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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理財, 穩妥投資, 有多餘錢就買入好資產, 好資產是能帶來穩定現金流的東西, 這些道理不難明白, 但做得到的總是不太多人, 原因何在呢?
看不見遠景未來就不做
這是從一位朋友身上聽到的, 他不是80後, 但也曾經在二十多歲的時候不理財不儲蓄, 其中原因是他當時人工低, 儲蓄也剩不了多少, 數千元人工, 減去生活費及給父母的, 可能只剩下一千幾百, 不如消費罷了, 後來又因為加了薪, 又要計劃結婚, 於是才被迫要有理財計劃, 現在算是不錯, 但他也有點後悔自己起步太遲。
賺快錢心態
曾有人問, 慢慢等投資組合成長, 是不是太慢嗎? 知道股市在瘋狂中, 在泡沫中, 何不用一點點錢作投機呢? 炒一、兩轉好過整個組合等五年, 我想這是機會率問題, 不錯, 在股市瘋狂時炒一炒, 一轉可能賺三幾倍, 每次都贏的話, 十分和味, 但事實上, 你在贏誰的錢呢? 只是在市場對賭, 有人賺, 就一定有人蝕, 沒有公司的實質經濟效益, 股市就只是一個零和遊戲, 最後賺的都是收佣及手續費的單位。
投資實體在投資知識之前
在投資之前, 很多人都沒有好好地投資自己的知識, 就在我身邊的人, 不少買了很多年股票, 但連市盈率還不懂, 有些能談市盈率及公司盈利的就已經是討論中的專家, 可是坦言沒有看過年報, 更說:「我識睇年報我就係會計師啦!」我發現他們都十分崇拜專家, 每日專家說了什麼, 他們就會說什麼, 認為這些就是能令他們賺錢的消息, 就算輸錢都只埋怨自己知道消息知道得太慢而已。
羊群心理
心理學中對研究人類行為有一種理論, 就是羊群心理, 當大眾都在做一件事情時, 人類心理上就不會離群地做別的或相反的事情, 當電視的財經專家, 以至身邊的朋友都在討論什麼東西在短時間會升值時, 不會有太多人能夠考慮更遠的投資, 因為這是一種成為異類的行為。
所以, 財務自由之道, 說來容易, 做卻難, 開始可能沒有儲蓄, 有儲蓄又想賺快錢亂投機, 想投資又沒有投資知識, 有投資知識又有資本的, 但又很難離群地操作, 如果你能做到的話, 恭喜你, 而你可以看看身邊的人到了哪一個水平。
美國亞馬遜的kindle被看成是iReader Plus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i黑馬訊 5月6日消息 手機閱讀品牌掌閱今日發布第二代電紙書產品——iReader Plus,售價999元。不過,掌閱創始人兼CEO成湘均對i黑馬表示,這個價格並沒有利潤。
iReader Plus電紙書擁有6.8英寸大屏,比市面上的產品大0.8英寸;采用E ink第三代Carta墨水屏,分辨率達1080x1440。而重量從上一代的248克降至208克,與主流的6英寸電紙書重量相當。電池為1600mAh,能實現4周待機(以每天閱讀1小時計算)。成湘均表示,6.8寸的屏幕將好過6寸屏幕,“6.8寸能夠高度還原紙書上的排版板式”,大屏已經成為當下的主流。存儲空間增加到8GB,內置20級閱讀燈,並帶有獨立的閱讀燈開關;增加了藍牙模塊,用戶既可以連接藍牙音箱聽書,也可以通過藍牙遙控器進行翻頁等操作。
美國亞馬遜的kindle被看成是iReader Plus最主要的競爭對手。4月26日,亞馬遜新推出的Kindle Paperwhite白色款在中國全球首發預售,售價為958元。
這款產品和iReaderPlus的價格和重量均相當,用戶體驗上相差不大。不過內容方面,掌閱略占優勢。亞馬遜提供逾30萬本電子書、報紙和雜誌,掌閱目前擁有圖書、雜誌、漫畫等數字版權50萬冊。成湘均表示,其中90%是出版類圖書,剩下10%是網絡文學。
目前kindle的優勢顯而易見,擁有完善的產品線,在市場早期占領了大量市場份額,擁有廣泛的傳播度和美譽度。相比之下,iReader至今只推出過兩款閱讀器,掌閱方面並未透露上一代iReader的銷量。不過,成湘均對i黑馬表示,將與kindle一決高下。
據悉,掌閱iReaderPlus電紙書售價999元,並贈送價值100元的掌閱閱餅,將於5月11日在掌閱App、京東、天貓iReader旗艦店、一號店同步上市。
