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最被主流接受的經濟學家」，他也是中國最被世界接受的經濟學家。
從世界銀行卸任歸來，他留下了什麼，帶回來什麼？
爭議依舊纏繞，他依然溫和，卻更堅持。
4年前，他成為62年間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他形容自己像「農村孩子考上繁華都市裡的大學」；4年後，他從世行歸來，世行行長佐利克公開評價說，「他給世行留下了嶄新的理念、視角和挑戰。」
他是林毅夫，他回到了北大朗潤園。
剛剛重新裝修過的辦公室，簇新而空蕩，刷得雪白的牆上掛著林在世行的照片。
林毅夫屬龍，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在中國傳統裡，這帶有某種象徵。
一回來，爭議就撲面而來。
林毅夫從世行帶回來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引起昔日同事們的爭論。而林「唱好」中國經濟，肯定積極財政政策的言論，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更是引發學界與社會的大爭論。
這四年，在發達國家經濟學家佔據絕對主流的世界銀行，林毅夫做了什麼？他留下了什麼，又帶回來什麼？
林行長，林老師
在所有這些場合，林毅夫都設定在一個模式：簡單寒暄後直奔世界經濟形勢，反覆講，從不厭倦。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林毅夫的歸來，就像一個明星。
2012年6月10日，他穿著天藍色T恤和淺灰西裝，與夫人陳云英一起，出現在首都機場。
迎候他們的是十多個人的歡迎隊伍，既有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的官方代表，亦有他的家人和北大的同事。林毅夫在全國工商聯擔任副主席，同時是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任期將在2013年3月結束。
迎接的人迎來的是熟悉的「林老師」：「本來是個簡單寒暄的場合，但講了幾句開場白後，林老師就開始大談對世界經濟的看法，說了半個小時，在夫人提醒下才結束。」
如同事們所言，這是林毅夫一貫的風格，「永遠在談經濟」。
6月18日，林毅夫參加了國家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國發院」）專門為其召開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三天後，他在北大朗潤園繼續開了一天會，討論國發院 下一個五年計劃。這天北京悶熱，夫人陳云英中暑。次日下午，林毅夫依舊準時出現在北大英傑交流中心，向380餘名BIMBA校友報告他對世界和中國經濟形 勢的看法，說到關鍵處，他甚至緊握雙手，像宣誓一樣用力擺動，露出少有的激動神情。6月24日，他又穿著芝加哥大學的博士服，參加了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畢業 典禮，有90後的雙學位畢業生在微博上說，「林老師的打扮好萌」。
在所有這些場合，林毅夫都設定在一個模式：簡單寒暄後直奔世界經濟形勢，反覆講，從不厭倦。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舫，在1994年和林毅夫合作出版《中國的奇蹟》一書，據蔡舫說，兩個人從1987年認識起，二十幾年的交往，見面幾乎只談「學術問題」。
林毅夫也不拒絕適度的曝光，並對曝光的節奏拿捏有度。他把專訪的機會，留給了兩家官方媒體——新華社和央視。
央視的採訪，選在林毅夫在朗潤園的辦公室。他不在的四年裡，這裡被改造成一個臨時的會議室和榮譽展覽室。馬上要開拍時，他突然留意到背後的書櫃是空的——他的幾十箱書還在回國的路上。
「還是擺些書吧」，他和藹但堅決地向工作人員提出要求。15分鐘後，書填滿了取景框，林毅夫又親自走到攝像機前，確定不會出現瑕疵後，才滿意地坐在受訪的椅子上。
在世行，在路上
過去4年在世界銀行，他沒有休過一天假。
林毅夫習慣了這種緊張的節奏。過去4年在世界銀行，他沒有休過一天假，走訪了世行188個成員國中的60個。
世界最大的發展機構世界銀行，致力於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問題，在其位於華盛頓的灰色大廈裡，聚集著七百多名專注於發展理論的經濟學家，其中不少是諾貝爾獎得主。
在世行龐大的體系裡，核心權力由行長、常務副行長，高級副行長和副行長掌握，首席經濟學家則是行長的「軍師」，主管250餘人的發展經濟學部。負責選定研究議程，給世行管理層提供意見建議，蒐集優質國別統計數據，編寫世行的年度旗艦報告《世界發展報告》等。
林毅夫之前，這個位子的8個主人均來自發達國家，其中一位還是諾獎得主。62年間，林毅夫是這個位置上第一位來自歐美國家之外的人。
每天早上8點半，只要人在華盛頓，林毅夫都會準時出現在行長佐利克的會議室，和其他幾位副行長一起，討論當天的重點工作。在此之前，他已經和世行在世界各地的同事通過視頻會議進行了溝通。
在這些會議上，林毅夫表現低調。他的同事Lanchard回憶說，「在會議過程中，林毅夫極其謙虛，話不多，他對自己研究領域的見解，我們等了兩年才聽到。」
除了在總部的日常工作，林毅夫把更多的時間花在路上——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拜訪世行成員國。
他最喜歡去的地方是非洲——4年去過14次，最喜歡的國家則是埃塞俄比亞。
和同樣處於轉型中的拉美國家不同，林毅夫的觀點在非洲更有市場。
