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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實質性起步 兩部土地法下月有望上報全國人大審議

據《大智慧》報道,新版《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將於12月浮出水面,有望在12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進行審議,法律的修訂將實質性加速這一輪土地改革進程。

參與上述兩部法律修改討論的專家稱,兩部法律修訂工作進展順利,新版本有望於下月遞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而修法的總方向是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立”。

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要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但按照現在《土地管理法》,宅基地使用權和承包經營權都是不可以抵押的,因而要對這些法律條款按照改革需求進行修訂。

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領域之一，土地改革關乎中國9億農民的利益，也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關鍵。

中國證券報周三報道稱，由國土資源部、農業部等多部委參與制定的土地改革總體方案已成形並提交審議，預計最快可在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會議上正式推出，並在2015年安排試點。

明年土地改革有望迎來實質性推進的第一步。往後十年，可能是中國進入城鄉一體化全面改革的重要開端。值得註意的是，此次改革的兩大重點將是土地節約集約利用和農地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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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義的羋月和理想主義的梅長蘇兩部熱播劇的故事

“列寧說托爾斯泰的作品是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但看出是’封建社會鏡子’的人有幾個呢？”鄭曉龍這樣形容主創與觀眾之間的認知落差。

2015年，Netflix推出了“美版”《甄嬛傳》，76集連續劇被重新剪輯為一季六集，每集一個半小時。在IMDB上，“美版”《甄嬛傳》得到8.5分。預告片中，甄嬛的故事被詮釋為“紫禁城一個永遠不屈的靈魂”、“一位女子對抗整個大清帝國”。

“它和我們的初衷是一致的。”對那種解讀，導演鄭曉龍心有戚戚，又為《甄嬛傳》引來的非議不甘：“美國人看到了這個，咱們看到的是’宮鬥’。”

2014年第一期《求是》雜誌則刊文《〈甄嬛傳〉為什麽走紅？》，從多方面贊揚這部連續劇。作者形容，《甄嬛傳》故事“不是歌頌陰謀、欣賞鬥爭，而是借一個個青春女性理想和生命的慘烈毀滅，揭示出封建社會的腐朽本質”。

鄭曉龍認可《求是》這篇文章，覺得它“把《甄嬛傳》非常客觀地講出來了”。在他印象里，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說《甄嬛傳》“壞話”的了。

2015年11月底，鄭曉龍的古裝新劇《羋月傳》開播。又是一個女人“上位”的故事，主演仍是孫儷，仍然涉及“宮鬥”與權謀。

幾年里，涉及權謀、“宮鬥”的古裝劇仍舊很多，質量參差不齊，但終究發生了許多變化。正在播出的《羋月傳》和不久前熱播的《瑯琊榜》，都接續《甄嬛傳》，成為這類古裝劇的重要代表。它們的理想更遠大，想表達的觀念也更多。帝王將相們，不再只是穿古裝的“霸道總裁”。

用“歷史唯物主義觀”看羋月

2010年拍《甄嬛傳》前，鄭曉龍從報上讀到，有些女孩想要穿越去後宮，甚至不惜縱身跳井。

他覺得疑惑，宮廷里一夫多妻，女孩子真穿越過去，在那里究竟能不能過得很舒服。

“後宮婚姻制度非常悲慘，表面錦衣玉食，但她們的人生基本上都是戰戰兢兢的，哪像想象那樣。”鄭曉龍幾乎突然明白，女孩子們穿越回去，不願意種田、餵豬、當農民，而是要進宮過好日子。

“在現實當中得讀書，得努力，在這里不用。這能滿足一個懶惰人的想法。”因此，鄭曉龍想把《甄嬛傳》拍成現實主義題材。架空的故事背景，在劇集當中落到了清代。

但是，結果未必如他所想：“我講的是對封建社會的批判，他們說這是辦公室的一個‘撕逼’指南。”

