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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計委:7月全國報告法定傳染病743189例 死亡1466人

8月12日據衛計委網站消息,2016年7月(2016年7月1日0時至7月31日24時),全國(不含港澳臺,下同)共報告法定傳染病743189例,死亡1466人。

其中,甲類傳染病中霍亂報告發病2例,無死亡。乙類傳染病中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質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和白喉無發病、死亡報告,其余22種傳染病共報告發病297301例,死亡1435人。報告發病數居前5位的病種依次為病毒性肝炎、肺結核、梅毒、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以及淋病,占乙類傳染病報告病例總數的93%。

同期,丙類傳染病中絲蟲病無發病、死亡報告,其余10種傳染病共報告發病445886例,死亡31人。報告發病數居前3位的病種依次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瀉病和流行性腮腺炎,占丙類傳染病報告病例總數的97%。

附:2016年7月全國法定傳染病發病、死亡統計表

註:

* 病毒性肝炎的發病數、死亡數為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丁型肝炎、戊型肝炎、未分型肝炎報告發病數、死亡數的合計;

** 通過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報告的死亡數據不作為中國傳染病死因順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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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成傳染病死亡第一位 仍有三成感染者未被發現

當狂犬病與肺結核從國家法定傳染病死亡第一順位上陸續撤退後,艾滋病被推上了法定傳染病死亡人數的第一順位。

“從2007年開始,艾滋病已經成為中國法定傳染病死亡人數的第一順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梁曉峰副主任在10月27日召開的“首屆中國—東盟衛生合作論壇”上表示。

據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發現現存活感染者57.7萬例,死亡18.3萬,估計全國人群總感染率約為0.06%,仍有約32.1%感染者未被發現。

 

圖為2004-2014年法定傳染病報告死亡趨勢

死亡第一順位

“10年前的艾滋病是由於吸毒、血源性進行傳播,5年後降到了不到50%,現在是90%都是性傳播了。而過去主要是貧困地區、少數民族、邊境等文化相對落後的地方,現在已經從農村包圍了城市。我們必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防控艾滋病戰略,把預防關口前前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研究員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圖為2004-2015年全國法定傳染病死亡順位

狂犬病和肺結核被控制源於疫苗的廣泛實施,但是艾滋病目前還沒有這個武器。

中國啟動實施免疫規劃的30多年來,已經基本消滅了天花、新生兒破傷風的傳染病,實現了無脊柱灰質炎的目標。同時,結核病控防方面提前實現了全年發展的目標;5歲以下兒童乙肝病毒攜帶率由10%下降到1%以下,提前實現了乙肝控制目標。這些都跟中國疫苗的擴大免疫有著直接的關系。

國際共識認為, 疫苗仍然是人類最終控制艾滋病的最有力武器。世界範圍三十年努力己出現第一個低保護性(31%)和疫苗。科學測算顯示, 30%-50%-70%有效的疫苗,至2030年可以分別使550萬,1700萬和2800萬人免於和感染。

但是,艾滋病疫苗的進展一直不是很順利。

“艾滋病的第一代疫苗失敗,第二代疫苗失敗且有害。2013年4月,美國第二代疫苗在中期數據分析後,發現疫苗沒有效果,就終止了實驗。雖然艾滋病一、二代疫苗聯合是有首次獲成功的案例,但是保護率太低,無法大規模運用。”邵一明介紹稱。

據邵一明介紹,截止到2016年1月,我國複制性載體艾滋病疫苗已經率先完成II期臨床試驗。目前有3-4個疫苗剛開始或即將要開展大規IIb期臨床試驗。其中有一組中國產的疫苗,在複制型載體艾滋病疫苗臨床研究領域位於競爭的前列。

邵一明表示,在藥物預防性治療方面,盡管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獲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人群使用和現場推廣方面,預防性治療仍面臨科學和行為學的挑戰。提高服藥依從性有利於提高預防效果,同時也有利於改善抗病毒藥物的耐藥情況。但研究發現,長期服藥的依從性僅有50%左右,這正是容易產生耐藥的區間。最近法國ANRS12449研究在南非開展的大規模臨床試驗中,未觀察到早期治療組與對照組有顯著差別,再次出現了這種問題。

