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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鐵建:超8億業務招待費符合規定 但絕對數額偏高

http://www.infzm.com/content/90206

新華網5 月8日消息,近日,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鐵建)2012年業務招待費達8.37億元一事引起有關媒體關注。中國鐵建有關負責人8日回應表示,相較於營業收入而言,公司業務招待費佔比為0.17%,低於相關規定,但絕對數額確實偏高,公司將把控制業務招待費增長作為重要的管理指標,採取措施加以解決。

此前有媒體報導稱,根據2012年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去年共有8家公司的業務招待費超過一億元,前8名合計達到27億元,其中絕大多數為央企,中國鐵建以8.37億的業務接待費居上市公司首位。

上述新華網報導援引中國鐵建負責人表示,2012年,中國鐵建完成營業收入4843億元,對比這個數字,8.37億元的業務接待費佔比為 0.17%,低於相關規定。

這位負責人說,「2012年度的業務招待費,就是從分佈於全國各地以及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00多個核算單位逐級彙總上來的,每個核算單位平均約7.6萬元。」

為何一年需要花費8億多元的業務接待費?這位負責人解釋說,近年來,中國鐵建發展較快、企業規模迅速擴大,2007年至2010年營業收入年均增幅 38.4%,成長為世界規模最大的建築業企業集團之一。由於點多、線長、面廣,而且市場競爭非常激烈,為生產經營需要而支付的業務招待費在相應增加,絕對值相對較大。

這位負責人稱,偏高的業務招待費問題近幾年已引起公司的高度警惕,並把控制業務招待費增長作為重要的管理指標。2012年與2011年相比下降 4.6%;2013年一季度,公司在營業收入同比增長34.6%的情況下,業務招待費同比下降4.9%,併力爭全年下降10%以上。

據《新京報》報導,中國鐵建新聞處工作人員透露,對於中國鐵建8.3億元招待費的具體內容,他們將向國務院國資委及證監會提出申請。若獲得同意,中國鐵建將公開8.3億元招待費的具體構成。
什麼是業務接待費?

動輒上億的業務接待費到底包括什麼費用?《21世紀經濟報導》稱,根據上市公司財務規定,業務招待費是指企業在經營管理等活動中,用於接待應酬而支付的各種費用,包括對外聯絡、公關交往、會議接待、來賓接待等所發生的費用。

中鐵隧道集團公司副總工程師王夢恕說,所謂招待費,說白了就是吃飯、送禮這些迎來送往的公關費用。

前述《新京報》報導援引一名會計師說法表示,業務招待費在會計科目中指的是企業為生產、經營合理需要而發生支付的應酬費用,哪些算作招待費並無準確界定,但操作上,企業經營產生的宴請、工作餐開支、贈送紀念品開支、參觀開支以及由此帶來的交通費等都算作招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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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經濟下行、估值偏高 但A股仍將走牛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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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海通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在中國經濟論壇上發表的觀點,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要點提示:

■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目前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68%,顯然過高了,而權益類產品的配置只有3%多,只有美國家庭的10%。A股主板在被冷落多年之後,再度成為主流資金的追逐目標,這就像從2000年開始中國家庭在資產配置上不斷追逐房地產一樣,一旦起步,就將延續下去。

■如果仔細分析中國股市20多年來的走勢,會發現經濟政策對股市影響要比經濟周期對股市影響大,因為政策通常是逆周期的,它更能與投資者預期保持一致。

■既然監管層的多目標管理責任不會放棄,既然作為新興市場,A股總體高估的格局難以改變,那麽,今後股市的波動也將在“絕對高估與相對低估之間”,其總體估值偏高的現象不會消失,股指在“絕對低估”的逗留時間往往很短暫,這或許也構成股市在今後將維持牛市的一大理由。如果你認同監管政策不會改變趨勢,那麽,就應該認識到趨勢的長期性,它不會因短暫的波動而改變方向。


大部分投資者總是喜歡用經濟向好、股價便宜作為看好股市的理由,而悲觀論者也同樣以否認這兩點作為看空的理由。一般而言,利益偏向會導致分析的不客觀,即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但即便拋開利益紛爭,也不能確保你的邏輯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趨勢發生的因果關系。因此,選擇具有更強解釋力的邏輯,總比死搬硬套通俗邏輯好。自2012年至今,筆者在看淡經濟,看淡貴金屬、大宗商品和房地產價格的同時,始終堅信會有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向金融資產交易市場,從而有利於債券和股票的估值提升。

估值偏高是事實 經濟下行難逆轉

大家一般都喜歡用市盈率高低來衡量股價水平的高低,那麽,創業板70多倍的市盈率應該屬於過高了吧,因為中國創業板市盈率水平差不多是美國納斯達克的3倍。其實,A股主板的估值水平同樣也不像大家所公認的那樣便宜。根據Wind數據,截至2014年12月16日,深圳主板的市盈率為27.1倍。盡管滬深300的市盈率只有11.7倍、上證A股的市盈率為13.1倍,但滬深A股主板市盈率的中位數為43.2。而根據彭博數據,美國道瓊斯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對應的市盈率中位數分別為17倍和19.3倍。假如30倍以上的市盈率可以定義為偏高的話,則主板中有60%的股票市盈率高於30倍。這還沒有考慮市場利率水平,利率越低,則估值水平可以越高,反之也然。如美國的利率接近於零,中國市場利率起碼在5%以上。

中位數比平均數更能客觀反映股票的總體估值水平,這就像在一個貧富差距大的社會里,大家經常抱怨自己收入被統計局平均之後“提高”了一樣,而中位數則會告訴你所處的收入地位。統計表明,A股市值規模500億元以上的上市公司只有103家,只占到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3.97%,但它們在2014年共實現A股市值增量71366.6億元,占增量總額的53.58%,這些大市值股票權重大但市盈率低,所以其他股票被平均之後,市盈率也就低了;而美股的市盈率分布比較均勻,故平均市盈率水平和市盈率的中位數就比較接近。

有人會辯解:盡管股市估值水平是不那麽便宜,但中國經濟還是向好,房地產行業有望重新回暖。中國經濟真的有那麽好嗎?半年前與半年後的股價當然是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有哪個經濟指標可以反映這半年內有戲劇性的變化呢?

我還是比較相信電量這一指標,因為這個數字比較真實,不會造假。2014年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3.8%,低於2013年3.7個百分點,這也是自2003年有這一數字公布以來的新低,當然也低於次貸危機時的增速。如果說工業用電量增速的降低可以理解為經濟轉型,那麽,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增速只有2.2%,要知道過去10多年來,我們居民的用電量一直是以15%、10%、8%左右的增速遞減的,且進城農民工的數量也在不斷減少,從2010年的新增1200多萬,到2013年只新增600多萬。因此,用電量增速的降低,是否意味著城鎮化進程的放緩呢?當然,官方強調是因為去年夏天不熱、空調少用的因素,但我看到的卻是2014年大家電消費額負增長的因素,其中空調倒是唯一保持增長的大家電。

家電消費對應的是居民住房投資和消費,2014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12億平方米,比2013年少銷售1億平方米。而對中國而言,由於計劃生育的實施,人口紅利的拐點已經出現,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已經達到74.5%的高點,到2013年這一占比已經降至72.8%,預計到2020年這一占比將會降至70%以下。而25-44歲青年人口的總數也會在2015年左右達到頂峰,此後開始下降。從美日韓等國經驗看,伴隨著25-44歲人口見頂,地產銷量也會出現拐點,筆者可以斷定2013年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就已經達到峰值了。

其實,我們更應該關註決定經濟增速的長期因素,如人口老齡化將帶來的高儲蓄率不可持續問題。比如中國投資高增長主要依靠高儲蓄,而投資占比過高問題,也幾乎是世界獨有的。如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GDP比重為78.9%,而歐美及日本這一比重均在20%以下。假如今後6年名義我國GDP增速平均降至8%,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平均降至13%,則到2020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將超過GDP總額,這就不可理喻了。因此,高投資不可持續,在今後儲蓄率不斷下降的背景下,經濟增速的支撐位恐怕要回落到6%-6.5%之間,投資增速也會接近GDP增速的水平,尤其是房地產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還會不斷下降。

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

自2012年之後,實物資產投資的高收益不再,而目前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68%,顯然過高了,而權益類產品的配置只有3%多些,幾乎只有美國家庭的10%。從總量看,盡管2014年A股的市值有了大幅增長,年末達到37萬億,但占GDP比重(證券化率)也不過58%,而美國為120%,一般發達國家也都在100%以上。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占GDP比重雖然得不到一個準確的數據,但估計在300%-400%之間,大約是美國的一倍左右,顯然是過高了。

再從企業的債務結構看,中國企業的負債額占GDP比重估計為130%,而美國不到80%。2014年國企的債務增長超過10%,大約為66萬多億元,占企業總債務80%,國企債務龐大是中國企業債務占GDP比重高居全球榜首的根源。如此高的債務水平,勢必形成巨大的償債壓力,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目前銀行的平均放貸利率為7%,民間利率更高,故實業投資意願下降在情理之中。

所以,目前社會資金的脫實向虛,從實業和房地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看似不正常,其實是合理的。因為經濟連續下行,在資金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實體經濟缺乏賺錢項目,而實物資產如煤礦、鐵礦、油井等又在折價,房地產交易的活躍度也在下降,過去幾年盛行的這些投資模式都在賠本。

從2001年至2011年,居民投資實物資產中的黃金可以獲得高回報,但從2012年至今,投資黃金則是虧本買賣。熱錢總是流向能賺錢的領域,故從2012年之後,信托產品、銀行理財產品、創業板和中小板股票都逐一受到大資金的青睞。這一進程目前似乎有了加快跡象,尤其是A股主板在被冷落多年之後,再度成為主流資金的追逐目標,這就像從2000年開始中國家庭在資產配置上不斷追逐房地產一樣,一旦起步,就將延續下去。

如果仔細分析中國股市20多年來的走勢,會發現經濟政策對股市影響要比經濟周期對股市影響大,因為政策通常是逆周期的,它更能與投資者預期保持一致。實際上這輪美國股市的上漲並創新高,也是在美國持續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的過程中發生的,美國的標普和道瓊斯指數就是在經濟回落的過程中見底回升的。股市原本就是經濟的晴雨表,是快於實體經濟的變化而變化的,教科書上說是提前經濟周期6-18個月。所以,對於把經濟下行當作股市的利空看待,似乎又重新回到到散戶思維中了。