英國是否會繼續留在歐盟?答案近在眼前。無論結局如何,世界的眼光聚焦在了歐盟和歐洲的未來。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最新的調查發現,歐盟懷疑主義正在整個歐洲擡頭,同時有三分之二的英國人和希臘人,以及其他歐盟國家的重要少數族裔希望布魯塞爾下放權力,讓各成員國政府在某些問題上擁有更多的決策權。
當然,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向布魯塞爾靠攏,大部分歐洲人都認為,英國“脫歐”將損害擁有28個成員國的歐盟利益。
皮尤研究中心對占歐盟80%人口和82%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個歐盟國家、逾1萬人進行調查得出了上述結論。
除了英國外,另外9個受訪的歐盟國家中,認為英國“脫歐”不利於歐盟的受訪者比例中位數高達70%。相較而言,僅有16%稱這是件好事。
在瑞典,有89%的受訪者認為英國“脫歐”對歐盟是件“壞事”,在荷蘭和德國,該比例則分別為75%和74%。
法國是個特例,該國有超過四分之一(32%)的受訪公眾稱,如果英國“脫歐”,對歐盟來說有積極意義。
值得註意的是,在除英國外的9個受調查國中,大多數人都認為英國“脫歐”對歐盟來說是件“壞事”。
不過,英國人不是唯一對歐盟持懷疑態度的。在歐洲,近年來歐盟的形象和地位一直如過山車般上上下下。2012年~2013年,歐洲經濟疲軟,很多歐洲國家公眾對歐盟的支持率也大幅下挫,2014~2015年,支持率反彈。但之後隨著難民危機等問題的出現,在幾個最大的成員國中,歐盟再次遭遇支持率的驟降。
調查顯示,在10個受訪歐盟國家中,對歐盟持支持態度的中位數比例僅為51%,42%的受訪者希望本國政府能獲得更多的權力,僅19%支持增加布魯塞爾的權力,27%贊成維持現狀。
歐盟最強有力的支持者是波蘭人(72%)和匈牙利人(61%)。
鬧著“脫歐”的英國人,並非最不喜歡歐盟的,有44%的英國人對歐盟持贊許態度,遠高於希臘和法國——這兩國人對歐盟的支持率分別僅為27%和38%。
英國“脫歐”辯論的一個重要論題是,歐洲的治理是否應該進一步集中。調查發現,在受訪的10個國家中,有超過六成希望歐盟下放權力;約有三分之二的希臘人(68%)和英國人(65%)希望歐盟將一些權力返還給本國政府;不少瑞典(47%)、荷蘭(44%)、德國(43%)和意大利(39%)的受訪公眾也持相同觀點。
緩中趨穩,穩中向好。上周五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下稱“會議”)用8個字概括了當前的中國經濟形勢,並明確了2017年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
其中,更加科學精準、有序有效去產能,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及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等三方面,對於做好2017年經濟工作、促使中國經濟穩中求進意義重大。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17日在“2016~2017中國經濟年會”上表示,明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這樣一個年度背景下做好經濟工作,首要是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但穩不是不作為,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
對於如何建立長效、健康的房地產機制,一些專家學者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沒有房地產稅是萬萬不能的,但又不是萬能的。
健康樓市不只需要房地產稅
去年底以來,持續火爆的房地產市場引發了高層的關註。隨後,各地的樓市調控政策紛至沓來。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始於9月30日的新一輪樓市調控,已有超過25個城市共計出臺了50多次調控措施。
數據顯示,在9月底各大核心城市紛紛收緊調控舉措後,70個大中城市中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10月明顯降溫,房價環比漲幅快速回落。政策變化是樓市各項指標漲幅回落的原因,後續市場走勢依然看資金價格與政策變化。
