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本科和MBA畢業生們都會湧入紐約和其他金融中心,為投資銀行暑期分析員的職位貢獻自己的青春。
在華爾街,工作勤奮且富有團隊精神的實習生將得到留用的機會,在10周的實習後得到被萬人敬仰的公司全職聘用的機會。
Suzanne Gauron 是高盛的一名董事總經理,她和我們探討了在投資管理部門實習的話題。她向實習生們分享了一些建議,並且解釋了她是如何判斷該僱傭誰的。
Gauron在大學本科修讀人文學,從實習生開始進入高盛。她也提到了實習生應該如何讓上司留下深刻的好印象,以及他們常常犯的錯誤。
和她的對話由以下問答的形式呈現:
問:可以簡短介紹一下您的背景和經歷嗎?
答:我大學本科學的是人文學,研究18世紀的詩歌,對商業完全沒有經驗。在我本科最後一年的暑假,我在高盛暑期實習。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商業世界,我當時對所經歷的一切感到很驚訝且高興。實習結束之後,我被邀請回到實習的私人財富管理團隊。頭兩年,我主要負責接待高淨值客戶。之後我回到商學院,並在八年前回到了我現在工作的團隊。我們的團隊現在代表客戶對私人股票基金經理進行投資。
問:請介紹一下實習生在你們團隊的一天是怎麼度過的,他們會承擔什麼樣的職責?
答:在我們團隊,主要是從事投資。所以我們的實習生也會處理我們正在進行的交易。他們和全職員工擁有一樣的職責和參與度,我們會幫助他們執行交易。他們和指導全組交易的高級員工一起工作,他們將針對我們正在進行的投資完成估值、研究等工作,我們的團隊將對是否實行某個投資進行評估,他們也將參與其中。這只是我們團隊,總體來說在投資管理領域,暑期實習生主要是接受教育並且耳濡目染,逐漸建立形成一種對投資的看法。
問:你是如何決定實習生的工作量的?
答:我們會根據實習生的意願和能力給與他儘可能多的責任去完成任務。每天來說,我們正試圖在實習生周圍打造一種輔助機制,幫助他們成功。我們會給他們很多任務,當然也會給他們許多資源,來判斷自己的做法是否是正確的。這意味著他們要和另一名員工一起合作,員工會幫助他們解決估值和模型上的問題。他們有自己的導師,也可以向團隊中的其他成員提問。所以從我的辦公室看出去,他們將坐在兩個全職分析師中間,隨時向更有經驗的分析師提出問題。
問:你會給自己團隊的實習生什麼建議?
答:許多人在進入實習期的時候,都很重視實際操作技巧。對於投資管理領域來說,他們會表現出自己曾經管理過投資組合,或者進行過自主投資等等。這些當然都是好的,但真正重要的是他們必須有非常積極正面的態度,來應對實習期間的各種挑戰。每天的工作時間很長,你身邊的實習生如果一直對工作非常的積極,每天都想要做事,這樣的話在他9月回去之後你才會對他留下印象。
問:當你還是實習生的時候,有沒有人給過你非常好的建議?
答:我實習的時候,我的董事總經理曾經這樣告訴我:「瞧,你現在只有22歲,但你認為你已經長大了。其實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當時不知道他是不是對的。但現在回過頭來看,在過去的幾年裡,不僅僅在職業方面,甚至在做人方面我都學到了非常寶貴的東西。22歲的年輕人往往把自己想像得過於成熟了。
問:你覺得實習生常常犯的最大錯誤是什麼?
答:或許最大的錯誤就是不把事情寫下來,然後記住它們。我們時常告訴實習生們,他們需要問更多的問題,我們將很樂意回答來自實習生的任何問題。但他們必須將答案記下來,並且消化這些答案,而不是只是為了問問題而問問題,在幾天之後又拿著同樣的問題來提問。
現在這個制度之所以運行這麽差,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錢沈在下面兩千多個縣里。
28%全都進入個人賬戶以後,就完全變成了產權明晰的個人資產了,一下子就可以上解到中央層級進行管理,不存在統籌層次低的問題。
南方周末:為什麽一定要這麽設計成全賬戶?全賬戶NDC方案是否取消了共濟性?