隨著經濟的下行和高負債下社會信用風險的增大,相信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放寬是可以期待的,2015年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防通縮。此外,投資者也對經濟改革賦予更好的預期。對於此輪經濟改革看好的最根本理由在於,再不改革已經沒有退路了,屬於倒逼式改革。而中國與西方國家相比,所擁有的最大一塊資源,就是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產。如果說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與土地升值高度相關,那麽今後10年中國要化解債務問題和經濟結構調整,估計會與國企改革和國有資本的運作高度相關了。

盡管本人始終認為,改革有助於化解風險,但難以在短期內解決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諸多問題。但投資者往往不會對改革前景進行量化分析,且在改革推進的早中期(2014―2017年)總是比改革後期(2018-2020年)要樂觀。這就像中國球迷對中國足球比賽前景的預期變化一樣,在上半場的前20分鐘,大家對於換帥之後的中國隊獲勝預期肯定高於下半場的後20分鐘。

從長期看,無論是經濟上行還是下行,政策基本都會對沖掉現實中的利好或利空。如果政府所采取的針對利空的對沖力度超預期,則又構成利好。美國的QE政策超預期,最終使得美國經濟複蘇,股市則提前反映了投資者的樂觀預期。而“中國政策工具箱里的儲備還很多”,這意味著在經濟下行過程中,中國政府更有實力和可能性讓政策超預期。

企業盈利增長有望逐步與GDP增長脫鉤

中國已經步入從增量經濟發展模式到存量經濟主導的發展模式階段,即經濟增速放緩但還必須實現充分就業。長期以來,美國經濟增速遠低於中國,但股市的表現遠好於中國,其原因就在於企業的盈利能力強,其平均利潤率遠超GDP增速。而這幾年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估計在5%-6%之間,低於GDP的增速。如2014年世界500強中,美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為9.33%,中國企業僅為5.1%。

不過,中國企業的盈利改善是可期的。首先,從長期看,融資成本有望下降。中國企業的盈利水平低下有諸多原因,其中銀行擠占企業利潤是主因。如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2014中國企業500強報告顯示,17家銀行企業凈利潤總額1.23萬億元,占500強企業凈利潤51%。這是500強企業中銀行業利潤總額首次超過其余483家企業的總和。因此,從今後看,銀行的息差收入將繼續減少,估計2015年銀行的盈利增速將進一步下降,而得益方應該是企業和儲戶。

其次,中國企業盈利的改善將通過去杠桿來實現。去杠桿的形式多樣,如破產重組、並購、資產證券化等,尤其是國企改革方面。國有資產通過轉讓,可以將目前的債務負擔變為公共資源。盡管中國不會複制西方國家私有化的模式,但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政府減輕債務壓力,並引發了股市牛市,還是值得借鑒的。

第三是來自產業結構調整和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趨緩等因素。2014年已經呈現出企業盈利增速與GDP增速“脫鉤”的跡象,即企業盈利增速不再隨GDP增速下行而下降,如果能夠持續下去的話,這對於資本市場應該是利好。2015年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將加大,這對於出口導向型企業而言,應該是有利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眼下中國企業面臨的負面因素會更多些,這一方面可以迫使企業轉型升級,如三大產業中服務業比重上升,先進制造業在制造業中的占比提升等。另一方面,這些不利因素可以用各種寬松工具來“對沖”,相信中國企業的未來前景還是看好。畢竟中國目前高負債下的經濟回落與歐洲、日本這些高福利發達國家的衰落是不可同日而語。

估值偏高與定價錯誤現象將長期存在  

記得1993年年初,筆者曾在《中國證券報》頭版發表了未來股市的六大趨勢展望,當初預言高估的市盈率會不斷走低,A股與B股會接軌,隨著股票存量規模的擴大,投資者不再恐懼新股發行和市場擴容……如今看來,當初過於理想化了。迄今為止,個人投資者仍然主導市場,平均交易量占全市場的80%以上,A、B股價差仍然很大。A股估值偏高的原因,主要是證券市場的發行管制導致股票供給偏少,去年股權和債權融資占社會融資總額的比重只有17%,而美國一般要占80%以上。此外,監管部門兼有維護市場穩定的職責,經常在股市低迷時暫停股票發行,即便今後推行註冊制,估計發行規模也難隨意擴大。

此外,由於A股是交易活躍的散戶主導的市場,從過去20多年的交易歷史看,A股的平均年換手率水平確實名列全球前茅;A股兩融業務開展時間也不長,但2014年的交易量占比已經超過14%,這一比例在全球資本市場上也是屈指可數的。這可以解釋A股高估值的部分原因,如小市值股票的流動性超好,流動性好對股價有正向提升作用。而在機構投資者主導的成熟市場,小盤股往往不會得到分析師和機構的青睞,流動性很差,估值就會偏低。目前,A股仍未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可以預期,中國未來10年仍將是個人投資者主導的市場(目前QFII加RQFII占A股的市值僅3%,而我國臺灣地區的QFII已經接近30%)。由於個人投資者的知識結構和投資理念普遍存在缺陷,加之資本市場的融資管制存在,這就導致估值偏高和估值扭曲的現象長期存在。

對境內公募基金和QFII投資者而言,其擁有股市定價權的時期大約只有在2003-2007年,這恰恰是它們規模高成長期,之後機構投資者的市值占比就沒有顯著上升,交易額一直維持在15%左右。據說2014年個人投資者的交易額占比進一步上升至85%,這對於機構投資者而言既是機會又是挑戰。機會來自於由於市場定價錯誤產生的套利空間很大,而目前滬港通、股指期貨和股票期權等工具也為套利提供了便利;而挑戰則是機構如何來適應散戶的投資理念和操作思維,而且,這樣的散戶思維還將長期延續下去。

監管政策只能平滑而不會改變趨勢

由於主板市場在過去近三個月內出現了巨大漲幅,顯然超出了包括管理層在內的大部分人的預期,而且這又導致了市場的杠桿率陡增、利率水平上升和流動性風險加大,故抑制市場過多投機行為是必然的選擇。對於“一行三會”為主的監管者而言,眼下正面臨多重艱難的選擇:1、既要阻止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向資本市場,又要防止資本市場過於低迷而難以提高直接融資比例;2、既要抑制散戶市場的過度投機和盲目投機行為,又要維持市場穩定,防止市場大起大落對中小投資者造成的傷害;3、既要防止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卷入高杠桿融資的風險中去,又希望各類養老基金、企業年金等社會保障基金能夠利用資本市場獲得好回報。這正是中國股市處於新興市場的典型特征,政府不放心市場的自我修複能力,而投資者也總是看著政府的臉色做投資決策,經常會感到無所適從。

實際上,監管政策的變化不用過於關註,因為從歷史看,監管政策只能平緩趨勢,卻不能改變趨勢。這些政策會短期內讓市場回歸理性,讓曲線收斂,但難以改變市場的長期趨勢。例如,對券商兩融業務的檢查和違規處理,其本意是防範風險、打壓投機,讓市場更健康地發展。因此,監管者的用意與投資者的長期利益應該是一致的,但大部分投資者都解讀為監管者要將股市打下去。

A股市場的新股認購會聚集巨量資金,這會導致回購利率的上升,進而迫使央行在公開市場釋放流動性。而且,A股的持續火爆也導致了貨幣市場流動性的緊張,與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目標相悖,這也是央行、銀監會等監管部門不願看到的現象。因此,限制銀行資金流入股市也是必然之舉,但這也同樣不會改變市場趨勢。就如2004年開始國務院就出臺多項舉措來抑制房價漲幅過快、過大一樣,2004年之後,房價依然長期保持上漲趨勢。

既然監管層的多目標管理責任不會放棄,既然作為新興市場,A股總體高估的格局難以改變,那麽,今後股市的波動也將在“絕對高估與相對低估之間”,其總體估值偏高的現象不會消失,股指在“絕對低估”的逗留時間往往很短暫,過去25年來的市場特征也已經充分印證了這一點,這或許也構成股市在今後將維持牛市的一大理由吧。如果你認同監管政策不會改變趨勢的話,那麽,就應該認識到趨勢的長期性,它不會因短暫的波動而改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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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經濟下行、估值偏高背景下的牛市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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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三杯茶 於 2015-2-1 09:55 編輯

李迅雷:經濟下行、估值偏高背景下的牛市邏輯

作者:李迅雷


【核心觀點】

(1)估值偏高是事實,經濟下行難逆轉;

(2)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

(3)企業盈利增長有望逐步與GDP增長脫鉤;

(4)估值偏高與定價錯誤現象將長期存在;

(5)監管政策只能平滑而不會改變趨勢。


【正文】

大部分投資者總是喜歡用經濟向好、股價便宜作為看好股市的理由,而悲觀論者也同樣以否認這兩點作為看空的理由。一般而言,利益偏向會導致分析的不客觀,即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但即便拋開利益紛爭,也不能確保你的邏輯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趨勢發生的因果關系。因此,選擇具有更強解釋力的邏輯,總比死搬硬套通俗邏輯好。自2012年至今,筆者在看淡經濟,看淡貴金屬、大宗商品和房地產價格的同時,始終堅信會有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向金融資產交易市場,從而有利於債券和股票的估值提升。


1. 估值偏高是事實,經濟下行難逆轉

大家一般都喜歡用市盈率高低來衡量股價水平的高低,那麽,創業板接近80倍的市盈率應該屬於過高了吧,因為中國創業板市盈率水平已經是美國納斯達克的3倍多。其實,A股主板的估值水平同樣也不像大家所公認的那樣便宜。根據Wind數據,截至2015年1月20日,深圳主板的市盈率為27.1倍。盡管滬深300的市盈率只有12.6倍、上證A股的市盈率為19.8倍,但滬深A股主板市盈率的中位數為42.3倍。而根據彭博數據,美國道瓊斯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對應的市盈率中位數分別為17倍和19.5倍。假如30倍以上的市盈率可以定義為偏高的話,則主板中有65%的股票市盈率高於30倍。這還沒有考慮市場利率水平,利率越低,則估值水平可以越高,反之也然。如美國的利率接近於零,中國市場利率起碼在5%以上。





中位數比平均數更能客觀反映股票的總體估值水平,這就像在一個貧富差距大的社會里,大家經常抱怨自己收入被統計局平均之後“提高”了一樣,而中位數則會告訴你所處的收入地位。統計表明,A股市值規模500億元以上的上市公司只有103家,只占到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3.97%,但它們在2014年共實現A股市值增量71366.6億元,占增量總額的53.58%,這些大市值股票權重大但市盈率低,所以其他股票被平均之後,市盈率也就低了;而美股的市盈率分布比較均勻,故平均市盈率水平和市盈率的中位數就比較接近。



有人會辯解:盡管股市估值水平是不那麽便宜,但中國經濟還是向好,房地產行業有望重新回暖。中國經濟真的有那麽好嗎?半年前與半年後的股價當然是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有哪個經濟指標可以反映這半年內有戲劇性的變化呢?


