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聲音，儘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盪 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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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彷彿突然之間就成為這個寒冬裡最熱的詞語。
正在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位官員紛紛表示如果制度實行，便願意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
從1987年首度提出動議到現在，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的這項制度，歷時20餘年，在29地進行了試點卻始終未能在中國真正推行。
不過，2013年1月22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在中紀委會議上強調說，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顯示了堅定的制度反腐決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觀念的進步、新技術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官員們站了出來，對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說：我願意。
他們的聲音，儘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盪。
而對於官員資產問題最敏感的核心——那些無人知道確切數字的存量資產，如何處置始終爭議巨大。其中最大膽但爭議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時點為準，此後官員財產公開申報，此前官員資產只要退贓甚至只要申報則既往不咎。
特赦是否違法？是否會成為貪官的集體洗白？會不會造成反覆特赦？反對特赦者或認為這明顯有違公平法治，有損人民利益，不應實行；或認為恰恰應在反腐聲浪正高之時推行全面反腐。而贊成特赦者則認為，用一些已經難以追回的損失去換一個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價，只要能從此依法懲治。
類似的難題，曾同樣擺在1970年代的美國、香港與1990年代的日本、韓國面前。因為各國傳統沿格、政治制度與社會土壤均不一樣，每個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徑。而最後的結果是，240年前誕生於瑞典的這項制度，迄今已有上百個國家實施。
南方週末特製作本期專題，聚焦官員財產問題。
廳級幹部「曬家產」
「我們一家三口，目前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紀委分的樓梯房，面積約74平方米，那個位置的二手房市場價格，約每平方米1萬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還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於五羊新城，後來以四千多元／平方米賣掉了。」
2013年1月18日，在廣州市「兩會」上，這段袒露家底的陳述，讓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范松青「一夜成名」。
在當下，「家產」往往是一個官員最敏感的「隱私」。如此坦白道來，讓這位一口濃重湖南鄉音、留著稀疏長發的小個子官員，成為媒體蜂擁尋找、網民爭先喝彩的對象，並被冠以「財產公開第一官」等閃亮頭銜。
其實，范松青並不是真正意義的「第一人」。不過，在南方週末記者所瞭解的個案之中，范是截至目前行政級別最高的一個——副廳級。
對現年58歲、官場生涯已至尾聲的范松青而言，這個頗具英雄主義色彩的舉動，來得有點意外，但也在情理中。
2013年1月18日中午，前去報到參加廣州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的政協委員范松青，帶上了一份當天才最終定稿的提案——《關於廣州市率先試行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公開的建議》。