農村包圍城市

直至今日,艾滋病屬於全球主要公共衛生問題之一。為了防控艾滋病,中國一直在努力。中國政府對艾滋病實施“四免疫關懷”,同時擴大檢測、擴大治療。

據梁曉峰介紹,2008-2015年間,HIV檢測量快速上升,2015年底,中國有9,320 門診在提供服務,2015年一年檢測人次數超過1.43億人次。

但是這些工作仍然遏制不住艾滋病人數的上升。

“艾滋病已經由經血傳播為主轉變為經性傳播為主,所占比例已經達到90%以上,由農村迅速擴展到城市。每年報告病例數持續增長,由2005年的4萬人增長到2015年的11萬人,在原本罕見的學生群體和老年人中快速增長,現在年齡最高的是92歲的艾滋病患者,年齡最小的是小學生。”邵一明表示。

圖為1985-2015年艾滋病傳染途徑構成比(%)

2005年,中國政府計劃和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相結合積極開展並大力推進三病防治工作。其中,瘧疾、結核病防治取得了顯著成效,但艾滋病防治取得部分成績,卻面臨嚴峻挑戰。

“肺結核病年報告發病數降低了31.4%,年報告發病率降低了34.7%,瘧疾年報告發病數降低了92.1%,年報告發病率降低了92.5%。但是艾滋病年報告發病數增長了347.3%,年報告發病率增長了325.5%,艾滋病病毒報告感染數增長了146.4%,年報告感染率增長了134.3%。”邵一明表示。

經血傳播、註射毒品傳播、母嬰傳播方式的數字降低,來源於中國近年來對血液制品的管理加強、成功打擊毒品、以及醫療條件的改善。但是性傳播已經成為不可擋的趨勢。

“我們無法改變的就是性傳播方式,異性傳播患者的數字所占人數較多,但是同性患者占同性人群人數的比例卻是最大的,所以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仍是艾滋病高危行為。10年前,因為很多同性戀著礙於社會、文化因素等,沒有表達自己同性的意願。隨著社會對同性戀的包容和接納,同性戀的表達人數上升,所以,艾滋病感染著也隨著增加”,一位研究艾滋病的學者表示。

防控措施需變

“其實建國之初的中國,曾經消滅過性病,也是人類首次消滅性病的歷史。50年代早期,中國性病感染估計數超過1000萬。當時中國采取了綜合措施,最後性病患者不到1萬人。但中國目前沒有走原來防控性病的路子。”邵一明表示。

據其介紹,當時的公安部門關閉所有妓院,對妓女進行教育。衛生部門對所有病人治療,性病預防項目推廣。民政部門對妓女進行職業教育,進行關愛,消除歧視,通過各種途徑幫助前妓女找到工作,或讓他們返鄉從事農業勞動,或介紹到公營服務行業工作,在中國西部新疆、甘肅、陜西、青海,讓她們在國營農場和建築公司工作,另外給剩余人員建立了工廠。

“根據北京1950年的數據,在北京介紹參加工作的1316人,在京外工作的7020人,建立紡織廠安排209人就業。通過這種綜合治理,性病被控制了。”邵一明表示。

而通過中國歷史上消滅性病的措施看,邵一明認為,中國應該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防控艾滋病的路子,而不是全部按照國際來走。

“目前中國采取的是‘三個90’的國際策略,90%的查出,90%的治療,90%的病毒抑制。但是這個國際策略主要針對占全球艾滋病70%以上的非洲人,他們平均人口感染率5%,個別國家10-30%,以治療為主是正確的。但是中國國情不同,中國有99.9%的人口未被感染,國民人口巨大,流行隱患四伏,決不能滿足於當前的低流行控制水平,要知道我們國家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是136萬的人,所以必須防治結合,以防為主。”邵一明表示。