鄭秉文:全賬戶NDC方案里由繳費形成的社會統籌部分就沒有了,我們又另外創造了一個系統,是以2013年財政對城鎮職工的投入3200億元為基數,相當於當年社平工資的5%,每年指數化增長。這樣的社會統籌就跟以前性質不一樣了,以前是來自雇主繳費,現在是財政轉移支付,也沒有資金池,每年支付多少就轉移多少。沒有形成資產池有很多好處,首先它與地方利益分隔開,是現收現付的,不存在資產池的管理問題。同時也沒有增加財政的負擔,財政拿的錢不多,相當於GDP的0.6%。
我們現在這個制度之所以運行這麽差,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錢沈在下面2000多個縣里。全國總共3萬億元結余,實際上一分錢看不到,全在地方手里把得死死的,也不能投資。改成財政轉移支付後,就徹底消滅了地方割據的現象。
28%全都進入個人賬戶以後,就完全變成了產權明晰的個人資產了,一下子就可以上解到中央層級進行管理,不存在統籌層次低的問題。
還有個好處,這個制度還是統賬結合,又跟新農保完全一致了。新農保的每個月55塊錢是來自財政轉移支付的,賬戶里是個人繳費形成的,跟現行城鎮職工的不同僅在於沒有雇主繳費的部分。這樣就為公共財政的公平性創造了條件。
南方周末:你從何時關註NDC,為何決定把它引入中國?
鄭秉文:NDC一出來我就註意到了,第一個搞NDC的國家是1995年的拉脫維亞,真正引起世行重視是2000年瑞典運行之後,瑞典的制度精細、嚴謹,世行組織了幾次專家學者去考察研討,2010年第二次會我去了。
這個辦法符合中國國情,比如它融資方式現收現付可以避開不成熟的資本市場,避免投資失敗;避免龐大的轉型成本,因為做實賬戶需要天量的資金;有非常好的便攜性;非常好的激勵性,多繳多得,賬戶清晰透明,本金利息一目了然等等。
南方周末:對於中國的現行體制,如果早年下決心變現國有資產一舉做實個人賬戶,結果是否不一樣?
鄭秉文:你說得對,但對了一半。國際上解決轉制成本就三種方式,一是私有化,二是發行認購券,三是變現某一種資源。假設我們做實了,實現了真正的部分積累制,制度可以運轉起來。但同時我們將遇到一場災難,做實的這些資產都變成了沈沒成本,不可收回,形成巨大的福利浪費和損失,幸虧沒有做實。因為中國的特殊情況是,改革開放之後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增長太快,養老金投資效率追不上,福利損失太大。
南方周末:如果從一開始不搞個人賬戶,就搞現收現付呢?
鄭秉文:那另一方面又會出問題,計劃生育政策下,老齡人口增長太快了,完全現收現付馬上就贍養比提高,要麽待遇降一半,要麽繳費增一倍,到最後也會出大問題。
要使兩方面的優勢結合,就是NDC。它一個核心的優勢就在於,繳費是與人的生命周期聯系在一起的,把老齡化這個因素自動內嵌到制度里面去了。老齡化來臨時,NDC給你選擇,或是提高繳費率,或是降低待遇,或是延遲退休,或是財政介入,它給你預警。而現收現付不是,它是個非精算型的政治承諾,不管你運作的績效,不管你財政情況。
假設明年是改革元年,養老金結余應該是3.4萬億,我們假定這3.4萬億馬上就封閉運行,以此為基準,投資收益率假設是5%,算到2087年,當這個制度出現不平衡時,緩沖基金介入,那時候緩沖基金已經超過100萬億了。緩沖基金是繳費形成的,跟財政沒關系,完全靠制度自己精算平衡。
南方周末:但如果不取消可繼承,NDC是否也難以持續?
