國被檢察院正式逮捕。

檢方指控，宋建國在2004年至2014年4月間，利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長、北京市交管局局長的職務便利，為他人在辦理京A牌照、辦理戶口、駕校恢複營業等事宜上提供幫助，索取、非法收受了各項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390.688萬元。

司法材料顯示，向宋建國輸送利益以求獲得京A牌照的人包括商人譚峰、北京新月聯合汽車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劉長青、總經理劉長江，北京馬橋神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北京榮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張勝，，以及盤古氏投資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郭文貴。他們獲得車牌的時間，有的在2011年搖號政策實施之前，有的在搖號政策之後。

2015年11月，北京市一中院判決宋建國犯受賄罪，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決書中特別寫道，宋建國“利用職權為他人牟利的相關事項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

隨後，宋建國提出上訴。

北京高院的二審裁定書中，雖然未再寫出宋建國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並認為，“鑒於其（宋建國）在庭審中對指控事件不持異議，且在案大部分贓款、物已被追繳，對其可酌予從輕處罰”，但依然做出了維持無期徒刑的裁定。

對於這一結果，宋建國表示不服，提出要繼續申訴。他的家屬和律師也表示會申訴。

車牌販賣鏈條

宋建國的兒子、秘書，兩個司機，以及副手，均卷入這場醜聞中，成為北京車牌販賣者。車牌的尋租價格，有的高達40萬元一副，有的則幾千元，有的分文不取。

圍繞著北京車牌尋租的，不僅僅是宋建國一人，他的兒子、秘書，兩個司機，以及副手，均卷入這場醜聞中。

宋喆，宋建國之子，現年34歲，大學文化，曾為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案發前，宋喆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六支隊五中隊中隊長。

2009年3月至2013年1月，宋喆收受60萬元，通過其父宋建國等人審批，幫助他人辦理了兩副京A牌照。

司法材料顯示，這兩副耗資60萬元購得的車牌，後來一副掛在一輛勞斯萊斯汽車上，一副掛在奔馳S600上。

此外，宋喆還涉及其他犯罪事項，檢方指控其收受好處費共計1200余萬元。

2015年，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判處宋喆犯貪汙罪，處有期徒刑10年；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兩項決定執行有期徒刑20年，並處罰金200萬元。

宋喆提出上訴。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宋喆的二審，目前尚未宣判。

王飛是宋建國之秘書，現年約43歲，中專畢業。他在1993年成為一名交警。2007年前後，他當上了宋的秘書，並擔任北京市交管局秘書科副科長、科長等職。

在車牌尋租的生意鏈中，王飛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包括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京豐分所所長、交管局車管所牌證科科長等人的證言均指出，宋建國交代要辦理的京A車牌，都是由王飛簽字，具體聯系辦理的。

2016年2月1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的月度通報信息顯示，王飛利用職權，違規為請托人員辦理了29副車牌，從中收受382萬元。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判處王飛受賄罪成立，處有期徒刑十四年，並沒收個人財產500萬元。

現年51歲的楊常明，早在1995年就開始擔任宋建國的司機。隨後宋建國職務升遷、調動，楊始終跟隨左右。

2009年8月至2012年8月，楊常明幫助他人辦理了十幾副京A車牌和1副京C車牌。有的車牌，楊常明沒有收錢；有的，一副只收了8000塊；有的每副收5萬元。總計，楊常明收受了好處費43.8萬元。

2014年6月，楊常明被司法機關羈押，當月被逮捕。2015年5月，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判處楊常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並處罰金人民幣6萬元。

楊常明隨後上訴，2015年10月，北京市高院二審，改判其有期徒刑四年。

生於1986年的管某，初中文化，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臨時工。2006年至2012年，管某負責為宋建國的辦公室和休息室打掃衛生，以及收發報刊信件。

從2010年開始，管某也“兼職”成為了宋建國的代班司機。2012年，管某接受別人的委托，找到時任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長張惠民審批，然後找到車管所副所長宋海燕，違規辦下一副京A車牌，並收了請托者5萬元現金。

為此，2013年5月，管某因涉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同年10月被逮捕。

2014年10月，北京市西城區法院判處管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沒收了其5萬元所得，並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再罰金五千元。