但是現在“三個90”策略,讓80%的經費用在了治療上,廣大國民的防控費用卻是少數,必須要把關口前移,在預防上下功夫。

邵一鳴強調,艾滋病不僅是醫學問題,也是全社會的問題,我們應通過各部門的合作,將關口前移,關註預防。必須平行推進以預防為中心保護健康人群的宣教幹預策略和以治療為主心的感染人群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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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再成全球最致命傳染病 中國已50年未出現防治新藥

結核病再次成為世界上最致命的傳染病,2015年估計有180萬人因結核病死亡,超過了艾滋病毒/艾滋病。

如果你對肺結核了解不夠多,但是至少應該知道遠的肖邦、近的魯迅和林徽因,他們的生命都終結在了結核病上。隨著他們生命的遠逝,結核病並沒有消失,仍在我們身邊。

2015年,全球估算有1040萬結核病發病病例,結核病病例在各個國家之間分布不均,30個高負擔國家占全球估算發病總數的87%,發病數最多的6個國家(印度、印度尼西亞、中國、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和南非)占全球發病總數的60%,其中,中國、印度和印尼占全球發病數的45%。

中國每年新發結核病患者約91.8萬,位居全球第三位,每年新發耐多藥結核病患者約5.7萬例。在防治層面上,中國還面臨著諸多問題,比如結核病發病人數仍然較多,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結核病防治形勢嚴峻等,此外,結核病在藥物、診斷以及治療上也都還存在一定挑戰。

“我國現行結核病防治服務體系和防治能力還不能滿足新形勢下防治工作需要,部分結核病定點醫療機構診治條件較差,防治所需設施設備不足,基層防治力量薄弱,流動人口結核病發現和治療管理難度大,公眾對結核病防治知識認知度不高,防範意識普遍不強。”中國防癆協會秘書長成詩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50多年沒有新藥出現

“結核病是全世界由單一致病菌引致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在20世紀40年代鏈黴素等抗結核藥物發明之前,結核病幾乎是不治之癥。20世紀初,結核病在我國嚴重肆虐,全國有癆病(結核病)的人數約1000萬人以上,全國每年死於癆病的患者數以百萬計,成為我國疾病死亡之最。”成詩明表示。

1944年,瓦克斯曼(Waksman Selman Abraham)發明的鏈黴素使結核病不再是不治之癥。此後,雷米封、利福平、乙胺丁醇等藥物相繼合成,全球肺結核患者大大減少。1946年,結核病聯合化療方案確立。上世紀90年代,短程化療已經在臨床普遍推廣。

但是,自1966年上市的利福平成為治療結核病最有效的藥物以來,中國市場上尚未有治療結核病的新藥出現。

“由於缺乏市場激勵和投資,50多年來我國幾乎沒有任何專門治療結核病的新藥誕生,在結核病新藥研發領域已經產生了研發能力和知識的差距。目前主要的抗結核藥物我國均有廠家生產,但部分抗結核藥物,如對氨基水楊酸鈉片、環絲氨酸等,是耐多藥結核病治療所必需的,由於需求量小、市場定價低廉,廠家生產積極性不高,因此在采購中存在一定困難。”成詩明表示。

結核病多發在發展中國家,但是藥物的研發實力又多集中在發達國家,這無疑也給新藥的誕生帶來了滯後效應。

北京胸科醫院主任醫師高孟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結核病是一種貧困病,與免疫狀態有關,免疫力低下時容易感染疾病,所以在發展中國家群體發病率比較高,發達國家發病率低,這也是治療結核病的藥物更新慢的一個原因。”

不過令人振奮的是,2012年12月,貝達喹啉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用於治療耐藥肺結核,並寫入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南。作為自1966年之後40多年以來第一個被批準的不同類的抗結核新藥,貝達喹啉可能為耐藥結核病患者帶來希望,同時有可能縮短藥物敏感的結核病患者的治療療程。