公開官員家庭財產的做法，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兩百多年前發端於瑞典，先後已在上百個國家實施，向來被認為是政府遏制腐敗、保障公眾知情權的有效措施。但在中國，這項制度卻始終並未實行。
其實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台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要求官員向本單位的組織人事部門申報各項個人收入，相關材料再由單位統一上報組織人事部門備案，如不實申報，由黨組織、行政部門或紀檢部門處理。之後十幾年，中央出台過多份新的政策文件，不斷擴大申報群體和事項範疇。
但這些經年累月的申報材料，都是「專人保管」，有關文件對查看這些材料的權限作了詳細規定──只有「黨委組織部門、紀檢監察機關、檢察院」等因工作需要才可調看。
就連參與申報的官員，也普遍認為這是「年復一年的走過場」。這套制度的有效性，也隨這些年腐敗現象的惡化廣受垢弊，因此外界對公開的呼籲聲漸強。
在2007年進入政協之前，范曾在廣州市紀委做了十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對此關注已久。他決定今年的提案就做這個，「一方面，十八大之後國家反腐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網上又不斷爆出『表哥』、『房叔』之類的醜聞，我感到官員財產公開已經到了不得不推的時候了。」
剛來到簽到處，這份切中時弊的提案就吸引了一堆記者。有人問，「既然你願意帶頭公佈財產，不如通過報紙做個表率，先公佈一下家庭房產情況。你有幾套房？」
儘管這個問題讓范松青覺得「好犀利」，但他沉默了一會，還是微笑著說出後來四處流傳的那番話。開了這個頭，他在後來的採訪中，索性把自己和妻子的收入等也和盤托出。
范松青不是第一個遇到這種問題的官員，絕大多數官員的回應方式都是「打太極」。但范是個「非典型」官員：他早年當過兵，退伍後從家鄉的公務員崗位上，考進了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畢業被分配到湖南省零陵地委黨校任教——這算是個安逸的好工作，但他申請調入《零陵報》做記者，並且一干六年，成為當地僅有的三個高級職稱記者之一。後來舉家搬至廣州，他再入仕途，但一直從事的是政策研究類工作。
「在我所從事過的四個職業——士兵、記者、教師和官員，最喜歡的是記者。」眼下，范松青正好把那段記者生涯寫過的文章整理成冊，自費出了本書。當年輕記者把錄音筆伸向他的時候，這段「憶往昔」的情結，也推著他果敢了一把。
1月19日，當范松青因此突然在媒體走紅，他所在的大學同學QQ群裡群情沸騰，大家給他奉上了各種炙烈的褒獎。其中一位現任廣州市某高中校長的同學表態說：「老范做了第一個公開財產的官員，我願意做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校長。」
這些話讓范松青欣慰不已，他把留言一條條摘錄下來，保存在電腦裡。
「我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就在同一天，1600多公里之外、江蘇省宿遷市某縣科技局副局長劉信禮（化名），躺在被窩裡刷微博時，在手機上看到了關於范松青的新聞。
他馬上轉發，並附言「我也願意成為江蘇省宿遷市公務員財產公示第一人」，寫完這句話，重重打上了感嘆號。
在中國的行政級別體系裡，劉處在底端，他是一位副科級幹部。
他所在的縣，本身就是一個官員財產公示的試點地區，不過公示對象只涉及「新提拔為科員級職級」的幹部，公示地點在「縣政府辦公室公示欄」——在全國目前已有的十多個試點地區中，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只對「新任的科級幹部」作要求，而申報和公示的地點要麼就是單位大院，要麼就乾脆只是向組織申報。
這種公示劉並不滿意，他說，「他們在四樓（縣政府辦公室所在樓層）搞，我在三樓都不知道。」
劉選擇了微博作為自己表達公開財產願望的平台。1月20日，劉又在微博上重複表態了好幾次，強調要借此「為清廉幹部正名、與無恥貪官切割」，其中一條微博，被網友轉發了幾千次──這是他開通微博以來，轉發數最多的一條。
自從2011年末省城南京工作的侄子「強烈推薦」他開了微博，一向自認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劉信禮，到現在已累計發佈了3.3萬多條微博，平均每天「刷屏」四十多條。他在微博上給自己貼的標籤是「追求真理、拷問真相」。他說，「我開微博就是為了對社會熱點發言，不是為了玩。」他的微博內容，幾乎都是在針砭各種時弊，腐敗自然是關注重點。