給管某審批的張惠民亦涉入弊案。

檢方指控，張惠民利用職務之便，向多人索賄、受賄226萬元，其中違規審批、辦理京A車牌，收受12萬元好處費。

2015年，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判決，張惠民受賄罪成立，處有期徒刑7年。

此外，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副所長宋海燕，也因為他人辦理京A車牌提供便利，收取現金及購物卡總計二十多萬元，經一審、二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李伯根/圖）

買車牌者：重者獲刑九年半

至少有7位購買京A牌照者，被以行賄罪追責。其中獲刑最高者為有期徒刑九年半，最輕者以“緩刑”得免。而這7人，行賄的對象均是宋建國的秘書王飛。

賣車牌者，被以受賄罪，或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論處。買車牌者，也有多人被司法追責。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司法材料顯示，至少有7位購買京A牌照者，被以行賄罪追責。其中獲刑最高者為有期徒刑九年半，最輕者以“緩刑”得免。而這7人，行賄的對象均是宋建國的秘書王飛。

其中現年43歲的陳牧，在2010年至2012年間，向王飛行賄85萬元，違規辦理了4塊京A車牌。其中兩副京A8的車牌，一副40萬，一副30萬。2010年7、8月間，陳牧還與小他一歲的余峰，送給王飛35萬元，違規辦理了另一塊京A8牌照。

2012年11月，陳牧因涉嫌犯窩藏、包庇罪被羈押。次月，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被公安機關勞教一年。

然而，勞教期未滿，情況即突變。2013年6月，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反貪局介入。陳牧因涉嫌犯行賄罪被羈押，同年7月被逮捕。余峰也是在2012年11月，因涉嫌犯窩藏、包庇罪被羈押；次月，取保候審。2013年6月，余峰同樣因涉嫌犯行賄罪被羈押，7月被逮捕。

2014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判處陳牧、余峰犯行賄罪，分別處以有期徒刑七年半、三年半。

程雷、李翼翔的情形，與陳牧、余峰類似。

現年37歲的程雷，在2009年至2012年，先後給王飛104萬元，違規辦理了9副京A車牌。2012年這一年，程雷又與小他9歲的李翼翔一道，送給王飛61萬元，違規辦理了4副車牌。程雷、李翼翔將車牌轉手他人，其中程獲利18萬元，李獲利3萬元。

2012年11月，程雷、李翼翔，先是因涉嫌犯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被監視居住，隨後被刑事拘留。12月，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兩人均被公安部門處以勞教一年。

2013年6月，程雷以因涉嫌犯行賄罪被刑拘，7月被逮捕。李翼翔亦因涉嫌犯行賄罪，7月被刑拘，隨後被逮捕。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兩人均犯行賄罪、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公訴。

2014年12月，法院一審判決認為，涉案的汽車牌照不屬於國家機關證件，故兩人犯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不能成立；但是行賄罪名成立，程雷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六個月；李翼翔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

程雷不服提起上訴。2015年6月，北京市高院二審維持原判。

王如寧，現年37歲，在2009年至2012年，先後送給王飛37萬元，幫人違規辦理了3副京A車牌。王如寧後來自述，這三塊車牌，他收了請托者約53.5萬元。

2013年11月，王如寧因涉嫌犯行賄罪被羈押，同年12月被逮捕。2014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判處他犯行賄罪，處有期徒刑四年。王如寧不服上訴。2015年3月，北京市高院二審維持了原判。

白曉冬，現年42歲，原本是一名出租車司機，早在1994年，因為一起交通違章罰款，就認識了當時還是交通警察的王飛，兩人後來成為好友。2011年至2012年，白曉冬通過已是宋建國秘書的王飛，違規辦理了4副京A車牌，為此，先後四次送給王飛42萬元。

白曉冬也是在2012年12月案發，彼時，他的罪名是窩藏、轉移贓物，為此被公安勞教一年。同樣是在2013年6月，北京市檢察院一分院反貪局介入。白曉冬因涉嫌犯行賄罪被羈押，7月被逮捕。

2014年12月，白曉東被北京市一中院判處行賄罪，處有期徒刑4年。

相比上述6位購買車牌者，現年37歲的遲某，則要“幸運”不少。王飛說，他是在2009年，通過宋建國認識的遲某。之後，宋建國還單獨交代王飛，如果遲某找其要號牌，不用提前向他匯報。