“貝達喹啉目前在中國已經獲得上市批件,不過醫院還沒有開始賣,這有望改變當前結核病藥物少的現狀。”高孟秋表示。

去年12月2日,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宣布,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已批準將富馬酸貝達喹啉片作為聯合治療的一部分,用於成人(≥18歲)耐多藥肺結核的治療。作為比利時楊森公司(Janssen Pharmaceutica N.V.)的重要科研成果,富馬酸貝達喹啉片是一種具有創新作用機制、治療結核病的藥物,有望顯著改善耐多藥肺結核的治療效果,將滿足眾多患者的治療需求。

耐藥困境

“我國每年新發耐多藥結核病患者約5.7萬例,耐多藥結核病成為新的威脅,特別是耐藥結核的治療,已經成為了患者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的重要原因。”中國疾控中心結核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張慧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根據WHO的評估,全球每年新增結核病患者900萬人,如果他們能夠得到正規的治療,近85%可以在6~9個月內被治愈。但是,全球每年由於治療不當而新增的多耐藥結核病患者有45萬人,對這些患者來說,治療周期要長的多、成本要昂貴的多。

“敏感患者一個療程的費用是4000元~5000元,6個月的治愈率達到85%以上,但是耐藥患者需要用二線藥物,一個療程是4萬,治療的時間需要2年,同時副作用更大。雖然有醫保報銷,但是多數地方還是以住院報銷為主,這大大增加了患者的負擔。”張慧表示。

張慧還提到,目前,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向患者免費提供最基本的一線抗結核藥物、胸部X片及痰塗片檢查,每人補助400元,其余費用由醫保或患者自己負擔。但總體來看,自付部分對貧困肺結核患者仍然負擔較重。

針對耐藥患者的增多,成詩明認為,這是在治療過程中忽視了聯合用藥原則而單一用藥,菌群中的敏感菌(占絕大多數)雖被殺死,但少量自然耐藥菌仍存活,並不斷繁殖,最後完全成了耐藥菌,這種情況必然導致治療失敗。藥品使用方面,部分醫療單位存在不規範用藥,肺結核治療方案不合理等情況,部分醫務人員亟待更新治療理念。

成詩明表示,“很多醫療機構的醫生結核病治療知識相對匱乏而采用了錯誤的治療方針和治療理念。制定的化療方案不合理是最突出的問題,其中藥物聯合不合理的情況最多,在不了解患者的藥物敏感狀況,也不問其既往用藥歷史的情況下,盲目制定化療方案,特別是反複采用了已耐藥的藥物聯合,導致治療的多次失敗,最終形成耐藥。用藥劑量不足、服藥方法不當也是造成耐藥的重要原因,醫生或患者都可能因懼怕藥物不良反應而長期采用低劑量或錯誤劑量的藥物治療,導致治療失敗。”

另外一方面,社會普遍對結核病關註度低,公眾防治知識普及不夠,防範意識差,還沒有形成全社會參與的氛圍。調查顯示,2015年,全國結核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僅為74%,60歲以上年齡組總知曉率僅為67%,這也導致人們沒有認識到不正確的治療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

“患者在確診為結核病後未到結核病專業機構或正規醫院接受治療,而是到尚未經過結核病診斷、治療標準化培訓的機構就診;病人在就診時,醫生經常讓做痰培養結核菌和藥敏試驗,有時病人不理解,孰不知這能夠使病人的治療方案更加切實可行,做到用藥有的放矢,避免治療上走彎路,延誤了病情,這些都會導致耐藥的出現。”成詩明表示。

高孟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全球對於耐藥結核病的治愈率在50%左右,中國的情況也差不多。因為當前診斷手段還存在不足,能做到精準確診的患者只有30%,距離WHO要求的70%還有差距。精準確診需要培養細菌,對於實驗室的要求比較高,不是所有的醫療機構都能做,只有地市級的結核病專科醫院才能做,所以導致很多的病人先按照一線藥物治療,如果發現效果不好再去上一級醫院進行確診。”

近期發布的《“十三五”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中要求,精準診斷力求達到50%。雖然當前國內外對結核病診斷技術有了較大突破,出現了一批基於分子生物學的快速檢測技術,但由於這些新技術收費高、未納入醫保報銷目錄等原因,造成我國新技術推廣較緩慢。