“列寧說托爾斯泰的作品是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但看出是‘封建社會鏡子’的人有幾個呢？大多數看不出來，但是，他至少覺得封建社會不是一個好地方。”鄭曉龍這樣形容主創與觀眾之間的認知落差。

相比之下，鄭曉龍更喜歡《羋月傳》。《羋月傳》的主角，可能是中國最早的女政治家，從格局上就有所不同。

“《甄嬛傳》是封建社會後期的，婚姻制度非常腐朽；《羋月傳》講的是封建社會初期，是從奴隸時期向封建社會轉化時期的故事。”鄭曉龍習慣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作品。

《羋月傳》背景在戰國時代。歷史上的羋月，只留下姓，與在秦國後宮的位階“八子”合稱“羋八子”。羋八子本是楚國宗女，後來以太後身份“指導”兒子秦昭襄王理政多年，史稱宣太後。她去世後僅19年，秦始皇即登基。說她為秦統一中國打下基礎，亦不為過。

女性政治家的情史往往會遭人詬病，並將之演繹成放蕩不羈的艷史。羋八子也不例外。在有限的記載里，人們看到羋八子曾在深宮中豢養男寵，又在朝堂上以性事比喻外交。

“把她寫成一個道德淪喪的人，這可能嗎？”鄭曉龍說，“她是中國第一位女政治家，代表了封建社會的新興階級。這幾十年，她為什麽成為政治家，這個過程最有意思。”

在《羋月傳》里，羋八子被設定成王妃陪嫁的媵婢所生，雖有公主身份，但地位低下。電視里，羋月小時候與嫡出公主羋姝要好。直到羋姝嫁去秦國後，為“爭寵”變壞，兩人才開始摩擦、爭鬥。而在原著小說中，則因為羋姝自小驕縱，羋月很早就與她貌合神離。

“在這個院子里，贏又如何，輸又如何？就算是贏家，也只能一輩子看著這四方天，數著日子等年華老去。”小說中的羋月自陳。

然而，受到秦王寵愛之後，面對自身、宮闈與天下的重重壓力，羋月又突然變得複雜起來。她變得更為接近古籍中的羋八子，主動施展謀略，也深諳縱橫捭闔之道。

從一個天真、無害的人，到野心勃勃的太後，這其中“跳躍式”的邏輯，事實上並不完美。而史書中關於羋八子的艷史記載，在劇中被演繹為“三段真愛”，也招致網友批評。

但在鄭曉龍心里，羋月這個人的“正面”，至少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作底：她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反對奴隸制、反對分封，堅持商鞅變法，堅持國家統一，要求臣下靠軍功換來新生活，而非世襲……“不是洗白，是原來把羋月抹黑了。”鄭曉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皇帝跪了就不一樣了

與《甄嬛傳》和《羋月傳》相反，2015年熱播的《瑯琊榜》幾乎是一部“男人戲”。原著中男女主角甚至沒有戀愛關系，劇集則特意增加了男女主角的感情線。

拍完《瑯琊榜》，很多人來找制片人侯鴻亮，說某個權謀作品，某個“宮鬥”作品寫得比《瑯琊榜》好得多。

“他們真不知道，如果為了權謀，為了’宮鬥’，《瑯琊榜》這個戲就不成立了。”侯鴻亮並沒有把《瑯琊榜》歸為權謀劇，而稱之為“古裝傳奇”。《瑯琊榜》與大仲馬名著《基督山伯爵》有相似之處，都是複仇故事。只是，侯鴻亮“更喜歡複仇背後的事情”。

複仇、“宮鬥”不可避免，有動機，也要有“落點”：家國情懷、昭雪冤案，也有對政治、人性的討論。

“電視劇真不只是講故事，一定要給故事後面附加一些東西，包括價值觀。”侯鴻亮說。的確，《瑯琊榜》的主創團隊“東陽正午陽光”影視公司以往的制作更偏現實主義，如《北平無戰事》、《老農民》、《父母愛情》，拍架空戲這是頭一遭。

