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緊運行是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征。1987年陳元領導的一個課題組曾提出“緊運行”概念，一度較有影響。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邱曉華亦曾使用這一概念。
本文提出的國民經濟寬或緊運行，系指經濟運行的要素供給，以及需求狀況。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三個增長源泉，即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若供給比較充分，且需求旺盛，謂之寬運行;若增長三源泉偏緊，以及需求須由供給側創新改革才能較快增長，謂之緊運行。至於投資出口及GDP等，雖然寬運行下通常增長較快，但也並不意味著緊運行下，這些指標增長均將較慢。
當前是國民經濟從寬運行向緊運行陡變的轉折期。一旦度過這一轉折期，由於勞動所得占比將逐漸穩步上升，中國經濟將進入新的動態均衡期，形成結構持續優化提升的緊運行。中國經濟此時將繼續具有較強內生動力，如全面深化改革和科學發展緊緊跟上，以及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有望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
寬運行與擴張性結構失衡
中國經濟曾長期處於寬運行狀態，典型特點是勞動供大於求。1978至2007年，全社會就業人數年均增長2.2%，其中城鎮就業年均增長達4.2%。工資上升則相對較慢，1978至2011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年均增長率為7.4%，比GDP增速低2.5個百分點。勞動所得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企業工資成本相對走低。
資本回報持續較高，資本供給總量充裕。改革開放促使沿海一大批企業家迅速崛起，他們一手招聘大量農民工，一手大量引進技術，先是令國有集體企業出局，隨之產品大量出口，令歐美日等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難以招架。改革開放前3個10年，出口增長分別為3倍、4倍和6倍多。此間國內要素價格低於全球均衡價格，出口則為全球均衡價格，企業利潤猛增。1998至2011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年均增速高達33.3%，流動性泛濫，投資迅猛增長。
1978至2011年是中國經濟狂飆突進期，屬典型寬運行。GDP年均增速高達9.9%。在取得輝煌業績同時，逐漸形成擴張性結構失衡。
緊運行陡然來臨與收縮性結構優化
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逐漸終結。我2008年利用五普數據分析得出結論，全國年度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將於2013年開始持續下降。利用六普數據分析亦同樣結論。
根據六普數據，2012至2026年，在扣除死亡因素，未考慮升學、推遲退休年齡等情況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總計將減少6596萬，平均每年減少471萬人。相應預測數據已獲國家統計局近幾年公布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數證實。
這是中國企業成本提高的噩夢的開端。2011至2015年，勞動緊缺導致收入增長加快，全國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年均增速高達8.4%，比GDP增速高0.9個百分點。就居民看是收入增長加快，就企業看則是成本上升。
商品出口斷崖式回落，經濟運行環境陡然變緊。出口成本上升加之競爭對手四起，且遭遇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出口頓現頹勢。2011至2015年，商品出口按人民幣計算年均增速僅3.5%，比1978至2011年猛然回落18.6個百分點。全國外出農民工增長，從2011年開始，每年大致回落0.5個百分點，2015年僅比上年增長0.4%，農民工平均年齡已達38.6歲。
企業利潤斷崖式回落，投資增長降速。2011至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年均增速僅0.9%，比1998至2011年降低32.4個百分點。
然而中國經濟歷經近40年快速增長，改革大步推進，微觀相對堅實，具有應對重大危機的較強能力。一是就業仍相對較好;二是未出現企業大面積倒閉潮;三是金融在封閉的市場體系中，加上政府調控，潛在風險爆發可能性尚不至於多大。與此同時，由於居民收入增長回落較少，形成收縮性結構優化，支撐中國經濟至今並未出現所謂的“硬著陸”。
當前收縮性結構優化具有被動性及脆弱性特點。正是由於勞動供給總量短缺，凸顯了勞動分配地位;由於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放慢，凸顯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由於工業增長放慢，凸顯了服務業增長地位;由於資源環境瓶頸制約，倒逼企業創新。同時居民收入增長相對較快，形成收縮性結構優化的重要支撐。不過由於出口投資增長不確定性，增長基礎並不穩固。
