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以來，“供給側”這個經濟新名詞頻見報端，中央層面也多次提及供給側改革。有觀點稱，這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思維已經出現重大轉向。
供給側改革強調從供給環節發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動力。那麽，供給側改革的內涵是什麽?如何為解決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提供新的思路?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中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滕泰。
滕泰認為，在這個時間點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他說，供給側改革旨在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應該放開金融抑制，對企業大規模減稅，增加企業的活力，並且打破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
未來在五大“軟財富”領域
第一財經日報
：對於不少人來說，“供給側”還是個比較新的概念。供給側改革的內涵和推行路徑是什麽?
滕泰：
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這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微觀理論基礎，也是供給側改革的基本出發點。
未來的新需求和新供給在五大“軟財富”領域，即知識財富、信息財富、文化財富、金融財富以及其它的社會服務業。
這五大軟產業的主要財富源泉不是地球資源，而是人類的思維和活動，這代表了未來發展方向。這五大軟產業在美國整個產業中占79%，而在中國只占49%，差30個百分點，未來我們大有可為。
硬財富的制造業也要通過轉型升級，培育更多的軟價值。全美國的公民都開著底特律生產的汽車，但是底特律的經濟一片蕭條，而與底特律汽車相關的產業，比如說汽車裝潢、汽車4S店、汽車金融、汽車廣告都在賺錢。
不過，奔馳和特斯拉這兩家汽車商是賺錢的。因為與傳統汽車制造業不同，這兩家企業與其說賣的是交通工具，不與說是藝術品，是環保和時尚，這就是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案例。
針對產能過剩的現狀，有效的做法是通過“放松供給約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打破生產銷售僵局，讓市場通過成本價格傳導機制快速消化過剩產品，在較短時期內恢複均衡，並通過要素轉移更新供給結構。
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不僅在宏觀上是恢複經濟均衡的必然循環，在微觀上也一樣。比如iPhone手機，在喬布斯創造出iPhone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機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一旦資本、資源、勞動開始向新供給集中，老產業的產能過剩將自然消除，整個經濟不但恢複均衡，而且將開始新的增長。
日報
：近期，中央層面頻頻提及供給側改革。在你看來，在此時間點強調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有哪些?
滕泰
：這是扭轉經濟頹勢、重聚改革共識的戰略選擇。2008、2009年兩年，中美兩國的經濟都比較艱難，但為什麽在2010年以後，美國和中國的經濟走勢出現了明顯的不同：美國經濟迅速走出衰退，中國經濟卻連續五年下行。
實際上，盡管美國搞了量化寬松，但真正推動美國經濟走出衰退的，是以蘋果產業鏈為代表的新供給、新需求、新動力。2010年以後，以蘋果手機為代表的智能產業和移動互聯進入全面的新供給擴張階段，帶動了美國消費、投資的複蘇以及出口比較大的反彈。所以2010年以後，美國經濟逐步走出了衰退，走出了危機，進入一個上升周期，重新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反觀中國，2008年推出了以“4萬億”為代表的需求擴張政策。雖然2009年短暫快速反彈，但是2010年以後就進入了持續5年的經濟下行周期。中國經濟欲振乏力的原因是太多的產業處於供給成熟和老化的階段。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大家對改革充滿了期待，但是搞了兩年以後，很多人對未來改革的方向有一點迷茫，改革的深度和力度都沒有達到市場的預期。無論是土地流轉，還是人口戶籍制度、科技創新體制、金融體制的改革，或者壟斷行業的改革，都沒有達到兩年前的預期效果。
這個時候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也能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放松供給約束，打破壟斷
日報
：供給側強調從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以解決中國宏觀經濟遇到的問題。中國當下的供給處於什麽樣的情形?如何改變?
