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ＮＣＣ主委回應九一遊行訴求石世豪：實踐者與倡議者有很大的差別

中國倡議亞投行

2013-11-04 NCW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資金缺口大，成立投資銀行可實現多贏；而在亞行之外新設開發銀行，理由是否充分？中國能否主導？

◎ 本刊記者霍侃陳立雄文huokan.blog.caixin.com｜chenlixiong.blog.caixin.com 中國政府倡導成立亞洲第二個跨國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決心已定。早在今年年初，由財政部負責的研究籌備工作即已展開。近期，因中國領導人在東盟訪問期間高調倡議為世人所知。

國家主席習近平10月2日在與印尼總統蘇西洛會談時表示，中方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周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16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再提這一倡議。

中國領導人的積極倡議並非突然。

一位參與方案研究討論的專家告訴財新記者，今年初，財政部就開始著手研究準備，主管國際財經事務的副部長朱光耀多次召開會議，討論並安排相關事務。

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湯敏認為，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好處很明顯。但由於各國關係複雜，涉及到新機構中的領導權問題、政策問題，發達國家也不一定願意形成競爭。 “所以，這將是非常微妙、長期的國際博弈過程” 。

湯敏曾在亞洲開發銀行工作達18 年。他分析認為，對於希望改善基礎設施但受資金缺口掣肘的國家，倡議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意味著可提供資金來源；對於中國，則意味著獲得更多的外匯儲備和國內資金投資渠道，甚至有可能通過資金、產能的輸出帶動經濟轉型。

財政部一位官員告訴財新記者，目前這一倡議僅僅是概念性的。中國政府已下定決心要做，但目前還處於準備探討階段，未到實質性操作階段，具體運行模式的設計還沒有全面鋪開。

以多贏為基礎

中國提出倡議後，東盟很快給予積極響應。東盟秘書長黎良明在10月中旬訪華期間的記者會上說，此次訪問將主要聚焦與中國共同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事宜，以推動此計劃早日實現。

逐步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後，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強調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性。全球層面，今年9月初的 G20第八次峰會，採納了經合組織（OECD）發起的關於長期投融資的倡議，推動機構投資者投資于基礎設施、可再生能源項目等長期資產。央行副行長易綱10月初在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指出，中國的經驗表明，改善基礎設施是促進就業、減貧和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條件。

亞洲國家有相當可觀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行）在2012年出版的《連接亞洲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for Asian Connectivity）一書中測算，2010年到2020年，32個亞行成員國需要基礎設施投資8.22萬億美元，每年平均需投資8000億美元。其中，68% 是新增基礎設施的投資，32% 是維護或維修現有基礎設施所需資金。

但並非所有國家都有足夠的國內資金，全球和區域性多邊開發機構是其重要的資金來源。但囿于現有資金量，相對於龐大的資金需求，已有的投資近乎杯水車薪。僅從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口徑看，亞行在《城市運行計劃2012- 2020》報告中指出，每年亞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約有600多億美元。

“當時在亞行工作，感覺很強烈的是，各國需求都很大，但只有那麼多錢，只能做那麼多的事，有一種無力感。 ”湯敏說。

管理著約220億美元資金的亞行，其職責就是通過提供貸款、技術援助和贈款，幫助亞太地區的減貧開發，其五大業務領域之首即是基礎設施建設。

參與籌備工作的上述財政部官員認為，在基礎設施投資資金缺口很大的情況下，籌建有投資性質的機構，可以作為亞行的補充。

中國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截至2013年9月末，官方外匯儲備餘額達到3.66萬億美元，人民幣存款餘額103.09萬億元。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印尼總統蘇西洛會談時稱，中方願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

除了提供資金，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黃劍輝認為，中國有在地域廣闊、地質條件複雜地區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豐富經驗，也有全球最強大的鐵路、公路、機場、電力等基礎設施項目施工能力。

對於中國而言，推動建立亞投行、拓展海外基礎設施投資，更為長遠的意義在於，助力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黃劍輝認為，當前簡單地談擴大內需，不足以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現在不是外需不行要轉向內需的問題，而是外需結構需要調整。中國可以通過擴大海外基礎設施投資，實現資本、技術、管理、中低端產能的“走出去” ，以此優化外需結構、破解發展約束、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王軍近期撰文指出，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還有助于擴大人民幣跨境結算和貨幣互換規模。在亞投行的資本構成中，人民幣應是重要組成部分，這就便於使用人民幣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進行貸款和投資，形成以實體經濟為後盾支持人民幣走出去，又以人民幣走出去為杠杆拉動需求的良性循環。

