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夏斌：要嚴防少數金融機構將不良資產處置風險嫁禍老百姓

經濟下行壓力下，不良資產的處置正在形成一個巨大的市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夏斌表示，要嚴防少數金融機構把風險偷偷輸送給老百姓。

22日舉行的第四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院國際論壇上，夏斌表示，面對中國經濟下行中的銀行不良資產增多的壓力，很多市場人士都在考慮成立資產管理公司，把不良資產打包處理。

而這些資產管理公司，“在尋找資本、股權投資的時候，往往大談2002~2003年四大行改革處置不良資產的經驗。”夏斌說。

上世紀末，為有效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推動國有銀行和企業改革發展，財政部出資400億元，成立東方、華融、長城、信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各自承接處置對口銀行的不良資產。

近日，中國華融(2799.HK)和中國信達(01359.HK)分別發布了2015年年報。其中，中國華融2015年實現凈利潤人民幣169.5億元，同比增長30.1%;年末集團資產總額達人民幣8665.5億元，較2014年底增長44.3%;權益總額達人民幣1188.0億元，較2014年底增長42.2%。

中國信達2015年末的集團合並總資產7139.7億元，比上年末增長31.1%;實現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凈利潤人民幣140.3億元，同比增長17.9%。其中，傳統類不良資產新增收購851.4億元，同比增長176.5%。

夏斌說，一定要保持清醒的是，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處理銀行不良資產管理的實際效果往往不一樣。

他說，2002年左右，正是中國經濟這一超級繁榮周期的開始年，比如當時可以幾千萬拿下一幢爛尾樓，通過一點銀行的正常貸款或“關系貸款”裝修後出售，現在可以價值幾十億元。在經濟繁榮時期和房價泡沫形成時期，不良資產的處置能大賺利潤。

但中國經濟當前面臨下行壓力，中國經濟將進入常態的中高速增長，這意味著有些資產價值必然下跌。也因此，當時同類不良資產處置的回報率在今天就很難得以實現了。

因此，夏斌表示，宏觀監管機構對此要有清醒的關註：首先，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轉讓、出售，一定要堅持嚴格的市場評估原則，絕對不能政府幹預；

其次，對於金融機構將不良資產打包，搭配其他金融產品，以理財、信托的方式銷售給老百姓更要密切關註，加強監管，“要嚴防少部分金融機構把風險偷偷輸送給老百姓。”

夏斌說，這個問題應該引起監管部門的註意，因為很多不是以資產管理公司的名義做這項業務，而是各種投資公司在做。如果信息披露不夠，包括不良資產的回報到底多少，很容易把風險輸送給老百姓。“同一個金融產品，在不同的歷史周期可能是不一樣的，這點在盡管部門應該嚴加關註。”

除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之外，目前也已經有了20多家地方性的資產管理公司，同時，民間市場上也有一些投資公司在從事資產管理業務。

中國銀監會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一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3921億元，較上季度末增加1177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75%，比上季度末上升0.07個百分點。

中國的金融創新，一直是聚焦於金融產品、金融組織架構、金融調控與監管制度的創新這三個基本內容。

夏斌表示，由於金融具有天生的不穩定性特征，所以金融產品的創新、金融組織機構的創新，必須與金融調控與監管的創新相適應，否則這種創新是不利於經濟的穩定，“今天來看，相對於互聯網金融產品的創新，金融調控監管制度創新迫在眉睫，這對穩定經濟而言更為重要。”

夏斌說，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增長與防風險的平衡糾結中，既要穩定增長，又要防範系統性風險。在這樣的糾結平衡中，微觀金融創新是想加大信用，或者是規避監管創造利潤。宏觀金融的調控創新，則是要通過匯率與資本管理制度的變化，把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融入全球經濟化，引入全球配資資源的機制和因素。

面對當前穩增長和防風險的平衡糾結，緊的貨幣政策不適用，但是大水漫灌式的貨幣政策同樣也不適用。

因此，夏斌說，此時判斷金融產品創新是好還是壞，就是看它是配合結構性的金融政策，還是鉆政策的空子，在大水漫灌之下救僵屍企業，擴大杠桿和過剩的產能。

而判斷金融宏觀調控創新，匯率和資本管理制度的創新是好還是壞的分水嶺，則是看它是有利於防範系統性風險的爆發，有利於國內的經濟穩定，還是引爆系統性風險的爆發，方便投機資金沖擊國內經濟。