對於爆棚的房地產市場,會議強調,要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並在此基礎上強調,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
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表示,本次會議的一大亮點是強調了防風險,主要體現在房子的定位方面,強調房子的居住功能,而不是投資功能。後期或會出臺一些相應的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產生沖擊,但也要避免用力過猛。
張大偉表示,未來的樓市政策將開始“托底蓋帽”。過去的房地產調控更多是短期政策,所以經常因為經濟走勢不同而出現波動,長效機制意味著房地產市場發展不能只靠一時的應急調控政策,而是需要完善長期制度建設,因此房地產稅等長期政策有望加快落地,以長效機制引導市場穩預期。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就是‘打擺子式’的。”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10月份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過去幾年,我國房地產市場多輪調控主要是治標,而沒有有效治本。
而治本就是要建立起制度框架,包括土地制度、投融資制度、住房制度,以及稅收制度。賈康說,房地產稅不是可以像定海神針一招決定全局,但是它是制度建設中的一個必選項,“稅不是萬能的,但該推進的時候你不推進就是萬萬不能的。”
因此,長效機制並不只有房地產稅一項,還包括了土地供應、住房制度等多個方面。畢竟在大城市,征收房產稅帶來的持有環節的成本提高,也極有可能通過轉嫁給租房者或者其他途徑規避掉。
在土地供應方面,會議明確要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
張大偉分析,建立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關鍵要處理好住房消費和投資、房地產和經濟增長的協調關系。另外必須降低房地產的投資屬性、回歸居住屬性。從此次會議看,下一步應加快住房、土地供應、房地產稅收等制度,以長效機制引導市場穩預期。
技術創新成振興實體重要砝碼
“振興實體經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楊偉民警示,近兩三年來,金融業占GDP比例快速提高,制造業比重卻快速下滑,這種變化不正常。
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今年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2%,增速比上月加快0.1個百分點,與上年同期持平。
1~10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52568億元,同比增長8.6%,增速比1~9月份加快0.2個百分點。
雖然增長動力企穩回升,工業發展平穩,但一直以來,中國制造業被認為處在全球產業鏈的低端,與國際橫向比較,我國制造業的附加值偏低,在產業鏈中未能占據優勢地位。
會議提出,要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具體措施包括: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既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也要註重用新技術新業態全面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等。