讓劉信禮對公開財產如此上心的另一層原因是，他和在當地法院從事經濟審判工作的法官妻子「手腳乾淨」，但妻子的崗位「被人家認為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白白替貪腐幹部背黑鍋」。
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包括范松青在內的一些官員在表態時，都加了上級或組織出台政策之類的前置條件，但自己比之更進一步，倡導的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不過，第二天早上，他就接到縣裡一位領導的電話，「很客氣，談起微博，提醒要遵守紀律」。劉忙解釋說，自己沒有說違反紀律的話，並請領導親自上微博查看，但對方回覆說「我從來不上微博」。
掛了電話，自覺「不能只表態，沒行動」的劉信禮考慮再三，又發了一條微博——蘇北某縣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夫妻公務員，孩子讀大二。十年前900元每平米購買了一套129.5平米公寓房，最值錢用具是15年前為孩子買的兩萬元珠江牌立式鋼琴……「他說，為了減輕當地壓力，特意隱去了自己所在縣的名稱。很快，他又接到了電話。壓力之下，儘管贏得網友的「一片喝彩」和蜂擁轉發，他最終刪除了這條微博。但連日來，他並沒有停止在微博上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呼籲。
一位體制內的朋友通過留言說了很多讓他感動的話，這個朋友之前買房時曾向他借錢，他沒錢借，後來想到這事心裡總有點彆扭，擔心對方以為他「有錢」。「這下倒也坦蕩了。」他說。
村官、副處與副廳
其實，公開曬家產的官員，最初是從最小的村官開始的——在中國，可以說沒有比村委會主任更小的「官」了，這個職位甚至都不屬於公務員編制範疇。
在南方週末記者所查到的公開資料裡，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是位「村官」，名叫許坤，他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白虎頭村的民選村委會主任。
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之後，35歲的許坤帶領村民為土地拆遷糾紛，艱難斗爭了近兩年。正是在此期間，2009年4月，他在網絡論壇發帖說，「帶個頭吧，趁我還是『官』時公佈自己的財產」。
在這個帖子裡，他羅列了包括摩托艇、家電、存摺、戒指、家具等總計四萬元的19項家當。
許坤的用意，除了自證清白，也與當時的土地糾紛訴求有關。當時附在個人財產清單後面的，還有諸多當地的拆遷文件。
不過，此後兩天，許坤就被開除黨籍，一年多後因涉嫌非法經營的罪名被逮捕，後來獲刑四年，現仍在服刑中。他的代理律師鄭建偉稱，雖然獲刑時被指控的情節與此無關，但許坤公佈個人財產等「出格」行為，不排除對此有影響。
這時候，新疆阿勒泰地區試點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正引發全國熱議。迄今為止，阿勒泰的試點都是所有試點中「最徹底的」。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專門的網站，縣處級及以下公務員都必須在網上申報財產狀況，公眾可以隨時查看。這引起了媒體的蜂擁報導，也由此製造了近年裡關於這項制度的一輪小熱潮。
幾乎在同一時期，另一位河南村官也曬出了家當，儘管他與許坤並不相識，也從不知曉許的事情。
這位村官叫侯俊卿，是河南省許昌下轄的長葛市坡胡鎮侯莊村的村委會主任。他在博客上曬出了縣城100平米的房子、存款、電腦、電視等等。
2008年時他為瞭解網絡以幫助兒子戒除網癮時學會了寫博客，過去就喜歡舞文弄墨但罕獲發表的侯俊卿，在博客上找到了「發表」的感覺，幾年下來已寫了近兩千篇博客。
58歲的侯俊卿，不是「刺頭」，而是政府的座上賓。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國有和集體企業裡工作，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
這一年，由於他積極為河南省人大常委會提供立法建議，被邀去省裡參加新聞發佈會，「和幾位省裡領導坐在一排」。更早之前，他還因為許昌打造旅遊城市建言，被「市裡接去開座談會」。
侯俊卿說，自己的動因，來自「社會調研」──他把平日裡和人們對時事的交流，都視為是自己的社會調研。調研結果是，不論農民、教師、工人，普遍對官場腐敗深惡痛絕。於是，在新聞裡看到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方面的新聞後，他萌生了「帶頭公佈」的念頭。