湯敏認為，基礎設施投資由於規模大、期限長、風險大，完全靠商業性和市場化投資做不了。因此，建立各國政府參與設立的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對各國都有好處，是多贏的局面。

但亞行研究所所長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要建立一家新銀行，首先要說明現行的亞行制度有什麼不好，還應明確它與已經提出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現有的中國- 東盟投資合作基金的關係。否則，有些亞洲國家會感到困惑，為什麼不通過亞行更多增加基礎設施投資。解釋清楚這點後，如果中國還是要建立新銀行，此銀行應該比已在國際社會受到極高評價的亞行更加有效。

河合正弘認為，雖然亞洲對基礎設施項目的數量要求很大，但質量愈發重要了。基礎設施建設對周邊環境和居民的關懷很關鍵，是不可迴避的問題。

亞投行模式

近年，中國一直嘗試擴大海外基礎設施投資。以雄厚的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為後盾，資金並非問題，關鍵是如何形成資金供需雙方都能接受的投融資機制。

國際金融公司駐亞洲的一位高管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中國政府願意牽頭出錢，是好事。但面對中國這個大國，東南亞國家實際上有很大的戒心。

如果亞投行完全是中國牽頭、中國主導，其他國家的戒心就更大了。

目前，中國海外基礎設施投資有幾種模式，包括國家開發銀行等向海外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貸款，中投公司投資發達國家基礎設施項目，以及專門設立的基金，如此前的中非發展基金和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此外，中國在泛美開發銀行設立了規模20億美元的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地區聯合融資基金，與國際金融公司合作建立30億美元投資基金，用于促進非洲基礎設施建設。

一位參與亞投行籌備前期討論的學者告訴財新記者，對於在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最初也討論過到底是用基金模式、還是銀行模式。

上述國際金融公司駐亞洲高管解釋，基金和銀行模式有很大區別。每個基金有不同的任務，而且一般有一定年限，到期要給投資者分配收益，到期可能會解散。討論中的亞投行作為跨國的多邊機構，首先是成員國以主權名義參加，每個成員國入股作為資本金，然後管理層拿著資本金去國際市場發債融資。

可見，由於涉及哪些成員國參加、股本和投票權比例、總部地址、行長人選等問題，銀行模式比基金模式更為複雜。

“如果想一下子讓亞洲所有國家都參與，不太容易。 ”湯敏認為，可以滾動式發展，有兩三個國家願意做的，先成立起來，再慢慢滾動。很多國家對中國起主導作用比較有戒心，因此，中國要信守多贏的原則，有時候要忍讓點。

對於亞投行的成員是局限于東盟，還是整個亞洲包括日本，以及是否要拉美國參與，目前仍在討論中。上述國際金融公司駐亞洲高管說，把美國、日本拉進來有利於業務運作。跨國開發銀行的實質是用成員國的股本金去發債，融資成本比較低的條件是主權債務評級必須在AA以上，否則成本太高。

目前，世界銀行、泛美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債券都是 AAA 級。但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在AA以下。

“首先要搞清楚中國的信用評級是否夠用。如果拉美、日加入，有利於發債，但可能中國就沒法主導。 ”上述國際金融公司駐亞洲高管說，當然，也可以在中國籌資，然後提供人民幣貸款。

河合正弘則認為，要確定有哪些成員參加，首先要打造基本的理念和目標，因為有些國家會說 “如果有這樣的理念，那麼我們不參加” ，或者有國家會說“有這樣的理念，我們也想參加” 。

“有錢，就可以建立投資銀行，是一個太簡單的想法。 ”河合正弘認為，基礎設施投資是有風險的，風險管理至關重要。如何有效率地通過吸引民間資本進行基礎設施投資？投資發生損失時如何處理？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要深入思考。

黃劍輝則認為，無論建立基金還是投資銀行，都有局限性，只能解決資金供給問題，但很多國家的問題不僅是資金不足，還缺乏基礎設施建設的經驗和技術。他建議，基於政府間合作框架，建立股權多元化、國際化的基礎設施發展公司，實現資金借、用、管、還和項目運營一體化。

本刊記者王長勇、王力為、邢昀對此文

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