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表示,本次會議意味著要發展產業的兩翼,一個是改造傳統產業,通過技術改造等方式來提升產品的附加值,另一個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傳統產業體量龐大,發展新興產業不能拋棄傳統產業,而且很多新興產業也是傳統產業衍生出來的。不過,戰略新興產業雖然體量較小,卻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深圳一家生產附加值較高的醫療設備企業的負責人前不久參加了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醫療器械及設備展覽會(MEDICA),但讓他驚訝的是,全球排名靠前的2家巨頭企業都沒有參加這一業內頗具知名度的展會。更讓他吃驚的是,展會上的中國熟面孔變多了。
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展會上)都是我同行,這些公司規模都不算大,雖然以前產品也做得不錯,但是一直苦於拿不到展位。現在那些大企業撤退,它們機會就多了點。”
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不少行業巨頭們步伐受阻,但對技術創新抱著一股狠勁的“小蝦米”們卻有了出頭的機會。上述企業負責人就是其中之一。雖然他的公司規模不算大,但他們新研發出來的產品在上述展會中贏得了不錯的人氣。“不少新舊代理商來參觀商談。”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德國一家合作已久的代理商還當場決定,用他們的新機器去攻克當地的高端醫院市場。
章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一直是中央的政策,但過去幾年由於需求疲軟、產能過剩,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下降,造成經濟出現“脫實向虛”的傾向,並引發資產價格泡沫和潛在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政府明年推行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也是希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引導流動性進入實體經濟。
去產能擴容
今年4500萬噸鋼鐵、2.5億噸煤炭去產能任務早已提前完成,明年去產能有望延伸至化工、玻璃等過剩行業。
會議提出,要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要抓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創造條件推動企業兼並重組,妥善處置企業債務,做好人員安置工作。要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複燃,同時用市場、法治的辦法做好其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去產能工作。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去年11月提出,這一年來在“三去一降一補”等方面取得了諸多成效,為“十三五”打造了良好的開端。
對於“三去一降一補”中去產能的下步部署,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在17日召開的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上表示,要充分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統籌處理好去產能與穩定供應、優化結構、轉型升級的關系,更加科學精準、有序有效去產能。
楊偉民表示,去產能不僅僅是鋼鐵和煤炭,要擴圍,但是辦法必須是市場化法治化的辦法。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由於鋼鐵煤炭的價格上漲,今年去產能出現了一些反複,明年的產業政策應與財政、貨幣等宏觀政策相配合。玻璃、化工等產能過剩的行業也會加入到去產能行列中來。