還是比較相信電量這一指標,因為這個數字比較真實,不會造假。2014年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3.8%,低於2013年3.7個百分點,這也是自2003年有這一數字公布以來的新低,當然也低於次貸危機時的增速。如果說工業用電量增速的降低可以理解為經濟轉型,那麽,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增速只有2.2%,要知道過去10多年來,我們居民的用電量一直是以15%、10%、8%左右的增速遞減的,且進城農民工的數量也在不斷減少,從2010年的新增1200多萬,到2013年只新增600多萬。因此,用電量增速的降低,是否意味著城鎮化進程的放緩呢?當然,官方強調是因為去年夏天不熱、空調少用的因素,但我看到的卻是2014年大家電消費額負增長的因素,其中空調倒是唯一保持增長的大家電。




家電消費對應的是居民住房投資和消費,2014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12億平方米,比2013年少銷售1億平方米。而對中國而言,由於計劃生育的實施,人口紅利的拐點已經出現,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已經達到74.5%的高點,到2013年這一占比已經降至72.8%,預計到2020年這一占比將會降至70%以下。而25-44歲青年人口的總數也會在2015年左右達到頂峰,此後開始下降。從美日韓等國經驗看,伴隨著25-44歲人口見頂,地產銷量也會出現拐點,筆者可以斷定2013年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就已經達到峰值了。




其實,我們更應該關註決定經濟增速的長期因素,如人口老齡化將帶來的高儲蓄率不可持續問題。比如中國投資高增長主要依靠高儲蓄,而投資占比過高問題,也幾乎是世界獨有的。如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GDP比重為78.9%,而歐美及日本這一比重均在20%以下。假如今後6年名義我國GDP增速平均降至8%,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平均降至13%,則到2020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將超過GDP總額,這就不可理喻了。因此,高投資不可持續,在今後儲蓄率不斷下降的背景下,經濟增速的支撐位恐怕要回落到6%-6.5%之間,投資增速也會接近GDP增速的水平,尤其是房地產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還會不斷下降。


2. 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

自2012年之後,實物資產投資的高收益不再,而目前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68%,顯然過高了,而權益類產品的配置只有3%多些,幾乎只有美國家庭的10%。從總量看,盡管2014年A股的市值有了大幅增長,年末達到37萬億,但占GDP比重(證券化率)也不過58%,而美國為120%,一般發達國家也都在100%以上。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占GDP比重雖然得不到一個準確的數據,但估計在300%-400%之間,大約是美國的一倍左右,顯然是過高了。


再從企業的債務結構看,中國企業的負債額占GDP比重估計為130%,而美國不到80%。2014年國企的債務增長超過10%,大約為66萬多億元,占企業總債務80%,國企債務龐大是中國企業債務占GDP比重高居全球榜首的根源。如此高的債務水平,勢必形成巨大的償債壓力,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目前銀行的平均放貸利率為7%,民間利率更高,故實業投資意願下降在情理之中。


所以,目前社會資金的脫實向虛,從實業和房地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看似不正常,其實是合理的。因為經濟連續下行,在資金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實體經濟缺乏賺錢項目,而實物資產如煤礦、鐵礦、油價等又在折價,房地產交易的活躍度也在下降,過去幾年盛行的這些投資模式都在賠本。



從2001年至2011年,居民投資實物資產中的黃金可以獲得高回報,但從2012年至今,投資黃金則是虧本買賣。熱錢總是流向能賺錢的領域,故從2012年之後,信托產品、銀行理財產品、創業板和中小板股票都逐一受到大資金的青睞。這一進程目前似乎有了加快跡象,尤其是A股主板在被冷落多年之後,再度成為主流資金的追逐目標,這就像從2000年開始中國家庭在資產配置上不斷追逐房地產一樣,一旦起步,就將延續下去。


如果仔細分析中國股市20多年來的走勢,會發現經濟政策對股市影響要比經濟周期對股市影響大,因為政策通常是逆周期的,它更能與投資者預期保持一致。實際上這輪美國股市的上漲並創新高,也是在美國持續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的過程中發生的,美國的標普和道瓊斯指數就是在經濟回落的過程中見底回升的。股市原本就是經濟的晴雨表,是快於實體經濟的變化而變化的,教科書上說是提前經濟周期6-18個月。所以,對於把經濟下行當作股市的利空看待,似乎又重新回到散戶思維中了。


隨著經濟的下行和高負債下社會信用風險的增大,相信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放寬是可以期待的,2015年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防通縮。此外,投資者也對經濟改革賦予更好的預期。對於此輪經濟改革看好的最根本理由在於,再不改革已經沒有退路了,屬於倒逼式改革。而中國與西方國家相比,所擁有的最大一塊資源,就是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產。如果說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與土地升值高度相關,那麽今後10年中國要化解債務問題和經濟結構調整,估計會與國企改革和國有資本的運作高度相關了。


盡管本人始終認為,改革有助於化解風險,但難以在短期內解決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諸多問題。但投資者往往不會對改革前景進行量化分析,且在改革推進的早中期(2014-2017年)總是比改革後期(2018-2020年)要樂觀。這就像中國球迷對中國足球比賽前景的預期變化一樣,在上半場的前20分鐘,大家對於換帥之後的中國隊獲勝預期肯定高於下半場的後20分鐘。


從長期看,無論是經濟上行還是下行,政策基本都會對沖掉現實中的利好或利空。如果政府所采取的針對利空的對沖力度超預期,則又構成利好。美國的QE政策超預期,最終使得美國經濟複蘇,股市則提前反映了投資者的樂觀預期。而“中國政策工具箱里的儲備還很多”,這意味著在經濟下行過程中,中國政府更有實力和可能性讓政策超預期。



3. 企業盈利增長有望逐步與GDP增長脫鉤

中國已經步入從增量經濟發展模式到存量經濟主導的發展模式階段,即經濟增速放緩但還必須實現充分就業。長期以來,美國經濟增速遠低於中國,但股市的表現遠好於中國,其原因就在於企業的盈利能力強,其平均利潤率遠超GDP增速。而這幾年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大約在5%-6%之間,低於GDP的增速。如2014年世界500強中,美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為9.33%,中國企業僅為5.1%。



不過,中國企業的盈利改善是可期的。首先,從長期看,融資成本有望下降。中國企業的盈利水平低下有諸多原因,其中銀行擠占企業利潤是主因。如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2014中國企業500強報告顯示,17家銀行企業凈利潤總額1.23萬億元,占500強企業凈利潤51%。這是500強企業中銀行業利潤總額首次超過其余483家企業的總和。因此,從今後看,銀行的息差收入將繼續減少,估計2015年銀行的盈利增速將進一步下降,而得益方應該是企業和儲戶。


其次,中國企業盈利的改善將通過去杠桿來實現。去杠桿的形式多樣,如破產重組、並購、資產證券化等,尤其是國企改革方面。國有資產通過轉讓,可以將目前的債務負擔變為公共資源。盡管中國不會複制西方國家私有化的模式,但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政府減輕債務壓力,並引發了股市牛市,還是值得借鑒的。


第三是來自產業結構調整和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趨緩等因素。2014年已經呈現出企業盈利增速與GDP增速“脫鉤”的跡象,即企業盈利增速不再隨GDP增速下行而下降,如果能夠持續下去的話,這對於資本市場應該是利好。2015年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將加大,這對於出口導向型企業而言,應該是有利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眼下中國企業面臨的負面因素會更多些,這一方面可以迫使企業轉型升級,如三大產業中服務業比重上升,先進制造業在制造業中的占比提升等。另一方面,這些不利因素可以用各種寬松工具來“對沖”,相信中國企業的未來前景還是看好。畢竟中國目前高負債下的經濟回落與歐洲、日本這些高福利發達國家的衰落是不可同日而語。


4. 估值偏高與定價錯誤現象將長期存在

記得1993年年初,筆者曾在《中國證券報》頭版發表了未來股市的六大趨勢展望,當初預言高估的市盈率會不斷走低,A股與B股會接軌,隨著股票存量規模的擴大,投資者不再恐懼新股發行和市場擴容,等等。如今看來,當初過於理想化了。迄今為止,個人投資者仍然主導市場,平均交易量占全市場的80%以上,A、B股價差仍然很大。A股估值偏高的原因,主要是證券市場的發行管制導致股票供給偏少,去年股權和債權融資占社會融資總額的比重只有17%,而美國一般要占80%以上。此外,監管部門兼有維護市場穩定的職責,經常在股市低迷時暫停股票發行,即便今後推行註冊制,估計發行規模也難隨意擴大。


此外,由於A股是交易活躍的散戶主導的市場,從過去20多年的交易歷史看,A股的平均年換手率水平確實名列全球前茅;A股兩融業務開展時間也不長,但2014年的交易量占比已經超過14%,這一比例在全球資本市場上也是屈指可數的。這可以解釋A股高估值的部分原因,如小市值股票的流動性超好,流動性好對股價有正向提升作用。而在機構投資者主導的成熟市場,小盤股往往不會得到分析師和機構的青睞,流動性很差,估值就會偏低。目前,A股仍未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可以預期,中國未來10年仍將是個人投資者主導的市場(目前QFII加RQFII占A股的市值僅3%,而我國臺灣地區的QFII已經接近30%)。由於個人投資者的知識結構和投資理念普遍存在缺陷,加之資本市場的融資管制存在,這就導致估值偏高和估值扭曲的現象長期存在。



對境內公募基金和QFII投資者而言,其擁有股市定價權的時期大約只有在2003-2007年,這恰恰是它們規模高成長期,之後機構投資者的市值占比就沒有顯著上升,交易額一直維持在15%左右。據說2014年個人投資者的交易額占比進一步上升至85%,這對於機構投資者而言既是機會又是挑戰。機會來自於由於市場定價錯誤產生的套利空間很大,而目前滬港通、股指期貨和股票期權等工具也為套利提供了便利;而挑戰則是機構如何來適應散戶的投資理念和操作思維,而且,這樣的散戶思維還將長期延續下去。


