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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人口經濟學家縱論全面兩孩一周年

編者按：

一年前的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決議正式公布，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一年來，“全面兩孩”政策已經在各地加快推進，開局良好。全面兩孩是涉及到政府、家庭和社會的多層次長期調整問題，包括政策的銜接、措施的執行、家庭的準備、社會資源的配置和社會心理的調整等方面。“全面兩孩”政策必將在實踐中逐步完善，而到階段性節點對既有政策進行一些回顧與分析，也有助於為未來的政策完善提出有益的建議。

在近期，10月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16》公布了2015年全國1%的普查結果，其中披露2015年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47，這一較低的數值在“全面兩孩”一周年之際也引起了人口學者們的討論。

事實上，這不是調查數據首次出現較低的結果，此前2010年我國人口普查登記的總和生育率數據是1.18%，也是一個較低的數據。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2015年年中國新辦的發布會上曾對此回應稱，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九十年代以來，形成的共識是低於更替水平，但是究竟這個值是1.7、1.8，1.5、1.6還是1.1、1.2，這個是有爭議的。

談到爭議的原因，楊文莊當時回應，現在調查和普查時，有很多出生嬰兒的漏報的問題。以往的普查數據都發現，過七八年之後到了上學時，孩子就都出現了，所以低齡人口的漏報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把漏報率補上去，經過多種手段測算，大概在1.5、1.6，而且這個水平已經穩定幾年了。

來自國家統計局對《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的說明中也強調，經事後質量抽查，總人口的凈漏登率為0.54%。全國人口中已包括據此計算的漏登人口數。

人口數據是制定人口政策的基礎，也應該是學者討論人口政策的基石。人口政策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情，從真實可靠的數據出發是實事求是的基本要求。最終更接近事實的總和生育率是多少，還有待有關部門能夠盡快共同協商，在翔實調查和客觀研究的基礎上，拿出真實可靠的數據，為未來推進“全面兩孩”政策提供依據，也為學者們研究“全面兩孩”政策提供參考。

在“全面兩孩”政策一周年之際，就“全面兩孩”政策和對近期數據的解讀，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人口領域的九位專家，為讀者帶來他們的觀點。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陸傑華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陸傑華：

去年五中全會提出全面放開兩孩政策，不僅標誌著上個世紀80年代初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徹底終結，同時還預示著以往“少生就是一切”理念的改變。

恰逢全面兩孩政策公布一周年，我覺得，開放“全面兩孩”政策僅是生育政策調整和完善的第一步，現在當務之急還要對兩孩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動態和客觀的評估，特別是兩孩政策目標群體的生育意願和行為、生育時間、撫育成本等方面做第三方的監測和評估，這不僅有利於真實、客觀評估政策的現實效果，同時也為下一步的生育政策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提供重要的參考。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穆光宗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穆光宗：

盡管“全面兩孩”後今年出生人口的確切數據現在還沒有公布，適齡人口生育潛力的充分釋放還有待觀察，但是生育率的走向是明朗的。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和人口已經進入極晚婚—極晚育和生育意願較低—生育成本很高的婚育模式。這個從之前的單獨兩孩政策遇冷就能夠看出。

全面兩孩政策雖然不會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收獲“願生樂生”的效果，但生育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綜合配套值得期待。盼望中國的人口治理思路和方式盡快從出生人口控制中擺脫出來，這樣既符合天道也符合人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王廣州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王廣州：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一周年，目前主要調查數據已經顯示了單獨兩孩的政策效果和一部分全面兩孩的實施情況。

目前公布的匯總信息印證了我們此前對全面兩孩情況的一些趨勢性判斷，但具體情況還需要更全面、完整的原始統計數據進行深入分析。

比較出乎預料或估計不足的是一孩生育率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總體出生規模的判斷和對低生育規律的認識，這個問題無疑需要對原始統計登記數據進行專業檢驗。