會議明確,2017年中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是自2011年以來中國連續第七年實施這一政策組合。會議強調,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預算安排要適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
會議除了強調財政政策“積極”之外,還強調了“有效”。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這就要求財政支出更加精準和有針對性。2017年財政政策力度或繼續加大,財政赤字會增加,很可能突破3%。
相比曾經以買家為詐騙對象的“文物”鑒定、拍賣騙局,新興的詐騙公司將目標對準“對藏品鑒定沒什麽基礎知識、又急需出手藏品換錢”的賣家。圖為上海警方搗毀一個以古玩造假詐騙錢財的團夥。(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5月25日《南方周末》)
拍賣會場內的許多買家,不過是拍賣公司找來的“群眾演員”——參觀拍前展覽的“托兒”,每人每次550港幣,在拍賣會場假扮買家舉牌競拍的“托兒”,每人每次750港幣;西方面孔的“洋托兒”,每人每次2700港幣。
大部分受騙者並不了解:藏品如果拿到正規的拍賣企業,若鑒定人員回複“願意出手拍賣嗎”,就意味著藏品具有良好的市場價值;若鑒定人員對東西不看好,一般會回:“好是蠻好的,自己留著玩玩吧”。
“我現在就是上廁所,都不敢朝著東邊的方向了。簡直是吃人的地方。”身在成都的四川樂山人謝永洪恨屋及烏,咬牙切齒地從手機那邊敲來這句話。
過去一年半,因為把收藏品委托給上海的幾家拍賣公司,謝永洪一共損失了人民幣5.4萬元。其中,騙走他3萬元的嘉璽拍賣公司,已於2016年3月17日被公安機關查處。另外兩家拍賣公司分別退還了1.4萬和6000元。付給上海金堂拍賣公司的4000元委托費,如今成了謝永洪最關心的事。
為了索賠,謝永洪專門成立了一個微信維權群。群里39名實名成員,入群時都經過了嚴密的身份核查:必須提供各種材料並出示自己與身份證的合影,以證明是這家拍賣企業“騙局”的受害者。這39人,與金堂公司產生糾紛的金額共計50.9萬元,其中損失最慘重的一位成員,支付了6萬元人民幣。
過去在文玩收藏市場,藏品鑒定騙局、拍賣騙局主要是騙買家;最近兩三年,在全國收藏市場,以賣家為目標的新型收藏詐騙越來越普遍。
新的詐騙方式將目標鎖定在“對藏品鑒定沒有什麽基礎知識、又急需出手藏品換錢”的人。受害者遍布各地,遠至新疆喀什、四川阿壩、青海玉樹、貴州老區,甚至臺灣地區、日本。內蒙古的一位受害者,變賣掉了子女的婚房;阜陽的一位受害者,借高利貸8萬元……
2015年,股票大跌,謝永洪急需用錢補窟窿,他想起了自己的那幾件“傳家寶”。他先是把其中一件傳家寶——他外婆的陪嫁,一對民國初年的花鳥蓋罐——的照片發給四川一家正規拍賣公司,得到回複:“東西是真的,但是太普通。”謝永洪不死心,又把照片上傳到“國寶網”。此後,他每天能接到幾十個來自全國各地鑒定、拍賣企業的電話。憑著圖片,這些企業為謝永洪的藏品估價四五十萬到五六百萬不等,並邀請謝永洪到他們公司現場確認。“去看看吧。”抱著這樣的心情,2015年11月,謝永洪飛往上海。
出發前,謝永洪極盡小心地做了篩選。一家名為“東方寶利”的公司曾與他電話聯系,他發現對方並沒有相關拍賣資質,於是沒再理會。誰知對方反而打電話來,把他罵了一頓。
在上海5天,謝永洪每天坐著地鐵滿城跑,走訪了大約20家企業。那些公司大多開在距離地鐵口不遠的地段,晚上可以營業到9點鐘。每家公司的業務員,態度都很相似:先是盛贊謝永洪的藏品為真、很值錢,進而就向他收取展覽、鑒定、圖錄、出關或服務等名目的費用。帶著“花一點小錢,大錢就來了”的想法,在綜合考慮能否套現和是否正規後,謝永洪和三家公司簽了合同。其中3萬元,付給了當時具有《文物拍賣許可證》的上海嘉璽拍賣有限公司,委托他們到香港拍賣他的一對花鳥蓋罐。在嘉璽,業務員為謝永洪的花鳥蓋罐估價150萬;直到後來謝永洪聽懂行的朋友說,這對瓷器“最多五六千塊錢”。
合同簽訂不到兩個月,謝永洪就收到了花鳥蓋罐流拍的消息。3萬塊打了水漂,謝永洪失落之余,將流拍歸因為自己的東西“確實不好”。2016年1月7日,他再一次飛到上海,除了準備要回自己的花鳥蓋罐,還帶上了三枚“戶部造大清銅幣”,期待能相機賣出,彌補損失。這一次,他來到上海金堂拍賣有限公司。