2011年至2012年，遲某通過王飛，違規辦理了兩副京A牌照。為此，遲某先後兩次給予王飛10萬元。

2014年6月，遲某同樣因涉嫌行賄罪被羈押，7月被逮捕，不過當年10月，被取保候審。2015年4月，北京市一中院判處被告人遲某犯行賄罪，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無罰金。

甚至，王飛的中專同學，現年43歲的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京朝分所警長宋某，因介紹秦某向王飛行賄8萬元，違規辦理2副車牌，一審被北京市一中院判處犯介紹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二年。

至於直接向宋建國輸送利益獲得車牌者，郭文貴早已因涉多重大案，遠遁海外。北京新月聯合汽車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劉長青，則在2016年1月，被北京市政協常委會以他“違法犯罪”為由，撤銷了北京市政協委員的資格。

失控的“學區房”：幾百萬買房入學還要搖號？

“500米名校資源，孩子未來不是夢。”

“住XX小區，上XX中學。”

在中國，幾乎每一個樓盤在宣傳推廣時都會傍上一所學校，因為開發商深知中國的父母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會不惜代價，“學區房”因此深得人心。

可是江蘇南京的一些家長最近卻很惆悵。南京河西四大學區房小區銀城西堤國際、萬科光明城市、中海塞納麗舍以及萬達華府的家長們花費幾百萬買的學區房遭到前所未有的資質挑戰。原因是其對口學區新城小學本部今年的實際應該入學的學齡兒童有600人，但學校原定的招生計劃只有240人，整整多出了360人！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南京市建鄴區教育局建議：600名新生參與搖號，部分學生進入隔壁的建鄴高中“借地方”上學，並承諾學校師資力量不會改變，仍由新城小學本部老師執教。

建鄴區教育局這一舉動卻引起這幾大學區房的業主家長的不滿，幾百萬買的房子，為什麽要被分到別處念書?而這個學區房事件還在不斷發酵，對此家長和教育局依舊在博弈。要知道這些家長們花高價買這幾個小區房子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有優質的教育資源。據說，這些擔心被劃入建鄴高中“借房就讀”的家長們，為了子女的上學權益，將於4月28日向南京建鄴區教育部門提出請求取消搖號入學。

事實上，不同的“學區房”正在中國的每一個城市上演，這些樓盤因此學區而身價提高，有的甚至一房難求。在這個由房東、家長、中介、學校一起參與的樓市遊戲，究竟又有多少瘋狂與理性交織的故事上演?

網絡資料圖

十分鐘搶房

當張軍(化名)和其他購房者被卷進購買學區房的旋窩以後，他發現買房已經身不由己。

張軍的女兒已經5歲，這個也逼迫他必須考慮學區房的事宜，他買的房子位於上海市虹口區文苑小區，在決定購買的過程他大概花費了十分鐘不到。“我去看這個房子的時候正好有一個購房者看了房子出來，而在房子的樓下還有中介正在催促客戶前來看房，我突然感覺到一種強大的壓力。看了這個房子不到十分鐘時間，我就趕緊要求房東手下我的定金，我擔心如果房東看到市場那麽好繼續漲價。”張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為什麽要買學區房?

張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思考過程，一開始張軍覺得女兒應該開心快樂的成長，但是隨著女兒周圍的小朋友都開始學習英語、學習奧數、學習鋼琴，張軍發現如果女兒不去學習這些技能她就和同齡人無法溝通，將被排斥在同齡圈子外。在女兒的學習之外，學區房也成為張軍及同齡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的朋友為了小孩讀書，賣掉浦東的大房子買了浦西一個小房子，一家人蝸居在一個兩居室里面沒有怨言。周圍的朋友都在為了自己的小孩做出努力，仿佛我們不做這樣的努力就沒不是一個好家長，有點隨大流但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我們也開始購買學區房。”張軍告訴記者。

這像極了電視劇的場景，但是真實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才知道里面的責任和壓力。張軍做為一個父親，自然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過的好、得到好的教育。