有了想法後，他在家裡糾結了半個月，「怕領導給穿小鞋」——在小學當老師的妻子一度也不讚成，擔心對自己的考評有「負面影響」。
但決心最後戰勝了顧慮。侯俊卿對自己說，「萬馬奔騰，必有一馬當先，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沒必要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就這樣，他「心一橫」，把寫好的博客貼了出來，他給自己這個行為的價值，定義為「打響基層反腐第一槍」。
在他看來，這和自己過去積極建言人大、政府一樣，是「為國排憂解難、為百姓造福」的一種方式。
「很多粉絲支持我，中國的、外國的都有，還有河南媒體、北京媒體、香港媒體都來找我採訪，」侯俊卿說到這些，頗為興奮。
而且，讓他放心的是，始終沒有有關部門的任何人就此找過他。而妻子的工作，也沒有受影響。
范松青被報導之後，喜歡看報的侯俊卿也第一時間看到了新聞。「心裡非常激動，也為當初的決定自豪，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說。
這兩位村官，都巧合地出現在當時的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小熱潮中。此後，願意公開的官員一度沉寂。
等到2012年10月時，曬家產的官員級別提升到了「副處級」。
新的主角，是湖南省漢壽縣政法委副書記張天成。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嚴格意義上，我的級別應該叫做『享受副處級待遇』」。
張天成也選擇了微博。在微博上，這位崇尚屈原的基層官員，喜歡抨擊時弊，偶也吟詩作賦。他的微博名「洞庭漁夫」，就取自屈原的《漁父》，在這首詩裡，「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2012年10月29日晚上，在回應一位網友「你敢公開收入麼？呸」的質疑時，他說自己「沒什麼不能見天的」，並承諾週末之前公佈財產，請網友審查，「也給社會吹一絲絲清風」。
第二天一早，張天成一口氣發出八條微博，用一千多字把家庭的基本情況、工資、福利、房產等作了詳細的列舉，甚至把自己受過「嚴重警告」處分的情況也寫了進去。
這是目前為止所有公開曬家產的官員裡，寫得最詳盡的一位。
曬家產的官員在副處級別上並沒有停留多久，很快，不到三個月，范松青又把級別拉高到了「副廳級」。
「守護我的寧靜」
相比較中國數百萬的公務員群體，曬家產的官員名單雖不斷增加，級別不斷上升，卻始終只是寥寥個案，其中兩位村官，甚至都不在公務員編制裡。
這個小小的群體，外在獲得的是公眾巨大的掌聲，內裡卻正承受著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
在1月21日下午的政協分組討論會上，范松青再度談起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話題時，有人揶揄道，「你不動產只有一套，但無形資產很多嘛，你的書現在賣多少錢呀？」這讓范有些尷尬，那本書不過是他二十年前作品的自費結集，明眼人不難看出，並無市場價值可言。
接著又有人問，你一個廳局級幹部，怎麼只有一套房？他只得費力解釋一遍自己這些年有關房子的故事——這些事情，在這些天裡，他已經不知道說了多少遍。
身邊的一些目光和話語，讓范松青坐立不安。「兩會」那幾天，他幾乎謝絕了所有的社交活動，有空就待在房間看媒體報導和網上的評論，有時一天就只吃一頓飯，凌晨一兩點才睡。
好不容易政協會議閉幕回到家，妻子的臉色也不好看了，「你一個局級幹部，七十多平方米的舊樓房，你還好意思曬？」
「兩會」結束後，范松青決定不再接受媒體採訪，他的理由是──「兩會」期間，政協委員的言論是受保護的，「之後再談就不合適了」。
劉信禮這些天則更難過。
在刪掉自己曬財產那條微博的晚上，英語教師出身的他，用英語發了條微博，意思是「未經允許，官員不能向公眾公佈自己的財產」。選擇英語表述的原因是「縮小知曉面」。
不到二十分鐘，妻子單位的領導打來電話，言談中就問起這條微博。這個反應速度讓劉頓時感覺到壓力。幾天之後，他仍接到電話，「老朋友」建議他不要再談論這個話題。
曾被評為「十佳法官」的妻子，也為此和他吵得天翻地覆，說他不想好好過日子了。
劉說，他和妻子的分歧，在於妻子不相信官場腐敗面前個人的力量，但喜歡《基督山伯爵》和《三個火槍手》的自己，「相信世間有俠義，而我要做那個俠義之人」。
更早之前曬了財產的張天成，事後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初時一度張揚試水意義，後來則反覆強調這是「個人行為」。