謝永洪等了大概一小時,終於來了一位自稱來自江西的“鑒定專家”。“專家”舉著放大鏡仔細觀察了一番,確定這三枚銅幣為真品。業務員給出了68萬元的估價,並稱銅幣會於2016年7月25日的拍賣會拍賣。擔心再次流拍,謝永洪向業務員吐露了自己急用錢的情況。“我說68萬好像還有一點高,就58萬吧。”業務員點頭答應,謝永洪簽了委托拍賣的合同,支付了3000元圖錄費。1月底,謝永洪又將從嘉璽公司要回的花鳥蓋罐也委托給了金堂公司拍賣,並向金堂公司支付了在上海文交所掛牌的費用1000元。
謝永洪相信金堂公司,因為業務員聲稱他們與上海文交所有合作,更重要的,是這家公司此前收購了當時擁有《文物拍賣許可證》的元亨利貞公司。半年後,2016年9月,元亨利貞公司才因未辦理年審,被吊銷了《文物拍賣許可證》。
東西委托給金堂公司兩個月後,一位上海熙雅拍賣公司的業務員,又給謝永洪打電話,勸他去上海。謝永洪提及,自己曾將藏品拿給嘉璽進行拍賣,結果流拍了。電話那面的業務員表示吃驚:“你去了嘉璽?那個公司都被查封了你不知道嗎?”回頭去看了新聞報道,謝永洪才發現,就在2016年3月17日,嘉璽已經被上海市公安局查封。
謝永洪意識到,自己可能陷入了相同的騙局。果不其然,半年過去,他的銅幣又流拍了,且至今還留在金堂公司,拍賣花鳥蓋罐的事也沒有了下文。
2017年5月,南方周末記者以藏家身份,致電已無文物拍賣資格的金堂公司,金堂公司業務員表示,若確定藏品為真品,公司可以辦理“唐三彩象耳罐”的委托拍賣業務,“事前收取3000-8000元資料費,若成交,再付10%的傭金。”
和大部分被騙賣家一樣,謝永洪並不了解:在正規的拍賣企業中,“成交後付費”雖不是法律規定,卻是行業慣例。賣家持藏品到正規拍賣企業後,如果得到鑒定人員“願意出手拍賣嗎”的回複,就意味著該藏品具有良好的市場價值;如果鑒定人員想暗示對藏品不抱多少市場期待,給出的回複就會是“好是蠻好的,自己留著玩玩吧”。正規拍賣企業的主要盈利方式,是根據成交額,按比例向賣家和買家收取傭金;成交額越高,拍賣企業賺取的傭金就越高;如果拍品流拍,拍賣企業則不向賣家收費或少量收費。
2015年12月,一群外地維權者聚集到上海徐匯區宜山路光啟城的樓下,吸引了成片行人的目光。他們有的站在樓下,手舉“還我血汗錢”等橫幅,有的則爬上了24層高的光啟城樓頂。樓頂上的一位男子甚至跨出欄桿,坐在“光啟城”標牌中的“啟”字之外,隨時有從樓上墜下的可能。在這座樓里,有一家專事收藏品拍賣的公司:寶藝公司。
寶藝公司曾經向這些賣家承諾,所有藏品都會拍賣出去。臨近年關,按照合同,寶藝公司應該給賣家結款了。然而遠道而來的藏家,得到的卻是寶藝公司的搪塞。空手而歸的藏家越聚越多,逐漸形成“聯盟”。二十多天後,有三個註冊名(“寶藝文化傳播公司”“寶弈銷售中心”“寶藝展覽公司”)的寶藝公司幹脆人去樓空,搬到了上海的另一頭,楊浦區五角場。
2015年陸續發生的文玩詐騙案件,其實已經引起了相關部門的註意。但到底將其定性為民事糾紛,還是刑事犯罪,比較傷腦筋。
表面上看,藏家向寶藝等公司支付費用,不僅出於自願,還有合同為證。所以一些區縣法院開始不約而同地將案件作為民事糾紛審理判決,有以收費不合理為由要求公司退還部分費用的,也有判藏家敗訴的。2015年底,此類案件接連浮出水面,相關鬧訪事件達十余起,公安局和檢察院意識到:糾紛背後,可能有著更為複雜的隱情。
通過手機監控等秘密偵查手段,公安機關發現了寶藝公司在向藏家收取委托底價1%-1.5%的“基礎服務費”後發生的故事:那些收費低於1.8萬元的藏品,寶藝公司集中安排到在上海國貿中心舉辦的春秋兩季文玩藝術品展銷會上展示了事;基礎服務費高於1.8萬元的藏品,則被運至一家註冊於上海自貿區內,名為“德寶軒”的公司。
德寶軒公司將藏品以藝術品的名義運出關,送往香港、新加坡等地。德寶軒在香港設有分公司,他們可以在境外城市的顯要場所,如酒店大廳等地舉辦拍前展覽、拍賣會,並留存影像,甚至邀請部分賣家親臨現場觀看。只不過賣家們難以發現,拍賣會場內的許多買家,不過是德寶軒公司找來的“群眾演員”——參觀拍前展覽的“托兒”,每人每次付給550港幣,在拍賣會場假扮買家舉牌競拍的“托兒”,每人每次750港幣;西方面孔的“洋托兒”,每人每次更達2700港幣。
在公安機關公布的視頻中可以看到,參加“假拍賣”的“托兒”,手拿的拍品圖錄上都標有不易被外人察覺的特殊記號。標有這些特殊記號的拍品,需要個別“托兒”按照事前商定的價格假裝舉牌競拍,它們並不來自真正的賣家。而來自真賣家的藏品,有的甚至只在拍賣會場出現了15秒,最終都無一例外地流拍,再被運回國內。正是這批暴露的假拍賣證據,讓公安機關和檢察院確定了寶藝公司與德寶軒公司在串通實施詐騙行為。