“選擇這個小區有幾個好處，我們計劃讓女兒去讀上海外國語大學實驗小學，這個學校不但要面試學生還要面試家長，為了讓女兒和我們都提前適應這個小學的要求和周圍的環境，我們要提前搬到這個附近。如果女兒沒有考上這個小學，我們的小區對口是涼城三小，這個小學也還不錯。”張軍坦言。

為此，張軍賣掉了自己在閔行的價值200萬的房子，置換了目前這個價值390萬但是環境卻比之前的小區差不少的學區房，置換的代價是張軍每個月還要付1萬多的月供，這無形增加了張軍家庭的生活壓力。

即便是這樣，張軍並不後悔自己的選擇，最重要的是，能夠搶到房子已經讓他非常欣慰。

去年11月，張軍就開始看房，但是一猶豫就一直沒有下定決心，隨後張軍趕上了今年上海的一輪瘋長。在2月底他曾看上一套虹口的房源，在最近給房東定金的時候房東臨時漲價120萬。沒有辦法，張軍就只能重新找，而此時他的房子已經賣掉，對於他而言買房就迫在眉睫。

“沒有最好的選擇，做為家長如果我們盡自己最大可能去給孩子提供給好的教育和環境，相信我們的孩子會理解。”張軍笑著說。

10%的溢價空間，沒商量

像張軍這樣的中國家長無處不在，他們為了孩子嘔心瀝血，而教育資源的不均衡使得學區房成為包含了市場價值和人生價值在內的稀缺資源。

朱敏(化名)在2012年9月購買了上海浦東區乳山路的一個48平米的房屋，對口的學校是福山外國語小學本部。當時的購買價格是150萬，目前的市場價格是420萬-450萬。

“當時買的時候有兩個打算，第一是投資，因為位置不錯而且有對口學區，這樣的房子一般價值比較高。同時我們也是為（孩子）掛戶口做準備，如果以後沒有更好的選擇（孩子）可以去那里讀書。”朱敏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目前，朱敏的這個房子租金每個月5000元，朱敏對於這個投資非常滿意，她也打算繼續持有這個房屋。

像朱敏這樣的投資客也在市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學區房究竟有多大的溢價空間呢?

目前上海靜安區的海防村（小區）因為對口上海靜安教育學院附屬小學，有學區房已經炒到16萬/平方米。

劉先生此前曾住在大聞麗都苑，這個小區同樣是上海靜安教育學院附屬小學的學區房，2014年底他因為缺錢以600萬價格賣掉，而如今這個房子已經超過1000萬元。

“學區房的普遍價格比非學區房貴10%甚至更多，比如海防村的房子大部分都是購房者買來掛戶口讀書使用，購房者根本不會居住的。”中原地產昌平分行經理羅安雲告訴記者。

不均衡的教育資源，使得“學區房”概念像遊戲一樣撲朔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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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上海有超過100所社會認同的“重點小學”(由於上海並沒有劃定重點小學，但是各大論壇仍然有小學排名)，但是對於這個有2400萬的人口大都市而言，顯然還是不夠的。

複旦大學在201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將“重點小學”的學區樓盤價格進行了統計，並按照市區和郊區歸類，並對比其區域內學區房和所有樓盤的價格中位數，可以看出這些學區房單價比全部房屋單價均高出差不多6000元左右。

上述報告同時提到，所有區域學區房均價都明顯高於該區域房屋均價，學區房單價較全區房屋單價差值最大的是虹口和浦東，其中浦東的學區房單價比全區房單價貴達42%之多。該報告提到，因為教育資源差異，浦東新區的適齡入學兒童數量與“重點小學”招生人數差異最大，其所在區的入學可能性低於20%。

理性還是瘋狂

這場因為學區房產生的博弈遊戲並沒有結束，只要家長有對優質教育的需求，學區房就會開始自然產生並一直存在。但是南京建鄴區的“學區房事件”則讓更多的人思考，學區房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今年2月，教育部辦公廳下發了《關於做好2016年城市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在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擇校沖動強烈的地方，根據實際情況積極穩妥采取多校劃片。這是教育部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實施多校劃片。

多校劃片是指一個小區對應多個學校，多校劃片會將熱點小學、初中分散至每個片區，確保各片區之間大致均衡。在具體操作中，實行多校劃片將通過隨機派位方式分配熱點學校招生名額。派位未能進入熱點學校的學生，仍應就近安排至其他學校入學。

學區房何去何從呢?