大數據時代，在這些關系國家重大戰略問題的研究上，希望國家統計局能按國際和國內科學研究慣例，盡快提供原始基礎數據供科學研究使用。

 

人口學者、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 黃文政

人口學者、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 黃文政：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1%人口普查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05。這個數據低得可怕，但並不奇怪。

2015年湖北宜昌的調查就發現，該地區生育率僅有0.81。宜昌的調查基於30%的育齡女性，抽樣比例是一般普查的30倍，應該非常可靠。宜昌的數據可能顯示，國家統計局的生育率並不像有人堅稱的那樣低估。如果依然堅稱全國生育率還有1.6，那就是指責普查漏報了1/3的新生兒。那這個漏報責任誰來承擔？

況且，就算生育率高達1.6，較之2.2的更替水平，那也意味著每一代人減少27%，每兩代人減少近半。如果生育率長期處在1.6，未來總人口依然將以每60年減半的速度萎縮。不管生育率到底是1.05還是1.6，都已經處於很低的生育水平，要避免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需要進一步放開並鼓勵生育。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鄭真真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鄭真真：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中國在2014 年後逐步調整生育政策並過渡到目前的“全面兩孩”政策之後，出生人數並未出現大幅度增長。一些人口出生率長期處於極低水平的地區開始擔憂生育率的回升無望，甚至出現了鼓勵生育的討論；而與此同時，多省市在修訂計劃生育條例時仍要嚴格控制三胎，對征收社會撫養費作出明確規定。這些看似不相關、實際上自相矛盾的現象，究其根本，是對大眾生育行為的影響因素缺乏了解。

中國人口生育率已經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影響群眾生育行為的因素與人口轉變完成以前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雖然部分地區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 多育在絕大部分人口中已經不是主要問題，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區尤其是城市已經成為一種文化。

目前的優先關註問題應當是長期低生育的風險，而不是對個別三孩出生的控制。未來中國與生育相關的政策取向，應當超越單純從人口變化出發，更多關註與其相關的勞動領域和家庭內的社會性別平等問題、緩解育兒與工作和事業發展的沖突，從生育行為微觀影響機制入手解決問題，滿足育齡夫婦的期望和需求，支持他們落實自己的生育計劃。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學者 蔡泳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學者 蔡泳：

中國十年乃至二十年內生育率都不會有很大反彈。可惜很多人還是抱著半個世紀以前的陳舊觀念，還在強調控制人口。

現在國家應該做的是，把生育權完全還給社會和家庭，同時提供婦女兒童保護、醫療、入托、幼教等各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讓所有想生的人能生出健康的下一代。

當然人口是個長期的問題，高增長我們過來了，低生育也不必過於驚慌，天不會塌下來。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郭誌剛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郭誌剛：

2015年小普查表明生育率再創新低，說明“單獨兩孩”的生育政策調整對提高二孩生育效應有限，甚至抵消不了晚婚婚育抑制生育的影響，中國低生育水平還在向縱深發展。

同時也再次表明，中國生育水平過低的主要原因既不是調查質量問題，也不是生育政策限制，而是新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中的生育抑制作用強大。

由此，可望“全面兩孩”政策調整會帶來一些增益，但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生育率過低仍然是必須認真加以應對的主要人口風險。

多年來，反複重演生育率低得出乎預料的事，反映出對低生育的實際情況認識不足。其實，最重要不是要有多麽準確的生育率數字，而是要能夠把握人口大趨勢。現在，生育政策雖然調整了，但過時觀念仍大有市場，連人口發展戰略方向都很迷茫，還在忙著做一些南轅北轍的事。所以，不能認清風險才是最大的風險。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王豐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王豐：

施行35年之久的獨生子女政策給中國億萬家庭和中國社會帶來的影響，隨時間推移將還會不斷呈現。在生育政策的調整過程中，我們看到，一種把人當成社會計劃中的一個數字、一顆棋子，而不是一個個的生命、一個個構成社會的基本原子的國家主義思維一直在起主導作用。