美國糖業半世紀的陰謀：把致病風險嫁禍脂肪為銷售掃除障礙

最近公開的歷史文件揭開了一個掩藏了五十年的秘密。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糖業資助科學家開展研究，一邊把飽和脂肪塑造心血管疾病的元兇，一邊為糖類撇清幹系。

9月12日，最新一期《美國醫學會內科醫學雜誌》(JAMA Internal Medicine)中收錄了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科研人員的一篇論文。他們回顧了美國糖業內部文件之後發現，近半個世紀以來營養學專家一直在研究各種營養成分與心臟病的關系，也給出了許多日常營養飲食建議，但是在這些大家普遍接受的科學建議背後，有企業為了自身商業利益，從中作梗。其中一位論文作者斯坦頓·格蘭茲(Stanton Glantz)稱：“這些企業成功地把大眾的註意力從糖類引開了。”

當年的文件記錄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一開始，幾家制糖企業組建了一個名叫“糖類研究會”(Sugar Research Foundation)的組織，現在這個組織已經更名為“糖業協會”(Sugar Association)。該組織向三名哈佛大學的科學家支付了相當於現在5萬美元的薪酬，請他們發表有關糖、脂肪、心血管疾病這三者之間關系的綜述報告。

報告中引用的研究都經過該協會精心挑選，這篇“加工”好的文章在1967年成功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這篇文章把糖分與心血管疾病的關系描述得微乎其微，把患上心血管疾病的責任幾乎全部推給了飽和脂肪。

如今，制糖業協會也發表了回應稱，當時的醫學期刊並沒有特地要求研究人員公開研究資金來源。確實，《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直到1984年才對研究人員提出要求。

糖業協會現在也在回應中承認：“當時的制糖業應該對業內的所有科研活動采取更加透明公開的態度”。但是糖業協會仍然堅持認為，由行業資助進行相關研究是正當行為。而且幾十年的科學研究也證明糖類“並沒有對心血管疾病的形成起到特殊影響”。引導市場環境的確有利於行業自身的利益。但是在發表論文時，也應該考慮到核心期刊的影響力可能會把科學研究的大方向帶跑，產生不利影響。

這一事件主要牽涉的科學家和制糖企業高管現在都已不在人世，但影響卻十分深遠。

其中一位接受糖業資助的科學家之後還擔任了美國農業部的營養學主管，在1977年還起草了一份營養學意見稿，為後來美國聯邦政府的營養攝入指導意見奠定了基礎。另一名則擔任了哈佛大學營養學學院的院長。

看似機緣巧合，實際上可能是深謀遠慮。文件中記錄了一位名叫約翰·希克森(John Hickson)的行業高管，在1964年就開始制定計劃，要通過“研究、宣傳和法律法規”來轉變大眾對於糖類的印象。因為當時的研究開始把高糖飲食習慣與心臟病高發聯系起來，為了降低不良影響，糖業協會下了一盤大棋。

這些年里，美國健康部門一直建議美國人限制脂肪攝入，因此不少美國人選擇了低脂高糖的食品來替代高脂肪食品。現在也有專家認為，這種轉向實際上加速了美國的肥胖危機。而且在政府的營養攝入建議里，飽和脂肪被塑造成了心血管疾病的元兇，糖類則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能量來源，充其量只會導致蛀牙。

近年來，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世界衛生組織(WHO)為代表的一些權威機構也開始把糖類列為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的兇手。至少飽和脂肪和高糖食品飲料都是風險因素，沒有明顯的主次關系。

盡管事件本身已經是陳年舊事，但最近不乏類似報道，食品企業為了自身利益，仍舊時不時把手伸向營養學研究。

去年就有媒體報道了世界最大的含糖飲料制造商可口可樂公司每年資助科研人員幾百萬美元，讓他們在研究中盡量減少糖分與肥胖的關系，以減低人們喝飲料時候的顧慮。無獨有偶，美國還有糖果制造商資助的研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吃糖的兒童的體重比不吃糖的兒童更低。

穗毒鹽案債仔欲嫁禍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