鄭秉文:是有這個問題,標準的NDC是不繼承的,因為它是個遵循大數法則的保險制度,靠短壽補長壽實現自我平衡。如果不是這樣,這個制度從誕生第一天就有風險。風險有多大呢,非常慶幸的,我們測算的結果風險不是很大,但這里涉及到修法。瑞典的做法是短壽的人的個人賬戶資產,用於同齡組的高壽者。
名詞解釋:
DB:現收現付制。由德國在120年前創立,即政府向企業和職工征繳養老保險金,用於支付當期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它是待遇確定型制度,即參保人繳費時已確定未來自己的養老金水平。好處是運行成本低,弱點是應對老齡化時缺乏彈性。
DC:個人賬戶制,又稱基金積累制。為克服DB制的弊端,由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設計,並於1980年代在智利等拉美國家付諸實踐。國家給每個參保人建立個人賬戶,實賬積累自己的養老金,退休後多繳多得。同時委托專業機構管理,到資本市場上投資增值。它是繳費確定型制度,即參保人的養老金水平取決於自己的繳費積累和投資損益。好處是更顯公平、更具激勵性、資金效率更高,弊端是運行成本高、共濟性差、資金投資有風險。
NDC:個人名義賬戶制。介乎上述兩者之間,在融資方式上它是現收現付制,在計發方法上,它又是繳費確定型。NDC的個人賬戶中沒有實際資金,而是對個人繳費進行記賬,結合工資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等因素,作為將來養老金的計發標準,同時不可繼承。是1998年誕生的一種歷史最短的養老保險制度,目前有瑞典等歐亞7國實行。
現在這個制度之所以運行這麽差,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錢沈在下面兩千多個縣里。
28%全都進入個人賬戶以後,就完全變成了產權明晰的個人資產了,一下子就可以上解到中央層級進行管理,不存在統籌層次低的問題。
南方周末:為什麽一定要這麽設計成全賬戶?全賬戶NDC方案是否取消了共濟性?
鄭秉文:全賬戶NDC方案里由繳費形成的社會統籌部分就沒有了,我們又另外創造了一個系統,是以2013年財政對城鎮職工的投入3200億元為基數,相當於當年社平工資的5%,每年指數化增長。這樣的社會統籌就跟以前性質不一樣了,以前是來自雇主繳費,現在是財政轉移支付,也沒有資金池,每年支付多少就轉移多少。沒有形成資產池有很多好處,首先它與地方利益分隔開,是現收現付的,不存在資產池的管理問題。同時也沒有增加財政的負擔,財政拿的錢不多,相當於GDP的0.6%。
我們現在這個制度之所以運行這麽差,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錢沈在下面2000多個縣里。全國總共3萬億元結余,實際上一分錢看不到,全在地方手里把得死死的,也不能投資。改成財政轉移支付後,就徹底消滅了地方割據的現象。
28%全都進入個人賬戶以後,就完全變成了產權明晰的個人資產了,一下子就可以上解到中央層級進行管理,不存在統籌層次低的問題。
還有個好處,這個制度還是統賬結合,又跟新農保完全一致了。新農保的每個月55塊錢是來自財政轉移支付的,賬戶里是個人繳費形成的,跟現行城鎮職工的不同僅在於沒有雇主繳費的部分。這樣就為公共財政的公平性創造了條件。
南方周末:你從何時關註NDC,為何決定把它引入中國?
鄭秉文:NDC一出來我就註意到了,第一個搞NDC的國家是1995年的拉脫維亞,真正引起世行重視是2000年瑞典運行之後,瑞典的制度精細、嚴謹,世行組織了幾次專家學者去考察研討,2010年第二次會我去了。
這個辦法符合中國國情,比如它融資方式現收現付可以避開不成熟的資本市場,避免投資失敗;避免龐大的轉型成本,因為做實賬戶需要天量的資金;有非常好的便攜性;非常好的激勵性,多繳多得,賬戶清晰透明,本金利息一目了然等等。
南方周末:對於中國的現行體制,如果早年下決心變現國有資產一舉做實個人賬戶,結果是否不一樣?
鄭秉文:你說得對,但對了一半。國際上解決轉制成本就三種方式,一是私有化,二是發行認購券,三是變現某一種資源。假設我們做實了,實現了真正的部分積累制,制度可以運轉起來。但同時我們將遇到一場災難,做實的這些資產都變成了沈沒成本,不可收回,形成巨大的福利浪費和損失,幸虧沒有做實。因為中國的特殊情況是,改革開放之後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增長太快,養老金投資效率追不上,福利損失太大。
南方周末:如果從一開始不搞個人賬戶,就搞現收現付呢?