在獨生子女政策終結之後，又有人天真地呼籲年輕人為社會去多生孩子。難道生育權利和生育選擇不是公民自己的事嗎？

一項對中國近代社會影響最大的公共政策結束了，而對導致問題社會根源的認真反思還沒有真正開始。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友華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友華：

今天是中央做出“全面兩孩”政策決定一周年紀念日，與“單獨二孩”政策實施時的情形相類似，付之實際“孕動”遠沒有“全面兩孩”政策的社會反響強烈。在一個持續低生育率時代，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人類未來深深的擔憂，有必要重新審視人類生育的意義與價值。

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很多人還把生育視作婦女的事與家庭的事，甚至把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婦女視作被丈夫供養的對象，而沒有將生育視作人類社會合理的性別分工，更沒有把生育與人類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婦女的生育價值未受到家庭與社會應有的重視。

在低生育率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賦予生育與生命全新的意義。生育與相夫教子和外出工作只是女性人生不同階段的勞動分工。外出工作與創造財富重要，在家生育與相夫教子照料家庭同等重要，甚至後者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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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兩孩一周年：多出生人口一百萬左右，遠低於預期

2016年1月1日，一聲響亮的啼哭，鄭州市民趙女士的第二個孩子降生了，比預產期晚了兩天。

“我當時高興得都哭了！怕他早出來，我躺在床上一周沒敢動。值了！”38歲的趙女士說。

趙女士的興奮不只是因為她的二寶出世，更因為他出世的時機。

這個幸運兒出生的日子是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的第一天，這意味著，他是合法出生的，他的家庭也無需承擔任何超生處罰。而如果他早一天出生，情況將完全不同。

2016年1月1日，不光對趙女士一家，對中國民眾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實行了近4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終結，中國進入了全面兩孩時代。

離預期有多遠

全面兩孩政策落地之前，最大的懸念就是，放開之後到底有多少人會生二孩？如今一年已滿，雖然統計數據尚不完全，但全面兩孩的基本效果已現端倪。

有學者認為，中國面臨的低生育率危機非常嚴峻，全面兩孩政策根本無法改變這一危機

全面兩孩政策開放前，不少機構預測將會出現明顯的生育堆積。至於第一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各方預計從400萬到七八百萬不等，個別學者的估計更是超過千萬。即使是最保守的預測，2016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也會超過200萬。

從各省市的建檔分娩數據看，2016年的確在不少地方出現了孕產人數明顯上升的現象。以北京為例，2014年新生兒數量為20.8萬人，2015年為17.2萬人。根據北京市衛計委的預測，2016年全年新生兒數量將可能突破30萬人。

北京新生兒數量激增，除了外地來京孕產婦增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北京作為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政府機關、事業單位、高校、國有企業總部等。這些部門的員工恰恰是受計劃生育政策限制最強的人員，也就是說，這批人在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前超生的比例非常低，因此在政策放開後生育意願的釋放更加明顯。

來自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分娩量為15489人，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同樣，來自山東、江蘇等縣市醫院的數據都表明了孕產人數的明顯上升。

南京大學人口學者陳友華表示，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後，出現一定的生育堆積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生育政策放開之後都沒有明顯的生育堆積，那就太可怕了。我們需要擔心的不是這個生育堆積太大，而是太小，太短暫。”陳友華說。

目前，2016年全年的新生兒數量尚未公布，但已有部分部門和機構做了預測。在直屬衛計委的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官網首頁上，有一個每秒鐘都在變動的人口時鐘，實時顯示中國人口總數和出生人口數量。2016年12月31日，該人口時鐘顯示2016年出生人口的總量為1618萬人，低於2015年1655萬的出生人數。

按照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6年11月一個人口論壇上的說法，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預計超過1750萬。王培安表示，這個出生人口數據與全面兩孩政策出臺時的預判基本吻合。