初讀《瑯琊榜》小說時，侯鴻亮並沒有覺得驚艷，甚至一開始久久看不進去。越讀到後面，侯鴻亮越發現，他對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中國古人風韻的想象，都可以在這本小說里找到。那是小說起初最打動他的地方。

要在架空背景中拍出“正午陽光”特色的現實主義精神，是一項挑戰。前期籌備時，侯鴻亮團隊花了相當多的精力，要營造“支點”，承載整個故事：禮儀采取哪個朝代的，倆人聊天是坐著還是跪著，穿衣服究竟穿哪個朝代的……

最後，他們選擇了想象當中古人的樣子，頗有些魏晉風度。寬袍廣袖，算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國服飾。蘇宅投入最大，包括器皿、長廊、欄桿、幔帳、池塘，都根據比較理想的狀態改造，用了很多竹子。

理想主義滲透到了全片。主角梅長蘇高潔睿智，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謀士，但侯鴻亮認為他有俠客之心和俠義之風；雖然身份並不“江湖”，皇子靖王快意恩仇，堅持理想，也有俠氣。在他們那里，武功變得不那麽重要。

導演孔笙和整個團隊都有種欲望，想要表達中國傳統武俠審美。往後，他們想拍一部能表現中國武俠精髓的電視劇。“現在這麽多古裝傳奇，都是武打戲，反而沒有了中國武俠那種’俠’的氣質。”侯鴻亮覺得，所謂俠風義骨，最重要的是“不管在什麽樣的強權之下，都不會彎腰”。何平導演的影片《雙旗鎮刀客》是侯鴻亮欣賞的武俠氣質，這部講述西部刀客故事的影片，上映已經二十多年了。

侯鴻亮口中的“俠士”梅長蘇，同時也是一位陰詭之士，甚至為扳倒對手不得不傷害朋友蕭景睿。在侯鴻亮看來，梅長蘇的所作所為，重點在於“懲惡揚善”，而非權謀。

“為什麽用’梅長蘇’這個名字？也是因為梅長蘇不是他，他到最後要做回林殊。梅長蘇是林殊最不屑的那麽一種人。”他很贊賞原著作者海宴的處理，因為後者寫出了梅長蘇施展權謀時的掙紮，“但是為了達成林殊的所有意願，他要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

在編劇過程中，編劇們會特別考慮，如何讓這些謀略不傷害人物本質。如果人物的做法挑戰了觀眾的善惡觀，令觀眾不舒服，就可能得去掉。

“皇帝下跪”是侯鴻亮最喜歡的一場戲，那時全劇已經臨近結尾。這種情節在中國的影視劇中太不同尋常，連劇組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他很在意這一跪，以及皇帝與梅長蘇的對話。皇帝斷言，坐這個位置的人，人心會變。

劇中很長篇幅，都吻合著中國傳統中的“盼明君”觀念。“如果沒有那一跪，它是舊的，有了那場戲，我不認同它是舊的。”在侯鴻亮看來，這種設置超越了扶持明君、智搏奸佞等單純的政治觀點。

由此，劇集有了個開放式結局，靖王妃抱著靖王的孩子，在庭院里玩耍。皇帝的讖語令人疑惑：靖王會變成又一個梁帝嗎？

對於這個問題，大家看法“一半一半”，有人認為靖王可能還不如老皇帝。“我們需要傳達，他可能堅持自己的信念。”雖然知道皇帝不可能一直按照初心做事情，侯鴻亮的答案仍因應著自己的理想主義態度。

這種“走出去”不值得盲目自信

1990年代初，鄭曉龍策劃作品《渴望》播出時，劇組收到了好幾麻袋的觀眾來信。

那些反饋，讓鄭曉龍到現在還受益匪淺，有兩點：一是不做“純娛樂”，要傳遞價值觀；二是劇情要合理，不能“雷”。前者如《金婚》，“國外把它當做中國50年的平民史”。後者，鄭曉龍舉的例子還是《甄嬛傳》。