5. 監管政策只能平滑而不會改變趨勢

由於主板市場在過去近三個月內出現了巨大漲幅,顯然超出了包括管理層在內的大部分人的預期,而且這又導致了市場的杠桿率陡增、利率水平上升和流動性風險加大,故抑制市場過多投機行為是必然的選擇。對於“一行三會”為主的監管者而言,眼下正面臨多重艱難的選擇:1)既要阻止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向資本市場,又要防止資本市場過於低迷而難以提高直接融資比例;2)既要抑制散戶市場的過度投機和盲目投機行為,又要維持市場穩定,防止市場大起大落對中小投資者造成的傷害;3)既要防止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卷入高杠桿融資的風險中去,又希望各類養老基金、企業年金等社會保障基金能夠利用資本市場獲得好回報。這正是中國股市處於新興市場的典型特征,政府不放心市場的自我修複能力,而投資者也總是看著政府的臉色做投資決策,經常會感到無所適從。


實際上,監管政策的變化不用過於關註,因為從歷史看,監管政策只能平緩趨勢,卻不能改變趨勢。這些政策會短期內讓市場回歸理性,讓曲線收斂,但難以改變市場的長期趨勢。例如,對券商兩融業務的檢查和違規處理,其本意是防範風險、打壓投機,讓市場更健康地發展。因此,監管者的用意與投資者的長期利益應該是一致的,但大部分投資者都解讀為監管者要將股市打下去。


A股市場的新股認購會聚集巨量資金,這會導致回購利率的上升,進而迫使央行在公開市場釋放流動性。而且,A股的持續火爆也導致了貨幣市場流動性的緊張,與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目標相悖,這也是央行、銀監會等監管部門不願看到的現象。因此,限制銀行資金流入股市也是必然之舉,但這也同樣不會改變市場趨勢。就如2004年開始國務院就出臺多項舉措來抑制房價漲幅過快、過大一樣,2004年之後,房價依然長期保持上漲趨勢。


既然監管層的多目標管理責任不會放棄,作為新興市場,A股總體高估的格局難以改變,今後股市的波動也將在“絕對高估與相對低估之間”,其總體估值偏高的現象不會消失,股指在“絕對低估”的逗留時間往往很短暫,這或許也構成股市在今後將維持牛市的一大理由吧。如果你認同監管政策不會改變趨勢的話,那麽,就應該認識到趨勢的長期性,它不會因短暫的波動而改變方向。■(來自海通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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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經濟下行、估值偏高背景下的牛市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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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經濟下行、估值偏高背景下的牛市邏輯

作者:李迅雷

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目前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68%,顯然過高了,而權益類產品的配置只有3%多,只有美國家庭的10%。A股主板在被冷落多年之後,再度成為主流資金的追逐目標,這就像從2000年開始中國家庭在資產配置上不斷追逐房地產一樣,一旦起步,就將延續下去。

如果仔細分析中國股市20多年來的走勢,會發現經濟政策對股市影響要比經濟周期對股市影響大,因為政策通常是逆周期的,它更能與投資者預期保持一致。

既然監管層的多目標管理責任不會放棄,既然作為新興市場,A股總體高估的格局難以改變,那麽,今後股市的波動也將在“絕對高估與相對低估之間”,其總體估值偏高的現象不會消失,股指在“絕對低估”的逗留時間往往很短暫,這或許也構成股市在今後將維持牛市的一大理由。如果你認同監管政策不會改變趨勢,那麽,就應該認識到趨勢的長期性,它不會因短暫的波動而改變方向。

大部分投資者總是喜歡用經濟向好、股價便宜作為看好股市的理由,而悲觀論者也同樣以否認這兩點作為看空的理由。一般而言,利益偏向會導致分析的不客觀,即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但即便拋開利益紛爭,也不能確保你的邏輯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趨勢發生的因果關系。因此,選擇具有更強解釋力的邏輯,總比死搬硬套通俗邏輯好。自2012年至今,筆者在看淡經濟,看淡貴金屬、大宗商品和房地產價格的同時,始終堅信會有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向金融資產交易市場,從而有利於債券和股票的估值提升。

估值偏高是事實  經濟下行難逆轉

大家一般都喜歡用市盈率高低來衡量股價水平的高低,那麽,創業板70多倍的市盈率應該屬於過高了吧,因為中國創業板市盈率水平差不多是美國納斯達克的3倍。其實,A股主板的估值水平同樣也不像大家所公認的那樣便宜。根據Wind數據,截至2014年12月16日,深圳主板的市盈率為27.1倍。盡管滬深300的市盈率只有11.7倍、上證A股的市盈率為13.1倍,但滬深A股主板市盈率的中位數為43.2。而根據彭博數據,美國道瓊斯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對應的市盈率中位數分別為17倍和19.3倍。假如30倍以上的市盈率可以定義為偏高的話,則主板中有60%的股票市盈率高於30倍。這還沒有考慮市場利率水平,利率越低,則估值水平可以越高,反之也然。如美國的利率接近於零,中國市場利率起碼在5%以上。

中位數比平均數更能客觀反映股票的總體估值水平,這就像在一個貧富差距大的社會里,大家經常抱怨自己收入被統計局平均之後“提高”了一樣,而中位數則會告訴你所處的收入地位。統計表明,A股市值規模500億元以上的上市公司只有103家,只占到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3.97%,但它們在2014年共實現A股市值增量71366.6億元,占增量總額的53.58%,這些大市值股票權重大但市盈率低,所以其他股票被平均之後,市盈率也就低了;而美股的市盈率分布比較均勻,故平均市盈率水平和市盈率的中位數就比較接近。

有人會辯解:盡管股市估值水平是不那麽便宜,但中國經濟還是向好,房地產行業有望重新回暖。中國經濟真的有那麽好嗎?半年前與半年後的股價當然是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有哪個經濟指標可以反映這半年內有戲劇性的變化呢?

我還是比較相信電量這一指標,因為這個數字比較真實,不會造假。2014年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3.8%,低於2013年3.7個百分點,這也是自2003年有這一數字公布以來的新低,當然也低於次貸危機時的增速。如果說工業用電量增速的降低可以理解為經濟轉型,那麽,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增速只有2.2%,要知道過去10多年來,我們居民的用電量一直是以15%、10%、8%左右的增速遞減的,且進城農民工的數量也在不斷減少,從2010年的新增1200多萬,到2013年只新增600多萬。因此,用電量增速的降低,是否意味著城鎮化進程的放緩呢?當然,官方強調是因為去年夏天不熱、空調少用的因素,但我看到的卻是2014年大家電消費額負增長的因素,其中空調倒是唯一保持增長的大家電。

家電消費對應的是居民住房投資和消費,2014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12億平方米,比2013年少銷售1億平方米。而對中國而言,由於計劃生育的實施,人口紅利的拐點已經出現,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已經達到74.5%的高點,到2013年這一占比已經降至72.8%,預計到2020年這一占比將會降至70%以下。而25-44歲青年人口的總數也會在2015年左右達到頂峰,此後開始下降。從美日韓等國經驗看,伴隨著25-44歲人口見頂,地產銷量也會出現拐點,筆者可以斷定2013年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就已經達到峰值了。

其實,我們更應該關註決定經濟增速的長期因素,如人口老齡化將帶來的高儲蓄率不可持續問題。比如中國投資高增長主要依靠高儲蓄,而投資占比過高問題,也幾乎是世界獨有的。如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GDP比重為78.9%,而歐美及日本這一比重均在20%以下。假如今後6年名義我國GDP增速平均降至8%,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平均降至13%,則到2020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將超過GDP總額,這就不可理喻了。因此,高投資不可持續,在今後儲蓄率不斷下降的背景下,經濟增速的支撐位恐怕要回落到6%-6.5%之間,投資增速也會接近GDP增速的水平,尤其是房地產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還會不斷下降。

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

自2012年之後,實物資產投資的高收益不再,而目前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68%,顯然過高了,而權益類產品的配置只有3%多些,幾乎只有美國家庭的10%。從總量看,盡管2014年A股的市值有了大幅增長,年末達到37萬億,但占GDP比重(證券化率)也不過58%,而美國為120%,一般發達國家也都在100%以上。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占GDP比重雖然得不到一個準確的數據,但估計在300%-400%之間,大約是美國的一倍左右,顯然是過高了。

再從企業的債務結構看,中國企業的負債額占GDP比重估計為130%,而美國不到80%。2014年國企的債務增長超過10%,大約為66萬多億元,占企業總債務80%,國企債務龐大是中國企業債務占GDP比重高居全球榜首的根源。如此高的債務水平,勢必形成巨大的償債壓力,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目前銀行的平均放貸利率為7%,民間利率更高,故實業投資意願下降在情理之中。

所以,目前社會資金的脫實向虛,從實業和房地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看似不正常,其實是合理的。因為經濟連續下行,在資金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實體經濟缺乏賺錢項目,而實物資產如煤礦、鐵礦、油井等又在折價,房地產交易的活躍度也在下降,過去幾年盛行的這些投資模式都在賠本。

從2001年至2011年,居民投資實物資產中的黃金可以獲得高回報,但從2012年至今,投資黃金則是虧本買賣。熱錢總是流向能賺錢的領域,故從2012年之後,信托產品、銀行理財產品、創業板和中小板股票都逐一受到大資金的青睞。這一進程目前似乎有了加快跡象,尤其是A股主板在被冷落多年之後,再度成為主流資金的追逐目標,這就像從2000年開始中國家庭在資產配置上不斷追逐房地產一樣,一旦起步,就將延續下去。

如果仔細分析中國股市20多年來的走勢,會發現經濟政策對股市影響要比經濟周期對股市影響大,因為政策通常是逆周期的,它更能與投資者預期保持一致。實際上這輪美國股市的上漲並創新高,也是在美國持續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的過程中發生的,美國的標普和道瓊斯指數就是在經濟回落的過程中見底回升的。股市原本就是經濟的晴雨表,是快於實體經濟的變化而變化的,教科書上說是提前經濟周期6-18個月。所以,對於把經濟下行當作股市的利空看待,似乎又重新回到到散戶思維中了。

隨著經濟的下行和高負債下社會信用風險的增大,相信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放寬是可以期待的,2015年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防通縮。此外,投資者也對經濟改革賦予更好的預期。對於此輪經濟改革看好的最根本理由在於,再不改革已經沒有退路了,屬於倒逼式改革。而中國與西方國家相比,所擁有的最大一塊資源,就是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產。如果說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與土地升值高度相關,那麽今後10年中國要化解債務問題和經濟結構調整,估計會與國企改革和國有資本的運作高度相關了。