經歷了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非洲，國家意識缺乏，政府疲弱，暴亂不斷，林毅夫總結中國改革的經驗，有關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觀點和方法，恰恰符合非洲的現實需求。
「以往世行的援助策略是，一群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研究出一個源於發達國家的最優方案，然後輸出給發展中國家，但這種最優方案未必適合當地的實際。」曾為世行做過諮詢項目的國發院副院長姚洋說。
而在林毅夫的推動下，世界銀行開始嘗試用一種新的眼光看待非洲，看待自己的援助策略。
「在盧旺達，在南非，他不斷告訴那兒的人們，現在的你們和1960年代末的台灣、1980年代末的中國大陸境遇完全相同。」來自喀麥隆的首席經濟學家顧問，曾多次和林毅夫一起到非洲訪問的Celestin Monga說，「他給人們希望。」
林毅夫還致力於推動建設一個溝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基金平台。
2011年9月，北大國際EMBA2009級學員到世行拜訪了林毅夫，林重點和他們談到了這個想法。
「在世行的一個會議室裡，中午11點到13點的兩個小時，林老師和大家一邊吃盒飯，一邊討論問題。」學員之一，中央電視台財經節目主持人計渝回憶， 林毅夫重點談到，世界銀行將建立一個基金平台，將發達國家的富餘資本輸出到發展中國家，既可以改善發達國家的過剩問題，又可解決發展中國家缺少資金的窘 境。
這讓一直關注中國流動性過剩問題的計渝豁然開朗。「站在世界角度看，我們擔心的一些問題可能會迎刃而解。」
「我們來談談發展吧」
「儘管我們不斷挑戰他，四年來我們卻沒能說服他改變任何觀點。」
4年前，世行行長佐利克選中林毅夫，正是因為期待一個有改革經驗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為世行帶來新衝擊。4年後，世行為林毅夫舉辦了盛大的歡送 會，在幾十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經濟學家面前，佐利克再次重申了這個理由，並表達了對林毅夫的讚美：他給世行留下了嶄新的理念、視角和挑戰。
「在世界銀行裡，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非常少，很難有話語權。」林毅夫的同事，從1987年即在世行研究部任高級經濟學家的鄒恆甫說。影響世行觀點和決策的，是那些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
要在既有的話語體系裡發出自己的聲音，林毅夫的對策是，用自己擅長的「中國經驗」，給世行帶來新觀念——過去的十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令世界矚目，而林毅夫不僅理論研究根植於此，更是離中國政策制定的權力核心最近的學者之一，對中國經驗十分熟悉。
「但事與願違。」林毅夫說，到世行3個月後，擁有158年歷史的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金融危機成為最大的話題，本想「發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面對的景象卻是發達國家出了問題。
2008年8月，在前任世行行長家裡，林毅夫參加了一個小範圍的聚會。當時次貸危機已在美國初現，參加聚會的金融界巨頭與各國央行行長們討論這場危 機的嚴重程度時，絕大多數人認為頂多是金融教科書上的一個小案例，理由是「我們對1930年代的大危機原因非常清楚，所以不會再出現同樣的問題」。
首次參加這種聚會的林毅夫，對大鱷們的自信頗感驚訝，他表達了對經濟形勢的擔憂，並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將率先實現復甦——對於林毅夫的這個觀點，大家只是哈哈一笑。
很快，雷曼兄弟破產，次貸危機橫掃全球，至今余患未絕。這讓林毅夫對自己的判斷更有自信，他開始在世行內部公開挑戰以往的經濟理論和思維方式。
數十年來，世行一直受主流發展經濟學思潮影響，希望通過在發展中國家建立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來應對貧窮。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種「藥 方」後來被稱為「華盛頓共識」，也就是強調發展中國家若要擺脫貧困，就要推行跟發達國家一樣的體制，實施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林毅夫對這些政策的有效性抱有深深懷疑。他公開提出自己不同的想法——轉型經濟體應根據現實找到一條獨立於發達國家經驗的發展戰略，並由政府主導。
這種觀點在世行內部並非主流。
林毅夫展現了他一貫的堅持——發表文章、公開演講、推動內部討論，不停講，反覆講。他還在世行官網開了一個博客，名字就叫「我們來談談發展吧」。博 客的文章更新頻率很快，並在他即將離任的幾個月裡呈加速度上升，在其中一篇文章裡，林毅夫少有地表現了幽默感，引用前甲殼蟲樂隊成員保羅在2012年的新 歌《My Valentine》來比喻他的經濟學觀點，引發一些世行的同事在博客留言，提出質疑或展開討論。
「在DEC（世行發展經濟學部），我見過無數挑戰他觀點，甚至批評他的人。」林毅夫的顧問Celestin Monga說，「但他始終表現出大度。」