劇本里，皇帝和妃子沈眉莊一起喝酒，醉酒後在旁邊屋里睡著。這時溫太醫來了，喝了“暖情酒”，“就跟眉莊倆人有那個”——發生了關系。拍攝時，鄭曉龍突然覺得不對勁，要改成讓皇上走，然後讓他們喝“暖情酒”，才有了後面的情愛。

“嚇死他都不敢的。抓住會被誅九族的。”他認為必須把“雷點”拿掉，才能符合生活的邏輯和真實的人性邏輯。不過，“很多戲不在乎這個”。

《渴望》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觀眾們發表意見，都轉向互聯網，更即時、言辭更直接。鄭曉龍觀察到，年輕觀眾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滿足於看，還想參與，參與的方式是“吐槽”，不像原來的觀眾，“我播什麽你看什麽”。

有時候，“吐槽”也會變成“自來水”——“自發的水軍”。《瑯琊榜》播出過半，自來水就占領了互聯網。“《瑯琊榜》有那麽好嗎？它只是盡到了電視劇創作的本分。”侯鴻亮問道。

侯鴻亮的茶幾上擺著《鬼吹燈》、《三體》，還有美國學者易社強的史學著作《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他正在讀那本史學著作，笑說：“我甚至還想，有沒有可能做成電視劇。”

侯鴻亮喜歡讀人物傳記和歷史書籍。他希望能在當中看到傳主經歷的世界，或者他們改變世界的作為。書中只言片語，都可能帶來很多共鳴。隨著“越來越忙，書看得越來越少”，書帶來的共鳴、刺激和愉悅都越來越少。反倒是網絡文學，在過去幾年里，他看了不少。

侯鴻亮記得，以前，影視行業很多人訂閱的是《小說月報》、《收獲》、《啄木鳥》，想挖掘新題材的時候，都會翻翻這些刊物。但現在，大家都把眼光轉向了網絡小說。

剛開始，侯鴻亮並不知道怎麽在網上尋找好作品。順著網站的排行榜找，他找到許多“種馬文”、“意淫文”，“心碎了一地”。辦公室的年輕工作人員告訴他，得按照方法去找，而不能單單捋排行榜。

一些排行榜上有些他認為不適合的作品，最後變成“大IP”。他並不排斥“大IP”，但前提是故事、人物適合影視化，如果只是因為作品的大量粉絲受眾，買過來強行改編，弊大於利。

“能夠碰到海宴的《瑯琊榜》，是我的幸運。”侯鴻亮讀到的許多網絡小說，寫著寫著就“飛”了，而同樣寫網絡小說，海宴提筆時雖然不知道未來發生什麽，但邏輯一貫縝密。聊天時，他也發現海宴思維敏銳，邏輯性強，是他見過的“邏輯思維能力最強的女孩子”。

像《甄嬛傳》一樣，《瑯琊榜》賣去了很多地方，在北美、韓國、中國臺灣的播出成績都不錯。這讓侯鴻亮想起韓國影視。

從1998年開始，侯鴻亮就看了很多韓國電影。2006年忙完《闖關東》後，他又集中看了一個月韓劇，《澡堂老板家的男人們》、《我叫金三順》等等，長劇短劇都看。他發現，韓國影視也在向好萊塢學習，甚至模仿。但是，韓國人最大的好處，是挖掘自身的本土文化，如社會倫理、家庭觀念，在影視里體現並輸出。而且，“它重點的輸出對象就是中國”。

《瑯琊榜》承載著各種虛構非虛構的中國文化，在臺灣、香港，以及東南亞的華人區域，很容易被接受。到了美國或者歐洲，主要的觀看群體還是當地華人。“這並不是真正的走出去，不值得盲目自信。”侯鴻亮對南方周末記者強調，“挺難的。”