隨後，上海則表示上海目前已經在大力推行的學區化、集團化政策，正是符合上海實際情況、推進教育資源優質均衡的舉措，和“多校劃片”的本質是一樣的。 集團化辦學就是將優質學校與自主發展能力較弱的學校，或者大型居住社區公建配套新建學校等結成辦學聯合體，通過學區化集團化辦學的組織形式。

浙江省教育廳負責人表示，浙江教育資源相對均衡，且已實行‘單校劃片’多年，制度比較成熟，效果也較好，浙江近期將不會采用多校劃片的入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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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城區文昌胡同的一處學區房曾被媒體爆出單價46萬/平方米，當地業內人士更是認為學區房投資價值明顯高於普通住宅。

“我們發現即便市場再差學區房也可以保持向上的價格，其抗跌能力明顯高於其他浦東樓盤。現在的人就是特別重視教育，大家如果有能力還是願意讓小孩獲得更好的教育。此外，這些房屋的租金價格也很高，很多家長為了陪讀也會選擇租房。”中原地產高級研究經理盧文曦告訴記者。

盧文曦同時提到，今年學區房和去年比也是降溫不少。去年很多學區房都有投資客存在，今年上海出臺了325新政，很多投資客都被擋在門外，因此市場開始回歸理性，觀望心態開始嚴重。我們預測今年5月-6月會有一些剛性需求的購房者開始購買學區房，如果沒有投資客，這個市場會相對穩定。

易居智庫研究總監嚴躍進建議，住建部門在項目規劃和審批的時候，必須對此類學校資源進行系統把握，在項目預售前就應該有各類明確的學區教育資源分布情況，以及分配的機制，這樣也可以規範學區房的市場。

而更多的業內人士則認為，目前學區房依舊具備不錯的保值增值能力。張軍3月買下的這個房子目前市場價格已經漲到了440萬，不到兩個月張軍似乎“賺了”50萬。目前看來，在學區房的遊戲里面，張軍們並未虧本。

附問題調查：

1、你購買了學區房嗎，你家附近的學區房房價比周圍高多少？

2、為什麽要購買學區房？

3、你家的房子出現學區房孩子無法入學的情況嗎？

歡迎爆料，請聯系記者羅韜：[email protected]

上海規範商品房預售：客戶數大於可售房源應公證搖號

5月4日，據看看新聞網報道，上海市住建委今天下發文件，指出為進一步規範上海商品房住房銷售行為，遏制投機炒作，出臺預銷售行為新規，今後客戶數大於可售房源的樓盤需公證機構主持搖號，開發商領到預售證後10日內公開全部房源及價格。

上海市住建委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本市房地產市場監管規範商品住房預銷售行為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明確，為進一步規範商品住房的銷售行為遏制投機炒作，對於取得預售證的商品住房項目，房地產開發企業及委托的代理銷售企業，應當在10日內的公開全部的準售房源及每套房屋的價格。按照公開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則對外銷售，當客戶積累大於可供房源的項目，應當采取有公證機構主持的搖號等方式公開銷售商品住房，搖號排序按序購房，搖號排序名單現場公示。

同時，嚴格落實購房實名制，而尚未取得預售證的商品住房項目，不得以認購，預定，搖號，發放的VIP號等方式向購房人收取或變相收取定金，預定款等性質的費用。各區房管部門同時將進一步強化市場監督，督促房地產開發企業維護好銷售現場的秩序，避免出現聚集排隊購房等情況。

杭州搖號細則出臺：無房戶先搖，假離婚、快速賣房行不通

據杭州住保房管局網站消息，為進一步貫徹落實“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房地產市場調控精神，切實規範商品住房銷售行為，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杭州市近期打出監管“組合拳”，一方面房管、公安、物價等部門聯合出擊，集中查處了一批開發企業和中介機構違法違規典型案例，並進行公開曝光，另一方面市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協調小組今日下發《關於實施商品住房公證搖號公開銷售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18年4月4日起，市區範圍內符合條件的新申領預售許可商品住房項目，應采取公證機構主持搖號方式開展銷售工作。