根據上海市徐匯區檢察院提供給南方周末記者的信息,為了騙取藏家的信任,寶藝公司在人力、官網制作、高檔“辦公場所”的租賃和裝潢等方面一擲千金。僅是在百度競價排名上,就已投入了四百多萬。寶藝公司的核心業務部門,是所謂的“銷售團隊”,每個團隊五人左右,按照既定的“話術”(如對藏品諱談真假、只作贊美),共同“專攻”一位客戶。團隊人員底薪外的提成,以及晉升與否,皆以“銷售業績”為準。
在2016年3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嚴厲打擊整治文玩藝術品流通領域合同詐騙犯罪專項行動(簡稱‘3.17行動’)”中,寶藝公司和騙走謝永洪3萬元的嘉璽公司都遭到了重點打擊。
寶藝公司財務主管、人事主管與總經理電腦中的三份可以互相印證的電子報表被當場查獲,其中詳細記錄的“銷售業績”,為後期檢察院的起訴提供了關鍵性證據:2013-2015年,寶藝公司與客戶簽訂涉案“服務協議”並接受藏品委托展銷或拍賣共計4737件,據此收取“基礎服務費”共計82948311元。
據京華時報報道,2008年12月,北京某拍賣公司以“100%成交率”、“天價估值”等承諾將國內300余收藏愛好者的2500余件藏品匯聚一堂。但兩日的拍賣會未有買家出手。眾賣家質疑主辦方虛高估價套取高額宣傳費,圍堵拍賣公司工作人員18個小時,並連夜取回拍賣品。(東方IC/圖)
盡管證據俱在,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檢察院的幾位檢察官,依然在反複研究推敲很久之後,才最終決定把寶藝公司這類“文物”鑒定、拍賣騙局,確定為涉嫌刑事詐騙、共同犯罪。“除非有明顯的禁止行為,司法不應該輕易插手經濟市場,看不懂的不要輕易上。”一位程姓檢察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自2015年至今,上海、常州、嘉興等地公安機關偵辦、披露的“文物”鑒定、拍賣詐騙案件已達34起,批捕或控制犯罪嫌疑人412人,已核實受害者五千余人。但對包括寶藝公司在內的上述涉案單位,基本尚未宣判。
相比審判的複雜,騙局卻可以快速叠代、擴張。寶藝、德寶軒公司的大部分員工,之前並未從事過鑒定、拍賣行業。但他們一旦掌握了詐騙邏輯,成為熟練工,很快就可以“自立門戶”、自成組織。徐匯區公安在另一家涉案公司璽允公司抓獲的78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1人即來自寶藝公司。如此一來,這些詐騙公司之間就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系。
自從發現被騙,謝永洪改吃素了,“吃面條不吃米飯,因為面條便宜。”謝永洪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謝永洪在一個全國維權群中認識了吉林人楊灝涵。楊灝涵是一位畢業於政法類高校的公務員,也曾遭遇類似的“文物”詐騙。受楊灝涵影響,謝永洪維權“不鬧訪,備齊資料,持續向有關部門舉報”。通過各種方法,謝永洪要回了他的兩萬元被騙錢款。現在,他還希望帶著自己的38個群友,要回大夥兒支付給金堂公司的50.9萬元人民幣。
謝永洪先後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經濟犯罪偵查支隊、國家信訪局等多處舉報金堂公司。2016年,金堂公司反以“名譽侵權”為由,起訴謝永洪,虹口區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金堂公司又將一份措辭嚴厲的《特別聲明》貼上官網,指責謝永洪“四處誣告、百般造謠、煽風點火”,“是一個野蠻人的行徑”……
這樁案子還沒有開庭,不知為什麽,原告就撤訴了。公司還依舊紅火地辦著:2017年2月26日,金堂公司舉辦了“中國民間收藏研究會走進金堂”大型免費鑒寶活動;打開公司官網,還能看到“成交第一,服務至上”的承諾。
和寶藝公司、嘉璽公司操持著同一套“話術”的拍賣公司們,依然一個接一個把電話打到謝永洪這里,問他要不要拍賣藏品。騙術也有了升級、翻新。有的詐騙者蹲守在貸款公司前,與經濟有困難的目標對象搭訕,慫恿對方回家尋找“傳家寶”,可到他們那里鑒定、貸款。落入圈套者支付高額鑒定費後,貸款之事不了了之。針對層出不窮的維權受害者,還出現了“兩面吃”的收債公司,和騙取受害者信息敲詐詐騙企業的“二道騙子”。謝永洪的微信群設置重重關卡,也是為了防止這些人混入其中。