緊運行下資本優化提升機制與機遇
中國經濟正在形成改革開放以來、消費主導的第三波中高速增長。第一波是走出短缺經濟的較快增長，第二波是外需主導的更快增長。這三波經濟增長均有一個關鍵因素，即勞動相對價格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作用。
中國經濟勞動所得占GDP的比重從1983年開始下降，至2011年降至歷史最低，然後持續上升。由此可以認為，中國經濟是從勞動相對價格降低，開始形成成本下降型的資本快速擴張，從而促進經濟快速增長;2011年以來出現的勞動相對價格上升，將形成激勵約束增強型的資本優化升級，倘若其他相關狀況較好，則或有可能促進中國經濟繼續中高速增長。
經濟緊運行下，勞動工資增長相對較快，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續上升，將形成並增強勞動緊缺促進資本優化提升的三大激勵約束機制。且這三大機制互為作用強化，成為促進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內生積極因素。一是從勞動要素供給端，促進企業改善管理，控制成本，加強技改和創新;二是從市場需求端，促進企業銷售增長及改善、提高產品品質，優化提升產業結構;三是從社會發展端，促進勞動地位提高，提升國民素質，加快社會發展，改變寬運行下社會發展支撐較弱局面，大大增強社會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經濟或將具有三大戰略性機遇，形成緊運行下有利於經濟較好發展的內外環境。
一是後發優勢機遇。中國經濟總量雖已是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2%，即使按購買力平價，差距仍大。中國經濟第一、第二波增長均是利用落差勢能快速發展，第三波增長亦將繼續利用這一勢能。
二是集約內涵機遇。中國經濟長期跑馬圈地式發展，說“遍地是黃金”並不為過。浙江制造業人均固定資產約2萬美元，僅相當於美國制造業人均水平的15%左右，制造業單位增加值能耗是美國的7倍，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1/5。在緊運行下，形成粗放外延向集約內涵轉變的巨大空間。
三是全球共生機遇。中國經濟對於發達經濟體而言，正從促進與沖擊並重，更多轉變為促進為主。從數字看，中國對全球增長貢獻將下降，然而這種數字下降，意味著中國對發達經濟體正面競爭的減弱，同時將更多具有對發達經濟體的商品及服務的全方位需求，導致有利於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進而又有利於中國。且中國制造因已形成相對高效的產業鏈、物流體系等，全球競爭地位至少一段時期內較難撼動。
重構“發展寶典”
我所謂的經濟寬運行下的發展寶典，即“改革紅利+人口紅利+開放紅利”，正在出現相當的弱化。緊運行下新“發展寶典”，或應是“高素質企業家+高素質員工+自主創新”。但這並無新意，因事實本當如此。這也可看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形成緊運行格局，發展寶典亦回歸常態。
當下關鍵是構造新“發展寶典”的新內核。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以及“六個堅持”，是構造形成新“發展寶典”新內核的基本指導和基本理念。對於這“5+6”的11個概念，我覺得如作歸納提煉，核心是兩組詞：放開&監管+知識&智慧。
放開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條主線。長期來一直流行一個說法——一放就活，一收就死，這個“放”字實現了千百萬人夢想。只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下放權力，放松規制，擴大開放，才能適應緊運行下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優化提升轉型要求。
放開亦即自由。無拘無束，讓思想沖破牢籠，才能既高度自主地積極做好當下工作，又能形成把國家民族帶向未來的重大創新。
監管即是對自由的規範。監管亦即法治。放開的同時，必須依法加強監管。最近出現的百度和莆田系亂象，正好表明了依法加強監管的極其重要性。這樣，可進一步得到一個等式，“放開&監管=自由&法治”。
知識是人類對於自然和社會規律的理性認識。近40年高速發展，長期采取拿來主義，缺少內生的知識增長需求，知識不值錢是必然的。黨和政府長期倡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但特定時代背景決定了其難度。
智慧是對於知識的實際運用。僅有知識遠遠不夠，關鍵是結合實際，克服困難、解決問題，這就需要智慧。由此得出一個等式，“知識&智慧=科學&市場”。知識的總和就是科學，市場機制則是人類在現今知識和理性狀況下，千百萬人基於逐利動機，以及加上政府管理的智慧總和。這樣理解或許不一定精準，但應是一個大致圖景。
這就進一步得到一個等式。“放開&監管+知識&智慧”，約等於“自由&法治+科學&市場”。前一等式是具體行為展開和行為要求，後一等式是社會治理和社會價值，其中任一要素在緊運行下，均系必需。
(作者系浙江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浙江省信息化和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