兩部韓劇　把它拱上中國視頻王

兩部韓劇　把它拱上中國視頻王

前五大熱賣國片，郭玉清壓中兩部 《我的少女時代》吸金25億幕後推手

要把民間企業“推上天”，日本通過兩部太空相關法律

據共同社報道，對火箭和衛星發射業務實施許可制等規定民間企業參與太空開發規則的《太空活動法》等兩部太空相關法律9日在參院全體會議上表決通過後正式成為法律。日本將完善太空商務領域的環境，促進風險企業涉足。

過去太空開發在政府主導下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為中心展開。但在美國，越來越多民間企業開始發射廉價火箭，日本也將通過完善相關法律來推動太空相關產業的擴大。

法律規定，民間發射業務每次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批準

《太空活動法》規定，民間發射業務每次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批準，並規定發射企業有義務購買保險以備火箭或衛星墜落等發射失敗造成的損失。超過保險適用範圍的損失將由政府承擔一定額度。

為了防止通過商業衛星獲得的圖像數據被恐怖分子惡意使用，《衛星遙感法》規定僅限獲得政府批準的相關企業和行政機關可接收使用高解析度圖像。政府認為會給保障國際社會和平帶來妨礙的圖像可以在一定時間內禁止提供。

40年：中國城市化的兩部曲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在我看來，可以用我所寫的一本書《人地城》中的一句話來概括：“人類演化的一條軌跡，是更多的人離開土地，匯成城市。”

翻看1978年的數據，當時全國人口9.6億，鄉村人口7.9億，城鎮人口1.7億，城市化率18%。全國的就業人口4億，2.8億在農業，0.69億在工業，0.49億在服務業，農業就業占總就業的70%。考慮到老年人和青少年在農村大量參加農業勞動，但在城鎮卻無法正常就業，農業實際的就業占比要更高一些，可能達到80%。10億人口8億搞飯吃，說的就是這個局面。

40年之後，中國的城鄉局面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看公布的2016年數據，全國總人口為13.8億，就業人口7.7億，其中2.1億在農業，2.2億在工業，3.4億在服務業。考慮到農業就業可能存在的高估，實際的農業就業還要少一些。農業就業的占比，已從80%下降到27%甚至更少。很多人已經離開土地，匯入城市了。每年春節的返鄉潮，是大量農民工已經進城的集中寫照。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商朝開始，迄今已經3000多年。3000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第一次改變了這一局面，中國農民第一次大規模地離開土地，這無疑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最根本的社會結構變遷。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容器，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人類社會已經取得的經濟增長，是和城市的發展伴生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化的成果。而中華文明的複興能達到怎樣的高度，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城市化能走多遠。

而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農民進城的步伐，在筆者看來可以分為兩步——第一步從鄉村到工廠，第二步再從工廠到城市。

中國農民進城第一步：從鄉村到工廠

據筆者的觀察思考，從鄉村到工廠的第一步從1978年開始，大致到2012年結束。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基本實現了初級和中級的工業化，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一階段的重大事件，包括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民營企業蓬勃發展、住房商品化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等。

通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10億人的吃飯問題，把8億農民從土地上解放了出來，為工業化提供了勞動力基礎；上世紀80年代風起雲湧的鄉鎮企業，是農民從鄉村到工廠的第一次嘗試。因為不能離開土地，農民就把工廠開在了農村；1992年以後，農民工進城的限制取消，城鎮中的工廠——也就是民營企業開始迅速崛起。

住房商品化和加入WTO這兩件事，為城鎮里的工廠提供了巨大的市場需求。房地產拉動了基建、建材、汽車、家電、機械等行業，使得過去十多年中我國沒有內需不足問題。加入WTO則使得中國巨大的勞動力和世界成熟的商品流通市場結合，帶來了巨大的外需。內外需結合，拉動了中國的工業生產，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生產技術得到巨大進步，形成了巨大的產能。