《通知》指出，房地產開發企業是商品住房銷售工作的實施主體，應一次性公開銷售所有準售房源，並對“無房家庭”（不含未婚、2018年4月4日後離異單身以及2018年4月4日後因自有住房交易產生的“無房家庭”）給予傾斜。

《通知》明確，意向客戶登記數量超過準售房源數量的商品住房項目，房地產開發企業應聯系公證機構，采取公證搖號方式產生選房家庭和選房順序號，並按序售房。

《通知》要求，房地產開發企業設置意向登記條件應符合相關規定，不得設置有利於內部人員、關系戶等購房的條款。

《通知》強調，房地產開發企業必須嚴格確保選房結果與網簽名單一致，切實杜絕炒賣房號等行為。

《通知》還明確，中選後放棄選房、購房達二次的家庭，自放棄選房、購房之日起3個月內，各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再接受其購房意向登記；中選後放棄選房、購房達三次（含）以上的家庭，自放棄選房、購房之日起6個月內，各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再接受其購房意向登記。

以下為通知全文：

關於實施商品住房公證搖號公開銷售工作的通知

各房地產開發企業、各公證機構：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房地產市場調控精神，切實規範我市商品住房銷售行為，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經研究決定，自2018年4月4日起，市區範圍內符合條件的新申領預售許可商品住房項目，房地產開發企業應采取委托公證機構搖號方式開展銷售工作，現就具體事項通知如下：

一、房地產開發企業采用公證搖號方式公開銷售商品住房，應在申領商品房預售許可證前制定商品住房公證搖號公開銷售方案，一次性公開銷售當期準售房源。

二、房地產開發企業應在銷售現場公示購房意向登記方案，明確購房意向登記起止時間、地點和條件，意向登記條件應符合相關規定，不得設置有利於內部人員、關系戶等購房的條款。

三、意向客戶登記數量超過準售房源數量的商品住房項目，房地產開發企業應聯系公證機構，采取公證搖號方式產生選房家庭和選房順序號，並按序售房。

四、房地產開發企業公證搖號公開銷售商品住房，應對“無房家庭”給予傾斜，提供一定比例的房源保障。

“無房家庭”是指在我市限購範圍內無自有住房的家庭（不含未婚、2018年4月4日後離異單身以及2018年4月4日後因自有住房交易產生的“無房家庭”）。

五、房地產開發企業應在意向登記起止時間內接受購房意向登記，要求客戶提供購房人及家庭成員的身份證明、婚姻證明、戶籍證明和房產情況核查證明等資料，對客戶符合限購政策情況進行核對，並應在登記完成後出具相關憑據給意向登記人。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得無理由拒絕相關登記申請。

六、意向登記截止後，房地產開發企業應整理形成購房意向登記匯總表，在銷售現場公示後報送公證機構公證。

七、公證機構受房地產開發企業委托主持搖號工作，應確保搖號流程和結果公正可靠。

八、搖號結果產生後，房地產開發企業應依據搖號結果有序組織選房銷售工作。前序家庭放棄選房、購房的，後序家庭依次遞補。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確保選房結果與網簽名單一致。

九、中選後放棄選房、購房達二次的家庭，自放棄選房、購房之日起3個月內，各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再接受其購房意向登記；中選後放棄選房、購房達三次（含）以上的家庭，自放棄選房、購房之日起6個月內，各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再接受其購房意向登記。

十、房地產開發企業應及時將搖號結果、選房結果報房管部門備案，並做好購房意向登記方案、購房意向登記匯總表、公證搖號結果、選房結果等證據保全。

十一、房地產開發企業是商品住房銷售工作的實施主體，要切實保證商品住房銷售行為公開、公平、公正，並維持銷售秩序，確保安全。

十二、房管部門應加強對房地產開發企業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發現房地產開發企業違反本通知的，一經查實，責令立即整改，拒不整改的，暫停項目網簽，記入房地產開發企業誠信檔案，並給予公開曝光。發現購房者提供虛假信息資料或惡意幹擾公證搖號銷售行為的，房管部門一年內不再受理其限購查檔申請。涉及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十三、公證主管部門要根據《公證法》、《公證程序規則》，對本市開展商品住房搖號銷售的公證事項，制定公證業務規範。要加強對公證機構、公證員的業務指導、監督，確保本市商品住房公證搖號公開銷售工作規範有序進行。