林毅夫的同事、著名經濟學家Partha Dasgupta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參加任何研討會都帶著隨和的魅力，在會議上有時很難看出他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他鼓勵大家說出想法，並以表 達自己的觀點作為結束。而當他表達的時候，他似乎能夠總結所有會議上的內容。這是一種非常美好的品格，這種品格讓林毅夫極具影響力。」
「儘管我們不斷挑戰他，四年來我們卻沒能說服他改變任何觀點。」世行發展研究部負責人Martin Ravallion說。在即將離開世行時，林毅夫的觀點已經成為世行經常討論的話題。其理論也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機構得到認可，並通過金磚五國的南南銀行正在付諸實踐。
林毅夫還有其他一些方式與下屬相處。
在華盛頓，林毅夫買了兩把按摩椅，一把放在家裡，另一把放在世行的辦公室，提供給同事們使用。
「有一天他一定要我坐上按摩椅，調到很高的檔，那一週我都覺得自己在搖晃，但是我確實忘記了我的壓力。」 Martin Ravallion說。
林毅夫和工作人員一起吃午飯，有時也會為一個部門的人買巧克力以感謝他們的努力。Partha Dasgupta評價說，「不帶沉悶與妄自尊大的內在嚴肅是一種難得的藝術。」
「我有權威，但是我不用。」林毅夫在接受楊瀾專訪時，這樣描述他的應對策略。
在世行，林毅夫和佐利克也相處融洽。這個對中國改革最為關注的世行行長，在其就任後不久，就訪問了鄧小平的故鄉牌坊村，參觀了鄧小平紀念館。
「對於我提出的觀點，佐利克行長給了很多支持。」林毅夫說。二人還曾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合署名文章，呼籲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同努力。
2012年5月31日下午1點36分，離卸任還有半天的時間，林毅夫在他的博客上貼出了最後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裡，他重點談到了「務實」二字，並 以一句話和他的世行同事道別：once a member of the World Bank， always a member of the World Bank（意為「一朝入世行，永為世行人」）。
新理論，引爭議
林毅夫帶回來的新理論更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在中國的現實語境裡，這種理論在經濟學界引發爭議。
「評價之事應由他人來做，就我個人來說，盡了力。」林毅夫說。2012年6月18日下午，在吃了一個簡單的盒飯後，他出現在朗潤園萬眾樓的大會議室，參加國發院專門為其舉行的一個內部交流會，討論他從世行帶回的新理論——新結構經濟學。
討論一直持續到下午6點，林毅夫精神抖擻地講了一個半小時PPT，中間沒有喝一口水。發言的林毅夫同事們。先稱讚了這位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諸多優點，陳平教授甚至說，「中國要有人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只能是林毅夫。」
不過，話鋒一轉，陳平批評林的研究缺乏長遠的歷史視角。
林毅夫臉上稍微露出一絲尷尬，但瞬間便被一個慣常的微笑替代。他先客氣地說，「陳老師每次評論都非常尖銳，這種尖銳的評論也讓討論雙方有機會對觀點 進一步澄清。」隨後，林毅夫展示了自己的堅定：「但是，你的評論有些地方是譁眾取寵，實際上沒有事實根據，建議你先認真看看我的書。」
新結構經濟學，是世行官網關於林毅夫的介紹中，唯一給出鏈接的一篇文章，也是林毅夫試圖提出新經濟學理論的野心。這個理論框架，是對林毅夫以往關於 比較優勢、自然稟賦等觀點的系統總結。與以往發展經濟學比較，林毅夫的3.0版更強調現實基礎，「應該看發展中國家現在有什麼，根據他們有的能做好什 麼。」
這在國發院內部引起激烈討論。
「大部分是既有觀點，新意是大大加強了對政府作用的強調。」姚洋教授說，「強調政府作用是否也應有階段性，以現在中國的發展階段，政府作用是否應該減弱而不是加強？」
這種爭議並不侷限在國發院內部。
在中國的經濟學界，林毅夫一直被稱為中國經濟的「唱好派」而備受爭議。在這場內部討論會上，林毅夫再次提出「中國經濟仍將保持20年8%左右的發展」，在隨後四天的BIMBA校友會上，林毅夫甚至以一種激昂的語調說，「中國經濟將會乘風破浪，繼續前進。」
這些觀點經媒體報導後，遭到輿論詰問——感受到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社會矛盾加大等現實壓力的經濟學家們認為林毅夫回來就在「放衛星」。
林毅夫還在面對媒體時，公開表達了對2008年的政府4萬億積極財政政策的肯定，認為「如果沒有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全球危機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可能會更嚴重」，這與國內學界對4萬億投資政策的反思亦形成對比。
在政府本輪的財政政策中，林毅夫亦主張仍主要靠投資拉動，並認為消費拉動是無源之水。在看好中國經濟的前提下，林毅夫主張將投資投向對未來經濟發展有帶動作用的領域，才能真正啟動消費。
這些觀點，被國內一些經濟學家評價為「站得高，不接地氣兒」。
不過，林毅夫並不擔心爭論和質疑，他依然在堅持自己，「我在芝加哥大學開始寫畢業論文到現在，經常提出一些新看法，這些看法與主流觀點不一致，常引起爭論，極少數人能夠理解或者接受，將近20年過去了，時間越長，越證明我的觀點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