鄭秉文:那另一方面又會出問題,計劃生育政策下,老齡人口增長太快了,完全現收現付馬上就贍養比提高,要麽待遇降一半,要麽繳費增一倍,到最後也會出大問題。
要使兩方面的優勢結合,就是NDC。它一個核心的優勢就在於,繳費是與人的生命周期聯系在一起的,把老齡化這個因素自動內嵌到制度里面去了。老齡化來臨時,NDC給你選擇,或是提高繳費率,或是降低待遇,或是延遲退休,或是財政介入,它給你預警。而現收現付不是,它是個非精算型的政治承諾,不管你運作的績效,不管你財政情況。
假設明年是改革元年,養老金結余應該是3.4萬億,我們假定這3.4萬億馬上就封閉運行,以此為基準,投資收益率假設是5%,算到2087年,當這個制度出現不平衡時,緩沖基金介入,那時候緩沖基金已經超過100萬億了。緩沖基金是繳費形成的,跟財政沒關系,完全靠制度自己精算平衡。
南方周末:但如果不取消可繼承,NDC是否也難以持續?
鄭秉文:是有這個問題,標準的NDC是不繼承的,因為它是個遵循大數法則的保險制度,靠短壽補長壽實現自我平衡。如果不是這樣,這個制度從誕生第一天就有風險。風險有多大呢,非常慶幸的,我們測算的結果風險不是很大,但這里涉及到修法。瑞典的做法是短壽的人的個人賬戶資產,用於同齡組的高壽者。
名詞解釋:
DB:現收現付制。由德國在120年前創立,即政府向企業和職工征繳養老保險金,用於支付當期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它是待遇確定型制度,即參保人繳費時已確定未來自己的養老金水平。好處是運行成本低,弱點是應對老齡化時缺乏彈性。
DC:個人賬戶制,又稱基金積累制。為克服DB制的弊端,由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設計,並於1980年代在智利等拉美國家付諸實踐。國家給每個參保人建立個人賬戶,實賬積累自己的養老金,退休後多繳多得。同時委托專業機構管理,到資本市場上投資增值。它是繳費確定型制度,即參保人的養老金水平取決於自己的繳費積累和投資損益。好處是更顯公平、更具激勵性、資金效率更高,弊端是運行成本高、共濟性差、資金投資有風險。
NDC:個人名義賬戶制。介乎上述兩者之間,在融資方式上它是現收現付制,在計發方法上,它又是繳費確定型。NDC的個人賬戶中沒有實際資金,而是對個人繳費進行記賬,結合工資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等因素,作為將來養老金的計發標準,同時不可繼承。是1998年誕生的一種歷史最短的養老保險制度,目前有瑞典等歐亞7國實行。
郭德英低調但清晰地規劃了其淡出酷派(02369.HK)之路,隨著和樂視協議簽訂,這位曾經站在手機行業一線多年的風雲人物,終於接近於退居二線。
6月17日晚間,酷派(02369.HK)發布公告,稱獲大股東Data Dreamland和買方告知,Data Dreamland將出售11%股權給該買方。該協議實施後,郭德英家族持有的Data Dreamland將僅持有酷派9.23%股權,而該買方共持有28.9%酷派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
2015年6月28日,酷派與樂視旗下公司Leview Mobile HK Limited簽訂協議,向後者出售了18%股權,隨後郭德英辭去酷派總裁一職。郭德英目前仍擔任酷派董事長一職,而在最新協議實施,樂視成為酷派第一大股東後,郭德英已經不太可能繼續留在酷派,或繼續擔任擁有實權的職務。
從1993年辭去深圳大學的工作,正式下海創辦深圳宇龍計算機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來,郭德英從事通信行業已超過20年,作為“中華酷聯”時期代表人物之一,也深度影響了國產手機的發展。
郭德英和運營商綁定,有評論稱之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不過,這一次綁定樂視、擁抱互聯網,能否讓酷派迎來新生也未可知。
郭德英
關鍵抉擇