除此之外,成詩明表示,我國結核病防治工作還面臨著諸多問題與挑戰,艾滋病與結核病合並感染,流動人口等都為結核病控制帶來了嚴峻挑戰。隨著我國科技重大專項支持研發的診斷新技術的出現,只要按照正確的程序治療,會帶來疫情下降。但是如果不治或治療的方法不對,也會導致多耐藥結核甚至極耐藥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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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僕被迫政治表忠 「好似傳染病」王永平轟梁毀政治中立

1 : GS(14)@2017-05-26 23:51:27

■王永平批評梁振英治下公務員承受不少政治壓力。黃耀興攝



【香港20年】【本報訊】香港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沿襲英國文官制度,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2002年將政治中立四字寫入通告。香港主權移交20年,王慨嘆政治中立近年飽受衝擊,「政治上處理唔到,你(政府)就側側膊叫公務員去處理」。政治中立變政治干預,有公務員團體認為現任特首梁振英須負最大責任,期望新領導班子撥亂反正。記者:謝明明 盧文烈



政府2002年推行問責制前,時任公務員事務局長王永平負責制訂一份有關公務員與問責官員工作關係的通告,列明公務員須堅守法治、政治中立。王永平接受訪問時表示,公務員一直是按本子辦事,堅守政治中立原則。但現屆特首梁振英事事以政治掛帥、非友即敵,令公務員承受不少政治壓力,他以選舉主任取消港獨背景人士參選立法會為例,「如果你(政府)話參加過佔中嘅人都冇資格參選,可以修改法例DQ佢哋,選舉主任依法辦事,而唔係(政府)蹺埋雙手,將政治責任推畀選舉主任,要佢哋作政治判斷,損害公務員政治中立」。



■高官問責制推行後,公務員仍不能避免捲入政治漩渦;圖為2002年特首董建華與首屆問責班子合照。

與佔領後社會撕裂有關

近年越來越多公務員團體發表有政治傾向的呼籲,王永平認為,這與佔領運動之後社會撕裂有關,「公務員團體一向都有政治傾向,公務員都有言論自由,只要唔係明目張膽表態就得,但?家嘅特首政治,竟要求公務員事務局長簽名反佔中,反映現屆政府唔尊重公務員政治中立」。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指,公務員回歸前後一向堅守政治中立,但近年部份公務員團體都不再理會有關原則,呼籲公務員投票支持政治理念相同的議會候選人,令前線公務員遭挑釁,「好似傳染病咁,要向中央反映忠誠,但效忠唔等於將自己政治理念擺上工作度,有違公僕嘅身份」。梁指,近年政府決策偏向中央意向,政府又不提醒公務員堅守政治中立,予人中聯辦治港的感覺,他認為責任在於特首,「如果特首有管治能力,維護一國兩制,就唔會有中聯辦干預嘅事發生」。不過,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黃孔樂認為,不能用個別例子判定公務員政治中立受損,強調公務員一向緊守政治中立,抗拒將政治帶入工作,「但政治中立唔係超然於政府嘅政策,如果有啲政策係經過政治決定走出嚟,變成政府嘅政策,我哋都要執行」。



盼林鄭上台重回正軌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認為,公務員並非從政,在高官問責制下,若公務員仍然不能避免捲入政治漩渦,會打擊公務員士氣,也會影響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如何將公務員重回政治中立軌道?王永平及梁籌庭認為要視乎政府領導班子,王提醒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吸取西九故宮事件教訓,要慎用權力,依法及按程序辦事。梁籌庭亦說:「如果領導班子畀到公務員適當空間,免受政治壓力,公務員冇後顧之憂,只需按本子依法辦事,就可鞏固公務員堅守政治中立。」



97年主權移交至今,香港前進還是倒退?「蘋果」與你細數廿載風雨。【回歸二十年】專頁:http://hksar20.appledaily.com.hk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526/2003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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