兩年多來,無數被騙藏家致電上海市文物局,期待文物局“主持公道”。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上海市文物局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被騙前就來咨詢的藏家少,被騙後才來申冤的藏家多。有的人是藏品被正規拍賣企業鑒定為沒有什麽價值,但仍不死心,最後被騙,也有的人連續六七次被騙才恍然大悟;甚至有“黑吃黑”失敗者——本想用地攤上低價買來的藏品“以小博大”,騙那些“來者不拒”的鑒定、拍賣公司,未曾想反而落入了後者的圈套。
文物局並沒有與此相關的“主持公道”的執法權。文物保護法、《文物拍賣管理辦法》賦予文物行政部門具有約束力的職權,只有簡單幾條:頒發給符合條件的拍賣企業《文物拍賣許可證》,對持有《文物拍賣許可證》的拍賣企業進行拍賣前的文物審核、拍賣後的文物記錄備案。
一方面,《文物拍賣許可證》“申請容易吊銷難”,最高的申請門檻,也不過是“有5名以上文物拍賣專業人員(具有文博系列高級職稱或具有《文物拍賣企業專業人員資格證書》)”。但吊銷程序,卻只能在拍賣企業明確違法違規時才能進行。要把關,文物行政部門只能守緊每兩年一次的年審這道“關口”。
在涉案的拍賣企業中,絕大多數根本未持有《文物拍賣許可證》。按照文物保護法,它們若被認定為“尚不構成犯罪”,就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予以制止”,並處以相應罰款。
更無奈的是,“文物拍賣”的相關法律法規,對很多受騙的藏家其實沒有效力。因為他們的許多藏品根本就是現代制品,不在文物保護法規定的五種“文物”範圍之內。
如果藏家在被騙之前咨詢,文物局還能引導他們到有《文物拍賣許可證》的公司進行鑒定、拍賣——在上海,這些公司共有53家,在上海文物局官網上都有公示。如果藏家已經被騙,心急如焚,工作人員就只能建議他們轉向工商或公安機關報案。但鑒定、拍賣類案件,在這兩者的工作範疇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最近一年來,上海市文物局和國家文物局也做了一些主動嘗試,比如拍攝《遠離古玩陷阱》等宣傳片,揭露鑒定、拍賣騙局。早在2014年10月,國家文物局就批準了天津市文物開發咨詢服務中心等7家文博單位,在民間開展收藏文物鑒定的試點工作,至2016年底,共為四千多名藏家鑒定了7萬余件藏品。2017年3月,上海市文物局又推薦了上海文物商店、朵雲軒集團、上海市收藏家協會三家單位,免費面向社會公眾開展民間收藏文物公益鑒定咨詢,試點期一年。
文物鑒定主觀性強,相關法律也長期存在空白。國家文物局正在加緊制定《文物鑒定規程》。規程出臺後,將對文物鑒定機構及從業人員提出引導性要求,對文物鑒定業務的全流程進行規範,對“文物鑒定證書”的出具及內容做出明確的要求。
“文物鑒定、拍賣詐騙之所以頻發,”上海市文物局的相關工作人員這樣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首先是詐騙公司動邪念,其次是制度建設不完備,最後是受害藏家有貪心。”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承載,曾經追溯占據全國拍賣“大半壁江山”的民國上海,他總結出:當年除了頂級的傳統收藏世家、熱愛收藏的巨賈,以及小部分晚清遺老外,是教授、高級醫生、中小企業主、銀行金領等受過高等教育、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士,組成了藏家金字塔的基礎。這些人在行業協會等渠道的幫助下接觸到相關的收藏專家和知識,然後才拿出錢來試水買進。而現在的局面是,很多不具備相關文物、鑒定、拍賣知識的人,跳入文物收藏的洪流中,迷失在真假難辨的信息海洋里。“收藏群體如此之大,而其文化層次如此之低,前所未有。”承載說。
當大量藏家的藏品無法得到正規拍賣企業的青睞時,鑒定、拍賣詐騙公司就應運而生,正好投合一批藏家“撿漏”的想法。在承載看來,撿漏在現如今也不是沒有可能,“文物本身的神秘性正是它們對藏家的吸引所在”,但撿漏終歸需要的還是知識,而非運氣:“任何的盲目自大,最後都會導致不必要的代價。”