在和世界市場結合的過程中，在內外需的雙重拉動下，中國的中低端制造業的競爭力得到極大提高，基本完成了初級和中級工業化，為更高級的工業化奠定了經濟和技術基礎。回首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成就。

這一發展階段的典型特征，是全國成了個大工地，各地都在修工廠、搞基建、建房子。招商引資和工業園區，是快速工業化的重要抓手，實質是降低工業化的初始成本，快速形成產能，開拓和占領國內外市場。大規模基建的實質，是完善基礎設施網絡，降低市場流通的成本，幫助形成更大規模的市場。房地產的實質，不僅是滿足居住需求，更重要的是為投資渠道匱乏的中國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儲蓄機制，為居民發行“城市發展股票”，買了這個“股票”的人，都獲利頗豐。

中國農民進城第二步：從工廠到城市

前面講的是從鄉村到工廠，中國農民進城的第一步。在此之後，中國農民開始了從工廠到城市的第二步征程。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城市替代工廠，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

從2013年開始，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集中表現為經濟增速的“三個反超”和房地產價格的“一個分化”。這“三個反超”和“一個分化”，從數據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經濟增速上的“三個反超”，指的是大城市對中小城市的反超、消費型城市對投資型城市的反超、服務型城市對制造型城市的反超。這三個反超，說明以服務和消費為基本特征的大城市，已經取代以投資和制造為基本特征的中小城市，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戰場。

房地產價格的“一個分化”，指的是從2013年開始，中國房地產市場結束了大中小城市“同漲同跌”的局面，開始了“大城市大漲，中城市小漲，小城市基本不漲”的分化格局。2013年，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分化元年。

房價是一個城市發展潛力的綜合反映，房價的分化說明中國城市發展遍地開花的局面已經結束，而潛力大的城市開始領跑。

“三個反超”和“一個分化”的背後，是中國經濟增長機制的重大變化。經濟發展的動能，從工業化轉變為了城市化。經濟發展的主戰場，則從工廠轉變為城市。農民作為中國經濟和社會變遷的生力軍，將要完成從工廠到城市的關鍵轉移，完成從工人到市民的身份蛻變。

在中國農民進城的第一階段，表面上進的是“城”，實際上進的是“工廠”。大量的農民工，進的是車間和工地。在快速工業化的背景下，這有高度的合理性。

沒有就業機會的進城，不會帶來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拉美國家比如巴西、阿根廷，雖然城市化率很高，但由於沒有充分的產業支撐，經濟發展遇到很大瓶頸，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在這一歷史階段，中國的城市，其實就是工廠，因為這些城市是以工廠為核心建立的。沒有工廠，就沒有就業，沒有生產，沒有經濟增長，沒有稅收。相關的生產型服務行業，也是以工廠為依托的。我們回頭看這一段歷史，一定會從“招商引資”和“工業園區”這兩個充滿時代特色的詞語中，清晰發現工廠在這個階段城市發展中的核心作用。

不過，由於缺乏市民身份和基本的公共服務，這些進城農民有了一個特殊的名稱——農民工。這個詞的意思，是他們不是市民，而是工人，還是城市的過客。

那麽中國農民進城的第二步，就是從過客變成居民，從工廠走出來，融入城市。盡管面臨各種困難，中國農民的吃苦耐勞和創造財富的能力毋庸置疑。

中國的“再城市化”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家，因此中國農民進城的“兩步走”，必然對應著中國城市化的“兩步走”：第一步是城鎮化，第二步是都市化。