酷派是宇龍通信的香港上市公司,最早從事BP機、編碼器、尋呼臺基站發射機、無線固話PDA等業務。2004年郭德英轉向手機領域,到2005年,手機收入已經成為酷派營收主要來源。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連累全球金融受到沖擊,在香港上市的酷派股價最低時跌到了一毛錢。但同時,2008年國內電信業第四次重組,從五家電信運營商變為三家運營商,郭德英在危機時大刀闊斧決定,為運營商生產定制手機,綁定運營商。此舉讓酷派成長為3G時代四大國產手機品牌“中華酷聯”之一。
在各種行業會議上,郭德英經常作為電信運營商產業鏈合作夥伴代表出現。
“記得2011年有一個也是全球前十強品牌,它要回來做國內品牌,它的創始人當時說OK,我要的商業模式就是像酷派那樣的,我也去跟運營商捆綁,這就是他當時跟我說的話。”第一手機界研究院院長孫燕飈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回憶,可見酷派模式當時對行業的影響。
轉眼到了2014年,電信行業再次進入改革政策密集推出期,其中,國資委要求運營商削減20%的營銷補貼,並且3年內連續降低。補貼削減及運營商的補貼方式調整,意味著手機廠商長期維持低毛利的硬件定制模式難以持續。
連鎖反應中,2014年酷派積壓了大量手機庫存,並被多位分析人士認為可能是酷派2015年營收出現超過40%大幅下滑的直接原因。“當年酷派一直在清庫存,我感覺它和運營商合作真的沒什麽希望了,整個市場都改變了。”手機中國聯盟秘書長王艷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同樣是在行業變革關鍵時刻,郭德英再次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2014年底,郭德英主導酷派根據渠道進行品牌和業務分拆,將酷派品牌分拆為面向運營商渠道的“酷派”、面向社會渠道的“ivvi”以及面向電商渠道的“大神”。
“ivvi雖然做得也不錯,但真的去追趕OPPO、vivo還是比較難。”王艷輝評價道。
郭德英對擁抱互聯網公司也投入了極大熱情。雖然出貨量巨大,但在傳統行業的酷派,手機毛利率長期維持在12%左右的水平,賺一分錢都不易。而一些同樣維持低毛利、擁有大量出貨量的互聯網手機企業,卻可輕松獲得數百億美元的高估值。
酷派的互聯網初戀——大神和360組建合資公司,但合作的結果算不上愉快。
“大神和360合作,其實當時雙方談的時候是美好的,就是說共同做一個品牌把事情做大。”王艷輝說,而酷派在投向樂視懷抱之前,也曾首先征求過360的意向,“郭德英想退出,也找過周鴻祎,但周鴻祎對酷派的控股權沒有興趣,他是想借助酷派的研發做自己的手機。郭德英後來找到賈躍亭,一拍即合。”
歷史何其相似,先有段永平退出,成就了OPPO、vivo。在新的關鍵時刻,傳統制造業出身的郭德英,先是大刀闊斧推動酷派向社會渠道轉型及綁定互聯網企業的改革,後是退出江湖,這一舉動或許更能幫助到酷派的轉型也未為可知。
非退不可?
“酷派就是郭總的孩子,是他親生的孩子。這個時候對方給出任何代價,都不能成為他賣出酷派百分之百的理由,應該說很多原因我們不得而知。”手機渠道商迪信通總裁金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這個品牌大家都做了這麽多年,我在這里面都待了差不多二十年了,所以肯定還是希望它做好的。”一位酷派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從酷派將18%股權賣給樂視起,郭德英應該說已經做了決定。因為他的股權也只有20%多一點,已經缺少掌控力了。通過公開市場上,樂視也有能力爭奪主導權。”王艷輝評價說。
關於郭德英向樂視讓出大股東地位,業內存在幾種觀點:
套現說:2015年7月20日,Data Dreamland與Leview Mobile HK Limited第一次股權交易完成,這次交易Data Dreamland以3.508港元/股出售780,380,000股酷派股份;2016年6月17日協議簽訂後,Leview Mobile HK Limited持有的股份將增至1,448,804,386股。通過這兩次股權出讓,郭德英家族可套現38億港元以上。
經過簡單計算,郭德英家族公司Data Dreamland,平均以超過2.6港元/股向樂視下屬公司出售了股權。去年宣布大神和360合資後,酷派股價大漲,一度達到接近每股3港元,而在經歷去年普遍的股市大劫難後,酷派股價回落到約每股1.5港元。從歷史股價波動情況來看,樂視開出的價格對郭德英家族吸引不可謂不大。