盡管本人始終認為,改革有助於化解風險,但難以在短期內解決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諸多問題。但投資者往往不會對改革前景進行量化分析,且在改革推進的早中期(2014—2017年)總是比改革後期(2018-2020年)要樂觀。這就像中國球迷對中國足球比賽前景的預期變化一樣,在上半場的前20分鐘,大家對於換帥之後的中國隊獲勝預期肯定高於下半場的後20分鐘。

從長期看,無論是經濟上行還是下行,政策基本都會對沖掉現實中的利好或利空。如果政府所采取的針對利空的對沖力度超預期,則又構成利好。美國的QE政策超預期,最終使得美國經濟複蘇,股市則提前反映了投資者的樂觀預期。而“中國政策工具箱里的儲備還很多”,這意味著在經濟下行過程中,中國政府更有實力和可能性讓政策超預期。

企業盈利增長有望逐步與GDP增長脫鉤

中國已經步入從增量經濟發展模式到存量經濟主導的發展模式階段,即經濟增速放緩但還必須實現充分就業。長期以來,美國經濟增速遠低於中國,但股市的表現遠好於中國,其原因就在於企業的盈利能力強,其平均利潤率遠超GDP增速。而這幾年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估計在5%-6%之間,低於GDP的增速。如2014年世界500強中,美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為9.33%,中國企業僅為5.1%。

不過,中國企業的盈利改善是可期的。首先,從長期看,融資成本有望下降。中國企業的盈利水平低下有諸多原因,其中銀行擠占企業利潤是主因。如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2014中國企業500強報告顯示,17家銀行企業凈利潤總額1.23萬億元,占500強企業凈利潤51%。這是500強企業中銀行業利潤總額首次超過其余483家企業的總和。因此,從今後看,銀行的息差收入將繼續減少,估計2015年銀行的盈利增速將進一步下降,而得益方應該是企業和儲戶。

其次,中國企業盈利的改善將通過去杠桿來實現。去杠桿的形式多樣,如破產重組、並購、資產證券化等,尤其是國企改革方面。國有資產通過轉讓,可以將目前的債務負擔變為公共資源。盡管中國不會複制西方國家私有化的模式,但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政府減輕債務壓力,並引發了股市牛市,還是值得借鑒的。

第三是來自產業結構調整和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趨緩等因素。2014年已經呈現出企業盈利增速與GDP增速“脫鉤”的跡象,即企業盈利增速不再隨GDP增速下行而下降,如果能夠持續下去的話,這對於資本市場應該是利好。2015年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將加大,這對於出口導向型企業而言,應該是有利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眼下中國企業面臨的負面因素會更多些,這一方面可以迫使企業轉型升級,如三大產業中服務業比重上升,先進制造業在制造業中的占比提升等。另一方面,這些不利因素可以用各種寬松工具來“對沖”,相信中國企業的未來前景還是看好。畢竟中國目前高負債下的經濟回落與歐洲、日本這些高福利發達國家的衰落是不可同日而語。

估值偏高與定價錯誤現象將長期存在

記得1993年年初,筆者曾在《中國證券報》頭版發表了未來股市的六大趨勢展望,當初預言高估的市盈率會不斷走低,A股與B股會接軌,隨著股票存量規模的擴大,投資者不再恐懼新股發行和市場擴容……如今看來,當初過於理想化了。迄今為止,個人投資者仍然主導市場,平均交易量占全市場的80%以上,A、B股價差仍然很大。A股估值偏高的原因,主要是證券市場的發行管制導致股票供給偏少,去年股權和債權融資占社會融資總額的比重只有17%,而美國一般要占80%以上。此外,監管部門兼有維護市場穩定的職責,經常在股市低迷時暫停股票發行,即便今後推行註冊制,估計發行規模也難隨意擴大。

此外,由於A股是交易活躍的散戶主導的市場,從過去20多年的交易歷史看,A股的平均年換手率水平確實名列全球前茅;A股兩融業務開展時間也不長,但2014年的交易量占比已經超過14%,這一比例在全球資本市場上也是屈指可數的。這可以解釋A股高估值的部分原因,如小市值股票的流動性超好,流動性好對股價有正向提升作用。而在機構投資者主導的成熟市場,小盤股往往不會得到分析師和機構的青睞,流動性很差,估值就會偏低。目前,A股仍未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可以預期,中國未來10年仍將是個人投資者主導的市場(目前QFII加RQFII占A股的市值僅3%,而我國臺灣地區的QFII已經接近30%)。由於個人投資者的知識結構和投資理念普遍存在缺陷,加之資本市場的融資管制存在,這就導致估值偏高和估值扭曲的現象長期存在。

對境內公募基金和QFII投資者而言,其擁有股市定價權的時期大約只有在2003-2007年,這恰恰是它們規模高成長期,之後機構投資者的市值占比就沒有顯著上升,交易額一直維持在15%左右。據說2014年個人投資者的交易額占比進一步上升至85%,這對於機構投資者而言既是機會又是挑戰。機會來自於由於市場定價錯誤產生的套利空間很大,而目前滬港通、股指期貨和股票期權等工具也為套利提供了便利;而挑戰則是機構如何來適應散戶的投資理念和操作思維,而且,這樣的散戶思維還將長期延續下去。

監管政策只能平滑而不會改變趨勢

由於主板市場在過去近三個月內出現了巨大漲幅,顯然超出了包括管理層在內的大部分人的預期,而且這又導致了市場的杠桿率陡增、利率水平上升和流動性風險加大,故抑制市場過多投機行為是必然的選擇。對於“一行三會”為主的監管者而言,眼下正面臨多重艱難的選擇:1、既要阻止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向資本市場,又要防止資本市場過於低迷而難以提高直接融資比例;2、既要抑制散戶市場的過度投機和盲目投機行為,又要維持市場穩定,防止市場大起大落對中小投資者造成的傷害;3、既要防止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卷入高杠桿融資的風險中去,又希望各類養老基金、企業年金等社會保障基金能夠利用資本市場獲得好回報。這正是中國股市處於新興市場的典型特征,政府不放心市場的自我修複能力,而投資者也總是看著政府的臉色做投資決策,經常會感到無所適從。

實際上,監管政策的變化不用過於關註,因為從歷史看,監管政策只能平緩趨勢,卻不能改變趨勢。這些政策會短期內讓市場回歸理性,讓曲線收斂,但難以改變市場的長期趨勢。例如,對券商兩融業務的檢查和違規處理,其本意是防範風險、打壓投機,讓市場更健康地發展。因此,監管者的用意與投資者的長期利益應該是一致的,但大部分投資者都解讀為監管者要將股市打下去。

A股市場的新股認購會聚集巨量資金,這會導致回購利率的上升,進而迫使央行在公開市場釋放流動性。而且,A股的持續火爆也導致了貨幣市場流動性的緊張,與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目標相悖,這也是央行、銀監會等監管部門不願看到的現象。因此,限制銀行資金流入股市也是必然之舉,但這也同樣不會改變市場趨勢。就如2004年開始國務院就出臺多項舉措來抑制房價漲幅過快、過大一樣,2004年之後,房價依然長期保持上漲趨勢。

既然監管層的多目標管理責任不會放棄,既然作為新興市場,A股總體高估的格局難以改變,那麽,今後股市的波動也將在“絕對高估與相對低估之間”,其總體估值偏高的現象不會消失,股指在“絕對低估”的逗留時間往往很短暫,過去25年來的市場特征也已經充分印證了這一點,這或許也構成股市在今後將維持牛市的一大理由吧。如果你認同監管政策不會改變趨勢的話,那麽,就應該認識到趨勢的長期性,它不會因短暫的波動而改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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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經濟下行、估值偏高背景下的牛市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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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經濟下行、估值偏高背景下的牛市邏輯

作者:李迅雷

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目前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68%,顯然過高了,而權益類產品的配置只有3%多,只有美國家庭的10%。A股主板在被冷落多年之後,再度成為主流資金的追逐目標,這就像從2000年開始中國家庭在資產配置上不斷追逐房地產一樣,一旦起步,就將延續下去。

如果仔細分析中國股市20多年來的走勢,會發現經濟政策對股市影響要比經濟周期對股市影響大,因為政策通常是逆周期的,它更能與投資者預期保持一致。

既然監管層的多目標管理責任不會放棄,既然作為新興市場,A股總體高估的格局難以改變,那麽,今後股市的波動也將在“絕對高估與相對低估之間”,其總體估值偏高的現象不會消失,股指在“絕對低估”的逗留時間往往很短暫,這或許也構成股市在今後將維持牛市的一大理由。如果你認同監管政策不會改變趨勢,那麽,就應該認識到趨勢的長期性,它不會因短暫的波動而改變方向。

大部分投資者總是喜歡用經濟向好、股價便宜作為看好股市的理由,而悲觀論者也同樣以否認這兩點作為看空的理由。一般而言,利益偏向會導致分析的不客觀,即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但即便拋開利益紛爭,也不能確保你的邏輯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趨勢發生的因果關系。因此,選擇具有更強解釋力的邏輯,總比死搬硬套通俗邏輯好。自2012年至今,筆者在看淡經濟,看淡貴金屬、大宗商品和房地產價格的同時,始終堅信會有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向金融資產交易市場,從而有利於債券和股票的估值提升。

估值偏高是事實  經濟下行難逆轉

大家一般都喜歡用市盈率高低來衡量股價水平的高低,那麽,創業板70多倍的市盈率應該屬於過高了吧,因為中國創業板市盈率水平差不多是美國納斯達克的3倍。其實,A股主板的估值水平同樣也不像大家所公認的那樣便宜。根據Wind數據,截至2014年12月16日,深圳主板的市盈率為27.1倍。盡管滬深300的市盈率只有11.7倍、上證A股的市盈率為13.1倍,但滬深A股主板市盈率的中位數為43.2。而根據彭博數據,美國道瓊斯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對應的市盈率中位數分別為17倍和19.3倍。假如30倍以上的市盈率可以定義為偏高的話,則主板中有60%的股票市盈率高於30倍。這還沒有考慮市場利率水平,利率越低,則估值水平可以越高,反之也然。如美國的利率接近於零,中國市場利率起碼在5%以上。

中位數比平均數更能客觀反映股票的總體估值水平,這就像在一個貧富差距大的社會里,大家經常抱怨自己收入被統計局平均之後“提高”了一樣,而中位數則會告訴你所處的收入地位。統計表明,A股市值規模500億元以上的上市公司只有103家,只占到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3.97%,但它們在2014年共實現A股市值增量71366.6億元,占增量總額的53.58%,這些大市值股票權重大但市盈率低,所以其他股票被平均之後,市盈率也就低了;而美股的市盈率分布比較均勻,故平均市盈率水平和市盈率的中位數就比較接近。

有人會辯解:盡管股市估值水平是不那麽便宜,但中國經濟還是向好,房地產行業有望重新回暖。中國經濟真的有那麽好嗎?半年前與半年後的股價當然是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有哪個經濟指標可以反映這半年內有戲劇性的變化呢?