中國城市化的第一步是城鎮化，核心是建工廠，以工廠為核心建城市。這一步高度符合中國當時的國情，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這一步中，中國完成了初步的工業化，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形成了初步的國內市場，為進一步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打下了基礎。目前這一步已經基本完成，中國已經實現了基本的工業化，成為了世界工廠，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城市化的第二步是都市化，是把以前以工廠、以生產為核心的城鎮，改造為以市場、以交換為核心的都市，或者叫“再城市化”。再城市化不是拋棄以前的城鎮，而是以“城”為基礎，發展“市”。在“城”與“市”的二元對立中，“城”是經濟基礎，“市”是上層建築，“城”是硬件，“市”是軟件。“城”與“市”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在很多國家，從鄉村到工廠、從工廠到城市這兩步，是同時進行、交替前進的。但在我國的具體國情下，這兩步被分開了。具體說，工業化領先於城市化單兵突進，根源於中國的兩個天然存在的優勢。

首先，是後發國家的技術學習優勢。中國的經濟起飛晚，可以充分學習高收入國家的先進技術，然後和自己的勞動力結合，快速實現工業化。不僅技術，很多產品也是借鑒高收入國家的發展路徑，風險很小。

其次，成熟的世界商品流通市場給中國帶來了現成的市場資源。中國的改革開放恰逢第二次經濟全球化，世界商品流通市場趨於完善，中國可以充分利用世界市場資源進行大規模工業生產，而不必一步一步去開發市場，這樣就進一步加速了工業化。

和工業化相比，城市化沒有那麽快。工業生產在勞動力、資金、技術到位的情況下，可以快速複制、快速叠代，工業化的速度可以非常快。但城市的本質是人口聚集而成的一套生態系統，是一套基礎設施之上的功能機構複雜分工網絡，只能慢慢生產出來，不是一下子能“複制”出來的。

工業化的突飛猛進和城市的慢慢生長，客觀上形成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局面。

中國的再城市化，就是要解決城市化滯後的問題。以前，我們比較註意城市硬件；以後，則要更加註意城市軟件。具體而言，就是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承載力，吸納更多的人口，讓城市的毛細血管充分發育，讓城市成長為健全的生命有機體，更加便利、舒適、宜居。

城市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成為13.8億中國人身體舒張、靈魂飛翔的港灣。這一點做得有多好，決定著中華文明的高度。

城市發展能將中華文明帶上更高峰

人類從鄉村向城市的遷移，並不是哪里獨有，而是伴隨著整個文明史。無論是東方的中華文明，還是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每一次繁榮都以一個當時標準的超級城市為特征。從古巴比倫到古希臘，從古羅馬到君士坦丁堡，從商朝的殷都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洛陽，從唐朝的長安到宋朝的汴京、臨安，再到明朝的北京，都是當時的超級大城市。

“條條大路通羅馬”這句話的本意，是古羅馬帝國的每一條路，都通向首都羅馬，都可以為羅馬運送糧食和物品。公元150年左右，也就是將近2000年前，古羅馬帝國達到鼎盛，疆域橫跨地中海，其首都羅馬盛極一時，人口達到100萬左右，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百萬人口的巨型城市，比我國的唐朝長安還要早500年左右。當時的羅馬，是地中海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也就難怪條條大路都要通往羅馬了。

史學家保羅·貝洛赫在《城市與經濟發展》一書的開篇寫道：“這世界上沒什麽事情比城市的興起更令人著迷了。沒有城市，人類的文明就無從談起。”人類歷史上有趣的故事，都發生在城市里。

城市不僅在歷史上是文明的坐標，也是現代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載體。在主要發達國家，城市化率都達到80%左右甚至90%以上。而且，目前95%以上的經濟產出都在工業和服務業，都集中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農業的產值比重很低，在1%左右，德國、英國都只有0.65%左右。農業就業的比重也很低，較高的日本有3.6%，德國、英國都只有1%多一點。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中國正在向進一步的城市化邁進。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也僅有城市的進一步發展，才能將中華文明帶上更高的高峰。北上廣深已居於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列，人口規模已經很大，資源集聚能力已得到證明。還能走多遠，想象空間無限。中國是個大國，人口基數大，發展潛力大，城市化率還只有58%，又恰逢數字技術和智能革命的時代，因此，一切皆有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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