滕泰
：當前中國經濟受到三大供給約束：高行政成本、高融資成本和高稅收成本。
2013年上半年，我們重點呼籲放松高行政成本約束，主張讓政府減少行政審批，放松壟斷、放松管制。新一屆政府近年來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大力降低企業居民生活和創業的行政成本，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在放松壟斷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3年“錢荒”以後，新供給主義的政策主張重點轉向降低融資成本。2014年5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來降低融資成本，11月份真正降息。不過，從今年3月份到7月份，才開始看到融資成本有所降低，但與國際比較的話，仍然偏高。
此外，應該大規模減稅，放松高稅收成本約束。在李克強總理的座談會上，我提出減稅3萬億，減輕企業負擔，激發投資和消費活力;同時發債3萬億，吸納社會閑置成本，解決現在資產配置荒的問題;同時還可以在未來還債時降低經濟過熱，熨平宏觀波動，可以說是“減稅發債，借力未來，一箭三雕”。
日報
：供給側改革如何破解備受關註的就業、房價和醫改等難題?
滕泰
：關於房價問題，應該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包括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增加房地產土地供給、改善房地產供給結構，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
就業、醫改等問題的根本解決辦法，是公平分配、打破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要遏制公共權力直接或間接參與財富分配。從未創造任何財富的行政權力參與財富的分配不僅是腐敗的源泉，也會影響到其他要素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要減少壟斷對財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潤豐厚的企業，其實是靠壟斷獲取財富，這也是非常嚴重的收入不公平問題，所以反壟斷、放松管制，促進市場自由化、產權民營化，不僅是“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促進就業的必要措施。
控制利用公共資源過度獲取個體收入的現象。比如對於在經濟制度不健全的階段通過各種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公共設施資源、海洋空間資源等等，應通過以資源稅為代表的稅收政策予以調節，促進公平和效率。
對於創業企業或雇員人數、銷售收入較小的小微企業應大範圍免稅。比如，可以考慮對符合某些條件(如雇員在20人以下、銷售收入在100萬元以下)的創業型企業在一定的創業期限內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稅。只有這樣才能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業成長、做大以後，政府的稅收總額甚至還會增加。
像醫療、教育、能源等供給抑制和壟斷、管制越厲害的地方，供給側改革就越有意義。
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日報：
如何看待及破解制造型企業及其他企業的發展難題?
滕泰
：除了減稅之外，還要放開金融抑制。目前，我們的居民儲蓄和外匯儲備全世界第一，利率卻偏高。有民營企業家以親身經歷比較了中美兩國的制造業成本，最便宜的國內借款成本為年利率6%，是美國的2.4倍。
每個企業都有地租成本，但是現在土地價格高漲，使得很多企業背負了沈重的壓力。有數據顯示，今年三季度末，全國105個監測城市的地價，綜合地價已經達到了240萬元/畝，商業用地447萬元/畝，住宅用地361萬元/畝，工業用地也有50萬元/畝，在北京一般用途的土地價格有很多達到每畝千萬元以上。這麽高的價格，企業很難負擔得起。
此外，企業社保保險等成本偏高。假設企業給員工發2萬元薪酬，可能到他手里只有1.4萬到1.5萬，那幾千塊錢在當期就沈澱下來了。經濟低迷的時候，卻又有大量當期收入沈澱在社保或保險賬戶，變成幾十年以後才能使用的消費，對企業和整個經濟來說都是損失。如何降低企業在社保或者其它方面的繳費比例，也應該進行研究。
日報：
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正在用數量化的貨幣政策代替財政政策，你能談談中國的情形嗎?也有觀點稱，財政政策取代貨幣政策將成為趨勢，你的看法呢?
滕泰
：西方國家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基礎設施完善，呈現“大市場和小政府”的格局，政府的財力有限，財政政策的空間不大。這兩年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和日本，都是靠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
而中國由於有龐大的中央財政，赤字率比較低，所以過去幾年利用財政政策擴大投資比較多，而且西部的基礎設施投資還有很大的潛力。
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屬於擴張需求的政策，不屬於新供給主義的範疇。不過，供給側改革不能同需求側的改革對立起來。我們認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能發揮作用，但是邊際效應正在遞減。
未來要重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也要發揮必要的作用，但是要結合供給側改革做些必要的調整。比如說財政政策的重點是推進中西部基本建設投資和民生工程，而貨幣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數量，而在於如何通過各種方法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