我還是比較相信電量這一指標,因為這個數字比較真實,不會造假。2014年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3.8%,低於2013年3.7個百分點,這也是自2003年有這一數字公布以來的新低,當然也低於次貸危機時的增速。如果說工業用電量增速的降低可以理解為經濟轉型,那麽,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增速只有2.2%,要知道過去10多年來,我們居民的用電量一直是以15%、10%、8%左右的增速遞減的,且進城農民工的數量也在不斷減少,從2010年的新增1200多萬,到2013年只新增600多萬。因此,用電量增速的降低,是否意味著城鎮化進程的放緩呢?當然,官方強調是因為去年夏天不熱、空調少用的因素,但我看到的卻是2014年大家電消費額負增長的因素,其中空調倒是唯一保持增長的大家電。

家電消費對應的是居民住房投資和消費,2014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12億平方米,比2013年少銷售1億平方米。而對中國而言,由於計劃生育的實施,人口紅利的拐點已經出現,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已經達到74.5%的高點,到2013年這一占比已經降至72.8%,預計到2020年這一占比將會降至70%以下。而25-44歲青年人口的總數也會在2015年左右達到頂峰,此後開始下降。從美日韓等國經驗看,伴隨著25-44歲人口見頂,地產銷量也會出現拐點,筆者可以斷定2013年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就已經達到峰值了。

其實,我們更應該關註決定經濟增速的長期因素,如人口老齡化將帶來的高儲蓄率不可持續問題。比如中國投資高增長主要依靠高儲蓄,而投資占比過高問題,也幾乎是世界獨有的。如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GDP比重為78.9%,而歐美及日本這一比重均在20%以下。假如今後6年名義我國GDP增速平均降至8%,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平均降至13%,則到2020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將超過GDP總額,這就不可理喻了。因此,高投資不可持續,在今後儲蓄率不斷下降的背景下,經濟增速的支撐位恐怕要回落到6%-6.5%之間,投資增速也會接近GDP增速的水平,尤其是房地產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還會不斷下降。

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

自2012年之後,實物資產投資的高收益不再,而目前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68%,顯然過高了,而權益類產品的配置只有3%多些,幾乎只有美國家庭的10%。從總量看,盡管2014年A股的市值有了大幅增長,年末達到37萬億,但占GDP比重(證券化率)也不過58%,而美國為120%,一般發達國家也都在100%以上。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占GDP比重雖然得不到一個準確的數據,但估計在300%-400%之間,大約是美國的一倍左右,顯然是過高了。

再從企業的債務結構看,中國企業的負債額占GDP比重估計為130%,而美國不到80%。2014年國企的債務增長超過10%,大約為66萬多億元,占企業總債務80%,國企債務龐大是中國企業債務占GDP比重高居全球榜首的根源。如此高的債務水平,勢必形成巨大的償債壓力,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目前銀行的平均放貸利率為7%,民間利率更高,故實業投資意願下降在情理之中。

所以,目前社會資金的脫實向虛,從實業和房地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看似不正常,其實是合理的。因為經濟連續下行,在資金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實體經濟缺乏賺錢項目,而實物資產如煤礦、鐵礦、油井等又在折價,房地產交易的活躍度也在下降,過去幾年盛行的這些投資模式都在賠本。

從2001年至2011年,居民投資實物資產中的黃金可以獲得高回報,但從2012年至今,投資黃金則是虧本買賣。熱錢總是流向能賺錢的領域,故從2012年之後,信托產品、銀行理財產品、創業板和中小板股票都逐一受到大資金的青睞。這一進程目前似乎有了加快跡象,尤其是A股主板在被冷落多年之後,再度成為主流資金的追逐目標,這就像從2000年開始中國家庭在資產配置上不斷追逐房地產一樣,一旦起步,就將延續下去。

如果仔細分析中國股市20多年來的走勢,會發現經濟政策對股市影響要比經濟周期對股市影響大,因為政策通常是逆周期的,它更能與投資者預期保持一致。實際上這輪美國股市的上漲並創新高,也是在美國持續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的過程中發生的,美國的標普和道瓊斯指數就是在經濟回落的過程中見底回升的。股市原本就是經濟的晴雨表,是快於實體經濟的變化而變化的,教科書上說是提前經濟周期6-18個月。所以,對於把經濟下行當作股市的利空看待,似乎又重新回到到散戶思維中了。

隨著經濟的下行和高負債下社會信用風險的增大,相信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放寬是可以期待的,2015年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防通縮。此外,投資者也對經濟改革賦予更好的預期。對於此輪經濟改革看好的最根本理由在於,再不改革已經沒有退路了,屬於倒逼式改革。而中國與西方國家相比,所擁有的最大一塊資源,就是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產。如果說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與土地升值高度相關,那麽今後10年中國要化解債務問題和經濟結構調整,估計會與國企改革和國有資本的運作高度相關了。

盡管本人始終認為,改革有助於化解風險,但難以在短期內解決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諸多問題。但投資者往往不會對改革前景進行量化分析,且在改革推進的早中期(2014—2017年)總是比改革後期(2018-2020年)要樂觀。這就像中國球迷對中國足球比賽前景的預期變化一樣,在上半場的前20分鐘,大家對於換帥之後的中國隊獲勝預期肯定高於下半場的後20分鐘。

從長期看,無論是經濟上行還是下行,政策基本都會對沖掉現實中的利好或利空。如果政府所采取的針對利空的對沖力度超預期,則又構成利好。美國的QE政策超預期,最終使得美國經濟複蘇,股市則提前反映了投資者的樂觀預期。而“中國政策工具箱里的儲備還很多”,這意味著在經濟下行過程中,中國政府更有實力和可能性讓政策超預期。

企業盈利增長有望逐步與GDP增長脫鉤

中國已經步入從增量經濟發展模式到存量經濟主導的發展模式階段,即經濟增速放緩但還必須實現充分就業。長期以來,美國經濟增速遠低於中國,但股市的表現遠好於中國,其原因就在於企業的盈利能力強,其平均利潤率遠超GDP增速。而這幾年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估計在5%-6%之間,低於GDP的增速。如2014年世界500強中,美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為9.33%,中國企業僅為5.1%。

不過,中國企業的盈利改善是可期的。首先,從長期看,融資成本有望下降。中國企業的盈利水平低下有諸多原因,其中銀行擠占企業利潤是主因。如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2014中國企業500強報告顯示,17家銀行企業凈利潤總額1.23萬億元,占500強企業凈利潤51%。這是500強企業中銀行業利潤總額首次超過其余483家企業的總和。因此,從今後看,銀行的息差收入將繼續減少,估計2015年銀行的盈利增速將進一步下降,而得益方應該是企業和儲戶。

其次,中國企業盈利的改善將通過去杠桿來實現。去杠桿的形式多樣,如破產重組、並購、資產證券化等,尤其是國企改革方面。國有資產通過轉讓,可以將目前的債務負擔變為公共資源。盡管中國不會複制西方國家私有化的模式,但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政府減輕債務壓力,並引發了股市牛市,還是值得借鑒的。

第三是來自產業結構調整和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趨緩等因素。2014年已經呈現出企業盈利增速與GDP增速“脫鉤”的跡象,即企業盈利增速不再隨GDP增速下行而下降,如果能夠持續下去的話,這對於資本市場應該是利好。2015年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將加大,這對於出口導向型企業而言,應該是有利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眼下中國企業面臨的負面因素會更多些,這一方面可以迫使企業轉型升級,如三大產業中服務業比重上升,先進制造業在制造業中的占比提升等。另一方面,這些不利因素可以用各種寬松工具來“對沖”,相信中國企業的未來前景還是看好。畢竟中國目前高負債下的經濟回落與歐洲、日本這些高福利發達國家的衰落是不可同日而語。

估值偏高與定價錯誤現象將長期存在

記得1993年年初,筆者曾在《中國證券報》頭版發表了未來股市的六大趨勢展望,當初預言高估的市盈率會不斷走低,A股與B股會接軌,隨著股票存量規模的擴大,投資者不再恐懼新股發行和市場擴容……如今看來,當初過於理想化了。迄今為止,個人投資者仍然主導市場,平均交易量占全市場的80%以上,A、B股價差仍然很大。A股估值偏高的原因,主要是證券市場的發行管制導致股票供給偏少,去年股權和債權融資占社會融資總額的比重只有17%,而美國一般要占80%以上。此外,監管部門兼有維護市場穩定的職責,經常在股市低迷時暫停股票發行,即便今後推行註冊制,估計發行規模也難隨意擴大。

此外,由於A股是交易活躍的散戶主導的市場,從過去20多年的交易歷史看,A股的平均年換手率水平確實名列全球前茅;A股兩融業務開展時間也不長,但2014年的交易量占比已經超過14%,這一比例在全球資本市場上也是屈指可數的。這可以解釋A股高估值的部分原因,如小市值股票的流動性超好,流動性好對股價有正向提升作用。而在機構投資者主導的成熟市場,小盤股往往不會得到分析師和機構的青睞,流動性很差,估值就會偏低。目前,A股仍未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可以預期,中國未來10年仍將是個人投資者主導的市場(目前QFII加RQFII占A股的市值僅3%,而我國臺灣地區的QFII已經接近30%)。由於個人投資者的知識結構和投資理念普遍存在缺陷,加之資本市場的融資管制存在,這就導致估值偏高和估值扭曲的現象長期存在。