與2015年1655萬出生人口相比，1750萬意味著全面兩孩第一年出生人口增加的數量在100萬左右，大大低於此前的預測。

誰在生二孩？

根據衛計委的統計，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約9000萬對夫妻中，60%以上女性在35歲到49歲。具體來看，過去一年中，都是哪些人生育了二孩呢？

就區域來看，如果數據屬實，全面兩孩政策在山東的效果比較明顯。根據山東衛計委的數據，山東省1~9月份一孩出生38.1萬人，占出生總數的37.9%；二孩出生60.3萬人，占出生總數的59.9%，增幅38%。貴州衛計委的數據顯示，2016年頭九個月，全省常住人口出生數為32.46萬人，其中二孩占46.98%。

從具體人群來看，全面兩孩第一年中生育二孩的70後呈現增加趨勢。

70後在全面兩孩實施第一年生育二孩的積極性相對較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年齡不等人。

15~49歲女性被確定為育齡女性。2016年，70後的年齡在36歲到46歲，已經處於育齡期的末端。對70後女性來說，生育二孩的時間窗口已經非常窄。要想實現再生育的願望，就必須想方設法，盡快懷孕。

受年齡因素影響，70後，尤其是1970~1975年出生的女性，再孕的難度比較大。記者曾觀察一個建於2016年初的75前備孕微信群。加入這個群的都是生二孩意願很高的積極分子。最初群里有100多人，每天很熱烈地討論備孕方法，現在這個群只剩下50人左右，發言也很少，偶爾有人發發廣告。一年以來成功懷孕來群里報喜的算下來不到10%。

部分70後抓緊拼二孩的急切心理從各醫院婦產科的建檔人群中也可看出。據北京市複興醫院婦產科主任姜桂英介紹，今年以來，來建檔的高齡產婦明顯增多，有些人自然受孕不成功就選擇了做試管嬰兒。

她認為，今年上半年孕產婦死亡率比去年同期上升30%，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全面兩孩政策放開後，部分高齡育齡女性集中趕末班車生二孩。

相比而言， 80後就從容得多。

從年齡看，80後在26歲至36歲，由於晚婚晚育的趨勢，這個年齡階段中相當一部分人還沒有結婚，另有一部分人頭胎孩子剛出生不久，一部分不願意要二孩，即使願意要的，也不像70後那麽著急。

這就使得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出現這樣一種錯位，部分擁有較強生育意願的70後由於年齡問題懷不上或者出於顧慮放棄生二孩，年齡較輕的80後生育二孩的意願又不那麽強，簡單說就是，想生的生不出，生得出的又不願意生或者不著急生。這種錯位最終將在全年新生兒數量上顯示出來。

而從整體看，民眾生育二孩的意願並不強烈。根據全國婦聯的最新調查，有53.3%的受訪家庭不想生育第二個孩子，在城市，這一比例超過60%。

計生系統的轉型挑戰

全面兩孩政策既是生育政策的歷史性轉折，也是計劃生育系統的巨大挑戰。這意味著計劃生育工作舊有的人口觀念、工作方法和工作內容都要進行大變革，需要真正從控制人口數量為主轉向提供服務為主。

與轉變工作內容相比，轉變人口觀念任務更加艱巨。

浙江省一家事業單位的計生辦主任告訴第一財經，一般來說，基層的計生工作人員對全面兩孩政策是歡迎的，因為工作難度大大降低，壓力變小了。

“政策放開了，不需要再強制著不讓人家生二孩了，我們輕松多了。”這位有十幾年計生工作經歷的主任說。

處在計生系統不同級別領導崗位的人士對於全面兩孩政策的心情比較複雜。“我感覺到他們不大情願，還是有拖延抵抗的心態。原因很簡單，就是改革之後還有沒有位子。”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計生內部人士說。