杭州市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協調小組

2018年4月4日

成都搖號選房新規：一個家庭一次只能參與一個項目搖號

記者今日從成都房管局獲悉，為貫徹落實剛剛出臺的《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完善我市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通知》，成都市城鄉房產管理局和成都市司法局聯合出臺了《關於完善商品住房開盤銷售采用公證搖號排序選房有關事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以完善成都公證搖號排序選房規則。《通知》自印發之日起實施。

公證搖號順序 棚改貨幣化安置住戶、剛需家庭、普通家庭

根據《通知》，公證搖號及選房順序，按照棚改貨幣化安置住戶、剛需家庭、普通家庭順序，先後搖號排序、依序選房；並按規定保持登記購房人、搖號排序人、按序選房人、合同簽訂人相一致。

棚改貨幣化安置住戶優先搖號排序選房。房地產開發企業應在當地房產行政主管部門的指導下，按不低於當期準售房源總量的10%公開用於棚改貨幣化安置住戶優先購買（商品住房項目位於本市中心城區錦江、飲馬河、西郊河圍合而成的“兩江環抱”區域內的除外）。

剛需家庭登記購房人應當符合《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我市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的通知》規定的購房條件。剛需家庭優先搖號的房源及其他條件按今年3月31日出臺的《成都市城鄉房產管理局成都市司法局關於商品住房開盤銷售采用公證搖號排序選房有關事宜的補充通知》規定執行，其中夫妻離異的，購房登記時離婚應已滿兩年。

完善購房登記和資格核驗 規則一個家庭一次只能參與一個項目搖號

根據《通知》，棚改貨幣化安置住戶、剛需家庭、普通家庭購房人購買商品住房的，應通過商品房購房登記平臺進行購房登記並如實填報相關信息。購房登記信息提交成功後，平臺自動生成一個購房登記號。

棚改貨幣化安置住戶、剛需家庭、普通家庭一次只能參與一個商品住房項目購房登記、公證搖號、排序選房，在該項目公證搖號選房結束後未能購房的，方可參與下一個商品住房項目購房登記。在此期間，不能通過變換登記購房人的方式參與其他商品住房項目購房登記。

商品住房項目購房登記規則確定的網上登記報名期限截止後，不得撤銷或變更購房登記信息。

對此，成都市房管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為了杜絕開發企業和中介機構違規收取排號費、茶水費、渠道費等行為，成都自2017年11月開始執行公證搖號排序選房措施。但由於受新房、二手房價格倒掛以及資金保值增值需要的影響，導致不少居民為了買到房子同時在多個樓盤參與搖號，容易產生誘發恐慌性購房情緒、增加家庭債務負擔、預埋違約風險等一系列問題。而《通知》對家庭分批參與搖號的規定，就是為了引導居民理性購房。

核驗購房人資格時 要核驗滿足首付條件的“存款證明”

《通知》提出，房地產開發企業核驗登記購房人資格時，應核驗登記購房人本人滿足首付款條件的存款證明。

對此，成都市房管局相關負責人表示，這一規定是為了堅決遏制投機炒房行為，避免出現一個家庭以多個人的名義參與登記搖號現象，同時也為了防範房地產金融風險，防止出現透支住房需求、增加家庭債務負擔等問題。

健全失信懲戒機制 對失信人員3年內不受理其購房登記

《通知》提出，對提供虛假信息或瞞報家庭成員信息、住房條件等獲取購房資格的，列入該市購房失信人員名冊，購房登記平臺3年內不受理其購房登記。房地產開發企業、中介機構協助購房人弄虛作假的，由相關行政主管部門予以堅決查處，房管部門將開發企業、中介機構及其相關從業人員列入該市房地產行業信用黑名單。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調查處理。