而經過股權轉讓,郭德英家族不僅手握數十億元現金,也不用再在12%左右低毛利的業務上投註太多精力。同時,樂視控制酷派以後,能否帶來賈躍亭口中的“跨界化反”資本增值效應,也猶未可知。畢竟,樂視並未全資收購郭德英家族股份,仍持有酷派9.23%股份的郭德英家族,未來也可能享受到綁定樂視、酷派獲得新生後的投資收益。
健康原因說:“(郭德英的)身體狀況我們比較確認,有萌生退意的感覺。”一位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關於郭德英身體狀況,過去一年業界的確有諸多傳聞。部分人士認為,郭德英身體狀況欠佳導致其整體操盤酷派較為困難,加上面臨行業形勢風雲突變、渠道改革如火如荼,內外交困、心力損耗較大。與其苦苦支撐,不如將機會留給後來者,既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酷派和樂視。
而對於郭德英身體狀況欠佳傳聞,也存在不同的說法。
“這個外界是猜測的,沒有這個說法的,”上述酷派高層回應說,“他只是說話嗓子有點啞,喉嚨有點發炎,不過沒有關系。”金鑫也表示,郭德英身體沒有問題,“我看他身體挺好的,挺健壯能喝酒。基本上在各種場合,運營商場合、新品發布會,他都親自去演講。”
2015年,或許是酷派在2008年之後最困難的一年。不過上述酷派高層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作為一個集團沒有出現那麽大的問題,畢竟去年和前年不太好,今年做得還可以。”因為向360出售大神品牌,放大了酷派2015年營收下降幅度,而在行業渠道變革方面,新的結構也漸趨穩定。
對於郭德英而言,或許最艱難時刻已經過去。
不過,酷派上述高層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郭德英淡出的主要原因,還在於對樂視模式的認可,“他看到了互聯網模式,也看到兩個企業具有比較強的互補性。實際上做了這麽久,還是希望重新回到增長。”
“走到今天為止,專靠做硬件發展不是很好,我們堅持做的話想出現大的增長不太現實,而依托互聯網帶來的新的商業模式,有望互補一下做得更好。”酷派上述高層解釋說。
事實上,酷派長期維持著高出貨量,但由於低毛利盈利較為困難。而樂視並不需要通過硬件盈利,而是通過“生態補貼硬件”方式,通過視頻等生態業務獲得互聯網收入。和樂視綁定後,酷派硬件無需考慮盈利,而樂視能迅速提高出貨量獲得更多互聯網用戶,同時獲得酷派的手機研發能力和供應鏈管理能力,補齊作為新進入廠商的短板。
“樂視成為酷派最大股東,未來將用生態模式全方位推動酷派的轉型和變革,一起邁入ET(Echo technology)時代。”這是收購Data Dreamland股權協議簽訂後,賈躍亭在個人微博上的表態。
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也通過微信聯系郭德英,不過郭德英對此仍保持沈默。
郭氏印記
“被收購後,郭總會不會退出,確切的消息我還不知道。但如果退出,我覺得還是一個蠻可惜的事情,行業就會少了一個非常踏實、能幹,我覺得任何褒獎對他都不為過的領袖級人物,我覺得這的的確確是一個損失。”金鑫說。
“另外一個方面,也折射出手機行業競爭的殘酷,非常殘酷。像我們這個行業的,你說幹到七十、八十都不太現實。因為體力透支、精力透支、思想透支,這些會讓大家有時候真的非常辛苦。”金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感慨道。
郭德英經常出席各種行業論壇,但公開接受采訪的次數不多。2015年底,在迪信通宣布進軍海外戰略的一次會議上,郭德英和迪信通董事長劉東海一起接受了媒體采訪。在這次采訪中,郭德英反複表示,從手機設計、制造上,酷派產品並不輸給任何行業競爭者,但他也流露出,作為傳統制造業一員的不易和辛酸。
郭德英憂患意識強烈,去年7月酷派啟動內部合夥人機制的發布會上,他曾預言,未來5年之內全球手機市場將以中國手機品牌為主導,並預言在未來5年內,全球市場“能夠活下來並且活得很好的估計只有4~5家廠商”。
“十年前,有一次接受酷派邀請,我去他們公司做客,晚上他特意從香港趕回來和我見了一面,我當時印象蠻深刻的,他也多次提到當年的情景。從這點上,我感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老板,一個非常敬業的老板。”金鑫回憶道。