2013年1月25日，當南方週末記者聯絡張天成時，他強調「自己曬的東西本是私貨」，並不願再多談此事，只希望「守護我的寧靜」。
後有來者
後來者，正在他們的鼓舞下出現。
上海社會主義學院人事處副處長、黨總支書記徐劍鋒，就是躍躍欲試者之一。
搞政治學研究出身的徐劍鋒，十年前就從學術界的討論中開始關注官員財產公示的問題。這些年，他就這個問題，在報刊上發表過「比較尖銳」的文章。
「我也在考慮，2013年適當的時候，在微博上公佈自己的家庭財產。」這位副處級官員說，正在大學學習法律專業的女兒，也對自己很支持。
「現在的年輕人，接觸的信息多，對世界潮流看得很清楚，他們知道什麼是文明和落後。」徐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說，女兒告訴他，不僅你應該公佈，所有官員都應該如此。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副院長趙耀彤則對這些勇敢者「滿心尊重和羨慕」。他早就想公開家庭財產，尤其是「被人給氣著」的時候。
讓他氣的事情，通常是「看到一些職務比我還低的人，過的那是什麼日子」，以及「被人說，你一個法院副院長，肯定如何如何」。
趙耀彤的職位，級別不高，權力可不小。
「每天都有尋租的機會，不用尋，都是送上門的。」趙耀彤說，先前這些公開家庭財產的官員，大多生活在「清水衙門」裡，可自己不一樣，如果勇敢公佈出來，又有更深層次的價值。
他說這是「大丈夫做事」，倒不在乎自個兒的仕途得失，但妻子的情況卻讓他無比糾結。
趙耀彤的妻子在一個眾所周知的肥缺機關，福利優厚。
「作為家屬，我算是沾了媳婦單位的便宜，卻因為自個公佈家庭財產的主張，把人家單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麼人呢？」趙耀彤覺得沒法過道義這一關，知道他想法的友人也因此勸他打消念頭，而妻子已經放話出來，「你公開，就離婚」。
「也許有一天，我會豪氣衝天地上微博捅出來。」趙耀彤並沒有放棄。
像這樣的想法，這樣的議論，越來越多地出現官員們的飯局上。2013年1月25日，廣州一家偏僻餐廳的包房裡，七位多年好友正對此熱烈討論。他們大多都不到40歲，其中有兩位處長，三位副處，一位科級，另外的一位則在2011年離開政府下海經商。
「我們過得太累了，連兄弟吃飯都躲在這裡。誰不想陽光生活？」其中一位副處長說。他們全都願意公開財產，但有趣的是，誰也不願意像那些公開曬家產的人一樣主動站出來——「都怕槍打出頭鳥，但我們都在等那聲號令槍」。
不只是在飯桌上，在各地陸續舉行的「兩會」會場上，也有越來越多的官員不再迴避這個問題。
珠海萬山鎮副鎮長王勝就是其中之一。在比廣州「兩會」稍遲的珠海「兩會」現場，他向現場記者公佈了自己「兩套房、一部車」。
當時，現場記者提出這個問題，同在一個會場的多位官員都以「還沒出台政策」等理由拒絕回答，而王勝選擇了實話實說。
這個水產養殖專業畢業、42歲的書生樣幹部，長期來專心於鑽研自己分管的「漁業」領域，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這個議題並未關心。
他並不認為自己的作答具有「宏大意義」，只是被問起來，就實話實說，無需隱瞞，也不怕查證。在接受採訪時，他也不憚於主動提及過去被紀委約談的經歷──在一次處理漁業糾紛時，一方懷疑他收了好處而舉報，紀委查了自己半個月，沒有發現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王勝幸運地得到了自己領導的寬慰──「不要有思想負擔」，而妻子也沒在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護自己」。
王勝遇到的場景，也出現在安徽省「兩會」上，儘管很多官員也是在強調要「等組織統一行動」，但銅陵職業技術學院院長劉晶璘、滁州市琅琊區委書記高懷忠、滁州市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劉茂松、全椒縣委書記盛必龍、懷寧縣教育局副局長陳新等人，都大方地對記者詳細道出收入和家產情況。
毫無疑問，這樣的星星之火，將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體制內自覺推動政策的行為，」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說，「如果越來越多的官員主動公開了財產，我們離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出台就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