官方回應西安一樓盤搖號前被內定：確有公職人員牽涉其中

5月24日晚上，一份疑似“南長安街壹號”房產項目部分搖號購房者信息登記表開始在網上傳播。這份疑似登記表顯示多套樓房被多名副廳級及以下級別政府工作人員內定。

網絡中出現登記表的截圖名單中，共涉及40多名公職人員，包括2名區領導、4名區級主管部門的局長或副局長，其余大部分也都是行政主管部門的副主任、處長、科長等幹部。

記者29日從西安市長安區紀委了解到，的確有公職人員向開發商打了招呼，介紹關系戶購房，但是具體涉及了多少人，他們通過什麽形式完成了交易，打招呼的過程中又是否存在利益輸送的行為，這一切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最近一段時間，西安樓市火爆，一房難求。為此，今年3月30日，西安市出臺商品住房銷售公開搖號制度。在西安之前，上海、成都、南京、長沙、武漢、杭州均已將搖號作為調控手段。自此，搖號與限購、限貸、限價、限售一道成為樓市調控新標配。

樓市上演搖號搶購潮 限價不是根本原因

最近，樓市又成了熱門財經話題，當一線城市在嚴厲的調控政策下量價齊跌時，二三線城市卻在上演搖號搶購潮。今年3月份以來，陸續出現了不少現象：成都七萬人搶千套房，買房隊伍綿延幾公里；杭州萬人搖號某高端樓盤百套住宅，最高凍資1700萬元；西安則因搖號期間35名公職人員內定，最終8人被免職、區長辭職。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搖號搶房”鬧劇，不少觀點直指當前樓市調控措施之一的“限價”政策，即政府限制新盤上市時的備案價。以杭州為例，日前萬人參與搖號的融信瀾天最新備案均價為18460元/平方米，但周邊萬科、華夏四季等樓盤的二手房，價格在2.5萬~3萬元。此類現象近期在其他城市亦不鮮見。

實際上，出現搖號搶房現象，“限價”政策不過是表面原因，即便解除“限價”也是治標不治本，因為根源在供求關系上。而且需要說明的是，“限價”作為最近一輪樓市限購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即便頗受爭議，但與限購、限貸一樣，發揮了應有的功能。比如在一線城市，限價對於遏制房價上漲勢頭的作用不小。

那麽什麽原因造成二三線城市搖號搶房現象呢？還是應該回到經濟學最基礎的供求關系上。一方面，歷經此前一系列去庫存政策後，如今多數城市房地產庫存多數被消化，甚至出現“房荒”。數據顯示，截至4月底，百城新建商品住宅庫存去化周期為10.3個月，其中一、二、三四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銷比分別為12.8個月、9.9個月和10.4個月，二三四線城市庫存量創最近9年新低。搖號搶房較為嚴重的杭州、南京、西安、成都等城市，不少庫存周期不足半年。

而另一方面，造成二三四線城市庫存迅速去化的主要推手——棚改貨幣化安置，持續在馬不停蹄地推進。易居研究院發布的一份棚改報告顯示，預計2018~2020年三年國家開發銀行發放棚戶區改造貸款將在年均近1萬億元，到2020年底，貸款余額預計將近5萬億元。根據國家開發銀行棚改專項貸款占棚改改造資金來源的65%左右，預計未來三年全國棚改資金年均將達到1.5萬億元。

所謂棚改貨幣化安置，即改變此前舊城改造以補償住房為主的模式，提高貨幣化安置比例。如果一戶住宅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那麽將拿到一筆資金，購房自然成為首選。當棚改貨幣化安置下購房者越來越多時，就會帶動房價上漲，吸引更多人進入買房大軍。

近期二三四線樓市的火熱行情也引起了監管部門註意。五一前後，住建部約談了12個城市的政府負責人，強調堅持調控目標不動搖，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有效遏制投資投機性購房。

要遏制炒房和房價上漲，決心之外，更重要的是手段。除了嚴格執行相關調控政策，構成多層次住房供應體系宜加速推進。

目前來看，人口凈流入的城市房價漲幅靠前，很大原因是買房者認為總有人會“接盤”，此時，針對年輕人，尤其是走出校門不久就遇上高房價的年輕人，要讓他們住有所居。公租房、租賃房以及人才折扣房的供應，有必要加大。同時，在房地產庫存量偏少的城市，應該加大住宅用地供應，緩解剛需人群對於“房荒”的擔憂，同時遏制炒房者投機的動機。

此外，居民奮力加杠桿、排隊買高價房，一大原因是市場上“錢”多，又無更好的投資途徑。此時需要監管部門控制信貸增速，以及為民眾提供其他值得選擇的投資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