金鑫認為,正是因為郭德英的勤奮、敬業精神和對客戶的重視,帶領酷派成為了“中華酷聯”四大巨頭之一,從郭德英帶領酷派的經歷,也能看出他是一位積極求變和勇於面對現實的人。
“郭總經常身體力行,對工作要求非常高,不管在產品管理方面,還是對下屬方面要求都很高。”上述跟隨了郭德英多年的酷派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2000年後的中國手機行業發展歷史上,留下了郭德英的許多印跡。因為其堅持推動,雙SIM卡手機、大屏手機、雙系統手機等或多或少影響到了行業發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郭德英開創了中國的大屏手機。
對其同樣鮮明的和運營商綁定的色彩,外界評價不一。“酷派最大成功是和運營商捆綁,最大的錯誤也是和運營商捆綁。”孫燕飆說。
金鑫則認為,運營商補貼模式只是酷派乃至中國手機行業發展過程中的中間產物,“但必須承認的是,運營補貼時代真的已經結束了,所有事情都在回歸理性,回歸事物本質。”
郭德英同樣也是一個“鐵腕”人物。2010年,同洲電子進入手機行業,並挖走了酷派業務骨幹,酷派隨後起訴同洲電子“竊取商業機密”,事件中這幾名骨幹曾遭警方逮捕。
郭德英對下屬的有意培養也給外界留下深刻印象。“酷派以前管銷售的是李旺,管後臺生產的是李斌,郭總把兩個人位置互換,後來我也問他為什麽做出這個大的調整,他說,覺得自己這手下兩名大將,希望他們不要只熟悉一端,而是能夠全面地發展。”金鑫說。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郭德英成全了周鴻祎的手機夢想。360一直想做手機,但360的研發團隊事實上來自於和大神的合資。在雙方合作過程中,雖也有風格導致的摩擦產生,但郭德英最後放棄了對和360合作平臺的主導權,成全了周鴻祎。
“昨天(6月20日)他也提到,他本人還是會做一番新的事業,還會做一些新的事情出來,”上述酷派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跟著他幹了18年了,對他是了解的,他不可能做一些輕松的事情(指投資)。當然酷派這邊,他還是會花很多精力關註和支持,畢竟這麽多年的積累和個人感情還在這里。”
上海是全國的金融中心,陸家嘴是上海的金融中心,這樣的版圖和邏輯在更多人心中已根深蒂固。上海自貿區的建立以及演進的步伐也成為各地自貿區爭相借鑒和學習的對象。那麽作為陸家嘴和自貿區的屬地,浦東新區在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背景下已經囊括了哪些金融元素?
“浦東新區是全國金融要素集聚度最高、門類最齊全、交易量最大、最活躍的地區。” 上海市浦東新區金融服務局局長施海寧於2016年8月18日在2016第二屆中國(上海)互聯網金融峰會上指出,目前浦東新區擁有上海交易所、上海期貨交易所、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全國銀行間市場、上海股權交易中心等機構,此外在2016年中國保險交易所已經落戶浦東新區,不久上海國際黃金交易中心等也將落戶浦東新區。
施海寧給出的數據顯示,金融機構中商業銀行方面,目前浦東新區擁有260家銀行類機構、18家外資銀行法人銀行,120家外資銀行分支機構和代表處。在非銀行金融機構方面,共擁有交銀金融租賃、招引金融租賃等8家金融租賃公司,全上海市7家汽車金融公司中有6家落戶浦東新區,其中包括上汽、通用等。此外,還擁有寶鋼財務等10家財務公司、華寶信托等3家信托公司、2家貨幣經濟公司。
對於近年高速發展的互聯網金融機構也蜂擁入駐浦東新區,施海寧指出,目前浦東新區共有支付機構20家,占上海所有54家支付機構的37%,占全國所有267家支付機構近8%。目前共正常運營213家P2P網絡借貸平臺、25家股權眾籌機構、12家獨立的第三方互聯基金銷售機構。
此外,施海寧還給出了浦東新區在保險機構方面的發展,目前,浦東新區共擁有保險機構265家,18家外資保險法人公司,全國11家航保中心中,浦東占有9席。
隨著商業保險的大力發展,用戶對於保險的認識逐步深化,同時在保險創新不斷完善、搭界互聯網這一引擎時,價格低廉、用途廣泛的場景化保險更頻繁地出現在了人們生活中。
上海保監局副局長李峰指出,目前互聯網保險在上海三個層面獲得了較快的增長。