對境內公募基金和QFII投資者而言,其擁有股市定價權的時期大約只有在2003-2007年,這恰恰是它們規模高成長期,之後機構投資者的市值占比就沒有顯著上升,交易額一直維持在15%左右。據說2014年個人投資者的交易額占比進一步上升至85%,這對於機構投資者而言既是機會又是挑戰。機會來自於由於市場定價錯誤產生的套利空間很大,而目前滬港通、股指期貨和股票期權等工具也為套利提供了便利;而挑戰則是機構如何來適應散戶的投資理念和操作思維,而且,這樣的散戶思維還將長期延續下去。

監管政策只能平滑而不會改變趨勢

由於主板市場在過去近三個月內出現了巨大漲幅,顯然超出了包括管理層在內的大部分人的預期,而且這又導致了市場的杠桿率陡增、利率水平上升和流動性風險加大,故抑制市場過多投機行為是必然的選擇。對於“一行三會”為主的監管者而言,眼下正面臨多重艱難的選擇:1、既要阻止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向資本市場,又要防止資本市場過於低迷而難以提高直接融資比例;2、既要抑制散戶市場的過度投機和盲目投機行為,又要維持市場穩定,防止市場大起大落對中小投資者造成的傷害;3、既要防止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卷入高杠桿融資的風險中去,又希望各類養老基金、企業年金等社會保障基金能夠利用資本市場獲得好回報。這正是中國股市處於新興市場的典型特征,政府不放心市場的自我修複能力,而投資者也總是看著政府的臉色做投資決策,經常會感到無所適從。

實際上,監管政策的變化不用過於關註,因為從歷史看,監管政策只能平緩趨勢,卻不能改變趨勢。這些政策會短期內讓市場回歸理性,讓曲線收斂,但難以改變市場的長期趨勢。例如,對券商兩融業務的檢查和違規處理,其本意是防範風險、打壓投機,讓市場更健康地發展。因此,監管者的用意與投資者的長期利益應該是一致的,但大部分投資者都解讀為監管者要將股市打下去。

A股市場的新股認購會聚集巨量資金,這會導致回購利率的上升,進而迫使央行在公開市場釋放流動性。而且,A股的持續火爆也導致了貨幣市場流動性的緊張,與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目標相悖,這也是央行、銀監會等監管部門不願看到的現象。因此,限制銀行資金流入股市也是必然之舉,但這也同樣不會改變市場趨勢。就如2004年開始國務院就出臺多項舉措來抑制房價漲幅過快、過大一樣,2004年之後,房價依然長期保持上漲趨勢。

既然監管層的多目標管理責任不會放棄,既然作為新興市場,A股總體高估的格局難以改變,那麽,今後股市的波動也將在“絕對高估與相對低估之間”,其總體估值偏高的現象不會消失,股指在“絕對低估”的逗留時間往往很短暫,過去25年來的市場特征也已經充分印證了這一點,這或許也構成股市在今後將維持牛市的一大理由吧。如果你認同監管政策不會改變趨勢的話,那麽,就應該認識到趨勢的長期性,它不會因短暫的波動而改變方向。


來源:海通證券
(註: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看法,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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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稱中國成中等偏高收入國家 6省市人均收入超1.1萬美元

據中新網報道,10月21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主辦的《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5-2016)》發布會在北京召開。報告中指出,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後期增長階段,已經成功跨過中等偏高收入門檻,成為中等偏高收入國家。

據悉,報告將經濟增長階段劃分為六個階段,與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相比,第一階段近似於低收入階段,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為中等偏低收入階段,第四階段為中等偏高收入階段,第五階段和第六階段為高收入階段。

對於中國各省份經濟增長特征,報告指出,一些省份經濟增長較快,已經成功邁過第五階段的收入門檻,進入工業化後期階段,成為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中國進入第五階段的省份有6個,即天津、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內蒙古。

報告指出,“中國過半數省份集中在第四增長階段,人均收入為6000~11000美元,處於中等偏高收入階段。”

據報告來看,中國進入第四階段的省份有16個,即遼寧、福建、廣東、山東、吉林、重慶、湖北、陜西、寧夏、新疆、湖南、河北、青海、黑龍江、海南、河南。

同時,報告提醒,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目前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未來可持續的城市化。

報告認為,中國工業化時期的持續高速增長是建立在投資驅動和廉價勞動力基礎之上的,通用技術部門的投資效率不斷下降,已經成為制約可持續增長的突出問題,投資高積累推動的工業化生產方式越來越不可持續,這樣的生產方式不可避免地導致城市化時期的結構性減速趨勢。

“因此,可持續的城市化成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如果把物質資本投資轉化為人力資本進而進行技術創新,就很有可能形成新的增長潛力。”報告說。

報告建議,要轉變增長方式,將要素推動的增長方式轉變為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的增長方式。推進有利於釋放新供給要素潛力的金融和財稅改革,推進資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轉型。同時,要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知識部門人均產出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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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芙老幹媽被指礦物油偏高專家:風險被誇大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474

在超市拍攝的老幹媽辣醬。(新華社 朱宏業/圖)

近日,第三方檢測機構優恪網連續發布食品檢測報告,結論引發爭議。該報告稱,在德芙“絲滑牛奶巧克力”及老幹媽、老幹爹、海天等10款暢銷油辣椒產品中,礦物質油大幅偏高或超大幅偏高,被評為警示(D-)(最差級別),並建議消費者“謹慎購買”。

多家媒體援引該報道進行了連續報道,稱“礦物油超標恐傷肝致癌 ”,在各大媒體平臺廣為傳播,引發了公眾恐慌。

3月6日,德芙品牌母公司瑪氏食品(中國)有限公司發言人回應稱,該機構報告中對德芙產品“礦物油含量超大幅偏高”的指控是沒有依據的。中國目前還沒有對於礦物油的規範指標,因此該報告的結論屬於“未經證實而傳播的謠言”,違反了我國食品安全法。該發言人稱已草擬律師函。而老幹爹等辣椒油企業也迅速回應,稱公司產品是符合國家的相關標準,每年多次自檢和被抽檢合格,否則根本無法在市場上流通。

優恪網在上述報告里稱,“礦物油可能對肝臟、脾臟及淋巴結等器官造成危害”“德國實驗室在10款辣椒油中均檢測出了多環芳烴化合物(PAHs)。PAHs中的一些物質可致癌,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苯並[a]芘。”

“通過呼吸和皮膚接觸攝入的礦物油幾乎可以肯定比來自食品的多,而且這還是工業級礦物油,礦物油的危害被過度渲染了。”中華預防醫學會科學傳播分會常委、知名科普專家鐘凱博士說。南方周末記者隨後和多位該領域內的專家求證,均得到類似觀點。

專家還呼籲,應加強對民間發布的規範。民間監督和第三方監督,也要依法辦事,不能任意而為,更不能嘩眾取寵。

礦物油何來

據鐘凱介紹,礦物油並不是一種物質,而是成分極為複雜、由碳氫元素構成的多種物質的總稱。礦物油主要是石油化工的副產品,也有少量來自於煤化工等途徑,按化學結構可以分為飽和烷烴礦物油(MOSH)和芳香烴礦物油(MOAH)。

礦物油的應用十分廣泛,在工農業生產和生活中幾乎無處不在。而食品級的礦物油應用也很廣,國際食品法典允許它作為食品添加劑使用,又稱液體石蠟或白油。歐美各國允許它用於可可、巧克力、糖果制品、焙烤食品、大米等。

人們對其的恐慌主要來源於:“未經精煉的礦物油含有較多的MOAH,其中可能含有類似多環芳烴的致癌雜質,因此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將它列為明確的人類致癌物。”

對此,鐘凱解釋,“食品級的礦物油經過精煉,已經盡可能去除了MOAH等可能有害健康的物質,和工業級礦物油有很大區別。因此IARC認定,經過精煉的礦物油並不會致癌。”

對於食物中礦物油的來源,是公眾的一大疑點。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副教授朱毅在多個媒體的采訪報道中回應,這是由於食品包裝采用油墨和印刷工藝所致,尤其是可再生、可循環使用的食品包裝會導致油墨遷移到食品中,因此礦物油成分在食品中很難避免。就企業而言,應該努力改進生產工藝減少食品中礦物油的含量。

朱毅為消費者提供建議:“礦物油的危害與種類、劑量密切相關,科學家還在進一步研究中,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食品生產技術允許範圍內,其含量越低越好,沒有最好。”

有害風險被誇大

在優恪網的報告里,被指礦物油“大幅偏高或超大幅偏高”的食品均查詢不到具體的檢測結果。而南方周末記者進一步求證發現,食用礦物油在各國並無確切標準,只有一些國際組織和風險評估機構進行了限值建議,其原因主要是該物質的風險可控以及目前的研究並沒有得出確切結論。

世界衛生組織(WHO)為礦物油制定了終生安全劑量,是每天每公斤體重20毫克。而歐盟更為謹慎,規定是每天每公斤體重12毫克,如一個成年人體重60公斤,每天攝入720毫克也沒問題。

而優恪網檢測參照的標準,主要是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BfR)建議,“從包裝遷移到食品中碳鏈長度介於C17—C20之間的MOSH遷移量應該控制在4毫克/千克以內”;以及 2014年,德國聯邦食品及農業部在一份德國日用品法的修訂草案中的建議,“碳鏈長度介於C20—C35之間的MOSH遷移量不應超過2毫克/千克”。

這一標準可能存在誤用。“這樣比較是移花接木。”鐘凱指出,德國的“遷移量”限值是指包裝材料在特定實驗條件下“溶出”的礦物油的量,不是食品或其他產品中礦物油含量的限量值,食品中的含量和特定遷移量無換算關系。

其次,在衡量危害時,“離開劑量談毒性”是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的黃金法則之一。

鐘凱說,根據歐盟的限值計算,食用礦物油對人體有害需要達到相當數量級,換算為巧克力“相當於每天吃這款巧克力240斤”。而實際上,中國人的巧克力年人均消費量僅有2兩左右。所以,上述提到的食品遠遠達不到對人體產生“致癌”“有毒”危害的程度。

“所謂的肝腎損害,可能來自於一些動物研究,但歐盟食品安全局明確表示,生化指標的變化並不能得出有損健康的結論。”鐘凱強調,還有一些研究發現礦物油可以影響維生素的吸收,不過前提是“長期大量”攝入。

“事實上,礦物油在食品和化妝品中的應用已經超過一個世紀,長期應用實踐並沒有發現它會導致健康問題。礦物油的使用和汙染需要控制,這在國際上是比較一致的看法,但也是在合理可行的前提下。食品安全是高度專業化的領域,言論自由、輿論監督並不等於可以脫離科學的軌道。”鐘凱對由檢測機構發布報告引發的恐慌表示擔憂。