據第一財經調研，一方面由於習慣了過去管控人口的工作方式，對新的服務工作方式還需要進一步熟悉，另一方面由於舊有的“人口是負擔”傳統觀念，在不少地方還存在對全面兩孩政策的消極抗拒和拖延。

這具體表現在，國家層面目前的政策口徑是鼓勵按政策生育，也就是鼓勵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孩子，但在部分地方力度遠遠不夠，反而設置種種障礙阻撓。一位讀者向第一財經反映，山東一所高校，僅僅給生育二孩的女教師60天的產假，遠遠低於《山東省計劃生育條例》規定的158天。

除此之外，過去獨生子女政策下的計劃生育考核體系依然未變，計生體系仍然按慣性運轉，管理和控制意識濃厚，服務意識不足。廣東某市的計生部門2016年仍然發文，要求在錄用、聘用員工時必須查驗計劃生育情況證明，超生人員未處理或處理期未滿五年的，不得錄用、聘用。

也有個別地區的計生機構意識到當地的低生育率形勢嚴峻，提出積極具體的鼓勵生育呼聲。比如今年9月宜昌市就發出公開信，呼籲公職人員做表率，形成生育小氣候。

但此公開信很快從網上撤下。有關人員也不再發聲。

全面兩孩政策落地之後，多位人口學者建議，應該通過延長產假、將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等做法，減輕生育二孩家庭的養育成本，鼓勵更多人生育二孩，否則全面兩孩政策也有可能像單獨兩孩政策一樣遇冷。

從過去一年的實際看，鼓勵生二孩的做法遠遠沒有到位，相反，在部分省市的計生系統和單位，阻礙政策落實的現象屢見不鮮。

低生育率大勢難改

增加勞動力供應、緩解老齡化是實施全面兩孩政策的兩大初衷。王培安在全面兩孩新聞發布會上公布，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後，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平均可能達到300萬。到2050年可增加約3000萬勞動力，使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降低2個百分點。

第一財經采訪了十余位人口學者，盡管對於目前生育率實際水平判斷略有不同，卻一致認同，從目前全面兩孩的實施情況來看，增加出生人口的效果難言樂觀。

北京大學人口學者李建新認為，目前80後成為婚育主體，這一群體婚育年齡的推遲趨勢非常明顯，主動選擇不婚或不育的人越來越多，再加上育齡婦女正在迎來斷崖式減少，中國面臨的低生育率危機非常嚴峻，全面兩孩政策根本無法改變這一危機。

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學者鄭真真認為，盡管2016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數據還未公布，但是可以看到，中國在2014 年後逐步調整生育政策並過渡到目前的“全面兩孩”政策之後，出生人數並未出現大幅度增長。

她提醒，有關部門應該註意到，群眾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雖然部分地區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 多育在絕大部分人口中已經不是主要問題，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區尤其是城市已經成為一種文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優先關註的問題應當是長期低生育的風險，而不是對個別三孩出生的控制。”鄭真真說。

根據2013年全國開展的城鄉群眾生育意願調查，中國民眾的理想子女數為1.93。衛計委官員多次引用這個數據，來證明全面兩孩政策已經可以基本滿足絕大多數人的生育意願。

由於生育意願和實際生育行為存在較大的落差，目前中國總和生育率顯著低於生育意願，根據不同學者的研究，大致在1.4~1.6之間。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表示，即使生育政策全面放開，對生育率的影響也已經很小了，因為影響生育率的不光是生育政策，還有子女照料、女性就業和城鎮化等。考慮到人口跟資源環境各方面的緊張關系，應當穩妥推進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

李建新、陳友華、人民大學教授顧寶昌等多位人口學者認為，既然目前的政策生育率已經高於民眾的生育意願，三胎以上的超生數量很少，控制生育的成本過高，沒有必要繼續。他們建議不要止步於全面兩孩，而是應該盡快放開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權還給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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