第一,專業互聯網保險方面,2013年第一家互聯網保險機構眾安保險落戶上海,2015年實現保費收入22.83億元,同比增長187.50%。2016年上半年保費收入達到了13.52億元,同比增長79.85%。
第二,傳統保險公司自營網絡。李峰表示,目前上海有24家保險法人機構開展自營網絡平臺業務。2015年業務規模81.53億元,同比增長18.39%,2016年上半年實現業務規模112.16億元,同比增長159.85%。
第三,第三方網絡平臺代理。目前,上海共有18家中介法人機構開展互聯網保險業務。2015年代理保費收入36億元,同比增長170%,2016年上半年代理保費收入33億,同比增長230%。
同時,李峰指出,上海的互聯網保險在輔助政府智能轉變方面已經高速提升。“上海在全國率先推出省際客車保險第三方安全檢測平臺,與市交通委聯合推動平臺運用。”李峰表示,2015年實現上海11694輛省際客車風險全覆蓋,開展風險提示、跟蹤監管。同年事故發生率和死亡人數同比下降36.29%,死亡人數下降81.2%。
此外,2016年6月1日,上海公安局聯合保險公司推出了快處易賠APP系統,運用互聯網技術加強車輛保險數據平臺建設,推廣保險公司提前介入交通事故人傷物損快速核保賠付。目前快處易賠APP用戶101541人次,處理事件967件,平均事故處理用時6分10秒,撤離用時僅需3分49秒。
最近家族群里發生了一件“大”事——堂哥10歲的孩子寫了一首小詩,被某少兒刊物選中,參加一項評選,需要親友們到微信頁面上投票。
剛開始,堂哥堂嫂只是在群里溫和地懇請叔叔伯伯姑姑們為孩子投票,家族親戚們也各盡心意。不過事情在投票截止前三天開始變味,大伯、堂哥和表嫂輪番上陣,提示孩子的票數暫居第二,讓大家加緊轉發到其他的群里,把票數頂上來。先是堂哥發紅包利誘;然後是大伯以大家長的身份,逐個發私信給晚輩威逼,分派每人50張的拉票任務,連用三個感嘆號;堂嫂則以情動人,在群里細數孩子對文學的熱愛和追求。
為孩子在朋友圈拉票不是新鮮事兒,但置身其中,還是被家長的瘋狂嚇了一大跳。大伯、堂哥堂嫂都是公務員,平日知書達理,在我印象里跟一般沒有鑒別力的父母不同,沒想到還是在朋友圈票選帶來的虛榮感上淪陷了。
參加票選的十個孩子,有八個票數不足一百,唯有我堂侄女和另一個叫若樸的孩子一騎絕塵,輪番領跑,最終在堂哥一家的攻勢下,堂侄女以2053票一錘定音。
這場隔著屏幕的較量,背後有著兩個怎樣執著的家庭?可以想見,兩個孩子三千多票多少是人情票,也不難想見。不過勝利是終究是勝利,家族群里好好慶祝了一番,堂嫂的“獲獎感言”是:女兒看到票數少心情低落,讓她不忍,希望通過票選的勝利,向孩子示範不要輕言放棄,任何事情都要盡全力去爭取。
這種思路很新鮮,如此票選的勝利對孩子能起到激勵作用嗎?也許可以,世事多艱,孩子能不懼競爭是個好品質。但有沒有更好的選擇?我看不失時機地教育孩子透過表象看清事物本質就不錯:教給孩子一雙慧眼,在網絡營銷之類的“套路”面前保持定力,利用好好勝心而不被其奴役。
孩子常比父母想象得要堅強,我信任堂侄女,如果她知道,這種靠兜售父母乃至親友情面換來的票數,並不能反映自己作品的好壞,甚至會給親友造成一種打擾,未必會堅持。話說回來,如果父母用孩子的天真來掩蓋自己在教育上的虛榮心,那孩子就真成了“背鍋”的了。
太陽太強烈,會把五谷曬焦;雨水太猛,也會淹死莊稼。這是傅雷在家書里的主張,用來回應“堂哥堂嫂們”對孩子參加票選的態度,也許是合適的。不敢在家族群里發此議論,我且在這里一表吧。
(作者為深圳職員)
昨日的萬科股東大會上,王石正式卸任。會上,王石發表卸任感言表示,離開萬科是早就規劃的了,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退休只是一個時間節點的問題。但一旦決定退休的時候,可能會傷感兩三天。
王石即將到來的傷感自然會有人安慰。田樸珺就在微博曬出一張照片,照片中是王石的畫像,十分逼真。她寫道:三十三年,我不知道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做出這樣的決定。不知道每個人最終追求是什麽?但對於現在的我來說,就是不疾不徐,不偏不倚。守護你,也成全自己。 ”
有網友對他們的舉動表示支持,稱“從容淡定不是每個人都有具有素質,支持王總!”、“還有,田樸珺姐姐,支持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