民間機構發布亟待規範

從2014年開始,優恪網針對各大國內外食品、日用消費品進行定期檢測和發布結果。

對於此次評級的依據,優恪網合夥人趙家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此次評級選取的產品均是消費者日常很感興趣、銷量較大的品牌,采購的渠道為天貓和線下超市,線上線下各占一半的比例,送檢的機構為分布在德國不同地區的12家權威實驗室,均具有專業實驗室的資質,但出於保護實驗室的目的,具體名稱不方便透露。

據其官方介紹,“優恪品牌源於德國獨立測評機構 ÖKO-TEST,由多家歐洲第三方檢測機構提供科學支持,所有測評產品均采取匿名隨機的方式購買,不接受任何企業邀請和送檢,所有檢測均在海外自主完成,檢測結果的生成和發布均為獨立完成。優恪的評分標準是由德國專家團隊參考中國、歐盟、世衛組織的標準以及國際最新科研成果制定,可能高於中國以及歐盟標準。”

“該公司並不具備發布食品安全信息或者開展食品安全檢驗的相關資質,未經允許隨意發布有關食品安全的民間抽檢、檢測信息,已經造成嚴重的不良社會影響,卻從未受到監管規範。”有不願具名的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現在的民間發布多處於混亂無序狀態,想發布什麽就發布什麽,想什麽時候發布就什麽時候發布,想在哪里發布就在哪里發布。這種隨意狀態,不能是常態。民間監督和第三方監督,都要依法辦事,不能任意而為。”食品安全領域的權威專家、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羅雲波說,他鼓勵民間積極發展第三方檢測,但在食品安全監管體系中,第三方的監督也要有章法,不能任意而為。

而在十天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局長畢井泉在召開新聞發布會時也提到:“建議大家不要輕易使用有毒、致癌這些渲染性字樣。食品安全的報道既要考慮報道本身,又要考慮報道的社會影響,一定要客觀,公正。”畢井泉說,他支持媒體揭露謠言,批評制假售假,但不能嘩眾取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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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金融市場回暖 經銷商資產負債率仍偏高

在當前“資產荒”背景下,2016年隨著汽車市場銷量增速回升,汽車金融市場也呈現回暖跡象。

昨日,由中信銀行與普華永道聯合發布的《經銷商金融發展指數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汽車經銷商金融發展指數”為81.8,較2015年80.2回升了1.6,汽車經銷商金融領域重拾增長勢頭。

據了解,“經銷商金融發展指數”由行業景氣指數,流通渠道健康指數,信貸安全指數與融資活躍指數,四項指標統籌合計測算而來。去年,這四項指標中,行業景氣指數,流通渠道健康指數上升明顯,但信貸安全指數與融資活躍指數拖了後腿。

行業景氣指數顯著提升

具體而言,2015年四季度出臺的購置稅減免等優惠政策有效刺激購車需求,使得2016年產銷量增速重回兩位數,車市供需兩旺,行業景氣指數顯著提升至83.0,較2015年上升9.5。

就流通渠道健康指數而言,去年廠商年度批售目標的合理制定以及車市銷量的快速提升有效促進經銷商積壓庫存的消化,盈利情況轉好,流通渠道健康指數上升至80.0,較2015年上升4.6。

然而,前期市場低迷下渠道累積的財務高杠桿問題仍未完全解決,經銷商整體負債水平依然偏高,流通渠道整體的貸款逾期率並未下降,主要金融機構對市場授信仍持審慎態度,信貸安全指數及融資活躍指數分別下調至78.4和85.8,較2015年分別降低0.7和7.0。

報告指出,經銷商經營維持高杠桿,違約率未見下降。2016年信貸安全指數為78.4,比2015年微降0.7。在小排量購置稅減免利好政策刺激下,2016年中國車市逆勢反彈,新車銷量激增。但面對前期較高的經銷商貸款違約率,主要金融機構依然采取較為審慎的信貸政策。雖然經銷商盈利狀況轉好,但長期累積的財務高杠桿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流通渠道整體負債水平依然偏高,經銷商貸款違約率並未好轉,信貸安全指數仍有下探。

此外,而融資活躍指數2016年融資活躍指數進一步下降,跌至85.8走低則是因為金融機構持續謹慎,信貸投放增速回落。報告認為,雖然2016年,車市回暖,流通渠道盈利好轉,但由於經銷商資產負債率依然偏高,加之仍有風險事件逐步暴露,主要金融機構繼續對汽車金融市場持審慎觀望態度,汽車流通渠道信貸投放規模增幅繼續低於汽車銷量增速,融資活躍指數仍有所下探。

此消彼長,最終導致雖然信貸安全指數與融資活躍指數一定程度上的走低分別導致主指數下跌0.2和1.8,但受行業景氣指數以及流 通 渠 道健 康 指 數快 速回升的影響, 2016年主指數小幅回升至81.8,較2015年上漲1.6。

未來金融產品有望豐富

展望2017年汽車金融市場,《中國汽車經銷商金融發展指數研究報告》指出,受宏觀經濟形勢波動、行業政策變化等因素影響, 2017年汽車市場增速或將放緩,行業景氣指數預計穩中有降。

《報告》認為,特別是在當前銀行業“不良”雙升的背景下,2017年信貸安全指數預計總體平穩。2017年融資活躍指數預計小幅回升,汽車金融市場主體數量、經銷商融資規模及產品種類或將進一步提升和豐富。

目前,金融機構均積極嘗試各種風控方式以保證信貸安全,如提高汽車金融準入門檻、控制授信額度和加強擔保要求等。同時,多家金融機構也在探索金融科技與風控相結合的線上供應鏈金融產品,如銀企直聯信息互換、“車輛遠程監控系統”和“中轉庫監管”等,這有利於促進汽車金融信貸安全指數保持穩定。

在金融服務種類和產品方面,隨著國內銀行業紛紛推出“交易銀行”產品體系,以及汽車行業自身在平行進口、二手車、新能源等新興領域和經銷商並購方面持續存在金融需求,預計金融產品和服務種類的豐富程度亦有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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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娛樂估值稍為偏高(六)

網誌分類:股票經
網誌日期:2017-06-17

銀河娛樂(27)上月初公布2017年第一季度業績,經調整EBITDA 31.8億港元,同比大幅增長31%,環比增長7%,表現十分理想,刺激股價節節上升。

我簡單地將第一季度的業績年化,得出2017年全年預測經調整EBITDA 127.2億元(31.8*4),較2016年增長23%。基於這個盈利預測,並假設均值回歸,我估計銀娛今年的合理價約41.4港元。現價47港元,估值已經稍為偏高14%,我認為投資者不宜高追。待中期業績後再作檢討。

銀娛最新估值計算:

發行股數 = 42.66億
股價 = 47 港元
市值 = 2005億港元

少數股東權益 = 5.2億港元

淨負債 = -167億港元 (負數=淨現金)(2016年底數字)

2017年4月28日,公司支付了特別股息每股0.26港元,相當於11億港元 (42.66 * 0.26),所以支付該股息後的淨現金 = 156億港元(167-11)

企業價值 = 市值 + 少數股東權益 + 淨負債
= 2005 + 5.2–156
= 1854.2億港元

2017年扣除非經常性支出前的EBITDA(Adjusted EBITDA):
Q1 = 31.8億港元(真實)
Q2 = 31.8億港元(假設相當於Q1)
Q3 = 31.8億港元(假設相當於Q1)
Q4 = 31.8億港元(假設相當於Q1)
全年 = 127.2億港元

EV/Adjusted EBITDA = 1854.2 / 127.2 = 14.6倍(跟公司過去5年平均預測EV/EBITDA 12.7倍多15%,估值稍為偏高。)

銀娛的合理價:

合理企業價值 = 12.7倍 * 預測EBITDA
= 12.7 * 127.2
= 1615.4億港元

合理市值 = 合理企業價值 – 少數股東權益– 淨負債
= 1615.4 – 5.2 + 156
= 1766.2億港元

合理價 = 合理市值 /發行股數
= 1766.2 / 42.66
= 41.4港元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52360

金沙中國估值稍為偏高(二)

金沙中國估值稍為偏高(二)

網誌分類:股票經
網誌日期:2017-06-18

金沙中國(1928)5月初公布2017年第一季度業績,經調整EBITDA 6.24億美元,同比增長20%,環比增長3%,表現一般。

我簡單地將第一季度的業績年化,得出2017年全年預測經調整EBITDA 24.96億元(6.24*4),較2016年的22.44億美元增長11%。基於這個盈利預測,並假設均值回歸,我估計金沙中國今年的合理價約32.2港元。現價37港元,估值已經稍為偏高15%,我認為投資者不宜高追。待中期業績後再作檢討。

金沙中國最新估值計算:

發行股數 = 80.7億
股價 = 37 港元
市值 = 2985.9億港元
= 382.8 億美元(1美元=7.8港元)

少數股東權益 = 0億美元

短期銀行貸款 = 0.26 億美元
長期銀行貸款 = 43.48 億美元
現金 = 12.94 億美元
淨負債 = 0.26 + 43.48 -12.94 = 30.8億美元(2016年底數字)

2017年2月8日及6月23日,公司分別支付了2016年度中期及末期股息每股0.99港元及1.00港元,合共1.99港元,相當於160.6億港元 (80.7* 1.99),折合20.6億美元。因此,支付這些股息後的淨負債將會增加到51.4億美元 (30.8+20.6)。

企業價值 = 市值 + 少數股東權益 + 淨負債
= 382.8 + 0 + 51.4
= 434.2億美元

2017年扣除非經常性支出前的EBITDA(Adjusted EBITDA):
Q1 = 6.24億美元(真實)
Q2 = 6.24億美元(假設相當於Q1)
Q3 = 6.24億美元(假設相當於Q1)
Q4 = 6.24億美元(假設相當於Q1)
全年 = 24.96億美元

EV/Adjusted EBITDA = 434.2 / 24.96 = 17.4倍(跟公司過去5年平均預測EV/EBITDA 15.4倍多13%,估值稍為偏高。)

金沙中國的合理價:

合理企業價值 = 15.4倍 * 預測EBITDA
= 15.4* 24.96
= 384.4億美元

合理市值 = 合理企業價值 – 少數股東權益– 淨負債
= 384.4– 0 - 51.4
= 333億美元

合理價 = 合理市值 /發行股數
= 333 / 80.7
= 4.13美元 (折合32.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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